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定政策

●劉少奇說：“現在蘇聯(lián)有許多世界上所沒有的完全新的科學知識，我們只有從蘇聯(lián)才能學到這些科學知識?！?/p>

●毛澤東說：“我們不僅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而且要學習蘇聯(lián)先進的科學技術。”

●林伯渠建議：“以后若再派學生去蘇聯(lián)，須先在國內進行預備教育6個月或多一些時間。”

劉少奇說要以俄為師

1949年10月5日，中國與蘇聯(lián)友好協(xié)會成立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

出席這次大會的有中蘇友好協(xié)會總會會長劉少奇，副會長宋慶齡、吳玉章、李濟深、郭沫若，及該會總會在京理事，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會、院、署、行首長，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負責人，文化界人士，各民族代表，來京開會的全國戰(zhàn)斗英雄代表、勞動模范代表，出席中蘇友好協(xié)會全國工作會議的各地分會代表。

大會在莊嚴的中蘇兩國國歌聲中開始。會上，首先由中蘇友好協(xié)會籌備會主任宋慶齡致開幕詞。宋慶齡說：

我記得三十二年之前，當蘇聯(lián)的十月革命震驚了整個世界，這個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事件遭受到一切帝國主義者的造謠誣蔑的時候，孫中山先生首先指出：“自從有了俄國革命，世界人類便生出一個大希望”。

……

在我們三十年來對內外敵人的艱苦斗爭中，整個世界上只有蘇聯(lián)是我們中國人民的永遠不渝的朋友；而這個中國人民的最可靠的朋友，今天又在我們新中國中央政府成立的第二天，首先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了。

中國人民將永遠銘記住這一些寶貴的友誼和幫助。中國人民已經從三十年的革命經驗中，認識了毛澤東主席所指示的和蘇聯(lián)及各新民主國家站在一起的真理。

宋慶齡的講話受到與會人員的熱烈歡迎。

接著，劉少奇在大會上作重要報告，劉少奇說：

各位代表，各位來賓們：

我們中蘇兩大國的人民，由最近三十年來的歷史清楚地證明：是如像兄弟一樣地相互友愛的。

在三十多年以前，由于俄皇政府實行侵略中國的政策，曾經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反抗，這種反抗是完全正當的。但自俄皇政府被推翻，十月革命勝利之后，情形就完全改變了，蘇聯(lián)人民就在偉大的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對中國人民實行了從來未有的友好的政策，而中國的人民也就開始以從來未有的友好態(tài)度來接受蘇聯(lián)人民和蘇聯(lián)政府的友好。

劉少奇在報告中還指出：

我們之所以特別重視與珍惜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與合作，還因為蘇聯(lián)人民所走過的道路正是我們中國人民將要走的道路。蘇聯(lián)人民建國的經驗值得我們中國人民很好地學習。我們中國人民的革命，在過去就是學習蘇聯(lián)，“以俄為師”，所以能夠獲得今天這樣的勝利。在今后我們要建國，同樣也必須“以俄為師”，學習蘇聯(lián)人民的建國經驗?，F在蘇聯(lián)有許多世界上所沒有的完全新的科學知識，我們只有從蘇聯(lián)才能學到這些科學知識。例如：經濟學、銀行學、財政學、商業(yè)學、教育學等等，在蘇聯(lián)都有完全新的一套理論，為世界其他國家所沒有的。至于蘇聯(lián)進步的政治科學與軍事科學那就更不待說了。蘇聯(lián)的文化完全是新的文化。吸收蘇聯(lián)新的文化做為我們建設新中國的指針是中國人民目前的迫切任務。因此我們特別需要蘇聯(lián)人民的友誼的幫助與合作。

……

劉少奇的講話結束后，全場響起熱烈的經久不息的掌聲。

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工業(yè)生產只占總生產的十分之一。日本侵略者與國民黨反動派使中國經濟受到了極大的破壞，新中國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迅速恢復和發(fā)展中國的經濟，使中國工業(yè)化。

當時，蘇聯(lián)人民和蘇聯(lián)政府給予新中國巨大的幫助，比如，鐵路很快恢復，就得到了蘇聯(lián)的幫助。鞍山、石景山等鋼鐵工業(yè)的恢復，有了蘇聯(lián)的幫助，就要快得多，所以蘇聯(lián)對中國人民的真誠友誼的幫助，是恢復和發(fā)展中國經濟的有利條件之一。

因此，中國人民特別重視和珍惜對蘇聯(lián)人民的友誼與合作。其實，中蘇之間的友誼，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打下了牢固的基礎。

早在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fā)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毛澤東在文中指出：

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他們不僅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lián)共產黨是我們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

1949年7月16日，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發(fā)表僅16天后，中蘇友好協(xié)會發(fā)起人大會即中蘇友好協(xié)會成立的籌備會，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參加者有來自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各方面民主人士的代表698人。

這次會議通過了籌備委員會簡章并選出宋慶齡、劉少奇、周恩來、郭沫若等81人為籌備委員會委員，宣告中蘇友好協(xié)會籌備委員會成立。

中國共產黨選擇在這個時間發(fā)起成立中蘇友好協(xié)會，旗幟鮮明地確定了向蘇聯(lián)“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不但要“打破帝國主義的幻想”，同時也明確了自己倒向以蘇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的選擇，希望以此打消民主黨派中某些人士在對蘇政策上的游移不定。

中央實行的這一系列政策，為新中國向蘇聯(lián)派遣留學生鋪平了道路。

中央決定派遣留蘇學生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輕輕按下電紐，第一面五星紅旗在天安門上空冉冉升起。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大國在東方成立了。

為了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中共中央提出要學習蘇聯(lián)和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先進經驗。

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急需各方面的建設人才。于是，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的工作，便被提上議事議程。

1951年5月7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作重要報告，劉少奇說：

現在我們是知識分子太少了，專家太少了，技術人員太少了。搞建設就感覺人才太少、干部太少了。所以在文化建設中要增加學校，現在就要增加。經濟建設需要有很多知識分子，現在沒有那么多。

因此，我們要把現有的知識分子都很好地利用起來。知識分子是寶貝，到處找不到。

新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建設人才、尤其是高級人才嚴重不足，而剛剛擺脫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體系的中國高等教育百廢待興，一時還無法培養(yǎng)出大批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人才。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決定，有計劃地向蘇聯(lián)和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

“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對當時的蘇聯(lián)東歐留學熱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當時蘇聯(lián)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核心地位，又決定了中國大部分留學生被派往蘇聯(lián)。

早在1949年7月，劉少奇曾經在秘密訪問蘇時提出，除了派遣專家來華幫助工作外，希望蘇聯(lián)接受中國派遣留學生，以幫助中國培養(yǎng)建設和管理人才。這一請求得到蘇方的積極響應。

1949年10月2日，蘇聯(lián)政府外交部副部長葛羅米柯，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周恩來：“蘇聯(lián)政府決定建立蘇聯(lián)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系，并互派大使”。并表示，“確信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是絕大多數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斷絕同國民黨當局的外交關系。

3日，中國政府復照蘇聯(lián)，歡迎建交并互派大使。

10月5日，中蘇友好協(xié)會在北京成立之后，蘇聯(lián)代表團即在北京、上海等地作報告，詳細介紹蘇聯(lián)文化建設的特點、作用和地位，以及蘇聯(lián)國民教育概況。

毛澤東以其特有的遠見卓識在人民政協(xié)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全會上指出：

我們要進行偉大的國家建設，我們目前的工作是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不夠的，因此，要認真學習蘇聯(lián)先進經驗，無論共產黨內、共產黨外，老干部、新干部、技術員、知識分子以及工人群眾和農民群眾，都必須誠心誠意地向蘇聯(lián)學習。我們不僅要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而且要學習蘇聯(lián)先進的科學技術。我們要在全國范圍內掀起學習蘇聯(lián)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

當時，蘇聯(lián)在思想文化與科學技術方面的確比中國先進。后來，一位留蘇學生甚至回憶說，他們的馬列主義理論教員把馬列經典著作背得滾瓜爛熟，腦子像一個“馬列資料庫”，隨便問任何問題，他都能回答“這個問題，可以看一下《馬克思全集》或《列寧全集》第幾卷第幾頁?！?/p>

留學生派遣工作組成立

1949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中央即決定大規(guī)模向蘇聯(lián)和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因此，中央決定成立由聶榮臻、李富春、陸定一主持的留學生派遣工作領導小組，制定方針、計劃和組織實施，以便與經濟建設計劃相協(xié)調。

新中國剛剛建立后，百廢待興，百業(yè)待舉。黨中央為迅速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高瞻遠矚，決定向蘇聯(lián)派出大批留學生，學習先進的科學文化和管理經驗。這項工作被納入中國科學教育發(fā)展十年規(guī)劃。

其實，早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為了迎接革命勝利后的建國任務，中國共產黨就派出一些革命烈士和干部的子弟到蘇聯(lián)學習。

早在1948年，在烽煙彌漫的黃土高原，盡管被國民黨軍隊圍追在黃土溝壑之中，在毛澤東的心中，卻已經開始勾勒新中國的藍圖。

建設新中國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術專家，但在戰(zhàn)火硝煙中成長的干部，欠缺的是系統(tǒng)的教育和技能。

毛澤東將目光投向遙遠的蘇聯(lián)，一個想法在心中形成：向蘇聯(lián)派出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年輕干部，接受蘇聯(lián)的正規(guī)高等教育，培養(yǎng)我們自己的技術專家。

派遣工作由中共東北局具體負責。經過慎重籌劃，決定將派遣人員的范圍限定在烈士子女或高級干部的子弟，共21個人。

李鵬，李碩勛烈士之子。李碩勛是著名的革命活動家和優(yōu)秀的軍事指揮員，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后長期領導地方武裝斗爭。1931年7月不幸被捕，在獄中大義凜然，忠貞不屈，不久英勇就義，犧牲時年僅28歲。李鵬在抗戰(zhàn)勝利后從延安來到東北，時任哈爾濱油脂公司協(xié)理和黨支部書記。

鄒家華接到去蘇聯(lián)學習的通知時，已經開始擔任中共松江省賓縣常安區(qū)區(qū)委書記。鄒家華的父親鄒韜奮畢生從事新聞出版工作，創(chuàng)辦生活書店，主辦《生活》周刊，在抗日救亡、反對國民黨獨裁統(tǒng)治、爭取民主的斗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于1944年7月病逝。鄒家華參加過新四軍，后進入華中新四軍建設大學學習，1946年調往東北。

謝紹明，謝子長烈士之子。謝子長是與劉志丹齊名的陜甘根據地和陜北紅軍的創(chuàng)建者，曾任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總指揮。謝子長于1934年秋在一次戰(zhàn)斗中負傷，次年春不幸逝世，時年38歲。謝紹明在被選拔留蘇時，作為派往東北的干部團成員，在赤峰市任區(qū)委書記、武工隊政委。

羅西北，羅亦農烈士之子。羅亦農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曾參與領導省港大罷工及上海工人3次武裝起義，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和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1928年4月，羅亦農不幸被捕犧牲，時年僅26歲。羅西北15歲時進入蘇聯(lián)國際兒童院學習。1945年8月被蘇聯(lián)派往齊齊哈爾從事情報工作，后進入哈工大學習。

劉虎生是1947年從晉察冀邊區(qū)來到哈爾濱的。他的父親是著名的劉伯堅烈士。劉伯堅早年赴歐洲勤工儉學，長征時留在中央蘇區(qū)堅持武裝斗爭。他在一次戰(zhàn)斗中中彈被俘，于1935年3月英勇就義。

葉正大、葉正明是葉挺的兒子。葉挺是北伐名將，他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被光榮地譽為“鐵軍”。葉挺參加領導了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抗日戰(zhàn)爭時任新四軍軍長，在皖南事變中被俘。1948年因飛機失事遇難。父親犧牲后，葉正大、葉正明被接到延安。黨中央從延安撤退后，他們輾轉來到哈爾濱，當時正在哈爾濱俄文?？茖W校學習俄語。

林漢雄是張浩的兒子，當時在延安保小上學。張浩又名林育英，是我黨早期的工人黨員和工運領袖，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曾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援西軍和一二九師政治委員。1942年3月，張浩在延安逝世，享年45歲。

肖勁光的兒子肖永定，當時也在延安保小讀書。

任湘是任作民的兒子。任作民是我黨早期共產黨員，歷任中共河南省委宣傳部長、山東省委書記、湖南特委書記、西北局秘書長。1942年在延安病逝。任湘是從西安辦事處到的延安，曾進入邊區(qū)師范學校念書，后來就讀于延安自然科學院。

其他被派往蘇聯(lián)的人員是王稼祥的義子朱忠洪、中共東北局副書記之子高毅、參加了土改工作團的江明。

還有4個年輕人，一同在延安保小長大，一同進入張家口工業(yè)?？茖W校，又一同進入東北野戰(zhàn)軍通訊參謀部工作。他們是：楊棋烈士之子楊廷藩、陜甘寧晉綏五省聯(lián)防副司令員張宗遜之侄張代俠、原紅二十七軍軍長、第十一縱隊司令員賀晉年之子賀毅、陜甘寧邊區(qū)政府陜北行政公署主任崔田夫之子崔軍。

在這21個人當中，有4個引人注目的女孩子。

葉楚梅是葉劍英的女兒。葉楚梅1928年出生在香港。1945年，17歲的葉楚梅被接到延安，與父親團聚了才一個月，就被父親送到冰天雪地的東北接受磨煉，成為了一名東北民主聯(lián)軍的戰(zhàn)士。

羅鎮(zhèn)濤，羅炳輝烈士的女兒。羅炳輝是中國工農紅軍和新四軍高級指揮員，軍事家。

任岳是任作民的侄女。項蘇云是項英烈士的女兒。

這21個人將被中央派往蘇聯(lián)，成為黨中央派往蘇聯(lián)的第一批留學生，他們將為新中國的成立作出自己的貢獻。

除個別人中途因病回國外，在后來的1955至1956年期間，這批學生都以優(yōu)異的成績結束在蘇聯(lián)的學習，陸續(xù)回到祖國。

時值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對于這批新中國自己培養(yǎng)的第一批技術專家，黨中央給予了高度重視。按照中央組織部最初的分配方案，這批寶貴的大學畢業(yè)生將被安置在各大部委。

然而在征求本人意見時，21個人中，竟沒有一個人愿意留在生活條件相對較好的北京。大家無一例外地要求到基層、到生產建設的第一線，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羅西北最先回國工作，他在燃料工業(yè)部水電建設總局北京水電院只干了兩年，1955年底到重慶，組建成都水電勘測設計院，任總工程師，一干就是10年。

當征求李鵬本人的意見時，李鵬明確表示，愿意到基層去工作，到水電站去工作。于是他被分配到吉林豐滿發(fā)電廠。李鵬在那里前后工作了6年，參加了這個當時全國最大的水電工程的施工、維修、運行等各個環(huán)節(jié)的工作。

賀毅學成歸來，被分配到水電總局北京勘測院任工程師，但他渴望到基層去大干一場。他將想法對水電總局局長李銳傾訴，李銳便給他創(chuàng)造了一個鍛煉機會，到江西上猶江圍堰工區(qū)任主任工程師。

謝紹明回到了哈爾濱飛機制造廠；鄒家華和葉楚梅一起到了沈陽第二機床廠；葉正大、葉正明學以致用，在沈陽飛機廠工作；林漢雄分在北京，但他沒有留在機關，而是去官廳水庫工作；張代俠最初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在他的要求下，組織又將他派往沈陽第二機床廠；其他人員也進入了基層工作。

由于歷史的諸多原因，這些留學生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在他們當中，有些人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有些人走上了行業(yè)領導職位，還有人則在基層崗位上默默無聞地耕耘一生。

1948年派遣到蘇聯(lián)的21名留學生，作為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第一次有目的性地派遣的留學人員，作為新中國在國外培養(yǎng)的第一批留學生，為以后的留學生樹立起了光輝的榜樣。

中蘇簽訂留學生協(xié)定

1950年6月，周恩指定國家文教委員會馮乃超、外交部伍修權、教育部陳新民組成工作小組，負責選拔、確定出國留學生人選。伍修權負責對外聯(lián)系；陳新民負責留學生出國前的準備工作及其他事務性工作。

1952年8月9日，中蘇兩國政府簽訂《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蘇聯(lián)高等學校（軍事學校除外）學習之協(xié)定》。

協(xié)議規(guī)定：

須按蘇聯(lián)高等教育部規(guī)定之課目經過入學考試后，始能被接受到蘇聯(lián)高等學校學習。

……

按通例，上述大學生與研究生接受到高等學校初級班學習，僅在個別情況下，方能至高級班學習。至于尚未能充分掌握俄語者，須進預科班學習，其期限自六個月至一年。

協(xié)議還規(guī)定：

蘇聯(lián)各學校為大學生及研究生規(guī)定之一切規(guī)則，對于根據本協(xié)議接受至蘇聯(lián)各院校之人員均應一律遵守。

……

凡由蘇聯(lián)高等學校畢業(yè)之人員，均發(fā)給按蘇聯(lián)規(guī)定形式之畢業(yè)文憑，并載明其所獲得之專門知識及熟練程度。

中國公民之大學生及研究生在蘇聯(lián)高等院校學習期間，由蘇聯(lián)政府供給之住處，其條件與蘇聯(lián)大學生及研究生同。

蘇聯(lián)政府支付中國公民在蘇聯(lián)高等學校學習時之生活費與學習費。中國政府應向蘇聯(lián)政府償還上述費用的百分之五十。

這項“協(xié)定”的簽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它的指引下，中國向蘇聯(lián)大規(guī)模派遣留學人員的工作得以順利展開。

留學生的選拔、培養(yǎng)、管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涉及到國家多個部門的分工、協(xié)作。留學工作被提高到關系國家未來的戰(zhàn)略高度。

這項工作由周恩來親自領導，在國務院的領導下，外交部、教育部、國家計委、國家科委、國家各部委細致分工、密切配合，保障整個工作有序進行。

建國伊始，在廢墟建立起來的新中國的領導人，對于如何構建一個全新的國民經濟體系幾乎沒有任何經驗。在這種情況下，走出去謙虛地學習國外先進經驗，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事實證明，數量巨大的留學生回到國內后，不僅帶來了先進的知識和技術，而且迅速充實到生產建設的第一線，極大地充實了技術骨干力量。以這批留蘇學生為骨干，新中國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諸學科得到飛躍式的發(fā)展，也帶動了國內整體生產、科研、教學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對派留學生出國學習的意義作出精辟的論述：

什么是最迅速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的道路呢？這樣的道路就是……按照我們所最急需的門類，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組專家、優(yōu)秀的科學工作人員和優(yōu)秀的大學畢業(yè)生到蘇聯(lián)和其他國家去作一年到兩年的實習，或者當研究生，回國以后立即在科學院和政府各部分別建立發(fā)展這些科學和技術的基礎，并且大量培養(yǎng)新的干部。

在后來的1960年12月，國家科委黨組、教育部黨組、外交部黨委在《關于今后一個時期的留學生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指出：

留學生的派遣規(guī)劃、留學生畢業(yè)回國分配工作，和根據科學技術合作協(xié)定派遣的實習生選拔工作由國家科委負責；大學生、研究生、進修教師的選拔工作和所有留學生的最后審查批準、派出、國外管理和假期回國學習等工作，由教育部負責；留學生在國外的政治思想工作由使館負責，在國內由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負責，其中關于政治思想教育和組織工作以教育部為主，涉外事件以外交部為主……

這一分工，奠定了未來幾十年中國留學生管理工作的格局。

周恩來批示成立預備部

1951年7月，來自祖國四面八方的375名優(yōu)秀青年云集首都北京。

在這些青年當中，既有戰(zhàn)功卓著的紅軍將領，也有意氣風發(fā)的高中學生；既有躊躇滿志的年輕干部，也有經驗豐富的技術人員。他們當中年齡最大的，已經40多歲了，而年齡最小的，還不到20歲。由于時間緊迫，這批學生只是在北京集結一個月，簡單了解了一下蘇聯(lián)國情，就要匆匆上路。

到達蘇聯(lián)后，這批學生分別被安置進入莫斯科第一醫(yī)師進修學院、莫斯科機床工具學院、莫斯科鐵路運輸工程學院、莫斯科運輸經濟學院、列寧格勒鐵道運輸工程學院、薩拉托夫汽車公路學院等高等院校學習。

由于在前往蘇聯(lián)之前，這些學生沒有經過語言方面的培訓，他們可以說是沒有任何俄語基礎。絕大部分學生還是在火車上，從蘇聯(lián)列車員那里學會了第一個俄語字母。

蘇聯(lián)方面顯然對如何對待這樣大量的留學生也沒有足夠經驗。當這批幾乎對俄語一無所知的學生到達后，蘇方居然沒有安排哪怕是短期的俄語培訓，就直接將他們領到各高等院校的課堂。

當時，在莫斯科第一醫(yī)師進修學院學習的張璇，第一天在教室里上課，老師在黑板上連寫帶說。他卻不知其他同學能聽懂多少，反正自己是一個字都沒聽懂。一堂課快結束時，老師在黑板上寫了兩個俄文字后就走了。他們幾個中國學生呆坐著沒有反應。左等右等不見老師來，他們回宿舍趕緊查字典，原來黑板上寫的是“下課”。

郭子恒當時被安排在蘇聯(lián)列寧格勒創(chuàng)傷矮形外科研究所學習，他后來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開始的第一年，我們每天都要花十幾個小時學習俄語。除了七八個小時的睡眠外，處于清醒狀態(tài)的全部時間———包括走路、乘車、購物、進餐，甚至于去衛(wèi)生間等一切活動———無時不在背誦俄文單詞或常用語。俄漢詞典和記單詞的小卡片一刻也不離身。最初那種有眼不識字、有耳聽不懂、有口張不開的苦澀，比之戰(zhàn)爭年代的艱難困苦、饑寒交迫還要難耐得多。

同樣是首批留蘇學生的李振肅回憶道：

那時學習真是分秒必爭！一天學習十幾個小時，能夠在兩節(jié)課中間休息的十分鐘內，伏在桌子上打個盹，隨即又繼續(xù)全神貫注認真地捕捉老師講的每一句話。列寧格勒夜長晝短，常在昏暗的早晨就進了實驗室，晚上干到十一二點是常事。晚上從實驗室出來再回住處吃晚飯，睡覺就很晚了。設了兩個鬧鐘早晨叫醒我。有一次實在太困了，兩個鬧鐘一一響過，但在按住鬧鐘后一下又睡著了。不過猛地又驚醒了，趕快跳起來去上課，居然沒遲到。

憑借著戰(zhàn)士一般沖鋒陷陣的勇猛頑強，大部分學生不僅出色地完成了學業(yè)，其學術成果還得到了蘇聯(lián)專家的贊許。

1951年，國家副主席林伯渠在蘇聯(lián)進行療養(yǎng)和考察。期間，林伯渠與新中國第一批留學生進行密切接觸，詳細了解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情況。

林伯渠回國后，立即給劉少奇、周恩來寫信，介紹自己的所見所聞：

我們中央教育部此次送蘇聯(lián)學習工業(yè)技術的一批學生約300余人，據大使館反映，該次學生不懂俄文的占95％。教育部計劃，是把他們分別送到各種?？茖W校去學習的，自然分的很零散，以致學生聽講困難，學校為之補授俄文，亦不方便。該學生等先無精神準備，一到莫斯科，既聽不懂話，又吃不慣飲食，加以氣候亦殊，有的就鬧起情緒來。并有個別（大約不止一兩個）學生程度不夠格，也為收納該次學生的學校所不滿。

接著，林伯渠建議：

以后若再派學生去蘇聯(lián)，須先在國內進行預備教育6個月或多一些時間（或在到蘇聯(lián)后，先集中教育一個時期）。首先教俄文拼音會話，尤其在政治上應先說明赴蘇學習的必要性，加重其責任感。并須詳細告訴他們到蘇聯(lián)以后的生活情形（如飲食、氣候、這些是可以漸漸習慣的）。

林伯渠的意見引起了周恩來的高度關注。周恩來隨即做出批示，指定教育部副部長錢俊瑞、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外交部副部長伍修權3人負責籌備留蘇預備學校。

留蘇預備部正式啟用

1951年12月初，留蘇預備的籌備工作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

中央有關部門經過研究，國家決定將留蘇預備學校設在北京俄文專修學校之內，由俄專校長統(tǒng)一領導，因此又被稱為俄專二部。

北京俄文專修學校是和新中國同日誕生的，其目的在于為新中國培養(yǎng)俄語翻譯人才。校長是中國著名翻譯家、曾任毛澤東首席俄文翻譯的師哲。

1952年2月，留蘇預備學校迎來第一批600名學生。由于當時還沒有專門的校舍，不得已借用位于定阜大街的原輔仁大學部分校舍棲身。

1952年6月，俄專二部搬到位于西城區(qū)西南角的鮑家街21號，即醇親王府的舊址。在50年代初，王府建筑還基本保持原有的格局?？臻e的殿堂廊廡經過簡單修繕，就成了俄專二部師生的課堂和宿舍。當時，俄專二部已正式命名為“留蘇預備部”。

由于王府內空間狹小，教育部又將附近石駙馬大街18號北京女八中的部分校舍騰出來，供留蘇預備部學員住宿使用。

學員們每天要往返于教室和宿舍之間，步行大約1公里的路程。由于教室有限，部分學生早8時至下午14

時上課；而另一部分學生則從下午14點上課到晚8點。

由于條件所限，學生的宿舍也比較簡陋。當時，學員們住在一個很大的房間里，房間里擺滿了上下兩層的硬木板床，連桌椅板凳都沒有。

吃飯也沒有固定地點。學校在伙房旁邊用帆布支起一個大棚子，學生們用飯盒打了飯菜后，有的回到宿舍吃，有的干脆就在棚子下站著或者蹲著吃。

體育鍛煉的場地也是大問題。校園里沒有跑步的空間，學生們只好出校門，沿著古老的城墻和狹窄的街巷跑上一圈。雖然條件艱苦了一點，但沒有哪里學生有絲毫的怨言。

后來，為了迎接派遣留蘇的高潮，位于海淀區(qū)魏公村的留蘇預備部新校址破土動工了。

1955年春節(jié)后，剛剛度過寒假回到北京的學生們，被通知到新校區(qū)報到。

當時，他們一進校門，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寬敞的校園里，矗立整整7座高大巍峨、氣勢恢弘的大樓！

那是一座中西合璧風格的5層教學樓。建筑呈“凹”字形展開，如同張開的巨大的臂膀擁抱來自遠方的學子。教學樓兩側，是同樣風格、對稱排開的6幢高樓。在這當中，5幢是學生宿舍樓，還有一幢是專門的外國專家樓。

師生的住宿條件大大改善。樓內長長的走廊里，對稱地分布著一個個獨立的房間，每個房間內平放4張床，還有一個共用的寫字桌和4個小方凳。

樓群中央，是一個寬敞平坦的大操場，可以做操、跑步、踢球。學生們日常體育鍛煉再不用出校了。留蘇預備部不論在硬件設施，還是在教學水平方面，在當時都是一流的。

學校聘請了一部分教學經驗豐富的蘇聯(lián)語言專家，后來由于人員不足，又從當時在北京工作的蘇聯(lián)技術專家的家屬中聘請了一部分人來講課。

中方俄語教員則來自于各校俄文系剛畢業(yè)的學生。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使學員們掌握盡可能多的俄語知識，對于他們來說也是一個全新的考驗。他們的辛苦和緊張，絲毫不亞于學生。每天，教師們白天講課，下班后還要備課、準備教案、與學生談話，總要忙到深夜。

當時，在留蘇預備部工作的王敏慧住在教師宿舍樓對面。她至今清楚地記得，對面樓里家家戶戶的燈光在夜里12點以前就沒有熄滅過。

留學生派遣人數逐年增長，在后來的1955年，在留蘇預備部同時就讀的學生超過2000人，所有的宿舍全部滿員。

1956年，學生專列整整發(fā)了3趟。這批學生離開后，由于留學政策調整，留蘇預備部在讀人數銳減，設施和資源出現富余。

1956年8月，留蘇預備部又回遷到鮑家街原址，直到1958年2月才又回到魏公村，算是留蘇預備部歷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從1952年到1960年，留蘇預備部在新中國高等教育的歷史星空中如流星般短暫，然而，就在這短暫的時間里，從它的懷抱走出了不勝枚舉的新中國領導人、科學泰斗、學者名流，還有無數為祖國建設作出卓越貢獻的各行各業(yè)的骨干。

王英輝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蘇關系改善時期赴蘇聯(lián)學習的留學生，她覺得在蘇聯(lián)動蕩年代里的留學生涯給了她受用一生的財富。當她回憶起留蘇預備部時，感慨地說：

這里，銘刻了他們矢志報國的豪情；這里，留下了他們的艱難求索的足跡；這里，是眾多新中國未來棟梁之材放飛夢想的起點。

中央對留蘇學生寄予了很高的厚望，對他們的學習和生活考慮得十分周全。中央無微不至的關懷，給留蘇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國科學院是向蘇聯(lián)派遣研究生、實習生等留學人員最多的科研院所之一。1951年到1953年，中國科學院一般是通過高教系統(tǒng)或工業(yè)系統(tǒng)派出少量的留蘇研究生。1953年到1955年，中國科學院尚未與蘇聯(lián)科學院達成正式的派遣留學生協(xié)議，派出的留蘇人員略有增加，但仍較少。

中國留蘇學生的選拔是非常嚴格的。去蘇聯(lián)讀大學和研究生的人員須符合如下的選拔條件：

一、政治條件：1．歷史清楚，政治上完全可靠，思想上進步者。2．學習工作積極、努力、品質善良、有培養(yǎng)前途且自愿赴蘇聯(lián)學習者。3．家庭成員與主要社會關系，無反革命問題（由公安部進行審查）。

二、學歷條件：須有大學畢業(yè)的程度，并從事研究工作或實際參加與其所學有關的工作一年以上，成績優(yōu)良，確有鉆研精神者。三、身體及年齡條件：1．經衛(wèi)生部門指定的醫(yī)院根據（留學生身體檢查不同標準的規(guī)定）檢查合格者。2．限于35歲以下。四、學科考試：經過政治審查及身體條件檢查之后參加相關研究生科目考試，合格者，就可以留蘇。進修人員和實習人員的政治條件、外語及身體狀況都必須符合以上的要求，略有不同的主要是學歷條件。

留蘇學生通常是先在北京、大連等地的俄語院校的“留蘇預備部”學習一年，進行一些準備工作。

中國留蘇研究生、大學生和進修生主要分布在莫斯科大學、列寧格勒大學、莫斯科動力學院、莫斯科石油學院、莫斯科鋼鐵學院、莫斯科地質學院、莫斯科航空學院、莫斯科礦業(yè)學院、莫斯科有色金屬學院、莫斯科黃金學院、列寧格勒加里寧工學院、列寧格勒電工學院、烏拉爾工學院，以及其他城市的幾百所高等院校和實習單位。

除了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大學外，其他高?；旧隙际歉鞣N工學院，而大部分的實習生則主要分布在蘇聯(lián)科學院各研究所、莫斯科斯大林汽車制造廠、哈依科夫拖拉機廠及其他的一些工廠。留學生的學習內容涵蓋工業(yè)、農業(yè)、軍事、地礦、水利、醫(yī)學、電信、鐵道、氣象等關系國計民生的所有方面，主要是那個時期國家急需的、實踐性強的專業(yè)，包括有機化學、高分子化學、固體物理、磁學、金屬學、半導體、燃燒理論、機械、動力學、聲學、電機制造、計算機、冶金等，旨在能夠馬上解決緊迫的問題。

當時，學習基礎理論的留學生比較少。一般說，各部門派遣的研究生和大學生考慮選擇三四年后急需的專業(yè)，而實習生與進修人員則選擇當時最急需的專業(yè)。主管部門對選拔條件執(zhí)行比較嚴格，一般都要求有一定的實踐經驗。

據莫斯科工業(yè)大學基西療夫教授介紹，莫斯科工業(yè)大學的前身是20世紀50年代著名的莫斯科機床工具學院，是第一批接收中國留學生的蘇聯(lián)院校之一。

當時，該校有工藝、機床工具、儀器制造等系，下設金屬切削機床、儀器制造、機械制造工藝、精密機械儀器、機械工藝金屬壓力加工等專業(yè)。斯當克因接收了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留學生，將他們分配到各個專業(yè)學習。

學院負責他們的學習，也為他們安排各種生活和文化活動。他們很明白到蘇聯(lián)的目的就是學習，成為有技能和熟練技術的專業(yè)人員，所以學習相當勤奮，不需要任何督促。

基西療夫后來回憶：

第一批來學院的中國學生可能有上百人。他們與蘇聯(lián)學生一起學習、實習、參觀博物館等，學到了專業(yè)知識和技能。

留學生回國之后，很快填補了中國科學技術和教育等領域的一些空白，承擔了學科建設、人才培養(yǎng)、技術研發(fā)和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并且在工作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有些成為國家科學技術事業(yè)和產業(yè)的帶頭人和組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