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文獻學”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本文中，我不會涉及先秦文獻的特殊問題，而將集中于東漢以降的文本傳統(tǒng)。

我希望中國學者不要再把海外漢學研究視作“理論”。海外漢學有一個源遠流長而且依然精力充沛的文獻學、考證學傳統(tǒng)。我最初就是在這一傳統(tǒng)中接受訓練的。當前的海外漢學與中國本土實踐的不同，與“文化差異”毫無關(guān)系：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歐洲的文獻學、考證學實踐與中國當下的研究實踐基本上一模一樣。然而，已經(jīng)一百多年過去了，時至今日，歐洲文獻學、考證學的實踐已經(jīng)全然改觀。海外漢學和本土漢學之間的差異是歷史的，而非文化的。

中國的文獻學和考證學是傳統(tǒng)文學史的仆人。它們所提出來的問題，都是文學史家想知道答案的問題：哪個文本是最好的文本？作者是誰？典出何處？何時所寫？怎樣把它放回到創(chuàng)作時的歷史語境里進行考量？這些問題，如果我們可以對之作出具有相對確定性回答的話，都可以算得上是好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基于這樣一個預設(shè)：一個文本寫成于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出自一位單一的作家之手，有一個可以被重構(gòu)的語境或背景。這個預設(shè)并非總是可以成立的。

我堅信文獻學和考證學是第一位的，文學史家的工作應該建立在文獻學和考證學的研究成果之上。文獻學和考證學必須是獨立的，而且遵循嚴格的標準。文獻學者和考證學者提出的問題，不應該來自文學史家的問題，而應該來自特定文本的性質(zhì)。上面提到的那些常規(guī)問題都基于相同的預設(shè)，并且看起來總是提供質(zhì)量劃一的答案；這正是傳統(tǒng)的文學史所需要的。但是，一種獨立的、具有思考性和批判精神的文獻學會對文獻傳統(tǒng)做出迥然不同的考量，并會要求文學史家據(jù)此提供一種不同的文學史。

換句話說，這里是一個誰服務(wù)于誰或者誰處于首位的問題：文獻學不應該服務(wù)于現(xiàn)有的文學史，一個新的文學史應該是建立在文獻學的發(fā)現(xiàn)上。

“哪個文本是最好的文本？”這樣的問題使所有“最好的文本”都呈現(xiàn)相同的面貌。然而，歐陽修散文作品的“最好文本”，與杜甫詩的“最好文本”，意味著截然不同的東西；而它們二者又都不同于一個六朝文本的“最好文本”：一個六朝文本可以僅有單一的資料來源，但是一個類似文本也可以具有多個早期資料來源，這樣的文本就會呈現(xiàn)出很多異文。也有一些在不斷的使用中經(jīng)常發(fā)生變更的文本，比如詞的文本。在西方對寫本傳統(tǒng)的文獻學研究中，這些問題都是已經(jīng)得到普遍認識的問題，而且，不同文本的不同性質(zhì)本身已成為文學史敘事的一部分。

“作者是誰？”文學史學者不僅想要一個簡單的答案，而且他們還想要一個可以用來支持他們固有觀點的答案。這是文獻學者和考證學者應該極力抵制的。如果一首詩在某個早期資料來源中系于蕭統(tǒng)名下，很多“文學”研究者會心甘情愿地把作者署名改為蕭綱，僅僅是為了避免與他們心目中的蕭統(tǒng)形象發(fā)生沖突，換句話說，也就是篡改文獻證據(jù)以迎合希望得出的結(jié)論。

詩和詞經(jīng)常從一個作者流轉(zhuǎn)到另一個作者，我們往往無從知道究竟是“誰寫的”。周邦彥詞的1080年本共收有182首詞；1211年本收有127首，還有一篇劉肅作的序，稱他刪去了所有偽作。但是，劉肅的判斷標準是什么？當代學者都遵從劉肅的判斷。如果我們閱讀那些被刪除的文本（兩部宋本都留存下來，可謂相當罕見），會看出劉肅刪除的是那些與周邦彥同時代人寫法更為相近的詞作。與蕭統(tǒng)的例子相似，這個事例也極具典范性：編者根據(jù)他心目中周邦彥“應該”寫過何種作品的原有觀念編輯出一個詞集文本，這個文本證實了他的原有觀念。

“典出何處？”雖然李善對他所注釋的文本做了正確的處理，但他的影響對于其后的中國箋注傳統(tǒng)來說是災難性的。直到今天，箋注家們?nèi)匀唤o出最早的“出處”——即使所注的詩所指稱的顯然是另一首更早的詩，而那首更早的詩所指稱的才是最早的材料。如果我們看到的是典故的真正出處，它會令人豁然開朗；但如果箋注者給出的是“最早出處”，那不過是一個跑題的學術(shù)練習。

這里順帶提到一個相當瘋狂的預設(shè)，也就是認為我們?nèi)匀豢梢钥吹揭粋€作者所稱引的所有文本資料。對阮籍《詠懷詩》其二十（“楊朱泣歧路”）的注解就是一個搜尋詩人“用事”的近乎可笑的例子。關(guān)于“趙女媚中山，謙柔愈見欺”這兩句詩，箋注者通常給出兩則材料，但二者都不符合詩意的上下文，而且都要求讀者對詩句的自然語義作出生硬的扭曲。似乎沒有人愿意承認：“此處阮籍顯然在稱引某個故事，但那個故事已經(jīng)佚失了?！睂W者們有時候想象唐前的作家擁有清代藏書或者一個現(xiàn)代圖書館，或者他們都早已經(jīng)把類似的圖書館藏記誦于心。唐前有我們今天已看不到的類書、書抄、某一特定主題的總集。他們對書籍文本的體驗與我們迥然不同。

“何時所寫？”這是“編年”的癡迷。我們可以為那些廣為人知且有穩(wěn)定文本的作家做出相當好的編年，然而，也有記載不甚完備、作品歸屬不甚可靠的作家，記載非常不完備、作品歸屬非常不可靠的作家，更有除了一個名字之外什么記載都沒有留下、作品歸屬完全不可靠的作家，等等等等，所有這些情況要求我們作出不同的處理。但是，證據(jù)越脆弱、問題越多，試圖為作品系年的學者就越是展現(xiàn)出獨出心裁的智巧。我們看到令人目眩的學問，但若考量其總體論述，通常是站不住腳的。

在這里我們可以考查一下三段推演式的論述，也就是說采取以下形式的論述：“如果甲為真，那么乙就為真；而如果乙為真，那么丙就為真?！边@個論證鏈可以很長，但這種三段推演論證的問題在于，它的強度僅與其最薄弱一環(huán)的水平相當，而一般地說往往會有一個甚至多個薄弱環(huán)節(jié)。

對中國文獻學、考證學和歷史學最具有破壞性的力量，恐怕正是所有人都視為理所當然、未經(jīng)檢視的“知識”。當一個學者檢視“知識”的一小部分并證明它的虛假，那么建立在這一小小部分之上的所有其他論證都將受到?jīng)_擊。如果周邦彥從未供職于徽宗的大晟府，那么關(guān)于李清照《詞論》系年的論述將隨之崩塌。斷裂的環(huán)節(jié)會把通過它連在一起的鏈條一根根崩斷，這些鏈條構(gòu)成的證據(jù)網(wǎng)上開始出現(xiàn)越來越多的巨洞。

“怎樣把它放回到創(chuàng)作時的歷史語境里進行考量？”即使是考慮那些確實寫于某一歷史時刻的文本，也存在很多問題。問題通常來自缺乏歷史主義精神的后設(shè)觀點，以為中華文明既然具有延續(xù)性，也就意味著單一的、不變的統(tǒng)一價值觀。文本總是被放在政治大事的背景下，這些政治大事容易知曉；而不是被放在局部和具體事件的背景下，這些事件不容易追尋。在宋代以前對王朝的耿耿忠心并非普遍認可的價值，等等等等，諸如此類。

很多文本和文集都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地演變“進化”。我毫不相信現(xiàn)在傳世的柳永詞集里收錄的都是柳永詞的“原作”。很多詞作的面貌已經(jīng)在歌伎反復使用的過程中更改，“柳永”只不過是一塊吸引某類詞作的“磁鐵”而已，而吸附到他名下的詞作類型也隨著百年之中“柳永”形象的改變而變更。

宋前別集之傳世者，大多只是小集，經(jīng)過抄寫者出于個人動機所作的刪選。十世紀時李涪這樣評論李商隱：“無一言經(jīng)國,無纖意獎善,惟逞章句?！崩罡⑦@么說，大概是因為他看到的只是一個李商隱小集，其中收錄的恰恰是因“逞章句”才入選的詩。只有在楊億經(jīng)過多年搜求拼湊出一個相對完整的李商隱集之后，我們才看到那個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李商隱。但是，絕大部分的唐代文學都不曾受益于楊億這樣的人。

如果我們能以不同的方式、帶著更多的批評精神使用現(xiàn)存文獻，我們就可以從文獻中學到非常多的東西。如果我們可以這么做，那么中國文學史的很多內(nèi)容將不得不進行重新估量。我們這個領(lǐng)域其實處在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不是因為“理論”，而是因為我們可以從“文獻”中得到的新知。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男，1946年生于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市，耶魯大學文學博士，現(xiàn)任哈佛大學詹姆斯·布萊恩特·柯南特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美國哲學會會士。主要從事中國古典詩歌和文論以及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研究。著有《孟郊與韓愈的詩歌》《初唐詩》《世界的征象：中國傳統(tǒng)詩歌與詩學》《盛唐詩》《中國“中世紀”的終結(jié)：中唐文學文化論集》《晚唐詩：827—860》《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xiàn)》《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中國文論》《他山的石頭記》《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等。譯著包括《中國文學選集》（獲美國文學翻譯協(xié)會“國家翻譯獎”）和《杜詩全集》譯注。主編《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古—宋元》卷并創(chuàng)立“中華人文經(jīng)典文庫”（Library of Chinese Humanities）譯著系列。曾獲麥倫基金會杰出成就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