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jīng)濟學界公認：孫冶方是我國經(jīng)濟學界對自然經(jīng)濟論的最早批判者；是對傳統(tǒng)社會主義經(jīng)濟體制實行改革的最早倡導者；是創(chuàng)建社會主義經(jīng)濟學新體系的積極探索者。他的理論活動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極具開拓性。如今，改革開放走過30多年了，中國已經(jīng)實踐的市場經(jīng)濟，恐怕早已超出了孫冶方的想象。盡管對于孫冶方的經(jīng)濟理論的先進性和局限性，需要用歷史和發(fā)展的眼光來予以理解，但過來人卻不應忘記他，而應永遠感懷這位在經(jīng)濟學理論上篳路藍縷滿身創(chuàng)傷的先行者。

在“中國農(nóng)村調(diào)查”中嶄露頭角

孫冶方（1908-1983），原名薛萼果，江蘇無錫人。14歲那年，孫冶方考取“無錫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在這里，他遇到了中共最早期的黨員張效良。張在這所學校以教員身份為掩護，發(fā)展組織，宣揚革命。1924年，16歲的薛萼果站在了黨旗下，從此，共產(chǎn)主義是人類最完美存在方式，共產(chǎn)主義必定要在中國和全世界實現(xiàn)的意識形態(tài)種子，成為他一生再也沒有動搖過的信仰。

1925年，在黨組織的安排下，中學還沒有畢業(yè)的孫冶方到蘇聯(lián)中山大學留學。受黨內(nèi)宗派主義和肅反擴大化的影響，孫冶方因為“江浙同鄉(xiāng)會”的莫須有罪名被給予“警告處分”，1930年9月他幾乎是被遣送回國的。1931年，上海地下組織遭到破壞，孫冶方被捕。由于國民黨沒有查到任何證據(jù)，孫冶方在被關押7天后，由在上海的無錫同鄉(xiāng)錢俊瑞保釋出獄。

錢俊瑞當時在陳翰笙領導下的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委員會工作。在當年那場有關中國社會性質(zhì)的討論中，有共產(chǎn)國際背景的陳翰笙不同意“托派”“亞細亞生產(chǎn)方式”以及“江南無封建”的觀點，因而主張從社會調(diào)查入手，搞清楚中國社會的性質(zhì)。他所主持的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委員會，從自己的家鄉(xiāng)無錫開始了遍及全國的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透過同學、同鄉(xiāng)關系，陳博士的身邊聚集了一批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知識分子，如薛暮橋、錢俊瑞、駱耕漠、徐雪寒、千家駒等，這些人后來都成為新中國的經(jīng)濟學家。

7天的牢獄，讓孫冶方與中共組織失去了聯(lián)系，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調(diào)查委員會正好成為他安身立命的場所。他與他的堂哥、后來的著名經(jīng)濟學家薛暮橋一起投入到對中國農(nóng)村調(diào)查的行列。后來，兩人共同編輯《中國農(nóng)村》雜志。孫冶方在《中國農(nóng)村》雜志真正找到了理論家的感覺。在當年關于中國農(nóng)村社會性質(zhì)的大論戰(zhàn)中，孫冶方喜歡思辨、長于論戰(zhàn)的才能，在這里得到了盡情發(fā)揮。據(jù)薛暮橋回憶：“由于冶方同志讀馬列主義著作最多，在我們所寫出的幾十篇論戰(zhàn)文章中，他的文章理論水平最高，而且深入淺出，最有說服力?！?/p>

孫冶方當年論戰(zhàn)時的文章，大多收錄在《孫冶方全集》中。從《論農(nóng)村調(diào)查中農(nóng)戶分類方法》、《農(nóng)村經(jīng)濟學的對象》、《財政資本的統(tǒng)治與前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關系》、《從“物產(chǎn)證券”談到一般的貨幣理論》等一系列文章看，他注重調(diào)查、長于思辨的學養(yǎng)嶄露頭角，在未來的經(jīng)濟科學研究的殿堂中獨樹一幟，已毫無懸念。

1937年初，經(jīng)沙文漢和陳修良的介紹，孫冶方恢復了黨的組織關系，并擔任江蘇省文委書記，在淪陷后的上海開展抗日工作。但是，由于“江浙同鄉(xiāng)會”事件及7天的牢獄之災，孫冶方不得不終止上海的工作而受到黨內(nèi)多次審查，直到1944年他才得到了“歷史清楚”的結論。此后，孫冶方的履歷一直定格在經(jīng)濟工作上。1949年前任蘇皖地區(qū)政府貸管局副局長、華中分局財經(jīng)委員會副秘書長，1949年后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工業(yè)部副部長、國家統(tǒng)計局副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所長，直到1983年謝世，還依然有著經(jīng)濟研究所顧問的頭銜。這樣的履歷表明，中國社會主義經(jīng)濟體制所走過的歷程，都有著他的足跡。

“我是經(jīng)濟學家，不是氣象學家”

孫冶方的一生，有兩個頗讓后人思索的數(shù)字：一個是他從事革命活動而被投入白色牢獄7天；另一個是他從事經(jīng)濟學理論探索而在“文革”中身陷紅色囹圄7年。對于意識形態(tài)高于學術形態(tài)的中國來說，政治上的利害關系與學術上的是非關系這對矛盾，是學者及專家繞不過去的巨大存在，尤其在1949年至1976年這段時間。如何直面這個巨大存在，無非兩種選擇：一是利害高于是非，學術觀點隨著政治行情變；一是是非高于利害，學術觀點只跟真理走，不跟政治風向轉(zhuǎn)。不過，后一種選擇總要付出代價。

20世紀70年代的孫冶方

孫冶方選擇了后者。翻看他的全集及同時代人的回憶文章，一個清晰的脈絡呈現(xiàn)在人們面前：這個人渾身充滿著學術風骨，為了真理，他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顧，縱使身臨危境，也毫不畏懼，決不會放棄自己的正確主張。

社會主義計劃經(jīng)濟，用“計劃”調(diào)控是政府的基本職責。而政府的調(diào)控，往往會出現(xiàn)不講經(jīng)濟核算，不算以最小消耗取得最大經(jīng)濟效果的賬。孫冶方對此進行了調(diào)查研究后，于1956年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經(jīng)濟也要遵守價值的規(guī)律。他批評了干社會主義“不惜工本”的“氣魄”、不計成本的做法，提出對社會主義經(jīng)濟的認識，不能被“資本、利潤就是資本主義概念”的政治觀念所束縛。

1958年，在“大躍進”狂潮中，他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高度的警覺，批評社會主義基礎是自給自足經(jīng)濟的“自然經(jīng)濟論”，批評那種認為經(jīng)濟過程是可以由人的主觀意志和國家的政治權力隨意擺布的“唯意志論”，也批評那種把社會主義經(jīng)濟看成像原始社會沒有交換的實物經(jīng)濟和“無流通論”。

1962年至1964年，在全國“反修防修”的喧囂中，孫冶方所發(fā)表的一系列學術觀點，被陳伯達和康生等黨內(nèi)高層人士視為“修正主義”的典型。1962年6月至8月，陳伯達邀孫冶方每天去《紅旗》雜志編輯部參加“座談會”，康生也幾次約他去“座談”，給他提供“放”的機會，收集他“修正主義罪證”。他明知這是一個陰謀，但仍舊決定參加。

他說：“我不需要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辯權，允許我反批判就行。帽子總是要戴的，不是戴這頂，就是戴那頂，可是答辯權最要緊?！?/p>

1963年，“高天滾滾寒流急”的反修形勢，已使諸多的人感受到即將來臨的“冬云”而噤若寒蟬時，孫冶方一如既往地進行著科學的研究。他寫下了后來被多次批判的《社會主義計劃管理體制中的利潤指標》一文。他說：“說起來使人難以置信，現(xiàn)在有些經(jīng)濟學家害怕‘利潤’范疇，有些像信鬼的人怕鬼那樣厲害?！彼趫蟾嬷泻敛患芍M地評論當時被視為修正主義代表人物的利別爾曼的觀點，“如果以利潤是否是主要指標作為修正主義的標志，那么利別爾曼的建議倒并不一定是合乎這個標志的”，這等于是為這個“修正主義者”辯護。批判者們自然抓到了這個“辮子”，一頂“比利別爾曼還利別爾曼”的帽子扣在了他的頭上。

這年年底，在哲學社會科學部一次擴大會議上，孫冶方仍然堅持要發(fā)表關于利潤問題的演說。他的同事勸他：“外面風聲很緊，你就不要再講了！”他一甩袖子說：“我是經(jīng)濟學家，不是氣象學家。風聲？對不起，從沒研究過那玩藝兒！”他說：“死不要緊，名聲毀了也不要緊”，但是“理論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符合真理的觀點一個也不放棄。”這樣擲地有聲的回答，說明他對學術嚴重的“風派”行為是深惡痛絕的。后來，他的老朋友、經(jīng)濟學家平心去世后，他感念平心的風骨，借題發(fā)揮說：我憎恨那些文化專制主義及其卵翼下的惡霸、惡棍，但我也討厭那種聞風而動的“風派”人物。這些人并不是不懂馬列主義常識，而是有私心，因而，東風來了唱東調(diào)，西風來了唱西調(diào)，經(jīng)常變換臉譜，完全喪失了一個科學工作者起碼的品質(zhì)即誠實。所以，我們在反對文化專制主義的同時，也應該反對為個人私利出賣原則的惡劣學風。孫冶方抨擊的“風派”，如果從中國文化的淵源來考察，實際上就是一種封建的“史官文化”，只不過換上了“馬克思主義”的臉譜而已。

晚年的孫冶方

1964年，康生、陳伯達給孫冶方戴上了“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的帽子。有一次他們指定他去參加會議，名曰“討論”實則批判一篇在他指導下，由幾個年輕人寫的有關生產(chǎn)價格的論文。他挺身而出，把火引向自己。他說：“不必批判年輕同志，這些觀點是我的?！本瓦@樣承擔了政治責任。他在闡發(fā)了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和資金利用效益的重要性之后，嚴正聲明說：“要解決幾十年的疑難，是要冒點風險的。盡管人家在那里給我敲警鐘，提警告，說這是修正主義觀點，我今天還要在這里堅持自己的意見，以后也不準備檢討。”他甚至以挑戰(zhàn)的口吻說道，這樣的批判，“對我來說是遭遇戰(zhàn)，我應戰(zhàn)”。“你們沒有把我打垮，現(xiàn)在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不是我，而是別人！”這樣的口吻，哪里像是一個被批判者，倒像是一個胸有成竹的審判官。

如同唐·吉訶德與風車作戰(zhàn)，孫冶方迎戰(zhàn)的結果是對他的打擊一步步升級，直到“文革”開始，1968年4月4日夜間他被戴上手銬，關進秦城監(jiān)獄以后，人們才再不能夠聽到他的聲音。

迫害可以窒息孫冶方的聲音，卻無法窒息他的思維。他進了監(jiān)獄還跟管理人員“叫板”：“死不足惜，聲譽毀了也不要緊，我長期從事經(jīng)濟學研究所形成的觀點決不能丟，我要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前把它留下來，讓人民去作公正的判決?！彼似吣甑睦?，一直堅持寫“論戰(zhàn)書”，這些理論他經(jīng)過了20年的“反思”，因而他是有充分信心的。獄中沒有紙，沒有筆，他就打腹稿，反復背誦，達85遍之多。

孫冶方長期患肝病，在他入獄后親人們都認為他熬不過鐵窗歲月，即使有幸熬過去，也很容易在精神上被關瘋。他的同事徐雪寒則堅持認為，老孫不會瘋的，他是個有信念的人，他會好好活下來的。在孫冶方熬過了極端苦難的七年鐵窗生活后，他也對人說：“我要感謝政治經(jīng)濟學，是政治經(jīng)濟學救了我的命，我的觀點是我的精神支柱。”

1975年，孫冶方走出秦城監(jiān)獄。他在車上即對軍管代表說：“我也不知道我為什么坐牢，我也不知道你們?yōu)槭裁窗盐曳帕耍热荒愦斫M織跟我談話，那我就談三點：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觀點。對我的學術觀點，可以討論，可以爭論，可以批判，但我還沒有認識到我錯在哪里?！备愕密姽軙聿恢?，只好自我解嘲地送他回家。

孫冶方回家不久，“反擊右傾翻案風”就開始了。他目睹許多被指為“右傾翻案風的首從者”也跟著去批鄧，心中感到非常憂慮。一次江青在大寨的講話又點他的名說：“孫冶方又要翻案了。”他不但不怕，還坦然地說：“我有什么案可翻？至于經(jīng)濟學問題，我可以同她爭論。他們把經(jīng)濟搞成了這個樣子，難道也是我孫冶方的罪過嗎？”

斯賓諾莎說：“認識事物的必然性，追求絕對真理，是最大的善，至上的幸福。”黑格爾極其贊美斯賓諾莎：“沒有比斯賓諾莎的道德學更純潔、更崇高的道德學了；人在自己的行為中只是以永恒的真理為目的”。孫冶方就是這種“只是以永恒的真理為目的”、決不因壓力而曲學以阿世的人。

“8+2＝10”

1983年2月，孫冶方在彌留之際，用顫抖的手寫下這樣的遺囑：“死后尸體醫(yī)學解剖，不舉行告別儀式，不留骨灰，不開追悼會。對我的經(jīng)濟學觀點，開個評論批判會，正確觀點，廣為宣傳；錯誤觀點，加以批判，以免貽誤社會?！币粋€行將謝世的老人，以這樣一種方式對中國經(jīng)濟學界缺乏批判精神的學風提出警示。

堅持學術的尊嚴的前提是提倡學術民主和自由，也就是對不同觀點的批判?，F(xiàn)今傳世的經(jīng)濟學名著，大多是在批判中構建的理論基礎。馬克思的《資本論》，其副標題就是“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而在中國，在孫冶方所處的時代乃至于今天，馬克思作為經(jīng)濟學界鼻祖為人敬仰，但他的批判精神卻被人遺忘。因此，孫冶方身體力行，提倡在學術研究上百花爭鳴，講究公開的學術討論和商榷。作為研究機構的負責人，他十分重視學術民主，提倡研究討論切磋，決不把學術問題當政治問題；他提倡在學術面前人人平等，既允許批評的自由，也允許反批評的自由。他對別人進行指名道姓的爭論，也坦然歡迎別人對他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或批評，對有些經(jīng)過實踐而認為尚不準確的觀點，他公開進行自我批評并表示放棄。

孫冶方的遺囑

孫冶方與于光遠兩位經(jīng)濟學家“8+2＝10”的學術爭論，已成為中國學術批判史的經(jīng)典段落。1981年夏，在大連召開的一次經(jīng)濟科學學術討論會上，孫冶方給同在主席臺上就座的于光遠寫下了這樣的一個字條：8+2＝10。我和你兩個再互相爭論或批評（點名批評）一番，湊滿十個指標。于光遠含笑迎之。

孫冶方去世后，親人們將他的骨灰撒向江河。

在當年秋天的另一次學術會議上，孫冶方指名道姓地批評了于光遠的一個觀點：科學、教育、文藝、醫(yī)療衛(wèi)生也算生產(chǎn)性勞動。孫在闡明自己的觀點后特意指出：“百家爭鳴已經(jīng)提倡了多少年了，可是開展得不好，我們經(jīng)濟學界互相商榷、討論問題很少，偶然有一點但也是不點名的。為了改變一下風氣，我同于光遠同志最近相約，要就生產(chǎn)性勞動問題開展一次互相批評。我不僅在這里點名同于光遠同志商榷，而且還列了個名單，凡是我不同意的意見，我都點了名了。我也希望光遠同志和別的同志對我也來個點名反批評。只有這樣，才能中肯地研究一些問題?！迸c會的于光遠贊同孫“要指名道姓地爭論”的觀點。

孫冶方與薛暮橋是老一代經(jīng)濟學家中的“雙子星”，他們是一個家族的兄弟。然而，兩人的研究方法和觀點有著諸多的差異。對此，他們采取的方式是“求異存同”，相互間指名道姓的爭論，成為那個時代學術界津津樂道的佳話。

兄弟倆在商品經(jīng)濟和價值規(guī)律的問題上一直存在較大的分歧。但只要可能，兩個人的文章在發(fā)表之前都相互征求意見，同時聲明保留批判權。1950年代，中宣部曾給薛和孫都布置過編寫中國政治經(jīng)濟學教科書的任務，兩個人各有自己的體系和寫作班子，甚至形成了某種相互競爭的態(tài)勢。薛暮橋最終形成了《中國社會主義經(jīng)濟問題研究》，孫冶方形成了《社會主義經(jīng)濟論大綱》，除了學術觀點的不同外，雙方都非常尊重對方的學術研究。

現(xiàn)今經(jīng)濟學界記憶猶新的一件事，是兄弟倆一起主持的一次學術研討會。那是1979年在無錫，兩人分別代表國家計委經(jīng)濟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在自己的家鄉(xiāng)共同主持了被譽為“為改革時代的到來吹響號角”的大會。開幕式上，薛暮橋講學術觀點，但更強調(diào)“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孫冶方也講學術觀點，但更強調(diào)講了“五不怕”：不怕受批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離婚、不怕殺頭。共同倡導一種學術批判精神。在會議將要結束的時候，薛強調(diào)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孫強調(diào)還要繼續(xù)提高理論水平。兩人各唱各的調(diào)，為大會圓滿結束相視一笑。

對于孫冶方的遺囑，薛暮橋及經(jīng)濟界的學者們，尊重他的遺愿。1983年9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研究所和《經(jīng)濟研究》編輯部在無錫召開了“孫冶方經(jīng)濟理論討論會”，對他的理論進行了討論。1998年，在紀念孫冶方九十誕辰的學術研討會上，薛暮橋?qū)ｉT送來了文章，而其中一篇就是與孫冶方觀點進行商榷的文章。他以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來紀念自己的兄弟，既是對孫冶方的尊重，也是對學術批判風氣的倡導。

愛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時說：“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其道德的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的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后者，它們?nèi)Q于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人們以為的那樣。”用來評價孫冶方的一生，是那樣地貼切?；蛟S，伴隨著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孫冶方的經(jīng)濟理論的局限性會愈發(fā)明顯，但他堅持學術尊嚴的風骨，也將會愈發(fā)為世人所敬重！

附：我的外公孫冶方——武克鋼訪談錄

2008年，是舉世矚目的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也是中國著名經(jīng)濟學家孫冶方100周年誕辰。在“左”禍深重的年代，孫冶方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理論，身陷囹圄達7年之久。改革開放大幕拉開，孫冶方又以對中國經(jīng)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得到國人的崇敬。回顧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既是對改革開放的最好紀念，也是對孫冶方的最好懷念。為此，我采訪了孫冶方的外孫，云南省政協(xié)常委、著名企業(yè)家武克鋼先生。

革命的外公和資本家的外公

徐慶全（以下簡稱徐）：克鋼，我看到的材料表明，你是一個擁有兩個外公的人，孫冶方還不是你的親外公。你還是先介紹一下這里的關系吧。

武克鋼（以下簡稱武）：我母親生于江蘇無錫。那時，無錫有兩個有名的家族：榮家和薛家。榮家，就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榮毅仁家族；薛家，就是我母親的家族。薛家與榮家一樣，都是從事實業(yè)救國的大家族，而且兩家關系密切。30年代，榮毅仁的父親榮德生被綁架，我母親的父親，也就是我的親外公薛明劍，代表青幫去和綁架方談判，并同時通過吳鐵城報告蔣介石說，江南富商被綁架了，要求派軍隊。我親外公的談判很順利，救出了榮德生。榮德生離開10分鐘，綁架者就全部被殺了。

我的親外公薛明劍兄弟四人，最小的是薛萼果，也就是后來的孫冶方。他參加革命后，為免連累家人改名，從母姓孫。薛明劍有子女16個，而薛萼果則無兒無女。南方有這樣的傳統(tǒng)，兄弟之間如果有的沒有孩子，另外兄弟的孩子多，就要過繼給沒有孩子的兄弟。薛明劍就把我的母親過繼給了孫冶方，所以我是孫冶方正嫡的外孫。在我眼里，他也是我的親外公。

孫冶方的外孫武克鋼在建設中的孫冶方紀念館前。

徐：薛明劍是大資本家，又和國民黨有聯(lián)系；而薛萼果也就是孫冶方，則后來參加革命，成為反對國民黨的人。你有一個屬于大資本家的外公，又有一個屬于顛覆資本家制度的外公。很有趣??！

武：的確，兄弟倆相反。薛明劍走的是富民強族實業(yè)教育救國之路，孫冶方走上的是世界大同，共產(chǎn)主義之路。雖然今天人們只知道弟弟而對哥哥知之甚少，但70年前的情況卻正相反。薛明劍做過國大代表、立法委員，是當年南方民族工業(yè)界舉足輕重的人物，被孫中山和蔣介石器重。從現(xiàn)在留下的他的遺稿看，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經(jīng)濟學家、企業(yè)管理家。他甚至可以把一個紗廠按照我們現(xiàn)代企業(yè)的管理方式來經(jīng)營。

徐：薛明劍比孫冶方大14歲，“長兄如父”，按理說，孫冶方也應該成為國民黨的一員，可他為什么卻選擇了共產(chǎn)黨？

武：孫冶方是有些書生意氣、書呆子氣的人，因為他是兄弟中最小的老四，所以大家都很照顧他。其實，他后來走上了與薛明劍不同的道路，也是很偶然。他晚年幾次跟我講，人生都是很偶然的，如果那時他再大兩歲，就會被薛明劍帶去投奔國民黨。14歲那年，孫冶方考取“無錫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在這里，他遇到了老師張效良（張志和）。據(jù)外公講，張效良是中共最早期的那一撥黨員，曾東渡日本追隨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后他感覺理想破滅，就只身奔赴南洋在檳榔嶼群島華僑中學任教。1922年春，因組織華僑抗爭新加坡英國殖民當局者侮辱中國，干涉華僑教育的條例，被驅(qū)逐出境?；貒笾泄采虾５叵曼h派他到孫冶方就讀的“無錫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以教員身份為掩護，發(fā)展組織，宣揚革命。就是這位張先生在薛萼果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共產(chǎn)主義是人類最完美存在方式，共產(chǎn)主義必定要在中國和全世界實現(xiàn)的意識形態(tài)種子。這成了薛萼果——孫冶方一生再也沒有動搖過的信仰。不僅如此，受外公的影響，薛明劍家里的5個孩子也都投奔了共產(chǎn)黨，包括我母親在內(nèi)，后來都成為共產(chǎn)黨優(yōu)秀的高級干部。

徐：薛明劍、孫冶方都是你的外公，而且這兩個外公所走的道路又是那樣的不同，在你與他們交往時，是不是會有一些不同的感覺呢？

武：當然有了。解放以后，薛明劍是被改造的對象，而孫冶方則是共產(chǎn)黨內(nèi)的高級干部，兩個人的地位天壤之別。薛明劍住在上海，小時候，我到這個資本家的外公家里，也感覺很氣派，他住在很漂亮的石庫門一大棟小洋樓里，但常常牢騷滿腹，因為他是被改造的對象嘛。不過，外公對我們孩子的教育很重視，他讓我們背誦古書，諸如《論語》、《三字經(jīng)》等等，要求是非常嚴厲的。外公有很深厚的國學修養(yǎng)，毛筆字寫得非常漂亮。他逼我學寫毛筆字，并一筆一畫地教我。我現(xiàn)在還能寫點多少像樣子的書法，就是得益于外公的啟蒙。

孫冶方在北京，政治地位很高，住得也很好。我到北京外公身邊感覺很風光，覺得他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人。由于他的革命經(jīng)歷，與周總理、陳毅、朱德等關系很密切，他們之間經(jīng)常串門，我也成為他們眼中的小寵兒。周總理喜歡抱我，鄧穎超大姐給我拿糖吃，那時候糖是非常珍貴的。外公和陳毅都是新四軍出來的，所以關系更熟悉一些。陳毅抱我，喜歡用胡子扎我。我8歲那年，參加八一建軍節(jié)活動，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回來和同學講我見到毛主席，他們還認為我在吹牛。那時候，我雖然不是很懂事，但也知道，北京的外公是革命的。他對我要求也很嚴格。我上小學時，有一門功課不及格，母親最嚴厲的訓斥就是：“你這樣的成績怎么交給外公？”她說的是北京的外公。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也十四五歲了，開始懂事了，但我兩個外公卻都從我生活中消失了。母親警告我不準在外頭講任何一個外公，好像要把我童年這一段回憶抹掉似的。因為上海的外公作為資本家被抄家揪斗；北京的外公作為反革命也被打倒了。

徐：那你呢？“文革”初期是不是也很狂熱？有沒有參與揪斗你的兩個外公？

武：狂熱是肯定的，但沒有參與對外公的揪斗?！拔母铩睍r我們家在武漢，雖然“文革”的風暴讓我很狂熱，也積極參與，但也沒有想到我兩個外公應該揪斗。不過，說起“文革”的經(jīng)歷，我也是很有意思的。今天一些有記載的“文革”中的大事，鬼使神差地我都在場。1966年，毛主席在武漢橫渡長江，現(xiàn)在還有一幅照片，除了保衛(wèi)毛主席的人之外，還有一些孩子圍在主席身邊，其中就有我。這是當時王任重讓他兒子王世龍安排幾個同學來，那是我第二次見到毛主席。還有，因為我和王任重的兒子王世龍是同班同學，我也是第一批到北京參加“8·18”毛主席接見紅衛(wèi)兵的學生，住在中南海里。我采了好多中南海的松柏，回到武漢給同學每人發(fā)一枝，讓他們也沾點北京的“仙氣”。上海王洪文帶人沖擊車站的“安亭事件”，我就在場。那時，我上海的外公還沒有被揪斗，我去上海外公家，火車走到上海就被困了，在車里待了整整三天三夜。我到外公家后。外公一連串地向我發(fā)問：你是不是紅衛(wèi)兵呀？我說，是呀。他問，你抄人家呀？我說，抄過。他嚴厲地說：不可以的，不對的。其實，解放以后，外公對共產(chǎn)黨的政策是非常擁護的，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時，他也是積極參與者。但對于“文革”，他開始就是極力反對的。他認為這樣做完全沒有道理。

改變我家命運的是武漢“七·二〇”事件。不僅我父親被抓，我也被通緝。我是通緝令名單上年齡最小的一個，通緝令和紅衛(wèi)兵袖章還都在。父親被抓前，給了我一張紙條，要我?guī)еツ暇┱以S世友伯伯保命。這樣，我才參了軍。我父親也是老紅軍，革命歷史非常清楚，所以，雖然被抓但很快被解放了。我母親是屬于知識分子家庭長大的，恪守著“好鐵不打釘，好兒不當兵”的信念，因此，父親一回家，她堅決地又要父親把我弄回來，寧肯讓我去插隊。插隊時間不長，我就到大冶鋼廠當工人，在鋼廠入團后，表現(xiàn)特積極，還當過大冶鋼廠的團支部書記呢。

徐：你這樣積極，是不是覺得你的兩個外公，的確應該被打倒？

武：對于上海的外公，我覺得他本來就是資本家，揪斗也是應該。對于北京外公，由于他堅持社會主義經(jīng)濟也要遵循市場規(guī)律，很早就對蘇聯(lián)的那一套提出批判，他在1964年就遭到了批判，而且這場批判還是康生發(fā)動的；“文革”中，他被繼續(xù)批判并被抓進監(jiān)獄，我也沒有覺得特別不好理解。當然，我當時也不懂他的觀點。說他們的確應該被打倒，那也不至于，因為他們畢竟是我的外公呀，但讓他們接受批判，我也的確覺得應該。不過，后來我就不這么想了。

在北京與外婆相伴，接外公出獄

徐：你說這個“后來”，是什么時候？

武：就是“九一三”事件?！熬乓蝗笔录ξ矣幸环N晴天霹靂般的震動，傻啦、害怕啦，開始覺得不對頭了。那時，我就有些思考了。我掰著手指頭數(shù)，毛主席身邊的人，除了周總理，簡直沒有一個好人啦。我小時候覺得和藹可親的楊尚昆、陳毅等人，都是壞人，我難以理解，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錯。推而廣之，我的已經(jīng)關在監(jiān)獄里的北京外公和正在勞動改造的上海外公，我也覺得他們根本就不是壞人。我把這個想法和母親說了。母親40年代末在武漢讀書時，就參加了共產(chǎn)黨，當然看得比我更遠一些，只是她不說而已。母親這才給我講了北京外公的學術觀點，并把他的書找來給我看。我越看越覺得，北京外公真是了不起；越看越覺得，對他的批判是必然的，因為他的觀點，與毛主席用“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思路，簡直是南轅北轍。

徐：你是不是這時候才覺得，有這樣的外公應該真正感到自豪？

武：確實感到自豪。同時，也覺得，應該與外婆洪克平聯(lián)系。母親也說，等你到北京上大學，一定要看看外婆。

徐：等你到北京上大學？你那時要到北京上學？

武：那是1972年，是推薦上大學。我經(jīng)過了工人推薦、黨組織選拔幾道關口，就等著錄取了。但是，到最后我的名額被大冶鋼廠軍管會負責人的女婿頂了，我就沒上成大學。這對我刺激非常大。我也不想沾父親的光，就到長江航運廠當了一年水手，1973年才被推薦到北方交通大學。

母親特別高興。臨行前，她把我叫到跟前謹慎叮囑我：“到了北京想辦法去看看外婆，外公被抓起來了，他是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罪名被抓的。他是反對林彪的。現(xiàn)在林彪都死了，他也可能會很快被放出來。他是個老共產(chǎn)黨員，他是個好人?！蹦赣H先讓我向在北京的大姨媽打聽情況，如果情況不好，就先不去。

徐：你去了嗎？

武：當然去了。那時，外婆住在三里河一個筒子樓里，早就不是我小時候印象中漂亮的四合院了。自外公被抓后，外婆一個人獨居，基本上不和任何人來往，我敲了半天的門，也沒有人應聲。后來，外婆說，她就想不到會有人到家里來的，以為是敲錯門了。外婆見到我后，一把就把我抱住，老淚縱橫，哽咽著說：“沒有想到你會來，你外公也不知被抓到哪里了，這么多年都沒有音信了?！比缓?，又急切地問：“你母親還活著嗎？你家里人還好嗎？”都有些語無倫次了。后來，我經(jīng)常來，幫外婆做家務，幫她劈柴、燒煤、做飯。

徐：你跟外婆都談些什么？

武：談得最多的還是外公。我雖然從小就知道外公很不簡單，與中央領導同志關系那樣密切，讀了他的書后我又覺得他最有學問，更了不起；但是我對外公的歷史了解很少，我和外婆談得最多的，就是關于外公的歷史。從外婆那里我才知道，原來外公是這樣了得：老共產(chǎn)黨員，還和王明、楊尚昆、張聞天等人一起在蘇聯(lián)留過學。外公因為江浙同鄉(xiāng)會事件，當年還差點被共產(chǎn)國際槍斃，因為蔣經(jīng)國的緣故才保了一條命。鄧小平、葉劍英從法國回來到莫斯科學外語，學政治經(jīng)濟學，外公就是他們的老師——后來，外公病重鄧小平看望他，稱呼他為“孫老師”就是這么個來歷。

徐：了解了外公的歷史，是不是對外公就更加崇敬了？

武：不是崇敬，就是覺得外公的骨氣特硬。那時，外婆最擔心的是外公的生死，她想知道外公是否還活著。外公被抓走后，既沒有人來通知過她什么，也沒有人叫她送過衣服，她也不知道去找誰去問。我就到外公所在的中國科學院學部經(jīng)濟研究所去打聽。可是，經(jīng)濟所早就亂七八糟了，不知道誰是誰了，根本問不出來。

徐：但不管怎么說，有你常來看外婆，外婆畢竟要比一個人獨居要好多了。

武：那是啊，不過，后來外婆就更高興了，因為他們的養(yǎng)女李昭也來了。這時候已經(jīng)是1974年了，周總理病重，鄧小平復出，大刀闊斧地整頓“文革”的混亂局面，對老干部的監(jiān)管也逐漸放松了。這一年的10月，有人通知說，外公還活著，可以去看他。我立刻陪外婆到秦城監(jiān)獄去看外公。但到秦城監(jiān)獄門口，我卻不能進去，只讓外婆一個人進去。外婆出來就哭了，告訴我：“老頭子太可憐了?！蓖夤箾]有訴苦，只是向外婆要草紙，后來才知道他是用來寫東西；要被子，說這里冬天很冷，被子太薄了。他告訴外婆，在監(jiān)獄六年，他就做兩件事：一是寫外調(diào)材料，一是讀馬恩、毛澤東選集，他把《資本論》都快讀爛了。

徐：其實，當時孫冶方在監(jiān)獄里也沒有停止過思考，他還在寫作，只不過是靠打腹稿而已。

武：是的，但是他還不能和外婆說這些。后來，我又陪外婆去過幾次，但都不準許我進去。1975年初的一天，外婆突然打電話到學校找我，留言說有事。我就趕到外婆家，原來外公要被放出來了，要我陪她一起去接。那天，學部的軍管會也來人了，陪我們一起去秦城監(jiān)獄。外公走出監(jiān)獄大門后，我看他有點迷茫有點糊里糊涂的樣子，可能因為他在沒有任何精神準備的情況下，就被放了出來的緣故。這是我10年后第一次見到他。他有些茫然地盯著我，后來才如夢方醒地叫了聲“沙沙”，那是我的小名。沒有意外的驚喜，平淡得一塌糊涂，而我卻忍不住淚水。

徐：大概由于軍管會的人在，外公也不好說什么吧。

武：是的。不過，這次放外公出來，我們感覺很突然，并且也不知道放他出來以后怎么安排。在路上，軍管會的人也沒有說。接到他以后，車子就直接把我們拉到學部軍管委員會去了。等了片刻后，來了一個軍管會的什么人，趾高氣揚地和外公談話：你的罪行是嚴重的，你反對毛澤東思想我們是記錄在案的；黨的政策是什么什么等等。外公沉靜地說：“我也不知道我為什么坐牢，我也不知道你們?yōu)槭裁窗盐曳帕?，既然你代表組織跟我談話，那我就談三點：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觀點。對我的學術觀點，可以討論，可以爭論，可以批判，但我還沒有認識到我錯在哪里?！避姽軙缓米晕医獬暗厮屯夤丶?。

徐：回來以后，有關部門有沒有再找麻煩？

武：沒有。中國的事就是這么奇怪，說復雜就復雜，說簡單就簡單。外公回來后也沒人管他，也沒人發(fā)給他工資，也沒人找他談話，起碼三個月沒有一個人來看他，他成了被“遺忘”的老人了，他也不敢和人家聯(lián)系。當年抄家時，把外公家都抄遍了，書全部搬走了，就有一樣東西被外婆保護下來了，一臺20寸的蘇聯(lián)產(chǎn)的黑白電視機，這在當時是稀有的東西。外公就靠它解悶。外公回來后，我天天去他家，大姨媽和小阿姨李昭就禮拜天偷空來。那時只靠外婆一個人的工資，生活過得很拮據(jù)。

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風浪中

徐：對于一個在監(jiān)獄都思考的人來說，不會這樣只靠電視機解悶吧？他有沒有和你詳細聊監(jiān)獄里的生活？

武：聊過，他詳細地給我講了為什么他會很早就被抓進監(jiān)獄。他告訴我，至少從1958年開始，中央的一些人就對他很不滿意了。

他說，1958年“大躍進”時，“一大二公”之風盛行，張春橋在《解放》雜志上發(fā)表文章，鼓吹供給制，“我堅決反對，由此我提出了‘價值論’。張春橋不滿還在其次，因為那時他還構不成對我的威脅，當然，后來‘文革’時就另當別論了，主要是中央有些人對我不滿。1962年6月到8月，陳伯達邀請我每天去《紅旗》雜志編輯部參加‘座談會’，康生也幾次約我去‘座談’，讓我講我自己的學術觀點。其實我知道，那是他們‘釣魚’，以便收集我的‘修正主義罪證’，以后再將我一棍子打死。有些好心人勸我不要參加，我堅決要參加。我對他們說：‘我不需要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只要有答辯權，允許我反批判就行。帽子總是要戴的，不是戴這頂，就是戴那頂，可是答辯權最要緊?！?963年底，那時候已經(jīng)開始‘反修防修’了，我在哲學社會科學部一次擴大會議上還是講了我的關于利潤問題的觀點。一些朋友到我家里勸我，我還是認為，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比什么都重要，謝絕了朋友的關心?！?/p>

徐：孫冶方的朋友后來對這次會議的情況有回憶。朋友對孫冶方說：“現(xiàn)在風聲很緊，還是不要再講利潤問題?！彼卮穑骸笆裁词秋L聲，我不是研究氣象學的。”這樣擲地有聲的回答，說明他對學術嚴重的“風派”行為是深惡痛絕的。他的老朋友、經(jīng)濟學家平心逝世后，他感念平心的風骨，發(fā)議論說：我憎恨那些文化專制主義及其卵翼下的惡霸、惡棍，但我也討厭那種聞風而動的風派人物。這些人并不是不懂馬列主義常識，而是有私心，因而東風來了唱東調(diào)，西風來了唱西調(diào)，經(jīng)常變換臉譜，完全喪失了一個科學工作者起碼的品質(zhì)即誠實。所以，我們在反對文化專制主義的同時，也應該反對為個人私利出賣原則的惡劣學風。

武：是啊，他不會做風派人物，仍然堅持寫這方面的文章，公開刊物發(fā)表不了，他就在內(nèi)部刊物發(fā)表。用當年康生的話講，簡直是“死不改悔”了。到了1964年，康生、陳伯達就根據(jù)外公在內(nèi)刊上發(fā)表的文章，給他戴上“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的帽子。有一次他們指定他去參加會議，討論一篇在他指導下，由幾個年輕人寫的有關生產(chǎn)價格的論文。他挺身而出，把火引向自己。他說：“不必批判年輕同志，這些觀點是我的?！本瓦@樣承擔了政治責任。在會上他闡發(fā)了價值規(guī)律的作用和資金利用效益的重要性之后，嚴正聲明說：“要解決幾十年的疑難，是要冒點風險的。盡管人家在那里給我敲警鐘，提警告，說這是修正主義觀點，我今天還要在這里堅持自己的意見，以后也不準備檢討。”在重重的壓力下，有的人放棄了原來的觀點，有的人灰心失望準備改行?？墒撬跁瞎_宣布接受挑戰(zhàn)。他說：“對我來說是遭遇戰(zhàn)，我應戰(zhàn)?！彼€說：“你們沒有把我打垮，現(xiàn)在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不是我，而是別人！”從此對他的打擊一步步升級，直到“文革”開始，1968年4月4日夜間他被戴上手銬，關進秦城監(jiān)獄以后，人們才再不能夠聽到他的聲音。

不過，他進了監(jiān)獄還跟管理人員“叫板”。他對管理人員說：“死不足惜，聲譽毀了也不要緊，我長期從事經(jīng)濟學研究所形成的觀點決不能丟，我要為真理活下去，要在死前把它留下來，讓人民去作公正的判決。”老頭子他坐了七年的牢，在牢房中他一直堅持寫他的“論戰(zhàn)書”。這些理論經(jīng)過了20年的“反思”，因而他是有充分信心的。獄中沒有紙，沒有筆，他就打腹稿，反復背誦，達85遍之多。他長期患肝病，居然熬過了極端苦難的七年鐵窗生活。真是奇跡！

徐：老人家是靠信念活著的，要不然也不會剛過上幾年好日子就去世了。

武：是啊。當年被關進秦城監(jiān)獄后兩三年就放出來的人到我家說，在那里是單人監(jiān)禁，沒有人說話，人很容易被關瘋的，犯人們都盼望提審，好有說話的機會。外婆一聽，就哭著對我說，老頭子被關了好幾年了，你說他會不會被關瘋了。在一旁的徐雪寒爺爺說：你放心，老孫不會瘋的，他是個有信念的人，他會好好地活下來的。的確如此。外公談到這一點時說：“我要感謝政治經(jīng)濟學，是政治經(jīng)濟學救了我的命，我的觀點是我的精神支柱。”

把他從監(jiān)獄接回家不久，他好像從迷迷瞪瞪的狀況中醒過來了。他對我說，他要看書，讓我到我們學校圖書館給他找書找報紙。我們圖書館也沒有什么書，就把這幾年的報紙給他借回來，他翻看了一遍。然后，讓我到學部去找他被查抄的書。我求爺爺告奶奶地費了半天勁，才知道書的下落——都放在學部的地下室了。但是，軍管會的人不讓我搬走。我與他們大吵大鬧，他們作了讓步，說，要搬也可以，但要經(jīng)過檢查，把反動的書留下來，不反動可以搬走。他們檢查了半天，給我留下的大多是馬恩列斯毛的著作。我和同學頂著大風，蹬著板車給拉回來。就是這樣，外公也高興壞了。

徐：有書可讀，他當然會很高興了。那時候他是不是整天讀書研究？

武：也不是。那一段時間，他同時干四件事情。第一件是讀書。其實，他在監(jiān)獄里就把《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從頭到尾咀嚼到了爛熟于胸的程度，又重新讀。那時候，張春橋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破除資產(chǎn)階級法權》，認為價值和商品，造成資產(chǎn)階級法權，引用了很多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話。外公讀后，說，這是斷章取義。他查馬克思、恩格斯原著，寫了一篇駁斥文章。我?guī)退瓕懞螅麑懮稀八椭袊茖W院學部”。我和外婆擔心，要是送上去會不會又被抓進監(jiān)獄啊。他堅持要送上去。后來，江青在大寨的講話又點他的名說：“孫冶方又要翻案了?！迸c這事是有關系的。他不但不怕，還坦然地說：“我有什么案可翻？至于經(jīng)濟學問題，我可以同她爭論。他們把經(jīng)濟搞成了這個樣子，難道也是我孫冶方的罪過嗎？”

第二件事，整理他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學綱要》。這是他在監(jiān)獄里默誦幾十遍的一部書稿。他口授我?guī)退涗洠徊糠忠徊糠值貋?，也只完成了一小部分。粉碎“四人幫”以后，?jīng)濟所專門安排助手幫他整理。

第三件事，是與一些“老右派”們串聯(lián)。1975年下半年，這些“老右派”們活躍起來，互相串聯(lián)。外公家里常常門庭若市。陳翰笙、陽翰笙、徐雪寒、梅益、方毅、宦鄉(xiāng)、汪道涵、張勁夫等等，我在報紙上?？吹降摹胺锤锩肿印倍紒砹?。他們來，只要我在，都是我做飯。外婆常對來人夸我：沙沙能做一桌子酒席呢。他們在飯桌上什么都說。你還別說，這些人還都挺“猖狂”，議論國家大事，那真是放言無忌。

第四件事，是寫各種各樣的材料。外公經(jīng)歷比較復雜，他說，現(xiàn)在有很多人因為歷史問題被關進監(jiān)獄，遭受審查。有些事情我是知情者，一定要如實寫出來，交給組織，不然，有些人會一直被冤枉下去的。他是抱著對歷史負責的態(tài)度來做這件事的。他寫過有關“二十八個半”的材料，江浙同鄉(xiāng)會的材料，關于上海地下黨、關于潘漢年和揚帆的一些事情。這些材料都是我?guī)退瓕懙?，由此，我也知道了歷史上的一些事情。外公對揚帆和潘漢年遭遇不幸常常感到不平，他在材料中專門寫了這個問題。后來，我陪外公到上海見過揚帆，他的眼睛都瞎了，外公和他見面就抱頭痛哭。我?guī)屯夤瓕懞?，外公仍然要很正式地寫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認真地報上去?！胺磽粲覂A翻案風”時，江青說“小小孫冶方膽大包天，竟敢直接攻擊毛主席”，就是沖著他送上的那些材料來的。

徐：“反擊右傾翻案風”已經(jīng)是1976年了，“四人幫”一伙占了優(yōu)勢，對孫冶方有沒有實際行動？

武：沒有了，1976年的形勢眼花繚亂，我想，江青他們也顧不上了，只是口頭批判而已。

徐：1976年年初總理去世，接著發(fā)生了震驚中外的“四五”事件。外公和總理感情很深。那時候，他是怎么看的？

武：總理去世后，外公一天沒吃飯，唉聲嘆氣、煩躁不安，時不時地老淚縱橫。我才知道總理在外公心中的分量。“四五”悼念總理的活動中，我正是積極的參與者。從3月底廣場上開始擺放花圈開始，一直到4月5日被鎮(zhèn)壓，我都在廣場。最后一個花圈是我們學校的，我扛進去的。鎮(zhèn)壓天安門事件的是首鋼和長辛店的工人民兵，正好有一個帶隊的人是我們學校畢業(yè)的師哥。他告訴我們，已經(jīng)下了鎮(zhèn)壓令了，外面封了你們出不去了，跟我們在一起吧。我就跟他們一起混出去了。

那段時間，外公到處打聽消息。來家里傳消息的人也多。傳鄧小平的話、毛主席的話。我記得學部原來的黨組書記梅益來，還跟外公開玩笑說：這次“反擊右傾翻案風”跟你老孫也有關啊，江青就說過，“小小孫冶方竟然敢反毛主席，這樣的右傾翻案我們不打倒行嗎？”外公哈哈大笑。

我每天從廣場回來，就向外公詳細匯報。外公常常很興奮，說，人民開始覺醒了。有一天，他對我說，你帶我去看看吧?？赏馄艌詻Q不同意，甚至同外公和我吵起來了。外公和我無奈，就趁外婆睡午覺時，偷偷溜出去。我和我的同學用自行車把他從三里河推到天安門廣場。外公長得很像外國人的，穿著50年代的呢子裝，又拄著拐棍，很洋派地在廣場來回看，在總理遺像前鞠躬，很引人注目，據(jù)說還被當時監(jiān)控人員拍下來了。悼念活動被鎮(zhèn)壓后，外公非常憤怒，情緒都有些崩潰了，覺得國家又將陷入深淵，他也會被再次抓起來。他甚至精心地安排后事：他要我少到家里來，怕他的身份牽涉到我；把他的經(jīng)濟學的手稿交給李昭和我保存，希望將來有機會發(fā)表。這一切安排妥當以后，才又像無事人了。

改革開放政策的推手

徐：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對于這兩件大事，你外公是怎么看的？

武：毛主席逝世，我和外公都沒有過度的悲傷。那時我們思想已經(jīng)變了，總理、朱德去世非常痛苦；因為受身邊發(fā)生的事情的感染，毛主席“神”的光環(huán)已經(jīng)消失了。那時，我很關心毛主席逝世后的政局。我和外公仔細看參加毛主席追悼會的長長的一串名單，煞有介事地討論政治局人選，分析鄧小平還有沒有機會，誰能幫鄧小平，誰和江青等人站在一邊。

“四人幫”倒臺的消息，我在10月6日下午就知道了。我們學校高干子弟比較多，消息也比較快。華國鋒女兒的男朋友在我們學校，他傍晚就告訴我們了。當時主持鐵道部工作的郭維城的女兒，是我同班同學，郭也參加了西山會議，7日上午，就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的女兒。消息得到了確證，我非常興奮，也不管上課不上課的，就直奔外公家告訴他這個好消息。外公興奮得像小孩一樣，用拐杖頓地，大喊大叫。然后，他就到處散布這個消息。而我給大姨媽報信時，大姨媽根本不信，一把抓住我說：天安門事件你就把我嚇個半死啊，你現(xiàn)在又搞什么呀！不準再胡說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