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的“風景”與“愛美的”學問^[1]

今天的演講，就從一首小詩說起。現(xiàn)代詩人卞之琳在上世紀30年代寫了一首長詩，改來改去不滿意，最后長詩不要了，截取其中一段，就成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很有名的意蘊豐富而又朦朧的短詩《斷章》，只有這么四句：“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焙翢o疑問，在這首詩里，“風景”是個關鍵詞。只是該如何解讀，當時的文壇眾說紛紜。批評家李健吾站出來，說這首詩“寓有無限的悲哀，著重在‘裝飾’兩個字”。卞之琳聽了，說不對呀，“裝飾”不是著重點，我想強調的是“相對”。主客之間互相對立、互相借景、互相裝飾，這才是我要表達的。

請記得，這是一個北大英文系出身、對哲學很有興趣的現(xiàn)代詩人，有對社會人生、萬事萬物普遍存在著關聯(lián)性的哲學思考。這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辛棄疾的“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拔摇焙汀扒嗌健敝g，互相對峙，互相觀賞，“青山”是我的風景，反過來，“我”也是青山的風景。馬上，你又會想到一篇名文《西湖七月半》。那是明末張岱《陶庵夢憶》中的一則，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名篇，早就進入中學語文教材。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雌咴掳氲娜?，可分為五類：有人看風景，有人看人，有人希望人家注意到他在看風景……也就是說，不管你有心招搖，還是無意表演，你都成為人家的風景。

我想強調的是，在一個注重知識、欣賞休閑、標榜品味的年代，“讀書”會成為風景，“行旅”會成為風景，“踏青”也會成為風景。這一道道靚麗風景的背后，蘊涵著我們對于知識、對于社會、對于人生的新理解。當然，“風景”有大小、高低、雅俗之分。就讓我們沿著這個思路，討論這一道道“風景”是如何醞釀、怎樣浮現(xiàn)、可否轉化，以及是不是“即將消逝”的。

一 “讀書”為何成為“風景”

先說“讀書”是如何成為“風景”的。北大百年校慶時，我曾寫過一篇小文，題目叫《即將消逝的風景》，據(jù)說流傳頗廣。說的是，那些學養(yǎng)豐厚、有精神、有趣味的老學者，是大學校園里最為靚麗的風景。當年我念中大、念北大，都看到過很多這樣的風景。老教授們在校園里閑談、漫步，望著他們的身影，你會特感動，覺得這校園很有文化。對于大學生和研究生來說，在大學念書，不僅閱讀書本，也閱讀教師。某種意義上，教師也是學生眼中的“文本”，要經得起他們的鑒賞或挑剔，還真不容易。我們這代教授，是否還能成為學生們茶余飯后的審美對象？不知道，反正我有點擔心。當然，這里有技術原因，中年以下的教師，大都住在校外。再過若干年，大學校園里，再也沒有老教授的身影。因此，明知“江山代有才人出”，我還是感嘆，這道風景即將消逝?，F(xiàn)在看來，這話得略為修正：只要有心且努力，老教授是風景，青年學生也可以成為風景；大學校園里有風景，郊野鄉(xiāng)下的讀書場景，同樣可以成為風景。但有一點，這些風格迥異的“風景”，需要有心人去發(fā)掘、去鑒賞、去追懷。

當然，我說的“讀書”，不是為了應付考試或謀取功名而“頭懸梁錐刺股”，而是沒有任何功利目的、全憑個人興趣的“漫卷詩書喜欲狂”。這樣的“讀書”，方才稱得上“風景”；這樣的“風景”，方才難以為繼，值得你我好好追懷。

為什么強調這一點？因為，在我看來，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閱讀史”，一部人類借助書籍的生產與閱讀來獲取知識、創(chuàng)造知識、傳播知識的歷史。加拿大學者阿爾維托·曼古埃爾寫過一本書，叫《閱讀史》，商務印書館2002年刊行中譯本。這書講的是人類——從東方到西方、從古代到當代——是怎樣讀書的，以及讀書又是如何成為整個知識生產的中心的。從“書籍史”到“閱讀史”，再到我今天著重討論的，將“讀書”這一社會行為作為審美對象。換句話說，我關注的不是圖書的生產過程或閱讀效果，而是“讀書”是怎樣成為“風景”的，這道“風景”又是如何被文人所描述、被畫家所描摹、被大眾所記憶的。

先從龐貝古城的一幅壁畫說起。我們都知道，龐貝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紀，公元79年毀于維蘇威火山大爆發(fā)。經由考古發(fā)掘，公元1世紀古羅馬人的生活場景，赫然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你看，這位女性手持紙莎草紙制作的“書籍”，正在認真地閱讀。可見，古羅馬人已將“讀書”視為十分重要的日常生活。只有當人們覺得“讀書”這姿態(tài)很優(yōu)雅時，才會將其作為壁畫題材。

下面這幾幅圖，同樣值得品味：16世紀曾出版過一本叫《各種人工機械裝置》的書，其中提到這么一個發(fā)明，可同時閱讀多本書的轉輪。這發(fā)明人肯定是書癡，讀一本還不夠，希望同時讀好多本書！不僅廣搜博覽，還希望一目十書，這是多么瘋狂的閱讀夢想。下面這一幅，是18世紀法國版畫“當眾朗讀”，不只看書，還要講書。之所以當眾朗讀，可能是為了傳播知識，但也可能是炫耀自家的閱讀能力?？傊?，“讀書”是一個很美好的場景，你看，這是18世紀法國洛可可風格畫家弗拉戈納（1732—1806）的繪畫：閱讀中的少女，場面靜謐，光線柔和，舉止優(yōu)雅，引誘你再三凝視。跟這構圖很接近的，是20世紀法國女作家科萊特（1873—1954）在花園里讀書的照片。搬一把椅子，在花園里坐下來，手捧一本書，請照相師給拍照，為什么？就因為這場面感人。

龐貝城壁畫

16世紀可同時閱讀多本書的轉輪

不管是壁畫、版畫、油畫、照片，將“讀書”這一瞬間凝固下來，作為風景，懸掛在書房或臥室中，時刻提醒你，“讀書”，這是一件值得夸耀的好事。在《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中，我曾提及一幅讓我震撼的照片：1940年10月22日倫敦遭德軍轟炸，很多房子倒塌了，這間西倫敦荷蘭屋圖書館，墻壁也已傾頹，地下滿是磚石，竟然有人不顧敵機剛剛離去，又在書架前翻檢自己喜愛的圖書?；蛟S，越是這種艱難時刻，越需要書籍作為精神支撐。這照片錄自我剛才提及的《閱讀史》?？上н@位加拿大學者對中國歷史很不熟悉，整本書中，只用了一幅中國插圖，那就是16世紀的木刻“秦始皇焚書”。作為一個文明古國，中國人更多的時候是寫書、刻書、讀書，而不會只是“焚書”。就好像今天，只要你愿意，隨時可以發(fā)現(xiàn)身邊無所不在的讓人感動不已的“閱讀”場面。

18世紀法國版畫“當眾朗讀”

閱讀中的少女

在花園閱讀

《閱讀史》

二 “行旅”同樣可以入畫

與“讀書”相似，“行旅”也可以入畫。為什么？因為旅行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行為，對于風景的發(fā)現(xiàn)、知識的收獲，以及閱歷、美感等的形成，都是很重要的途徑。若從文化史角度考察，你會發(fā)現(xiàn)，旅行需要憑借各種工具，乘車船，騎毛驢，坐飛機，不同時代旅行工具的變化，帶來一系列感知及審美方式的差異，這同樣值得關注。陸游的“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不同于李白的“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更不同于你我的今日北京明日紐約。黃遵憲之所以寫《今別離》，也是意識到交通工具的進步，影響了旅行者的心態(tài)，改變了旅行這一行為的社會意義。

古人旅行很危險，路上可能遭遇各種妖怪，必須配帶辟邪的靈藥——這跟我們今天出門上路，需要帶點常用藥品大致相近。這很有意思，看得出一個時代的知識水準。江紹原寫《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專門講古人旅行時的迷信，比如碰到鬼、妖的可能性，以及各種回避的辦法，包括如何借佩帶各種靈藥來辟邪。有關旅行的文化史著述，還可以舉出地圖研究。今天資訊很發(fā)達，我們出遠門時，照樣習慣帶上地圖。古代更是如此，千山萬水，鄉(xiāng)野驛站，你怎么上京趕考，或外出經商？出門第一站，該走到哪里，有多少路程，中間長亭短亭，晚上歇什么地方，住宿的店鋪以及酒菜的價格等，這些信息都很重要。這種實用性很強的圖書，不入高人眼，但出門時必帶。唐宋我不清楚，翻看明代類書如《一統(tǒng)路程圖記》、《士商類要》等，有各種簡要地圖及詳細的資訊。古人遠行確實不易，難怪有悲悲切切的“長亭送別”。

到了晚清，社會發(fā)生巨大變遷，很多人自愿或被迫遠游海外。可能是留學，也可能是出使，還可能通商、勞工輸出等，這種海外游歷，大大拓展了中國人對世界地理及人類文明的理解與想象。所謂“開眼看世界”，很大程度是借助旅行來實現(xiàn)的。隨著交通工具的發(fā)達，“上路”不再是一件特別可怕的事情了。很有儀式感的“長亭送別”，也隨之逐漸消失了。不知不覺中，“旅行”變得沒有風險，很舒服，也很優(yōu)雅，甚至讓人心曠神怡。這樣一來，“旅行”竟成了重要的“象征資本”。每當有人向你喋喋不休地講述其遠游見聞時，千萬別打斷。不說人家在炫耀，起碼也是自我表彰——它代表著閑暇、金錢、眼界、趣味等。對有的人來說，“旅行”是工作；而對另外的人來說，“旅行”則是休閑。不管哪一類，旅行都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經驗，也是一種象征資本。

《淚與笑》

那么，文人學者是如何看待“旅行”這一社會行為的？就以三個現(xiàn)代中國作家為例，看“旅行”是如何成為熱門話題的。北大英文系高才生梁遇春，英年早逝，著作不多。1935年開明書店版散文集《淚與笑》中，有一則《途中》，大意是說，我們平時都在做事，不管正事還是歪事，反正很忙碌，注意力只能集中在這一點。只有在路上，在沒有到達目的地之前，我們的步伐是悠然的。匆匆忙忙的一生里，只有在途中，才能真切體會人生的實況。在這個意義上，車中、船上、人行道，這是人生博覽會的三張入場券?？上Ш芏嗳藳]有很好地利用它，把它當廢紙扔掉，空走了一生的路。旅行不僅讓我們了解人生、親近自然，而且，旅行本身很有詩意，像雨雪霏霏，楊柳依依，都很浪漫。這種境界，只有有福的人才能享受。作者開列了一大堆中外書名，說明很多杰作都是以“旅行”為骨架的。跟愛情一樣，旅行也是一個永恒的主題。

另一個著名散文家，也寫《旅行》，可他把話倒過來，稱“我們中國人是最怕旅行的一個民族”。我說的是梁實秋。梁早年跟魯迅論戰(zhàn)，很多中學生是從魯迅的《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中了解他的，這當然很不準確。其實，梁實秋是很有成就的翻譯家、文學史家和散文家。這篇《旅行》就出自他40年代末刊行的《雅舍小品》。中國人之所以怕旅行，那是因為“真正理想的伴侶是不易得的”。朋友見面聊天，很容易相談甚歡；可長途旅行就不一樣了。太臟了不行，潔癖也不行；睡覺打呼嚕不行，整天沉默也不行；油頭滑腦不行，呆頭呆腦也不行。“要有說有笑，有動有靜，靜時能一聲不響的陪著你看行云，聽夜雨，動時能在草地上打滾像一條活魚！這樣的伴侶那里去找？”換句話說，作者不是低估旅行的價值，而是希望旅行者調整心態(tài)——包括對旅伴的要求。

《雅舍小品》

《山水》

說到旅行者的心態(tài)，我推薦馮至的《山村的墓碣》。這位北大德語系畢業(yè)、后曾留學海德堡大學的“中國最優(yōu)秀的抒情詩人”，40年代出版散文集《山水》，中間就收了這篇《山村的墓碣》。文章很短，說的是德國和瑞士交界處，到處是山谷和密林，林徑中有一墓碣：“一個過路人，不知為什么，走到這里就死了，一切過路人，從這里經過，請給他作個祈禱?！彬暄训牧珠g小路，靜靜地躺著一塊墓碑，記錄著一個生命的消逝，一段旅程的終止。那人是誰？因何死去？不知道，也沒必要知道。這就是人生，或萬里無云，或波濤洶涌，最終都將消失在旅途中。這既是寫實，也是象征，乃詩人對于“在路上”這一人生境況的體會與思索。

讀書人足不出戶，單靠冥思苦想，是很難成就大學問的。這一點，古人很清楚，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也。古今中外的讀書人，都曾借助“上路”來求學問，交朋友，并傳播自己的名聲?？墒牵靶新贰辈灰欢ǚ歉白x書”結盟不可。某種意義上，“旅行”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審美過程，一種生命境界，本身就有獨立價值。不說詩文，就說繪畫吧。在中國，山水之所以入畫，很大程度是因為旅人。先有“旅人”，后才有“景觀”。不妨欣賞宋人范寬《溪山行旅圖》、五代關仝《關山行旅圖》，以及明人戴進的《關山行旅圖》，表現(xiàn)的對象是山水，題名卻都是“行旅”，就因為旅人的眼光賦予了山水審美的意義。旅人不是一般的動物，景觀也并非簡單的地貌，二者相逢，互相對峙與對視，方才有所謂的“風景”。重巒疊嶂，山路蜿蜒，中間有一趕路人。別看這小人在畫面上很不起眼，卻是點睛之筆。好山好水，好樹好屋，可觀可賞，可居可游，這是中國山水畫的特點。

《溪山行旅圖》

2004年春天，作為“中國文化年”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政府在巴黎大宮博物館舉辦了《神圣的山峰——中國博物館館藏精品展》。眾多精彩展品中，就包含清人黃向堅的組畫。黃向堅（1609─1673）字端木，蘇州人，比他的善畫山水更有名的，是他的萬里尋親。黃向堅的父親在昆明當小官，明清易代，其處境之艱難可想而知。于是，黃孝子從蘇州出發(fā)，于干戈載道之中，跋涉山川，歷經無數(shù)艱難險阻，把父母接回老家奉養(yǎng)。清人顧公燮《消夏閑記》中，記載此萬里尋親故事；詩人歸莊據(jù)此撰有《黃孝子傳》，戲劇家李玉則編有《萬里圓》傳奇，后者還進入各種文學史。至于黃向堅本人，其所撰《尋親紀程》、《滇還紀程》，兼及圖文。作為山水冊頁的特例，這組兼及敘事功能的《尋親紀程圖》，引起我極大的興趣。這位萬里尋親的孝子，一路詩文，一路畫畫，而每幅山水里，都有一個挾著雨傘步履匆匆的行人，那就是他本人。跟他的同鄉(xiāng)徐霞客借“游記”摹寫大好河山好有一比，同時代畫家中，難得有黃向堅那么“見多識廣”的——萬里尋親的另一面，便是飽覽了西南大好河山。若“麗江花甸”的入畫，若“蓮峰旭日”的絢麗，都讓人刮目相看。

《尋親紀程圖》

撇開“孝子尋親”的道德意義，單是作為紀錄旅程的山水冊頁看待，黃君的《尋親紀程圖》也值得珍惜。而我關注的是，“旅人”之所以“入畫”，就因為旅行這一社會行為，對于“風景”的發(fā)現(xiàn)來說，意義十分重大。

三 暮春者，春服既成

最近兩年，因先后在云南大學、安徽師大、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和華東師大等處演講“文學課堂的追懷與重構”，屢次提及汪曾祺（1920—1997）所撰關于西南聯(lián)大的文章，如《泡茶館》、《跑警報》、《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lián)大》、《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等，驀然間想起，汪先生去世已經十多年了。我喜歡汪先生的小說、散文及評論文字，當然，更喜歡他那作為“最后一個士大夫”的生活姿態(tài)。還記得80年代初，汪先生寫過一篇小文，題為《我是一個中國人——散步隨想》，收入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汪曾祺全集》第三卷。文章談小說主題、談現(xiàn)代派，談愛護祖國語言等，其中有一節(jié)，講的是中國人的“生活趣味”：“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認為儒家是講人情的，是一種富于人情味的思想?！墩撜Z》中的孔夫子是一個活人。他可以罵人，可以生氣著急，賭咒發(fā)誓?！蓖粝壬淖晕腋爬ê苡腥ぃ骸拔掖蟾攀且粋€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

“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這說法不是很準確，但有味道；而且只可意會，難以言傳。記得90年代初，有一回在北京郊區(qū)給文學青年上課，他講小說創(chuàng)作，我講文學評論。晚上，汪先生喝了點酒，隨意撿起一根破毛筆，給我寫了幅中堂，是抄他的舊作。詩好，字好，更好的是那種灑脫的精神狀態(tài)。不端架子，不講紙筆，不避重復，不假思索，寫完了，還自己欣賞了好一陣子，問我：怎么樣，還不錯吧？此情此景，如在眼前；可那個欣賞孔夫子生活態(tài)度的汪先生，早已不在人間。一直想寫點懷念文字，只是苦于不得其門而入。忽然想起剛才提及的汪先生那篇自述，其中提及：“我很喜歡《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捍赫撸悍瘸?，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乙詾檫@是一種很美的生活態(tài)度?！蔽恼逻€引述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陶淵明的“曖曖遠人樹，依依墟里煙”、宋儒的“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等，都是一些充滿生氣與詩趣的“人境”。

比起孟子、陶潛以及宋儒的詩文來，孔子“吾與點也”的“言志”，無疑更為世人所熟知，也更為古往今來無數(shù)讀書人所贊嘆。這段話到底該如何詮釋，歷代眾說紛紜。不說遠的，就舉兩個近的例子。楊樹達《論語疏證》先引《后漢書·仲長統(tǒng)傳》渲染文人趣味，如何“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然后發(fā)揮：“孔子所以與曾點者，以點之所言為太平社會之縮影也。”錢穆的《論語新解》則稱：本章吾與點也之嘆，甚為宋明儒所樂道，甚有謂曾點便是堯舜氣象者。此實深染禪味。朱注《論語》亦采其說，然此后《語類》所載，為說已不同。后世傳聞有朱子晚年深悔未能改注此節(jié)留為后學病根之說，讀朱注者不可不知。

錢穆所說的宋儒意見，可以朱熹的解說為代表。朱熹的注，表揚曾子“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而胸次悠然，上下與天地同流，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暮春三月好天氣，新縫單衣上了身，約上弟子若干，結隊前往沂水邊游玩歌詠，乘興而去，興盡而歸，確是極高的樂處，也是最大的風流。在大學教書，我原本也喜歡帶學生踏青，因北京的春天來去匆匆，格外值得珍惜?？扇缃癫桓屹Q然，因學校再三提醒：帶學生出游，不管遠近，安全第一，最好預先買保險。確有大學生外出游覽時不幸遇難，家長興師問罪的，難怪學校膽戰(zhàn)心驚。

說到這里，岔開去，講點文人逸事。據(jù)說詩人陳夢家當年在西南聯(lián)大教書，每回講《論語》，朗讀到“暮春者，春服既成”時，便揮動雙臂，長袍寬袖，飄飄欲仙，很有魅力。有調皮的學生故意請教：孔門弟子七十二賢人，有幾人結了婚？幾人沒結婚？這問題本來無解，沒想到陳夢家信口回復：“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故三十個賢人結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四十二，四十二個沒結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賢人。”此番對答，雖是歪解，一時傳為佳話。這與陸侃如的故事很相似：據(jù)說當初在法國博士考試時，導師問：為何“孔雀東南飛”？才思敏捷的陸侃如隨聲應曰：因為“西北有高樓”。二者都是《古詩十九首》中的名句，誰都知道，這只是起興而已；如此巧對，更多的是表現(xiàn)學者的才情。“逞才使氣”中，也可見那一代讀書人的自信、瀟灑與從容。

又到了“暮春三月”，想起了豐子愷的一幅彩色漫畫《春日游，杏花吹滿頭》。畫題借用韋莊的《思帝鄉(xiāng)》，畫面上桃紅柳綠，扶老攜幼，踏青去也。為什么要踏青？硬要說是為了“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實在多余；不為什么，就是喜歡。正是在其樂融融的春游中，我們對外發(fā)現(xiàn)了自然的美，對內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深情。

《春日游，杏花吹滿頭》

四 專深很好，博雅更佳

讀書、行旅、踏青，有何意義？硬要辯解，都可說是為了獲取知識。但在我看來，比“知識”更重要的，是“趣味”與“心情”。這就回到教育的主要目標：到底是培養(yǎng)專家，還是養(yǎng)成人格。

當下中國，高等教育日益大眾化，無論校長、教師還是學生，都應調整思路及立場。我的立場很明確：大學應該與職業(yè)學校拉開距離，上崗前培訓一下就行的專業(yè)技能，大學不該教。所謂“專業(yè)對口”，社會需要什么我們教什么，不是好趨勢。關鍵在于，培養(yǎng)出來的學生，腦袋是否靈活，肯不肯學習，有無接受或創(chuàng)造知識的能力。因此，我反對人文學科往實用方面轉。至于為了“生產自救”，在校園里打“國學”旗號辦各種“董事長訓練班”，更不是長遠之計。目前的狀態(tài)是：專業(yè)化成為潮流，反而是另一句話，即讀書的目的是成為“博雅君子”，基本上落空了。

目前中外大學授予的最高學位是博士。所謂“博士”，在我看來，最名不符實，不是指博大精深、博古通今、博聞強記、博物君子，而是指“術業(yè)有專攻”。按我的語感，在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學位中，最好聽的是“學士”。因為，漢語的“碩士”二字，除了是第二級學位，還有就是品節(jié)高尚、學問淵博之士。至于“博士”和“學士”，在古代都曾經是官名。不掉書袋了，只說一句，明清兩代，講官銜，“學士”比“博士”大多了。

還有一點，在古代中國，“博士”有時是指具有某種技藝或從事某種職業(yè)的人，有點像我們今天稱“師傅”。比如，明清小說中常見的“酒博士”、“茶博士”，就不是官。說“學士”，不會有這樣的誤解。另外，在古代，“學士”有時泛指讀書人。這多好，管你是不是博通古今，只要肯讀書，就可以叫你“學士”。所以，我很喜歡“學士”這個稱呼，因其不勢利，指向的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

剛才說了，“學士”最好，指向讀書的心境，不講功名，故多有趣味?？纱蟛糠智闆r下，“讀書”這一行為，還是跟某種特殊利益，比如升官發(fā)財，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此，學問淵深的專家，很可能并非博雅君子?，F(xiàn)在大家推崇的，都是專業(yè)成就，看重各種虛虛實實的頭銜，比如博士生導師呀，科學院院士呀，諾貝爾獎獲得者呀，等等。只要有了這些耀眼的光環(huán)，從政府到企業(yè)，到處有人請你“蒞臨指導”。正因此，請大家關注魯迅的忠告：“博識家的話多淺，專門家的話多悖的”；“專門家除了他的專長之外，許多見識往往不及博識家或常識者的”。這是魯迅1935年在《名人和名言》中的說法。此外，魯迅不止一次對“專家”表示不以為然。

周氏兄弟，可以說是近現(xiàn)代中國最為博學深思的“讀書人”。我把“讀書人”看得比“專門家”還高，除了學問，還有趣味。周作人《我的雜學》分20節(jié)，總結自己一生所學，從《詩經》、陶詩到中國舊小說，從希臘神話到文化人類學，從生物學到性心理學，從醫(yī)學、宗教學到婦女學，從日本俗曲到佛經文本，幾乎每個領域周作人都有論述。周作人說自己“國文粗通，常識略具”，這樣的“常識”，可不容易具備呀。至于魯迅的讀書趣味及知識結構，可參看許壽裳的《亡友魯迅印象記》以及周啟明的《魯迅的青年時代》。不僅周氏兄弟，清末民初很多讀書人，在古今中西之間掙扎、奮斗、求索，大都眼界開闊，趣味廣泛，志向高遠，很值得今人追懷。

這個時候談“博覽”，當然是別有幽懷，主要針對正變得日益機械化的學術生產機制。為自己，也為別人；為學問，也為文章；為研究業(yè)績，也為生活趣味，請大家關注那些有專業(yè)能力而又趣味廣泛的真正意義上的“讀書人”。

五 為什么說“晉人不可學”

不知是哪位同學，在網(wǎng)上披露我在北大課堂上的說法：“記得好像是陳平原老師講過，宋人可學而晉人不可學。魏晉風度，是從性情里出來的，是自然的，所以一學必歪，放到現(xiàn)在就跟有神經病一樣，而宋人講究理性禮制，也就是規(guī)矩、規(guī)范和法度，就是現(xiàn)在所說的按套路出牌，所以宋人是可以學的?！边@話確實是我說的，大概意思沒錯。學生們或許心存疑慮，我不是寫過《現(xiàn)代中國的魏晉風度與六朝散文》嗎，為什么會說“晉人不可學”？

其實，可學與不可學，有時是價值評判，有時是工作策略。所謂“不可學”，可能那東西不好，怕你學壞了；還有另外一種可能，那東西太好，你學不來。說白點，有的東西事關天賦，強求不得。談詩詞，講書法，常有“可學”與“不可學”之分；大體說來，法度技藝可學，才情韻致難以承傳，故不可學。

清人錢泳《履園叢話》中的《書學》，力貶宋人書法，其“宋四家書”條云：“總之，宋四家皆不可學，學之輒有病，蘇、黃、米三家尤不可學，學之不可醫(yī)也?！碧K東坡天分絕高，隨手寫去，修短合度，是其不可及處?？赡菛|西不可學，一學就“毛疵百出”。至于米書過于縱，蔡書過于拘，都不可學。當然，這只是一家之言，可不予置評。我只是說，錢泳所理解的“不可學”，屬于價值判斷。

可還有另外一種“不可學”，不是不好，而是境界太高，渾然天成，常人達不到，故只好退而求其次，選擇“有格”、“規(guī)矩”、“正道”作為模仿對象。比如王國維《人間詞話》就說：“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詞可學，北宋不可學也。學南宋者，不祖白石，則祖夢窗，以白石、夢窗可學，幼安不可學也?！毙翖壖玻?b >1104—1207）的詞為什么不可學，就因其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而模仿者往往只得其粗獷滑稽。

詩詞書畫，為什么有的可學，有的不可學，明人董其昌《畫眼》說得很明確：“畫家六法，一曰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這是從宋人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那邊套過來的。換句話說，有些東西，跟天賦、才情、境界有關，不能靠“巧密”和“歲月”而習得。就像中國畫的最高境界“氣韻生動”，只可意會，難以言傳，靠的是天資神悟，而不是學習與積累。

記得十幾年前讀明人筆記《假庵雜著》，對其中一句話印象很深，那就是“寧為宋人毋為晉人”。由此，我才推導出宋人可學，晉人不可學——后者之曠遠、放達、率真，天成，很好，永遠值得追懷，但常人學不到，一學就歪。也就是說，在我看來，文人學者中，有積累型的，也有天才型的，二者所走的路大不一樣。

明清史專家謝國楨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印《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已刊明黃宗會《縮齋文集》和明歸昌世《假庵雜著》等22種。謝先生為后者作跋：“讀歸文休先生之《假庵雜著》，如讀張山來《幽夢影》；而其謂為人當有偏至，而不可為中庸，尤有見地?！睔w昌世（1573—1644）字文休，號假庵，江蘇昆山人，乃著名古文家歸有光的孫子。據(jù)說十歲能詩，棄舉業(yè)，發(fā)奮為古文，主要以書法印篆著稱于世，至今各博物館里仍藏有其《風竹圖》、《竹石圖》、《墨竹圖》等?！都兮蛛s著》中《紀季父遺事遺言》有云：“張元長嘗貽書于余，有‘寧為宋人毋為晉人’之語，季父頗然之，謂‘趣味’二字宜辨。”這里所說的張元長，即號寒山子的散文家張大復（1554—1630），也是昆山人，著有《梅花草堂筆談》等。記得錢鍾書與周作人就張大復文章，有過小小的爭議，參見前者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及后者的《〈梅花草堂筆談〉等》。我傾向于周作人的意見，就文章而言，張大復不及傅山、金圣嘆、李漁，只能跟張潮并列，屬于典型的晚明山人小品。談世態(tài)人情、修身養(yǎng)性、風花雪月、山水園林等，有價值，但不宜過分推崇。在我看來，晚明山人所撰小品，是一種抽掉了筋骨、充滿娛樂精神的“清淡”——沒有了背后的幽憤與抗爭，只留下優(yōu)雅的舉措和言辭。這個意思，我在《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中談了。

魏晉文人不一樣，他們的清談以玄學為根基，有生命體驗及幽憤做底，并不輕松。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讀讀章太炎、劉師培、魯迅、陳寅恪、宗白華、王瑤等關于魏晉文人及文章的論述。我特別推薦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那是根據(jù)演說改寫的，很好讀，對后世的研究者影響也很大。還有就是宗白華的《論〈世說新語〉與晉人的美》，這文章1940年初刊《星期評論》，日后收入宗先生各種集子。宗先生稱：“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睆耐豸酥淖?、顧愷之的畫、戴逵的雕塑、嵇康的琴曲，到曹植、阮籍、陶潛、謝靈運、鮑照等的詩文，還有云崗、龍門壯偉的造像，洛陽和南朝閎麗的寺院，無不光芒萬丈。就這么個“強烈、矛盾、熱情、濃于生命彩色”的時代，最能代表晉人的風神瀟灑的，是書法中的行草。在宗先生看來，“魏晉的玄學使晉人得到空前絕后的精神解放，晉人的書法是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體最適當?shù)乃囆g表現(xiàn)”。到目前為止，關于晉人的精神世界、藝術造詣以及人格魅力的闡發(fā)，沒有比宗文更簡明扼要且切中肯綮的。我談春游之“向外發(fā)現(xiàn)了自然，向內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深情”，也是從此文中偷來的。說到書法，宗先生認為：蘇、黃、米、蔡等人的書法力追晉人蕭散的風致，但總嫌做作夸張，不及晉人的自然。這里說的是“書法”，其實，也包括“做人”——我相信很多人是這么理解晉人與宋人的差別的。

六 宋人之文采風流

與宗白華明顯偏袒晉人不同，馮友蘭則是兼容并包。在1944年刊《哲學評論》九卷三期的《論風流》中，馮先生論證真風流者必須有玄心、洞見、妙賞、深情。具體展開時，所舉的例子，大都取自《世說新語》，就因為，這書是中國人的“風流寶鑒”。差別在于，馮先生由晉人而及宋儒，稱頌其“于名教中求樂地”。比如，引述《論語》中“暮春者，春服既成”這一段，再就是朱熹的注；接下來再引理學家程明道的詩，作為“風流人豪”的例證。宋儒不僅有常被誤解的“天理人欲”之辨，還有馮友蘭所說的“風流人豪”——包括傳統(tǒng)士大夫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也包括程朱理學家的“云淡風輕”與“四時佳興”。其實，歸休文的文章，表達的也正是這個意思。

我欣賞的是，宋代文人的魅力基本上靠積累，但又不顯得匠氣。無論詩文書畫、為學為人，都是如此。期望好收獲，沒有好種子不行；可再好的種子，撒在青石板上，不管用。必須有沃土、陽光和水分，然后再談辛勤勞作。說實話，所謂“傳道授業(yè)解惑”，是在這個層次上展開的。其他條件不具備，根本學不好；至于“天才”，教不教都無所謂。

這里以宋代文人歐陽修（1007—1072）為例，略加辨析，最后引入其《讀書》詩。此公文章乃“唐宋八大家”之一，詩詞方面也有很好的業(yè)績；至于《六一詩話》，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開創(chuàng)之功；而《新五代史》和《集古錄》在史學、金石學方面的貢獻，更是廣為學界贊譽。除此之外，他還有一部筆記《歸田錄》，著于致仕后居潁州時。此書記朝廷舊聞和士大夫瑣事，大多親見親聞，翔實可靠，且文字清新，我很喜歡。那種“錄之以備閑居之覽”的寫作策略，對后世著述影響甚大。這里引一則有關西昆體詩人楊億的記載，看此書特點。

楊億（974—1020）字大年，任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博聞強記，尤長典章制度。下面是《歸田錄》中一則：楊億以文章名天下，但脾氣很倔，很少跟人合得來。有人背后使壞，到同樣好文的宋真宗那里告御狀。終于，有一天深夜，皇上召楊億進宮：“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稿數(shù)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跡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竽昊炭植恢鶎?，頓首再拜而出?！辈贿^，也沒什么，只是皇上“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這君臣二人，都很可愛，有點小心眼，但比古往今來政界文壇上無數(shù)血腥廝殺好多了。

我的直覺是，同是風流，宋人顯得從容不迫，晉人則包含悲情與憤懣。這當然是各自生活環(huán)境大不相同造成的。說白了，晉人的風流是有很大代價的。亂世中人，其生命感覺一如曹植的詩句——“驚風飄白日”。讀建安七子或竹林七賢的詩文及人生軌跡，很容易明白其“雅好慷慨”、不拘禮法、生性放達，以及追求酣暢淋漓的生活及表達方式，共同的背景是“世積亂離，風衰俗怨”。

宋代文人的生存處境完全不同。從公元960年趙匡胤開國，到1279年陸文夫背著宋帝趙昺跳海，這三百年歷史，讀小說戲曲，感覺特窩囊。幼時看小人書，最不喜歡的就是宋代，因為整天打敗仗，好不容易出了個岳飛，直搗朱仙鎮(zhèn)，眼看著就要收復大宋失地，卻遭奸相秦檜以十二道金牌召回，還以莫須有的罪名給殺了。我是潮州人，對這些故事更是感觸良多，因為南澳宋井、潮陽蓮花峰等，都與這段凄風苦雨的歷史有關。長大了多讀點書，方才明白，宋代并不那么簡單。跟開疆辟土的大唐確實不同，宋朝（尤其是北宋）軍事上老打敗仗，這是事實；可另外同樣真實的是，有宋一代文化昌明，特別值得夸耀。1943年，戰(zhàn)火紛飛中，陳寅恪撰《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后漸衰微，終必復振?！敝劣诶罴s瑟說宋代是中國“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諸如此類的好話，還能找出一大堆。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皇帝對待文人學者的態(tài)度。有個流傳久遠的公案，說宋代皇帝“不殺大臣及言事官”。最為大家熟悉的是顧炎武的《日知錄》，在闡釋禮制時，專門提及《宋朝家法》中的這句話。這個問題很復雜，學界多有論辯。其實，關于宋太祖有“不殺士大夫”的誓約，自南宋起，史著中就有詳略不等的記載。到了民國年間，張蔭麟通過對誓碑、誓約的考辨，顛覆了這個傳說。即便太祖誓約不存在，但有宋一代確實不輕殺士大夫，而且明顯地重文輕武，這點與此前此后的王朝相比，很突出。

總的來說，在宋代，讀書人不管入相還是居鄉(xiāng)，都比較受尊重，得禮遇。而這跟宋代文化昌明，有直接的關系。宋人的文學兼修，氣定神閑，很令人羨慕。錢鍾書《宋詩選注》談及歐陽修：“他是當時公認的文壇領袖，有宋以來第一個在散文、詩、詞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作家?！边@里就舉歐陽修的《讀書》詩為例，以見其性情，同時說明宋人的修養(yǎng)是靠持之以恒的讀書慢慢積累起來的。我說的是作為整體的宋代文人，而不是作為個體的詩人或理學家。此乃長詩，諸位有空慢慢品讀，這里僅引其開篇：“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眼力雖已疲，心志殊未倦?！睂W問與詩情不同，需要時間，需要心境，需要閱歷，急切中弄不來；但另一方面，學問又是有規(guī)矩，可模仿，慢慢積累，便有可能逐漸達到那個境界。我想說的是，宋人靠修養(yǎng)，晉人憑天賦；修養(yǎng)可學，天賦不可學——無此才情而硬要假冒“風流”的，很容易出洋相。

七 有閑、趣味以及“愛美的”

兩年前，我寫過一篇小文，題為《馬兒啊，你慢些走》，感慨最近一些年，中國的大學校園里，沒人悠閑地散步，全都一路小跑，像趕地鐵一樣。希望教育當局給教授和學生留點讀書的時間，給大學留點成長的空間，這比拼命拔苗、催肥要好。這么主張“悠閑”，馬上會引來詰難：這是鼓勵偷懶！你們大學教授，拿的可是人民的血汗錢！這樣的帽子壓下來，不太好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不過，我還是想為“閑暇”說幾句話。

1932年，上海北新書局刊行《三閑集》，在序言中，魯迅反擊成仿吾對他“有閑”的指責，并特別說明“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此前五年，成仿吾發(fā)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稱“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一種“以趣味為中心的文藝”，“后面必有一種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這種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本幱∨f書就是有閑，有閑就是有錢，有錢就是資產階級，就是“政治不正確”，這一系列推論，近乎深文周納，難怪魯迅很不滿。在《三閑書屋校印書籍》、《〈小說舊聞鈔〉再版序言》、《三閑書屋印行文藝書籍》單頁廣告中，魯迅再三予以反駁。魯迅甚至建立自費印書的三閑書屋，出版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德國藝術家梅斐爾德為蘇聯(lián)作家革拉特珂夫小說制作的版畫《士敏土之圖》，還有蘇聯(lián)版畫《引玉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尼古拉·果戈理的詩篇死魂靈一百圖》等。三閑書屋刊行的書籍，大都跟蘇聯(lián)文化藝術相關，一看就是別有幽懷。魯迅去世后的1937年，許廣平還用三閑書屋名義印行《魯迅書簡》、《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和《且介亭雜文末編》等。借用明人張潮的話來說，“能閑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閑”。魯迅不是沒有休閑時刻，但“休閑”并不妨礙其提倡“革命”。以“三閑”名“書屋”，對于那些以無產階級名義“壟斷革命”的人來說，絕對是個很大的諷刺。

跟“有閑”并列的，還有“趣味”，這兩者都是成仿吾極力攻擊的。恰好梁啟超就最講趣味，在1922年所作演講《學問之趣味》中，梁稱：“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若用化學化分‘梁啟超’這件東西，把里頭所含一種原素名為‘趣味’的抽出來，只怕所剩下的僅有個零了。我以為凡人必須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價值；若哭喪著臉挨過幾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所謂以趣味始，以趣味終，最典型的，莫過于游戲、藝術或學問。為人為學，講究“趣味”，可以是頹廢，也可能極為進取。至于“趣味主義”這個詞，言人人殊，褒貶各有道理，就看語境。記得上世紀50年代開展《紅樓夢》研究批判時，陳友琴撰《俞平伯先生的趣味主義及其他》，稱俞先生在文學研究中講究“趣味”，這就確定了“他在學術思想上和胡適、周作人的資產階級唯心論一脈相承”。

梁啟超談“趣味主義”，還可以勉強接受；到了周作人、林語堂、俞平伯等，可就備受責難了。文學創(chuàng)作如此，學術研究也不例外。百年中國，始終瞧不上“為學術而學術”，更不要說研究中的“趣味”傾向了。其實，談學術研究中的個人“趣味”，沒什么不妥；只是別標榜“主義”，一加上“主義”，就有刻意拔高、積極提倡之嫌。

反過來，今天的中國大學，過于忙碌，不敢正視“閑暇”的意義，因此，也就沒有誰在想那些“遙遠的、不著邊際的、玄妙的問題”了。沒有“余裕”，必定著作倉促，文章也不夠豐腴。所謂“有閑”，并不是無所事事，浪費國家錢財；別的不敢說，人文研究確實需要“從容不迫”的心態(tài)。越來越強勢的教育主管部門，越來越希望有所作為的政府官員，以及越來越缺乏自信心和自主性的人文學者，面對“學術工程化”趨勢以及“立竿見影”的巨大壓力，哪來修養(yǎng)生息的時間和空間？這讓我想起抗戰(zhàn)中梅貽琦、潘光旦的《大學一解》，其中特別指出，“今日大學教育之學程太多，上課太忙，為眾所公認之一事”。為什么大學非要有“閑暇”不可，就因為“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審其一人之生應有之地位，非有閑暇不為也”。讀書人需要觀察、欣賞、沉思，方能體會“讀書的樂趣”。聽“成功人士”介紹經驗：與論文寫作無關的書籍，一概“非禮勿視”?？蛇@么一來，不就成了“學術機器”？人文學者本該感情更豐富，感覺更細膩，身段更柔軟，趣味更廣泛，視野更開闊，如今多被訓練成能寫論文的“學術機器”，實在可惜。

對于人文學者來說，除了悠閑與自由，還得有個人品味。說“把玩學術”不太合適，顯得有點輕佻，但如果是“沉潛把玩”呢？其實，讀書做學問，目的性太強，很難達到痛快淋漓、出神入化的地步。這一點，學問與游戲之道相通——整天想著一舉一動如何有益于國計民生，缺乏足夠的好奇心、求知欲、距離感，反而做不好。按照今日“學者”的標準來衡量，傳統(tǒng)中國讀書人，全都是業(yè)余性質——可這種“愛美的”讀書人，自有可愛之處。

這里所說的“愛美的”，乃英文Amateur的音譯，意為“業(yè)余的”。1921年4月，戲劇家陳大悲在北京的《晨報》上連載論文《愛美的戲劇》，參考美國小劇場的經驗，提倡與職業(yè)化、商業(yè)化演出相對立的“愛美劇”。我關注“愛美的”這個詞，就因為它與傳統(tǒng)中國的博雅傳統(tǒng)不無相通處。比如，喜歡藝術，但不將其作為職業(yè)，更不想拿它混飯吃。有文化，有境界，有靈氣，即便技巧上不夠嫻熟，也可取——起碼避免了專業(yè)院校學生容易養(yǎng)成的“匠氣”。

過度的專業(yè)化，導致許多偽學者“身在曹營心在漢”，整天“為賦新詞強說愁”，制造無數(shù)只在填表時才有用的文化垃圾。如此“生產強迫癥”，以及“創(chuàng)新迫害狂”，對人對己，都是一種戕害。某種意義上，我欣賞“愛美的”人文學者，就因其完全沉湎其中，更有可能兼及思想性、趣味性與批判性。

（初刊《光明日報》2009年8月20日，《新華文摘》2009年21期轉載）

附記：讀王國維《二牖軒隨錄》之“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則（見趙利棟輯?！锻鯂S學術隨筆》114—115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方知此類“雅趣”古已有之：“《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晕辶鶠槿?，六七為四十二人，合之得七十二人。此齊俳優(yōu)石動筩戲語，見《太平廣記》所引隋侯白《啟顏錄》。然皇侃《義疏》所載一說，已作是解，其言曰：‘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人就三十，合為七十二人也?？组T升堂七十二人也?！酥獌?yōu)人詼諧，亦有所本。又按《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漢舊儀》曰：‘禮后稷于東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為民祈農報功?！瘎t漢人已為此解，當為皇侃所引或說所自出?！本拖顸S宗羲說的：“然流傳既久，即其不足信者，亦為古跡矣?！保?b >《匡廬游錄》）以此眼光，看待此類文人逸事，方覺有趣。

[1] 此乃2009年7月11日在國家圖書館的演講稿，7月29日修訂于香港中文大學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