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歲時，王陽明聽到理學大師婁諒講解朱熹的“格物致知”之學，得出“圣人可學而致之”的啟示，以為掌握了成為圣賢的方法。后來，他嘗試“格竹致知”，結果失敗，大病一場，對“格物”之學產生懷疑，對自己要當圣賢的理想也產生了懷疑，認為自己不能成為圣賢。心灰意懶之下，將興趣轉投到創(chuàng)辦詩社、寫詩作賦當中。

一、“格竹”不容易

從江西南昌返回浙江余姚的路程算不上遙遠，但對于王陽明而言，這次旅程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在途經江西廣信（即今江西上饒）時，他專程慕名拜訪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著名的理學家婁諒。

年輕時候的婁諒還不是理學家，很像一個預言家，他曾經準確地預言了將要發(fā)生在自己身上的倒霉事兒。據說，當他進京參加會試時，剛走到杭州，一覺醒來，就要執(zhí)意返回江西，任誰勸說都不聽。同行學友覺得很奇怪，便追問原因。他說道：“我不參加今年的會試了，不僅考不中進士，還可能在京城丟掉性命。你們最好也不要參加了?！闭f完這些，就頭也不回地回家去了。學友們都笑了，覺得他莫名其妙，不知道抽什么風。后來發(fā)生的事情證明了婁諒的神奇：一個多月以后，京城貢院莫名失火，好幾個參加會試的考生都被燒死了。

婁諒本來跟王陽明一樣，對佛家學說和道家學說很感興趣，但是在拜訪了很多佛教高僧和道教大師以后，他反而對佛道兩家的學說失去了興趣，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它們，轉而攻讀理學，并立下志向，要做“成圣”的學問。這一點，跟王陽明是一樣的。

后來，婁諒到處求學，遍訪理學大師，得出結論：人們所說的“舉子學”并不是“身心之學”。奔波多年以后，他在江西臨川遇到了一位真正的理學大師，這個人就是吳與弼。他拜吳與弼為師，投到吳氏門下，成為吳氏弟子中最為人稱道的三個人之一。多年以后，他認為自己學到了理學的精髓，遂辭別吳與弼，到廣信開門授徒，傳播自己“以收放心為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忘勿助為居敬要旨”的主張。王陽明見到他時，他已經六十八歲了，而王陽明連十八周歲都不到。王陽明向他請教學問，他便向王陽明講解格物之學。王陽明從中得到“圣人可學而致之”的啟示。

這一啟示對王陽明的影響極為深遠。在此之前，他只知道立志成為圣賢之人，但不知道該怎么實踐、怎樣做到。得到這個啟示以后，他似乎懂得該做什么了，從此更加認真地研讀儒學典籍。對此，黃宗羲在著作《明儒學案》中提到“姚江之學，婁諒為發(fā)端”?！耙畬W”就是王陽明在后來發(fā)展出來的“陽明心學”。

自從在廣信拜訪了婁諒，聽婁諒給他講授了“格物致知”的格物之學以后，王陽明就對格物理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認為這就是自己應該掌控的“學為圣人”的途徑。因此，當他在北京準備會試時，便將宋代理學大師朱熹的所有著作找來，認真研讀，思考程朱理學所謂“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學說?？墒?，結果令他沮喪，他的困惑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了。他想不明白，同樣是朱熹的著作，為什么婁諒就能越讀越明白，越讀越透徹，而他卻恰恰相反。他覺得，既然是“格物”，就應該放下書本，到“物”中去“致知”，在實際中尋找真理。于是，便下定決心“窮竹之理”。

祖父王倫喜愛竹子，房前屋后總是種滿了竹子，在北京居住期間，也將竹子帶到了北京，在庭院里種了很多竹子，他的這個偏好恰恰為孫子“格竹”提供了方便。

王陽明放下書本，走出書房，來到竹林中“窮竹之理”。竹子是個好東西，微風吹來，竹葉搖曳，讓人感到心曠神怡，神清氣爽?？墒?，一旦給竹子套用“格物”理論，他就又陷入了迷茫之中，腦袋里一片混亂，毫無頭緒。他就這樣“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不僅什么都沒有得到，還得了一場大病。這就是中國哲學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事件。

關于“守仁格竹”的經過，被他的弟子寫進了記載他哲學思想的著作《傳習錄》中。在這段記載里，他說了這樣一段話：

眾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圣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圣賢是做不得的，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方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圣人為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

在這段話里，他提到，很多人都說要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學說，由此可見，程朱理學在當時已經有很大的影響力了。但是，提倡遵循的人很多，真正付諸實踐的人卻很少，他就是少數(shù)經過實踐的人，于是，他自然而然地提到了那次“格竹”經歷。他跟一位友人一起對著自家庭院里的竹林，想窮盡其中的理，堅持了整整七天，費盡心思都沒能成功，反倒勞累成疾，生了一場大病。

當時，他以為是自己不具備成為圣人的能力。后來，他總結了“格竹”失敗的經驗，得出結論，朱熹“格物致知”學說的認識對象、方法和目的都是錯誤的。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認為認識的對象應該是自然事物，方法應該是外在觀察，而目的應該是增長學問。此后，他對“格物致知”學說就越發(fā)地不滿了，思索著提出一套新的學說取而代之。

多年以后，他被流放到貴州龍場，在那里遇到一位得道禪師，與禪師的對話，使他認識到天理與人性是統(tǒng)一的，天理不可違，人性同樣也不可違，也就是所謂的“萬事萬物之理不處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他對“格物致知”有了新的認識，認為“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格竹”的失敗對王陽明的影響極大，從此以后，他對“格物”學說產生了懷疑。經歷了這次失敗，他也對自己“學為圣人”的理想也產生了懷疑，認為自己未必能成為圣賢。他覺得，成為圣賢也是講究緣分的，自己的緣分還不夠，所以才遭遇失敗。于是，他想通了，既然緣分不夠，那就不當圣賢了，去做其他的事情吧。

二、失敗未必是壞事

王陽明按照朱熹的方法“格竹致知”，不僅什么道理都沒有“格”出來，自己反而大病一場。從此以后，他認定朱熹的方法是錯的，所謂“格物致知”也是錯的，甚至整個程朱理學都不對。事實真如他所說的那樣嗎？他的“格竹致知”為什么失?。繌膶嶋H效果來看，朱熹的方法未必是錯的，“格物致知”的理論也是有道理的。王陽明“格竹”失敗，是另有原因。

朱熹所說的“格物”，針對的是自然的探究和事物的認知，目的不僅是“致知”，還在于“知所止”。如果這樣說來，就真的有錯誤了，因為自然界萬物所遵循的規(guī)律不會對人的內心產生影響，也不會提高人的道德意識。然而，在朱熹的學說中，始終沒有區(qū)分開“性理”和“物理”，這不僅導致了他本人思維的混亂，也導致了后人的誤讀。從深層次上看，王陽明正是因為有了這種誤讀，才導致了“格竹”的失敗。

這種誤讀并不可怕，還為王陽明帶來了開啟哲學史上一個全新領域的機會，即關于“客觀與主觀”的哲學思考，可惜的是，當他發(fā)現(xiàn)誤讀導致的錯誤之后，立即轉身而去，錯過了這個好時機。在他看來，既然“格物致知”的終極目標是提高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是一個“由心及物再及心”的過程，那么事情就可以簡單一些處理，直指目的，直接從心著手提高道德即可。依照這個目的，他創(chuàng)立了“心學”這一套哲學體系。

他的心學認為，“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簡而言之，“意”的有無決定著“物”的存在，也就是說，“意”是決定“物”是否存在的依據。這就意味著“意”的本體就是“物”的本體，而“意”的本體是“知”，所以“知”也是“物”的本體了。但是，這樣就能說他開創(chuàng)了新的學說了嗎？也許未必，因為他的學說的核心思想跟朱熹是一致的，與其說他開創(chuàng)了新的學說，倒不如說他修正了朱熹學說的差錯。在這個過程中，由于他同樣沒有明確地揭示物體的存在性依據，因此這個層面的混亂依然是存在的。

多年以后，王陽明對自己的這一失敗經歷做了一些反思，得出如下結論：不應該在竹子身上追求“天理”，因為竹子是靜止不動的客觀存在的實物。也就是說，“格”錯了對象，不該“格竹”。那應該“格”什么呢？他認為應該是“求諸己心”，或者在動態(tài)中探求“天理”。其實這也怪不得王陽明，因為不論是誰，在看到“格物致知”中的“物”字時，第一個想到的必然是生活中的靜止不動的客觀存在物，比如竹子。但是，朱熹本意指的“物”，不僅有客觀存在的實物，還有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總之是既有具體的“物”，也有抽象的“物”。

正是遭遇了這場失敗，王陽明改變了探求“天理”的方法。也就是說，“格竹”是“王學”的“因”，有了這個“因”，他才完善了自己的學說。

與按照朱熹的方法“格竹致知”相比，王陽明自己的“知行合一”、“天理在心中”等主張，在探求他和朱熹共同認同的“天理”上是有明顯進步的。而朱熹所說的“‘格物’要徹底”，他應該沒有不同意見，因為只有將其中的“天理”全“格”出來，只有懂得了“格”出的“天理”，才能做到“致知”。

此外，無論是朱熹還是王陽明，在他們的思想體系當中，“天理”都是一個籠統(tǒng)的概念，其中既有道德倫理，也有自然哲學，兩者被他們混淆在了一起，難分彼此，即使其中有自然哲學的影子，也是模糊的和抽象的，很淺薄、很表面化?；蛟S，這也是王陽明“格竹”失敗的原因之一，如果他能清晰地區(qū)分開倫理道德和自然哲學，結果應該會有很大不同。同樣，這也是中國古代的自然科學沒有發(fā)展到近代科學這種高度的原因，哲學界太過于強調倫理道德了，幾乎完全忽略了自然哲學。于是，古代中國最具有知識和智慧的人，只能翻來覆去地琢磨早已被前輩研究透徹的那點兒倫理道德，在自然科學領域卻碌碌無為。

盡管“格竹”失敗了，但王陽明在此后創(chuàng)立的“心學”還是有其進步意義的，受“心學”影響而誕生的東林黨等，對“天理”的認識就深刻多了?！靶膶W”問世以后，儒學受到一定的冷落，被擱置到程朱理學的水平，遲遲得不到發(fā)展。不得不說，這些都是這場失敗引發(fā)的消極影響。

那么，既然王陽明認為“格物致知”的認識的對象、方法和目的全都錯了，那正確的應該是什么呢？概括而言，“格物致知”就是通過掌握事物的特性，進而實施有針對性的準則。其中，“格物”是過程、是功夫，而“致知”則是結果；“格物”就是掌握特性、懂得道理，“致知”就是根據準則處理事物。除此之外，“格物”還有什么用呢？在朱熹看來，“格物”不僅能提高道德修養(yǎng)，而且還能獲取科學知識。但他沒有明確指出，獲取的知識一部分是道德層面的，另一部分則是自然科學層面的，而且自然科學知識也屬于提高自身修養(yǎng)的范疇。提高自身道德修養(yǎng)的目的，是要讓人成為圣人?；蛟S，這才是王陽明苦苦求索的“學而為圣”的正確途徑吧。

三、朱熹是何許人

朱熹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被世人稱為“朱子”。但是，人們對他的認識有些偏差，一些人認為他只是一個“道學家”，并無過人之處。實際上，朱熹是杰出的儒學大家之一，對中國的歷史有著深遠的影響。與他同時代的著名詞人辛棄疾評價說：“歷數(shù)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這兩三個人，大概指的就是孔子和孟子了。

朱熹是南宋人，祖籍江西，生于福建。四歲時，父親朱松指著天空對他說道：“這是天?！彼R上問道：“天上有什么？”朱松大驚，認為這個孩子勤于思考，將來一定能成大器。在他十歲時，朱松去世，他便隨著母親遷居崇安（即今福建武夷山市），拜道學家劉子翚為師。

朱熹與王陽明有個相同之處：在很小的時候就立志要成為圣賢，那個時候他只有十歲。據說，那時的他就表現(xiàn)得跟同齡的小伙伴很不一樣。小伙伴們在玩沙子、泥巴時，他卻在一旁畫畫。大家很好奇，便圍過去看他畫了什么。這一看不要緊，小伙伴們都驚呆了：他畫的竟然是八卦！一個十歲的孩子竟然聚精會神地畫八卦玩兒，人們都覺得不可思議。

總體而言，幼年時的朱熹志向遠大，勤奮好學，廣受好評。起初，他對佛學和道學很有興趣，與南劍州（即今福建南平）的道學家們交往密切，在三十歲時拜到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門下，專心學習儒學。李侗對這位弟子評價極高，贊揚他“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詫難，體人切至，自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亦深矣”、“進學甚力，樂善畏義”。

在十九歲時，朱熹考中了進士，此后多次擔任地方官，但每次時間都不長。盡管他有出色的政績，受到百姓的愛戴和朝廷的賞識，但總體來說，官運并不好，仕途很不順暢，始終得不到重用。自宋高宗紹興十八年（公元1148年）考中進士，到宋寧宗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去世，在長達五十年的進士生涯中，他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時間在做官，其他時間都是賦閑在家。這樣一來，他就有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讀書做學問了。

紹興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朱熹出任泉州同安縣（即今福建省廈門市同安區(qū)）主簿，期間多次在安海（今屬泉州下轄縣級市晉江）召集儒生講學，受到歡迎。不久，他索性辭去官職，專心研究理學和開堂講學。拜到李侗門下之后不久，他開始建立自己的具有客觀唯心主義色彩的理學思想，最終成為繼“二程”之后理學領域的重要人物。

宋孝宗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朱熹在家鄉(xiāng)修建“寒泉精舍”。此后的十年里，他一邊收徒講學，一邊著書立說，宣揚“太極即天理”和“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思想。在此期間，朝廷多次征召他出仕，他都拒絕了，直到宋孝宗淳熙五年（公元1178年），才接受任命，到江南東路的南康軍（即今江西省星子縣）任職。

在江西任職期間，他在唐人李渤隱居的廬山舊址上創(chuàng)辦“白鹿洞書院”，繼續(xù)收徒講學。白鹿洞書院后來發(fā)展成“四大書院”之一，由他制訂的“白鹿洞學規(guī)”對后世的書院教育產生極大的影響。明武宗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王陽明到廬山游玩，接受當時主持書院的蔡宗袞的邀請，到白鹿洞書院講學，并寫下《游白鹿洞歌》：

何年白鹿洞，正傍五老峰。五老去天不盈尺，俯窺人世煙云重。我欲攬秀色，一一青芙蓉。舉手石扇開半掩，綠鬟玉女如相逢。風雷隱隱萬壑瀉，憑崖倚樹聞清鐘。洞門之外百丈松，千株化盡為蒼龍。駕蒼龍，騎白鹿，泉甚飲，芝可服，何人肯入空山宿？空山空山即我屋，一卷《黃庭》石上讀。

當時，儒學模糊地分為“理學”和“心學”兩派，理學的代表人物是“二程”和朱熹，心學的代表人物則是陸九淵、呂祖謙等人。心學派是主觀唯心論，認為人心中先天就有“真、善、美”，主張“發(fā)明本心”，以自我完善。這與理學派的客觀唯心論截然不同。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朱熹與陸九淵等人在江西的鵝湖寺聚會，探討學問，結果發(fā)生爭論，不歡而散。從此，朱熹發(fā)誓，一定要盡自己全力發(fā)揚理學，使理學成為統(tǒng)治思想。

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熹被朝廷免職，回到福建，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繼續(xù)收徒講學，傳播理學。幾年后，他再次復出，得到重用，成為新皇帝宋寧宗的老師。為了加強朝廷內部的團結，宋寧宗重視和肯定了他的理學，并尊稱他為“儒宗”。后來，他借著給宋寧宗講解《大學》的機會，多次抨擊朝政，結果惹惱了宋寧宗，被扣以“干預朝政”之名逐出朝廷。之后，他又到湖南任職，復建了潭州（即今湖南長沙）的岳麓書院，在那里繼續(xù)收徒講學。

慶元元年（公元1195年），支持朱熹的趙汝愚被韓侂胄排擠，丟掉相位，韓侂胄還指使同黨抨擊理學。吏部尚書葉翥提議，銷毀道學家的著作，在科舉中不得錄取涉及程朱理學的考生，得到宋寧宗支持。當時，監(jiān)察御史沈繼祖甚至請求處死朱熹。最終，雖然朱熹沒有被殺頭，但被斥為“偽師”，弟子被斥為“偽徒”，學說則被斥為“偽學”。

到了晚年，朱熹定居于建陽考亭，潛心于收徒講學，全國各地的學子紛紛慕名而來。他在建陽研究理學，著書立說，開創(chuàng)了著名的“考亭學派”。由于他的緣故，建陽和考亭也名聲大噪，被稱為“理學之鄉(xiāng)”和“南閩闕里”。慶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他因憂憤而病倒，很快就去世了。

朱熹是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封建社會儒家學說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繼承了“二程”的學說，又提出自己獨立的見解，開創(chuàng)被后人稱為“程朱理學”的思想體系。他認為，在超現(xiàn)實和超社會之上有一種引導人們言行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天理”，只有通過“格物致知”或遵循“天理”，才能達到“真、善、美”的境界。至于“人欲”，則是破壞“真、善、美”的兇手，因此要“存天理，滅人欲”。他的這些思想不僅影響了宋代，對后世也有深遠的影響。在宋朝之后的元代、明代和清代，他的學說被統(tǒng)治階級奉為官方哲學，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tài)因此更加完整了。

朱熹一生的主要功績是開門授徒，發(fā)揚理學，但是，他在經學、文學、史學、佛學、道學等諸多方面都有所涉獵，而且著作頗豐。據統(tǒng)計，他的著作的總字數(shù)加起來竟然超過了一千萬字。在他的諸多著作中，最重要的當屬《四書集注》。《四書集注》又名“四書章句集注”，是一部集合儒家早期代表人物和程朱理學代表人物的思想的重要著作，也是他的著作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部。“四書”指《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四本儒家經典，《四書集注》包括《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他認為，在孟子之后真正繼承了儒家道統(tǒng)的是“二程”，因此他的《四書集注》實際上是對“二程”思想的繼承和發(fā)揚。

《四書集注》的深遠影響，體現(xiàn)在成為后來的封建王朝科舉考試的教科書，完成了使儒家思想成為統(tǒng)治社會思想的工具的使命。元仁宗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朝廷下令恢復科舉取士制度，并確定以《四書集注》為參考書。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朝廷規(guī)定，科舉“以朱熹傳注為宗”。至此，朱熹的學說成了封建統(tǒng)治者用以鞏固統(tǒng)治秩序的精神工具。

四、人人皆可為圣

在過去的數(shù)百年里，朱熹總是被一些人定義為“道學家”，因為朱熹很注重道德品行。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因為朱熹確實總是把仁義道德掛在嘴上，即使做學問也是如此。據說，在給《詩經》做注解時，有一篇描寫少女在夜間裸奔的詩篇，他就站在道德的立場上做了解讀。坦白地說，這種行為的確有些大煞風景，令人不可理解。但是，朱熹并非壞人，作為一個解讀經典的前輩，他只是遵循了自己的理解。在朱熹看來，任何人都可以發(fā)表自己的看法，都可以解讀經典，甚至全都可以成為圣賢。

“人人皆可為圣”是朱熹在看到孟子所說“圣人與我同類”時的感受，也是王陽明聽婁諒講解“格物之學”、得到“圣人可學而致之”的啟示時的感受。其實，不論是代表理學的朱熹，還是代表心學的王陽明，他們窮盡一生之力，辛辛苦苦地搭建起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目的只有一個：實現(xiàn)早年的理想，使自己成為圣賢，讓天下的人成為圣人。但是，通往圣賢的道路是一條遍布荊棘之路，想要順利通過是很困難的。起初，他們都很樂觀。當朱熹看到“圣人與我同類”時，歡喜不已，以為做圣人是很容易的，后來才發(fā)現(xiàn)高興得太早了；當王陽明以為可以利用格物之學“學而為圣”時，也以為自己掌握了成為圣人的門道，直到“格竹”失敗，才知道這是很難的。

提到朱熹的哲學思想，人們自然而然地會想到“存天理，滅人欲”。確切地講，最先提出“存天理，滅人欲”主張的并非朱熹，他只是將它發(fā)揚光大而已。然而，這就給他惹來了麻煩，幾百年來屢屢被人批駁。

“天理”是朱熹哲學思想中最重要的一個詞匯，而“理”是其中最關鍵的一個字。在朱熹看來，不論是有生命的動物，還是沒有生命的事物，世間萬物都有“理”，這個“理”是超越一切且一直存在的，是世間萬物產生的根本，正所謂“有‘理’才有萬物，有萬物必然有‘理’”。簡單地概括，他所說的“理”，應該是指萬物固有的特性，以及人們據此特性得出的有針對性的準則。如果萬物違反了這個特性，就是受了“氣”的影響。在他看來，“理”和“氣”是不可或缺的，至于這兩者之間誰先誰后，他自己也沒有明確的說法，有時覺得是“理”在先，有時覺得是“氣”在先，有時又覺得是不分先后的，即所謂“未有無理之氣，未有無氣之理”。

引入“理”和“氣”的概念，是為了解釋倫理和人性方面的問題。朱熹對人性的看法很簡單，就是“人性本善”，除了“善”之外，其他的都不是人的本性。至于原因，則是“理在物謂之性”、“性即是理”，因為“理”是善的，所以人性也是善的。

“存天理，滅人欲”之所以屢屢遭人批駁，是因為在解釋上產生了誤會?！疤炖怼笔鞘裁床浑y理解，“人欲”就是指人的本能，包括吃飯、睡覺、喝水……“存天理”也不難理解，但是“滅人欲”就難以理解了，不許吃飯、不許睡覺、不許喝水了？這不是要把人往死路上逼嗎？因此，清代的思想家戴震就說“厚儒以理殺人”，認為“天理”成了朱熹的殺人工具。

但這種理解絕非朱熹的本意。他的弟子曾經當場發(fā)問：“以吃飯為例，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呢？”他回答道：“吃飯固然是‘天理’，但如果要求吃到美味的食物，就是‘人欲’了?！边@樣看來，在他的理解里，“人欲”指的是過分的不合理欲望，“人欲”未必是貪欲，但貪欲絕對是“人欲”，所謂的“滅人欲”，就是消滅這些不合理的欲望。人們對此有誤解，是由將他的這一主張單獨摘出而引發(fā)的。在哲學領域，類似誤解很常見，只有了解了朱熹的整個思想體系，才能避免這樣的誤解。

由此可見，在朱熹的理解里，“天理”和“人欲”是對立的，要“存”一個，必須“滅”另一個。王陽明對此有不同的理解。首先，他沒有將“天理”和“人欲”對立起來；其次，他也不主張“存天理，滅人欲”。他認為“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知”和“行”都產生于心，因此要“知行統(tǒng)一”。對“天理”和“人欲”看法的分歧，是朱、王二人的主要分歧之一。如果將朱、王二人的觀點稍加融合，所謂“存天理，滅人欲”就可以這樣理解：在為人處世時，不能只考慮個人的意愿（個人意愿通常是自私的和貪婪的），應該遵循良心的指引，做到“存天理”，進而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事實表明，做到“天人合一”是很不容易的，就連得到他們言傳身教的弟子們都做不到，其他人又怎么能做到呢？不論是朱熹的弟子，還是王陽明的弟子，在思想境界上必定比不上老師，學習的動力可能是功利的，或者想要有所作為，或者想要揚名立萬，總之無法達到“從心所欲”和“無所不能”。不過，達不到如此高深的境界也沒關系，因為即使只掌握了一些皮毛，同樣其利無窮。這正是朱熹、王陽明都強調“人人皆可為圣”的原因。

俗話說，做一件好事不難，難的是做一輩子好事。同樣，做一件遵循“天理”的事情不難，難的是一直做這樣的事情，需要克服“人欲”，堅持不懈地磨礪自己。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存天理，滅人欲”。

至于怎樣能成為圣人，朱熹的看法令人泄氣，他說“做圣人千難萬難”，之所以很難，是因為圣人是神不是人。但是，難做并不意味著完全做不到，有圣人之心，就能做成圣人。所謂“圣人之心”，就是孔孟之道，就是孔子、孟子掛在嘴邊的“仁”?？鬃又赋觯靶ⅰ笔恰叭省敝?，想要做到“仁”，首先要做到“孝”。如此說來，成為圣人似乎是有辦法的，的確是人人都能成為圣人。

五、暢游詩賦之間

在二十六歲之前，王陽明參加了兩次會試，結果兩次都落榜了，沒有考中進士。盡管他對是否能考中進士并不在意，但是接連兩次的落榜，對他的心情還是有些影響的。再加上“格竹”的失敗，他不僅對“格物致知”學說產生了質疑，自己始終堅持的“學為圣人”的理想也有了動搖。最終，他決定暫時放棄這個理想。心態(tài)改變以后，因為“格竹”引發(fā)的身體疾病也慢慢好起來了。他覺得不能閑著，得做些什么。于是，他對吟詩作對產生了興趣，整天沉浸在詞賦當中。

明朝時期很流行一個非官方的民間組織，稱作“詩社”，是由一群愛好詩詞的文人自發(fā)創(chuàng)立的組織。盡管詩社是民間組織，但是成員中的朝廷官員也不少。詩社對明朝的政治影響很大，多年以后，興起了一個叫“東林黨”的文人組織，攪得大明朝廷不得安生，連內閣成員都不敢招惹他們。王倫在世時，也組織和參與過一個詩社，給王陽明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于是，他決定組織一個屬于自己的詩社。

在第二次會試落榜后，王陽明回到浙江余姚，馬上召集詩友，在龍泉山南麓的龍泉寺組織了一個詩社。龍泉寺是父親王華曾經讀書的地方，王陽明在這里留下過一首小詩：

我愛龍泉寺，山僧頗疏野。

盡日坐井欄，有時臥松下。

一夕別山云，三年走車馬。

愧殺巖下泉，朝夕自清瀉。

（《憶龍泉山》）

王陽明的“龍泉詩社”是純粹的文學團體，沒有參與政治，也沒有針砭時弊，不過也吸引了一位朝廷官員的加入，這個人就是已經退休了的江西布政使魏瀚。魏瀚是王倫的詩友，又是王華的好友，聽說王陽明組織了一個詩社，忍不住詩癮，也跑來湊熱鬧，但是每次比詩，都贏不了王陽明。有一次，兩人一起登龍山，對弈聯(lián)詩，每有佳句，總是王陽明先得。他終于服氣了，認為自己的確比不過王陽明。

創(chuàng)辦龍泉詩社期間，王陽明寫了許多詩，但保留下來的不多。在魏瀚看來，王陽明的水平是很高的，他曾經親口對王陽明說：“你的詩才太高，我是不如你的，應當退避數(shù)舍?！碑敃r的王陽明寫出了很多佳作。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

尚為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

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倦客門未開。

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

君不見富貴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酲須五斗！

未妨適意山水間，浮名于我亦何有！

（《重游開先寺戲題壁》）

這是王陽明在龍泉詩社早期時創(chuàng)作的詩作，透露出道家的思想。那時的王陽明，“格竹”失敗，以為自己成不了圣賢，思想消極，在不知不覺間向道家靠攏。之后，他的思想又有了新的變化，認為自己不應該放棄成為圣賢的理想，不論是否成功，都要盡力嘗試，最起碼不應該這樣消極。于是，他的詩風也有了轉變：

學詩須學古，脫俗去陳言。

譬若千丈木，勿為藤蔓纏。

又如昆侖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異，此語皆虛傳。

吾茍得其意，今古何異焉？

子才良可進，望汝成圣賢。

學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贈陳宗魯》）

明朝建立之初，嗜殺的朱元璋給政治局面蒙上一層嚴酷的氛圍，那段時期，文壇也受到影響，流行的是“臺閣體”。到了弘治年間（公元1488-1505年），政治氛圍有所緩解，“臺閣體”逐漸減少，新的文風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當時，李夢陽、喬宇、汪俊、何景明、祝允明等人，作為年輕派文人的代表，不斷對“臺閣體”發(fā)起沖擊。王陽明也提倡讀古詩、寫古文，成了潮流的先鋒。

不過，文學方面取得的造詣，并不能使他徹底放棄成為圣賢的理想，很快，他再次堅定了追求圣賢的念頭，拾起了朱熹等理學大師的學說。

一個偶然的機會，他看到了朱熹寫的《上光宗皇帝疏》。在這道奏章里，朱熹寫了這樣一句話：居敬持志，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他突然領悟了，想起婁諒跟他說過的話，講的也是這個道理。他進而認為，以前他之所以不得要領，是因為方法錯了，沒有循序致精。從此以后，他改變了讀書的方法?？墒?，很快又發(fā)現(xiàn)了問題，他的“心”和事物的“理”不能聯(lián)系在一起。他很著急，又沒有解決之道，覺得自己是天底下最笨的人。

他又病倒了。在生病期間，他又打起了退堂鼓，認為像自己這么笨的人，是不可能成為圣賢的。他再次向龍泉詩社靠攏，吟詩作對，消磨人生。就在那段時間，他寫就了許多佳作，他的第一篇長賦《太白樓賦》就是那時問世的。

在文學方面，他早年的最高成就并不是《太白樓賦》，而是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的《黃樓夜?jié)x》：

子瞻與客宴于黃樓之上。已而客散日夕，暝色橫樓，明月未出。乃隱幾而坐，嗒焉以息。忽有大聲起于穹窿，徐而察之，乃在西山之麓。倏焉改聽，又似夾河之曲，或隱或隆，若斷若逢，若揖讓而樂進，歙掀舞以相雄。觸孤憤于崖石，駕逸氣于長風。爾乃乍闔復辟，既橫且縱，摐摐渢渢，洶洶瀜瀜，若風雨驟至，林壑崩奔，振長平之屋瓦，舞泰山之喬松。咽悲吟于下浦，激高響于遙空?；胁恢渌?，而忽已過于呂梁之東矣。

子瞻曰：“噫嘻異哉！是何聲之壯且悲也？其烏江之兵，散而東下，感帳中之悲歌，慷慨激烈，吞聲飲泣，怒戰(zhàn)未已，憤氣決臆，倒戈曳戟，紛紛籍籍，狂奔疾走，呼號相及，而復會于彭城之側者乎？其赤帝之子，威加海內，思歸故鄉(xiāng)，千乘萬騎，霧奔云從，車轍轟霆，旌旗蔽空，擊萬夫之鼓，撞千石之鐘，唱大風之歌，按節(jié)翱翔而將返于沛宮者乎？”

于是慨然長噫，欠伸起立，使童子啟戶馮欄而望之。則煙光已散，河影垂虹，帆檣泊于洲渚，夜氣起于郊垌，而明月固已出于芒碭之峰矣。

子瞻曰：“噫嘻！予固疑其為濤聲也。夫風水之遭于澒洞之濱而為是也，茲非南郭子綦之所謂天籟者乎？而其誰倡之乎？其誰和之乎？其誰聽之乎？當其滔天浴日，湮谷崩山，橫奔四潰，茫然東翻，以與吾城之爭于尺寸間也。吾方計窮力屈，氣索神憊，懔孤城之岌岌，覬須臾之未壞，山頹于目懵，霆擊于耳聵，而豈復知所謂天籟者乎？及其水退城完，河流就道，脫魚腹而出涂泥，乃與二三子徘徊茲樓之上而聽之也。然后見其汪洋涵浴，潏潏汩汩，彭湃掀簸，震蕩澤渤，吁者為竽，噴者為箎，作止疾徐，鐘磬祝敔，奏文以始，亂武以居，呶者嗃者，囂者嗥者，翕而同者，繹而從者，而啁啁者，而嘐嘐者，蓋吾俯而聽之，則若奏簫咸于洞庭，仰而聞焉，又若張鈞天于廣野，是蓋有無之相激，其殆造物者將以寫千古之不平，而用以蕩吾胸中之壹郁者乎？而吾亦胡為而不樂也？”

客曰：“子瞻之言過矣。方其奔騰漂蕩而以厄子之孤城也，固有莫之為而為者，而豈水之能為之乎？及其安流順道，風水相激，而為是天籟也，亦有莫之為而為者，而豈水之能為之乎？夫水亦何心之有哉？而子乃欲據其所有者以為歡，而追其既往者以為戚，是豈達人之大觀，將不得為上士之妙識矣。”

子瞻展然而笑曰：“客之言是也?！蹦俗鞲柙唬骸皾d兮，吾聞其聲兮。濤之息兮，吾泯其跡兮。吾將乘一氣以游于鴻蒙兮，夫孰知其所極兮?！?/p>

寫作《黃樓夜?jié)x》時，他在山東主試鄉(xiāng)試，聽說當?shù)匾匦撄S樓，想起了宋代的大文豪蘇軾，于是寫了這篇賦，在文壇引起不小的轟動。

他再次回歸“學為圣賢”的理想，是在創(chuàng)辦詩社的六年以后，那時，他在刑部擔任主事，白天辦理公務，晚上挑燈苦讀。拋下龍泉詩社回到北京參加第三次會試時，已是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他已經二十七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