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西方語言哲學中指稱理論的研究

關于指稱的研究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對語言的哲學思考。因此，我們可以將指稱研究視作語言哲學研究的起始。對于早期的哲學家們而言，指稱是一個圍繞指稱對象與指稱語之間的二元關系，即一定的指稱語對應相應的指稱對象。如我國語言學家王寅所言：“要指稱，就要命名；要命名，就要運用符號?！币虼耍阜Q的初始功能就是要通過一定形式的指稱語去談論現(xiàn)實世界中的具體事物，無論這一事物處于在場還是不在場。這一觀點正是西方語言學家羅素(Russell,1903)及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22)所持有的基本觀點。

哲學家密爾(Mill)首先提出了系統(tǒng)指稱論。他把大部分語詞都視為名詞，這些名詞的意義就是它們所指稱的東西。但是，現(xiàn)實問題是我們經常會用不同的名詞來指稱同一事物，也就是說現(xiàn)實中并不總是存在某一名詞與其指稱對象間的一一對應關系。關于這一問題，學界最經典的例子不外乎“暮星和晨星”之例。依據現(xiàn)實，暮星與晨星的所指對象均為金星。那么，我們?yōu)槭裁磿貌煌拿~對其進行指稱呢？就這一問題，德國哲學家弗雷格在其《論意義和指稱》一文中，提出了意義和指稱的區(qū)別。最終，弗雷格明確了名稱、意義和指稱三者間的關系，即:名稱憑借意義來指稱對象；與某個名稱相對應的是特定的意義，與特定的意義相對應的是特定的指稱，而與特定的指稱相對應的可能不是只有一個名稱。這便是所謂的“意義決定指稱”。

事實上，除去上述關于指稱語及意義間的關系問題外，推進指稱論之爭的還有另一個主要問題：名詞所指對象并不總是真實、客觀存在的。語言使用中，我們確實會使用某一具體語詞去指稱一些并不存在的事物，如“金山、孫悟空、鬼、神”等。這些問題既威脅到以密爾為代表的指稱論的根基，同時也影響了該指稱論的解釋力。為解決這一問題，羅素提出并發(fā)展了摹狀詞理論。羅素將用來對事物進行指稱的語詞分為“專名(proper name)”和“摹狀語”。這兩類詞語分別對應于“親知知識”和“描述知識”。所謂“親知知識”就是我們憑借個人直接感知經驗獲得的知識，而“描述知識”即通過對象屬性來了解對象的間接知識。此外，羅素又將“摹狀語”細分為“限定摹狀語”(definite description)和“非限定摹狀語”(indefinite description)兩類。羅素繼承了密爾的“內涵決定論”，認為任何一個名詞都有其指稱對象(即外延)和意義(即內涵)，每個專有名詞都有與其對應的一個或一組限定摹狀語(DD),語言使用者通過這些摹狀語描寫的意義就可以確定該名稱所指的事物。這樣一來，一些指稱語的“空名”之惑就自然被消解了，“當今的法國國王”也就有了其真值意義。

但是，羅素的摹狀論也并不是無懈可擊。人們很快發(fā)現(xiàn)了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即若將名稱的意義等同于一個有共同所指的摹狀語，不同的人便會給出不同的摹狀語，這樣也未免主觀性太強。正是因為這一問題的存在，以斯特勞森(Strawson)為代表的一些哲學家率先對羅素的摹狀論提出質疑。斯特勞森堅持認為，對于一定指稱詞的使用，我們應當強調使用該指稱語的人，而不是該指稱語。換言之，賦予特定指稱語意義(內涵)的是該指稱語的使用者，而不是該指稱語本身的意義(內涵)。至此，關于指稱的討論便突破了原來靜止的詞語層面，繼而上升為動態(tài)的詞語使用層面，也就是語用層。將指稱語放在一定語境中進行討論的哲學家中，還有另一位哲學家克里普克(Kripke)。與斯特勞森不同的是，克里普克認為指稱是由與該名詞相關的歷史或因果鏈條決定的，即“指稱歷史-因果論”?？死锲湛说倪@一論調完全將用作指稱的名詞的意義(內涵)否定，只肯定名詞的純粹的指稱(外延)。

小結

早期的哲學家們將指稱單純地看作是某種特定語言表達式與其所指對象之間的關系，認為指稱語的意義完全由其所指稱的對象所決定。無論是密爾還是羅素，盡管他們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指稱理論，但是他們均將語言使用放置在了一種靜態(tài)分析的狀態(tài)之下。然而，現(xiàn)實生活中的指稱語和其指稱對象間的關系會隨著語境的改變而變化。因此，對指稱的解釋就需要從最初的靜態(tài)解析下解放出來，放置在現(xiàn)實語境中對其進行動態(tài)的闡釋。無論是斯特勞森的語境論，還是克里普克的歷史-因果論，都是對指稱從靜態(tài)解析到動態(tài)闡釋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