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十三中

成長是痛,也是幸福 作者:蔣勛,錢鐘書,莫言 等 著


十三中

北島/文

大脖子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從小學考上北京十三中,和小學相比,十三中離家遠了一倍,我的世界似乎也大了一倍。

這里曾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郡王的王府,一九〇二年,醇賢親王第七子載濤過繼給鐘郡王,承襲貝勒爵,搬入府內(nèi),故得名濤貝勒府。宣統(tǒng)年間,身為攝政王之弟,載濤任禁衛(wèi)軍訓練大臣。張勛復辟,他又當上禁衛(wèi)軍司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搖身一變,成了全國政協(xié)委員。一九二五年,載濤把王府長期租給羅馬教廷辦大學,即輔仁大學。一九二九年輔仁大學開辦附屬中學男生部,一九五二年改名北京第十三中學。

我們學校坐北朝南,大門向東開。中路與東路各有四進院。西路有戲樓、長廊、亭臺、假山。歲月如男孩呼嘯成群,分三路包抄,靈活的小腿伴隨咚咚的腳步聲,登堂入室,最后消失在西邊操場的塵埃中。我們教室緊把著操場入口處,我熟知那腳步聲——歲月的去向與動靜。

開學頭一天,我剛挎著書包走進校園就蒙了:從那些遮天蔽日的高中生背后,我一眼看到自己的未來——一級級臺階,通向高考的獨木橋(下面是深淵),由此進入大學,進入可怕的成人世界。

十三中是男校,沒有女生構(gòu)成的緩沖地帶,本來意味著更赤裸的叢林法則,其實不然,我發(fā)現(xiàn),到一定歲數(shù)人開始變得狡猾,用智力與意志取代拳頭——那才是成人世界的權(quán)力來源。

入學那年我十三歲,從身體到智力都晚熟,有照片為證——我和同齡的一凡在樓前合影:他人高馬大,眼鏡片后目光自信,喉結(jié)突出,唇上一抹胡須的淡影;我比他矮半頭,短褲下露出麻稈似的小腿,滿臉稚氣,眼神迷茫散亂。那是轉(zhuǎn)變之年,我們從不同的小學考進十三中,他在(2)班,我在(4)班。就像分組比賽的對手,在決賽前趨近。

班里有個同學外號叫“大脖子”,智力有問題,連蹲兩年,若無意外還會繼續(xù)蹲下去,我們在年級升降的排列組合中相遇。他虎背熊腰,胳膊比我大腿還粗,由于脖上箍著石膏圈,得名“大脖子”,他自稱是練雙杠失手把脖子戳進去的,要長期做牽引術(shù)才能復原。我至今還記得他歉疚的笑容,似乎在為他偶然闖入這個世界而深表歉意。

那時仍在“困難時期”的陰影中。在學校食堂,沒有椅子,大家圍著飯桌站著吃飯,每餐總是在“大脖子”的歌聲中結(jié)束。他在建筑工地當過小工,飯量驚人,按糧食定量難以存活,于是他靠賣唱換糧食,每首歌價碼不等,從半個饅頭到一個窩頭。

“大脖子”嗓音并不好,但他唱得認真,從不偷懶,到了高音區(qū),會從石膏圈中抻出一截蒼白的脖子,唱罷,他兩三口就把換來的饅頭、窩頭吞下去,再像狗一樣用目光乞討。他唱的歌特別,顯然和底層生活有關,尤其是那些黃色小調(diào),成了我們最早的性啟蒙教育。

我們升初二時,“大脖子”由于蹲班超過年限,被校方開除,他將回到苦力的行列,和我們分道揚鑣。最后一次告別午餐,幾乎每個人都多給他一個饅頭,他唱了很多歌,這回不是賣唱,而是為了友情和他自己未卜的命運。唱到動情處,那咧到脖根的大嘴嘬成小圓圈,戛然而止。

盧叔叔

一九六二年秋,我家來了個不速之客,他是我的表舅在北大荒的戰(zhàn)友盧叔叔。

詠瑤表舅原是北京空軍后勤部的青年軍官,個頭兒不高,英俊結(jié)實,是我童年時代心目中的英雄。特別是逢年過節(jié),他身穿深綠軍裝,佩戴領章、肩章和武裝帶,頭戴大檐帽,格外神氣,表舅站在樓門口跟我說話,小伙伴們驚羨的目光,讓我的虛榮心獲得極大滿足。他走后,我可把牛皮吹大了,說他擊落過多少架美軍戰(zhàn)斗機。

我家從窗簾到小褂,飄飄然,都來自表舅給的降落傘布,似乎為了向全世界證明:他開飛機,我們從天而降。

一九五八年早春,表舅轉(zhuǎn)業(yè)去北大荒。最后一次來我家告別,那時母親也正要下放到山東農(nóng)村,他脫下軍裝,黯然失色,這讓我很難過,我悄悄退出大人的視野,溜出門去?!拔視砜茨愕??!北砭伺R走時對我說,轉(zhuǎn)身消失在我童年的地平線以外。

盧叔叔的出現(xiàn),令我暗喜:表舅果然從地平線那邊派人來了,盧叔叔是拖拉機手,維修拖拉機,他用鐵錘敲打部件,一粒鐵屑擊中右眼,在當?shù)剞r(nóng)場醫(yī)院治療無效,轉(zhuǎn)到北京同仁醫(yī)院,他在表舅的介紹下住在我家。

“醫(yī)生要給我配一只狗的眼睛。”他對我說,這讓我有點兒心慌,用狗眼看世界到底會是啥樣呢?原來是玩笑,醫(yī)生給他裝了一只假眼珠,跟我彈的玻璃球差不多,他常躲進廁所,取出來,放進小玻璃杯沖洗。

表舅常出現(xiàn)在我夢中,他在冰天雪地里指揮千軍萬馬的隊伍,跟盧叔叔探聽,避而不答,想必那是軍事秘密。

一天晚上,盧叔叔終于給我講了個故事,燈光下,他雙眼色澤不同,那玻璃眼球顯得過于清澈明亮?!鞍胍?,一只熊瞎子鉆進農(nóng)場庫房,翻箱倒柜找食吃,哨兵發(fā)現(xiàn)后,我們把它團團圍住,先鳴槍警告,它猛撲過來,可惜沒擊中那胸前白毛的要害部位,只好動用沖鋒槍、機關槍,它最后倒下了,身上共有三十九發(fā)子彈……”這多少有點兒讓我失望,但在我講給同學的版本中,表舅成了這場攻打熊瞎子戰(zhàn)役的指揮員。

那年頭,北京黑燈瞎火,肚里沒食,早早回家歇著了,而盧叔叔卻發(fā)現(xiàn)了北京的“上流生活”——戲劇舞臺。他人生地不熟,沒伴兒,總把我?guī)?,我跟著他看的話劇有《以革命的名義》《帶槍的人》和《伊索》等,印象最深的是人藝的《伊索》。

那是深秋的晚上,剛下過雨,一股落葉霉爛味。首都劇場位于王府井大街,玻璃窗高大明澈,如黃昏的晴空。樓梯上的觀眾,好像正前往另一顆星球,其中有個瘦小的男孩,那是我,還有一個戴玻璃眼珠的叔叔。巨型吊燈明亮而柔和,讓我有點兒眩暈,隨低沉的鐘聲響起,燈光轉(zhuǎn)暗,紅色帷幕徐徐拉開,古羅馬的圓柱和臺階出現(xiàn)在舞臺上……

那夜我?guī)缀鯊匾刮疵?,此后著魔一般,我居然能把對白大段大段背下來,并模仿那夸張的舞臺腔——伊索附體,我處于半瘋癲狀態(tài),在同學中宣布:為了自由,寧死也不做考試的奴隸。在課堂上,老師問到水分子式,驢唇不對馬嘴,我學伊索的口吻回答:“如果你能把河流和大海分開的話,我就把大海喝干,我的主人……”老師認定我神經(jīng)出了毛病。

當年糧食定量有限,連請客吃飯都要自備糧票。由于沒交夠糧票,父母與盧叔叔之間出現(xiàn)摩擦,我暗中站在他一邊,道理很簡單,是他把我?guī)С霰本┯陌档暮M入一個光明而虛幻的世界——那與現(xiàn)實無關的一切令我神往。

讀書難

初中三年無比漫長,而考試有如一扇門,阻擋任何通向永恒的可能。我最恨考試,在我看來,那是人類最險惡的陰謀之一,讓孩子過早體驗人生之苦。

我在小學算術(shù)就差,上了中學數(shù)學課,才知此生苦海無邊;除了切割整數(shù),正負顛倒,進而用乘方、開方肢解世界,非把人逼瘋不可。我完全迷失在數(shù)學的世界中。如果說期末考試是最后審判,測驗摸底就如同過堂大刑伺候。不過各有各的求生之道,期末考試前一天我連看兩場電影,在黑暗中忘卻一切,大概由于心理放松,考試成績還馬馬虎虎過得去。

除了數(shù)學,再就是俄文難。中蘇反目成仇,大多數(shù)中學照樣學俄文,首先難的是卷舌音,好在北方車把式的吆喝中也有,于是先學趕車再學俄文,在小紙條的正反面分別寫上中文、俄文單詞,一大早到后海死記硬背。有的用諧音一輩子都忘不了:“星期六”(суббота)——“書包大”;“星期天”(воскресенье)——“襪子擱在里面”;“回家”(домой)——“打毛衣”。到“文革”下一撥改學英文,沒正經(jīng)上課,用諧音只記住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狼來了前面跑!”

作文課也越來越失去了吸引力,政治開始進入寫作。在“向雷鋒同志學習”的號召下,不僅要做好事,還要學雷鋒叔叔那樣寫日記。

那天下午,我埋伏在廠橋路口,德內(nèi)大街由此往北是三四百米的大陡坡,一輛滿載貨物的平板三輪車上坡,光著脊背的師傅奮力蹬車,我沖過去,從后面弓步助推,亦步亦趨,師傅往后瞥了一眼,點點頭。我一直幫他推上坡頂,正趕上旁邊是家小飯館,我請師傅等等,沖進飯館,用兩毛錢買了四個火燒,塞進他手里,弄得人家瞠目結(jié)舌。

回家我把這段經(jīng)歷先寫成日記,再抄在作文本上,第二天交給老師。語文課上,老師讓我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朗讀,起初我還有點兒得意,越讀越羞愧,竟到了無地自容的地步,比做壞事被當場抓獲還糟。此后,我再沒寫過日記。

造反

初二下學期進入尾聲,期末考試在即。教師食堂開小灶,而學生食堂大鍋熬,好在學生食堂每周三換花樣,總算有點兒盼頭。某個周三中午,學生食堂供應菜包子外加蛋花湯,同學們排著隊,喜氣洋洋的。

我端著菜包子和蛋花湯回到教室,與同學們邊吃邊聊,突然在菜包子里咬到異物,吐出一看,竟是只死蟑螂。我拍案而起,在幾個同學簇擁下沖向食堂,盛湯的大師傅正要收工,他含糊其詞,說這事得找食堂管理員。我像丹柯一樣舉著菜包子,率眾人包圍了食堂辦公室。

管理員老李皮膚白皙、尖嘴猴腮、三角眼,負責食堂管理和采購,整天悠閑地騎車穿過校園,滿筐雞鴨魚肉,均與學生食堂無關。聽完我的慷慨陳詞,他說:“我看這么辦吧,讓大師傅再給你換個菜包子。”

“什么?”我火了,提高嗓門說,“換個包子就行啦?”

“那你說怎么辦?”他平靜地問。

我一時語塞,愣住了,轉(zhuǎn)而理直氣壯宣稱:“今后要檢查衛(wèi)生,改善伙食,并向全體同學公開道歉!”

“那你怎么證明那是蟑螂,而不是海米呢?”老李反問道。

我轉(zhuǎn)身發(fā)動群眾:“大家說說,咱們食堂在菜包子里放過海米嗎?”“沒有!”我沖老李大叫大喊:“我向食堂抗議!”“抗議!”群情激憤,跟著我喊口號,一時有點兒失控。

“你還反了?”老李大吼一聲,臉色煞白,“趙振開,你一貫調(diào)皮搗蛋,我告訴你,你再無理取鬧,先取消你入伙資格,我再告到校長辦公室,給你記過處分,直到開除。哪個同學跟著他,一樣下場!”

這威脅果然奏效,大多數(shù)人散去,只剩下我和兩三個同班同學,一想到開除和父母的反應,我也含糊了。那兩三個同學不見了,只剩下我和老李僵持,怒目相向。上課鈴響,我把菜包子狠狠摔在地上,悻悻而去。

我平生頭一次聚眾造反,以失敗告終。我悟出權(quán)力本來就是不講理的——蟑螂就是海米;也悟出要造反,內(nèi)心必須強大到足以承受任何后果才行。

軍樂隊

當年在北京中學生中有這么個說法:八中的會,三中的費,四中的近視眼,十三中的軍樂隊。軍樂隊是十三中的驕傲,那些鋼管樂器都是從輔仁附中繼承下來的,坑坑洼洼,特別是大圓號還打著補丁。盡管如此,在北京中學生運動會和各種大型集會上,數(shù)十三中最神氣。

一九六三年暑假,我和一凡都參加了北京中學生的“小八路夏令營”。一凡是班長,走在(2)班隊列前頭,我是白丁,加上個頭兒矮小,混在(4)班隊尾。從學校操場出發(fā),走在最前面的是軍樂隊,陽光在銅管樂器上閃著烏光,突然間鼓號齊鳴,驚天動地,調(diào)整隊列時,我和一凡交錯而過,我們得意地交換了一下眼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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