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言

近二十年來，有不少中國學者把目光投向18世紀的英國。

18世紀是中國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也是英國中產階級新立憲政體鞏固、商業(yè)社會初步定型和工業(yè)革命發(fā)端的時代。此后，這兩個體制不同的國家經歷了截然相反的命運。中國迅速跌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淵。而英國則“開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并率先闖入現代文明的大門，成為現代世界的開路先鋒”⁽¹⁾以及“第一個工業(yè)化社會”⁽²⁾。歷史的對比發(fā)人深思。不僅如此，對于正在快速轉向市場經濟的中國來說，那時的英國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極有意義的參照。18世紀英國人的經驗和教訓也就隨著“走向未來”和“強國之路”等大型叢書走進我們的視野，當時英國的政治體制、經濟運行方式和哲學思想探索對社會發(fā)展的促進，引起了中國人的注意和思索。

遺憾的是，有關的討論在相當大程度上忽略了那個時代的英國人親身經歷的諸多思想危機和痛切感受到的困惑，以及他們對這些活生生的問題所做出的反應和思考。而這些問題，如國內近期不時出現的關于“現代化的陷阱”、關于“誠信為本”、“道德建設”以及所謂“簡單主義生活”的討論所提示的，乃是今天面對“現代”生存的中國人所無法避免的。因此，筆者力圖在介紹并評議18世紀英國小說的同時，把小說在彼時彼地的“興起”與“現代社會”的出現聯系起來考察，特別注重探究那些作品的意識形態(tài)功用，也就是它們與由社會轉型引發(fā)的思想和情感危機的內在關系。20世紀末葉，由于諸多思想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英美乃至整個西方對18世紀英國小說的學術興趣也出現了引人注目的“爆炸”。⁽³⁾本書與西方諸多研究18世紀文學文化的新論著有所不同，因為上述潛在的中國背景和中國關懷乃是筆者試圖重讀18世紀英國小說的出發(fā)點和指歸。

在18世紀末長大成人的簡·奧斯?。?775—1817）敏銳地意識到了小說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她在《諾桑覺寺》（1818）一書第五章中就小說發(fā)了一段不短的議論。敘述人“我”先是責備某些批評家甚至小說家信口貶低小說，然后她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一種流毒更廣的成見。她設想一位埋頭讀書的姑娘被人打斷時會做何反應：

“小姐，你在讀什么呢？”“哦，只不過是小說罷了，”那位年輕的女士答道，一邊假裝毫不介意地把手中的書放下，多少還有點不好意思——“不過是塞西麗亞、卡米拉或比琳達⁽⁴⁾?！被蛘撸喲灾?，不過是這樣一些作品，它們展示了最有力量的思想、關于人性的最透徹的知識以及對人的復雜性的最精妙的描繪；它們用最恰當的語言向世人傳達最生動活潑、恣肆汪洋的機智和幽默。⁽⁵⁾

讀小說讀得忘乎所以卻被人撞見，想象中的那位姑娘一時慌亂，窘態(tài)畢現。這表明，在一些紳士眼中（也即以曾經是主導的觀點看來），小說以及小說閱讀還有點低人一等，不大上得了臺盤。然而，敘述者“我”隨即毫不含糊地以一連好幾個“最”字概括小說的性質和特征，又說明這種文學形式已經深入人心。

在18世紀，小說還沒有成為“藝術”，還沒有從相對混沌的社會生活中被放逐，因而也沒有那么強烈的自我意識。當時的小說寫作者大都不是職業(yè)“小說家”。笛福（1660—1731）在很長時間里是工商業(yè)主；理查遜（1689—1761）是印刷商；斯威夫特（1667—1745）和斯特恩（1713—1768）長期擔任神職；菲爾?。?707—1754）和麥肯齊（1745—1831）是法官；斯摩萊特（1721—1771）曾經做過船醫(yī)；約翰遜博士（1709—1784）則很接近現代報人和學者；如此等等?；蛟S是出產“巨人”的文藝復興時代的余澤，這些尚沒有和主流社會實踐疏離、躲進象牙塔的文化人幾乎個個都是精力充沛的多面手。

在他們生活、寫作的年代里，英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正發(fā)生著意義深遠的變化。身處變遷之中并面對種種疑惑和問題的公眾自然對現實生活抱有很大的興趣和深切的關懷。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1962）一書中指出，在那個時期英國民眾討論甚至參與政治、經濟、思想和文化事務的公共領域得到空前（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絕后）的發(fā)展，文學即是公共領域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⁶⁾在這個文字構筑的“空間”里，作家寫虛構故事的目的是復雜多樣的。斯威夫特不會忘記政治斗爭。笛福肯定想到了掙錢。指望藉此養(yǎng)家活口的夏洛特·史密斯（1748—1806）更是不會忘記經濟效益。斯特恩與華爾浦爾（1717—1797）顯然存自娛并與同好者共娛之心。但是他們中沒有一個會忽略正在身邊進行的幾乎和每個人都有切身關系的各種論爭和探討，也沒有哪個會小看或否定文學教育公眾的作用。于是，“與社會生活密切結合”⁽⁷⁾就成了這個時代的文學的特征。在這方面，小說與畫家威廉·霍加思（1697—1764）那些風靡一時的雕版諷刺組畫，如《娼妓之路》（1732）、《浪子之路》（1733）、《時髦婚姻》（1745）和《勤與懶》（1747）等等，有異曲同工之妙。比如，《勤與懶》一組四幅畫表現了兩個學徒的人生——一個兢兢業(yè)業(yè)工作、娶了東家的女兒、繼承作坊產業(yè)并最后當上了倫敦市長；而另一個懶惰貪杯，后來淪落為罪犯并最終被送上絞架——其懲惡揚善、匡正人心的用意躍然紙上。盡管藝術媒介不同，畫家和小說家筆下的“敘事”都是對經驗的表達，對世事的評述，對未來的構想，對信仰的探討以及對讀者的勸和誡。作者毫不掩飾自己的說教意圖，因為教導公眾是他們的職責。⁽⁸⁾對那時的英國文化人特別是新興中產階級的文化人來說，以虛構文學思考、應對當代社會問題和思想問題乃至介入政治時事是從文的正路。斯威夫特、菲爾丁、斯摩萊特寫起諷刺文來勁頭十足，理查遜和約翰遜承擔道德說教的重任也毫不扭捏。

勤與懶（組畫之一）　霍加思作于1747年兩個徒工在織機前勞作，態(tài)度顯然不同

正因如此，對于年輕的奧斯丁們來說，“塞西麗亞、卡米拉或比琳達”才絕對不能輕描淡寫地用“只不過”一言以蔽之。她們是曾與她朝夕相伴的生動形象，與她的成長和生命血肉交融。這些虛構人物及其人生軌跡，是她獲得有關人生、社會、道德和哲學的知識的主要來源，也是她在文學“行當”里臨摹學藝的范本。因此，她深切地領會到，小說是不亞于詩歌體裁的藝術，它需要“最恰當的語言”，需要無與倫比的“機智和幽默”，并且比其他文類更能給讀者帶來廣泛而真摯的愉悅。更重要的是，小說傳達“最有力量的思想”和“關于人性的最透徹的知識”。它是闡發(fā)觀點、傳播知識的有效工具；是批判、爭論、對話的“場所”；也是讀者深化思想、擴展識見、培育性格的途徑。

在18世紀里，古老的敘事文學發(fā)展成現代意義上的散文“小說”。這是伊安·瓦特在《小說的興起》（1957）提出的一個基本觀點。該書是我們在討論英國18世紀小說時幾乎無法回避的里程碑式的重要專著。盡管筆者并不把瓦特的（至今引起很多爭論的）“興起”論看作有關“起點”的權威見解，無意割斷笛福和他以前的虛構文學的關系，也不否認笛福以前的某些作品大致可以被視為具有現代因子的“小說”，但是卻贊同瓦特的下述觀點：笛福、理查遜和菲爾丁等人的作品確實最早并最典型地代表了現代小說的主要問題意識和藝術特征——即對現代“個人”的關注，以及有意識地采用“形式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當然，如另一位探討“起源”的學者麥基恩所說，“寫實”追求也表達了一種問題意識，即有關“真相”的問題意識。他認為“真相”問題和（與新型“個人”相關的）“德行”問題“深刻地相關相似，促生了豐富的成果，這是小說得以生成發(fā)展的基礎”。⁽⁹⁾

瓦特把小說的興起與個人主義思想的興起——他論及的其他兩個重要因素是中產階級地位上升和廣泛讀者群的形成——聯系在一起，認為小說表達了“特定個人在特定時間、地點的特有經驗”⁽¹⁰⁾。任何時代的文學都與“人”相關，然而有關“個人”的觀念卻并非亙古即有的老話題，而是變化了的歷史境遇中出現的新思想。17世紀以前，西方通行的世界觀認為，神設的“眾生序列”（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把所有人的存在按一定等級秩序聯系在一起，構成一個整體。社會秩序中的位置和角色是固定的，充任某一角色的具體的人——如一個士兵和另一個士兵，一個妻子和另一個妻子——則是可以互換的。重要的是作為整體組成部分的社會角色而非具體的個人。16、17世紀以降，工商業(yè)和海外殖民事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城市擴張和傳統(tǒng)農業(yè)破產等等一系列變化，使舊有的階級、家族和行業(yè)關系等等紛紛松動甚至解體。人們不再生來從屬于某個相對固定的社會群體或擔當穩(wěn)定的社會角色，相反，他們似乎成了漂浮的孤獨個體，有可能或是不得不重新為自己定位，重新探求并塑造自己的角色和人生意義。⁽¹¹⁾這種典型的現代處境生出很多新的機會、新的誘惑、新的焦慮和新的觀念。一方面人們在思考人生時開始強調經濟價值并試圖把宗教納入其中；另一方面，“‘個人’的觀念變得越來越重要”。⁽¹²⁾17世紀末18世紀初的那些影響深遠的思想家們，如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或約翰·洛克（1632—1704），都把受私欲驅動的“個人”作為出發(fā)點，以此為基礎展開有關心理學、政治理論以及認識論的思考。與個人的“自我”相關的一些問題，如“人性”，自我認識和“移情”（empathy）等等，也隨之成為文學領域中被作者、作品和讀者所熱切關注的焦點。⁽¹³⁾

新歷史主義派學者格林布拉特在《文藝復興時代的自我塑造》（1980）一書中用“self-fashioning”即“自我塑造”一詞指稱現代個人建構自我身份的努力。也有別的學者用“self-production”（即“自我制造”）表達相近的意思。⁽¹⁴⁾格林布拉特認為，在英國自16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由于種種社會變化，人們對自我身份和塑造自我身份的意識大大加強?！白晕宜茉臁奔劝l(fā)生在實際生活中，也發(fā)生在文學和藝術創(chuàng)造中，兩者之間并沒有不可逾越的界線。⁽¹⁵⁾在本書中，我們將著重討論小說中虛構人物的自我塑造，以及作者和他/她所代表的社會勢力如何通過這種人物形象參與更廣泛的文化對話從而影響受眾的自我塑造。

一般說來，史詩和傳奇故事中的主人公的“英雄”身份是自一出場就確立了的，“故事”的展開只是對他們的一系列業(yè)績的陳述。而對現代小說中的主人公和其他許多人物來說，在敘事開始之際“怎樣做人”尚是一個問題。號稱是“私人歷史”的小說所展示的，正是男女主人公力圖實現某種自我想象或者說“自我塑造”的過程。小說由此而呈現的是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自我”形象。乍聽來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然而，小說中那個具體的個別的“我”同時又是everyman，是“寓多于一”。因此那個虛構的單數的“我”及其私史確實又與復數的“我們”相關，關涉到對自我觀的思考，關涉到千千萬萬的“我”怎樣（現狀實際如何，理想狀態(tài)應該怎樣）生活的問題。惟其如此，小說所投射出的私人“自我”才會成為社會上引發(fā)熱烈議論的公共話題。

當代哲學家麥金泰爾曾指出小說在西方思想（特別是倫理學）史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他說：“《魯濱孫飄流記》是盧梭和亞當·斯密那一代人的圣經。那部小說的重心是個人經驗，它所代表的價值觀后來成為主導的文學形式?！?sup >(16)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小說是現代個人首先亮相的文化舞臺，也是有關“個人”（或“自我”）的文化爭議發(fā)生的重要論壇。一位學者談到18世紀小說因文化研究熱而在1990年代大受重視時，說道：“以往被冠以‘奧古斯都’之稱的那段沉悶的‘時期’而今成了‘早期現代英格蘭’的‘文化’，那個社會正忙于同時進行多方面的構建：民族國家和帝國；文學市場和商品文化；交通要道和現代主體?！?sup >(17)他提到的每一種“構建”都和當時的小說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也都與英國的命運以及行將一統(tǒng)天下的“現代社會”的形成休戚相關；而其中最后提到的“現代主體”則是小說的核心主題之一。18世紀英國小說就“自我”問題展開的反復推敲和切磋，實質上就是構建所謂“現代主體”的過程。

18世紀英國小說對于“自我”或個體經驗的史無前例的關懷是貫穿本書的主導線索。其中具體的論證、分析當然也會涉及瓦特等人所強調的另一個問題——即那種力圖使被講述的故事“像”當代真人實事的“寫實”的努力。因為，“形式現實主義”的藝術取向既與前邊所提到的關注當代生活的讀者的需求相關，也和小說作者力求探討個體經驗的意圖水乳交融。

本書共分11章。第1章介紹了王政復辟時代的兩種對立的文學傳統(tǒng)（分別以風俗喜劇和班揚作品為代表），并在分析阿芙拉·貝恩（1640—1689）的小說的過程中討論了新讀者群的出現、職業(yè)女作家的產生以及小說中新型人物的登場。對于全書來說，這一章的作用恰如貝恩的寫作之于18世紀英國小說的主體，是一個序篇和一個鋪墊。第2章以《魯濱孫飄流記》和《羅克薩娜》為例，剖析了笛福小說中的原始積累時期新型個人主義創(chuàng)業(yè)“英雄”形象及其內含的思想困惑。第3章通過對《格列佛游記》的評述，揭示斯威夫特對當時的英國社會以及笛福式主人公所代表的新型“自我”的全面的質疑、諷刺和批判。第4章討論了理查遜的暢銷小說《帕梅拉》以及它所引起的爭論和模仿，認為該小說的意識形態(tài)重要性在于它所倡導的帕梅拉式新型淑女以及她們的情感主義⁽¹⁸⁾美德乃是對笛福和斯威夫特提出的尖銳問題的一個試探性的應答和解決方案。第5章比較深入地介紹并剖析了理查遜的巨著《克拉麗莎》。在這部小說里，理查遜超越了“帕梅拉答案”，把對現代“自我”的考察推進到空前的深度。第6章試圖從菲爾丁的《湯姆·瓊斯傳》和《阿米麗亞》兩部作品之間的鮮明反差以及它們各自在風格、敘事方法及內容上的自相矛盾之處入手，梳理、分析他與理查遜的異與同。第7、8、9、10章分別討論約翰遜博士、斯特恩、斯摩萊特的幾部代表作品以及賀拉斯·華爾浦爾首開哥特小說先河的《奧特朗托堡》，并從不同角度說明這些作品就其思想主旨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笛?！雇蛱貑栴}”以及“帕梅拉答案”的變調或再思考。第11章“伊芙琳娜和她的姐妹們”集中討論女性小說家的作品。

由于情感主義“時尚”所標舉并協助確立的新紳士淑女理想不僅涉及有關個人行為的倫理原則和行為規(guī)范，也在調節(jié)階級的和性別的政治經濟關系中發(fā)揮了極大的作用，涉及階級意識和性別意識的討論相應也會比較頻繁地在本書中出現。這不是因為筆者事先選定了階級分析或性別研究的理論路徑，而是因為在我們所論及的作品中，對人性、情感和追求等問題的探究和表達無不與人物的具體階級身份及性別身份糾纏在一起。在這方面，近年來國內外一些新的或較新的理論流派及其在18世紀小說領域內的研究成果給了筆者很多啟發(fā)，特別是一種與巴赫金和哈貝馬斯理論相關的強調思想文化對話的觀點以及女性主義批評的視角等在本書基本思路和基本觀點形成過程中起了比較大的作用。在浩如煙海的有關研究著作中，有一些，如有“新馬克思主義”⁽¹⁹⁾學者之稱的麥基恩的獲獎專著《英國小說起源》和瑞凱提的一些比較注重社會、文化背景的論作，筆者讀起來相對比較親切也比較容易接受，因而也就受到了較多的影響。此外值得著重說明的是，盡管本書側重討論與社會歷史背景聯系密切的思想問題，但是筆者也十分重視文本細讀和自己作為讀者的個人審美體驗，注重作品的藝術表達和藝術手段；在具體分析中力求抓住某些有說明力的細節(jié)，將作品的有意味的藝術處理和思想取向結合起來。

最后，需要提醒讀者，本書不是系統(tǒng)的18世紀英國小說史，也不是對所涉及的小說家的全面介紹。希望了解該時間段里英國文學史或小說史全貌的讀者不妨參閱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新歐洲文學史》和北京外國語大學外研社出版的五卷本《英國文學史》中的有關部分。本書只是以一個重要的思想問題——即有關“個人”和“自我”的思考——為主導線索，力求通過對當時一些有代表性的小說作品的深入分析，探討當年英國人在“遭遇”現代生存時所經歷的一場意義深遠的思想和情感危機。

————————————————————

(1) 王友平《開創(chuàng)現代文明的帝國》，1頁。

(2) 錢乘旦《第一個工業(yè)化社會》。

(3) J．Paul Hunter，“The Novel and Social/Cultural History”，in John Richetti（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vel，p．11．

(4) 分別為弗蘭西斯·伯尼（1752—1840）和瑪麗·埃奇沃思（1760—1849）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

(5) Jane Austen，Northanger Abbey，p．58．

(6) 參看J．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Ch．2 & 3。

(7) A．R．Humphrys，“Social Setting，”in Boris Ford（ed．），From Dryden to Johnson，p．19．

(8) 參看Clive T．Probyn，English Fic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p．5。

(9) Michael McKeon，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Novel，p．22．

(10) Ian Watt，Myth of Modern Individualism，p．ix；The Rise of the Novel，p．31．

(11) 參看L．Stone，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p．172；Pope，An Essay on Man。

(12) Alsadair MacIntyre，A Short History of Ethics，pp．151-152．

(13) Habermas，p．50．

(14) Nancy Armstrong，Desire and Domestic Fiction，p．108．

(15) Stephen Greenblatt，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pp．1-9，87-88，161-162．

(16) MacIntyre，p．150．

(17) Michael Rosenblum，“Smolette's HUMPHRY CLINKER，”in J．Richetti（ed．），p．175．

(18) 即sentimentalism。這個詞在國內多譯為“感傷主義”，在確定譯法時可能聯想到的是《少年維特之煩惱》之類作品的風格。sentimental一詞自19世紀以來常含貶義，譯作“感傷”比較確當；但是用來表達英國18世紀中、后葉重視情感（sentiment）的風尚似不夠準確。筆者躊躇再三，決定試譯為“情感主義”。在此語境下的sentimental譯為“情感的”或“多情（/善感）的”；sensibility則酌情譯為“情感”、“善感（觀念/秉性）”或“敏感（性）”。參看John Brewer，The Pleasure of the Imagination，p．114。

(19) 語出Richard Kroll，in Kroll（ed．）：The English Novel，Vol．1，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