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清江南出版與明清話本小說的發(fā)展嬗變

關于明代圖書的聚集，刻書業(yè)的地域分布，各地刻書的數量與質量差異，在明人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成書于嘉靖四十四年至萬歷二十年之間）卷四《經籍會通四》中，有具體地揭示，所謂：“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安也。閩、楚、滇、黔，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其人，旁諏歷閱，大概非四方比矣。”此言當時圖書的集結，有四大中心：北京、南京、蘇州、杭州。其又云：“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帙類書咸會萃焉。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雖連楹麗棟，搜其奇秘，百不二三，蓋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贝搜栽谏鲜鏊拇髨D書集結中心里面，蘇州、南京雖然刻本極多，規(guī)模極大，但以類書巨著為主，鮮見外地圖書流通，珍稀之書難尋。又謂：“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則是從圖書刻印出版而言，吳地、越地、福建最盛，但質量以吳地為最，價值亦重；閩地印書數量最大，價值最為輕賤。

明人謝肇淛《五雜俎》卷十三《事部一》也談到明代各地刻書質量的差異，有云：“宋時刻本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陽有書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蓋徒為射利計，非以傳世也。大凡書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耳。近來吳興、金陵，骎骎蹈此病矣。近時書刻，如馮氏《詩紀》、焦氏《類林》，及新安所刻《莊》、《騷》等本，皆極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費校讎，故舛訛絕少。吳興凌氏諸刻，急于成書射利，又慳于倩人編摩其間，亥豕相望，何怪其然。至于《水滸》、《西廂》、《琵琶》及《墨譜》、《墨苑》等書，反覃精聚神，窮極要眇，以天巧人工，徒為傳奇耳目之玩，亦可惜也?！?/p>

我們在此更關注的，是在胡應麟與謝肇淛所列舉當時的刻書之地中，涉及到了金陵、蘇州、閩、新安、吳興、楚、滇、黔、秦、晉、洛、蜀、燕、粵。在此之外，文獻中記載，如常州、揚州、南昌等地，也多有刻書。但綜合觀之，圖書業(yè)與刻書業(yè)的中心，則有金陵、蘇州、杭州、吳興、建陽、北京數地。其中金陵、蘇州、杭州、新安、吳興、常州、揚州，均在學界一般所認為的江南范圍之內。

迄于清代，全國刻書業(yè)的格局之最大變化，莫過于福建建陽從刻書業(yè)的中心退出。清初王士禛在其《居易錄》卷十四中即云：“近則金陵、蘇、杭書坊刻板盛行，建本不復過嶺?！苯疔恫幌聨Ь帯肪硭囊嘣疲骸敖耖}版書本久絕矣，惟白下、吳門、西泠三地書行于世。然亦有優(yōu)劣，吳門為上，西泠次之，白下為下。”兩人不約而同，均指出了建陽刻書在清初的衰微，以及金陵、蘇州、杭州三地成為當時全國新的刻書業(yè)中心的基本事實。

的確，在明代，福建建陽的刻書十分繁盛，僅其書坊，據方彥壽《建陽刻書史》統(tǒng)計“數量多達221家”⁽¹⁾。明代金陵的書坊刻書，也相當繁榮，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中羅列94家⁽²⁾；繆詠禾《明代出版史稿》據《江蘇刻書》，在其基礎上另補充11家⁽³⁾，如此，其書坊總計有105家（為建陽二分之一弱）。明代蘇州書坊，張秀民《中國印書史》在同城之縣長洲、吳縣以外，列37家；繆詠禾《明代出版史稿》據《江蘇刻書》及《蘇州市志》補充30家，合計67家。明代杭州的書坊，張秀民《中國印刷史》列24家，顧志興《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時期》列36家⁽⁴⁾。明代的江南出版，在金陵、蘇州、杭州、湖州之外，如常州、無錫、松江、揚州、寧波、金華、嘉興、紹興、處州、溫州、嚴州、臺州、衢州、新安、歙縣等也有刻書，并具有一定影響。

具體到明清時期通俗小說的刻印，則主要為各地書坊所為。大體統(tǒng)計，蘇州約計73家，金陵約計34家，杭州約計34家。迄晚清，上海成為全國最大的出版中心，其刻印出版小說的書坊、書局等約182家。

明代建陽小說出版盛極一時。其于中國小說史發(fā)展的卓越貢獻，在方彥壽《建陽刻書史》、程國賦《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⁵⁾等著作中，有具體的羅列及論述，茲不贅述。然而，在話本小說的刻印方面，建陽書坊卻沒有表現出多少熱情，或者說其貢獻甚微。今所知見者，元朝至治年間，有建安虞氏新刊《全相平話五種》、《三分事略》；明清時期，也僅有萬歷年間建陽書商熊龍峰刻印的話本小說四篇留存。

相比較，江南書商在話本小說的出版方面，取得了為其他地方難以望其項背的成就。人所周知，早在南宋時期，杭州便有了“中瓦子張家印”行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明清時期，包括杭州在內的江南諸地，更成為話本小說出版成就最為輝煌的地區(qū)。

這里我們先就明清江南刻印話本小說的主要版本，作一個大致的系年，以便有更為具體直觀的了解：

1．約嘉靖二十至三十年間杭州洪楩清平山堂刊《六十家小說》；

2．萬歷十五年金陵周曰校萬卷樓刊吳敬所《國色天香》，萬歷二十五年重刻；

3．萬歷年間金陵唐氏世德堂刊赤心子《繡谷春容》；

4．萬歷年間金陵李潮聚奎樓刊《輪回醒世》；

5．泰昌、天啟年間蘇州天許齋刊《全像古今小說》；

6．天啟四年金陵兼善堂刊《警世通言》；

7．天啟七年蘇州葉敬池刊《醒世恒言》四十卷；

8．天啟七年蘇州衍慶堂刊《警世通言》四十卷；

9．天啟七年蘇州衍慶堂刊《醒世恒言》四十卷；

10．天啟年間蘇州衍慶堂刊《喻世明言》；

11．崇禎元年蘇州安少云尚友堂刊《拍案驚奇》；

12．崇禎五年蘇州安少云尚友堂刊《二刻拍案驚奇》；

13．崇禎六年金陵李澄源刊何大掄《重刻增補燕居筆記》；

14．崇禎年間蘇州衍慶堂刊《醒世恒言》；

15．崇禎年間蘇州葉敬池刊《石點頭》；

16．崇禎年間蘇州山水鄰刊《歡喜冤家》；

17．崇禎年間杭州陸云龍崢霄館（翠娛閣）刊《型世言》；

18．崇禎年間醉西湖心月主人筆耕山房刊《宜春香質》；

19．崇禎年間醉西湖心月主人筆耕山房刊《弁而釵》；

20．崇禎年間金陵云林聚錦堂刊周楫《西湖二集》；

21．明蘇州葉敬溪刊《醒世恒言》；

22．明蘇州同人堂刊《石點頭》；

23．明蘇州同人堂刊《拍案驚奇》；

24．明蘇州龍云鄂寶翰樓刊《今古奇觀》（又名《喻世明言二刻》）；

25．明蘇州長春閣刊《拍案驚奇》；

26．明蘇州映雪齋刊《古今小說》；

27．明金陵書坊王洛川刊《新刻大宋宣和遺事》；

28．順治年間湖州（？）好德堂刊《一片情》；

29．順治年間杭州刊偽齋主人序本《無聲戲》；

30．清初古吳梵香閣刊《金粉惜》；

31．清初蘇州嘯花軒刊《人中畫》；

32．清代蘇州嘯花軒刊《一片情》；

33．清初杭州愛月軒刊《幻緣奇遇小說》；

34．康熙初年杭州可語堂刊《飛英聲》；

35．康熙十二年金陵王衙刊古吳墨浪子搜集《西湖佳話》；

36．清代前期徽州英秀堂刊《覺世名言十二樓》；

37．康熙十七年（？）金陵萬卷樓刊《警寤鐘》；

38．康熙年間金陵敬業(yè)堂刊《國色天香》；

39．康熙年間蘇州酌玄（元）亭刊《照世杯》；

40．康熙年間蘇州花幔樓刊《生綃剪》；

41．康熙年間杭州消閑居（？）刊《十二樓》；

42．康熙年間杭州瀚海樓刊《豆棚閑話》；

43．康熙年間揚州草閑堂刊《警寤鐘》；

44．雍正四年杭州芾齋主人刊《二刻醒世恒言》；

45．乾隆四十三年杭州消閑居（？）刊《拍案驚奇》八卷二十二回；

46．清杭州消閑居（？）刊《拍案驚奇》四十卷；

47．清杭州消閑居（？）刊《拍案驚奇》十八卷三十六篇；

48．乾隆四十四年吳門聚錦堂刊《拍案驚奇》；

49．乾隆四十六年金閶書業(yè)堂刊《豆棚閑話》；

50．乾隆五十年金閶書業(yè)堂刊《今古奇觀》；

51．乾隆五十年武林大成齋刊《豆棚閑話》；

52．乾隆五十一年金陵芥子園刊《西湖佳話》；

53．乾隆五十一年浙省會成堂刊《今古奇觀》；

54．乾隆五十二年蘇州文盛堂刊《今古奇觀》；

55．乾隆五十六年杭州自愧軒刊《西湖拾遺》；

56．嘉慶五年浙省會成堂刊《覺世名言》；

57．嘉慶十年古吳陳長卿、致和堂刊《豆棚閑話》；

58．嘉慶十七年蘇州崇文堂刊《今古奇觀》；

59．嘉慶二十一年金閶書業(yè)堂刊《拍案驚奇》；

60．嘉慶二十三年揚州集成堂刊《今古奇觀》；

61．同治八年吳門聚錦堂刊《今古奇觀》；

62．同治十二年金陵唐對溪富春堂刊《娛目醒心編》；

63．光緒二十九年蘇州文裕堂刊《俗話傾談》；

64．清杭州務本堂刊《今古奇觀》。

即使根據如上遠不夠完整的話本小說刻印書目進行統(tǒng)計，明、清兩代，在江南所刻印的話本小說，已有64部。其刻印話本小說的具體地方有南京、蘇州、杭州、湖州、徽州、揚州六地。此中間，蘇州30部，杭州18部，南京12部，揚州2部，徽州1部，湖州1部。蘇州、杭州、南京為刻印話本小說之中心無疑。從刻印話本小說的時間段來看，明嘉靖年間1部，萬歷年間3部，泰昌、天啟、崇禎年間23部（其中7部約在此階段，去重復得14部），清順治、康熙年間16部（去重復得13部，除去前代已刻者得12部），雍正、乾隆年間12部（去重復得6部，前代未刻者僅《西湖拾遺》、《二刻醒世恒言》2部），嘉慶、同治、光緒年間9部（新刻僅《娛目醒心編》《俗話傾談》2部）。

如果我們再綜合考慮，話本小說三大家——馮夢龍、凌濛初、李漁，無一例外均為江南文人，并在江南創(chuàng)作；話本小說史上第一流的創(chuàng)作，以及具有一定影響的作品，如《清平山堂話本》、“三言”、“兩拍”、《石點頭》、《型世言》、《西湖二集》、《歡喜冤家》、《今古奇觀》、《無聲戲》、《十二樓》、《豆棚閑話》等，均出版于江南，并大多出自江南文人筆下，江南之于話本小說的特殊關系，江南出版對于話本小說發(fā)展史的重要意義，便更足以引起我們高度地重視。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這樣幾個發(fā)展階段：

1．以嘉靖年間杭州洪楩清平山堂刊印《六十家小說》為標志，揭開了明清話本小說發(fā)展史的序幕；其對于話本小說的編輯整理，于后來之創(chuàng)作者，應當具有重要的啟示價值。

2．明代天啟年間，蘇州馮夢龍編輯整理前人及個人創(chuàng)作，結集為“三言”（《古今小說》、《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集體展示話本小說成果，規(guī)范話本小說文體，為文人創(chuàng)作話本小說作出了示范，直接引導了明清話本小說創(chuàng)作潮流的出現。天啟至崇禎年間，隨著凌濛初著《拍案驚奇》、《二刻拍案驚奇》，天然癡叟著《石點頭》，周清源著《西湖二集》，陸人龍著《型世言》，西湖漁隱主人著《歡喜冤家》，醉西湖心月主人著《宜春香質》、《弁而釵》，眾多的話本小說作品接踵而出，則將話本小說的創(chuàng)作與出版推向高潮，使得這一時期成為中國話本小說發(fā)展史上的巔峰時期。

3．清代順治、康熙年間，姑蘇抱甕老人編選《今古奇觀》，是對明代話本小說創(chuàng)作成就的一次檢閱，也是一個重要的總結；李漁在杭州創(chuàng)作《無聲戲》、《十二樓》，以及之前之后的《清夜鐘》、《一片情》、《金粉惜》、《人中畫》、《幻緣奇遇小說》、《飛英聲》、《西湖佳話》、《警寤鐘》、《照世杯》、《生綃剪》、《豆棚閑話》等的創(chuàng)作出版，成為話本小說發(fā)展史在明末之后的另一個次高峰時段。

4．雍正、乾隆以后，就目前之所知見，江南話本小說的出版，大抵為舊作翻印，新刊僅《西湖拾遺》、《二刻醒世恒言》、《娛目醒心編》、《俗話傾談》等四種，且無多少藝術價值可言。其為話本小說的式微期，毋庸贅言。

在江南話本小說出版中所展示的這種發(fā)展態(tài)勢，與整個中國話本小說的發(fā)展嬗變恰相吻合。所以，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明清江南話本小說的出版，反映了明清話本小說創(chuàng)作的興盛繁榮狀況及其走向式微衰敗的歷史過程，江南話本小說的出版成果，具體印證了明清話本小說的基本發(fā)展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