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共收錄秦力山、樊錐、畢永年三人的文集。之所以將他們的文集合編為一冊，不僅僅是因為合并后篇幅相宜，而且是鑒于他們生平活動時間大體相同，事跡和思想大體接近，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和貢獻也大體一致。他們都活動于戊戌維新運動前后至辛亥革命初期，都屬于維新運動中的激進派，而在變法失敗后又不同程度地走上了革命道路，都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湖南近代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否認他們各自的特點。

秦力山（1877—1906），原名鼎彝，以字行，別號遁公、鞏黃，湖南善化（今長沙）人。父文炳，曾在縣署任刑名師爺。力山少時聰穎好學，長于文字；稍長，又好與會黨游。1898年中秀才。時值戊戌維新運動高潮，他加入南學會，常去南學會聽講，師事譚嗣同、唐才常等，對康有為、梁啟超亦甚崇敬。維新運動失敗后，他于次年秋應梁啟超之召赴日本，留學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兼任《清議報》筆政。在校時，“日讀法儒福祿特爾、盧騷等學說及法國大革命史，復結識孫總理（中山）、章炳麟、沈云翔（翔云）、戢元丞諸人，漸心醉革命真理，種族觀念油然以生”。1900年夏，義和團運動高漲，他曾赴天津聯(lián)絡，意圖游說義和團，“使改扶清滅洋旗幟為革命排滿”，未成。于是南下漢口、安徽，參加唐才常、林圭領導的自立軍起義，被委為自立軍前軍統(tǒng)領，駐安徽大通。自立軍以武漢為中心，鄂、湘、皖共組七軍，原定8月9日（七月十五日）各路同時大舉，因唐才常依賴康、梁自海外接濟款項不到，屢屢延期。秦力山孤處安徽，未獲延期信息，按原議于8月9日發(fā)動了大通起義，與清軍激戰(zhàn)達一星期。在所發(fā)布的《安民布告》中，提出了“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進文明，而成一新政府”之主張。起義失敗后，他曾潛至南京，謀焚毀馬鞍山軍裝庫，事亦不成。于是南逃新加坡，獲悉起義之失敗，罪在康有為擁資自肥，不予及時接濟，遂毅然與康絕交；復至日本東京，邀同湘鄂志士陳猶龍、朱菱溪等，群向梁啟超問罪算賬，從此脫離清議報社。1901年5月，他在孫中山資助下，與戢翼翚（元丞）、沈翔云等在東京創(chuàng)辦《國民報》月刊，“大倡革命仇滿學說，措詞激昂，開留學界革命新聞之先河”。他擔任《國民報》總編輯，曾與各記者編著《暴君政治》一書，已發(fā)廣告，惜未見出版?zhèn)魇?。與此同時，他還組織國民會，以“革除奴隸之積性，振起國民之精神，使中國四萬萬人同享天賦之權利”為宗旨。1902年4月，他與章太炎等發(fā)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控訴清朝民族壓迫，宣傳反清革命思想。此數年間，他不僅與孫中山時相過從，還隨處宣傳孫中山，又為章士釗譯述《孫逸仙》一書作序，影響較大。故章太炎后來稱贊說：“孫公之在東國，羽翮未具，力山獨先與游。自爾群士輻湊，歲入百人。同盟會之立，斯實為維首焉。”同年冬，他離日本返國，先在上海參與《大陸報》編輯工作，又與同志創(chuàng)刊《中國少年報》；后往返于長江中下游及廣東一帶運動會黨。1904年至香港，寓居中國日報社，因與陳少白等謀運動湘、粵防軍起義，遭搜索。1905年春，他經新加坡赴緬甸，以文字向海外華僑宣傳反清革命，先后撰寫《敬告緬甸同胞文》、《中華義學序文》、《說革命》、《中立條規(guī)》等文，并為張成清著《緬甸亡國史》作序。在長篇論說《說革命》（二十四章）中，他滿懷激情、無所顧忌地寫道：“舊政府不去，而望新學術與新制度之有效力，誠南轅而北轍也”；“革命者，為保存今日各獨立國諸民族于天演淘汰中之一靈寶，而吾中國今日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也?！?906年夏，他經華僑徐贊周（市隱）介紹，離緬甸赴云南干崖，主持民族學堂，在邊疆少數民族中宣傳反清革命。以積勞成疾，同年冬病逝于干崖。時人稱贊說：“先生自十九歲離家，卒時二十九歲。此十年中，一以光復為任務，并未憶及家事。先生之志堅行單，洵足為革命黨模范。”辛亥革命后，云南同志特為建墓表彰，國民政府專為發(fā)表褒揚令，稱其“曩年參加革命，創(chuàng)立學會、報社，宣傳倡導，勞瘁弗辭……追懷遺績，軫悼實深”。

樊錐（1872—1908），字春渠，又字一鼐，湖南邵陽人。出生于貧寒農家。少時入私塾，勤苦好學，立志高遠。嘗自署楹聯(lián)云：“頂天立地三間屋；絕后空前第一人?！崩锶四恐疄椤翱裆薄Ｒ允苤趯W政張嘉亨，入縣學為諸生，“工為文，奧折自憙，師抑之，益奇恣，不受制科軌范”。又曾在邵陽城鄉(xiāng)設館授徒，后來著名的蔡鍔、唐巇、岳森、劉型、李洞天、賀民范、石廣權等，都出自他的門下。不久，就讀于長沙城南書院。時值維新運動興起，他涉獵諸子，旁及西學。在所作課藝中提出：“攬子墨之流，證歐羅之續(xù)，總絕代之殊尤，辯章乎宏箓?！睘閷W政江標所稱賞。1897年，與唐才常、畢永年一道獲選丁酉科拔貢。湖南時務學堂成立后，他又上書巡撫陳寶箴，建議“開拓用才之術”，“不忤狂言，其通者取之，不通者容之”，以“轉移風化”。1898年春，南學會在長沙開講，《湘報》創(chuàng)刊。他迅即返回邵陽，組織邵陽南學會分會，被舉為分會長。手訂分會章程，主張“一切拘迂狹隘之見，概宜屏除”，“力除一切浮華囂張之習”，而提倡平等、民權之說。邵陽守舊士紳撰《駁南學分會章程條議》，攻擊他倡“平等邪說”，“無君”、“無父”、“無尊卑親疏”，呼吁予以“處治，以挽倫紀，以扶圣教”。他不為動搖，堅定地表示：“生死不能奪其志，貴賤不能換其幟?！彼B續(xù)在《湘報》上發(fā)表《開誠篇》、《發(fā)痼》、《勸湘工》等政論文章，持論激越，傳誦一時。在文中，他大聲疾呼變法救亡，說：“時勢所迫，運會所趨，不窮則不變，不變則不通，不通則不久，不久則中國幾乎絕也，則黃種幾乎斬也，則孔教幾乎滅也！”“如有能力使中國不亡、圣教不危、神種不險者，不問其如何，吾愿舉天下以從之?！彼鞄悯r明地倡導平等、民權和立憲學說，認為：“非毅然破私天下之猥見，起四海之豪俊，行平等、平權之義，出萬死以圖一新，則不足以斡轉星球，反旆日月，更革耳目，聳動萬國矣。”主張“起民權，撰議院，開國會”；“使人人有自主之權，人人以救亡為是”；“人人平等，權權平等”；“一革從前，搜索無剩，唯泰西者是效”；“求智識于寰宇……一切用人行政，付之國會議院”。并主張廢八股時文，說：“時文不廢，則孔教必亡無疑也！”他還提出“以工商立國”，發(fā)展近代工商業(yè)，認為“工者，勸商之本也”，而“農家者，抑工之流亞也”；“世界之文明愈進，工業(yè)之權力愈放，骎至萬國一工國也”；“惟通國人皆圣工，則天下事足成，西人不足畏也”。呼吁“大興藝學，眾建學堂，宏創(chuàng)工廠，富購機器，廣選西法，多聘西師”，以發(fā)展中國民族工商業(yè)。這些激越、深邃的思想言論，使他堪稱維新運動的激進思想家、全盤西化論的早期鼓吹者、近代工業(yè)化的思想先驅。與此同時，他還同譚嗣同、熊希齡等發(fā)起組織湖南不纏足會，擔任董事；還一度受聘為《東亞報》主筆。他的這些激越言行，遭到守舊士紳王先謙、葉德輝、曾廉、蘇輿等的忌恨和猛烈攻擊。他們除撰文污蔑、辯駁外，還盜用“邵陽士紳軍民等”名義，發(fā)布《驅逐亂民樊錐告白》，視樊錐為“首倡邪說，背叛圣教，敗滅倫常，惑世誣民”的“亂民”，將其驅逐出境。不久，北京政變發(fā)生，譚嗣同等六君子死難，黨人星散，維新運動失敗，他再度受到牽連，因匿處深山，幸免于難。此后，他的思想逐漸傾向革命。1900年曾與聞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起義。繼赴上海，參與《蘇報》編輯工作。1903年《蘇報》案發(fā)生，他避禍走日本，改名時中。初入陸軍成城學校，旋以身患肺病休學，寓居早稻田大學附近月印精舍，改習政法。1904年回國參與華興會起義，事敗后改名誠亮，入南京軍校任教。次年，應蔡鍔邀請入廣西，任干部學堂暨陸軍小學堂講席。同年冬，因病況惡化，由蔡鍔資送回邵陽，寓城內就醫(yī)。至1908年春節(jié)后逝世，終年36歲。

畢永年（1869—1902），字松琥，也作松甫，湖南善化（今長沙）人。少時隨父、叔往來軍中，富膽識。稍長，讀《船山遺書》，受民族主義思想熏陶。甲午戰(zhàn)敗后，維新變法運動迅速在全國興起，他在所作課藝中寫道：“民不新，國不固；新不作，氣不揚?！北砻魉丫哂絮r明的變法圖強思想。1897年，他與唐才常同時考取丁酉科拔貢，自此與唐才常、譚嗣同結為好友，常共商救國大計，并注意聯(lián)絡會黨。他親自加入哥老會，往來于湘、鄂間，得到哥老會各龍頭的信任。1898年春，南學會成立，《湘報》創(chuàng)刊，他成為學會活躍分子，并在《湘報》上發(fā)表《存華篇》、《南學會問答》等文。他說：“人皆承天地之氣以為命，即人人皆有自主之權以立命。權也者，我與王侯卿相共之者也；國也者，非獨王侯卿相之國，即我群士群民共有之國也。既為群士群民共有之國，則為之上者，必無私國于己、私權于國之心，而后可以綿綿延延，鞏祚如磐石；下亦必無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心，而歧視其國為乘鑾服冕者之國，然后可以同心合作，上下一心，保神明之胄于一線，救累卵之危于泰山。”與此同時，他與譚嗣同、熊希齡等發(fā)起組織湖南不纏足會，與唐才常等發(fā)起成立公法學會，并手訂《公法學會章程》。他還曾與樊錐一道，受聘為《東亞報》主筆。同年8月，譚嗣同奉詔入京，參與新政事宜，畢永年隨后也趕往北京。其時帝后兩黨斗爭正趨白熱化，康有為命他留京相助，試圖讓他往袁世凱軍營任參謀，統(tǒng)率百人，乘袁氏兵圍頤和園時捕殺西太后。他認為袁為李鴻章之黨，靠不住，而自己是南方人，統(tǒng)領不相識的北兵，短期內難以得其死力，因而表示猶疑。不久政變發(fā)生，他急馳出京。行抵上海，獲悉譚嗣同等殉難噩耗，憤而自斷發(fā)辮，以示與清廷決絕。隨后東渡日本，會見孫中山，加入興中會。其時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等也流亡日本，組織?；蕰?，策劃“勤王”活動。畢永年便介紹唐才常會見孫中山，促孫、康兩會聯(lián)合，共商湘、粵和長江流域起兵計劃?？滴床杉{，唐則依違于兩者之間。是年冬至1899年春，他奉孫中山令，兩次回國調查湘、鄂哥老會情況。1899年秋，率領哥老會大頭目楊鴻鈞、李云彪、張堯卿等赴港，促成湘鄂哥老會、兩廣三合會與興中會攜手合作，共組中和堂興漢會，推孫中山為會長。但不久各會黨頭目私下接受康、梁保皇會的饋贈，倒向了康、梁一邊。他深受刺激，在湖南同鄉(xiāng)紫林和尚影響下，憤然削發(fā)為僧，法名悟玄，并表示將云游普陀、五臺、終南、峨眉等佛教名山，隨遇而安。而實際上，他仍難舍國事與戰(zhàn)友。1900年春夏間，唐才常等在上海組建自立會，開設富有山堂，他被推為副龍頭。但在自立會起義宗旨上，他與唐發(fā)生了激烈分歧。他要求唐斷絕與?；蕰年P系，唐則依賴康、梁在經濟上的支持，繼續(xù)游移于保皇與革命之間，二人辯論一晝夜，不歡而散。6月，他易名安永松彥，南下福建、廣東，繼續(xù)聯(lián)絡會黨。此時，孫中山正積極籌備惠州起義，同時通過粵紳劉學詢運動粵督李鴻章踞兩廣獨立。他贊成這一計劃，被任命為民政部長。運動李鴻章事未成，而惠州起義于10月爆發(fā)，義軍因餉彈殆盡解散。他回到廣州，仍著僧裝，和紫林和尚一道隱居于廣州白云山。至1902年1月14日，逝世于惠州浮山寺，終年32歲。

本書各集原有中華書局本?！斗F集》出版于1984年，畢永年著作僅以“外一種，畢永年文”形式附于該集之后；《秦力山集》則出版于1987年。迄今均已二十馀年了。其開創(chuàng)之功，自當值得肯定。本書此次整理，充分利用了各集成果，包括原有注釋。我主要做了如下五方面的工作：一、尋找原著，重作校訂，盡量減少文字和點校中的錯誤；二、多方訪尋佚文，予以增補，特別是對原甚單薄的畢永年文，增補較多，使之成集；三、統(tǒng)一各集體例，以求合編后全書前后一致，其中樊、畢各文原集均未系年，今加以考訂補充系年；四、刪除了原《秦力山集》中少量非秦氏的作品；五、相應地，對全書注釋也作了些增刪、修改和調整。此外，各集附錄也有少量增刪。

本書所刪原《秦力山集》的作品有3篇，即：《何烈士來保傳略》、《蔡烈士鐘浩傳略》和《陳烈士應軫傳略》。此3篇均發(fā)表于《清議報》1901年7月（何傳7月6日，蔡、陳傳7月16日），署稱“民史氏來稿”。原《秦集》將這3篇收入的理由，編者在其為秦力山《漢變烈士事略》一文所作題注中有如下說明：

本篇連載《清議報》第69冊和第70冊……據《清議報》第89冊“來稿雜文”欄載《漢變湘南烈士小傳匯志》中稱：庚子漢變烈士，“前者遁公述林烈士等事略，已錄報章，然所輯不過十人，缺者尚多”。可知秦力山已在《清議報》上發(fā)表十位庚子死事烈士傳略。查本篇已輯林錫圭（即林圭）等七人傳略，至《清議報》第89冊止，尚有第84冊和第85冊“來稿雜文”欄，載何來保、蔡鐘浩、陳應軫三烈士傳略，已凡“十人”，則可知本篇為秦力山所作。

其實這是一種誤解?！肚遄h報》編者所稱秦力山在該刊89冊以前所發(fā)表的庚子漢變烈士事略確有“十人”，但此十人已盡在秦氏所作《漢變烈士事略》一篇之中。原《秦集》編者說：“查此篇已輯林錫圭等七人傳略。”按：此處“七人傳略”不確，當為“七篇傳略”，因為第七傳并非單傳而為合傳。不同于其他各傳皆以單名為題，第七傳題為《汪堯丞合家死義事略》，所述死義者包括汪堯丞和其次兄、其母、其妻，凡四人，加上前六篇的林錫圭、田邦璇、李炳寰、王翼之、荼蓼子、李蓮航，不正好為十人嗎？這樣，原注者以下的文字，將何、蔡、陳三傳拉進來充數，并將此三傳也斷定為秦氏的作品，就是毫無根據的臆測了。

說何、蔡、陳三傳略非秦力山作品，還可以舉出以下幾種理由：其一，秦力山撰寫詩文所署名，除徑用字號力山、鞏黃、遁庵外，查還有秦伯、屯庵、遁公、力山遁庵、力山遁公、遁力山大、公奴隸力山、湖南力山、民表等，從未見有署“民史氏”者，而此三傳略皆署“民史氏”。其二，何、蔡、陳三傳略作者在文中自述經歷，與秦力山行蹤不符。查秦氏行蹤，約略依次為長沙、武漢、上海、日本、天津、安徽、南京、香港、廣東、南洋、緬甸、云南，湖南境內除家鄉(xiāng)長沙外，未見去過湘西、常德等地。而《何傳》中有云：“某君者，君之密友，合余三人，皆總角交。”何與某君皆常德人，生長于長沙的秦力山何能與之結總角交？《傳》中又云：戊戌政變后，“君遂郁郁歸里。是年九月，余自外歸，不見君者五年矣，亟訪君”。離鄉(xiāng)五年，歸至常德訪何者，決非秦氏。又云：“庚子七月，始知唐烈士勤王之舉……君大喜，偕余共襄其事，以常德之事自任?！鼻亓ι綍r已在安徽忙于籌備大通起義事，何暇與何共以常德事自任？再看《蔡傳》，《傳》中說：“余己亥始識君……勤王事起，君再歸常德，共事日久”；起義失敗后，“常德武人之死者已二十馀人，城中不可居，始與何烈士來保及余謀，君遂歸，潛伏于鄉(xiāng)間別墅”。文中自稱“余”者，顯為常德人，與蔡在常德“共事日久”；起義失敗后，又與蔡、何在常德共謀脫險事。則此“余”與在安徽活動的秦力山只能為風馬牛不相及！又看《陳傳》，《傳》中稱：“余與君，既同志，又同里……”陳為龍陽（今漢壽，當時屬常德府）人，長沙人秦力山何能稱與之同里？其三，何、蔡、陳三傳略，文末均有“民史氏曰”的贊論，而秦力山所作《傳》或《事略》文末均無，其他文中間有“遁庵曰”、“鞏黃曰”等文字，卻非總結性的贊論語，二者文風顯然不同。

那么，此三篇傳略所署之“民史氏”，究為何人？從以上的敘述中，我們已知：他為常德人；他庚子前離家鄉(xiāng)五年；他參加了自立軍起義，且與何來保共同主持常德方面軍事；他后來又為死難烈士寫傳略，做宣傳。則此人是誰，已可基本作出判斷了。他就是趙必振（1873—1956）。此人名氣不小，各種自立會史料和地方志都有記載。他是常德人，又名震，字曰生。早年就讀于長沙岳麓書院和校經書院。1900年參加自立軍起義，與何來保同受命負責常德方面軍事。事敗逃亡日本，擔任《清議報》編輯，撰文悼念亡友；同時刻苦學習日文，廣泛閱讀西方各種政治、歷史書籍。1902年回國后，奮筆譯述《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廣長舌》、《近世社會主義》等多種著作，影響甚著。又歷任香港《商報》編輯、奉天鹽運使熊希齡幕僚。民國期間，初仍隨熊在財政部任職，又曾任華洋義賑會董事，繼之從事教育工作。新中國建立后，被聘為湖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撰有《自立會紀實史料》等。上述何、蔡、陳三傳略，是他的早期作品。今湖南省文史研究館編《館員傳略·趙必振傳略》寫道：“趙必振先生到日后，初任《清議報》校對、編輯，嘗以趙振、民史氏等筆名為該報及《新民叢報》撰寫論文，追念自立軍亡友，揭露清廷黑暗統(tǒng)治……”此傳略系根據趙氏檔案寫成，亦可作“民史氏”確為趙必振的佐證。

本書的編排，不依生年或卒年的先后，而以主要活動的時間為序。秦力山最年輕，卻活動時間較長，戊戌、庚子后，又經歷了南洋、緬甸、云南的活動，且影響較大，故置于首；樊錐盡管逝世最晚，但他的主要事跡在戊戌維新運動時期，故置于次；畢永年盡管年歲最長，因其主要活動在庚子自立軍起義前后，故置于后。三集中各篇著作的編排，皆以寫作或出版發(fā)表的時間先后為順序。原《樊集》及《畢文》未系時間，予以考訂補充標明，統(tǒng)一按年月日依次編排。有年無月日者置于年后，有年月無日期者置于月后，年月日俱無從考明者置于各集末尾，按資料來源歸并，同一資料來源者，依卷次先后為序。

本書各正文，盡可能根據底本（原書、原刊或原稿）?？?。凡底本上的文字，一律保留，以存原貌。底本上有明顯錯訛者，于錯字加（）號表示，后加〔 〕號注出正字。衍文亦加（）括去。正文內的雙行夾注或說明文字，不再用（）號，而一律改用小號字單行排。脫文亦加〔 〕補出。

因編者年邁體衰，見聞有限，各集佚文雖有所增補，仍甚感不足；點校錯誤，亦在所難免。敬請讀者批評補正。

劉泱泱

2010年12月30日

1. 以上引文均引自馮自由《秦力山事略》，見本書《秦集》附錄。
2. 秦力山：《國民會章程》（1901年5月），見本書《秦集》。以下凡引秦文，不再加注。
3. 章炳麟：《秦力山傳》，見本書《秦集》附錄。
4. 居正、陳仲赫：《祭秦力山先生文并序》，見本書《秦集》附錄。
5. 秦力山墓碑文與褒揚令，均見本書《秦集》附錄。
6. 以上引文均見石廣權：《樊錐傳略》。又，以下凡引自集主之文者，則均見集中，不另加注。
7. 樊錐卒年，一般多據石廣權《樊錐傳略》，指為1906年；陳新憲《邵陽樊錐》一文，則明確稱其“生于前清同治十一年（1872）農歷二月二十六日，卒于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農歷三月十四日”。后者似較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