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心態(tài)

當然，河下對于吳承恩，并不僅僅是提供了金錢喧囂、繁華富庶的生活背景，對吳承恩影響最為深遠的是這里形成的地域文化小氣候。

中國古代，對商人身份有明確的界定：“士農工商”，商人排在末位。盡管小商小販成長為富商大賈之后，社會地位會有適當?shù)奶岣?，但是政治地位與仕宦——也就是與業(yè)儒做官的人相比，還是有天壤之別。一個人，一個家族，財產再多，富得流油，但只要沒有官位，就仍然沒有貴可言，在法律上還是個平民，就得遵守許多以平民為對象的規(guī)矩。相反，只要有了官職，身份相應就貴，一旦貴了，就成了社會的特權階層：住宅可以是三間甚至是五間的門面，可以讓大門緊閉專候達官貴胄而平時都由旁門進出，上路可以鳴鑼開道，可以坐八抬大轎，可以仰頭對人說話，可以接受別人跪拜……即使官職不高，至少也可以免繳賦稅，可以免受許多無端的欺凌羞辱，這對于許多人家來說，已經是幸福了。上述規(guī)定有些后來漸漸形同虛設，尤其是對于富商大賈，他們會用金錢擺平許多規(guī)定制度。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你仍然不能得罪官府，否則一個小小的胥吏，就可以使你頃刻間傾家蕩產，此即俗諺所說的：“窮不與富斗，民不與官斗?！痹谡麄€中國的古代社會，富實在還是一種層次不高的社會滿足，而官位帶來的滿足，才是精神層面上的享受。

要想身份尊貴，必須做官；要做官，必須走上仕途；登仕途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科舉，就是這么簡單明晰。所以科舉的獨木橋上，總是熙熙攘攘，而各個社會階層，都有向官宦匯流的強烈欲望。經商的人在掘得第一桶金以后，必然要以各種形式向士的社會階層靠攏，有的交結官府，仰他人鼻息；有的附庸風雅，與文士為朋。最普遍的現(xiàn)象就是家族中形成分工，有人讀書，爭取做官為家人爭取地位；有人繼續(xù)經商，提供經濟支持。而這種分工延續(xù)到最后，則往往是棄商業(yè)儒。所以，凡富商聚集的地方，必定是文化活動頻繁的地方，必定也是風流名士流向的地方，將來若干年以后，必定又是科舉旺地，學者輩出的地方。

河下的商人也不例外，他們精神上的向往就是富且貴，即家門既有金銀如山，又有冠冕出入。舉一個典型的例子：河下運河古渡邊的牌坊下，曾經有一大片連云宅邸都屬姓閻的所有，這個閻氏家族，祖籍山西，經營鹽業(yè)，弘治年間廢“開中法”后，閻家是攜巨資來淮安定居的鹽商之一。在淮安的前三代，閻家的身份是富商，但子孫已經開始修文；第四代，出了一位進士；第五代，出了一位貢生；第六代的傳人，則就是清代順治、康熙年間大名鼎鼎的學者閻若璩，其出入經史長于考證自不待說，而其子即第七代傳人閻詠，仍是繼承家學，科舉出身。這種官本位的傳承，是衡量一個家族是否具有活力的標準，在河下非常具有典型性。

還有一段佳話出在清代侍讀銜內閣中書、加正三品的著名經學家丁晏身上。話說河下古鎮(zhèn)與淮安府城之間，有一大片蜿蜒開合的水面叫蕭湖，乘船由河下和府城兩個方向都可以進入蕭湖，由此蕭湖成了當時淮安大戶人家的休閑度假區(qū)，沿湖不僅綠柳成蔭，而且園林連片，花紅草綠中又間雜酒旗風標，甚至還有彩妝龍舟，宛然一派曲江灞橋古風。有一天，丁晏與同年進士高紫峰大人相約，定了一條酒船，邀十幾位朋友游湖。船上自然有酒，而淮揚船菜也十分有名，主客歡飲之間，忽然有人扳手指指眾人一一點數(shù)，然后哈哈狂笑。眾人這才看出在場的十幾個人竟然全都有進士、舉人身份，自然是有人提議“浮一大白”。然后眾人按照丁晏的提議，仿唐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旗亭畫壁的舊典，吟詩聯(lián)句，至月上而歸。這就是古代文人十分向往崇尚的所謂“雅集”，前提是所有參與雅集者，必須都是正宗文人。而據《淮安河下志》等統(tǒng)計，明清兩朝，河下這一彈丸之地，出過六十七名進士，其中狀元、榜眼、探花都有，號稱“河下三鼎甲”；有舉人一百二十三人；有諸生一百四十多人；有傳記入《明史》《清史稿》者十余人。

吳承恩生活的年代，正是河下科甲方盛之時，“河下三鼎甲”中有兩位與吳承恩同時代且有直接關系：第一位是探花蔡昂，是吳承恩仰慕的前輩，蔡府飛騎報捷的時候，吳承恩已經九歲，探花郎高中所引起的轟動給他留下了深刻的記憶；第二位是狀元沈坤，吳承恩的總角之交，沈府與吳宅近在咫尺，雞犬相聞，快馬一次次送到那里的捷報，絕對是吳承恩不得不聞的窗外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