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莎士比亞和他的戲劇界同人

要對劇作家莎士比亞的生平和作品做一通達的研究，首先得回顧一下伊麗莎白時代最后十年之初的劇壇狀況，因為劇作家就是在這個時期嶄露頭角的。故事也許該從1583年講起，這一年可以說是劇團史上的轉(zhuǎn)折點。是年，國務大臣弗蘭西斯·沃爾辛漢爵士委托宮廷宴樂主管埃德蒙·蒂爾尼挑選一批演員直接侍奉女王，“女王供奉劇團”的演員都是從當時最顯赫的劇團中選拔出來的。其中，有蘇塞克斯伯爵的劇團，有萊斯特伯爵和牛津伯爵的劇團，也許還有德比伯爵和亨斯頓勛爵亨利的劇團。這些演員當時已在宮廷露過臉，他們躋身宮廷侍從官之列，可能不享受俸祿，卻有資格穿皇家號衣、佩戴皇家徽章。至于此舉何來，人們只能亂加猜測。增加王室官員僅僅作為幫閑，不合講求節(jié)儉的伊麗莎白的習性。有人估計，由于政府力圖直接控制倫敦劇壇，以抵制市政當局的權(quán)利，1583年的新政策就產(chǎn)生了一場風波。如果真是這樣，風波就不僅于此了。管理本地區(qū)公眾娛樂事務是倫敦市的傳統(tǒng)特權(quán)，其他聯(lián)合市鎮(zhèn)亦如是。況且，伊麗莎白即位初期，1559年5月16日頒發(fā)的一個文告特別把允許戲劇上演的職權(quán)委于市長，就如同在其他地方委于治安法官一樣，而且諭示市長，不允許干預“宗教事務或公共財產(chǎn)管理事務”的事件發(fā)生。顯然，許多有關(guān)戲劇的事項按理應由地方掌管，地方當局最有資格確定合適的演出時間和演出地點，預先采取措施維持秩序，避免建筑物發(fā)生危險，防止傳染病流行，只要當局安排合理，計劃就會順利進展。從伊麗莎白政府的觀點來看，倫敦市的安排不盡合理，需要在宮廷中演戲作為對她的圣誕“慰勞”。為了節(jié)約演出的開支，最好讓演員有機會進行公演以謀生。市政委員會由戶主和勞工雇主組成。這些人發(fā)現(xiàn)戲劇使他們的仆人和學徒心猿意馬、不務正業(yè)，有時還引起騷亂；而且日益增長的清教情緒對他們也不是沒有影響的。1583年以前已經(jīng)有多年的摩擦。樞密院曾多次說服倫敦市把批準劇本上演的權(quán)力授予某些獨立人士，樞密院無疑是想授予自己信得過的人士，但這種嘗試遭到拒絕。1574年，在一份專利證里，有少許皇家特權(quán)被授予給“萊斯特伯爵劇團”，允許他們在倫敦和其他地方上演宮廷宴樂主管批準上演的劇目。同年，倫敦市做出反應，制定了一整套適用于本地區(qū)的戲劇管理章程。這些章程本來并不一定咄咄逼人，如果不是用強制性的辦法來推行的話。不過，演員們憂心忡忡，在導致倫敦市政當局的失敗上，他們起的作用比樞密院本身更大，因為他們在倫敦市區(qū)范圍以外建立劇院，只接受外郡地方官的管轄，這要比倫敦市市長及其同僚的控制寬松一些，但也并不是“萬應靈丹”。夏天，學徒們遠離老板的家門，成群結(jié)伙去看戲，可是冬天，遠道去那些劇院就比較困難了。于是劇團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市區(qū)旅館庭院了。與此同時，清教色彩加濃，大量的論戰(zhàn)性布道詞和論文促使倫敦市對戲劇采取了斷然的反對態(tài)度。為時不長的瘟疫流行帶來了并發(fā)癥，在此期間，樞密院和倫敦市政當局一致同意禁止演戲。瘟疫過后，事實證明限制演戲要比禁止演戲容易一些。1581年，樞密院失去了耐心，授予宮廷宴樂主管新權(quán)力，讓其全權(quán)處理全國戲劇事務，不僅有權(quán)允許個別劇目上演，而且有權(quán)“整頓、改造、允準、推翻”所有的戲劇、演員和劇作家，“連同他們的劇場”。這就重蹈了1574年的覆轍，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按照1559年的文告，不僅是市政委員會的古老特權(quán)，而且地方官和市長的權(quán)力，如有必要也可取消。也許是由于氣急敗壞，倫敦市犯了一個策略性的錯誤。一項命令發(fā)給各個行會，要求會員禁止他們的“仆人、學徒、短工或子女”看戲，不管是在倫敦市內(nèi)還是市外。這只能是虛張聲勢，不可能行之有效。但倫敦市不甘失敗，竟然挑戰(zhàn)宮廷宴樂主管及其權(quán)限，大約是在1582年，通過了一條法令，干脆禁止在本地區(qū)演戲，從而取代了1574年的規(guī)定。一個具有皇家侍從地位和尊嚴的劇團的建立可以理所當然地看成政府方面的報復手段。倫敦市懾服了，便在1583年冬天指定兩家旅館庭院供“女王供奉劇團”使用。翌年，這幫演員們還不罷休，他們把狀子呈到樞密院。于是雙方煞費苦心地進行了一番辯論，提出了建議和反對建議，記錄上沒有正式?jīng)Q定，但事實表明倫敦市當局失敗了。倫敦市當局只得到了小小的讓步：星期天永遠禁止演戲。但在主要問題上，倫敦市當局得屈從于王室權(quán)力，只好滿足于盡可能經(jīng)常地說明限制戲劇上演的原因，并把那種限制推行到米德爾塞克斯和薩里郊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