毛澤東靠什么走出千難萬險的逆境，而且越挫越奮？

毛澤東靠什么凝聚人心，使各路精英匯集在他的旗下？

他有一面心靈的旗幟！

一、“我不信邪，偏要出兩個太陽給他看看”

1974年，81歲的毛澤東最后一次離京巡視，深秋季節(jié)來到長沙。這位看見風浪就忍不住激動的革命老人，已無法到橘子洲頭去浪遏飛舟了。他來到了長沙市游泳館。

他先是坐在藤椅上，鼓勵警衛(wèi)人員從10米高的跳臺上往下魚躍，他的眼睛事實上已看不見什么，給他帶來滿足的是人和水撞擊的聲音。漸漸地，他站了起來，摸索著走向下水扶梯。一游就是40分鐘。衛(wèi)士長王祖培上前扶托他上岸，他操著濃重的湖南口音吐出五個字：“自—力—更—生嘛！”

這是毛澤東最后一次下水游泳。

這里是他揚帆起錨開始搏擊生涯的港灣。

革命家大都有一個共同的心理起點——反抗！

從鄉(xiāng)村的淺池綠水到革命的洪濤巨浪，毛澤東的起點，就是他出生的上場屋坪下的那個蓮塘。

13歲那年，父親當著客人的面罵他懶而無用，這大大傷害了他的自尊，他頂撞后跑到蓮塘跟前，聲稱如果再逼近他就跳下去。父親無奈，只好同他談判。“戰(zhàn)爭就這樣結束了”。這位少年獲得一個直觀的真理：“如果溫順馴服，他反而打罵我更厲害?！?/p>

兒子同父親的沖突，是一個永恒的社會主題。家庭革命是社會革命的胚胎。群山環(huán)抱的韶山沖濃縮著幾千年中國社會的矛盾死結，重復孕育著一個永恒的真理。

毛澤東從小與父親的矛盾和斗爭，培養(yǎng)鍛煉了他，對毛澤東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懈的“造反”精神和“叛逆”行為的形成有著直接的影響。具有這種性格的人在社會的浪潮中將發(fā)揮巨大的作用。毛澤東與父親的關系并非不正常，恰恰相反，這是那個時代的共同特征，凡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青少年，特別是那些后來成為革命者的一批人，他們的生活和家庭關系何嘗不掀起這類風浪呢？這種特征不是個人的，這幾乎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毛澤東同代的很多人都是把家庭革命當作是社會革命和反對孔教傳統(tǒng)的第一步，它一定程度上可以稱為探索新準則、形成新秩序的初步組成部分。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的父親毛貽昌并不是壞人，他是屬于他自己那個時代的人。

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幾乎具有天生的斗爭性格，但這種“天性”中也有他的社會潛因——中國的歷史發(fā)生巨變的一刻，需要并培育出了擁有叛逆性格的一批精英！

在少年毛澤東和《水滸傳》里的造反英雄心心相印的那段日子里，一位姓彭的鐵匠率領輸了官司的哥老會弟兄，揭竿而起，被逼進了瀏山。官軍說他們是暴徒，圍剿捕殺。彭鐵匠那高高掛起的帶血頭顱，給毛澤東強烈的刺激。他敏感地意識到自己神往的梁山故事正在家鄉(xiāng)重演。這位少年做出了判斷：誰說暴民不是英雄俠士。后來，毛澤東對斯諾說：這是他最早的“政治意識”。

這是個了不起的伏筆。遙遠的梁山，眼前的瀏山，在一個少年的心脈里綿延起伏，竟通向了未來的井岡山。

在“五四”運動那個暴風驟雨的夏天，毛澤東感受到“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yè)已奔騰澎湃于湘江兩岸”。他站在了歷史潮頭，創(chuàng)辦《湘江評論》，去打開冰凍千年的洞庭閘門。他告訴世人一個秘密：“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

造反者寬闊而特殊的胸懷品格，被毛澤東濃縮成一個警句：“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紅樓夢》里鳳辣子一句賭氣的“如果張揚出去，肯定會引來殺身之禍”的話，經毛澤東反復宣傳，幾乎每個中國人都不陌生。

毛澤東從來不諱言他的這個性格特點，甚至是越到晚年，他越是向人們有意地展示他的這個性格特點，并把它同自己要做的“政治文章”，把它同自己畢生追求的事業(yè)理想，緊緊地擰在一起。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南方閱讀一本蘇聯(lián)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意在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可他忘不了政治，他說：“看到革命兩個字就高興?！?/p>

1964年2月9日，毛澤東同外賓談到中蘇論爭，談到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時，特別說了這樣一句話：“一斗爭就高興了，他們一罵，特別是公開罵了以后，就高興了……到處都有斗爭，充滿矛盾?！?/p>

半年以后，他到南方巡視，在湖南，對省委的三位主要負責人說：“你們?yōu)槭裁磳χ醒氩慌u？”接著叮囑：“不管對先生、對家庭也好，要斗爭?！?/p>

遲暮之年，70年代著名的“最新指示”中，人們自然還記得這樣一句話：“八億人民，不斗行嗎？”

1964年，一位叫坂田昌一的日本科學家肯定想不到，當他為一篇講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高深論文畫上句號的時候，會引起大海這邊的政治領袖的強烈共鳴。毛澤東找來這篇科學論文，細細閱讀，還推薦給人看，并專門接見了這位日本科學家，講述自己對物質構成的看法。于是，他在政治和物理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再小的物質元素都可以一分為二，何況靠陰陽上下構成的大千世界！

支撐他的歷史觀、世界觀的，就是這樣一個把世界劈成兩半的思維習慣：

20年代，他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50年代，他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沒有調和的余地。

60年代，他說：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誰勝誰負的斗爭，還沒有真正解決。

從早年到晚年，他都堅信，被劈成兩半的世界，很難和平相處。于是，人們只能在斗爭的風浪中實現自我的價值，接近群體的理想。

1919年在《民眾大聯(lián)合》里，他讓讀者注意：“我們且看俄羅斯的貔貅十萬，忽然將鷲旗換了紅旗，就可覺得這中間有很深的思想了?！笔裁此枷肽?？——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