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乾隆朝詩學研究引論
蔣寅
內容提要：乾隆一朝是清代文化、學術最繁榮的時期，也是詩學最發(fā)達的時期。從外部環(huán)境考察，乾隆朝社會富庶，政治氛圍總體上較為安定；高宗右文，文治極盛，崇尚博雅征實之學，濃厚的學術風氣在給予詩歌強烈刺激的同時，也帶來性情與學問之間的緊張；同時，高宗個人的文藝趣味也直接左右著當時的文壇風氣和文學觀念。地方上，幕府爭攬賢才，富商贊助文士，文酒詩會、社集風雅成一時盛況。從詩學內部狀況來看，乾隆一朝，性靈詩學貫穿始終，學問與性情的關系是這一時期詩壇的主題。就詩學史發(fā)展脈絡而言，王漁洋詩學在乾隆朝詩壇地位由受推崇到被批評的升沉變化是乾隆朝詩學對康熙朝詩學承變之關鍵所在。而乾隆朝性靈詩學之理論淵源則來自葉燮詩學。在主流的性靈詩學之外，還有其他詩學構成的第二主題。格調、性靈、肌理三派詩論，均是從不同的角度救神韻論之弊而各辟新途。在總結、反思前期成果的基礎上，本文提出以時序為經、以流派為緯、以人物和思潮為中心的研究思路，力求以一個清晰、合理的格局展開對乾隆朝詩學史的論述。
關鍵詞：乾隆朝詩學 文治 性情 學問 性靈
研究乾隆朝詩學，首先碰到的問題是：乾隆詩學能否作為清代詩學史的一個獨立時段？這一定是讓人生疑的。懷疑來自兩個方面，一是以王朝為詩學史分期的單位是否合理，二是乾隆一朝的詩學是否具有某種自足性，能否足以構成一個完整的歷史段落？從我進入清代詩學史的研究開始，就一直心存這一詰問。近幾十年來，放棄以王朝為歷史分期單位的主張，在文史學界一直呼聲很高，用年代、世紀、文化特征乃至國體作為歷史分期單位來討論中國歷史、文學的方式也為越來越多的學者所采用[1]。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在中國文學史研究中，以王朝為分期單位有著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因為王朝不只是一個紀年的時間框架，更是聯(lián)系著文化、政治認同的生活空間和想象的共同體。被稱為盛清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來史家都認為圣祖主張寬和，近乎德治；世宗主張嚴厲，近乎法制；高宗主張寬嚴并濟，近乎文治[2]。三朝的治國理念決定了其政治、文化、經濟政策和行政模式，給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帶來特定的生活感受和心理趨向。世宗鑒于康熙末年皇子們?yōu)闋帄Z皇位骨肉相殘的教訓，為了杜絕其弊，采用儲位密建之法。當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日世宗駕崩，莊親王允祿等開啟傳位詔書封匣，宣告弘歷膺祚繼統(tǒng)時，臣民起碼可以放心，這位才識兼?zhèn)?、深受圣祖寵愛并合法即位的新皇帝，不會帶來皇權之爭遺留的政治恐怖和人事變更，朝野可以期待一個平安祥和時代的來臨。這就是王朝紀年“乾隆”作為歷史分期單位所具有的文化標志意義——一個大權獨攬的君主確實能決定一個歷史時期的面貌，它足以構成一個具有自足性的時間階段及其過程，讓我們建立起詩學史敘述。當然，我也意識到歷史的面貌只能根據文獻記載和有限的實物遺存來復現(xiàn)。從根本上說，文獻記載和實物遺存即所謂史實只不過是一串無法精確定義的概念和完整時間過程的部分片段，其真實的含義本來只有在完整的歷史中才能體現(xiàn)，而歷史卻永遠無法完整地再現(xiàn)，這就決定了一切歷史敘述都是介于可信的判斷和難以證實的推斷兩者之間的假說，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在一個主觀設定的框架內進行操作，就像我將乾隆王朝的詩學作為清代詩學史一個相對獨立的階段來認識。首先強調這一點，不是要為自己有限的歷史知識尋求免責，而只是想表明，我希望做一個嚴肅的詩學史研究者，不是擺出一個做歷史研究的姿態(tài)卻又不受歷史學科學術規(guī)則的約束。
一 乾隆朝社會、政治環(huán)境
即使如我在第一卷導論中那樣肯定了乾隆朝作為詩學史段落的合理性，作為整體判斷它仍存在一些不確定性。事實上這段歷史的意義，在兩種時間框架中本身就有不同的判斷，即究竟是盛世的頂點，還是衰世的開始？
乾隆朝的富庶，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相比順康雍三朝。雖然康熙朝的政治清和常給人盛世的聯(lián)想，但初期經歷明末戰(zhàn)亂的破壞尚未休息，接著就是平三藩，征討噶爾丹，興軍費巨，國庫收入嚴重不足，直省虧空與日俱增，以致戶部財政捉襟見肘，人民租稅負擔沉重，整個社會還說不上富裕。經過世宗改革財政，清查錢糧，耗羨歸公，又攤丁入地，按戶征稅，并且賦民輕而稅商重，既保證稅收的穩(wěn)定，又減輕了貧民的人頭稅負擔，國庫日漸殷實，民生日見富足。高宗25歲繼位，對祖、父兩代的善政蕭規(guī)曹隨，相沿不改，保持了政治的延續(xù)性和連貫性，使國勢日漸走旺。
據《清史稿·食貨志》記載，“清承明季喪亂，人口凋殘，經累朝休養(yǎng)生息，故戶口之數，歲有增加”?？滴踉辏?662）全國人口數為19203233人，到雍正元年（1723）增長到25326307人，雍正十二年（1734）達26417932人，七十多年僅增長37.6%。而到乾隆六十年（1795）竟激增至296968968人，六十年間增長了十多倍！[3]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青浦一縣人口由順治朝的31525人增至546239人，也翻了十幾倍[4]?？梢娒裆玫叫菹⒅话摺Ａ硗?，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即賦稅增長的不成比例：賦稅僅由康熙初的銀2850余萬兩、糧612余萬石，增加到乾隆末的銀2990余萬兩、糧830余萬石，而戶部實在庫銀卻由康熙六年（1667）的248萬余兩、雍正元年（1723）的2371萬余兩增加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7390萬余兩。這種人口增長與賦稅增長的不成比例，賦稅增長與國庫積累的不成比例，未必像歷史學家認為的那樣，足以說明生產力增長不明顯，而應該是雍正初朝廷“永不加賦”的結果。在中國這樣的農業(yè)國家，生口日繁與勞動力、GDP的增加是有直接因果關系的，所以人口劇增讓人擔心的不是洪亮吉《生計篇》所述的物價騰踴、民生日艱的社會問題，倒是富足引發(fā)的奢靡之風，導致“民情游惰，田畝荒蕪”以致入不敷出。乾隆五十八年（1793）高宗諭“各省督撫及有牧民之職者，務當隨時勸諭，剴切化導，俾皆儉樸成風，服勤稼穡，惜物力而盡地利，共享升平之福。毋得相競奢靡，習于怠惰，用副朕愛養(yǎng)黎元、諄諄教戒之意”[5]，正是針對這一現(xiàn)實及可能導致的后果的警惕。近年有學者因而稱乾隆時代為“饑餓的盛世”[6]，如果不是過于夸張地理解“饑餓”二字，那么也可以感受為《紅樓夢》榮寧二府那種行將凋謝的榮華。但那凋謝的趨勢是很少有人意識到的，人們普遍生活在富裕繁華的盛世感覺中。尤其是那些遠離社會底層生活、游弋在文藝風雅中的文人，更是一派身處昌明盛世的自豪感覺。
從登基開始，高宗就顯示出要做一個有為君主的姿態(tài)，在農政、糧政兩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并以此為突破口，在整頓吏治和治理社會方面也作了一些探索。一方面為遭父皇迫害的那些叔叔恢復原有的地位和待遇，另一方面也為受到打擊的高官平反，暫時消解君臣之間的緊張和敵意。他竭力表明自己為政主中道，“既思法圣祖之寬大，以期民康物阜之休，而又慮臣下不善奉行，泄沓成風，漸趨于縱弛之習”，故嘗諭百僚：
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矯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難……必如古圣帝王，隨時隨事，以義理為權衡而得其中，乃可以類萬物之情，而成天下之務。故寬非縱弛之務，嚴非刻薄之謂，朕惡刻薄之有害于民生，亦惡縱弛之有妨于國事，爾諸臣尚其深自省察，交相勸勉，屏絕揣摩迎合之私心，庶幾無曠厥職，而實有補于政教，戒之慎之！[7]
登基之初，他得張廷玉、陳宏謀、劉統(tǒng)勛等賢臣輔佐，自奉儉省，存恤災患，整治僧道，禁除盜賊、賭博、斗毆、娼妓四惡，克成十全武功。盡管中期以后，和珅當政，朝綱漸弛，貪污成風。如包世臣所說：“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見百為廢弛，賄賂公行，吏治污而民氣郁，殆將有變?！?sup>[8]但這在盛世光環(huán)的籠罩下，是很難覺察并預見其后果的。因此，無論我們對乾隆朝的整體國勢如何判斷，有一點是無可置疑的，乾隆朝六十年間基本是升平、富足的，滿漢民族間的緊張關系漸趨松弛，漢人對清朝的政治和文化認同進一步提升。前輩學者孟森曾斷言，“蓋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備，純以漢族傳統(tǒng)之治體為治體”[9]，而到乾隆朝則漢人的抵觸感和不適感已日益淡化，像錢穆說的“漢人反動心理，殆亦消失凈盡”[10]。這對一個多民族王朝來說原是政治安定的必要前提，可是這一現(xiàn)實卻讓十全武功皇帝清高宗感到了深刻的不安，他感到一種危機正像冰層下洶涌的暗流，在沖擊著王朝的根基。
美國學者歐立德（Mark C.Elliott）指出：“至乾隆登基之時，滿洲人正日益面臨著淪為自己成功的犧牲品之危機。在與漢人生活的一個世紀中，高生活水準、輕率魯莽、自命不凡及不事生產的綜合影響正嚴重威脅著滿洲人，那些令人敬畏的、高素質的軍事精英正在趨于變成一個寄生的、不再輝煌的勇士階層，而且，他們已經不再能用母語交流。因此，乾隆時期正是滿洲身份認同發(fā)生重大危機之時，清朝的未來懸而未決。”[11]這里的“清朝”自然是就世界史視域中的滿洲帝國而言的，高宗正面臨著滿洲帝國的政治基礎——八旗制度的瓦解，滿人正不可遏止地在加快漢化的速度。歐立德認為，高宗采取了兩項策略來化解危機，一是強化八旗體制，一是促進滿洲民族意識的復興?！扒∫愿赣H為榜樣，不知疲倦地去維持和加強諸如勇猛、節(jié)儉及騎射技巧等滿洲的傳統(tǒng)和美德。他盡其所能地去保護滿洲特有的認同，包括推進滿語的使用、整理并編輯歷史資料、書寫贊美滿洲故土的詩歌、整編宗教禮儀及慶祝滿洲的尚武文化等”[12]。面對滿人日趨漢化、八旗制度日趨瓦解的現(xiàn)實，高宗不得不考慮如何強化滿洲權威、抑制漢官勢力的問題。乾隆十三年（1748）他開始藉孝賢皇后去世之契機，拿三朝元老、朝廷重臣之一張廷玉開刀，以震懾漢族臣僚[13]。此后更通過編纂開國以來滿漢大臣表傳及明季貳臣傳、賜予明季殉節(jié)諸臣謚號等一系列手段，強化滿洲文化身份及其主體性。
這里不能不提到清代最為人詬病的文字獄問題。一般認為，文字獄起于宋代，到清代而極其至。蘇東坡以詠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而被誣為不臣，險遭禍戾；南宋胡銓、李光都因與客唱酬語涉怨謗而受懲處；王庭珪又因作詩送胡銓而罷官。這些案子比起清代的文字獄來就微不足道了，故自民國以來，“言有清敗德者，必舉文字獄，若莊氏史案，若呂留良、曾靜案，若查嗣庭、陸生楠、謝濟世等案，史乘班班可考”[14]。清代文字獄也因此在后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乾隆朝的歷史更常被描繪成一個異?？植赖纳鐣?，以魯迅《無聲的中國》為代表：
這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所謂讀書人，便只好躲起來讀經，?？艜?，做些古時的文章，和當時毫無關系的文章。[15]
對魯迅的這一說法，除了要注意它在歷史知識上存在的問題外，還要考慮其中借古諷今的現(xiàn)實批評色彩。魯迅雖然生活在可以自由辦報紙的民國時代，畢竟也不能沒有顧忌。當我們平心靜氣地遠距離觀察清代文字獄，考察它們所針對的對象及影響，就會同意前人說的，“康熙間屢次文字獄，雖文網深密，然因天下未定，其所對付者，亦半屬實意為難之人，霸者為自衛(wèi)計，尚非得已也”[16]。作為滿族統(tǒng)治的王朝，清廷對漢人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抵斥始終抱有高度的警惕。自康熙二年（1663）莊氏《明史》案以降，歷經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雍正七年（1729）呂留良《詩史》案，乾隆三十二年（1767）齊周華獄，四十二年（1777）王錫侯獄、翌年徐述夔獄，可見清廷的文化高壓是伴隨著政治平定而逐漸增強的。這些著名的文字獄案所涉及的人和事，都實有關系，并非捕風捉影，有意羅織。比如那個最有名的“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的故事，后人常會認為是曲解附會，強加罪名，但據陳作霖《炳燭里談》記載：
上元車大師鼎晉，奉詔校《全唐詩》。其弟鼎豐有句云：“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币蝗?，與弟鼎賁小飲，酒杯為明瓷，底有“成化年造”字樣。鼎豐翻其杯以示酒干，曰：“大明天下今重見?！倍S置其壺于旁，曰：“且把壺兒擱一邊?！比?、胡同音也。后二人以呂留良案牽連被戮，鼎晉以憂死。[17]
若此事屬實，那么車氏兄弟確有訕謗之語，無論予以什么懲處，在那個時代都是正當、合法的。再比如私家修史，宋紹興十九年（1149）就曾頒令嚴禁，許人告發(fā)；嘉泰二年（1202）二月亦曾禁私史，“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紀》及《九朝通略》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18]。類似這等普通史書尚且禁毀，若文涉訕謗或許也不免罹禍吧？歐洲歷史上教會掌權的時代，觸犯宗教自然觀的科學家會被燒死，不知道編纂政治立場叛逆的歷史、文學典籍，會不會遭受懲罰？
但有一點我想是可以肯定的，凡被當時道德、法律、習俗視為不正當的言行，繩以任何嚴刑峻法都不會在社會上造成恐怖氣氛，因為大多數循規(guī)蹈矩的人都會覺得與自己無關。只有蓄意羅織罪名、捕風捉影的誣告，不在此列。而羅織和誣告，即使在那個時代也不是正當、合法的行為，通常不為人君所認可。袁枚《隨園詩話》卷四載：“陳滄州先生守蘇州，《重游虎丘》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蹤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后萬松全邏匝，云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畨m鞅刪余半晌閑，青鞋布襪也看山。離宮路出云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楝花風后游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其時總督噶禮，以詩為誹謗，句句旁注，而劾奏之，摘印下獄。圣祖詔云：‘詩人諷詠，各有寄托。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sup>[19]陳鵬年的故事并非絕無僅有，倒不如說是常態(tài)。對呂留良案，世宗雖著文嚴厲申斥，但最終不殺曾靜，未焚呂留良之書，僅以其供辭刊布天下，以儆世人。這應該不會對一般恭順輸心的士大夫造成壓力，以致后人甚為贊許他操縱一世的謀略。鑒于當時“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的現(xiàn)實[20]，山東道御史曹一士于乾隆元年（1736）二月上《請寬妖言禁誣告折》云：
臣愚以為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tài)，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違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此類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至意也。臣伏讀皇上諭旨，凡奏疏中，從前避忌之事，一概掃除。仰見圣聰，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風之盛事。臣竊謂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諱，則在野之筆札焉用吹求？請敕下直省大吏，查從前有無此等獄案、現(xiàn)在不準援赦者，條列上請，候旨欽定。嗣后凡有舉首詩文書札悖逆譏刺者，審無的確形跡，即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戒。庶文章之株累悉蠲，告訐之刁風可息，使于風俗人心稍有裨益。[21]
當時刑部奉旨就曹折議覆：“應如所奏。至承審各官有率行比附成獄者，以故入人罪論?！敝I旨從之。次月即赦免汪景祺、查嗣庭兩案緣坐親屬。高宗踐位十余年，自稱從未以文字責人，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詩文一案才開戒。究之胡某不過是個才拙筆澀而又好舞文弄墨的官僚，常有些詞不達意的文字，高宗舉其詩文中悖逆之語，純粹是拿他開刀，藉以打擊鄂爾泰的勢力。也就是說，胡中藻實際上是高宗剪除朋黨勢力的犧牲品，并不是純因文字忤逆獲罪。類似胡中藻這種水平的臣僚，當時多有，頂多嚴旨申斥，不至于問罪[22]。但此風既開，別有用心者如法效尤，遂引發(fā)一連串以文字中傷、誣陷他人的惡劣案件。據郭成康、林鐵鈞《清朝文字獄》一書所列，自乾隆六年（1741）起，終乾隆一朝計有文字獄案一百四十余起，這難免予人言論環(huán)境險惡、世道黑暗的印象。但我閱讀有關文獻，覺得其中多屬官紳間互相傾軋，鄰里間挾忿誣告，嚴格意義上的文字獄不及半數，而出自朝廷所興、以遏制言論、禁錮思想、滅絕異端為目的的案件更是少而又少，并且給予嚴酷懲罰的也不是很多。為此我不禁懷疑，乾隆朝甚至整個清代文字獄的現(xiàn)實影響，在今天的歷史敘述中，是不是為龔自珍“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一聯(lián)所引導，而在某種程度上有所夸大？或者也像魯迅的議論一樣，含有借古諷今的現(xiàn)實批判意味在內？嚴迪昌舉以為據的李祖陶《與楊蓉渚明府書》，原文是這樣的：
夫文者所以明道，亦所以論事也。朝廷之上，有直言極諫之臣，故賈誼、陸贄之徒，往往痛哭流涕于章疏；草野之間，有盱衡抵掌之士，故蘇明允、陳同甫、唐荊川、艾千子輩，或指時政之闕失，或傷學術之偏頗，或痛文運之遷流，亦往往舉其抑塞磊落者，確鑿指陳于論策書札序記之間。其大者可為萬世蓍龜，其小者足為一時藥石。延至康熙中葉，此風未嘗少衰。此古人之文所以盛也。今則伣伣伈伈，如在云霧之中。始而朝廷之上避之，繼而草野之間亦避之。始而章疏之文避之，繼而序記碑志之文亦避之。其初由一二公之忌克，借語言文字以傾人；其后遂積為千萬人之心傳，各思斂筆惜墨以避禍。（中略）蓋古人之文，一涉筆必有關系于天下國家；今人之文，一涉筆唯恐觸礙于天下國家。此非功令實然，皆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鱔而以為蛇，遇鼠而以為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此于世道人心，實有關系。[23]
李祖陶系嘉慶十三年（1808）舉人，享年83歲，書作于何年不清楚，多半不在乾隆朝。嚴迪昌未引“此非功令實然”及“其初由一二公之忌克”云云，就模糊了作者將士人不敢議論時政歸結為士大夫傾軋中傷的主旨。實際上李氏討論的主要是言論禁蔽的問題，這在古代奏請廣開言路的奏疏中都會提到，與文字獄不是一碼事。這樣一想，看張問陶《秋日》詩：“心空妄見憑真氣，詩敢危言托圣朝。”雖不無頌美之嫌，但對朝廷不以詩文罪人似乎還抱有信心。洪亮吉自伊犁釋歸，曾燠題其《荷戈》《賜環(huán)》二集也說：“君得為詩是國恩，長歌萬里入關門。請看紹圣元符際，蘇軾文章戒不存?！毖韵氯萦袨楸苯獬爸猓参磭L不是實情。更兼嚴迪昌指出的，“由于學政命官和封疆大吏的愈趨于風雅化，詩人與朝廷名臣的密合為一，詩界的貴族化、縉紳化傾向必更加重。他們的‘嘉惠士林’，極一時詩酒流連之盛，對心態(tài)處于悸驚和抑郁的才士們也確實構成別樣的溫馨感，從而既多少淡化去一些文字大獄造成的恐怖氛圍，又必圓融入更見濃重的清真醇雅風調”[24]。由此我們對文字獄作用于文學的實際影響或許可以抱更寬松的理解，不必過于強調其嚴酷性。
當然，這么說絕不是抹殺清廷的文化專制色彩及其對社會的巨大影響。事實上，由于反清意識和抗清活動多集中于東南，文字獄案遂也多發(fā)于江浙一帶，不可避免地在江南士人心態(tài)上激起一定的反應。正如我在第一卷論虞山二馮的詩學觀念時指出的，馮班《陸敕先玄要齋稿序》稱“忠憤之詞，詩人不可茍作也。以是為教，必有臣誣其君，子謫其父者，溫柔敦厚其衰矣”，《再生稿序》稱“今善于刺時者，宜有文字之禍焉。少年或譏其無益教化，亦弗顧也”[25]，無不坦率地表達了自己對“刺時”可能招致文字之禍的畏懼，希望后人能諒解他的苦衷。這應該是當時許多文士面對改朝換代后異常的政治局勢所共有的心理。迨乾隆中期，士人面對愈益強大的政治壓力，也越發(fā)明顯地感受到情感表達受到限制的環(huán)境氛圍。在性靈詩風開始熾盛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前后，任丘張方予等結詩社，邊連寶以康熙間曾有邊汝元等結還真社，初名之續(xù)真社，后改為慎社。邊中寶題詩曰：“隨園顏社以續(xù)真，旋更厥名署曰慎。真社先民只率真，才高態(tài)廣難逐趁。后生步之偭規(guī)矩，疏狂竊恐流西晉。……隨園乃更進一義，會意象形譯慎字。右旁從真左從心，真心貫注慎斯至。曰真曰慎約無二，為語同人尚慎旃?！?sup>[26]其間意識的變化讓人懷疑和文字獄在人們心頭留下的陰影有關。李重華《貞一齋詩說》有一段議論很值得玩味：“虞帝謂‘詩言志’，又曰‘勸之以九歌’，至孔子存錄，正則歌詠盛德，變則諷喻末流，立教蓋如此其大也。杜子美云：‘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蔷脱灾局袑Ｖ敢欢藶檠?。須知古人誦詩以冶性情，將致諸實用，原非欲能自作詩。今既藉風雅一道，自附立言，則美刺二端，斷不得輕易著手。大致陶冶性靈為先，果得性靈和粹，即間有美刺，定能敦厚溫柔，不謬古人宗指；否則于己既導欲增悲，于世必指斥招尤，或諛人求悅，取戾自不小也?！?sup>[27]其中隱約流露出一絲對以文字獲罪的憂懼，這不能不說是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在人們心理上的曲折反映。
如此看來，說文字獄造成險惡的政治、言論環(huán)境或相反，都有一定的根據或理由，我們既無法否認這種環(huán)境的存在，也無法給它判定一個分值，以便與歷史上的朝代相比較。如果認為文字獄禁錮了人們對清朝政權的仇視和不滿的表達，扼殺了人們自由的思想和情感，那么我們就只能去設想和研究，那些仇視和不滿會出現(xiàn)在什么人和什么樣的情況下，而人們自由的思想和情感又會在哪里萌生？這需要更深入細致地考察，文人們生存的乾隆時代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政治、文化環(huán)境，看看那是不是一個適合文人生活的時代，適合怎樣的文人生活的時代。
二 乾隆朝的文治與文壇風氣
如果僅從文化方面來考察，我就要說乾隆一朝是足以與歷史上任何一個我們想得到的文化盛世相比擬的時代。高宗雖然以武功自命為“十全老人”，但后人對乾隆朝的聯(lián)想肯定是文治而非武功。乾隆朝最耀眼的文治盛事有這么幾方面：一是高宗登基伊始就將世宗未及舉行的博學宏詞付諸實施?？滴蹰g趙維烈編《歷代賦鈔》，凡例稱“本朝文治之盛，比隆三代，媲美唐虞，一時英才輩出，莫不鼓吹休明，導揚徽美。天子復重詞科，旁求隱逸，如賈、董、班、馬者，類能以文章名世，詎敢或遺？”[28]也可用來形容乾隆初博學宏詞的盛況。二是翰林院考試制度更加完密，凡翰詹大臣分館、散館、大考，均以試帖、律賦優(yōu)劣定官職升降，故翰林院一時成為試帖、律賦創(chuàng)作的中心，唐代試帖詩的選評、注釋和當代館閣帖試的編集，也成為一時風氣。在這股風氣中賦亦沾及，如沈鈞德《歷代賦鈔》自序所說：“恭逢神主御天，文思廣運，昭回之光，下被萬物，宇內懷鉛握槧之徒，斐然向風，以鏃厲古學為務，館閣場屋皆試詩，賦雜之，由是賦體大盛，軼駕元、明，骎骎乎不懈而及于古矣。”[29]翰林院考試詩賦，必然對文人的律賦和試帖詩寫作推波助瀾，使這兩種應試文體在清代再度興盛。三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詔鄉(xiāng)、會試恢復試五言試律。相比康熙年間的罷科舉來說，雍正、乾隆兩朝都對科舉的影響有所強化。章學誠《答沈楓墀論學》回顧本朝開國以來的文教風氣，有云：“國初崇尚實學，特舉詞科，史館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碩彥，磊落相望，可謂一時盛矣。其后史事告成，館閣無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許年，學士又以《四書》文義相為矜尚。仆年十五六時，猶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yè)，至目通經服古謂之雜學，詩古文辭謂之雜作。士不工《四書》文不得為通，又成不可藥之蠱矣?！?sup>[30]功令恢復試詩，很大程度上扭轉了這種風氣，不僅重開唐代士人應試必須能做五言試律詩的風尚，更推動了蒙學詩法書籍編纂、出版的旺盛和普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功令恢復試詩的首科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鄉(xiāng)試，錢載、紀昀、翁方綱、錢大昕、王鳴盛等一批新進翰林就被選派赴各省典試，無形中擴大了漢學陣營的影響力，包括在詩學方面。四是翻譯儒釋經典，乾隆三十七年（1772）設滿文經館，歷時十九年將《大藏經》譯成滿文，使佛經漢、藏、蒙、滿文俱全，題曰《清文全藏經》，還將大量儒家經典譯成滿文。五是文獻編纂，同在乾隆三十七年詔開館修《四庫全書》，收古今四部書籍計三萬五千多種，七萬九千余卷，編為三萬六千冊，總計約八億字。分鈔七部，除內廷所藏四部外，分貯于揚州文匯閣、鎮(zhèn)江文宗閣和杭州文瀾閣的“南三閣”本，允許士人登閣閱覽，有力推動了古書的普及，乾隆后期至嘉慶、道光間學術的繁榮與此有密切關系。乾隆朝館閣臣僚編纂的大型文獻總集，數量更富于康熙朝。文學方面有《全唐文》，系康熙間所編《全唐詩》之后古代卷帙最大的斷代文學總集；書法方面有《三希堂法帖》，收魏、晉至明末134位書家三百余件法書，勒石五百余方，成一代巨觀；典章制度方面，則有續(xù)“三《通》”等。許多文士藉這些文獻編纂活動而進身，如章學誠所說，“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庫諸館以次而開，詞臣多由編纂超遷，而寒士挾策依人，亦以精于校讎輒得優(yōu)館，甚且資以進身”[31]，大大激勵了天下士子的向學之心。同時，在《四庫全書》編纂中，館臣據《永樂大典》輯錄佚書385種，開日后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王謨輯《漢魏遺書鈔》、黃奭輯《漢學堂叢書》的先河。阮元編?！妒涀⑹琛?，編刊《皇清經解》，編纂《經籍纂詁》，無不循其軌轍，利用其文獻。而清代學術也受其沾溉，“自此諸儒治學規(guī)模，漸由褊隘而入于廣闊矣”[32]。
高宗比歷史上任何一位君主都汲汲于樹立自己文明之君的形象。為他寫作傳記的美國學者歐立德說：“通過將自己訓練為一個藝術鑒賞家和實踐者，乾隆想要展現(xiàn)給眾人的是一個理想的君子形象，就其言談和行為而言，乾隆企圖在文章與武德之間取得完美平衡：精通射術并不足以讓他贏得文官的尊敬，其中一些文官為世家大族，他們擁有的藏書比皇家還多。為了鞏固皇權和他個人的權威，乾隆必須為自己建構一個睿智君主的形象，以顯示他和他治下的臣民一樣精通詩歌、藝術、歷史和哲學。這顯然并非易事。在某種程度上，乾隆是成功的；但從另一方面來看，他的努力因自負、褊狹和過激而打了折扣。不過，無論如何看待他的文化品位和天分，乾隆對于那一時代領域所產生的影響，兩者都不容忽視?！?sup>[33]高宗不僅急于示天下以文治之君的形象，而且從登基開始就力圖擺脫圣祖那種在文學方面的小學生形象，以及對文學只是表達一種趣味。他甫掌大寶即充滿自信地要以指導者的身份發(fā)言，即位期年就在乾隆元年（1736）八月選擇讀書心得260則，刊為《日知薈說》四卷。書中的議論遍涉經傳諸史百家之書，足見學有本原，深造有得。尤其是諄諄于君臣相與之道，反思歷代治亂興衰的根源，使臣下不能不“私慶圣心實能以致知誠意之學體驗于當躬，而重為四海生民幸也”[34]。其卷三寫道：
韓子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笔埂兑住吠狡娑环ǎc陰陽術數家言何以異？使《詩》徒葩而不正，與雕蟲小技壯夫不為者又何以殊哉？故《易》之道大矣，而云“懼以終始，其要無咎”；《詩》之教廣矣，而一言以蔽曰“思無邪”。思無邪則正也，懼以終始則法也。史稱昌黎因文以見道，又云有衛(wèi)道之功。觀此二語，自非見道者，何能言簡而義備若是哉！[35]
這里演繹韓愈《師說》中兩句，未見得有什么獨到創(chuàng)見，但一派融合折中的態(tài)度清晰可辨。卷二在談到傳統(tǒng)的三不朽觀念時，又說：
吾謂立德而無傳道之言以牖來者，安知不使人疑為黃叔度之儔；立功而不本于內圣外王之學，安知不為管、商雜霸之治？至立言則蘇、張、莊、列皆能之，適以為生心亂政。要必如漢之仲舒、隋之文中子、唐之昌黎，然后可謂立言。而仲舒、文中子、昌黎未始不本于道德仁義以為言，條對時事又章章有本末，可見施行。由是觀之，必合三者而皆有之，庶幾可稱不朽焉耳。[36]
這里對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觀念又做了融合和折中，講究互補互濟而不偏廢。后來他畢生致力于合三者而皆極其至，成為古代帝王中集文韜武略于一體、極文治武功于一生的千古一人。不難想見，這種融合折中的文化觀念、以淵博多能自期的人生理想，將在多大程度上示天下臣民以表率，影響一世的風氣！
事實上，高宗的文治理念及其訓飭對臣民的影響及與清代文學生態(tài)的關系，學界一直有所關注[37]。其中最重要、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首先表現(xiàn)出一種包容的氣度。高宗在經學上始終持折中的態(tài)度，乾隆三年（1738）沈德潛鄉(xiāng)試答《經學》一題寫道：“我皇上昌明經學，特命頒發(fā)圣祖仁皇帝御纂四經，又詔儒臣纂修三《禮》，合漢、唐、宋諸儒而折乎大中，誠知道統(tǒng)之傳在于尊經，千載不易逢之佳會也。”[38]僅三年時間，高宗已成功地將自己尊經傳道、折中古今的理念普及于士子的意識中。他同時又推廣圣祖以文教為先的治道，令各省督撫將軍等督導宣講世宗演繹圣祖十六條圣訓的《圣諭廣訓》。乾隆二十二年（1757）功令試詩，使經義、學識、辭章得到平衡，所謂“于《四書》經義觀其學養(yǎng)，于試律觀其才華，于論策觀其器識”[39]，從而使科舉成為激勵文學而不是像明代以來扼制文學的社會機制。查錫齡《半修集自序》云：“今上即位之五十有四年，凡海內奇材異能之士，無不輻輳于朝，于是廷議思得兼長之士，謂宗洙泗而不宗濂洛，則義理不明；工駢儷而不按古今，則綜賅不備；善帖括而不兼風騷，則性情不治。”[40]扼要地道出了乾隆朝文化政策的優(yōu)越及士人的普遍認同。
乾隆朝的文化形象，很大程度得力于乾、嘉學風給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那個時代士人對博學的崇尚，是足以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博雅趣味相比擬的。國內學術界一直有中國的文藝復興之說，或以晚明的思想解放當之，但歐洲的文藝復興首先是由復興古學而形成的大百科全書派發(fā)起的，晚明的空疏不學絕不足以當之，乾隆朝的博雅學風倒略有近似。錢大昕、戴震、王鳴盛、趙翼、洪亮吉、惠棟、紀昀、邵晉涵、徐松、孫星衍、汪中、王念孫、凌廷堪、焦循、段玉裁、阮元、郝懿行……這些乾、嘉學術的代表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博覽群書、通曉古今的學者。被公認為乾隆朝最博學的錢大昕，段玉裁稱其“于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無弗精”，“始以辭章鳴一時，既乃研精經史，因文見道。于經文之舛誤，經義之聚訟而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韻、訓詁之精微，地理之沿革，歷代官制之體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實、年齒之紛繁，古今石刻畫篆隸可訂六書、故實可裨史傳者，以及古《九章算術》，自漢迄今中西歷法，無不了如指掌”[41]。其他像戴震、徐松、焦循這樣的學者，也都是百科全書式的博學家，上至天文星象歷算，下至地理水道、醫(yī)藥卜筮，無所不通，真正有古人所謂一物不知以為深恥的精神。而且這個時代的學者，強烈地表現(xiàn)出一種為知識而知識的單純的求知欲，更是引人注目。錢大昕自稱“予少好記誦之學，友朋恒以入海算沙相誚。予應之曰：‘宣尼言博弈猶賢乎已，我所好猶博弈耳，未必有益于己，亦尚無損于人，以當博弈可矣?！?sup>[42]這種甘為無益之學，以學為游戲的態(tài)度，正是當時學人那種求知欲旺盛和精力充沛的表現(xiàn)。段玉裁羅列錢大昕學問所涉及的范圍，熱烈贊嘆：“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藝成名者罕；合眾藝而精之，殆未之有也！”[43]他們意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前所未有的誕生博學通儒的時代并為此自豪。
通常所說的乾嘉之學，主要指漢學，漢學又以考據為擅場。世人對漢學尤其是考據學風常抱有一種偏見，似乎它只重考據而無視義理。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漢學家對經學出于這樣一種理解：“深思夫通經學古之所由，知義理必從考據入，未有考據舛而可言義理者。”具體說來，“聲音、文字、象數、名物，探頤鉤深，久之得其窾綮。漢人之傳注，唐人之義疏，盡能通其旨要”[44]，是為由考據而探尋義理的途徑。錢大昕說得更清楚：“夫窮經者必通訓詁，訓詁明而后知義理之趣。后儒不知訓詁，欲以鄉(xiāng)壁虛造之說，求義理所在，夫是以支離而失其宗?！?sup>[45]王念孫序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也主張：“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sup>[46]訓詁考據只是手段，目標仍在于究明義理，所以優(yōu)秀的漢學家絕不會是迂腐的學究。不信看看錢大昕《大學論下》的這幾段議論：
《大學》論平天下，至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帝王之能事畢矣。然而所好之不可不慎也。民之所好者利，而上亦好之，則必至奪民之利；利聚于上而悖出之，患隨之矣。夫利之為言，賴也。上下所賴以用者惟財，而財之源出于土，有人而土可治，土治而出賦稅以奉上，財用于是乎不竭。
有小人者創(chuàng)為理財之說，謂可不加賦而國用足也。于是陰避加賦之名，陽行剝下之計。山海關市之利籠于有司，日增月益，曰“吾取諸商賈，非取諸民也”。然商亦四民之一，上之取于商者逾多，則貨益昂，而民之得貨益艱，商未病而民已病矣。又創(chuàng)為節(jié)用之說，謂“吏俸可減也，簿書期會之間小有違失，可奪其俸以示儆也”。大吏無以自給，則取之小吏；小吏無以自給，則仍取之民。雖不加賦，較之加賦殆有甚焉。
《大學》一篇，極言以利為利之害，初無一言及于理財。朱文公釋此章之意，云“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正謂同好惡之君子，當好仁而不可好利耳。天下之財自足供天下之用。財者天之所生，上與下共之者也。上不多取于下，則下不覬覦于上，上下各安其欲而無自利之心；吏不貪殘，國無奸盜，此久安長治至易至簡之道也，圣人豈有他謬巧哉？[47]
面對今天的現(xiàn)實，錢大昕一定會覺得事事都與《大學》之言悖：上不與民同好惡而惟專其利；山海關市之利日增月益；上取于商逾多，貨益昂，而民得之益艱；上與下不共其財，上下不安其欲而各有自利之心；吏多貪殘，國有奸盜……這還不足以證明，古人的經明則義理之趣見，是非常正確的信念？治經學能獲得這樣的見識，誰敢說是迂闊無益之學？崇尚博雅和征實之學的結果，必將帶來思想解放。漢學的代表人物戴震，正是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詮釋“理”字，在肯定“人生而后有情有欲有知”的前提下，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為王道，詰問“《六經》、孔、孟之書，豈嘗以理為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發(fā)為情欲者，而強制之也哉？”[48]從而斷言：“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纖微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酷吏之所謂法?？崂粢苑⑷?，后儒以理殺人！”[49]嚴厲地抨擊了儒家倫理經宋代理學扭曲發(fā)展后產生的那種極端性和反人性色彩，發(fā)明此義的《孟子字義疏證》也因此而為后來恪守朱子學的人所不滿[50]。但這毫不影響戴震在當代的聲望，翁方綱雖不同意他對“理”的詮釋，但也只是用訓詁的方式提出他認為的戴震學說中存在的問題，只是學理層面的商榷而不存在意識形態(tài)的爭執(zhí)。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與漢學的征實學風相伴的實事求是態(tài)度，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王朝的封建意識形態(tài)，帶來經學及一切傳統(tǒng)學問的學理化討論。
在清初“虛言告退，實學肇興”的風氣激蕩下[51]，士人間已興起錢大昕所謂“頗有志經史之學，不欲專為詩人”的觀念[52]，到乾隆年間這種意識更加明顯而強烈。“士生宋元明之下，所難正不在論道，患無學耳”。因而“以實學為文，合經與文而為一”[53]，成為當時文人的理想。張燾序王鳴盛文集，稱：
夫文章必本于經術，夫人而能言之。然文人治經，不過約其綱宗，撮其崖略，薰染其芳臭氣澤而已，若章句訓詁，固有所未暇及。而守訓詁家法者，又往往膠葛重膇，無以自運，而不復措思于修辭，是以文人與經師常不能兼也，先生獨能兼之。[54]
這是一個時代的信念，也是一個時代的學術榮耀。但對于文學來說，學術繁榮同時也產生一個問題，即它給那些不事經術的純文人造成一種無形的壓力。
閱讀乾隆時代的文獻，我們時常能感覺到，在博學風氣的籠罩下，文人的境遇前所未有地遭遇另一種逼仄，即學術對文學的擠壓。歷史地看，文人與學者的分流從漢代即已開始，文人即所謂“通儒”比經生更代表著才華和博雅。到唐代中葉，隨著社會變革和轉型過程的啟動，專工文辭的文儒逐漸為文學、經濟兼擅的新式通儒所取代，并在宋代更提升了學問的價碼，使文學與學術的分流終于在明代變得表面化[55]。清代文人首先以治不治經學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顧炎武、戴震、錢大昕一輩致力于經學者，一類是“不屑事章句，讀書通大義”者[56]。后者又以治不治學分為兩等，一等是錢謙益、王士禛、趙翼之類兼治學問者，一等是袁枚、黃景仁一輩純粹的作家。乾隆時代，致力于經學的學者固然淵博無似，就是兼治學問的文人像吳敬梓、紀昀、翁方綱、趙翼之類，學問范圍也遍及經學以外的百科知識，既包含傳統(tǒng)的史部、子部之學，也囊括雖晚起也屬于廣義史學的金石、掌故、譜錄、方志、校讎、書畫、樂律等領域。誠如方東樹所說：“國家景運昌明，通儒輩出。自群經諸史外，天文、歷算、輿地、小學，靡不該綜載籍，鉤索微沉，既博且精，超越前古，至矣盛矣，蔑以加矣！”[57]舉世崇尚學問的風氣，形成當時特有的重學輕文的價值導向和輿論氛圍。喬億父曾訓之“當作讀書人，毋為詩人”，喬億終棄舉業(yè)而肆力于詩，后來在《劍溪說詩》中表示“少壯不悟，今悔何及已”[58]。王鳴盛《贈任幼植序》告誡任大椿為學之途多歧，“有空談妙悟而徒遁于玄寂者矣，有泛濫雜博而不關于典要者矣，有溺意詞章、春華爛然而離其本實者矣，有揣摩繩尺、茍合流俗而中尠精意者矣”，激勵他以經學為當務之急，以“一代通儒”自期[59]。類似的例子很多，而以孫星衍、黃景仁兩人的境遇最具典型意義。孫星衍棄文治學，終為一代名儒。黃景仁殫精于詩，不事學問，友人一直勸他治經，仿佛不治經學就是不務正業(yè)，終以性情不合而不顧，潦倒以終。即使是黃景仁這樣名盛一時的天才詩人，在文壇、幕府和沙龍中也能感覺到，人們在嘉譽、傾慕之余又不免流露出的些許遺憾，面對親故友善的勸誡，內心深處不能不滋生一絲自卑之感或以反面形式表現(xiàn)出的自傲之意。像他們這樣的文人，除了以性靈或抒情為盾牌，抵抗來自學者群體的輕鄙和排斥，還能有什么更好的自尊理由呢？于是學術與性情，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乾隆朝士人生活和文學觀念發(fā)生沖突的焦點，而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所以能在乾隆詩壇成為眾所關注的問題，也正暗示了籠罩在上述學術天幕下的文學生態(tài)。
這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現(xiàn)實中更嚴酷的一面是，學術繁榮并沒有帶來真正的文化繁榮。我們閱讀乾隆間文人的作品和傳記，時常體味的卻是學術繁榮的表象背后文化人難以言喻的落寞感。一個最觸目驚心的現(xiàn)象就是，很多學問優(yōu)長且仕途頗順利的人物，都過早地從官場抽身：袁枚，乾隆十七年（1752）辭陜西知縣之職不復出，時年三十七；王鳴盛，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光祿卿位，丁母憂歸鄉(xiāng)，服除后以父年高不赴京補職[60]，時年四十四；王文治，乾隆三十二年（1767）在云南臨安知府任，以屬下虧缺庫項失察罷官，時年三十八；嚴長明，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侍讀學士任，乞歸不出，時年四十一；趙翼，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貴州備兵道任，以母老告歸，時年四十六；錢大昕，乾隆四十年（1775）在廣東學政位，丁父憂即以母老不出，時年四十七；姚鼐，乾隆四十三年（1778）值《四庫全書》修竣，即辭刑部郎中歸里，時年四十四；段玉裁，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四川巫山知縣任，以疾為由辭歸，時年四十七。再加上乾隆三十四年（1769）謫戍烏魯木齊的紀昀，嘉慶四年（1799）謫戍伊犁的洪亮吉，這些才學兼優(yōu)的文人，其生平境遇若以傳統(tǒng)價值標準來衡量，終不免有些黯淡。更不要說喬億、吳敬梓、汪中、黃景仁、吳文溥、徐熊飛一輩純粹以文辭應世的文人。在生計慘淡和思想控制日漸嚴酷之余，可能還要受到高宗個人的文學趣味的無形壓迫。
三 文人弘歷與官方文藝趣味
如果要在中國古代歷史上評出一個文藝興趣最濃的皇帝，那一定非清高宗莫屬。他六歲就傅，過目成誦，文藝興趣濃厚且廣泛，自稱“平生結習最于詩”[61]，登極不久便超擢江南老名士沈德潛為總理“詩”務大臣[62]，君臣唱和，并屬其編校御集。趙翼也記載，高宗每日召見諸大臣后，“或作書，或作畫，而詩尤為常課，日必數首，皆用朱筆作草，令內監(jiān)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折紙楷書之，謂之詩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筆令注之者，則諸大臣歸遍翻書籍，或數日始得；有終不得者，上亦弗怪也”[63]。晚年自言：“予以望九之年，所集篇什幾與全唐一代詩人篇什相埒，可不謂藝林佳話乎？”[64]故臣下也稱頌“自古吟詠之富，未有過于我皇上者”[65]?！队茦飞铺萌泛汀队圃娂反嬖姸嘀?71卷，約43000首，確是現(xiàn)知古今詩人中寫作最海量的作者?？上渲胁环Τ剂糯P或潤色之作，水平也未臻上乘，故向來不入評論家之眼。但這絲毫不妨礙他熱心于文藝活動，并挾九五之尊的話語優(yōu)勢將自己的文藝趣味施加于臣僚士民。
與圣祖僅以編纂大型文學總集、類書推動文學事業(yè)不同，高宗非常明確地要以自己的文學趣味左右文壇風氣。《御選唐宋文醇》（簡稱《文醇》）、《御選唐宋詩醇》（簡稱《詩醇》）、《欽定四書文》三書，頒于黌序，直接為一代士人樹立閱讀、寫作的儀型典范?！稓J定四書文》（簡稱《四書文》）“申明清真雅正之訓”，所收“皆辭達理醇”之作[66]，進一步確立了雍正十年（1732）世宗諭“所拔之文，務令雅正清真，理法兼?zhèn)洹钡淖谥肌！段拇肌贰对姶肌穭t重新確定了唐宋詩文大家的人選?；仡櫸膶W的歷史，還從來沒有哪個帝王如此直接地根據自己的趣味來塑造當時的文學觀念。其時主持《詩醇》編纂的是錢陳群與梁詩正，韓愈詩序據邊連寶推測出自錢陳群之手[67]，蘇東坡詩選出自汪師韓之手[68]，而杜甫詩序則出于御撰：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孰謂詩僅緣情綺靡而無關學識哉？然《三百篇》之詩，不拘格律而音響中度，所謂太羹不和而有至味也。漢變四言為五言，間亦有七言之體，至魏晉而音韻愈盛，入唐而格律益精。鹽梅之設，太羹之害也；七竅之鑿，混沌之賊也。至有不言性情而華靡是務，無勸懲之實，有淫慝之聲，于詩教之溫柔敦厚，不大相剌謬乎？[69]
這無異于對詩歌創(chuàng)作頒布了四條原則性的指導意見，一是道德上的正當性，二是學識的必要性，三是反對追求聲律和修辭的形式之美，四是重申美刺勸懲和溫柔敦厚的詩教，大旨仍不出儒家傳統(tǒng)詩學觀念。對當時臣民來說，一、四更像是門面話，倒是二、三還有點近于新精神，重學問、重言情而不務華靡，后來確實成為乾隆詩壇的主導傾向。乾隆十五年（1750），高宗親自審定《御選唐宋詩醇》四十七卷，撰序刊行，成為古來第一部君主御選的詩歌選集，為廟堂臣僚和天下士子所矚目。據周相錄考察，高宗的詩歌審美趣味主要集中在中唐白居易、元稹一派，嘗和白居易詩20題、元稹詩9題共111首，韓愈之作也頗有涉及[70]?！队x唐宋詩醇》以李白、杜甫、白居易、韓愈、蘇軾、陸游六家以概唐、宋詩，足見瓣香所在。
方孝岳論及清代官修書，說：“關于這些書的宗旨，不可不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要所說雖多是館閣贊頌之辭，但我們欲知道當時政府中所提倡的文學面目，當然必以他們自己所說的為主?！?sup>[71]那么《四庫提要》是怎么介紹《御選唐宋詩醇》的呢？先是說明選擇六家的理由：
詩至唐而極其盛，至宋而極其變。盛極或伏其衰，變極或失其正。亦惟兩代之詩最為總雜，于其中通評甲乙，要當以此六家為大宗。蓋李白源出《離騷》，而才華超妙，為唐人第一；杜甫源出于《國風》、二《雅》，而性情真摯，亦為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無過白居易；奇創(chuàng)而不詭乎理者，無過韓愈。錄此四集，已足包括眾長。至于北宋之詩，蘇、黃并騖；南宋之詩，范、陸齊名。然江西宗派，實變化于韓、杜之間，既錄杜、韓，可無庸復見?！妒菲矡o多，才力識解亦均不能出《劍南集》上。既舉白以概元，自當存陸而刪范。權衡至當，洵千古之定評矣。
然后列舉本朝最流行的王漁洋諸選存在的缺陷，揭示其旨趣所在，剖析其持論之偏頗，以見不足為典范：
考國朝諸家選本，惟王士禎書最為學者所傳。其《古詩選》，五言不錄杜甫、白居易、韓愈、蘇軾、陸游，七言不錄白居易，已自為一家之言。至《唐賢三昧集》，非惟白居易、韓愈皆所不載，即李白、杜甫亦一字不登。蓋明詩摹擬之弊，極于太倉、歷城；纖佻之弊，極于公安、竟陵。物窮則變，故國初多以宋詩為宗。宋詩又弊，士禎乃持嚴羽余論，倡神韻之說以救之。故其推為極軌者，惟王、孟、韋、柳諸家。然《詩》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論詩一則謂歸于溫柔敦厚，一則謂可以興觀群怨，原非以品題泉石、摹繪煙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標幽賞，乃別為山水清音，實詩之一體，不足以盡詩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溫柔敦厚之義，故意言并盡，流而為鈍根。士禎又不究興觀群怨之原，故光景流連，變而為虛響。[72]
研究者已指出，四庫館臣的這段議論旨在調和當時宗唐宗宋各執(zhí)一端的詩學爭論，以平和廣大之音，消弭紛爭之氣，樹立溫厚中正的盛世之風[73]。我更認為，它在宣揚高宗的宸衷——以儒家傳統(tǒng)詩教為詩學準則、以唐宋六大家詩作來厘定詩歌典范的同時，還以官方身份批評了王漁洋詩學的偏頗，等于吹響了否定王漁洋詩學正宗典范性的號角，引發(fā)乾隆中期開始的對王漁洋詩學的全面批判。不難想見，在那個時代，這部御選唐宋詩的問世，將會給詩壇帶來多么強烈的影響！書中特別讓人驚異的，主要是兩點：首先是對韓愈的評價，肯定“韓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詩亦卓絕千古”，針對宋代以來對韓詩的否定言論，推崇韓詩是“本之雅頌以大暢其厥辭者也”，“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不減于李，其渾涵汪茫、千匯萬狀，誠不減于杜；而風骨崚嶒、腕力矯變，得李杜之神而不襲其貌，則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74]。自王士禎推崇韓愈古詩聲律的典范性，葉燮將韓愈與杜甫、蘇軾并列為古今三大家，對韓愈詩歌的評價雖有大幅度提升，但還只是詩壇少數派的意見，今蒙御旨欽定，情況就不一樣了。且看邊連寶《病余長語》是怎么說的：
論韓詩者多矣，未有如此段之明確者，且其推衍詩派，以王孟主《風》，韓主《雅》《頌》，又謂千古以來，未有以少含蓄為《雅》《頌》之病者，旨哉言乎。其所以開示來學者至矣！然則嚴滄浪之專尚妙悟，王阮亭之專主神韻，殆所謂擬桃源為樂土而輒謂洪河太華之
人，求仙佛之玄虛而反以圣賢經天緯地為多事者乎？真方隅之見也！[75]
這位北“隨園”先生邊連寶也算是個有個性、有見解的詩人，其《病余長語》中議論多矯矯不群，但對《御選唐宋詩醇》的議論則熱烈贊嘆，欽服如此，足見在那個時代，獲得欽定地位的官書對詩壇會產生多大影響。乾隆中期詩壇各派不約而同地皈依韓愈，其中很難說沒有《詩醇》的影響。這種影響加速了韓愈的經典化進程，同時向嘉、道以后的詩學注入更多韓詩的影響因子。
《詩醇》讓人驚異的另一點是白居易地位的提升。這本來源于高宗對白居易淺白詩風的偏愛，但因為他在“最近乎情”的層面上肯定其平易，這就給了白詩一個很高的定位。正如王宏林所指出的，“從選本的角度而言，首次把白詩和李、杜、韓相提并論的是《御選唐宋詩醇》。此前的選本無不對白詩毀譽相雜，唯此選認為白詩源于杜甫且得杜詩之神”[76]。這直接影響到乾隆間詩家對白居易的態(tài)度，即便是沈德潛這王漁洋、葉燮詩學（都對白居易評價不高）的傳人，也不得不在重訂《唐詩別裁集》時調整對白居易的評價。同樣不喜歡元、白一路詩風的翁方綱、紀昀，也不敢否定白居易詩，紀昀評李商隱《井泥四十韻》云：“元白體也。意淺而味薄，學之易至于率俚。問：元白體竟不佳耶？曰亦是詩中正派。其佳在真樸，其病在好鋪張，好盡，好為欲言不言尖薄語，好為隨筆潦倒語。在二公自有佳處，學之者利其便易，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也?！?sup>[77]我懷疑這是紀昀早年批義山詩的評價，后來出版時略有潤飾，雖然承認元白是詩中正派，但總體上仍無好評，對后學末流之弊則懷有絕大的警惕。
御選《文醇》《詩醇》的社會影響，還表現(xiàn)在后來科舉的試策每就二書的旨趣發(fā)問。如錢載《乾隆三十九年江西鄉(xiāng)試策問五首》其三問：“我皇上欽定《唐宋文醇》，以嘉惠天下士子。廬陵、臨川、南豐，諸生之鄉(xiāng)先賢也，亦既服習之矣，豈不能取其文之適于治道者而深言之與？”[78]《乾隆四十四年恩科江西鄉(xiāng)試策問五首》其五問：“我皇上嘉惠士林，欽定《唐宋文醇》，以疏其源，以培其本。復御選《四書文》，以懸之鵠而正其趨。又復頒《唐宋詩醇》，澤之風雅，而博其趣。（中略）今諸生之學于此三書也有年矣，試舉唐宋十家文之所得若何，且歐、王、曾皆鄉(xiāng)先賢也，能言其所以得者若何，與唐宋諸家之詩其旨趣若何？”[79]《乾隆四十五年江南鄉(xiāng)試策問五首》其二問：“我皇上欽定《四書文》，嘉惠士子，（中略）復欽定《唐宋文醇》《唐宋詩醇》，頒于黌序，俾由此學古深造，以上通乎四子六經，且非徒大正其科居之業(yè)。今既寢食于斯矣，盍深言《文醇》《詩醇》諸家之所得者若何？”[80]考試制度的約束使帝王的個人趣味直接變成官方標準，滲透到士人群體的教育和甄選中。
四 文人入幕與地方文學風氣
君主右文足以影響一代風氣，非僅朝中滿漢大臣都雅好文藝，熱心著述，地方長官、封疆大吏也無不崇尚文學，延攬才學之士入幕，形成清代獨特的幕府文化。我們知道，唐代幕府的僚佐出于府主自聘，申報朝廷授以職銜；宋代幕府僚屬皆命于朝，“賓主邈不通情，殆與郡縣官等。閫寄兵謀，無從咨訪；川泳云飛，豈復有相得之樂？”[81]清代的幕僚也是自聘，但朝廷無職官除授，與府主誼屬主賓，因而史學界也稱“幕友”，從理論上說更受府主禮遇。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朝廷取消童試名額限制，天下諸生數量急劇增加，而鄉(xiāng)、會試中式名額不加多，致使社會上平添許多游士，為幕府招納博學能文之才提供了條件，而大量冗余文人也藉此得到一個謀生的出路。周星譽《王君星
傳》已注意到：
國家當康熙、乾隆之間，時和政美，天子右文，王公大臣相習成風，延攬儒素。當代文學之士，以詩文結主知、致身通顯者，踵趾相錯。下至卿相、節(jié)鎮(zhèn)，開閣置館，厚其廩餼，以海內之望，田野韋布，一藝足稱，無不坐致贏足。[82]
乾隆間因烽息兵弭之久，督撫藩臬均以文臣居之，多招納文士為幕友，不付以刑名錢谷之務，而專事公文案牘，兼任西席，課授子弟，暇則相與商略學術，賞玩金石書畫，詩酒唱和之余，采掇文史，編纂書籍。這樣的風雅在前代幕府中也不是沒有，比如中唐時代顏真卿的幕府就以雅集聯(lián)唱和編纂《韻海鏡源》著聞，但那只是偶爾一見的個案，像乾隆間南北各地文士如云的幕府，實乃前所未見的奇特景觀。因而近人全增佑說：“于時督撫學政，頗廣開幕府，禮致文人，而不盡責以公事。此等入幕之賓，初不同于刑錢幕友，此種幕府不啻為一學府，其府主往往為學術界名流前輩，故人才之造就于此為盛。”[83]當時以聚集文人學士著名的幕府，嚴迪昌已提到盧見曾、朱筠、朱珪、王昶、翁方綱、曾燠、畢沅、阮元等[84]，我還可以補充錢陳群、方觀承、孫星衍、朱一蜚[85]、雷鋐、謝啟昆等。這些人物的公署，如翁方綱的小石帆亭，王昶的蘭泉書屋、蒲褐山房，朱筠的椒花吟舫，曾燠的邗上題襟館，阮元的定香亭、揅經室、瑯環(huán)仙館，都是著聞一時的文藝沙龍，雅集唱和，傳誦于時。最為人樂道的，如盧見曾任兩淮鹽運使時，“凡名公巨卿、騷人詞客至于其地者，公必與選佳日，命輕舟，奏絲竹，游于平山堂下，坐客既醉，擘箋分韻，嘯傲風月”[86]。又承漁洋遺風，發(fā)起紅橋唱和，盛傳一時。嘉慶初曾燠繼任該職，名士歸附，再修風雅盛事，編有《邗上題襟集》。畢沅幕府也是詩酒之會，常年不絕，編有《樂游聯(lián)唱集》。
當時著名的幕府，賓客少則數十人，多至上百人，人才濟濟之盛，可謂古來罕有。阮元巡撫浙江、總督兩廣，在杭州、廣州創(chuàng)立的詁經精舍和學海堂，更是青年才俊的淵藪。據尚小明通過《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清代學者生卒及著述表》《清史列傳》（儒林、文苑）三書統(tǒng)計，從康熙中到嘉慶末，學人有游幕經歷者占總數的35%～40%[87]。這個數據足以顯示乾隆前后士人游幕風氣之盛，其中許多寒畯之士藉由府主的賞拔而成名。如阮亨《瀛舟筆談》記載：“兩浙詩士為余兄最所賞拔者，每引居幕府，為亨等之師友，前后凡十人：青田端木先生國瑚、鄞縣童先生槐、錢塘陳孝廉文述、錢塘陳明經鴻壽、嘉興吳明經文溥、會稽顧明經延綸、平湖朱先生為弼、烏程張明經鑒、歸安邵孝廉保初、石門方茂才廷瑚。余兄嘗欲撰十子詩，名曰《官齋十子集》，未果成也。”[88]幕府這種大規(guī)模的文士雅集和詩詠活動，使乾隆詩壇格局較清初發(fā)生了一些變化。
嘉道間人已注意到乾隆間幕府文學活動的影響，錢泳《履園叢話》寫道：
詩人之出，總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則不出也。如王文簡之與朱檢討，國初之提倡也；沈文愨之與袁太史，乾隆中葉之提倡也；曾中丞之與阮宮保，又近時之提倡也。然亦如園花之開，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兩淮運使，刻《邗上題襟集》，東南之士，群然向風，惟恐不及；迨總理鹽政時，又是一番境界矣。宮保為浙江學政，刻《兩浙
軒錄》，東南之士，亦群然向風，唯恐不及；迨總制粵東時，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瓊花吐艷，惟爛漫于芳春；璧月含暉，只團欒于三五，其義一也。[89]
這里本意是強調公卿主持風雅就像月圓花開自有其時，時節(jié)一過星移物換，即有另一番景象。如阮元出任浙江提學使時，留意風雅，囑幕下文士采擷浙江人士詩詠，編纂《兩浙
軒錄》，寫作《定香亭筆談》；而到后來任兩廣總督時，則創(chuàng)設學海堂，編刻《皇清經解》，心思專注于經學和教育了。但錢泳畢竟注意到阮元、曾燠這些封疆大吏對地方風雅的提倡之力，還是很有意義的。他還詳記了曾燠在揚州鹽運使任上與文人往來唱和的風雅：
南城曾賓谷中丞以名翰林出為兩淮轉運使者十三年。揚州當東南之沖，其時川蜀未平，羽書狎至，冠蓋交馳，日不暇給，而中丞則旦接賓客，晝理簡牘，夜誦文史，自若也。署中辟題襟館，與一時賢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簡齋、王夢樓、王蘭泉、吳谷人、張警堂、陳東浦、謝薌泉、王葑町、錢裵山、周載軒、陳桂堂、李嗇生、楊西禾、吳山尊、伊耐園，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黃賁生、王惕甫、宋芝山、吳蘭雪、胡香海、胡黃海、吳退庵、吳白庵、詹石琴、儲玉琴、陳理堂、郭厚庵、蔣伯生、蔣藕船、何豈匏、錢玉魚、樂蓮裳、劉霞裳諸君時相往來，較之西昆酬唱，殆有過之。[90]
阮元所招攬的端木國瑚、童槐、陳文述、陳鴻壽、吳文溥、朱為弼、張鑒等，還只限于浙籍士人；曾燠處于南北要沖揚州，接引、延聘的更都是一時名公，即以錢泳開列的名單而言也足夠分量。對這些士人來說，像曾燠幕府這樣著名的沙龍，正是他們交結名流、激揚聲譽、博取進身機會的一個有輻射力的名利場。
有關清代幕府、士子游幕與乾、嘉文壇的關系，從鄭天挺《清代的幕府》《清代幕府制度的變遷》二文到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已有很好的論述。近年學界對乾嘉間士人游幕帶來的幕府唱和之盛、幕僚由文學向考據的興趣轉向、游幕士人的心態(tài)等問題也有了更深入的分析[91]，讓我們覺得對文人游幕這一由來已久的現(xiàn)象有必要重新加以認識。這里要補充的一點是，當時幕府廣攬人才并不單純是為了標榜風雅，其中還潛藏著實際的文壇勢力的培植與競爭。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論王昶云：
藩從先生游垂三十年，論學談藝，多蒙鑒許。后先生因袁大令枚以詩鳴江浙間，從游者若鶩若蟻，乃痛詆簡齋，隱然樹敵，比之輕清魔。提唱風雅，以三唐為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粘者，皆在門下。嘉慶四年，藩從京師南還，至武林，謁先生于萬松書院，從容言曰：“明時湛甘泉，富商大賈多從之講學，識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粗知文義者，一經盼飾，自命通儒，何補于人心學術哉？且昔年先生謂笥河師太丘道廣，藩謂今日殆有甚焉?！蹦徊淮稹Ｊ菚r，依草附木之輩，聞予言，大怒，造謗語構怨，幾削著錄之籍。然而藩終不忍背師立異也。[92]
王昶既曾佐云貴總督幕多年，也曾任兩淮鹽運，江西、陜西按察，云南、江西布政使，他編纂的《金石萃編》《明詞綜》《國朝詞綜》《湖海文傳》《湖海詩傳》等書，都是卷帙繁多的大型總集，沒有幕僚們的襄助，是很難以個人之力編成的。江藩所載王昶招攬生徒、樹幟門墻之事，或許是個極端的例子，但幕府以各種方式延攬賢士，爭奪人才，卻是不爭的事實。府主的文化工程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幕賓的協(xié)力，像畢沅《史籍考》《續(xù)資治通鑒》《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都是幕下章學誠、邵晉涵、孫星衍、張塤、嚴長明、錢坫等文士襄助完成；謝啟昆所纂《西魏書》《小學考》《廣西通志》，續(xù)纂《史籍考》，也主要借助于陳鳣、錢大昭、胡虔之力。曾燠因篤嗜駢體文，還囑幕僚編纂了一部《國朝駢體正宗》。阮元所主持編纂的《經籍纂詁》《十三經注疏》《皇清經解》《疇人傳》諸大書，更都是依靠他那個多至120人的幕僚團隊[93]?！敖宰云鸱怖瑩裼讶?、弟子分任之”[94]。在幕府纂修的書籍中，最具標志意義的乃是各省通志，此舉不僅促進了各地的方志編纂，也直接激發(fā)了地方詩歌總集編刊和地域詩學的勃興。
作為太平盛世的當然景觀，地方的文酒詩會也不亞于幕府文學的盛況。京師作為首善之區(qū)，歷來文會最盛。乾隆十七年（1752）值皇太后六十大壽，以二月舉鄉(xiāng)試，王昶偕褚寅亮正月之金陵，寶山朱桓大會名士240余人于秦淮，為江南友聲二集[95]，重現(xiàn)明末十郡大社的盛況。而臺閣官僚的生活，一直都持續(xù)著風雅化的趨向。乾隆間的實證學風更刺激了考訂金石、書畫的風氣，日常雅集題詠常以鑒定、賞玩金石書畫為題材。乾隆四十四年（1779）冬，翁方綱囑羅聘寫《東坡戴氈笠折梅花像》供奉于蘇齋，十一月十九日因羅聘次日出都，遂約程晉芳、張塤、吳錫麒、桂馥、黃景仁、洪亮吉等人聚于蘇齋，為東坡預祝生日，兼為羅聘餞行，從此遂為故事，每年十二月十九日于蘇齋聚會為東坡祝生日。法式善仿效之，則于六月九日為李東陽祝生日，都成為傳誦一時的韻事。王昶《官閣消寒集序》載：“乾隆丁酉冬，予為通政司副使，職事清簡，暇輒與錢閣學籜石，朱竹君、翁覃溪、陸耳山三學士，曹中允習庵，程編修魚門，舉消寒文酒之會。會自七八人至二十余人，詩自古今體至聯(lián)句、詩余，歲率二三舉，都下指為盛事。”[96]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冬，“是時翁振三宮詹、曹來殷學士、陸健男大理皆奉使督學，都門無復有詩酒之會矣?！?sup>[97]
這是京師的情形，地方上的游宴詩詠很少會因某些人物的仕途升遷而消歇冷落。事實上到明清兩代，鄉(xiāng)紳階層很大程度上已充當了地方文化事業(yè)的主持者或贊助者。而文化沙龍由達官貴人的府邸下移到各地富商的宅第，似乎也是乾隆間出現(xiàn)的一個醒目現(xiàn)象?？滴蹰g最有影響的沙龍都在京師，到乾隆時代各地出現(xiàn)許多文士的沙龍，最著名的如揚州馬氏兄弟小琳瓏山館，天津查為仁水西莊，杭州趙公千小山堂和吳焯瓶花齋，蘇州王庭魁小停云館，等等。當時富商本身就是文人或富商而附庸風雅的人很多，誠如袁枚所說，“升平日久，海內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顧阿瑛、徐良夫之風，蓄積書史，廣開壇坫”[98]。其中，最號富庶繁華的揚州，風氣也最盛，據李兆洛說：
邗上當雍正、乾隆間，業(yè)鹺策者大抵操奇贏，擁厚貲，矜飾風雅以市重。一時操竽挾瑟名一藝者，寄食門下，無不乘車揭劍，各得其意以去。至嘉慶時而鹺賈亟亟自顧不暇，無復能留意翰墨。[99]
揚州最著名的小琳瓏山館主人馬曰琯、曰璐兄弟，富甲一方，雅號文藝，收得徐乾學傳是樓、朱彝尊曝書亭兩家藏書[100]，禮致四方文人，長年寄居其第，從事經史考訂、詩文著述。而此刻，文士階層也因社會地位的淪落而不得不陷入各種依附關系中。
清初士大夫階層因對新朝抱有敵意，以“三大布衣”為代表的眾多高才博學之士都隱居不出，從而使在野士人因道德上的優(yōu)越感而擁有較大的話語權。到清代中葉，士大夫階層已形成對新王朝的政治認同，文人的政治出路要么是由科舉進身成為官僚，要么出入幕府成為達官的幕賓，逐漸喪失在野的優(yōu)勢。即使像蔣士銓這樣官居清要的著名文士，仍不得不依附于尹繼善、裘曰修，至于像袁枚這樣依附權貴重臣以文治生更是一個典型的現(xiàn)象。再等而下之，就只能像厲鶚、全祖望那樣做富商的清客，利用其豐富的藏書來撰述自己的著作了。厲鶚的《宋詩紀事》一百卷正是居停馬氏小玲瓏山館多年，利用馬氏豐富的藏書編纂成書的。也只有憑借馬氏收藏之富，他才能編纂出這樣的著作。后來趙之謙曾深有感慨地說：“乾嘉間學人有啖飯?zhí)?，道光以后，無乞食處矣?！?sup>[101]無論在西洋還是東方藝術史上，寄食制都是對藝術發(fā)展有促進作用，保證藝術走向精致和成熟境地的重要機制。乾隆年間文士寄居于富商家的情形很類似于寄食制，它不僅是當時詩學研究的一種方式，在很多情況下也直接催生了詩歌批評的寫作。因為文酒詩會歷來是詩歌批評的溫床，我們看到一些詩話的寫作直接與此有關。比如查為仁《蓮坡詩話》，沈楙德跋云：
夫人幸生隆盛之朝，得與當代名流，聯(lián)吟結社；因而摘其篇章，詳其姓氏，匯為一編，俾后之覽者，如親見吾謦欬于先生長者之前，而吾之篇章姓氏，亦藉此以傳，豈非人生一大快事哉！[102]
當時有些詩話主要內容就是這類社集風雅的記錄。如薛雪《一瓢詩話》自序即言，“將數月以來與諸同學與諸弟子，或述前人，或攄己意，擬議詩古文辭之語，或莊或諧，錄其尤者為一集”。詩歌批評異?；钴S的現(xiàn)實及寫作風氣，造成了乾隆時期詩話編撰、出版的旺盛勢頭，一大批以記載詩壇佚事為主旨、順便講論詩歌技藝的詩話絡繹問世，其代表之作就是查為仁《蓮坡詩話》、袁枚《隨園詩話》、李調元《雨村詩話》、法式善《梧門詩話》等以性靈派詩話為主的作品，其內容以評騭當代詩歌為主，與沈德潛、紀昀、洪亮吉等人代表的學理性的詩歌批評和翁方綱、趙翼所代表的學術性的詩歌研究相對立，形成一股新的潮流，它也開了嘉道以后詩話寫作多紀事少品評、以記錄性代替藝術性的風氣，并愈益占據詩話寫作的主流地位。嘉道以后詩話之多而濫，很大程度上與乾隆時期詩話寫作的散漫、輕率作風有關。章學誠對袁枚詩話的深惡痛絕，也應該溯源于此。
五 乾隆朝的詩歌風氣與詩學品格
在我的清代詩學史分期中，其他三個時期都包含兩個以上的世代，只有乾隆獨自構成一個時期。為什么乾隆能夠獨自構成一個詩學史時期，這在第一卷的導論中并未細論，現(xiàn)在需要作些補充說明。
韋勒克在為《觀念史大辭典》撰寫的“文學史的分期”條目中，對“文學時期”是這樣定義的：“文學時期是由一組文學規(guī)范所決定的一個時間段落——這些規(guī)范包括成規(guī)、文類、作詩的理念、大家的標準等；其產生、流傳、轉變、整合、衰落、消失的過程都可以追溯得失?！?sup>[103]我覺得這是個很周到的定義，以此衡量乾隆時代，我們有理由將性靈詩學作為決定詩學史時期的規(guī)范，盡管乾隆朝是個多種詩學觀念對立、沖突并存的時代，但性靈詩學成為貫穿始終的主流，它的產生、流傳、轉變、整合、衰落、消失的過程都清晰可見。
懷特海曾指出：“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特征，它由該時代的人們對于他們所遇到的重要事件的反應來決定。這種反應取決于人們的基本信念——他們的希望、他們的恐懼和他們的價值判斷?！?sup>[104]乾隆時代，詩壇遭遇的最重要的事件是考據學對詩學的沖擊，從而構成本卷的主題——學問與性情。雖然程度不一，但當時很少有人能自外于這兩者間的關系，乾隆間重要的詩論家不約而同地涉及學人之詩、才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論辯，正與這無人不籠罩在其中的文化背景有關。生活在這一特定環(huán)境中的文士，首先要有一個清晰的自身定位——是做經學家、博學家還是純粹的文人，縱然他不在意這些身份的區(qū)別，作詩時選擇哪個家數——學人之詩、才人之詩還是詩人之詩，也一定是很清楚的。因為他們從日常生活到寫作，都無法回避當時社會流行的一股濃厚的學問和考據風氣。徐世昌論及乾隆間詩壇風氣，曾說：
考據之學，后備于前。金石之出，今富于古。海云鼎籀，紀事西樵。杜陵銅盤，征歌石笥。鐘彝奇字，敷以長言。碑碣荒文，發(fā)為韻語。肴核墳典，粉澤蒼凡。并足證經，亦資補史。蘇齋備體，雷塘嗣音。滂熹洽聞，瓶廬精鑒。詩道之尊，又其一也。[105]
觀摩書畫，賞玩古董，以至品鑒考訂，歷來就是文人的雅好清玩。杜甫雖享受升平日月無多，但境況稍得安閑，即多題詠繪畫之詩。趙宋以降，題詠書畫更成為詩家熱衷的題材之一。不過要說詩中頻繁地以書畫、骨董為主題，卻斷是乾隆詩壇獨有的風氣。吳榮光《和潘芝軒先生銷寒六首》，“雪里遺書”一首注：“時觀黃大癡快雪時晴圖、趙吳興臨快雪帖合卷?！?sup>[106]當觀賞古董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內容，詩歌的題材就離不開它了。
京師歷來是王朝文學風氣的晴雨表。乾隆間京城詩人以賞玩古董為題材作詩，似乎是錢載開的風氣。錢載年輕時詩中多有題詠書畫古董之作，但還屬于記一時眼福，到乾隆十年（1745）所作《觀聶大年小瀛洲賦墨跡用蘇文忠公病中夜讀朱博士詩韻》《六十七研銘拓本歌》，就開始以小序、自注來記載或考究其內容了。乾隆十三年（1748）館于吏部侍郎蔣溥邸，助其編纂《三希堂法帖》，得以廣交京師文人墨客，多見古賢名跡，詩中題詠之作也日益多起來。乾隆二十八年（1763）一歲即有《題劉忠肅公石鼓山題名后》《教習庶常館敧器圖歌和翁中允》《鄭遂昌小瀛洲記墨跡》等二十余首題詠古玩之作保留在詩集中。其他作家如趙翼自乾隆二十年（1755）入朝任中書，蔣士銓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月入京，都同樣為這股風氣所包圍，詩作集中于題詠字畫、古物。就連黃仲則這樣純粹的文士，也不免受到感染，一入京便陸續(xù)寫作了《翁覃溪先生以先文節(jié)公像屬題李晞古筆藏夏邑彭春農侍講家此先生屬山陰朱蘭圃臨本也》《王蘭泉先生齋頭消寒夜集觀鄺湛若天風吹夜泉硯作歌》《丙申冬于王述庵通政齋見鄺湛若八分銘天風吹夜泉硯為作歌今翁覃溪先生復出鄺書洗研池三字拓本與研銘合裝屬題池在廣州光孝寺鄺讀書處也先生視學廣東曾訪之》《漢吉羊洗歌在程玉門編修齋頭作》《王述庵先生招集蒲褐山房觀劉貫道蘭亭禊飲圖作歌》《集吳香亭太常齋見所藏孫雪居董香光書畫合冊作歌》《蔣心余先生齋頭觀范巨卿碑額拓本》這些文物考證式的七古?！稘h吉羊洗》一詩題下注：“同作者蔣新畬、翁覃溪兩先生，吳谷人、陳伯恭兩編修?！?sup>[107]可見一時風氣、一時人物莫不如此。考據的癖好也影響到詠物詩，前代詠物以征典與狀物為主，乾隆間的詠物明顯打上了考據的烙印。趙翼《金魚》詩寫道：“漢唐以來無金魚，有之實始北宋初。六和塔下逐臣詠，子瞻繼往投齋余（詠之自蘇子美始，見《冷齋夜話》）。此地何年移種至，大者尺余小寸計。”[108]至于《友人以鄴城懷古詩見示但侈陳魏瓦齊磚而于歷代割據建都之跡殊多掛漏為補成八首》[109]，就明顯是以詩作考據文章了。
徐世昌曾用詩教之盛、詩道之尊、詩事之詳和詩境之新來概括清初、清中葉及清后期詩歌創(chuàng)作的特點。與乾隆詩壇相對應的是詩道之尊，這個“尊”字我理解即詞學中“尊體”之尊，意謂詩歌在乾隆時代獲得空前的崇高地位。這從袁枚性靈詩學對詩歌價值的推崇和肯定來說固然也成立，但從翁方綱輩學人詩論將詩冠以“學人”之名來看，更可見時人對詩歌文體價值的信念。盡管學問在當時處于人生價值的頂端，為文士群體所矚目，但學者仍不肯放棄詩歌，仍希望用詩歌來裝飾學問，甚至不惜犧牲傳統(tǒng)的“性情”要素，以學問充當詩的動機、詩的素材、詩的內容和詩的目的，以“學人詩”的冠名方式使學問攀附于詩而提升品位。這不是詩道之尊么？這種嘗試本有意消弭自嚴羽以來人們意識中學問與性情的對立與緊張關系，但結果適得其反，學問對性情的過度擠壓更加劇了性情的反抗。從袁枚《隨園詩話》對以學為詩的抨擊來看，性靈詩學與其說是對格調派的反撥，還不如說是對學人詩的警戒，由此形成乾隆詩學的兩個主題——性情與學問，兩者之間既有對立，又有融合，其相位的變換與矛盾沖突構成了乾隆詩學的主旋律。
性情與學問的沖突，其實是人類文學活動中的一個普遍問題。英國詩人愛德華·揚格曾說：“天才是巨匠，學問不過是工具；而且是一種即使可貴之至，然而并非時時不可缺少的工具?！?sup>[110]因為天才可遇而不可求，不像學問可習而得，人們常將天才視為內在的、先天的，而將學問視為外在的、后天的，其貴賤高下不言而喻。所以揚格又說：“我愿意以天才比美德，以學問比財富。正如美德越少的人，越需要財富，天才越低的人越需要學問。”[111]對大多數中才以下的作者來說，學問往往是他們用來文飾才華貧乏的最好的綺羅粉澤。持揚格這種觀念的人是歐洲文學史上的浪漫主義者，清代詩人與之相比有著自己的特殊語境，即看似繁榮熱鬧的乾隆詩壇其實也是個創(chuàng)造力貧弱的詩史時段。前輩學者繆鉞曾指出：“有清一代之詩，以量言則如螳肚，而以質言則如蜂腰。蓋乾隆之際，天子右文，海內無事，家研聲病，人習博依，吟詠之風，遍于朝野。是故詩人如林，詩集充棟，較諸清初及清末，似蔚然稱盛矣。然清初作者，如吳梅村之哀時感事，不愧詩史；王漁洋之含情綿邈，樹立宗風；清末作者，如鄭子尹之橫恣踔厲，黃公度之恢宏生創(chuàng)，求諸乾嘉，皆罕其匹?！?sup>[112]乾隆詩壇一方面是個詩派林立、各種主張雜陳的喧嘩空間，一方面又是缺乏領袖群倫之巨人的平庸時代。詩壇的幾派宗師，沈德潛才華平常，紀昀用心不專，翁方綱學過于才，姚鼐文過于詩，高密三李氣局不大，趙翼、洪亮吉輩又學掩其詩；袁枚倒是才情過人，爭奈德行不稱，終究難以號令天下。于今回顧乾隆詩壇，竟像是一個群龍無首的武林江湖。這樣的江湖絕不會平靜，雖不見面對面的交鋒，卻隨時都有人試圖找到詩家倚天劍、屠龍刀，執(zhí)壇坫的牛耳。
于是伴隨著話語權的爭奪而來的，便是乾隆詩學的理論旨趣由多元趨向于集中，具體地說就是由地域文化的多元性產生的多元化觀念，逐漸趨向于詩學思想的同一性和理論目的單一化。這是由康熙詩學最終定于一尊的結局所帶來的必然結果?？滴踉妼W當清初詩家對明代詩學的深刻反思之后，竭力拓寬詩歌史視野，擴充取法的傳統(tǒng)資源，力求博采眾長，成一代偉觀。因此，當王漁洋汲取明代格調派的精髓，參以盛唐空靈輕澹之風，提出以神韻為核心的一種新詩歌美學時，詩壇為之風靡，詩家無不踴躍鼓舞，尊奉為一代正宗。可惜好景不長，到康熙后期，神韻詩學就日漸顯露出“清利流為空疏”的跡象[113]，引起詩壇共同的憂慮，乃至群起而講求有以救之之道，而王漁洋詩學也就成了天下共逐的秦鹿！
六 王漁洋詩學的命運
的確，討論乾隆詩學，首先不能不提到王漁洋神韻詩學的結局。郭紹虞先生曾說漁洋詩學“雖亦聳動一時，而身后詆娸亦頗不少，生前勁敵遇一秋谷，身后評騭又遇一隨園，于是神韻一派在乾、嘉以后，便不聞繼響”[114]。嚴格地說，這里的“乾嘉以后”如果指嘉慶以后，或許還近乎事實；若包括乾隆在內，便不夠準確了。因為漁洋詩學為門弟子輩傳播，在乾隆詩壇仍有很大的影響，占有最重要的位置。
康熙后期，王漁洋位尊望隆，執(zhí)詩壇牛耳，“公之及門半天下，凡在朝以詩名者，莫非門下士”[115]。他本人因歷掌劇曹，職任日重，不復如往日優(yōu)游郎署那般暇豫，詩作也逐漸減少。倒是他的門人輩多嶄露頭角，成為京師風雅的主流?？纯床樯餍小以?、惠周惕、宮鴻歷、何世璂、王式丹等人的詩集，就可以知道這批詩人的雅集唱酬活動是何等頻繁！逮雍正、乾隆初，執(zhí)掌當朝文柄或著聞一時的詩人，不是漁洋門人就是再傳弟子，門人如查慎行、黃叔琳、何世璂、蔣廷錫，再傳弟子如翁方綱（師從黃叔琳）、商盤（師從何世璂）、厲鶚（見賞于湯右曾），全都膺當世重名。直到乾隆中期，王漁洋詩仍為許多詩家所宗法，見于記載的名家即有杭世駿、宋弼、張元、趙文哲、吳省欽、張熙純、李黼平等。山東后學如董元度“論詩專主神靜，而其微旨原本漁洋，所謂見超乎色相之先，而味在于酸咸之外者”[116]，固不待言；京師則有法式善“每舉新城尚書語，欲與學子參知聞”[117]；江南還有故人葉燮弟子沈德潛、許虬侄廷鑅將王漁洋“奉若斗山”[118]，吳泰來“作詩大旨一本漁洋”[119]；江北有冒春榮“河漢于漁洋《蠶尾》諸集”[120]；浙江有鄭宣“論詩宗旨，大要祖述新城”[121]；江西還有閔照堂“領取《精華》一瓣香，清詞麗句配漁洋”[122]；安徽除了姚鼐承傳漁洋詩學外，還有楊瑛昶“秀語標神韻，新城一瓣香”[123]。福建的詩學名家鄭方坤也宗尚王漁洋詩學，自稱“阮亭詩學曾私淑”[124]，所撰《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則云：
本朝以文治天下，風雅道興，鉅人接踵，至先生出而始斷然為一代之宗。天下之士尊之如泰山北斗，至今家有其書，戶習其說。蓋自韓、蘇二公以后，求其才足以包孕余子，其學足以貫穿古今，其識足以別裁偽體，六百年來未有盛于先生者也。方坤少而學詩，十八歲始得漁洋全集朝夕捧誦，耳目開明，頓足起舞，如邯鄲生之嘆天人也。童而習之，白首紛如，能無誦楊子之言而三嘆息也哉！[125]
他評述乃兄方城詩也套王漁洋語，曰：“先生之詩有根柢焉，有興會焉。根柢原于學問，興會發(fā)于性情，二者兼之?！?sup>[126]乾隆二十年（1755）楊慶孫序寧楷《修潔堂詩集》，稱“今之為詩者，家李杜而戶韓白，至詢其師法則遠祖青丘，近宗阮亭，而自蘇、陸以上俱未之顧也”[127]。由此看來，說王漁洋詩學在乾隆前期仍占據詩壇的主流地位，那是一點也不夸張的。
與此同時，王漁洋的詩歌理論也為門人輩所傳承、發(fā)揮，在詩論中成為主導性的宗旨。最典型的如田同之《西圃詩說》，便是在乾隆年間承傳并擴大神韻詩學影響的一種詩話。張篤慶侄張元為之序，道：“詩道之所以日蕪，而迄無所底者，則以說詩者誤之也。夫運會遷流，風雅遞變，而正法眼藏要必以大雅為宗，以寄興為主，委婉深摯，以無失乎溫柔敦厚之旨，而后可以謂之詩。而說詩者或以為是不足以見才而炫俗也，于是別立門戶，以尖巧為新異，以詭特為奇辟，以襞績故實為博奧，一唱百和，靡然成風，沿至于今，弊斯極矣?！彼Q贊田同之論詩，“品第則開寶之是遵，意旨則希聲之為準”，在當時具有中流砥柱的意義：“然則居今日而欲為風雅一途，回既倒之狂瀾而砥柱中流也，舍是說其誰屬哉！”[128]田同之為田雯長孫，田雯論詩便追隨王漁洋，其后輩承先世余緒，發(fā)揮漁洋詩學是很自然的。這種師門淵源對漁洋詩學承傳的影響，經常會波及幾代人，甚至衍及旁枝姻婭。長洲詩人顧詒祿，系漁洋門人張大受外孫，所著《緩堂詩話》兩卷屢屢論及漁洋詩作及詩學，極致推崇。元和惠棟也因乃祖周惕師從漁洋，自稱小門生，訂補漁洋年譜，編纂《漁洋精華錄箋注》。曾序吳泰來《古香堂集》云：
昔人言，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鏡中之像，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此興會焉；本之風雅，以道其源，泝之楚騷、漢魏，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根柢原于學問，興會發(fā)于性情。二者率不可得兼，然則有兼之者，豈不裒然一大家乎？[129]
王昶、張維屏、梁章鉅、林昌彝都曾稱引此說，以為深于六義[130]，不知全本于王漁洋《突星閣詩序》。至于其他與漁洋毫無淵源的詩論家，如杭世駿，《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其持論以王士禎為宗，故如馮舒、馮班、趙執(zhí)信、龐塏、何焯諸人不附士禎者，皆深致不滿。于同時諸人，無不極意標榜，欲以仿士禎諸雜著”[131]。類似的情形難以枚舉。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漁洋詩學在乾隆初就開始遭到批評。田同之《與沈歸愚庶常論詩因屬其選裁本朝風雅以挽頹波》詩寫道：“山姜花謝蠶尾傾，野狐怪鳥齊爭鳴。泛泛東流視安德，狺狺尨吠集新城?！?sup>[132]屈復《論詩絕句》也說：“文章生死判升沉，憶奉漁洋邁古今。此日盡譏好聲調，披沙那肯揀黃金？”[133]吳縣恩貢生邱賡熙《戲學元遺山論詩十五首》有云：“虞山一瓣推懷麓，后詆鐘譚前李王。獨獎新城堪繼起，至今重疊注漁洋?！?sup>[134]明顯是在譏諷惠棟等箋注《漁洋山人精華錄》。胡天游則云“王士禛、朱彝尊詩文，遍摭其疵痏無完者”[135]。當時詩壇似乎躁動著一股對康熙詩風的逆反情緒，至今我們從高密李憲喬《偶評四名家詩》殘存的朱、王兩家詩評還能強烈地感受到這一點。而南朱北王居然同時遭到強烈的擿撻，似乎也暗示了一個弒父式的反叛開始萌動。這股思潮可能燎原于北方，“北隨園”邊連寶是代表人物之一，時稱“近世詩宗新城學，多務修飾婉麗，征君痛斥之，以為弊將與王、李等”[136]，“凡燕、齊千里內，宗漁洋修飾描繪家，見君皆震懾不敢抗”[137]。南方則有錢嶼沙、蔣士銓等人，棄漁洋詩學如芻狗。到乾隆中葉詔修《四庫全書》，館臣對漁洋詩學的批評作為官方話語，為當時的王漁洋評價定下了基調：
蓋明詩摹擬之弊，極于太倉、歷城；纖佻之弊，極于公安、竟陵。物窮則變，故國初多以宋詩為宗。宋詩又弊，士禛乃持嚴羽余論，倡神韻之說以救之。故其推為極軌者，惟王、孟、韋、柳諸家。然《詩》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論詩一則謂歸于溫柔敦厚，一則謂可以興觀群怨，原非以品題泉石，摹繪煙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標幽賞，乃別為山水清音，實詩之一體，不足以盡詩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溫柔敦厚之義，故意言并盡，流而為鈍根。士禛又不究興觀群怨之原，故光景流連，變而為虛響。[138]
在欽定論斷的主導下，詩壇對漁洋詩學的批評漸成一面倒的趨勢。其勢頭之猛烈，就連追慕漁洋的詩家也很難為他辯護。生平處世以漁洋為楷模的法式善，只有作調停之論：“近來尊漁洋者以為得唐賢三昧，貶漁洋者或以唐臨晉帖少之。二說皆非平心之論。夫漁洋自有不可磨滅之作，其講格調、取豐神而無實理，非其至者耳?！?sup>[139]而到乾隆六十年（1795）翁方綱序楊瑛昶《不易居詩鈔》，更只能無奈地感嘆：“予于往日詩人病其太近漁洋，而于近日詩人則病其太詆漁洋?！?sup>[140]漁洋詩學的升沉，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乾隆詩學嬗變的標志。
據黃景進考察，王漁洋身后遭到的批評集中于四個方面：一是講風度而少性情；二是風格狹隘，只能作短篇；三是提倡神韻，陷于空寂；四是以神韻論詩，故作吞吐之態(tài)[141]。在乾隆時代，照翁方綱所說，則是另外兩個方面：“近今有薄視漁洋者，其說有二：一則嗜博者，視漁洋若專用力于詩，專趨樂府諸集，而未嘗博綜古今也。（中略）一則嗜奇者，薄視漁洋，若過渾泛而未能刻畫，極其情事才思者。”[142]前者屬于以學人之詩的觀念衡量漁洋，不用說是一種偏見；后者則涉及對漁洋詩風的一種共同認識，即膚廓而少真性情。這種看法已見于趙執(zhí)信《談龍錄》，頗為世間贊同。到乾隆間，對漁洋的批評就集矢于太過廟堂氣、缺乏真性情一點上。邱賡熙《戲學元遺山論詩十五首》云：“漁洋力量遜虞山，富貴終身不等閑。因少憂深思苦處，浣花咫尺似難攀?！?sup>[143]邊連寶也說：“阮亭所取總不離‘神韻’二字宗旨，余所取者乃在‘大風卷水，林木為摧’耳。坐清宴之堂，發(fā)從容之論，嘆老不得，嗟卑尤不得，了無感慨，絕少激昂，非遁入神韻之中，無所庸其伎倆。此‘神韻’二字為達官貴人藏身之固也?！?sup>[144]現(xiàn)在看來，這種批評是比較皮相的。按謝榛《四溟詩話》的說法：“今之學子美者，處富有而言窮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無病曰病，此摹擬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sup>[145]真性情根于作者的真實感受，明代格調派由于單純致力于風格摹擬，以致不見性情而遭人詬病。王漁洋論詩主佇興而發(fā)，能出以感興，當時還以能得性情之真相許[146]。但可能是參照系不同了，乾隆間批評家的感覺很不一樣，常認為漁洋詩少性情。崔邁《尚友堂說詩》說：“詩以道性情一語，今人視為老生常談矣。余謂作詩必本于性情，猶為國必以仁義也。雖是極平常道理，然當邪說誤人之際，此即為對癥要藥。（中略）詩道自王阮亭之后，人不復知有性情矣?！?sup>[147]這很能代表當時的一般看法。山東后學李憲喬雖然總體上也多方肯定王漁洋詩歌的成就，但對空洞無真詣一點則毫不客氣地一再指摘，說“阮翁最留意五律，規(guī)橅盛唐，而力挽前明七子之吞剝。當時所取惟施愚山，為作《摘句圖》，可謂真好矣。然歷閱諸什，仍止宮錦行家樣耳。持之無物，非空殼哉！”評漁洋《阮亭秋霽有懷西山寄徐五》詩又云：“亦清亦閑亦靜亦凈，何以不逮古人？曰止是空耳?！?sup>[148]這些評論不能說完全不對，但終究較片面，都只抓住一點而不及整體。就像李憲喬說漁洋最留意五律，全然不顧及王漁洋首開七古聲調研究之風的事實。王漁洋是第一個專門研究古詩聲調，并編選歷代古詩選本的詩論家，由于他對韓愈七古聲調典范性的確認，韓愈詩歌的經典化始有較切實的落腳點。
事實上，無論是王漁洋本人的詩歌主張還是創(chuàng)作實踐，持論都甚為閎通，其詩學更有著極大的包容性，神韻不過是他論詩之一端，并且只限于短小篇幅的詩體[149]，但經朋輩稱道，門生標榜，世遂以神韻為漁洋詩學主體，導致以偏概全的盲從。更兼漁洋詩作也有將性情的內涵趣味化，即所謂“直取性情，歸之神韻”的傾向，詩歌表現(xiàn)的重心全落在藝術趣味上。而詩一旦趣味化，便不可避免地導致風格的單一，流于腔調，后學從而效之，以致流弊叢生。對此，就連最崇敬王漁洋的翁方綱也不能為尊者諱，每謂漁洋詩多空腔虛響，且認為這與他論詩主“不切”的宗旨有關，曾在《蘇齋筆記》中指出：“漁洋于詩教，總匯眾流，獨歸雅正矣，而乃不得不析言其失。其失何也？曰不切也。詩必切人、切時、切地，然后性情出焉，事境合焉。漁洋之詩所以未能饜愜于人心者，實在于此。”[150]這無疑是一針見血的論斷，觸及王漁洋詩歌的藝術本質[151]。而袁枚則認為王漁洋詩少性情是過于修飾的結果：“阮亭主修飾，不主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可以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矣?；騿枺核卫笊延小^代銷魂王阮亭’之說，其果然否？余應之曰：阮亭先生非女郎，立言當使人敬，使人感且興，不必使人銷魂也。”[152]這些批評都將王漁洋的神韻詩學與藝術表現(xiàn)得不真誠、不真實畫上等號，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漁洋詩學的價值。另外一個與此相關的批評，是將詩中耽用書卷的風氣也歸結于王漁洋的影響。如王夢聘《仿元遺山論詩絕句四十二首》中論王漁洋云：“無人不誦帶經堂，旖旎風流獨擅場。祗惜性靈被書掩，百年風雅主漁洋。”[153]這又等于將王漁洋視為乾、嘉詩人以書卷為詩的先聲，連乾、嘉詩學的流弊也要王漁洋來負責?？吹贸?，作者對王漁洋的態(tài)度正像翁方綱，批評中包含著很復雜的感情。不過，無論他們如何看待王漁洋詩學的影響，其立論的出發(fā)點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反思神韻詩學的缺陷和流弊中尋找新的詩學路徑。
從順、康到乾隆，詩歌觀念無形中兜了個圈，仿佛又回到原點。我曾指出，清初詩學的主導觀念就是道性情、尚真詩，一百年過去，乾隆詩人竟又以性情和真誠為旗幟來聲討王漁洋詩學，難道詩歌史就這么在循環(huán)往復嗎？當然不是。同樣是道性情、尚真詩，旨趣卻全然不同。清初詩學的性情和真，旨在追求藝術風格上的自家面目，是針對明人擬古而言的。王漁洋詩學解決了真面目的問題，但同時也給人留下了性情失真的印象，于是趙執(zhí)信起而標舉性情之真。既然乾隆詩學的道性情和求真是針對神韻詩風的流弊而提出的，其重心必然落在真性情上。一個是追求真面目，一個是追求真性情，其差別正如清末周實《無盡庵詩話》所辨析的：“作詩要有氣骨有識見，然后乃可措辭無懦。（中略）吾見近世研求詩文者往往昧此義。其佳者不過雕琢詞句，已失一己之真性情；其下者乃至優(yōu)孟衣冠，并失一己之真面目?！?sup>[154]真性情是就抒情性而言的，真面目則是就風格而言，由真面目到真性情正是清初詩學向乾隆詩學轉捩的關鍵。
七 葉燮對乾隆朝詩學的影響
神韻詩學的趣味化傾向不可避免地導致風格單一和性情淡化，其流弊在康熙后期到雍正間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逐漸顯露，使有見識的詩家再次感受到類似清初詩人面對明代格調派的模擬復古所產生的不滿和憂慮。面對神韻詩風帶來的另一種千人一面的結局，求變和獨創(chuàng)性的要求再度被提出。在康熙后期，我們不僅看到名詩人梅庚說：“但使成家自足垂，描摹何用狥時宜”[155]；唐孫華說：“莫讀唐詩便賦詩，拾來竹馬不堪騎。水流花落春禽語，總是當前絕妙詞?！?sup>[156]還能在一些不太出名的詩人筆下，看到“自率其性情，直書一事一時之契會”，“自抒胸臆，不規(guī)模唐人，亦不諱避明、宋”[157]，“有志之士，思言所欲言，即寫景繪情。而各抱一情，即各具一景。不妨自我作古，獨成一家言”的響亮口號[158]。到康熙、雍正之際，彭維新從哲學的高度肯定多樣化的可貴：
有唐三百年，詩人輩出，風氣亦屢更，舂容、雄渾、沖淡、贍麗、紆余、奇肆，是不一格。文人才致，千匯萬狀，異也奚害乎其為同哉？天地操化權宜，無不可以齊一萬類，而其生人生物也，但使官骸本末不至倒置斯已耳，而人之形貌聲音、物之品族色澤，固萬有不齊也。倘人之類如一人，物之類如一物，覺造物者之才有限，而人物均難以受治，弊有不可勝言者。[159]
迨及乾隆初，它就逐漸成為詩壇的普遍意識。惲敬《堅白石齋詩集序》曾這么概括他注意到的乾隆詩壇有意求新的種種家數：“自乾隆以來，凡能詩者，不得不自辟畦徑，各尊壇坫，是故秦權漢尺以為質古，山經水注以為博雅，牦軒竭陀以為詭異，街談舂相以為真率，博徒淫舍以為縱麗，然后推為不蹈襲，不規(guī)摹?！?sup>[160]自辟畦徑、各尊壇坫，意味著詩家對過去那種奉某家之說為宗旨，或以某種風格為理想目標的趨同性寫作模式的放棄，惟蹈襲、規(guī)摹是避，無論寫出什么風格，都必須出自獨創(chuàng)。這正是性靈詩學的要義所在。
在我看來，袁枚性靈詩學的核心理念便是人生體驗的直接、深刻表達，為此他反對一切預設的規(guī)范和技法，排斥一切妨礙上述目的的寫作方式和習氣，同時將詩學關注的中心由外在的藝術目標或技術手段轉移到內在的才性上來。正像王陽明心學將所有問題內在化之后，將面臨如何確立價值依據的困境一樣，袁枚的性靈詩學在取締所有外在的規(guī)范之后，也面臨著一個詩歌寫作如何確保其藝術水準的問題。我注意到，袁枚是以“切”來劃出底線的，朱東潤先生說“隨園論詩之骨干，在有工拙而無古今一語”[161]，而“切”正是袁枚判斷工拙的標準。這個見斥于神韻派而格調派又不屑于講究的要求，絕不只是一個維持藝術水準的消極標準，它在積極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提出了一個更高的理想境界，一個對操作方式及作品構成無具體規(guī)定性而只對藝術完成度及審美效果提出要求的目標！就好比一個征婚者于對方相貌不提出具體標準，而只求美或中意，這是多么難以達成的目標啊——每個人許可的美或中意的對象都是不同的。然而，這的確是人們在經受神韻詩的審美疲勞之后，希望從單調的厭倦中走出來的渴求，而且在“切”的要求中還隱含著對神韻詩“不切”的反撥。這種意識并不始于袁枚，起碼可以上溯到前輩名詩人金德瑛（1701～1762）。金氏為門人說詩，強調：
文詞之要，古人所以不朽者，只一“切”字。切則日新而不窮，否將牽附粉飾，外強中干，貌腴神悴。茍知切之為用，則變化卷舒，象外個中，開辟無窮。第各就學識才分，成其小大。若浮夸以侈其規(guī)模，狹隘以詡矜貴，是皆虛車也。[162]
如此看來，性靈詩學的興起固然不可能與乾隆朝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無關，但就詩學內部的發(fā)展趨勢而言，更多地恐怕還是與神韻詩風的流弊直接相關，其解構傾向與藝術目標都是作為神韻詩風的反撥確立起來的，矛頭直指神韻派末流的膚廓不切之風。
正如藝術史學者所指出的，“歷史不是一場簡單的古裝游行，只有深刻地理解推動歷史發(fā)展的力量方能真正理解歷史”[163]。藝術的歷史從來就不是有目的的進化，而只是不斷變化的過程。推動變化的力量源自人們觀念的轉變。從清初到乾隆間，詩學的變化也源于詩家觀念的轉變，其核心就是由尋找某種審美理想和藝術典范轉向放棄審美理想和藝術典范的預設。這種變化既非一蹴而就，也不顯現(xiàn)為趨向的整體性和單一性。事實上，不變的、沿襲的總明顯是主流，變革的、創(chuàng)新的倒常是局部的暗流涌動。據管世銘說：“近日北方詩人多宗蒲城屈征君悔翁，南方詩人多宗長洲沈宗伯確士。屈豪而俚，沈謹而庸，施朱王宋之風于茲邈矣?！?sup>[164]在當時人們的印象中，屈復和沈德潛一南一北，是舉國最有影響力的詩人。但時過境遷，后人發(fā)現(xiàn)乾隆間詩壇最流行的卻是吳派和浙派[165]。而從后設的角度看，乾隆間詩風的主導也確是吳派和浙派。這當然是與康熙后期至雍正間的詩壇格局有關。只要梳理一下有關文獻就知道，乾隆前期的詩壇，除了王漁洋的持續(xù)影響外，還有兩位詩人有著不可低估的輻射力：一是浙江海寧的查慎行，二是江蘇吳江的葉燮。查慎行的影響力主要在創(chuàng)作方面，沈德潛說：“先生以樂天、東坡、務觀、遺山諸家詩倡導后進，經指授者每能攄寫所得，空諸纏縛?！?sup>[166]經過厲鶚、商盤、錢載等直到袁枚，最終形成浙派的聲勢。葉燮的影響力主要在詩學方面，乾隆前期聲望最隆的沈德潛和《一瓢詩話》的作者薛雪都是他的門人。他的詩學通過沈、薛兩人傳播于詩壇，并以沈德潛的眾多門生為主體形成吳派的陣營，并直接左右了乾隆詩學的走向。
一旦將葉燮及其門人的詩學收入我們的視野，性靈派詩學的興起就不只是個反駁神韻詩學的問題，而又與葉燮詩學的傳承和影響聯(lián)系起來。因為我們清楚地看到在葉燮與袁枚的詩論中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葉燮論詩視野開闊，見地深邃而思理縝密，代表著古典詩學晚期的最高水平，具有多方面的理論成就。但就輻射力而言，最值得重視的是自成一家的觀念。最早注意到這一點的是日本前輩學者青木正兒，他將葉燮的詩學傾向定位為“詩壇上自成一家思想之抬頭”，認為在康熙中葉詩壇觀念的混亂中產生了自成一家的思潮：“主張不將目標特別拘泥于或唐或宋或元，一切按照個人喜好，形成各自的風格，以吟詠個人性情為宜的人逐漸出現(xiàn)?！?sup>[167]而首先發(fā)出這一呼聲的人就是葉燮。這無疑是一個極具啟發(fā)性的假說。雖然自明末以來一直就有不拘唐宋的呼聲，如陳繼儒《小窗幽記》曾說，“作詩能把眼前光景、胸中情趣，一筆寫出，便是作手，不必說唐說宋”[168]，但葉燮所主張的自成一家，不僅不拘唐宋，也摒棄任何模仿。就像他評汪琬《吳公紳芙蓉江唱和詩序》所說的：“自名一家者，不用揣摩規(guī)擬，自出手眼機杼者也?！边@正是葉燮詩學的基本立足點?！对姟穬绕蠈懙溃?/p>
彼虞廷“喜”“起”之歌，詩之土簋、擊壤、穴居、儷皮耳。一增華于《三百篇》，再增華于漢，又增華于魏，自后盡態(tài)極妍，爭新競異，千狀萬態(tài)，差別井然。茍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隨在有得，而不戾乎風人永言之旨，則就其詩論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風》《雅》哉？[169]
針對明代格調派“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狹隘主張，他強調變化和創(chuàng)新是詩歌發(fā)展的動力，既然詩歌藝術隨著時代的推移而日益進步，無有窮盡，則如何衡量詩歌的得失更無一成不變的標準，只能各就其時其體而論工拙，不可固持一個標準以裁量古今，就像明代格調派那樣，用漢魏來評核古詩，以盛唐來規(guī)范近體。這個主張包含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足以顛覆傳統(tǒng)觀念的思維方式：歷史上的詩歌主張，無論是格調派、性靈派、神韻派，無不有一個預設的美學理想，崇尚某些古代的藝術典范，有著明確的藝術目標。而葉燮的主張徹底解構了這種創(chuàng)作模式，“就其詩論工拙”而不“以一定之程格之”，等于說什么樣的風格、什么樣的體制都能寫出優(yōu)秀作品，只要不“叛于道，戾于經，乖于事理”[170]，“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隨在有得，而不戾乎風人永言之旨”。這就取消了一切預設的、固定的、具體可言的理想和規(guī)范，使詩歌的創(chuàng)作與批評變成一種對作品自身完成度及自洽性的追求與判斷。無獨有偶，納蘭性德在同名為《原詩》的筆記中也記載了一個值得玩味的故事：
近時龍眠錢飲光以能詩稱，有人譽其詩為劍南，飲光怒；復譽之為香山，飲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譽之為浣花，飲光更大怒，曰：“我自為錢飲光之詩耳，何浣花為？”此雖狂言，然不可謂不知詩之理也。[171]
后來袁枚詩學的核心理念正基于這樣一種取消規(guī)范和典范的意識，使批評成為一種鑒賞。唯一的要求“切”，也就是葉燮所謂“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隨在有得”。如果考慮到葉燮門人薛雪和袁枚的密切交往，注意到《隨園詩話》對《原詩》若干議論的接受，那么郭紹虞先生指出的“沈歸愚自謂承橫山遺教，實則所得至淺，橫山《原詩》所論，也是多方面的，而歸愚僅得其一端而已。千秋論定，橫山知己，乃在隨園，是亦至堪驚異之事矣”[172]，就絕不是無跡可尋的主觀推測，而葉燮對性靈詩學的影響也著實需要認真考究了。青木正兒將薛雪和吳雷發(fā)列于繼承葉燮詩學精神、主張自成一家的詩論家中，認為“這些主張‘自成一家’者，或許也可以看作是繼承公安三袁派的人。那么，作為在此后出現(xiàn)的主張——性靈說的大家袁枚與此前的公安三袁及鐘、譚之間的架橋人，這些人或亦可以看作性靈派”[173]。這無疑也是很有眼光的，國內后出的有關著作反而忽視了這一點。
葉燮《原詩》無論在理論建構或作家批評上都達到極高水準，它崇尚獨創(chuàng)性、激勵詩人自成一家的鮮明立場和深刻的詩史認知，對清初江南詩學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葉燮小傳載：“先生初寓吳時，吳中稱詩者多宗范、陸。究所獵者，范、陸之皮毛，幾于千手雷同矣。先生著《原詩》內外篇四卷，力破其非，吳人士始多訾謷之。先生歿，后人轉多從其言者?！?sup>[174]葉燮最重要的詩學遺產就是自成一家的觀念，這為乾隆詩家所接受，成為他們常用的判斷詩人的標準。洪亮吉《北江詩話》說：“朱檢討彝尊《曝書亭集》始學初唐，晚宗北宋，卒不能镕鑄自成一家?！?sup>[175]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由于葉燮論詩宗旨的通達及豐富的包容性為后人提供了多元解釋的可能，從他的詩學中就發(fā)展出兩種相對立的詩學觀念，一是門人沈德潛代表的格調派詩學，一是由門人薛雪等繼承發(fā)展出的性靈派詩學。前者因師承關系清楚，向來為學界所注意；后者則潛行旁出，往往為研究者忽略。有關著作對這些詩論家的評斷，現(xiàn)在看來都有修正的必要。比如，郭紹虞曾指出李重華受葉燮影響[176]，或許因為葉燮是沈德潛的老師，郭先生便將葉燮也劃為格調派，這顯然是不合適的[177]。青木正兒將黃子云與李重華歸于沈德潛一派，認為他們在推尊杜甫、有道學氣兩點上與沈德潛一脈相通[178]。而吳宏一則將吳雷發(fā)、李重華與沈德潛、薛雪都視為受葉夑影響的格調派詩論家，理由是他們的詩論中都可見不拘時代、折衷唐宋的傾向[179]。這在今天看來，葉燮詩學根本是格調派觀念的掘墓人，將薛雪、黃子云、吳雷發(fā)這些受葉燮影響的詩論家目為格調派，顯然是不妥當的。推尊杜甫、折衷唐宋和重視聲律其實都是當時論詩的普遍風氣，不拘時代、折衷唐宋尤其不是獨宗唐人的格調派觀念，而恰恰是性靈派的特征。因此，判斷這些詩論家的流派歸屬需要從別的方面著眼，將彼此之間取法的同異作為區(qū)分派別的標準更需要慎重。
八 乾隆朝詩學的研究路徑
由常識即可知道，乾隆朝是更為豐富更為復雜更多疑難問題的一個詩學史時段。面對這一艱難的課題，我將如何著手研究和論述呢？首先我將改變第一卷那種以地域為單位來呈現(xiàn)詩學格局的論述模式。乾隆詩學除了年至耄耋的魯靈光、沈德潛外，其他重要的詩學流派及其宗師像袁枚、紀昀、翁方綱、姚鼐、李懷民等人，基本上是同時在詩壇活動的，其間的地域色彩和時序脈絡并不那么清楚，以流派為單位來論述乾隆詩學，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糾結，像韋勒克說的，“我們必須集中敘述、分析以及評論各種思想見解，縱然我們將會不斷遇到孰先孰后和相互關系這類無從解答的問題，將會陷入浩如煙海的印刷品，將會在取舍的必要性上受到挑戰(zhàn)”。事實上，對于如此復雜的歷史狀態(tài)，“只有通過一種清醒而又純粹的處理方法”，即“一方面決不涉及環(huán)繞我們的有關聯(lián)的問題，一方面對于大作家和主要的思想加以詳盡的探討”[180]，才能有效地完成一種清晰的歷史敘述。我也試圖如此處理乾隆時期的詩學課題。根據大致的時間次序，以人物和思潮為中心而不是以問題為中心來展開論述。一些聯(lián)系或跨越流派與思潮的詩學問題，一些詩壇共同關注的重要問題，我將在以后做專門的研究，庶幾有點有面，同時照顧到歷時性的詩學史演進和共時性的詩學史展開兩個歷史視角。這是我在參考時賢的論著，總結其得失后決定的。
綜覽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大概分為綜合研究和專家研究兩類。綜合性研究除了幾種批評史、詩學史的清代卷，斷代研究中的青木正兒《清代文學評論史》、吳宏一《清代詩學初探》、張健《清代詩學研究》等外，尚有王濟民《清乾隆嘉慶道光時期詩學》（巴蜀書社，2007）及一些學位論文、單篇論文[181]；具體研究除了海內外有關沈德潛、袁枚、趙翼、蔣士銓、紀昀、翁方綱、洪亮吉、李調元、章學誠、高密三李等人的專著外，論文尚有臺灣前輩學者張健的《〈西圃詩說〉研究》《牟愿相之詩評研究》等[182]。雖然關于乾隆詩學已積累不少成果，但研究者所面臨的困難也正在這里。這些成果不僅不易突破，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維。近代以來，并未廣泛調查文獻和細致研究文本而匆忙作出的宏觀概括，及對前人結論不加深究的輕易接受，使學界長期以來形成一些定論，左右了我們對乾隆朝詩學格局的總體判斷。突出表現(xiàn)在現(xiàn)有關于乾隆詩學的論述，從使用的材料到得出的結論都大同小異。一一瀏覽這些著作，常會給人問題和結論相似、雷同的印象。
但應該肯定的是，也有一些獨到的見解為我們認識乾隆詩學帶來啟發(fā)。首先是將康熙到乾隆的詩歌史視為清詩形成的關鍵時期[183]，并將其間詩壇的變遷歸結為詩人社會身份的變化，“從王士禛到袁枚，由臺閣重臣一變?yōu)橹邢聦庸倮?，社會身份的改變不過是個現(xiàn)象的問題，而更重要的是由此帶來的內在變化，創(chuàng)作主體由悠閑從容的貴族俯視視角一變?yōu)閷θ耸赖钠揭暋?sup>[184]；其次是重視乾、嘉經學家對于清代文學思想史的意義，認為他們最深地感知了“儒家智識主義”興起的時代精神，是形成和塑造清代中晚期文學思想面貌的基本力量之一[185]；再次是注意到學者的個性化與文學思想的多元化現(xiàn)象[186]，使以往在“乾嘉學風”的宏大敘事下被遮蔽的學術品格和思想方式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重新呈現(xiàn)出來。這無疑都有助于我們認識和把握乾隆詩學的歷史地位和文化品格，理解當時各派詩學興起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語境。此外，有學者指出內在精神與外在文飾相統(tǒng)一的充實之美——淵雅是清代中葉的審美風尚的主流，這取決于彼時士人特有的寬容儒雅的持論氣度與綜合淹通的藝術眼光[187]。這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當時各派詩學之間對立、沖突與融通、互文并存的現(xiàn)實。當時人們對詩學的追求，雖然多強調單純和本色的個性化傾向。如惠棟《范湖詩鈔序》所說：“余不能詩，側聞先世之論詩矣，曰詩以成家為貴。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其失也靡；濯錦江波，其中寧無一片是衛(wèi)文之服，其失也雜。二者皆不能成家?！?sup>[188]因此他很欣賞息園取法單純的道路——“原本三唐，而獨自成家者”[189]。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乾隆詩學在宗派林立、觀念沖突的浪潮洶涌之下，還存在著溝通、融合的暗流。面對康熙后期以來神韻詩風流行一時、詩壇面目雷同的現(xiàn)實，乾隆各派詩學紛紛破除壁壘，以開放的態(tài)度對待傳統(tǒng)，無形中形成一股對立、沖突與溝通、融合并存的態(tài)勢。
事實上，乾隆一朝本是學術多元、學風開放的時代：經學中漢學和宋學共存，文章中古文與駢文并盛，詩學中也是諸多流派并駕齊驅，沖突中有調和，對峙中有融合，形成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活潑語境。但不可否認的是，性靈詩學終究是乾隆詩學的主流，它不僅風靡一時，產生極大的社會影響，同時在傳統(tǒng)觀、價值觀、技法觀及批評方法等方面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詩學史的走向。事實上，乾隆詩學觀念沖突的核心及其所激發(fā)的理論問題，無不源于性靈詩學對傳統(tǒng)詩學的解構和沖擊。它對傳統(tǒng)的“詩以道性情”觀念的改造，恰好與翁方綱的學人詩觀念相沖突，乃至構成乾隆詩學性靈與學問相沖突、相融合的主旋律。當然，性靈派自身的缺陷也是很明顯的，認同性靈說的一批詩論家在追隨袁枚之余，不僅逐漸意識到袁枚自身的毛病，同時也對性靈派擁躉次生的流弊產生警覺，從而理性地與盲目追趨者保持一定的距離。更由于“性靈”本身是個開放的詩學觀念，只有終極目標而不預設取法路徑，留下多種發(fā)展的可能性，于是在乾隆詩壇就出現(xiàn)一批習慣上被視為性靈派而實際上與袁枚詩學始終處于離合之間的著名詩人，包括趙翼、蔣士銓、洪亮吉、方薰等，稍為后輩的還有張問陶、法式善、吳文溥等，他們都是乾、嘉之際才學出眾的文化精英，對文學有著異于流俗的見解，并且勇于站在個人立場拒絕或反抗時尚，因此他們的詩學就構成了乾、嘉之際認同、發(fā)揮同時修正性靈論的歷史。至于那些格調派、學人詩派以及其他不滿于性靈派的論者，更從不同角度給予袁枚的性靈詩論以猛烈的抨擊，言辭之激烈超過歷史上任何時代的文學論爭。當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抨擊性靈派的同時不知不覺中也吸收了性靈派的某些觀念，比如高密詩派的詩學無論出發(fā)點還是詩歌趣味都不同于性靈派，但在主“深情”一點上卻相一致。李憲喬《凝寒閣詩話》曾說：“陳鴻贊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故古今詩人皆古今情之所結，此所以能深耳。”[190]他一方面承傳格調派的精神，一方面自己“向來作詩多不去安排，止意之所動，直直寫出便罷，正如世俗人所謂我自有性情，何苦學古人之說”[191]，讓我們看到當時各家詩學離合之間的一種復雜性。
如果從后設的角度看，乾隆朝詩學史的主干也可以說就是性靈派萌生、發(fā)展并逐漸取代格調派成為詩壇主流的過程。但這一過程中實際包含的內容卻豐富得多，只有袁枚的性靈說，甚至包括趙翼以降一批追隨者的詩論作為丹納所謂“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聲一樣，在藝術家四周齊聲合唱”的和聲[192]，都不足以展現(xiàn)這一過程的豐富性，只有加入紀昀的試帖詩學、翁方綱的文本詩學乃至章學誠一輩批評者的聲音作為第二主題，才構成一部乾隆朝詩學的交響曲。其內部聯(lián)系的密切和融洽，在古典詩學史上也可以說是一個典范：有沖突和對立，但不影響論者的友誼；和而不同，又能保持各自的立場和見解。最典型的是錢載和翁方綱，雖然據當代學者的研究，兩人的友誼最后未得善終[193]，但看姚元之《竹葉亭雜記》所載：“因憶翁覃溪、錢萚石兩先生交最密，每相遇必話杜詩，每話必不合，甚至繼而相搏?！?sup>[194]以及梁章鉅《題蘇齋師與吳香亭先生手札卷后》詩自注：“卷中有詆誚錢萚石先生之語，而余在蘇齋談詩時，則熟聞吾師推服萚翁甚至，與此札正堪互證。”[195]亦足見當時詩論家的商榷、論辯風氣之一斑。
乾隆詩壇的各個流派之間盡管沒有嚴格的時間順序，也不一定存在清晰的代興和并生關系，其發(fā)生和發(fā)展自有內部原因，但最終在外部環(huán)境的作用及不同流派對立、沖突、交流的刺激下，形成不同的自我定位及相關意識，并由此與詩學史的內在邏輯相關聯(lián)，則是可以確定的。文學史的經驗表明，文學觀念的變化、消長，不外乎革陳求新、懲弊趨正、扶衰返盛三種類型。王漁洋詩學原有兼綜包容的傾向，且有格調詩學的底色，只不過神韻側重于審美效果的追求，遂演變成一種印象主義的詩學。它對傳統(tǒng)、才性、言情體物的全盤主張雖出于中正遠大的美學追求，但終究陳義太高，常人很難把握，盲目學之，往往買櫝還珠，流于空虛膚廓，從而引發(fā)雍、乾之際詩家對其流弊的反思和救治。事實上，被命名為格調、性靈、肌理的三派詩論無不以救神韻論之弊為出發(fā)點：神韻詩學之失，在沈德潛看來是風格的單一化，故救之以兼綜古今的多元風格，此謂革陳求新；在袁枚看來是無真性情，故救之以性靈的自由抒發(fā)，此謂懲弊趨正；在翁方綱看來是流于空腔膚廓，故救之以肌理切實之旨，此謂扶衰返盛。這三種詩學的對峙和交融，就迎來古典詩學一個全面的總結期。
如果按今天我們對文學理論的理解畫出一個圖式，那么神韻、格調、性靈、肌理再加上桐城派就分別占據了作者-讀者、傳統(tǒng)-世界四元的相應位置：
王漁洋的神韻詩學是一種印象主義詩學，側重于審美效果的追求，所處理的是詩與客觀對象的關系；沈德潛的格調詩學是一種規(guī)范的詩學，所處理的是作家寫作與詩歌傳統(tǒng)的關系，這是唐宋以后所有詩人都無法回避的首要詩學問題；翁方綱的肌理詩學是一種關于文本組織的詩學，所處理的是具體作品的表意與文法的問題，這是詩歌寫作中最形而下、最直接面對的問題。在上面這個理論譜系中，讀者一端在乾隆年間其實還空缺——這是古典文學理論的共同缺陷，在中國要到桐城派后勁方東樹論述學詩法，才有所彌補。經由常州詞派的閱讀理論，發(fā)展到近代《選》學名家李審言《杜詩證〈選〉》《韓詩證〈選〉》，從而開啟從讀者接受的角度研究古代作品影響的先河。因此不妨說，乾隆年間流行的這幾家詩學已共同構成了古典文學理論的基本框架，從這個角度來看各家的理論品格就很容易把握其獨到貢獻。
但這里還有一個較復雜的問題，就是無論在前人的論說還是在今人的劃分中，對哪些論者屬于哪一派，都常有不同的看法。各派內部往往也有異同之辨，如郭麐《靈芬館詩話》卷八論乾隆三大家云：
國朝之詩，自乾隆三十年以來，風會一變，于時所推為渠帥者凡三家，其間利病可得而言：隨園樹骨高華，賦材雄驁，四時在其筆端，百家供其漁獵，而絕足奔放，往往不免。正如鐘磬高懸，琴瑟迭奏，極其和雅，可以感動天人，協(xié)平志氣。然魚龍曼衍，黎靬眩人之戲亦雜出其間，恐難登于夔、曠之側。忠雅托足甚高，立言必雅，造次忠孝，贊頌風烈，而體骨應圖，神采或乏。辟如豐容盛鬋，副笄六珈，重簾復帳，望若天人，欲其騰光曼睩，一顧傾城，亦不可得。甌北稟有萬夫，目短一世，合銅鐵為金銀，化神奇于臭腐，力欲度越前人，震凡俗。辟如阿修羅具大神通，舉足攪海，引手摘月，能令諸天宮闕悉時震動，但恐瞿曇氏出世作師子吼耳。要皆各有心胸，各有詣力，善學者去其皮毛，而取其神髓可矣。[196]
這里指出的性靈派三大家的差異，有時會與其他派別的人物相交叉，在這種情況下，對各派陣營的劃分，或具體某些人物的歸屬，便會出現(xiàn)不同的判斷。對此我發(fā)現(xiàn)一個很有趣的參照系：由取法的角度看，對杜甫、韓愈和黃庭堅的態(tài)度可以成為乾隆時代區(qū)劃流派的一個依據。即根據是否宗杜，首先可將沈德潛、翁方綱、姚鼐與袁枚、高密三李劃分開來；再根據是否學韓，又可將沈與翁、姚，袁與高密三李區(qū)分開來；最后根據是否學黃，從而將沈、袁、高密三李與翁、姚區(qū)分開來。如果看不到其間的差別，就很難理解各派詩論的旨趣所在。比如，翁方綱很推崇韓愈，應該與同樣崇韓的高密派見解融洽，但事實如何呢？且看翁方綱《劉松嵐詩序》的說法：
三十年前，予于方坳堂齋壁見李少鶴兄弟詩而異之。其后得交松嵐，始見所為《二客吟》者，又見石桐重訂《主客圖》。及松嵐官沈陽，又為黃仲則刊詩集于京師。然其所自為詩，天機清妙，寄托深遠，初不限李氏兄弟之說。即于申、轅故里，亦不主滄溟之格調，抑且不專執(zhí)漁洋之三昧也。予于松嵐往復商略此事，迨今又將廿年矣。而其氣骨日益高，取法亦日益上。往者李滄云視學盛京，予與別語，惟勗以與松嵐研求作者之意。而去年李春湖為石桐鋟《續(xù)主客詩》二卷，予亦為辨析學唐音必求杜法之所以然，又深以未得與松嵐面質為感。[197]
這里出于尊題的需要，沒有像在其他作品中那樣明顯表達對高密李氏的非議，但最后仍然曲折地流露出對三李昆季不學杜的不滿。從上文的辨析看，翁方綱與姚鼐的詩學趨向最為接近，其中蘊含著清代中葉迄晚近詩學以杜甫、韓愈、黃庭堅為骨干的詩學主潮的苗頭。格調、性靈兩派在嘉道之后漸趨消歇，而以學杜、韓、黃為主流的學人詩風卻日漸高漲，最終發(fā)展為盛行一時的“同光體”?？梢娢谭骄V和姚鼐兩位的詩學對清代后期詩歌史的參與明顯是更深的，詩學史的意義也更為重要。而相比翁方綱來，姚鼐又更為以往的研究所忽略，這就使近代詩歌的歷史認知缺少了重要的一環(huán)。
按理說，無論是從詩學的理論水平還是從經驗價值來看，沈德潛吸收神韻論而形成的新格調說和袁枚綜合前代多種觀念建構起來的性靈詩說，都是乾隆朝詩學中貢獻最大、成就最高的學說，但正因為它們在嘉、道以后喪失了主流地位，后人的評價都大打折扣。文廷式《聞塵偶記》的論斷乃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
國朝詩學凡數變，然發(fā)聲清越，寄興深微，且未逮元明，不論唐宋也。固由考據家變秀才為學究，亦由沈歸愚以“正宗”二字行其陋說，袁子才又以“性靈”二字便其曲諛，風雅道衰，百有余年。其間黃仲則、黎二樵輩尚近于詩，亦滔滔清淺。下此者，乃繁詞以貢媚，隸事以逞才，品概既卑，則文章日下，采風者不能不三嘆息也。[198]
文廷式眼高于天，于本朝詩文一向眇有許可，如此評價沈、袁兩家詩學倒也不奇怪。但當代研究者的論著也多不予沈德潛、袁枚乃至乾隆間整個詩學以較高的評價，重蹈前人“風雅道衰，百有余年”的舊轍，就很難讓人理解了。究其緣由，我覺得主要是當今文學研究中盛行的文化研究傾向，常僅限于將一個時期的文學或理論趨向與特定文化、思想背景相聯(lián)系，給予一種學理性詮釋，而不太愿意去深入研究其中的技術內容和理論細節(jié)。這樣一種研究看似縱橫捭闔，視野開闊，其實很空泛很表面。尤其是在清代詩學研究中，很容易導致歷史視野的狹窄和關注問題的雷同。為此，本卷除了關注各派詩學的外部交流和內在關聯(lián)，留意其間的時序和影響關系，還要特別注意這個時代詩學的公共話題、普遍性問題及其與學術文化、創(chuàng)作實踐的多元關系，揭示其詩學理論的現(xiàn)實指向性、批評史意義上的當代性以及學術史意義上的總結性。由此構成的乾隆詩學將是一個比第一卷呈現(xiàn)更豐富的觀念多樣性和更具有學術史含量的歷史過程。盡管它的時間跨度比第一卷要短三分之一，但涉及的內容只會更多。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
[1]有關清史研究中的這一傾向，可參看司徒琳《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下卷引論，趙世瑜、趙世玲譯，《清史譯叢》第四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第82～83頁。
[2]莊吉發(fā)：《運際郅隆：乾隆皇帝及其時代》，《清史論集》第十三輯，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97，第110頁。
[3]法式善：《陶廬雜錄》卷一，中華書局，1959，第21～23頁。
[4]諸聯(lián)：《明齋小識》卷四，嘉慶十九年刊本。
[5]法式善：《陶廬雜錄》卷一，中華書局，1959，第23頁。
[6]張宏杰：《饑餓的盛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7]參看王止峻《史事叢談》，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484頁。
[8]包世臣：《再與楊季子書》，《藝舟雙楫》卷一，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第13頁。
[9]孟森：《清史講義》，中華書局，2010，第19頁。
[10]錢穆：《國史大綱》，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第633頁。
[11]歐立德：《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清石譯，臺灣八旗文化，2015，第102頁。
[12]歐立德：《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清石譯，第112～114頁。
[13]高王凌：《乾隆十三年》，經濟科學出版社，2012。
[14]佚名：《指嚴筆記》，《康雍乾間文字之獄（外十二種）》，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第85頁。
[15]魯迅：《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第33頁。
[16]佚名：《康雍乾間文字之獄》，《康雍乾間文字之獄（外十二種）》，第51頁。
[17]陳作霖：《炳燭里談》，《金陵瑣志九種》，南京出版社，2008，下冊第307頁。
[18]畢沅：《續(xù)資治通鑒》卷一五六，中華書局，1957，第9冊第4199頁。
[19]袁枚：《隨園詩話》卷四，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第86頁。
[20]佚名：《康雍乾間文字之獄》，《康雍乾間文字之獄（外十二種）》，第60～61頁。
[21]郭成康、林鐵鈞：《清朝文字獄》，群眾出版社，1990，第312～313頁。
[22]如孫靜安《棲霞閣野乘》所載“世臣以詩稿見斥”事：“高宗駐蹕盛京，祗謁陵寢，以祭器潦草，革盛京禮部侍郎世臣職。又以世臣詩稿有‘霜侵鬢朽嘆途窮’之句，諭謂：‘卿貳崇階，有何窮途之嘆？彼自擬蘇軾之謫黃州，以彼其才其學，與軾執(zhí)鞭，將唾而箠之?！莱荚娪钟性疲骸锷腥藨猩铣！I謂‘寅清重秩，自應夙夜靖共，乃以疏懶鳴高，何以為庶寮表率？’詩又云：‘半輪明月西沈夜，應照長安爾我家?！I以盛京為豐沛舊鄉(xiāng)，世臣不應忘卻，嚴旨斥責?！薄肚宕笆贰返谄咻?，巴蜀書社，1988，第33頁。
[23]李祖陶：《邁堂文略》卷一，同治七年（1868）刊本。
[24]嚴迪昌：《清詩史》，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下冊第636頁。
[25]馮班：《鈍吟文稿》，康熙刊本。
[26]邊中寶：《題張方予慎社十一人傳后》，《竹巖詩草》卷二，乾隆四十年（1775）刊本。
[27]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下冊第931頁。
[28]趙維烈：《歷代賦鈔》卷首，康熙刊本。
[29]沈鈞德：《歷代賦鈔》卷首，乾隆三十年（1765）刊巾箱本。
[30]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外編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583頁。
[31]章學誠：《答沈鳳墀論學》，倉修良編《文史通義新編》，第583頁。
[32]參看張舜徽《學林脞錄》卷一“四庫館開對清學之影響”條，《愛晚廬隨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第213～214頁。
[33]歐立德：《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滿洲皇帝》，清石譯，第204～205頁。
[34]弘歷：《日知薈說》，鄂爾泰跋，臺灣廣文書局，1977年影印本，卷末第3頁。
[35]弘歷：《日知薈說》，第182～183頁。
[36]弘歷：《日知薈說》，第137～138頁。
[37]曹虹：《帝王訓飭與文統(tǒng)理念——清代文學生態(tài)研究之一》，《古典文獻研究》第10輯，鳳凰出版社，2007，第90～102頁。
[38]沈德潛：《經學》，潘務正、李言編校《沈德潛詩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第3冊第1226頁。
[39]錢大昕：《山東鄉(xiāng)試錄序》，陳文和主編《錢大昕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9冊第352頁。
[40]查世佑輯《查氏文鈔》卷三，徐雁平、張劍主編《清代家集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第91冊第189頁。
[41]《錢大昕全集》，第9冊卷首，第1～2頁。
[42]錢大昕：《小知錄序》，陸鳳藻《小知錄》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3]《錢大昕全集》，第9冊卷首，第2頁。
[44]張燾：《西莊始存稿序》，陳文和主編《嘉定王鳴盛全集》，中華書局，2010，第10冊第3頁。
[45]錢大昕：《左氏傳古注輯存》，《潛研堂文集》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上冊第387頁。
[46]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頁。
[47]《錢大昕全集》，第9冊第22～23頁。
[48]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中華書局，1982，第10頁。
[49]戴震：《與某書》，《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88頁。
[50]夏炘：《景紫堂文集》卷一一《與友人論孟子字義疏證書》：“總之《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專與程朱為仇。知名物制度不足以難程朱也，遂進而難以性命；知道德崇隆不能以毀程朱也，遂進而毀其學術?！毕特S五年（1855）刊本。
[51]張燾：《西莊始存稿序》，《嘉定王鳴盛全集》，第10冊第3頁。
[52]錢大昕：《潛研堂詩集》自序，《錢大昕全集》，第10冊第1頁。
[53]張燾：《西莊始存稿序》，《嘉定王鳴盛全集》，第10冊第4頁。
[54]張燾：《西莊始存稿序》，《嘉定王鳴盛全集》，第10冊第4頁。
[55]關于明代文學與學術的分化，可參看李思涯《胡應麟文學思想研究》第二章“明代士人的分化與博學的思想史意義”的有關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第30～57頁。
[56]江藩：《呈簡齋先生》其一，漆永祥整理《江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13頁。
[57]方東樹：《上阮蕓臺宮保書》，《儀衛(wèi)軒文集》卷七，同治七年（1868）刊本。
[58]喬億：《劍溪說詩》卷下，郭紹虞輯《清詩話續(xù)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冊第1112頁。
[59]王鳴盛：《西莊始存稿》卷十五，《嘉定王鳴盛全集》，第10冊第275頁。
[60]錢大昕：《西沚先生墓志銘》，《錢大昕全集》，第9冊第793頁。
[61]弘歷：《題郭知達集九家注杜詩》，《御制詩集》四集卷二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7冊第681頁。
[62]這個俏皮的說法來自嚴迪昌，見《清詩史》人民文學出版，2011，下冊第659頁。
[63]趙翼：《簷曝雜記》卷一，中華書局，1982，第7頁。
[64]弘歷：《鑒始齋題句識語》，《御制文余集》卷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1冊第702頁。
[65]永瑢等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三《御制詩集》，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第1519頁。
[66]永瑢等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第1729頁。
[67]邊連寶著《病余長語》卷一一：“《詩醇》之選，今大學士梁公詩正及吾師錢香樹先生陳群實為總裁。未知梁公詩主何派，至錢師則以昌黎為圭臬，《香樹齋全集》可覆按也。向者追隨京邸，聆其談詩，宗旨率皆與此相符，此段文字定出吾師手也。”齊魯書社，2013，第374～375頁。
[68]汪辟疆批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按乾隆九年甲子，詔選《唐宋詩醇》，梁文莊實董其事。御制序所謂主取平品，皆出自梁詩正等數儒臣之手者也。韓門為文莊鄉(xiāng)人，《詩醇》蘇軾十卷，文莊即以相屬。此書即其原稿也?！碑敃r不敢私行，庋藏甚久，直到晚清才付梓。轉引自胡可先《汪辟疆〈蘇詩選評箋釋〉批語輯錄》，《古典文獻研究》第12輯，鳳凰出版社，2009，第489頁。
[69]弘歷：《杜子美詩序》，《御制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00冊第334頁。
[70]李靚：《乾隆文學思想研究述評》，《文藝評論》2012年第10期；周相錄：《從〈樂善堂全集〉與御制詩集看乾隆對唐詩的接受》，《河南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
[71]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6，第200頁。
[72]永瑢等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第1728頁。
[73]賀嚴：《御選唐詩與清代文治》，《山西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又見賀嚴《清代唐詩選本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第17～34頁。
[74]《御選唐宋詩醇》卷二七，光緒十八年（1892）益元書局重刊本。
[75]邊連寶：《病余長語》卷一一，第374頁。
[76]王宏林：《沈德潛詩學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第184頁。
[77]紀昀：《玉溪生詩說》卷下，槐廬叢書三編本，第51頁A。
[78]錢載：《萚石齋文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下冊第900頁。
[79]錢載：《萚石齋文集》卷四，下冊第906頁。原書標點有誤，今為改正。
[80]錢載：《萚石齋文集》卷四，下冊第908頁。
[81]劉永翔：《清波雜志校注》，中華書局，1994，第178頁。
[82]周星譽：《王君星傳》，沈云龍主編《續(xù)碑傳集》卷八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234頁。
[83]全增佑：《清代幕僚制度論》，《思想與時代》第31、32期，1944。
[84]嚴迪昌：《清詩史》，下冊第641～647頁。
[85]蔣士銓：《樸庭先生傳》，邵海清、李夢生：《忠雅堂集校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4冊第2096～2097頁。
[86]沈起元：《運使盧雅雨七十壽序》，《敬亭文稿》卷一○，《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57冊第276頁。
[87]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第31頁。
[88]阮亨：《瀛舟筆談》卷一○，嘉慶二十五年刊本。
[89]錢泳：《履園叢話》卷八“譚詩”，中華書局，1979，上冊第206～207頁。
[90]錢泳：《履園叢話》卷八“譚詩”，上冊第215～216頁。
[91]侯冬：《曾燠幕府雅集與乾嘉之際文人心態(tài)》，《西北師大學報》2012年第6期；梁結玲：《士子游幕與乾嘉文學》，《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
[92]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中華書局，1983，第60頁。
[93]尚小明：《學人游幕與清代學術》，第128頁。
[94]阮亨：《瀛舟筆談》卷七，嘉慶二十五年刊本。
[95]嚴榮：《述庵先生年譜》卷上，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第10頁。
[96]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嘉慶十二年（1807）塾南書舍刊本。
[97]嚴榮：《述庵先生年譜》卷下，第66頁。
[98]袁枚：《隨園詩話》卷三，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第69頁。
[99]李兆洛：《跋儲玉琴遺詩后》，《養(yǎng)一齋文集》卷七，道光二十三年（1843）刊本。
[100]方盛良：《清代士商互動之文化原生態(tài)個案考論——厲鶚與“小玲瓏山館”》，《文學評論》2007年第4期。
[101]張舜徽：《學林脞錄》，《愛晚廬隨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第218頁。
[102]查為仁：《蓮坡詩話》卷末，《清詩話》，上冊第519頁。
[103]李亦園審訂《觀念史大辭典》，臺灣幼獅文化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87，第3卷第2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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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