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雜文

現(xiàn)今的新文學(xué)的概觀
——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xué)國文學(xué)會講

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諸君說什么話了，因為革命以來，言論的路很窄小，不是過激，便是反動，于大家都無益處。這一次回到北平，幾位舊識的人要我到這里來講幾句，情不可卻，只好來講幾句。但因為種種瑣事，終于沒有想定究竟來講什么——連題目都沒有。

那題目，原是想在車上擬定的，但因為道路壞，汽車顛起來有尺多高，無從想起。我于是偶然感到，外來的東西，單取一件，是不行的，有汽車也須有好道路，一切事總免不掉環(huán)境的影響。文學(xué)——在中國的所謂新文學(xué)，所謂革命文學(xué)，也是如此。

中國的文化，便是怎樣的愛國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認(rèn)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從外面侵入的。新的勢力來到了，大多數(shù)的人們還是莫名其妙。北平還不到這樣，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外國人是處在中央，那外面，圍著一群翻譯，包探，巡捕，西崽……之類，是懂得外國話，熟悉租界章程的。這一圈之外，才是許多老百姓。

老百姓一到洋場，永遠不會明白真實情形，外國人說“Yes”，翻譯道，“他在說打一個耳光”，外國人說“No”，翻出來卻是他說“去槍斃”。倘想要免去這一類無謂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點，沖破了這一個圈子。

在文學(xué)界也一樣，我們知道得太不多，而幫助我們知識的材料也太少。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徐志摩有一個泰戈爾，胡適之有一個杜威，——是的，徐志摩還有一個曼殊斐兒，他到她墳上去哭過，——創(chuàng)造社有革命文學(xué)，時行的文學(xué)。不過附和的，創(chuàng)作的很有，研究的卻不多，直到現(xiàn)在，還是給幾個出題目的人們?nèi)α似饋怼?/p>

各種文學(xué)，都是應(yīng)環(huán)境而產(chǎn)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fēng)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后變。倘以為文藝可以改變環(huán)境，那是“唯心”之談，事實的出現(xiàn)，并不如文學(xué)家所豫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xué)者還須滅亡，待到革命略有結(jié)果，略有喘息的余裕，這才產(chǎn)生新的革命文學(xué)者。為什么呢，因為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xué)作品出現(xiàn)的，然而其實并非真的革命文學(xué)。例如：或者憎惡舊社會，而只是憎惡，更沒有對于將來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卻是不能實現(xiàn)的烏托邦；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zhuǎn)變，來作刺戟，正如飽于飲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但在社會里失敗了，卻想另掛新招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國便曾有過的。即如清末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xué)團體，他們嘆漢族的被壓制，憤滿人的兇橫，渴望著“光復(fù)舊物”。但民國成立以后，倒寂然無聲了。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見漢官威儀”，峨冠博帶。而事實并不這樣，所以反而索然無味，不想執(zhí)筆了。俄國的例子尤為明顯，十月革命開初，也曾有許多革命文學(xué)家非常驚喜，歡迎這暴風(fēng)雨的襲來，愿受風(fēng)雷的試煉。但后來，詩人葉遂寧，小說家索波里自殺了，近來還聽說有名的小說家愛倫堡有些反動。這是什么緣故呢？就因為四面襲來的并不是暴風(fēng)雨，來試煉的也并非風(fēng)雷，卻是老老實實的“革命”?？障氡粨羲榱?，人也就活不下去，這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后靈魂上天，坐在上帝旁邊吃點心的詩人們福氣。因為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已經(jīng)死掉了。

中國，據(jù)說，自然是已經(jīng)革了命，——政治上也許如此罷，但在文藝上，卻并沒有改變。有人說，“小資產(chǎn)階級文學(xué)之抬頭”了，其實是，小資產(chǎn)階級文學(xué)在那里呢，連“頭”也沒有，那里說得到“抬”。這照我上面所講的推論起來，就是文學(xué)并不變化和興旺，所反映的便是并無革命和進步，——雖然革命家聽了也許不大喜歡。

至于創(chuàng)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xué)——無產(chǎn)階級文學(xué)，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里遙望廣州暴動的詩，“Pong Pong Pong”，鉛字逐漸大了起來，只在說明他曾為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個》之志而無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有人推為佳作的，但內(nèi)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卻未免“失”得太巧。五體，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實在還不如一只手；一條腿就不便，頭自然更不行了。只準(zhǔn)備失去一只手，是能減少戰(zhàn)斗的勇往之氣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一定不只這一點?！兑恢皇帧芬策€是窮秀才落難，后來終于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diào)。

但這些卻也正是中國現(xiàn)狀的一種反映。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學(xué)的一本書的封面上，畫著一把鋼叉，這是從《苦悶的象征》的書面上取來的，叉的中間的一條尖刺上，又安一個鐵錘，這是從蘇聯(lián)的旗子上取來的。然而這樣地合了起來，卻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這位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藝家的徽章。

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識如何，便一一直說，使大眾看去，為仇為友，了了分明。不要腦子里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無產(chǎn)階級！”現(xiàn)在的人們既然神經(jīng)過敏，聽到“俄”字便要氣絕，連嘴唇也快要不準(zhǔn)紅了，對于出版物，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學(xué)家又不肯多紹介別國的理論和作品，單是這樣的指著自己的鼻子，臨了便會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樣，令人莫名其妙的。

對于諸君，“奉旨申斥”大概還須解釋幾句才會明白罷。這是帝制時代的事。一個官員犯了過失了，便叫他跪在一個什么門外面，皇帝差一個太監(jiān)來斥罵。這時須得用一點化費，那么，罵幾句就完；倘若不用，他便從祖宗一直罵到子孫。這算是皇帝在罵，然而誰能去問皇帝，問他究竟可是要這樣地罵呢？去年，據(jù)日本的雜志上說，成仿吾是由中國的農(nóng)工大眾選他往德國研究戲曲去了，我們也無從打聽，究竟真是這樣地選了沒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較地明白，還只好用我的老話，“多看外國書”，來打破這包圍的圈子。這事，于諸君是不甚費力的。關(guān)于新興文學(xué)的英文書或英譯書，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幾本，一定較為切實可靠。多看些別國的理論和作品之后，再來估量中國的新文藝，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紹介到中國來；翻譯并不比隨便的創(chuàng)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學(xué)的發(fā)展卻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革命時代的文學(xué)
——四月八日在黃埔軍官學(xué)校講

今天要講幾句的話是就將這“革命時代的文學(xué)”算作題目。這學(xué)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我總是推宕著沒有來。為什么呢？因為我想，諸君的所以來邀我，大約是因為我曾經(jīng)做過幾篇小說，是文學(xué)家，要從我這里聽文學(xué)。其實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先正經(jīng)學(xué)習(xí)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xué)要好一些。自然，因為自己的嗜好，文學(xué)書是也時?？纯吹?，不過并無心得，能說出于諸君有用的東西來。加以這幾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jīng)驗，對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xué)的議論，都漸漸的懷疑起來。那是開槍打殺學(xué)生的時候罷，文禁也嚴(yán)厲了，我想：文學(xué)文學(xué)，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并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吶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xué)于人們又有什么益處呢？

在自然界里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結(jié)果，還是只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吃掉。文學(xué)家弄得好，做幾篇文章，也許能夠稱譽于當(dāng)時，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虛名罷，——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著誰的挽聯(lián)做得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wěn)當(dāng)?shù)馁I賣。

但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xué)家，恐怕總喜歡說文學(xué)和革命是大有關(guān)系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于八股，在文學(xué)中并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xué)”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xué)。所以，我想：革命，倒是與文章有關(guān)系的。革命時代的文學(xué)和平時的文學(xué)不同，革命來了，文學(xué)就變換色彩。但大革命可以變換文學(xué)的色彩，小革命卻不，因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變換文學(xué)的色彩。在此地是聽?wèi)T了“革命”了，江蘇浙江談到革命二字，聽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實“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學(xué)家告訴我們：“人類和猴子是沒有大兩樣的，人類和猴子是表兄弟。”但為什么人類成了人，猴子終于是猴子呢？這就因為猴子不肯變化——它愛用四只腳走路。也許曾有一個猴子站起來，試用兩腳走路的罷，但許多猴子就說：“我們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許你站！”咬死了。它們不但不肯站起來，并且不肯講話，因為它守舊。人類就不然，他終于站起，講話，結(jié)果是他勝利了。現(xiàn)在也還沒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

大革命與文學(xué)有什么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說：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xué)，大抵是對于種種社會狀態(tài)，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xué)中關(guān)于這類的文學(xué)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xué)對于革命沒有什么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并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盡管叫出很好的文學(xué)，而貓兒吃起它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xué)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于叫苦和鳴不平。例如人們打官司，失敗的方面到了分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道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經(jīng)了結(jié)了；所以叫苦鳴不平的文學(xué)等于喊冤，壓迫者對此倒覺得放心。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什么聲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yōu)榕稹Ｅ鸬奈膶W(xué)一出現(xiàn)，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jīng)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fā)時代接近的文學(xué)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復(fù)仇。蘇俄革命將起時，即有些這類的文學(xué)。但也有例外，如波蘭，雖然早有復(fù)仇的文學(xué)，然而他的恢復(fù)，是靠著歐洲大戰(zhàn)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xué)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大家由呼喊而轉(zhuǎn)入行動，大家忙著革命，沒有閑空談文學(xué)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面包吃尚且來不及，那里有心思談文學(xué)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fā)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xué)了。有人說：“文學(xué)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xué)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xué)作品，挑擔(dān)的人必要把擔(dān)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時代忙得很，同時又窮得很，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爭，非先行變換現(xiàn)代社會底狀態(tài)不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時代的文學(xué)便只好暫歸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會底狀態(tài)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這時候就又產(chǎn)生文學(xué)。這時候底文學(xué)有二：一種文學(xué)是贊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xué)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于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shè)，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面對于舊制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面對于新的建設(shè)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xué)是吊舊社會的滅亡——挽歌——也是革命后會有的文學(xué)。有些的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xué)”，我想，倒也無須加以這么大的罪名。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著舊思想舊東西；環(huán)境漸變，影響到他們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于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舍，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xué)。這種文學(xué)都是悲哀的調(diào)子，表示他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見新的建設(shè)勝利了，一方面看見舊的制度滅亡了，所以唱起挽歌來。但是懷舊，唱挽歌，就表示已經(jīng)革命了，如果沒有革命，舊人物正得勢，是不會唱挽歌的。

不過中國沒有這兩種文學(xué)——對舊制度挽歌，對新制度謳歌；因為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青黃不接，忙于革命的時候。不過舊文學(xué)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足見中國革命對于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于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xué)，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挽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不但如此，并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工會參加游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中國社會沒有改變，所以沒有懷舊的哀詞，也沒有嶄新的進行曲，只在蘇俄卻已產(chǎn)生了這兩種文學(xué)。他們的舊文學(xué)家逃亡外國，所作的文學(xué)，多是吊亡挽舊的哀詞；新文學(xué)則正在努力向前走，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沒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們已經(jīng)離開怒吼時期而過渡到謳歌的時期了。贊美建設(shè)是革命進行以后的影響，再往后去的形怎樣，現(xiàn)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來，大約是平民文學(xué)罷，因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jié)果。

現(xiàn)在中國自然沒有平民文學(xué)，世界上也還沒有平民文學(xué)，所有的文學(xué)，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人看的；他們吃飽了，睡在躺椅上，捧著看。一個才子出門遇見一個佳人，兩個人很要好，有一個不才子從中搗亂，生出差遲來，但終于團圓了。這樣地看看，多么舒服?；蛘咧v上等人怎樣有趣和快樂，下等人怎樣可笑。前幾年《新青年》載過幾篇小說，描寫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學(xué)教授看了就不高興，因為他們不喜歡看這樣的下流人。如果詩歌描寫車夫，就是下流詩歌；一出戲里，有犯罪的事，就是下流戲。他們的戲里的腳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狀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歡喜，他們看了也很歡喜，下等人沒奈何，也只好替他們一同歡喜歡喜。在現(xiàn)在，有人以平民——工人農(nóng)民——為材料，做小說做詩，我們也稱之為平民文學(xué)，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xué)，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說的。眼前的文人有些雖然窮，但總比工人農(nóng)民富足些，這才能有錢去讀書，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說的，其實不是；這不是真的平民小說。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現(xiàn)在也有人寫下來，以為是平民之音了，因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們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他們對于鄉(xiāng)下的紳士有田三千畝，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紳士們慣吟五言詩，七言詩；因此他們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這是就格律而言，還有構(gòu)思取意，也是很陳腐的，不能稱是真正的平民文學(xué)?，F(xiàn)在中國底小說和詩實在比不上別國，無可奈何，只好稱之曰文學(xué)；談不到革命時代的文學(xué)，更談不到平民文學(xué)?，F(xiàn)在的文學(xué)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nóng)民不解放，工人農(nóng)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nóng)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xué)。有些人說：“中國已有平民文學(xué)”，其實這是不對的。

諸君是實際的戰(zhàn)爭者，是革命的戰(zhàn)士，我以為現(xiàn)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xué)的好。學(xué)文學(xué)對于戰(zhàn)爭，沒有益處，最好不過作一篇戰(zhàn)歌，或者寫得美的，便可于戰(zhàn)余休憩時看看，倒也有趣。要講得堂皇點，則譬如種柳樹，待到柳樹長大，濃陰蔽日，農(nóng)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樹底下吃飯，休息休息。中國現(xiàn)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zhàn)爭，一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xué)于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xué)總是一種余裕的產(chǎn)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滿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xué)。我呢，自然倒愿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xué)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我的演說只有這樣多，感謝諸君聽完的厚意！

文學(xué)上的折扣

有一種無聊小報，以登載誣蔑一部分人的小說自鳴得意，連姓名也都給以影射的，忽然對于投稿，說是“如含攻訐個人或團體性質(zhì)者恕不揭載”了，便不禁想到了一些事——

凡我所遇見的研究中國文學(xué)的外國人中，往往不滿于中國文章之夸大。這真是雖然研究中國文學(xué)，恐怕到死也還不會懂得中國文學(xué)的外國人。倘是我們中國人，則只要看過幾百篇文章，見過十來個所謂“文學(xué)家”的行徑，又不是剛剛“從民間來”的老實青年，就決不會上當(dāng)。因為我們慣熟了，恰如錢店伙計的看見鈔票一般，知道什么是通行的，什么是該打折扣的，什么是廢票，簡直要不得。

譬如說罷，稱贊貴相是“兩耳垂肩”，這時我們便至少將他打一個對折，覺得比通常也許大一點，可是決不相信他的耳朵像豬玀一樣。說愁是“白發(fā)三千丈”，這時我們便至少將他打一個二萬扣，以為也許有七八尺，但決不相信它會盤在頂上像一個大草囤。這種尺寸，雖然有些模胡，不過總不至于相差太遠。反之，我們也能將少的增多，無的化有，例如戲臺上走出四個拿刀的瘦伶仃的小戲子，我們就知道這是十萬精兵；刊物上登載一篇儼乎其然的像煞有介事的文章，我們就知道字里行間還有看不見的鬼把戲。

又反之，我們并且能將有的化無，例如什么“枕戈待旦”呀，“臥薪嘗膽”呀，“盡忠報國”呀，我們也就即刻會看成白紙，恰如還未定影的照片，遇到了日光一般。

但這些文章，我們有時也還看。蘇東坡貶黃州時，無聊之至，有客來，便要他談鬼?？驼f沒有。東坡道：“你姑且胡說一通罷。”我們的看，也不過這意思。但又可知道社會上有這樣的東西，是費去了多少無聊的眼力。人們往往以為打牌，跳舞有害，實則這種文章的害還要大，因為一不小心，就會給它教成后天的低能兒的。

《頌》詩早已拍馬，《春秋》已經(jīng)隱瞞，戰(zhàn)國時談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聳聽，就是以美詞動聽，于是夸大，裝腔，撒謊，層出不窮。現(xiàn)在的文人雖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里卻還埋著老祖宗，所以必須取消或折扣，這才顯出幾分真實。

“文學(xué)家”倘不用事實來證明他已經(jīng)改變了他的夸大，裝腔，撒謊……的老脾氣，則即使對天立誓，說是從此要十分正經(jīng)，否則天誅地滅，也還是徒勞的。因為我們也早已看慣了許多家都釘著“假冒王麻子滅門三代”的金漆牌子的了，又何況他連小尾巴也還在搖搖搖呢。

我怎么做起小說來

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這來由，已經(jīng)在《吶喊》的序文上，約略說過了。這里還應(yīng)該補敘一點的，是當(dāng)我留心文學(xué)的時候，情形和現(xiàn)在很不同：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xué)，做小說的也決不能稱為文學(xué)家，所以并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里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會。

但也不是自己想創(chuàng)作，注重的倒是在紹介，在翻譯，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別是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diào)的。所以“小說作法”之類，我一部都沒有看過，看短篇小說卻不少，小半是自己也愛看，大半則因了搜尋紹介的材料。也看文學(xué)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yīng)否紹介給中國。和學(xué)問之類，是絕不相干的。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于傾向了東歐，因此所看的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干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dāng)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 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回國以后，就辦學(xué)校，再沒有看小說的工夫了，這樣的有五六年。為什么又開手了呢？——這也已經(jīng)寫在《吶喊》的序文里，不必說了。但我的來做小說，也并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只因為那時是住在北京的會館里的，要做論文罷，沒有參考書，要翻譯罷，沒有底本，就只好做一點小說模樣的東西塞責(zé)，這就是《狂人日記》。大約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yī)學(xué)上的知識，此外的準(zhǔn)備，一點也沒有。

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自然，做起小說來，總不免自己有些主見的。例如，說到“為什么”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shù)的藝術(shù)”，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tài)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嘮叨，只要覺得夠?qū)⒁馑紓鹘o別人了，就寧可什么陪襯拖帶也沒有。中國舊戲上，沒有背景，新年賣給孩子看的花紙上，只有主要的幾個人（但現(xiàn)在的花紙卻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對于我的目的，這方法是適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寫風(fēng)月，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我做完之后，總要看兩遍，自己覺得拗口的，就增刪幾個字，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沒有相宜的白話，寧可引古語，希望總有人會懂，只有自己懂得或連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來的字句，是不大用的。這一節(jié)，許多批評家之中，只有一個人看出來了，但他稱我為Stylist。

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fā)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fā)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有人說，我的那一篇是罵誰，某一篇又是罵誰，那是完全胡說的。

不過這樣的寫法，有一種困難，就是令人難以放下筆。一氣寫下去，這人物就逐漸活動起來，盡了他的任務(wù)。但倘有什么分心的事情來一打岔，放下許久之后再來寫，性格也許就變了樣，情景也會和先前所豫想的不同起來。例如我做的《不周山》，原意是在描寫性的發(fā)動和創(chuàng)造，以至衰亡的，而中途去看報章，見了一位道學(xué)的批評家攻擊情詩的文章，心里很不以為然，于是小說里就有一個小人物跑到女媧的兩腿之間來，不但不必有，且將結(jié)構(gòu)的宏大毀壞了。但這些處所，除了自己，大概沒有人會覺到的，我們的批評大家成仿吾先生，還說這一篇做得最出色。

我想，如果專用一個人做骨干，就可以沒有這弊病的，但自己沒有試驗過。

忘記是誰說的了，總之是，要極省儉的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發(fā)，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我常在學(xué)學(xué)這一種方法，可惜學(xué)不好。

可省的處所，我決不硬添，做不出的時候，我也決不硬做，但這是因為我那時別有收入，不靠賣文為活的緣故，不能作為通例的。

還有一層，是我每當(dāng)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chuàng)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里，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

但我?？赐鈬呐u文章，因為他于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但自然，我也同時一定留心這批評家的派別。

以上，是十年前的事了，此后并無所作，也沒有長進，編輯先生要我做一點這類的文章，怎么能呢。拉雜寫來，不過如此而已。

為了忘卻的紀(jì)念

一

我早已想寫一點文字，來紀(jì)念幾個青年的作家。這并非為了別的，只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松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

兩年前的此時，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們的五個青年作家同時遇害的時候。當(dāng)時上海的報章都不敢載這件事，也許是不愿，或不屑載這件事，只在《文藝新聞》上有一點隱約其辭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記》，中間說：

“他做了好些詩，又譯過匈牙利詩人彼得斐的幾首詩，當(dāng)時的《奔流》的編輯者魯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來信要和他會面，但他卻是不愿見名人的人，結(jié)果是魯迅自己跑來找他，竭力鼓勵他從事文學(xué)的工作，但他終于不能坐在亭子間里寫，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捕了。……”

這里所說的我們的事情其實是不確的。白莽并沒有這么高慢，他曾經(jīng)到過我的寓所來，但也不是因為我要求和他會面；我也沒有這么高慢，對于一位素不相識的投稿者，會輕率的寫信去叫他。我們相見的原因很平常，那時他所投的是從德文譯出的《彼得斐傳》，我就發(fā)信去討原文，原文是載在詩集前面的，郵寄不便，他就親自送來了?？慈ナ且粋€二十多歲的青年，面貌很端正，膚色是黑黑的，當(dāng)時的談話我已經(jīng)忘卻，只記得他自說姓徐，象山人；我問他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這么一個怪名字（怎么怪法，現(xiàn)在也忘卻了），他說她就喜歡起得這么怪，羅曼諦克，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對勁了。就只剩了這一點。

夜里，我將譯文和原文粗粗的對了一遍，知道除幾處誤譯之外，還有一個故意的曲譯。他像是不喜歡“國民詩人”這個字的，都改成“民眾詩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來信，說很悔和我相見，他的話多，我的話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種威壓似的。我便寫一封回信去解釋，說初次相會，說話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訴他不應(yīng)該由自己的愛憎，將原文改變。因為他的原書留在我這里了，就將我所藏的兩本集子送給他，問他可能再譯幾首詩，以供讀者的參看。他果然譯了幾首，自己拿來了，我們就談得比第一回多一些。這傳和詩，后來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們第三次相見，我記得是在一個熱天。有人打門了，我去開門時，來的就是白莽，卻穿著一件厚棉袍，汗流滿面，彼此都不禁失笑。這時他才告訴我他是一個革命者，剛由被捕而釋出，衣服和書籍全被沒收了，連我送他的那兩本；身上的袍子是從朋友那里借來的，沒有夾衫，而必須穿長衣，所以只好這么出汗。我想，這大約就是林莽先生說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釋，就趕緊付給稿費，使他可以買一件夾衫，但一面又很為我的那兩本書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兩本書，原是極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詩集，據(jù)德文譯者說，這是他搜集起來的，雖在匈牙利本國，也還沒有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萊克朗氏萬有文庫》中，倘在德國，就隨處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錢。不過在我是一種寶貝，因為這是三十年前，正當(dāng)我熱愛彼得斐的時候，特地托丸善書店從德國去買來的，那時還恐怕因為書極便宜，店員不肯經(jīng)手，開口時非常惴惴。后來大抵帶在身邊，只是情隨事遷，已沒有翻譯的意思了，這回便決計送給這也如我的那時一樣，熱愛彼得斐的詩的青年，算是給它尋得了一個好著落。所以還鄭重其事，托柔石親自送去的。誰料竟會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里的呢，這豈不冤枉！

二

我的決不邀投稿者相見，其實也并不完全因為謙虛，其中含著省事的分子也不少。由于歷來的經(jīng)驗，我知道青年們，尤其是文學(xué)青年們，十之九是感覺很敏，自尊心也很旺盛的，一不小心，極容易得到誤解，所以倒是故意回避的時候多。見面尚且怕，更不必說敢有托付了。但那時我在上海，也有一個惟一的不但敢于隨便談笑，而且還敢于托他辦點私事的人，那就是送書去給白莽的柔石。

我和柔石最初的相見，不知道是何時，在那里。他仿佛說過，曾在北京聽過我的講義，那么，當(dāng)在八九年之前了。我也忘記了在上海怎么來往起來，總之，他那時住在景云里，離我的寓所不過四五家門面，不知怎么一來，就來往起來了。大約最初的一回他就告訴我是姓趙，名平復(fù)。但他又曾談起他家鄉(xiāng)的豪紳的氣焰之盛，說是有一個紳士，以為他的名字好，要給兒子用，叫他不要用這名字了。所以我疑心他的原名是“平?！?，平穩(wěn)而有福，才正中鄉(xiāng)紳的意，對于“復(fù)”字卻未必有這么熱心。他的家鄉(xiāng)，是臺州的寧海，這只要一看他那臺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他躲在寓里弄文學(xué)，也創(chuàng)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于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shè)立朝花社。目的是在紹介東歐和北歐的文學(xué)，輸入外國的版畫，因為我們都以為應(yīng)該來扶植一點剛健質(zhì)樸的文藝。接著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印《藝苑朝華》，算都在循著這條線，只有其中的一本《拾谷虹兒畫選》，是為了掃蕩上海灘上的“藝術(shù)家”，即戳穿葉靈鳳這紙老虎而印的。

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除買紙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雜務(wù)都是歸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圖，校字之類?？墒峭蝗缫?，說起來皺著眉頭。看他舊作品，都很有悲觀的氣息，但實際上并不然，他相信人們是好的。我有時談到人會怎樣的騙人，怎樣的賣友，怎樣的吮血，他就前額亮晶晶的，驚疑地圓睜了近視的眼睛，抗議道，“會這樣的么？——不至于此罷？……”

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我也不想說清其中的原因，總之是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化，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賬。后來他對于我那“人心惟危”說的懷疑減少了，有時也嘆息道，“真會這樣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們是好的。

他于是一面將自己所應(yīng)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幾文錢，一面就拚命的譯書，準(zhǔn)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wù)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理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yè)》。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

他的迂漸漸的改變起來，終于也敢和女性的同鄉(xiāng)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離，卻至少總有三四尺的。這方法很不好，有時我在路上遇見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個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會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時候，可就走得近了，簡直是扶住我，因為怕我被汽車或電車撞死；我這面也為他近視而又要照顧別人擔(dān)心，大家都倉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萬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實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無論從舊道德，從新道德，只要是損己利人的，他就挑選上，自己背起來。

他終于決定地改變了，有一回，曾經(jīng)明白的告訴我，此后應(yīng)該轉(zhuǎn)換作品的內(nèi)容和形式。我說：這怕難罷，譬如使慣了刀的，這回要他耍棍，怎么能行呢？他簡潔的答道：只要學(xué)起來！

他說的并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xué)起來了，其時他曾經(jīng)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于她終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fā)源于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移鋵嵰膊⒉槐任宜乱姷纳窠?jīng)過敏而自尊的文學(xué)青年高明。

她的體質(zhì)是弱的，也并不美麗。

三

直到左翼作家聯(lián)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認(rèn)識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詩的殷夫。有一次大會時，我便帶了一本德譯的，一個美國的新聞記者所做的中國游記去送他，這不過以為他可以由此練習(xí)德文，另外并無深意。然而他沒有來。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們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書，又被沒收，落在“三道頭”之類的手里了。

四

明日書店要出一種期刊，請柔石去做編輯，他答應(yīng)了；書店還想印我的譯著，托他來問版稅的辦法，我便將我和北新書局所訂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給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時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間，而不料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見的末一回，竟就是我們的永訣。第二天，他就在一個會場上被捕了，衣袋里還藏著我那印書的合同，聽說官廳因此正在找尋我。印書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辯解。記得《說岳全傳》里講過一個高僧，當(dāng)追捕的差役剛到寺門之前，他就“坐化”了，還留下什么“何立從東來，我向西方走”的偈子。這是奴隸所幻想的脫離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劍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沒有涅槃的自由，卻還有生之留戀，我于是就逃走。

這一夜，我燒掉了朋友們的舊信札，就和女人抱著孩子走在一個客棧里。不幾天，即聽得外面紛紛傳我被捕，或是被殺了，柔石的消息卻很少。有的說，他曾經(jīng)被巡捕帶到明日書店里，問是否是編輯；有的說，他曾經(jīng)被巡捕帶往北新書局去，問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銬，可見案情是重的。但怎樣的案情，卻誰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見過兩次他寫給同鄉(xiāng)的信，第一回是這樣的——

我與三十五位同犯（七個女的）于昨日到龍華。并于昨夜上了鐐，開政治犯從未上鐐之紀(jì)錄。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時恐難出獄，書店事望兄為我代辦之?，F(xiàn)亦好，且跟殷夫兄學(xué)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幾次問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諸望勿念。祝好！

趙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鐵飯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見面，可將東西望轉(zhuǎn)交趙少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