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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廣西多民族文學大系(1919—2019):中篇小說卷(1949—2019) 作者:黃偉林,劉鐵群 編


導 言

廣西中篇小說70年述評

70年來的廣西當代文學, 一如奔流不息的大河, 有嘹亮壯闊的奔騰, 也有喑啞沉郁的淤積, 蘊蓄在不同的時間與區(qū)域之中, 風景不同, 情態(tài)各異, 蜿蜒曲折之中, 只見浩浩蕩蕩, 一直匯入磅礴的歷史汪洋, 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文學的重要支脈。

當代廣西的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 是最為引人矚目的文學類型, 也代表了廣西小說的最高水平。 作家隊伍上呈現(xiàn)出年齡層次豐富、思想旨向多樣的狀態(tài), 且很多重要作家都有自己極具代表性的中篇作品。 不同的精神旨向、敘事態(tài)度、語言修辭與意識形態(tài)匯聚于斯, 呈現(xiàn)出百舸爭流、千帆競發(fā)的發(fā)展態(tài)勢。 故而,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 廣西的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 便有了長足的發(fā)展, 也涌現(xiàn)了一大批在國內(nèi)頗具影響的作品, 不僅如此, 該時期的廣西中篇, 積極參與到當時全國性的文學思潮之中, 同時結(jié)合自身的民族與地方特性, 有意識地進行地方文化的認知與建構(gòu), 鑄成形態(tài)獨異的敘事風格;而到了90年代, 中篇小說的思想更為成熟, 尤其通過女性主義的寫作、世俗與世情形態(tài)的書寫以及對個體生存苦難的關(guān)注, 將敘事的向度推向更深的層級;21世紀以來, 當代廣西的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 明顯突破了既往的敘事框架, 在小說的歷史維度、敘事的世界觀念、主體的價值探詢與人物的精神糾葛等方面, 都有著全新的探索。

地域性與民族性始終是廣西當代文學揮之不去的文化標識, 地處西南地區(qū)的廣西, 本土斑斕多彩的鄉(xiāng)土民俗文化, 在與當代的政治和商業(yè)浪潮的融合中發(fā)生效應, 進而產(chǎn)生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以及地方與全國/全球的接榫交互, 在文學中表現(xiàn)為多重的文化價值與審美傾向的碰撞。 這個時期的廣西文學, 雄偉壯闊, 蒼茫悠遠,回到本土歷史現(xiàn)場, 回到區(qū)域文化的腹地, 與之對話, 與之商榷, 有齟齬, 有對抗, 有爭奪, 甚至有妥協(xié), 共同創(chuàng)造出了歷史地理意義上的廣西文學。

陳肖人的 ?黑蕉林皇后? 講的是30歲的年輕寡婦程秀瑛的情感曲折, 程秀瑛偶然搭救了鄉(xiāng)村青年謝茂生, 收留了他, 安排他在香菇林做活, 兩人在這個過程漸生情愫, 走在了一起。 但程秀瑛的一片真心, 換來的卻是謝茂生的猶豫不決,最終讓兩人錯過了對方?!?黑蕉林皇后? (以下簡稱 ?皇后? ) 寫一個農(nóng)家新寡在山野生活中的追求和選擇, 訴諸我們的并非厭棄世俗文明, 回歸大自然的旨意,而是對自奮自強的陽剛之美的呼喚?!?皇后? 并不是那種逃避文明、否定人欲的俗氣主題, 它的主題其實是封閉世界中人的尊嚴的覺醒。 在我國當代南方文學中, 如古華的 ?芙蓉鎮(zhèn)? ?爬滿青藤的木屋? 等, 同樣是貫徹著這一人的自覺的線索。 ……在 ?皇后? 里, 由于靈情既有潛藏又有飛動, 更多的是飛動, 使得肖人的作品原先的樸素格調(diào)因有流動感而呈別一境界?!?span >[1] 可以說, 黑蕉林皇后程秀瑛經(jīng)營香菇林的勤奮專業(yè), 對愛情的執(zhí)著勇敢, 足以見出本民族人民的美德與心智, 這也是小說禮贊的中心。 然而在小說中, 鄉(xiāng)村知識青年謝茂生身上, 更能投射出歷史與人性的信息, 謝茂生出身農(nóng)村, 卻附有知識分子的影子, 但是他眼高手低, 自身的性格特質(zhì)、知識儲備和精神力量, 均不足以支撐自我的成長和蛻變。 他一無所有, 卻首鼠兩端, 患得患失, 映射出改革開放前后青年人的內(nèi)心惶惑。 謝茂生也在如是之彷徨無依中, 失卻了傳統(tǒng)的堅守, 也錯失了自我的成長。從而昭示了在革命與后革命時代的轉(zhuǎn)接中, 尤其是商品社會的初露雛形之時, 傳統(tǒng)的感情結(jié)構(gòu)遭受沖擊, 且面臨瓦解。 由此凸顯的人心不安和理性未就, 令社會主義新時期之“新人”的主體性塑造遭受阻滯和變異。

張宗栻在80年代寫出了 ?流金的河? ( ?廣西文學? 1985年第5期) 、?大鳥? (?當代? 1988年第2期) 等名篇, 對廣西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生活歷史與革命斗爭, 進行了深入的探索。 其中 ?大鳥? 以莫納、莫普、莫亞以及芒薩的家族史為敘事的中心, 實際上糅合了戰(zhàn)爭史、民族史與本民族的精神史, 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歷史在小說中并不占據(jù)主要地位, 而更多的是以背景的方式呈現(xiàn)。 小說聚焦的是莫亞的成長史與芒薩跌宕兇險的生命歷程。 尤其通過莫亞自始至終對父親的尋覓, 在一往無前的探險之中, 他的純真、勇敢、堅毅, 事實上昭示著自我的真正建立。 在小說中, 鷹是他們的圖騰與禁忌, 是人們尋常生活的映照, 鄉(xiāng)民們面對懼愛交加的鷹時, 映襯出的是自我的恐懼和祈禱, 更為重要的, 鷹的敏銳、桀驁, 滲透到了他們的血液之中, 造就了他們的命運, 也鑄成了其靈魂。

梅帥元的 ?紅水河? ( ?人民文學? 1988年第7期) 寫出了傳統(tǒng)的精神寄托,民俗意義上對母親河的崇拜和依賴, 與現(xiàn)代化的水電站建設中體現(xiàn)出來的人民福祉, 彼此融合無間, 兩者一同走向開放和未來。 在這里, 少數(shù)民族的“民族”傳統(tǒng)與中華民族的“民族”復興是相輔相成的, 局部與整體的聯(lián)結(jié), 代表著民族與國家的融合、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整一。 紅水河龍灘水電站的建設, 事實上是傳統(tǒng)的神話與現(xiàn)代神話的同構(gòu), 兩者的歸屬與希冀是相互映襯的, 一個是傳統(tǒng)的民俗的和宗教的圖騰, 一個是現(xiàn)代的民生的國家的未來。 ?紅水河? 的語言繁復華麗, 小說格調(diào)鏗鏘激昂, 小說彌漫著戰(zhàn)天斗地, 與自然共舞的豪情壯志, 少數(shù)民族人民的生命力量從中顯現(xiàn), 也代表中華民族的社會主義建設熱潮。 其中任勞任怨、披荊斬棘的老工程師, 淳樸善良的村民, 甚至是一牛一馬, 都沉浸在社會改造/改革的潮流之中, 在歷史的虹吸中展現(xiàn)民族生存與發(fā)展的偉力。

林白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迅速崛起, 以其對女性心理的摹寫和對現(xiàn)代情感倫理的探索, 奠定了自己在文學史的地位?!?0年代末90年代初的 ?同心愛者不能分手? ?子彈穿過蘋果?, 確立了她此后寫作的女性主題, 和獨特的個人特征 (人物身份, 故事發(fā)生場景, 地理氣候和心理氣氛, 講述方式)?!?span >[2] 小說 ?同心愛者不能分手? ( ?上海文學? 1989年第10期) 重點敘述了穿著月白色綢衣的女人與男教師以及“我”與天秤的情愛, 突出了女人與吉 (吉是其豢養(yǎng)的寵物狗) 之間的情誼, 后者比前者似乎顯得要更牢靠些。 而當寫到成功的愛情, 如都嚕與她的生物系才子時, 卻是一筆帶過的。 由此可見, 在林白那里, 女性的自我建構(gòu)過程,比如愛情的虛無、生活受挫時的私語與囈語、攬鏡自照時的自憐自愛、女性親密無間甚至是充滿同性愛戀意味的惺惺相惜、女性與寵物之間無處不在的溝通等,其與他者/男性之間的勾連是模糊而且曖昧的, 后者并不參與到女性主體意識的生成過程之中, 甚至與之相齟齬相抵觸。 在陳曉明看來,“這些故事多少有些離經(jīng)叛道, 其令人驚異之處, 可能在于它們隱含著 ‘同性戀’ 意味。 林白著眼的那些微妙的女性關(guān)系因為附加這樣一個系數(shù)而具有驚心動魄的效果, 令人望而卻步或想入非非。 林白的敘述細致而清麗, 女性相互吸引、逃離的那些環(huán)節(jié)委婉有致”[3]。這里所謂的“微妙”與“委婉”所指示的, 是女性主體間的關(guān)系, 其中究竟意味著什么, 同樣代表著小說的核心。 關(guān)于這一點, 在小說中, 敘事者“我”并不是小說主角, 而只是其中的參與者, 女性角色沒有主次之分, 意在彼此之間保持獨立與平等, 擯棄男權(quán)所構(gòu)造的等級秩序;不僅如此,“我”是其中的見證者, 在波瀾不驚的講述背后, 實際上內(nèi)地里澎湃洶涌, 女性在控制自己的言行, 掌握揣度自己的生死, 改造自我的命運, 傾聽自身的聲音。 女性所有的語言, 都在指向自我, 作者試圖從言語形態(tài)、行為模式以及與同性/異性的交互/對抗中, 真正構(gòu)建起女性意識的話語體系。

20世紀90年代的廣西當代文學, 最為突出的特征是商品社會與商業(yè)邏輯的發(fā)展成型、女性意識的進一步覺醒以及文學語言與形式的內(nèi)在革新。 喜宏的 ?超越檔次? ( ?當代? 1993年第1期), 率先表現(xiàn)涉外私營企業(yè)的內(nèi)部境況。 小說通過公司內(nèi)部各色人物的聚焦, 呈現(xiàn)出雇主與工人、農(nóng)民與市民的身份區(qū)分, 瓊妹與明泰, 嘉媛與本, 嘉媛與明泰之間, 無不充斥著文化層次、經(jīng)濟地位與階層意識的考量。 并且在權(quán)力與情感對峙糾葛中, 透露出90年代中國商業(yè)文化中的等級觀念和人際次序, 并對經(jīng)濟邏輯與商業(yè)話語中的利害關(guān)系和情感投入進行了省思。小說人物不同于以往的身份意識、自我定位、精神準繩等, 標志著新的一輪價值認同和精神趨向, 尤其代表90年代以來商品經(jīng)濟大潮沖擊下形成的價值秩序和觀念結(jié)構(gòu), 個體/群體的認知體系和情感習慣也由此而形塑。 小說的最后, 瓊妹以死謝幕, 而明泰則漸變冷酷, 傳統(tǒng)的經(jīng)驗意識與現(xiàn)代的工業(yè)社會和商業(yè)管理之間的沖突已經(jīng)凸顯, 城/鄉(xiāng)、國內(nèi)/國外的二元結(jié)構(gòu)以及由此構(gòu)成的觀念體系, 也開始影響著各個階層的人。

常弼宇的 ?歌劫? ( ?當代? 1993年第3期), 將廣西的山歌置于時代的流變中, 令其領受歷史的殘酷與榮光, 其中所彰顯出來的人心的變遷與民族的現(xiàn)代化相互交織。 小說表面上聚焦的是山歌, 表達的是山歌所投射出來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其不僅可以調(diào)適勞作的疲累, 提高勞動熱忱, 而且能夠豐富日常生活, 提升精神意志, 人內(nèi)在的能量也常常得以迸發(fā)。 整個小說都寫出了山歌的神秘與動人,而在山歌的背后, 實際上摹寫的是歌詠的歌者, 尤其以五姐妹與獨腳篾匠等人的歷史沉浮和人世沉降為中心, 他們?yōu)檎嗡鼟叮?嘗盡人間冷暖, 卻在沉重的苦難中, 以山歌渡劫?!吧礁枵娴哪芡炀仁チ松淖孕诺牟柯洹M管這位歌圩上瀟灑到最后的女性曾有勇氣跨過遍地荊棘、歷盡苦難。 只有到了生與死的選擇的時刻, 她才看到了山歌最后的光彩……在山歌最后光彩的照耀下, 他們終于讀解了高高山上的謎碑, 沉默多少萬年的白骨與他們溝通了信息, 化作安息逝去, 進入人類不可理喻的自由境界。 于是那支山歌雄壯的主體就挽起一對歷盡滄桑的男女, 如入無人之境地走向理想的歸宿, 做任何自愿的選擇時都不再有人間的羞澀……”[4]山歌的無力與力量在這個過程中得到辯證, 小說中顯著的尋根主題, 將山歌的失語與重現(xiàn)表達了出來, 被政治革命所遮蔽所戕害的山歌及其歌者, 由于傳統(tǒng)的內(nèi)蘊與歷史的召喚, 再一次奔涌出生命的覺知與理想的訴求。

90年代的書寫, 林白更為注重對女性身體的透視。“北諾和我, 我們體內(nèi)的液汁使我們閃閃發(fā)亮。”[5] 女性得以實現(xiàn)自我的凝視過程, 是建構(gòu)主體意識的必要途徑。 不僅如此, 林白小說在女性的內(nèi)在精神層次上, 尤其是透過女性主體內(nèi)在的分化和裂變, 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性別與倫理探索。 這在 ?回廊之椅? ( ?鐘山? 1993年第5期) 、?致命的飛翔? ( ?花城? 1995年第1期) 等小說中, 都有著深層次的體現(xiàn)。 林白的小說往往將社會的道德規(guī)范擱置, 生活倫理在文本中是淡化且模糊不清的, 作者也意在從中解放女性, 更重要的是突破那些條框的鉗制, 女性對自我的發(fā)覺才能在某種過度化的設定中, 得以釋放出來, 在此過程中, 女性由反叛回到自我, 思忖和審視自身, 甚至“我”出現(xiàn)了分裂:

我常常想到, 登陸家里有一個恩愛 (似乎) 的老婆, 外面又有我這樣一個情人, 這使他的生活十全十美, 我常常覺得, 我對于他僅僅是一種點綴, 是無足輕重的。“點綴”……這個詞被我一次次地強加在我與登陸關(guān)系中李萵的頭上, 像一朵難看的大花 (灰色、下垂、萎靡不振、喪氣) 被我戴在自己的頭上, 像一只病雞戴著一頂歪膩膩的雞冠, 這個喜歡自虐的人在塵土彌漫的書庫中看到自己心造的形象, 實際上, 她清秀、嬌小、楚楚動人地站在那里。[6]

這種內(nèi)在的分裂, 既是對男性/他者的指控, 同時也是自我的省思, 一個復雜的主體也于焉形塑, 從自戀到自憐, 再到自省甚至是自棄, 甚至像北諾一樣以毀滅的方式走向涅槃, 可以想見, 女性辨識自身的歷程何其曲折艱難。 林白的小說也由此在女性主義文學界域中走向深化。

東西小說的先鋒色彩極為濃重, 他往往回到鄉(xiāng)土題材之中, 注視人物的生活現(xiàn)場, 發(fā)掘人物生存的艱難與苦難, ?沒有語言的生活? ( ?收獲? 1996年第1期) 、?目光愈拉愈長? ( ?人民文學? 1998年第1期) 是他在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沒有語言的生活? 描寫了聾子王家寬的生活與情感, 王家寬由于聽覺上的缺憾,在生活中充滿了誤認和誤讀?!皼]有語言的生活”中的“語言”來自外部世界,盡管在人的感官中缺了一環(huán), 卻并非是完全封閉的。 但是小說對焦那個殘缺的部分, 生成諸種理解的偏差, 令人物的生存出現(xiàn)了種種謬誤和悲苦。 需要說明的是,人的苦難并不出于感官的表層原因, 而更重要的因由出自外部的缺憾與內(nèi)心的殘缺。 如果進一步上升到一個普遍的層面, 不僅是王家寬, 人們在生命的延續(xù)中,又何嘗不充滿著諸多的遮蔽與偏誤, 也就是說, 每個人事實上都過著如此這般“沒有語言的生活”。 然而, 也許所有的深刻都包含著片面, 任何的判斷都有所偏倚, 所有的言行都不免執(zhí)于一端, 面面俱到往往疏于表面和膚淺, 網(wǎng)羅萬象究竟意味著不能承受之重。 我們于光怪陸離中生存, 不得不直面世間之五色神迷, 在這種情況下, 人們欲裝聾作啞而不得, 就像小說中的朱靈, 被母親楊鳳池質(zhì)問懷上了誰的孩子時, 是多么渴望自己能像啞巴蔡玉珍一般沒有說話的負擔。 ?目光愈拉愈長? 表達的則是等待與尋找的主題, 從開始劉井和馬一定等待馬男方, 到馬男方尋覓負氣出走的妻子劉井, 再到兩人一起等待和找尋被拐賣的馬一定, 在目光愈拉愈長的凝視與守望中, 構(gòu)成了劉井和馬男方人生的全部;而馬一定的出現(xiàn),打破了這種循環(huán), 他想讀書, 要穿鞋, 意圖尋找自我理想的生活。 如果說馬一定的第一次失蹤是被動的, 那么最后的杳無蹤跡, 則是主動的出走, 而有意味的在最后,“她的目光愈拉愈長, 她看見馬一定坐在一張好看的餐桌旁吃午飯, 餐桌上擺著魚蝦和白白的米飯。 馬一定的身上穿著一件白得像紙一樣的衣服。 劉井用手在額頭上搭了一個涼棚, 再認真地看了看, 說真是一定, 他媽的, 他比我還吃得好, 穿得好”[7]。 劉井在兒子馬一定最后一次出走后的“目光愈拉愈長”中, 堅硬的思想似乎經(jīng)歷了開裂, 甚至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寄托, 開始反思甚至有所唾棄。作者試圖表達的是, 劉井們愈拉愈長的目光, 已然從外在的他人, 回歸自我的感知和體驗, 愈拉愈長的目光也于焉開始轉(zhuǎn)變, 并在愈來愈遠的他者與漸次拉近的自我之中, 實現(xiàn)主體意識的反省、重構(gòu)與建立。

鬼子的中篇在當時堪稱獨步, ?被雨淋濕的河? ( ?人民文學? 1997年第5期)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 (人民文學1999年第6期) 等, 關(guān)注的是瓦城內(nèi)外的人物命運與生存處境, 語言沉穩(wěn)中見靈性, 敘事干脆利落卻又飽含深情。 洪子誠在 ?中國當代文學史? 中提到:“鬼子、東西、李馮被稱為 ‘廣西三劍客’。 鬼子90年代中期才開始小說寫作, 他的最主要作品是 ‘瓦城三部曲’ —— ?瓦城上空的麥田?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 ?被雨淋濕的河?。 他和東西在90年代后期的創(chuàng)作, 都表現(xiàn)了關(guān)注底層民眾艱難處境, 探索超越個人體驗, 重新表現(xiàn)歷史化現(xiàn)實的道路?!?span >[8] 其中, ?被雨淋濕的河? 以“我”為視角, 描述了喪妻的陳村及其子女曉雷曉雨的人生境遇, 講述了他們的生死苦難。 小說對人物情態(tài)的寫作絲絲入扣, 通過表層的敘述就能直抵內(nèi)心和人性, 這是鬼子小說最為精彩之處。

血案是下午三點左右發(fā)生的。 傍晚的時候, 站在門邊的陳村突然發(fā)現(xiàn)歸來的曉雷兩只眼睛竟像不是肉長的, 而像一種空無一物的泥丸。 陳村的心思因此突然地緊張了起來, 他覺得那樣的一種眼睛, 也是一種隨時都會出事的眼睛。 這種眼睛看上去雖然空空洞洞的, 好像什么都不在乎, 可一旦碰著什么異物, 就會當即電閃雷鳴, 烈火熊熊, 最后把生命匆匆地了結(jié)成一段悔恨的故事。[9]

平穩(wěn)的敘事語調(diào)中已然透露出驚心動魄的故事。 對于陳村一家而言, 家中原來賴以維生的土地已經(jīng)失去其價值和意義, 走投無路的鄉(xiāng)村青年曉雷, 以一腔熱血走南闖北, 始終堅持正義, 卻處處碰壁, 最后為人所害。 八九十年代的鄉(xiāng)村轉(zhuǎn)型, 青年脫離了土地, 經(jīng)濟上無所依憑, 開始投身城市, 擁抱商品經(jīng)濟, 然而卻為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社會所累, 世間之惡與人性之惡, 讓青年吃盡了苦頭, 但他們又不甘心淪為多余人與受害者, 唯有抗爭才可不至于沉淪, 而毀滅與自我毀滅也成了最終的控訴。 如此看來, 鬼子的 ?被雨淋濕的河? 事實上存在著兩重寓意, 一是如陳村、曉雷、“我”等人一般, 本來河顧自流, 奈何正直善良總被雨打風吹去, 終而被澆滅被踐踏;另一層則是河被雨淋濕, 即水沒于水中, 悄無聲息地消泯逝去, 作者假以寄寓甚或反抗人性的沉淪和世界的沉默。

進入2000年, 女作家的崛起在廣西當代文學中, 形成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這個時期的中篇小說所呈現(xiàn)出來的女性書寫, 主要聚焦的是女性的身份意識和社會處境, 對男權(quán)主義的審視和批判, 甚至回到女性自身的反思和覺醒, 從而實現(xiàn)女性主體性的發(fā)掘, 使其在新的歷史境況和時代氛圍中, 建構(gòu)女性的生命價值和情感世界。 映川的 ?不能掉頭? ( ?人民文學? 2004年第10期) 、紀塵的 ?九月? ( ?芙蓉? 2004年第2期) 、凌潔的 ?水里的月亮在天上? ( ?上海文學? 2008年第4期) 、黃詠梅的 ?檔案? ( ?人民文學? 2009年第6期) 、映川的 ?狩獵季? (?花城? 2013年第5期) 等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其中, 凌潔 ?水里的月亮在天上? 主要敘述了蘇拉、馬格等人的邊地生活和情感曲折, 無論是馬格, 還是蘇拉、戚秀蘭母女, 她們的性格無不是隱忍、懦弱的, 受男性控制和擺布, 在情感的旋渦中不可自拔。 小說充滿了對女性的同情和對男性的控訴, 其中, 女性的愛情和渴求, 往往坦蕩真摯;而李偉、林進等男性則顯得極其猥瑣罪惡。 小說題中“水里的月亮”顯然指的是蘇拉等人的現(xiàn)實處境, 她們無法擺脫生活的厄運和情感的困局, 愛情的期待與理想的渴望也始終“在天上”, 近在眼前卻遠在天邊, 是遙不可及的幻夢。

突然想起夢中殷西里的聲音: 哪一條航道能直接回到你身邊?

蘇拉低了頭, 水里映著一彎下弦月, 射著玻璃光一般的清輝, 凜冽而模糊。仰頭看, 西天星稀處, 見水里那彎月亮正清冷地別在天上, 如一彎疏淡的眉。[10]

可以說, 在近乎無望的情況下, 殷西里的出現(xiàn), 在蘇拉的生命中形成了一種隱喻, 其固然標志著可望而不可即的所在, 然而卻成為女性內(nèi)心不變的星輝與月色, 盡管沉入水中, 墜入困頓, 仍然不忘抬頭仰望天空的光芒。

映川的 ?狩獵季? 講述了李綠、周啟等人為從處長董固業(yè)手中拿到項目, 一起到云霄山獵鳥, 牽引出董固業(yè)、周啟等人的官商勾結(jié), 也勾勒出了李綠樸質(zhì)無華的農(nóng)民舅舅舅媽, 以及鳥類保護者表弟許寬道與高校教師蘇玉石等形象。 在云霄山上, 李綠的表弟許寬道耿直正義, 以保護環(huán)境為己任, 最終殞命于捕鳥者的獵槍之下;而內(nèi)心虛偽的知識分子蘇玉石在其中坐收名利。 小說除傳達出環(huán)境破壞、官商勾結(jié)的主題外, 也演繹出了一個女性覺醒復仇的故事: 31歲的李綠因焦慮自身婚事, 著了周啟的道, 受其誘騙, 后得知真相, 憤而反擊;而另一方面,在一出出螳螂捕蟬黃雀在后的現(xiàn)代“狩獵”場中, 無論是李綠的覺悟, 還是大學知識分子良知的發(fā)現(xiàn), 都指示著一個自我的反思與改造的過程。

同樣作為女作家的楊麗達, 其創(chuàng)作卻展現(xiàn)出了對主體深層次的內(nèi)心世界及其所投射出來的理想世界的糾葛。 ?桃花塘記? ( ?上海文學? 2006年第12期) 中的婦產(chǎn)科醫(yī)生解花語兼及主人公與敘事者, 她既是內(nèi)置的情感視角, 同時也是旁觀者。 其本是精神病患者, 然而敘說卻不徐不緩, 有板有眼;與此同時, 小說無論是人物刻畫還是心理描寫, 語言都非常飽滿, 因而無論是人物言說還是小說敘事, 都賦予了精神病群體以尋常的人性和欲望, 他們的喜怒哀樂愛欲恨, 也都異常飽滿, 呼之欲出。 以解花語、青娥等人為代表的精神病者, 固然因世俗的創(chuàng)傷,不僅精神出了狀況, 甚至人的感官都開始紊亂, 胡言亂語, 囈語夢話, 仿佛進入了異于常人的空間。 在這里, 精神病世界中, 仿佛存在著自身的一套生存體系和話語系統(tǒng), 與其他“正?!钡脑捳Z相平行。 而作者也有意讓二者產(chǎn)生交集, 最突出的表現(xiàn), 是解花語的丈夫衛(wèi)軍智, 他來到桃花塘, 卻背著妻子與情人打電話,“故意把廁所的水沖得嘩嘩響”以掩人耳目, 最后甚至對妻子施以家暴。 小說在這里提出了新的命題, 也即精神病之名應當成為誰之實, 異與常這兩套被福柯揭示和批判的話語, 有其反轉(zhuǎn)的可能與反思的空間。 事實上, 在精神病院里, 也有著尋常溫暖的對話與娛樂, 有劉廚子和青娥的真情, 有解花語與醫(yī)生東方紅日的感情, 更有始終守候、舍身拯救青娥母子的柴狗等等。 諸般情感都顯得真摯可貴,與她們在現(xiàn)實世界中所遭際的罪惡形成強烈的反差, 于是, 桃花塘在小說中成為了逃離、審視和批判現(xiàn)實人生的烏托邦。 楊麗達并不是高產(chǎn)的作家, 但小說質(zhì)量均屬上乘。 她在 ?六根? ( ?天涯? 2017年第2期) 塑造了“六根”這一人物?!傲睒O易令人想起六根清凈, 但是面對瑣屑尋常的生活和家庭, 主人公六根卻難以平和清凈起來, 然而他還是與之抗爭, 儼然莽莽濁世中的一股清流。 作者的人物摹寫飽滿而有節(jié)制, 個體的言行拋出去了, 能收得回來, 人物不做作, 敘事也毫無匠氣, 故而在表現(xiàn)知識分子的進與退、真與偽、善與惡時, 顯得尤為適切真實。

陳謙的 ?特蕾莎的流氓犯? ( ?收獲? 2008年第2期), 主人公從廣西南寧的李紅梅變“名”為美國硅谷的特蕾莎,“實”也隨之轉(zhuǎn)變。 其中蘊蓄著寄寓于異國他鄉(xiāng)所帶來的生活空間、價值觀念和情感記憶等因素的更迭。 然而小說同樣探索變動不居中的不變, 也即阿梅的內(nèi)心創(chuàng)傷與歷史創(chuàng)痛相互疊加, 即便在特蕾莎那里, 依然如黑夜中的野獸侵襲, 凌厲而沉重, 在生命中始終揮之不去。 小說所謂的“流氓”, 代表的是特殊年代的人性萌動和欲念奔涌, 甚至被荒唐的歷史定義為罪與惡的范疇, 給人帶來難以磨滅的創(chuàng)傷。 小說最后以懺悔超越了那段歷史,也抹平了糙糲黑暗的記憶, 獲得了新的寬容和諒解。 其中的人物, 著名史學青年學者王旭東, 最終完成了一本 ?每一個人的“文革”?, 副標題是“特蕾莎的流氓犯”, 將自身的懺悔包裹其中。 而攜帶著李紅梅記憶的特蕾莎深受觸動, 內(nèi)心的野獸也漸漸遠去, 同樣化成了直面、悔改和救贖。

此一時期的男性作家寫作, 則顯出沉穩(wěn)深邃的特質(zhì), 既有講述歷史的長時間的維度敘事, 同時也有聚焦特定歷史時段或某一人物/事件斷面的敘事。

凡一平的 ?理發(fā)師? ( ?青年文學? 2001年第11期), 將人物命運置于歷史的起伏跌宕之中, 陸平、宋穎儀、宋豐年等都經(jīng)歷過抗日戰(zhàn)爭、國共內(nèi)戰(zhàn), 世事沉浮, 小說極其注重戲劇性的營造, 在流暢的敘事節(jié)奏下, 揭示人物命運的飄忽動蕩。 小說文本的敘事結(jié)構(gòu)也非常完整, 陸平開篇替紅軍理發(fā), 末尾處重遇紅軍得以保存性命, 并最終得到釋放, 與宋穎儀過上了新生活。 小說以理發(fā)師的一門手藝巧妙貫穿始終, 個體在歷史洪流的裹挾下, 依舊保持著平和樂觀的心智, 在不同時代所投射的陰影中, 再無奈, 再不得已, 也要謀一處生存, 爭一絲生機。作品所傳導出來的, 是人性的柔弱與堅忍同在, 生命的屈辱與尊嚴并存。 此外,凡一平發(fā)表于2019年的中篇小說 ?我們的師傅?, 也同樣以別出心裁的故事, 展現(xiàn)了作者敘事的功力。

鬼子是廣西三劍客之一, 他在2002年完成了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瓦城上空的麥田? (?人民文學? 2002年第10期), 小說通過老人李四及其子女的一連串荒唐與荒誕的遭際, 表面上聚焦的是人倫和親情?!霸诿恳粋€當父母的心中, 他們的任何一個孩子, 其實都是一塊麥田, 等你大了, 等你結(jié)了婚, 等你有了小孩, 你就什么都知道了。 從那以后, 不管是送來我的李瓦, 還是送來我的李城, 送到后我都會爬到這里來, 我總是像現(xiàn)在這樣坐著, 然后看一看天空, 看一看天邊的白云,我會覺得我心中的又一塊麥田, 在飄呀飄呀, 從山里又遠遠地飄到了瓦城來了。那種感覺你可以想象, 那真是太幸福, 太幸福了?!?span >[11] 在老人李四那里, 傳統(tǒng)的親情倫理是不會消散的, 就像瓦城上空的白云, 只會暫時消隱, 不會消逝, 而且總會飄著飄著就回到瓦城來。 然而小說的敘事重心卻并不在此, 從李四埋怨子女的不孝順, 到裝死教訓三個子女, 再到子女弄假成真始終不愿承認父親李四還活著,直至最后李四想做父親終不得而含恨客死他鄉(xiāng), 李四無疑經(jīng)歷的是卡夫卡式的荒誕, 積重難返的誤解與誤認, 指示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可理喻與不可理解, 而其中被異化的現(xiàn)代主體對此卻全然不自知。

朱山坡作為廣西的“后三劍客”, 其小說創(chuàng)作善于透過生死苦難顯露深層的人性。 ?跟范宏大告別? ( ?天涯? 2007年第3期) 寫老人闕天津預知死之將至,欲與己告別, 也與人作別, 他想起了故人范宏大, 后者比他大一歲。 范曾經(jīng)的相親對象被闕奪走, 兩人也結(jié)下了諸多的恩怨。 妻子過世后, 闕心懷愧疚, 故欲死前與范告別。 然而最后當他們相遇時, 淪落至乞討的范宏大卻毫不領情, 只怪闕攪了他的一場好夢。 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 范宏大顯然早已辭別了曾經(jīng)的鄉(xiāng)土和故人, 而闕天津的告別, 事實上演化為一種召喚, 追溯往事, 追懷故人, 然而,到底時過境遷, 物是人非事事休, 宛如范宏大的一夢驚醒。 可以說, 跟范宏大告別的過程, 實際上是與一個傳統(tǒng)時代和鄉(xiāng)土空間告別的過程, 是與“老人”/一代人所執(zhí)念的故土情誼、親友情義甚至是禮義廉恥作別。

光盤的 ?重返梅山? ( ?民族文學? 2017年第8期) 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的批判性文本, 相比于流行的語言革新與敘事試驗, 這個中篇顯得誠懇而務實。 回到傳統(tǒng)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 直指當下的弊病, 試圖治病救人、匡扶正義, 更是指摘得失、關(guān)懷現(xiàn)實。 小說圍繞著三個對照展開敘事, 其一是爺孫之間的跨時空交流, 爺爺?shù)男蜗蠹捌涫论E, 始終作為商業(yè)成功的“我”心中或隱或現(xiàn)的道德標桿;其二是當下現(xiàn)實狀況與革命戰(zhàn)爭歷史的參照, 羸弱的個體與強悍的族群彼此形成映射;其三則是梅山發(fā)展的前后對比, 過往記憶中的山清水秀的自然風情, 已經(jīng)不復存在, 甚至為了表面繁榮弄虛作假。 事實上, 敘事者出走后的“重返”, 聯(lián)接了“五四”以來的批判模式, 有所不同的是,“五四”時期往往存在著啟蒙/被啟蒙、城/鄉(xiāng)的二元對立式的敘述, 而當代小說在出走—重返中形成的批判觀念, 逐漸與當下的人文、理性以及科學化的經(jīng)濟態(tài)度和管理經(jīng)驗相結(jié)合, 以新的眼光識見和觀念意識, 重新審視中國的鄉(xiāng)土世界。

田耳的小說, 往往傳達出生命的嚴酷以及殘酷中的無奈和反抗。 ?一天?(?長江文藝?2017年第24期) 講述雙胞胎姐妹雙潔和丹妮先后隕亡, 冷冰冰的人生苦痛, 折射出現(xiàn)實的尖銳。 小說敘事將社會性與人性并重, 在事件延展的過程中,與其說是一場虛構(gòu), 不如將其視為一次紀實性意味濃重的社會實錄。 作品直面?zhèn)€體的疼痛與死亡, 以禹懷山、范培宗為代表的學校方, 與丹妮家屬之間的較量與磋商、爭奪與妥協(xié), 如戲劇般將矛盾高度集中起來, 從丹妮跳樓自殺到入土為安的一天時間中, 集中呈現(xiàn)事件的沖突, 也于焉透露出各方人物浮世繪般的出場與收束, 映襯人世百態(tài)與世間冷暖, 生命的冷酷與關(guān)切也得以彰顯。

在當代廣西文學發(fā)展史中, 中篇小說是敘事最為堅實沉穩(wěn), 結(jié)構(gòu)最為成熟完整, 也最能反映廣西70年文學創(chuàng)作實績的類型。 在如是種種之中篇文本里, 小說作為一種敘事, 被提至一個穩(wěn)定的幅度, 在構(gòu)筑出來的思想平面上, 再現(xiàn)歷史與反思現(xiàn)實;與此同時, 中篇小說從篇幅和敘事習慣而言, 其作為一種沉穩(wěn)的寫作狀態(tài)和集中的敘事行為, 需要文體意識的自覺, 也即在充分的形式考量的基礎上,真正浮現(xiàn)出自身的面貌;在敘事時間上, 則傾向于一個階段或時段, 人物設置也不僅以一人做主, 而是講求多人互動, 線索開始突破單線鋪排, 既可以展現(xiàn)宏大的時間和人物群像, 又能在不同的人物關(guān)系中有所取舍和集中, 并在進退有據(jù)的文本書寫中, 鋪陳出新的敘事版圖與文學世界。

如前所述, 在70年來的廣西中篇小說中, 極為注重敘事元素內(nèi)部的多元博弈, 在不同的關(guān)系中進行爭奪與妥協(xié), 不僅從中呈現(xiàn)多方的矛盾糾葛, 即便是妥協(xié)的部分, 依然充滿力量, 其中之退讓、隱匿, 同樣是一種蓄勢待發(fā), 將積聚于內(nèi)部的潛藏的能量, 與顯性的表層的因素相互糾葛。 因而在小說敘事的內(nèi)在局面中, 布滿了交織與滲透、異見與共謀。 這便是廣西70年來的中篇小說為何取得如此高的成就的重要因素——文學的外在呈現(xiàn)與內(nèi)在元素之間, 達成一種平衡中的復雜與豐富, 進而將敘事推向新的高度。

曾 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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