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翠園曲會

云南大學西北角有一所花園，園內(nèi)栽種了很多枇杷樹，“晚翠”是從千字文“枇杷晚翠”摘下來的。月亮門的門額上刻了“晚翠園”三個大字，是胡小石寫的，很蒼勁。胡小石當時在重慶中央大學教書。云大校長熊慶來和他是至交，把他請到昆明來，在云大住了一些時日。胡小石在云大、昆明寫了不少字。當時正值昆明開展捕鼠運動，胡小石請有關當局給他拔了很多老鼠胡子，做了一束鼠須筆，準備帶到重慶去，自用、送人。鼠須筆我從書上看到過，不想有人真用鼠須為筆。這三個字不知是不是鼠須筆所書。晚翠園除枇杷外，其他花木少，很幽靜。云大中文系有幾個同學搞了一個曲社，活動（拍曲子、開曲會）多半在這里借用一個小教室，擺兩張乒乓球桌，二三十張椅子，曲友畢集，就拍起曲子來。

曲社的策劃人實為陶光（字重華），有兩個云大中文系同學為其助手，管石印曲譜，借教室，打開水等雜務。陶光是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教員，教“大一國文”的作文?！按笠粐摹备飨荡笠粚W生必修。聯(lián)大的大一國文課有一些和別的大學不同的特點。一是課文的選擇。詩經(jīng)選了“關關雎鳩”，好像是照顧面子。楚辭選《九歌》，不選《離騷》，大概因為《離騷》太長了。《論語》選“冉有公西華侍坐”?！澳捍赫撸悍瘸?，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這不僅是訓練學生的文字表達能力，這種重個性，輕利祿，瀟灑自如的人生態(tài)度，對于聯(lián)大學生的思想素質(zhì)的形成，有很大的關系，這段文章的影響是很深遠的。聯(lián)大學生為人處世不俗，夸大一點說，是因為讀了這樣的文章。這是真正的教育作用，也是選文的教授的用心所在。

魏晉不選庾信、鮑照，除了陶淵明，用相當多篇幅選了《世說新語》，這和選“冉有公西華侍坐”，其用意有相通處。唐人文選柳宗元《永州八記》而舍韓愈。宋文突出地全錄了李易安的《金石錄后序》。這實在是一篇極好的文章。聲情并茂。到現(xiàn)在為止，對李清照，她的詞，她的這篇《金石錄后序》還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她在文學史上的位置還沒有擺準，偏低了。這是不公平的。古人的作品也和今人的作品一樣，其遭際有幸有不幸，說不清是什么緣故。白話文部分的特點就更鮮明了。魯迅當然是要選的，哪一派也得承認魯迅，但選的不是《阿Q正傳》而是《示眾》，可謂獨具只眼。選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丁西林的《一只馬蜂》（也許是《壓迫》）。林徽因的小說進入大學國文課本，不但當時有人議論紛紛，直到今天，接近二十一世紀了，恐怕仍為一些鐵桿左派（也可稱之為“左霸”，現(xiàn)在不是什么最好的東西都稱為“霸”么）所反對，所不容。但我卻從這一篇小說知道小說有這種寫法，知道什么是“意識流”，擴大了我的文學視野?！按笠粐摹闭n的另一個特點是教課文和教作文的是兩個人。教課文的是教授、副教授，教作文的是講師、教員、助教。為什么要這樣分開，我至今不知道是什么道理。我的作文課是陶重華先生教的。他當時大概是教員。

陶光（我們背后都稱之為陶光，沒有人叫他陶重華），面白皙，風神朗朗。他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同時穿兩件長衫。里面是一件咖啡色的夾袍，外面是一件罩衫，銀灰色。都是細毛料的。于此可見他的生活一直不很拮據(jù)——當時教員、助教大都穿布長衫，有家累的更是衣履敝舊。他走進教室，脫下外衣，搭在椅背上，就把作文分發(fā)給學生，摘其佳處，很“投入”地（那時還沒有這個詞）評講起來。

陶光的曲子唱得很好。他是唱冠生的，在清華大學時曾受紅豆館主（溥侗）親授。他嗓子好，寬、圓、亮、足，有力度。他常唱的是《三醉》《迎像》《哭像》，唱得蒼蒼莽莽，淋漓盡致。

不知道為什么，我覺得陶光在氣質(zhì)上有點感傷主義。

有一個女同學交了一篇作文，寫的是下雨天，一個人在彈三弦。有幾句，不知道這位女同學的原文是怎樣的，經(jīng)陶先生潤改后成了這樣：

“那濕冷的聲音，濕冷了我的心?！边@兩句未見得怎么好，只是“濕冷了”以形容詞做動詞用，在當時是頗為新鮮的。我一直不忘這件事。我認為這其實是陶光的感覺，并且由此覺得他有點感傷主義。

說陶光是寂寞的，常有孤獨感，當非誤識。他的朋友不多，很少像某些教員、助教常到有權(quán)勢的教授家走動問候，也沒有哪個教授特別賞識他，只有一個劉文典（叔雅）和他關系不錯。劉叔雅目空一切，誰也看不起。他抽鴉片，又嗜食宣威火腿，被稱為“二云居士”——云土、云腿。他教《文選》，一個學期只講了多半篇木玄虛的《海賦》，他倒認為陶光很有才。他的《淮南子校注》是陶光編輯的，扉頁的“淮南子校注”也是陶光題署的。從扉頁題署，我才知道他的字寫得很好。

他是寫二王的，臨《圣教序》功力甚深。他曾把張充和送他的一本影印的《圣教序》給我看，字帖的缺字處有張充和題的字：

以此贈別　充和

陶光對張充和是傾慕的，但張充和似只把陶光看作一般的朋友，并不特別垂青。

陶光不大為人寫字，書名不著。我曾看到他為一個女同學寫的小條幅，字較寸楷稍大，寫在冷金箋上，氣韻流轉(zhuǎn)，無一敗筆。寫的是唐人詩：

故園東望路漫漫，

雙袖龍鐘淚不干。

馬上相逢無紙筆，

憑君傳語報平安。

這條字反映了陶光的心情。“炮仗響了”（日本投降那天，昆明到處放鞭炮，云南把這天叫作“炮仗響”的那天）后，聯(lián)大三校準備北返，三校人事也基本定了，清華、北大都沒有聘陶光，他只好滯留昆明。后不久，受聘云大，對“洛陽親友”，只能“憑君傳語”了。

我們回北平，聽到一點陶光的消息。經(jīng)劉文典撮合，他和一個唱滇戲的演員結(jié)了婚。

后來聽說和滇劇女演員離婚了。

又聽說他到臺灣教了書。悒郁潦倒，竟至客死臺北街頭。遺詩一卷，囑人轉(zhuǎn)交張充和。

正晚上拍著曲子，從窗外飛進一只奇怪的昆蟲，不像是動物，像植物，體細長，約有三寸，完全像一截青翠的竹枝。大家覺得很稀罕，吳征鎰捏在手里看了看，說這是竹節(jié)蟲。吳征鎰是讀生物系的，故能認識這只怪蟲，但他并不研究昆蟲，竹節(jié)蟲在他只是常識而已，他鉆研的是植物學，特別是植物分類學。他記性極好，“文化大革命”被關在牛棚里，一個看守他的學生給了他一個小筆記本，一支鉛筆，他竟能在一個小筆記本上完成一部著作，天頭地腳滿滿地寫了蠓蟲大的字，有些資料不在手邊，他憑記憶引用。出牛棚后，找出資料核對，基本準確；他是學自然科學的，但對文學很有興趣，寫了好些何其芳體的詩，厚厚的一冊。他很早就會唱昆曲——吳家是揚州文史世家。唱老生。他身體好，中氣足，能把《彈詞》的“九轉(zhuǎn)貨郎兒”一氣唱到底，這在專業(yè)的演員都辦不到——戲曲演員有個說法：“男怕彈詞?！彼３倪€有《瘋僧掃秦》。

每次做“同期”（唱昆愛好者約期集會唱曲，叫作同期）必到的是崔芝蘭先生。她是聯(lián)大為數(shù)不多的女教授之一，多年來研究蝌蚪的尾巴，運動中因此被斗，資料標本均被毀盡。崔先生幾乎每次都唱《西樓記》。女教授，舉止自然很端重，但是唱起曲子來卻很“嗲”。

崔先生的丈夫張先生也是教授，每次都陪崔先生一起來。張先生不唱，只是端坐著聽，聽得很入神。

除了聯(lián)大、云大師生，還有一些外來的客人來參加同期。

有一個女士大概是某個學院的教授的或某個高級職員的夫人。她身材勻稱，小小巧巧，穿淺色旗袍，眼睛很大，眉毛的弧線異常清楚，神氣有點天真，不作態(tài)，整個臉明明朗朗。我給她起了個外號：“簡單明了”，朱德熙說：“很準確。”她一定還要操持家務，照料孩子，但只要接到同期通知，就一定放下這些，欣然而來。

有一位先生，大概是襄理一級的職員，我們叫他“聾山門”。他是唱大花面的，而且總是唱《山門》，他是個聾子——并不是板聾，只是耳音不準，總是跑調(diào)。真也虧給他擫笛的張宗和先生，能隨著他高低上下來回跑。聾子不知道他跑調(diào)，還是氣勢磅礴地高唱：

“樹木叉椏，峰巒如畫，堪瀟灑，喂呀，悶煞灑家，煩惱天來大！”

給大家吹笛子的是張宗和，幾乎所有人唱的時候笛子都由他包了。他笛風圓滿，唱起來很舒服。夫人孫鳳竹也善唱曲，常唱的是《折柳·陽關》，唱得很婉轉(zhuǎn)?！敖兴P河到處休離劍，驛路逢人數(shù)寄書”，聞之使人欲涕。她身弱多病，不常唱。張宗和溫文爾雅，孫鳳竹風致楚楚，有時在晚翠園（他們就住在晚翠園一角）并肩散步，讓人想起“揀名門一例一例里神仙眷”（《驚夢》）。他們有一個女兒，美得像一塊玉。張宗和后調(diào)往貴州大學，教中國通史。孫鳳竹死于病。不久，聽說宗和也在貴陽病歿。他們歲數(shù)都不大，宗和只三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