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緯第四

正緯　《說文》曰：讖，驗也。案讖之為物，皆執(zhí)后事以驗前文，非由前文以得后事。《老子》所謂前識，《中庸》所謂前知，皆持玄理以推測后事，非能明照方來，若數(shù)毛發(fā)于盤水也。左氏所載童謠之應(yīng)，如鴝鵒來巢，火中取虢，咸由后事比合前文，然謠諺始作之時，必不知有魯、虢之事。蓋人事雖繁，皆在思慮之內(nèi)，文義雖眾，皆具因禪之能，展轉(zhuǎn)分合，雖五經(jīng)常語，未始不可作百代讖詞用也。古世人神雜糅，故隆于祥，迄周而舊污未滌，春秋史官所記，尚侈陳豫察之言，要之非圣人所作也。讖緯之隆，始于陰陽家；以明讖之術(shù)說經(jīng)，始于道聽涂說之今文學(xué)；以讖為緯，淆亂經(jīng)文，始于哀、平以來曲學(xué)阿世之儒。何以明其然也?晚周學(xué)派六家，老子言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又言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首也。則道家不得有讖?！吨杏埂费运仉[行怪，吾不為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夫子言天道不可得聞，則儒家不得有讖。墨子雖尊天明鬼而非命，非命者，事不得前定，則墨家不得有讖。名家檢正形名，無譣之言則絕，亦不得有讖。法家出于老子，而旁取名家，施于人事，而貴隨時，亦不得有讖。唯獨陰陽家本出于司天之官，而末流營于祥，泥于小數(shù)。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圣》之篇十余萬言，抽巫祝之緒，而下為方士辟利原，瀛海九州之說，令世主甘心至死而不悟；秦時方士入海者，還奏“亡秦者胡”之讖，始皇將死，復(fù)有璧遺滈池之訛言，此皆方士之詐，而實濫觴于鄒衍矣。南公之讖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南公亦陰陽家也。張蒼為秦柱下史，故不得不從時主所好而治陰陽，賈生傳之，則五曹官制以著，顧其致用，獨在五德終始之說耳。觀賈生《賦》之辭曰：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是知前知之談，通儒所未篤信也。武皇好神仙，與秦政異世同蔽，董仲舒既以引經(jīng)治獄授張湯，又身為巫師，作土龍以求雨，彼固工于揣摩人主之情者也。漢主好儒，兼好神仙，儒與神仙雖不合，于陰陽則有可緣飾者，故推陰陽以說《春秋》。今《春秋繁露》有《陰陽位》、《陰陽終始》諸篇，明其以鄒子南公之道迻書于儒籍矣。仲舒雖不得志，又以大愚見誚于其徒，然其說則已深入于漢主之心，神仙之福未來，而巫蠱之禍踵起，甲兵興于闕下，儲貳縊于窮閻，則仲舒有以致之也。然盛漢之時，談陰陽者，其能不過推災(zāi)異，淫鬼神，而猶不敢淆亂先王之典籍，故劉向校書，不見有緯。圖書秘記之目，此即緯家所謂《河圖》、《洛書》本文。廑在天文家。當(dāng)時頌美朝廷者，其能事亦盡于稱說符命。自王莽引經(jīng)作讖，以“伏戎于莽”為己之應(yīng)，當(dāng)世阿諛茍合之士，始欲竄亂圣經(jīng)以投主好，然五經(jīng)明白近人事，作偽傅會，其事甚難，由是引舊讖而益新文，變其名曰緯，以為經(jīng)顯緯隱，而皆出自圣人，斯足以營惑觀者，通人討覈，謂緯候起自哀平，此至確之言，案以時事人情而合者也。光武以劉氏苗裔興，遠(yuǎn)同少康之光復(fù)，本不待緯候以自崇，然親見王莽假符命四十二章以愚民，故亦欲假符命以明劉氏之當(dāng)再立，赤伏符之至，適會其時，光武雖心知其偽，而亦不得不端拜以受矣。既以緯興，即宜尊緯，君信于上，臣和于下，于是緯之力超越于經(jīng)。西漢之儒說經(jīng)，不過非圣意，而猶近人情，東漢之儒則直以神道代圣言，以神保待孔子，以圖讖目圣經(jīng)，于是《春秋》為漢制法之說昌，微言大義由此斬矣。雖有骨鯁之士辨論其失，而習(xí)俗移人，賢者不免，康成大師，篤信圖讖，至于為緯作注。《六藝論》云：六藝皆圖所生。凡所注書，征引《易說》、《詩說》，皆緯書也。降及宋孝武世，始禁圖讖，然鄭學(xué)既行，為鄭學(xué)者不得不兼明圖讖，是故圖讖之學(xué)，在漢則用以趨時，而在六朝則資以考古。劉氏生于齊世，其時緯學(xué)猶未盡衰，故不可無以正其失，所獻四諍，洵為剴明。自隋焚圖緯，此學(xué)遂亡，縱有殘馀，只供博覽，近世今文學(xué)者于讖緯亦不能鉤潛發(fā)微，徒依阿舊說而已。因讀劉文，善其精允，復(fù)為推論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