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傳授的現代命運

作為早期北大的教員，林紓當初的熱情投入，中間的突遭解聘^注1，后期的積怨成仇，都有深厚的教育史及思想史背景，而不僅僅是偶發(fā)事件。本文從“大學教員”的角度，討論林紓與京師大學堂及北京大學的歷史淵源、個人恩怨以及沖突的歷史必然性，希望借此凸顯現代中國文化、思想及教育的艱難轉型。

一、“至死必伸其說”

離開北大教席六年之后，林紓以一篇備受爭議的《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而“名揚青史”——日后凡談論轟轟烈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無論如何都繞不開這個自己找上門來的靶子。此文的中心論點，第一，批“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者乃“必覆孔孟、鏟倫常為快”；第二，反對“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強調“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并不能為白話”^注2。其實，此類不合時宜的衛(wèi)道之語，進入民國以后，林紓經常提及。被解聘前不久，林紓為北大第一屆文科畢業(yè)生寫序，已在感嘆歐風東漸，“俗士以古文為朽敗”，因而導致“中華數千年文字光氣”日漸暗淡，呼吁諸君“力延古文之一線，使不至于顛墜”^注3。至于1917年在天津《大公報》及上?！睹駠請蟆飞习l(fā)表的《論古文之不宜廢》，態(tài)度依然很好：“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sup>注4你談你的新文化，我愛我的舊道德，本可以相安無事的。即便《新青年》上的《復王敬軒書》有所冒犯，也不是特別嚴重。直到這篇《答大學堂校長蔡鶴卿太史書》以及蔡元培的《致〈公言報〉函并答林琴南函》出現，林紓與新文化人的沖突才全面升級。因蔡元培的辯駁有理有據，不慍不火，且提出了日后廣為傳揚的“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注5，這兩封立場針鋒相對的公開信于是格外有名，任何一位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北京大學校史或“大學精神”的學者，都不會輕易放過。

1919年3月18日，林紓在北京的《公言報》上發(fā)表《致蔡鶴卿太史書》，五天后，又在同一個報紙刊出“勸孝白話道情”。只見老道挾鼓板上，說唱起《閔子騫蘆花故事》，引言部分乃夫子自道：

報界紛紛罵老林，說他泥古不通今。誰知勸孝歌兒出，能盡人間孝子心?？?！倒霉一個蠡叟，替孔子聲明，卻像犯了十惡大罪；又替?zhèn)惓＾q護，有似定下不赦死刑。我想報界諸君，未必不明白，到此只是不罵罵咧咧，報闌中卻沒有材料，要是支支節(jié)節(jié)答應，我倒沒有工夫。今定下老主意，拼著一副厚臉皮，兩個聾耳朵，以半年工夫，聽汝討戰(zhàn)，只挑上免戰(zhàn)牌，汝總有沒趣時候。^注6

但到此為止，還是君子之爭，無傷大雅。林紓的失策之處在于，不該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撰寫并發(fā)表影射小說《荊生》與《妖夢》。如此授人以柄，難怪日后談及這段歷史，林紓明顯落了下風——還不是對方人多勢眾，也不是新學理直氣壯，而是此等指桑罵槐的“小動作”，不入高人眼。小說的事暫且按下不表，先說這位好諧謔的老先生，為何這個時候要跳出來，讓正感到寂寞的新文化人有一個鮮活的靶子，可以暢快淋漓地集中火力猛攻？

如此提問，是因當初中國政界、學界及文壇，比林紓位子高、資格老、名氣大的還有好多，怎么會輪到林紓來獨挑重任，替“舊文化”出頭呢？錢基博在《現代中國文學史》稱：

然紓初年能以古文辭譯歐美小說，風動一時；信足為中國文學別辟蹊徑。獨不曉時變，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力持唐宋，以與崇魏晉之章炳麟爭；繼又持古文，以與倡今文學之胡適爭；叢舉世之詬尤，不以為悔！殆所謂“俗士可與慮?！闭咭?sup>注8

須知此事，全屬天演，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yōu)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注10

這里最為關鍵的，還是六年前被北大解聘的心結尚未解開。相對于陳、胡等后生小子，他是北大的老前輩，在這所大學工作了將近十年，有其自尊與自信?；谧约业恼渭拔幕觯旨倢Ρ本┐髮W另有想象與期待。也正如此，當聽到社會上不少關于這所大學的風言風語時，林紓自以為有責任替北大“糾偏”，于是迫不及待地跳了出來，公私兼顧，說了一些情緒性的話。這一心情，給蔡元培寫第一信時已有表露，而在《林琴南再答蔡鶴卿書》中說得更清楚：

弟辭大學九年矣，然甚盼大學之得人。公來主持甚善。顧比年以來，惡聲盈耳，至使人難忍，因于答書中孟浪進言。至于傳聞失實，弟拾以為言，不無過聽，幸公恕之。然尚有關白者：弟近著《蠡叟叢談》，近亦編白話新樂府，專以抨擊人之有禽獸行者，與大學講師無涉，公不必懷疑。^注14

二、從《荊生》《妖夢》到《續(xù)辨奸論》

林、蔡之爭，單就《公言報》和《北京大學日刊》上的公開信而言，雙方都不失風度，基本都在說理，即便有挖苦的味道，仍相對委婉，給對方留足了面子^注16。但小說《荊生》《妖夢》就不一樣了^注17，明顯帶人身攻擊。尤其不智的是，林紓將矛頭直接指向了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你可以說“好諧謔”乃其天性，再加上小說既然“專以抨擊人之有禽獸行者”，自然沒什么好話；但辯稱《蠡叟叢談》的文字“與大學講師無涉，公不必懷疑”，那是說不過去的?！肚G生》里的“皖人田其美”指陳獨秀，“浙人金心異”指錢玄同，“新歸自美洲”的“狄莫”指胡適，不必考證，當初的讀者一眼就能認出，這還有什么可辯解的呢？至于《妖夢》里被“羅睺羅阿修羅王”全部吃掉的白話學堂的人，包括那位“謙謙一書生也”、見教務長田恒（影射陳獨秀）毀謗倫常、提倡白話，竟然“點首稱贊不已”的“校長元緒”，不是蔡元培又能是誰呢？

1919年3月21日《北京大學日刊》上刊出蔡元培復張厚載函，并附有張的來函，后者對林紓影射蔡元培一事并未隱瞞：

《新申報》所載林琴南先生小說稿，悉由鄙處轉寄。近更有一篇攻擊陳、胡兩先生，并有牽涉先生之處。稿發(fā)后，而林先生來函，謂先生已乞彼為劉應秋文集作序，《妖夢》一篇，當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難中止，不日即登出。倘有瀆犯先生之語，務乞歸罪于生。先生大度包容，對于林先生之游戲筆墨，當不甚介意也。

仆生平不喜作謾罵語、輕薄語，以為受者無傷，而施者實為失德。林君詈仆，仆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注19

至于傳聞林紓寫《荊生》是在慫恿手握兵權的弟子徐樹錚動用武力來消滅新文化人，目前沒有找到任何旁證材料，大概屬于新文化人的“哀兵之計”。張厚載說的沒錯，那只是林紓一時興起的“游戲筆墨”，偶有殺伐之聲，也只是嘴上說說而已。想想林紓本人自幼學劍，且“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時時帶劍行。列傳常思追劇孟，天心強派作程嬰”^注20，再加上撰有記錄閩中武林軼事的《技擊余聞》，還有《劍腥錄》中吹噓邴仲光如何仗劍行俠，這“偉丈夫”實為林紓的自我期許^注21。只是三人成虎，日后史家也懶得仔細追究，林紓“勾結軍閥鏟除異己”的罪名，就這樣被派定了。

林紓在新舊文化論戰(zhàn)中發(fā)表“游戲筆墨”的《荊生》與《妖夢》，確實不太妥當，起碼是有失大家風度?？蛇@也說不上多大的罪過。新文化人因沒有對手，太寂寞了，演起雙簧戲，在《新青年》上刊出錢玄同代擬的王敬軒來信，以及劉半農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答王敬軒書》，不也是一種假托與戲弄？這與林紓寫小說罵陳、胡，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

在《新青年》與《學衡》的對抗中，后者批評前者“以群眾運動之法，提倡學術，壟斷輿論，號召徒黨，無所不用其極，而尤借重于團體機關，以推廣其勢力”^注22。在一個風云變幻的變革年代，很難真的像胡先骕所設想的，“以中正之態(tài)度，為平情之議論”——《學衡》上的文章，論及新文化時，同樣充滿怒氣與怨氣；但胡君最后提出的“勿謾罵”戒律，還是發(fā)人深省^注23。值得注意的是，《新青年》同人中，對“罵人”公開表示不妥的，只有胡適一人^注24。而且，就連胡適本人，后來也承認陳獨秀之“不容他人之匡正”自有其道理。在敘述文學革命進程的《逼上梁山》中，胡適引述了他與陳獨秀關于是否允許批評的通信，然后加了個按語：“這樣武斷的態(tài)度，真是一個老革命黨的口氣。我們一年多的文學討論的結果，得著了這樣一個堅強的革命家做宣傳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為一個有力的大運動了?！?sup>注25只講運動效果，不問手段是否正當；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如此百無禁忌的“革命”，不無深入反省的必要^注26。

林紓致蔡元培信，前一封開篇敘舊，后一封又有“與公交好二十年”的說法^注27。這可不是胡亂攀附，讀蔡元培1901年下半年日記，五處提及與林紓同席或晤談^注28；此前兩年，日記中甚至有：“點勘《巴黎茶花女遺事》譯本，深入無淺語，幽矯刻摯，中國小說者，惟《紅樓夢》有此境耳?！?sup>注29早年友人，日后立場迥異，“公遇難不變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說”，這本是很可欽佩的態(tài)度。論戰(zhàn)激烈時，雙方都控制不住自己“正義的怒火”，難免出言不遜，這完全可以理解。但時隔多年，林紓還用刻毒的語言來辱罵蔡元培，這就有點太過分了。我指的是林紓本人特別看重的、撰于1923年春的《續(xù)辨奸論》^注30。

《續(xù)辨奸論》是罵新文化人的，這一眼就能看出來。所謂“用最傳統(tǒng)的語匯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響應者統(tǒng)統(tǒng)斥為‘巨奸’”；“直到此時，林紓對那些鼓吹‘新文化’的‘五四’新人物，依然是滿懷著憎惡和反感”^注31，說得沒錯，只是不夠貼切。因為，這篇文章直接針對的是北大校長蔡元培。文章開篇，先痛斥“巨奸而冒為國學大師”，這可不是無的放矢。請看下面進一步的鋪陳：

彼具其陶誕突盜之性，適生于亂世。無學術足以使人歸仰，則嗾其死黨，群力褒拔，擁之講席，出其謾之力，側媚無識之學子。禮別男女，彼則力潰其防，使之媟嫚為樂；學源經史，彼則盛言其舊，使之離叛于道；校嚴考試，彼則廢置其事，使之遨放自如。少年苦檢繩，今一一軼乎范圍之外，而又坐享太學之名，孰則不起而擁戴之者？嗚呼！吾國四千余年之文化教澤，彼乃以數年燼之。

魚朝恩之判國子，尚知周易，彼乃宦者之不如；賈似道以去要君，尚有文采，彼乃椎魯而不學。來為禍而去為福，人人知之，余尚何辯也？其辯為吾道辯也。^注32

這篇《續(xù)辨奸論》當初并沒有引起關注，若蔡元培看了，必定還是那句話：“林君詈仆，仆將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林紓空有一腔衛(wèi)道熱情，可惜不太會說理，再加上喜歡罵人^注33，那就更是落了下風。用這種辦法，不但打不倒蔡元培，反過來還傷害了自身。

三、“修身”抑或“古文辭”

在《致〈公言報〉函并答林琴南函》中，蔡元培反駁林紓關于北大主張“覆孔孟、鏟倫?！钡闹肛煟Q教員“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接下來，蔡校長軟中帶硬，反唇相譏：

譬如公曾譯有《茶花女》《迦因小傳》《紅礁畫槳錄》等小說，而亦曾在各學校講授古文及倫理學，使有人詆公為以此等小說體裁講文學，以狎妓、奸通、爭有婦之夫講倫理者，寧值一笑歟？^注34

林紓之“主大學講席”，分為前后兩段：光緒三十二年八月至宣統(tǒng)元年十二月（1906年9月—1910年1月）任預科及師范館“經學教習”，宣統(tǒng)二年正月至民國二年陰歷三月（1910年2月—1913年4月）任分科大學“經文科教習”。不是林紓轉行，而是大學堂在發(fā)展，第一批預科學生畢業(yè)后，醞釀已久的分科大學方才得以成立。其中文科大學設中國文學、中國史學兩門，林紓于是得以專心講授古文。只可惜好景不長，三年后，林紓便被正值風雨飄搖的北京大學解聘了。

主大學講席七八年間，林紓有很多著述，但與教學密切相關的，主要是1916年3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的《修身講義》，以及1913年6月起在《平報》連載，1916年由北京都門印書局刊行的《春覺齋論文》^注35。在現代大學教書，必然受制于學堂章程及課程設計，不是自家擅長什么就講什么。這兩種與職務密切相關的著述，毫無疑問，前者對應的是預科及師范館的倫理課，后者則屬于大學部的中國文學課。有趣的是，講授時間在后的“論文”，發(fā)表卻在《修身講義》之前，隱約可見世人評價以及作者的自我定位。

林紓所編《修身講義》分上、下冊，封面及書眉均有“師范學堂、中學校”字樣，標明適用范圍。撰于1915年的序言，對該書的編纂宗旨及講授效果有完整的記述：

南皮張文襄公長學部時，令各校以儒先之言為廣義，逐條闡發(fā)，以示學生。時余適應李公柳溪之聘，主大學預科及師范班講席，取夏峰先生《理學宗傳》中諸賢語錄，詮釋講解，久之積而成帙。迨業(yè)畢，遂移文科講古文辭，不再任此矣。竊謂集英俊之少年，與言陳舊之道學，聞者必倦。而講臺之上，亦懨懨以晷刻為長。踐此席者，多不終而去。自余主講三年，聽者似無倦容。一日鐘動罷講，前席數人起而留余續(xù)講。然則余之所言，果不令之生倦邪？后此又試之實業(yè)高等學堂，又試之五城中學堂，皆然。似乎此帙為可存矣。^注36

“倫理”作為新式學堂的必修課，小學、中學（及師范）、大學均有開設。查1902年頒布的《欽定高等學堂章程》及《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無論政科、藝科還是預備科，每年均必須開設倫理課，其教學目標是：“考求三代漢唐以來諸賢名理，宋元明國朝學案，暨外國名人言行，務以周知實踐為歸?！?sup>注37具體到林紓任教的京師大學堂師范館，同樣是倫理課排第一，不過四年教學任務略有分工：第一年“考中國名人言行”，第二年“考外國名人言行”，第三年“考歷代學案，本朝圣訓，以周知實踐為主”，第四年“授以教修身之次序方法”^注38。這只是紙面文章，查當年坊間所刊各種倫理或修身的講義，沒有如此細致劃分的。倒是林紓與蔡元培各自所編“修身講義”在宗旨及體例上的巨大差異，值得認真辨析。

1910年2月商務印書館刊行陸費逵所編“師范講義”之《修身講義》，版權頁上有“山陰蔡元培編輯”之《中學修身【教科書】》的廣告：“此書原本我國古圣賢道德之要旨，參取東西倫理學大家最新之學說，自修己，推及家族、社會、國家。秩序井然，有條不紊，說理精透，行文簡亮，毫無枯寂干燥之弊，非尋常修身書所可比?！贝藭r書尚未刊，兩年后商務印書館正式推出時，曾在1912年6月22日《民立報》刊登廣告，措辭多有修訂，刪去了“自修己，推及家族、社會、國家。秩序井然，有條不紊”，以及“毫無枯寂干燥之弊，非尋常修身書所可比”，增加了“本書為山陰蔡先生留學德國時所著”，目的是說明此書為何能“熔中外于一冶”。至于結尾處的“出版后大受學界歡迎，原書分訂五冊，今重行修訂，合訂一冊”，終于讓我們明白，此乃舊書重刊。

這就說到了蔡元培《中學修身教科書》的編纂及出版過程。因作者曾因言論大膽而被張之洞斥為“謬妄”，商務印書館為穩(wěn)妥起見，此書前三冊1907年12月出版時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1908年3月刊行后兩冊，方才稱“蔡振編”^注39。民國成立，蔡元培成了首任教育總長，1912年的訂正本于是堂堂正正地標明“山陰蔡元培編輯”^注40。問題在于，蔡元培1907年6月10日隨出使德國大臣孫寶琦啟程赴德，此前三天，張元濟已有信稱：“修身書第一冊稿本已收到，感謝無已。未去國以前，如有續(xù)成者，仍望見寄為禱?！?sup>注41考慮到此書不久即公開刊行，其撰寫與作者之“留學德國”其實關系不是很大。

對比此前蔣智由所編《中學修身教科書》（1906）或此后陸費逵所編《修身講義》（1910），蔡元培《中學修身教科書》的最大特點在下篇。上篇五章分論“修己”“家族”“社會”“國家”“職業(yè)”，屬于“規(guī)定動作”，那時的修身教科書大都如此結構^注42；而下篇除“緒論”及“結論”外，第二章“良心論”，第三章“理想論”，第四章“本務論”，第五章“德論”，很能顯示蔡元培“熔中外于一冶”的學識與關懷。

相對于蔡書的學有本原，兼及中外，林紓的《修身講義》僅以孫奇逢《理學宗傳》為藍本，引一句格言或一段妙語，再以“紓謹按”或“林紓曰”的形式加以發(fā)揮，明顯落后多了。但有一點，林紓這么做，符合當年朝廷公布的章程，屬于中規(guī)中矩。查《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在第一類學科第一年的“人倫道德”課下面有注：“摘講宋元明國朝諸儒學案，擇其切于身心日用而明顯簡要者?！?sup>注43介紹過三類學科各三年的修身課程，章程中還有總論性質的一段話：

外國高等學堂均有倫理一科，其講授之書名倫理學，其書內亦有實踐人倫道德字樣，其宗旨亦是勉人為善，而其解說倫理與中國不盡相同。中國學堂講此科者，必須指定一書，闡發(fā)此理，不能無所附麗，以致泛濫無歸。查“列朝學案”等書，乃理學諸儒之言論行實，皆是宗法孔孟，純粹謹嚴；講人倫道德者自以此書為最善。惟止宜擇其切于身心日用而其說理又明顯簡要、中正和平者為學生解說，兼講本書中諸儒本傳之躬行實事以資?？?。若其中精深微渺者，可從緩講；俟入大學堂后，其愿習理學專門者自行研究。又或有議論過高，于古人動加訾議，以及各分門戶互相攻駁者，可置不講。講授者尤當發(fā)明人倫道德為各種學科根本，須臾不可離之故。^注44

但這不等于說，謹依章程、固守傳統(tǒng)的林紓，其課堂就一定不精彩。說到底，這種中學、師范或預科的“政治課”，沒必要有那么高深的學理——連“章程”都稱“其中精深微渺者，可從緩講”——關鍵在于養(yǎng)成立場與趣味。可就像林紓說的，“集英俊之少年，與言陳舊之道學，聞者必倦”，這門課其實是很不好教的。而林紓竟然有本事，讓聽眾欲罷不能，他到底是怎么教的，值得仔細觀察。

談及宋儒張載（1020—1077）的“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林紓的《修身講義》有曰：“時彥言平等自由，紓始聞之，以為說近于釋迦、莊周之言。既而思之，吾人亦萬萬不能離此而立。平等宜作敬人說，自由宜作不侵犯同類說。……以守舊人發(fā)斯義，諸君子或不齒冷我也?！?sup>注45很明顯，談論“自由”“平等”等新詞，非林紓所長，連他自己都必須自我解嘲。整本《修身講義》，極少引用新詞，更不要說新學說了，一是不懂，二是不屑。于是，林紓調轉方向，不糾纏“學理”，而直奔“文章”而去。如辨析程顥（1032—1085）的“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林紓將其掰開來，分兩段講，前半不引，請看后半：

至學問一道，尤非驕人之具，人人知之矣。紓則尤謂學問與武技同其危險。武技之有少林，可謂精極，然張三峰則尤稱為內家。以外家之術，遇內家，往往而敗。故善兵者，不言兵，正防高出于己者，適足為人所踣。唯學亦然。外國之名為普通，即中國之所云博也。既名為博，則當無所不知，猶之然燈于高竿之上，持之四照，以為足以遍燭。然寧無暗陬所不必至之地，伏弩驟發(fā)，亦不勝防。道在博其學，弗博其名。名者萬矢之所注也。而矢來有響，則能備；矢來無響，則又何從而備之？貴在重閉而已。重閉之云，即不驕之謂。不驕則遇人能容。須知學士之大病痛，是當面揭人之短。人家言語謬誤，從而正之，居心豈不忠厚？然亦須有禮，始不招怨。^注46

與此類似的以人情練達且講述生動著稱者，還可舉出暢談朱熹的“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治病救火，豈可悠悠歲月”，以及辨析明代理學家薛瑄的“將圣賢言語作一場說話［話說］，學者之通?。刍迹荨?sup>注48?？上Ｓ喖翱甲C均非林紓所長，書中不時出現若干訛誤。

如果說蔡書的特點是“說理精透”，那么林著則以“講述生動”見長。1915年秋，林紓寫信給五兒林璐，教誨他“不把有用之光陰虛擲”，除“每日功課刻刻留意”外，還可讀自家所編《修身講義》：“《修身講義》時時披覽，此中不惟可以修身，而且可學文法也?！?sup>注49這是個很有趣的提醒。如此“閱讀秘訣”，或許正是作者的潛意識——發(fā)揮自家“古文辭”方面的特長，將“政治課”講成了“語文課”。

在成為京師大學堂及北京大學中國文學門教習之前，作為該校預科及師范館的經學教員，林紓有責任講好“修身課”。西洋倫理非其所長，宋明理學也無專研，林紓的訣竅是，以講授古文的方法來講修身，沉潛把玩，妙趣橫生，效果很不錯。若不考慮教育宗旨，單從課堂效果著眼，將“修身課”講成了“古文辭”，未嘗不是一條討巧的路。更何況，林紓對古文確有體會，娓娓道來，猶如一則則淺白但生動有趣的短文，難怪“聽者似無倦容”。時過境遷，絕大部分修身教科書早就被淘汰了，反而是林紓的《修身講義》值得一讀，這實在是個奇妙的錯位。

說到講授古文，比起《修身講義》更為本色當行的，無疑是林紓離開北大后不到兩個月便開始在《平報》上連載的《春覺生論文》（1916年都門印書局刊行時改題《春覺齋論文》），以及第二年10月由商務印書館刊行的《韓柳文研究法》。按時間推算，這兩種林紓最重要的“專著”，應該是其在京師大學堂及北京大學教書時的講義，或曰“科研成果”。正是此二書的得與失，讓我們明白時代轉型中林紓的困境。

四、傳統(tǒng)文人與現代學堂

當初新文化運動興起，舊派人物頗多不以為然，但挺身而出與之直接對抗的，卻是前北大教員林紓。按世俗觀念，這位前清舉人、以翻譯西洋小說起家的老先生，作為舊派人物的代表，分量其實是不夠的^注50。你想代表舊派發(fā)言，可人家舊派并不怎么領情。林紓的這一尷尬處境，陳獨秀早就說透：“其實林琴南所作的筆記和所譯的小說，在真正舊文學家看起來，也就不舊不雅了?！?sup>注51既然如此，林紓為何還要強出頭呢？

除了上面提及的他與北大的“離合悲歡”，還有就是林紓對于自家古文水平的過分自信。1906—1913年任大學堂教習期間，除了結交名士，出版譯作與自家小說，林紓在古文教學及推廣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1907年應張元濟、高夢旦之邀，編選十卷本的《中學國文讀本》。這套1908—1910年間由商務印書館陸續(xù)推出的古文讀本，由當下（清朝）上溯周秦漢魏，林紓不僅自選篇目，逐文評批，每卷前還有序言（如《六朝文序》《唐文序》《宋文序》等）。類似的選本及評點，還有《評選船山史論》（1910）、《左孟莊騷精華錄》（1913）、《〈古文辭類纂〉選本》（1918—1921）、《左傳擷華》（1921）、《莊子淺說》（1923）、《林氏選評名家文集》（共15冊16種，1924），以上各書，都是由當年在出版界坐頭把交椅的商務印書館印行。在林紓為“力延古文之一線”而作的四種努力中^注52，比起親自寫作（如《畏廬文集》《畏廬續(xù)集》《畏廬三集》）、理論撰述（《春覺齋論文》《韓柳文研究法》《文微》）、招生授業(yè)（組織古文講習會等）來，這選文及評點或許更值得注意。此等事務，瑣瑣碎碎，卑之無甚高論，但發(fā)行量大，市場占有率高，影響力不可小覷。

大概是互相關聯，評點家林紓刊行自家所撰古文，銷路也很好。1910年4月商務印書館刊行的《畏廬文集》，選歷年所作古文109篇，據前京師大學堂及北大同事姚永概1916年稱：“畏廬名重當世，文集已印行者，售至六千部之多?！?sup>注53到了1924年，商務印書館刊行《畏廬三集》，曾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的高夢旦為其撰序，調門進一步提升：“畏廬之文，每一集出，行銷以萬計?！?sup>注54為人作序，總是多說好話；但林紓的古文集得到讀者的廣泛認可，這應該不會假。正是因為有很好的銷售業(yè)績，商務印書館才會在刊行林譯小說的同時，不斷邀林紓編選及評點古文。

無論出版文集還是選評古文，均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這就難怪林紓充滿自信。所謂歸有光以后古文第一人的“自我期許”^注55，可不是隨便說說而已。同是閩籍老鄉(xiāng)，年歲相仿且志趣相投的嚴復^注56，對林紓的古文評價就很高?！秶缽图分惺珍浂?，《題林畏廬晉安耆年會圖》曰：“紓也壯日氣食牛，上追西漢摛文藻?！薄顿浟治窂]》則是：“盡有高詞媲漢始，更搜重譯續(xù)虞初?！?sup>注57后者乃嚴復為預祝林紓七十壽誕而撰，成于1921年9月27日，一個月后嚴復病逝于福州^注58。不僅嚴復這么看，史家錢基博對林紓的古文也有肯定的評價：“當清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紓為師法”；“蓋中國有文章以來，未有用以作長篇言情小說者，有之，自林紓《茶花女》始也?！?sup>注59錢著《現代中國文學史》中這兩句評語，可是“一字千鈞”。不過，這里所說的“文章”，特指古文——準確說，應該是文言文。

出書多，在社會上影響大，不等于就學問淵深，文章精美。在專門家眼中，即便限制在唐宋古文派，林紓的地位也沒有那么高。同為福建壬午科舉人、后曾在京師大學堂同事且多有唱和的陳衍，便喜歡嘲笑林紓沒學問。1932年陰歷除夕，陳衍與后輩錢鍾書談近世學人之不能“根柢經史”，單靠“道聽途說，東涂西抹”，舉的例子便是嚴復、林紓與冒鶴亭。嚴復是留學生，“半路出家，未宜苛論”；而“琴南一代宗匠”，學問竟如此空疏，實在不能原諒。據陳衍稱，林紓“任京師大學教習時，謬誤百出”，“予先后為遮丑掩羞，不知多少”^注60。這還只是私下議論，無傷大雅；章太炎不一樣，公開撰文抨擊。1910年，流亡日本的革命家章太炎在《學林》第二冊發(fā)表《與人論文書》，其中論及嚴、林文章：

并世所見，王闿運能盡雅，其次吳汝綸以下，有桐城馬其昶為能盡俗（蕭穆猶未能盡俗），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于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紓視復又彌下，辭無涓選，精采雜污，而更浸潤唐人小說之風。^注61

問題在于，辛亥革命成功，章太炎的聲譽如日中天，弟子們紛紛進京任教。相形之下，歷來對喜歡在文章中賣弄學問的“漢學”不以為然的林紓^注62，則顯得日漸沒落。在《與姚叔節(jié)書》中，林紓大談如何“不容于大學”，尤其對“以挦扯為能，以饾饤為富”“剽襲漢人余唾”的“庸妄鉅子”大加討伐^注63。幾年后，在一則公開發(fā)表的書札中，林紓稱此“好用奇字，襲取子書斷句，以震炫愚昧之目”的“庸妄鉅子”，其弟子沈君在大學堂講《說文》^注64，這等于是不點名的點名。很明顯，林紓是將自己的去職直接歸咎于章太炎此前的批評。不能說這種怨懟沒有任何道理^注65，但只是埋怨章太炎，將此學術史上的大轉折解讀為個人恩怨，顯然是把問題簡單化了。

在林紓看來，前有“庸妄鉅子”章太炎的惡毒攻擊，后有“目不識丁，壞至十二分”的何燏時校長的昏庸裁斷，自己才會被北京大學解聘?？蓪嶋H上，導致林紓等老派人士去職的，是整個大的政治環(huán)境，以及教育制度的變化。說白了，林紓講授古文的特長，如今已“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某種意義上，這一教育制度變革及思想文化演進的過程，林紓還曾積極參與其中。

1897年年底由友人魏瀚出資在福州刻版印行的《閩中新樂府》，是林紓的第一部詩集，內收新樂府詩29題32首，屬于那個時代常見的提倡變法維新、救國自強的啟蒙讀物。其中多首涉及教育制度的反省，如《村先生》《興女學》《知名士》等。《破藍衫》之嘲笑八股文與科舉制，尤其值得注意：“吁嗟乎！堂堂中國士如林，犬馬寧無報國心？一篇制藝束雙手，敵來相顧齊低首?！贝嗽娖浴熬葧r良策在通變，豈抱文章長守株”結束^注66，顯示了林紓的見識。雖系一介書生，且以教書及寫作為業(yè)，但林紓很清楚國家的命運在于變革學制。

甲午戰(zhàn)敗，改革教育制度的呼聲日高。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請廣開學校^注67；同年7月，山西巡撫胡聘之要求變通書院^注68。一反省新式學堂之得失，一提倡舊式書院的改造，共同目標是培養(yǎng)具備“真才實學”、能夠“共濟時艱”的“有用之才”；具體策略是加強“天算格致農務兵事”等西學課程，而摒棄“溺志詞章”這一中國舊式教育的通病。日后的創(chuàng)建京師大學堂等，大致依此路徑。

改革舊的學制，引進西式學堂，這是那個時代開明人士（包含封疆大吏）的最大共識。因此，即便康梁變法失敗，京師大學堂照樣成立，學制變革仍在推進。這一歷史潮流，毫無疑問，林紓是認可的。在1907年所撰《〈愛國二童子傳〉達旨》中，有這么一段：

強國者何恃？曰恃學。恃學生。恃學生之有志于國。尤恃學生人人之精實業(yè)?！袢諏W堂，幾遍十八省，試問商業(yè)學堂有幾也？農業(yè)學堂有幾也？工業(yè)學堂有幾也？醫(yī)業(yè)學堂有幾也？朝廷之取士，非學法政者不能第上上，則已視實業(yè)為賤品。中國結習，人非得官不貴，不能不隨風氣而趨。^注69

可也正因為新式學堂注重“實業(yè)教育”，這一時代潮流，促使林紓等傳統(tǒng)文人日漸邊緣化。因張之洞、張百熙等人的努力，“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終于得到了部分落實，大學堂里設立“中國文學”科目乃至學門。查1904年頒布的《大學堂章程》，在“文學科大學”里專設“中國文學門”，主要課程包括“文學研究法”“歷代文章流別”“古人論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西國文學史”等16種。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要求講授“西國文學史”，以及提醒教員“歷代文章源流”一課的講授，應以日本的《中國文學史》為范本。此前講授辭章之學，著眼于技能訓練，故以吟誦、品味、模擬、創(chuàng)作為中心；如今改為文學史，主要是一種知識傳授，并不要求配合寫作練習。詩文一事，雖說“誦讀既多，必然能作”；但新式學堂排斥吟詩作文，將文學教育的重任主要交給了“文學史”，這已經注定了林紓等古文家在現代大學迅速沒落的命運^注71。

現代大學設置很多專業(yè)，“中國文學”只是其中一課程、科目或學門；即便專研“中國文學”，也并非只學“古文”，還有詩詞、小說、戲曲乃至外國文學等可供選擇。退一萬步，特別青睞“古文”者，也不一定對林紓的教學方式感興趣。這就說到了林紓等桐城文家教學的長與短——長于體味、鑒賞、模仿，而短于視野、考辨、闡釋。無論選本及評點，還是《春覺齋論文》《韓柳文研究法》《文微》等，林紓編撰的諸多涉及古文的書籍，均有此特點。不要說版本及考證，單是文章源流的辨析，陳衍的功力也在林紓之上——《石遺室論文》中若干重要論述，經由弟子陳柱《中國散文史》的傳播，日后在學術史上留下了印記。林紓《春覺齋論文》的精彩之處，在于“應知八則”“論文十六忌”“用筆八則”等，至于“流別論”則沒有什么高明的見解。正如舒蕪所說，林著“對散文技巧的研求，一些個別論點，今天也還有可以借鑒的”，但“形式主義的煩瑣，馬二先生式的鄙陋，例如津津樂道歸有光、姚鼐的圈點之妙之類”，實在不敢恭維^注72。這半個世紀前的評述，雖稍嫌苛刻，但大致判斷準確。與此相近的，還有黃霖在《近代文學批評史》中的評價：“林紓的文論著作，雖有綜合前人之功，條分縷析之力和不乏真知灼見之處，終因缺乏一種恢弘氣象和新的理論開拓，故難免給人以陳腐、瑣碎的感覺?！?sup>注73

這不全然是才氣問題，首先是工作目標的設定。林紓選評《古文辭類纂》時，在序言中含沙射影，批駁那些主張“古文宜從小學入手”或作文“時時復攙入東人之新名詞”者（暗諷章太炎及梁啟超），而后極力推薦姚鼐的《古文辭類纂》。下面這段話，前半指向姚鼐，后半更像是自我表白：

鄙意總集之選，頗不易易，必其人能文，深知文中之甘苦，而又能言其甘苦者。則每篇之上，所點醒處，均古人之脈絡筋節(jié)；或斷或續(xù)，或伏或應，一經指示，讀者豁然。^注74

要說學作古文，林紓不避瑣碎，肯說多余話，循循善誘，確實能使“讀者豁然”。雖說無法深入堂奧，但畢竟引路有功，這或許是教書匠的宿命。1916年商務印書館推出的《淺深遞進國文讀本》，很能顯示林紓的特點——此書精選歷代古文78篇，依原題重作一淺一深兩篇，供學習參考用?？梢赃@么說，教人學寫古文，林紓很用心，也很有一套。問題在于，科舉制度已經廢除，而大學里講授中國文辭的，重學養(yǎng)而輕技巧，不再以模擬寫作為目標。在新的教學體系中，林紓的才華派不上用場。對比早年北大的四部文學史講義——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黃侃的《文心雕龍札記》、林紓的《春覺齋論文》、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除了學派（前兩者推崇六朝，后兩者獨尊唐宋），還有就是：

前者學養(yǎng)豐厚，后者體會深入，本該各有千秋。可為何前者一路凱歌，而后者兵敗如山倒？除了時局的變遷、人事的集合，更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六朝的文章趣味與其時剛傳入的西方文學觀念比較容易會通；一是樸學家的思路與作為大學課程兼著述體例的“文學史”比較容易契合。因而，此后幾十年的“中國文學史學”，走的基本上是劉、黃而不是林、姚的路子。^注77

1911年，上海國學扶輪社刊行《文科大辭典》，林紓為其撰序言，對借古文存國故仍有強烈的自信：

綜言之，新學既昌，舊學日就淹沒，孰于故紙堆中覓取生活？然名為中國人，斷無拋棄其國故而仍稱國民者。仆承乏大學文科講席，猶兢兢然日取《左》《國》《莊》《騷》《史》《漢》、八家之文，條分縷析，與同學言之。明知其不適于用，然亦所以存國故耳。^注78

還有一點，時代變了，大學選教員，不是看古文水平高低，也不管你尊桐城還是崇六朝，關鍵是看“學術背景”。林紓的去職與北大的轉型，二者間存在某種隱秘的關系。沈尹默談及何燏時、胡仁源兩任校長陸續(xù)引進朱希祖、沈尹默、馬裕藻、沈兼士、錢玄同、黃侃等章門弟子，理由是“太炎先生負重名，他的門生都已陸續(xù)從日本回國”^注79。老師聲譽高，這固然好；但弟子們都是“陸續(xù)從日本回國”，這一點也很重要。稍排列一下：朱希祖1905年官費留學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攻讀史學專業(yè)；馬裕藻1905年公派赴日，先入早稻田大學，后轉東京帝國大學；沈兼士1905年自費東渡日本，入東京物理學校，同時拜入章太炎門下；黃侃1905年赴日避難、游學，師從正在日本舉辦國學講習會的章太炎；錢玄同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習師范，1908年與魯迅、黃侃等師從章太炎研究音韻訓詁及《說文解字》；沈尹默1905年與其三弟兼士一起自費赴日，游學時間不長，也未正式注冊^注80。如此履歷，對于浙江老鄉(xiāng)、同樣留日的前后兩任校長來說^注81，是很有誘惑力的。

其實，林紓很敏感，也了解時代風氣的變化。人前捍衛(wèi)古文尊嚴，似乎很自信；私下里教孩兒讀書，也都充滿困惑與掙扎。熟悉近代史事的人，大概都會記得這兩個細節(jié)：1924年9月5日，林紓為擅長古文的四子林琮立下遺訓：“琮子古文，萬不可釋手，將來必為世寶貴”；10月8日病情惡化，林紓以食指在林琮手上寫道：“古文萬無滅亡之理，其勿怠爾修?！?sup>注82第二天，一代文豪林紓與世長辭。

可現實生活中的林紓，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不斷叮囑孩兒學洋文。先看林紓如何提醒古文根基甚好的四兒林琮：“學生出洋，只有學壞，不能有益其性情，醇養(yǎng)其道德。然方今覓食，不由出洋進身，幾于無可謀生。余為爾操心至矣?！?sup>注83再看林紓給五兒林璐的信：

吾意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以三成之功治漢文。漢文汝略略通順矣。然今日要用在洋文，不在漢文。爾父讀書到老，治古文三十年，今日竟無人齒及。汝能承吾志、守吾言者，當勉治洋文，將來始有啖飯之地。^注84

從“事后諸葛亮”的立場，當初林紓與新文化人爭得死去活來時，古文的地位實已岌岌可危，甚至到了一推就倒的地步。1898年開啟的創(chuàng)辦西式學堂熱潮（重“實學”而輕“虛文”）、1904年頒布《大學堂章程》所制定的文學教育方針（以“文學史”取代“文章源流”）以及1905年的廢除科舉制度（“文章”不再是讀書人謀生的基本技能）——這一系列天翻地覆的教育改革，已經注定了古文“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命運。只不過古文可以“載道”的最后一絲榮光，被新文化人毫不留情地摧毀，才使得林紓痛心疾首。

清末的開民智、辦學堂，引領了整個轉型時代的風氣。林紓是意識到這一點的，且積極投身其中。但歷史大潮洶涌，不久便轉過來，沖垮了第一代啟蒙者立足的根基。這種在新舊夾縫中苦苦掙扎的兩難處境，包括其猶豫、憂傷與困惑以及日漸落寞的身影，很值得后來者深切同情。某種意義上，轉型時代讀書人的心境、學養(yǎng)與情懷，比起此前此后的“政治正確”來，更為真摯，也更可愛。

最后，還是得回到林紓念茲在茲的古文的現代命運。世人談及林紓之捍衛(wèi)古文，或徹底貶斥，或極力表彰。但有趣的是，有心栽花花不發(fā)，無心插柳柳成蔭，林紓在文學史上的真正貢獻，不在桐城古文的復興，而是西洋小說的引進。這一點，林紓去世一個月后，新文化人鄭振鐸撰寫了初刊《小說月報》第十五卷第十一號的《林琴南先生》，就已經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此后90年，“林譯小說研究”始終是中外學界的熱門話題，且不時有精彩論述出現^注86。這里換一個角度，談論林紓翻譯及創(chuàng)作小說的經驗，如何反過來促成了古文的自我改造與更新。

桐城名家馬其昶為林紓《韓柳文研究法》作序，開篇即稱道：“今之治古文者稀矣，畏廬先生最推為老宿。其傳譯稗官雜說遍天下，顧其所自為者，則矜慎斂遏，一根諸性情。劬學不倦，其于史漢及唐宋大家文，誦之數十年，說其義，玩其辭，醰醰乎其有味也?！?sup>注87表面上好話說盡，可你要是熟悉桐城文家的思路及語匯，這表揚之中（從“傳譯稗官雜說”入手），其實包含著某種貶抑。馬序無意中說出了林紓的古文為何名氣那么大，一是憑借翻譯小說積累的聲望，二是用小說家的趣味來經營古文。從傳統(tǒng)古文家的眼光看，林紓的古文并不純粹；可正是這種夾雜著小說筆調，使得林紓的古文別有洞天。

除了眾所周知的林譯小說，林紓還自撰長篇小說五種——《劍腥錄》（1913）、《金陵秋》（1914）、《劫外曇花》（1915）、《冤海靈光》（1915）、《巾幗陽秋》（1917），以及短篇小說（筆記）集五種——《踐卓翁小說》（1913—1917）、《技擊余聞》（1914）、《鐵笛亭瑣記》（1916）、《畏廬筆記》（1917）、《蠡叟叢談》（1920）。這些創(chuàng)作，除了自身業(yè)績，更是大大拓展了古文的表現空間。這一點，先賢早有論述。1922年，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表揚林譯小說，稱“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注88；1932年，魯迅給增田涉寫信，談及早年翻譯《域外小說集》的背景：“當時中國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譯的外國小說，文章確實很好，但誤譯很多。”^注89到了1964年初刊《文學研究集刊》第一冊的《林紓的翻譯》，錢鍾書對林紓的“古文”做了精彩的辨析，稱若嚴格遵守桐城古文的清規(guī)戒律，根本就無法翻譯；林紓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的譯筆違背和破壞了他親手制定的‘古文’規(guī)律”：

林紓譯書所用文體是他心目中認為較通俗、較隨便、富于彈性的文言。它雖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詞匯和句法上，規(guī)矩不嚴密，收容量很寬大。^注90

但如果跳出獨尊古文的褊狹趣味，就文章論文章，林紓的譯述，確實是大大拓展了“古文”（嚴格上說是“文言文”）的表現能力。某種意義上，這與他看不起的梁啟超等人的“報章文體”，可謂異曲同工。若著眼于清末民初語言及文體變革的大潮，由幽深的文言到平實的白話之間，有個過渡形態(tài)，那就是淺白文言；而由潔凈的古文到蕪雜的小說之間，也有個簡易橋梁，那便是林紓那些一身二任、徘徊于雅俗之間的譯述小說。若承認白話文運動的成功，并非簡單的“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么說，就怎么說”^注91，而是必須兼及文章與學術^注92，縱橫小說與散文，雜糅口語、古文、方言、歐化語等，“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tǒng)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語文來”^注93，那么，林紓對于現代白話文的意義，便不只是扮演反對者的角色，而是有某些實實在在的貢獻。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