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停課鬧革命
在我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和大字報同時開始的。1966年6月初,聽家在北大的朱義民說,北大有大字報,出于好奇,我就約了幾個同學去看。在哲學樓北側的墻上,貼著很長的一份大字報,落款有七個人。后來才知道這就是北京大學的第一張大字報。北大舊圖書館前面本來是一個很寬闊的空地??盏厣县Q起了許多木樁和席子,上面貼滿了大字報。
大字報的內容對十七八歲的高中生來說,還是比較難懂的。只知道是批判修正主義路線之類。對所謂第一張大字報的評論也是有的支持,有的反對,盡管不完全懂,但心里總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沒過幾天,《人民日報》社論公開支持第一張大字報,“文化革命”就此開始了。
此間,為了“破四舊”——舊思想、舊習慣、舊文化、舊風俗,我和幾個同班同學做了兩件事,一是到語文老師張壽鏡老師家去“破四舊”。因為聽別的老師說張老師解放前是“三青團”。結果在張老師家什么也沒發(fā)現;二是在路邊動員長辮子的女同志剪短發(fā)。當時意外發(fā)現一位30多歲的男同志,留著一個大背頭,就把他攔住了,問:“為什么留大背頭?”答道:“我學習毛主席。”我們說“毛主席的發(fā)型是你學的嗎?你是什么出身?”最后,硬是把他帶到理發(fā)店,給他理了個寸頭。那人一臉不高興的樣子,嘟嘟囔囔地走了。今天,我們應當真誠地向語文張老師和那個留背頭的陌生年輕人道歉。后來,學校舉辦了“破四舊”成果展。展品很多,有金條、銀圓、民國時期的委任狀、債券、高跟鞋、留聲機、手杖、照相機,等等。
在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群眾運動中,校領導成為批判的目標。批斗會是大批判的集中場合。批斗會是由最早成立的那批紅衛(wèi)兵組織的,幾位校領導被押在臺上。發(fā)言的有學生,也有教師,發(fā)言中間是高呼口號。這些被批斗的校領導失去人身自由,被紅衛(wèi)兵集中看管。期間免不了體罰和刑訊。據說,女校長彭鴻渲就是因為被紅衛(wèi)兵用皮帶抽打,含恨自殺的。
當年,西城區(qū)動物園附近有一條鐵路,我經常騎自行車路過那里,幾乎每次都看到人群集聚,不是發(fā)生交通事故,而是有人自殺。此間,大字報鋪天蓋地,任何人都可以到學校辦公室領紙張、墨汁、漿糊。任何人都可以批評他人而不被制止。當然,大字報的內容一定是革命的。
1966年夏天,在中學生當中,曾經就“出身”問題展開大討論。當時有一份《中學文革報》,刊登遇羅克的文章《出身論》,批評“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的“血統論?!闭J為“血統論”違背了我們黨“有成分,不唯成分,重在表現”的政策。當然,也有反批評,說,每個人都在階級的環(huán)境中生活,他的思想意識都打上階級的烙印,提起當年的土地改革來,地主富農的兒子,和貧下中農的兒子,他們心情能一樣嗎?后來,最早成立的那批紅衛(wèi)兵當中,有不少人的父母被定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于是,他們就與地富反壞右的“黑五類”為伍了。幾年以后,他們的父母被平反解放,官復原職了,他們又重新回到“紅五類”的革命陣營里來??梢?,當時父母的地位對其后代的影響是立竿見影的。根據當時的理論,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在“文化革命”中不是革命依靠的中堅力量,而是團結教育的對象。今天回過頭來看,以20歲左右年輕人群體為對話主體的“血統論”,是古代傳統身份制度和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相雜交的畸形兒。自從出現了“血統論”,本來以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目標的群眾運動,就停下腳步開始自相殘殺。其實,那種以分層集群為載體的思想意識在“文革”前就已經潛伏多時。一些身份特殊的子弟常常懷著“治國者,舍我其誰”的豪邁胸襟,一些身份平平的子弟則篤信“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圭臬,而另一些子弟則心無旁騖地注重平靜而現實的生活?!拔母铩睍r的“血統論”只是在特定政治環(huán)境下的一次爆發(fā)。它戕害了一代年輕人,不僅是身體,更重要的是心靈?!把y論”的害處是制造鴻溝,割裂人民,釀造暴力,其理論與法西斯的種族至上論是相通的。今天,經過改革開放和法治建設,身份制度或已蕩然無存。正好與梅因所謂“從身份到契約”的歷史規(guī)律相合拍。如今,當年的年輕人都已年過花甲,有的已經步履蹣跚。同窗一聚,互道珍重,濁酒一杯,不辨紅黑。
開始大串聯了。我們六個同學——賈克星、陸祖迪、劉云、李桂杰、宋文莉,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出發(fā)了。去了南京、上海、長沙韶山沖、武漢,然后回到北京。大串聯乘火車不買票,憑學生證就行。在外地主要活動是看大字報。有時間去參觀革命紀念地。大家都住在學校里的學生宿舍,沒有鋪蓋,只能頭枕磚頭,用報紙當被子。吃飯也不收費,但是飯菜很簡單,一小碗米飯,上面加一勺菜。乘火車是一件很頭痛的事。遇到擁擠不堪的時候,只能躺在椅子下面或行李架上面,“火車時刻表”完全沒有作用了,在車站一停就是幾小時,同學們就從車窗爬上爬下,在車站上廁所,洗臉、刷牙都很難。盡管如此,大家還是愿意出去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
后來,國家要求學生返校鬧革命。一些聰明的學生就到售票處去換票。比如,廣州的學生憑學生證領了回廣州的火車票,北京的學生憑學生證領了回北京的火車票,于是,他們私下可以交換。到了廣州或北京,在接著交換,如法炮制,又可以去很多地方。當時,我就想,制定政策的人真是太笨了!
回校以后,我們成立了“新生紅衛(wèi)兵”,還到街上的刻字社刻了一枚公章,上面刻著“京工附中新生紅衛(wèi)兵”。參加我們“新生紅衛(wèi)兵”組織的有本班的20幾個同學?!靶律倍衷醋贼斞?,反映了他對中國國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力圖改造的愿望。但是,這個名字曾經被誤認為是“老兵”改弦更張。在“文化革命”初期,“紅衛(wèi)兵”是十分高尚令人神往的稱號。在這之前,社會流行一身藍裝,配一頂蘭帽,象征工人階級。很快,時尚驟變,時興軍裝,軍帽,扎皮帶,配紅袖標。使我們想起第一次國內革命時期的紅軍赤衛(wèi)隊。當然,紅衛(wèi)兵衣服口袋里一定有一本紅寶書。有一位同年級的同學,因母親出身地主,當不了紅衛(wèi)兵,就把年邁的母親綁在床欄桿上,整整一周,活活餓死,以表示與地主階級劃清界限。但是,紅衛(wèi)兵組織始終不接受他加入,認為他“目的不純”。按傳統觀念論之,則是“于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在有的地方,“黑五類”子女是不準佩戴毛主席像章的。一位女同學把主席像章別在胸前的皮肉上,以示對毛主席的忠誠。為了避免感染,每天偷偷用碘酒消毒。
不久,先是部隊“支左”,一位解放軍排長負責我們班。他還帶我們到天安門廣場照了相。后來,工人宣傳隊進校了,每班安排一位工人師傅。我們班的工人師傅來自首鋼。此間,上級傳達指示,要組織學生到基層、邊疆、農村去繼續(xù)鬧革命。開始是東北建設兵團,后來是云南,接下來是山西,再后來是陜西。
街道委員會組織人們到家里有中學生的家門口敲鑼打鼓,宣傳上級指示,號召中學生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而且每天都在你門前鑼鼓喧天的。就這樣,我背著母親,偷偷拿著戶口本去派出所消戶口。戶籍警察似乎已經很熟練了,問:“叫什么?去哪?”答:“山西夏縣。”之后,他把我那頁從戶口簿上麻利而整齊地撕下來,在戶口遷移頁上面注明:非農業(yè)戶口,遷往地——山西夏縣。對于一個高中學生而言,拿著這張紙,意味著一個城市青年,一下子就變成青年農民了。而今天的“城鎮(zhèn)化”卻鼓勵農民到城里買房變成城市戶口。城市青年轉為農村戶口,意味著轟轟烈烈的“文化革命”就此告一段落。
一段長期且無期、陌生且艱苦的生活,正在遙遠的黃河北岸等待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