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富民夢

謝高華

◎1931年出生，浙江衢州人。1953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浙江省衢縣縣委書記，衢州市委（縣級市）書記，義烏縣委書記，金華地委農工部部長，衢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衢州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等。2017年4月，榮獲中國市場學會頒發(fā)的“全國商品交易市場發(fā)展終身貢獻獎”。改革開放初期，任義烏縣委書記期間，在全國率先開放小商品市場，試水經濟體制改革，是義烏改革的開拓者和義烏市場發(fā)展的奠基人。

我今年88歲了，從1949年6月被選為村農民協(xié)會委員起，我就有一個夢想，那就是讓我們祖祖輩輩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富起來，1953年5月加入黨組織后，這一夢想更加強烈。是黨的改革開放政策讓我心想事成、夢想成真。到如今，改革開放四十年，我當年工作過的義烏經過歷屆黨委、政府和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2017年城鄉(xiāng)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達到6.6萬元和3.3萬元，多年位列全國第一，人均儲蓄額、每萬人汽車擁有量等12項指標位列全省第一。百姓從貧窮走向了富裕，這是我最欣慰、最高興的事。

調查研究，脫貧有了突破口

1982年5月，組織上把我從浙江省衢州市（縣級市）市委書記任上交流到義烏縣任縣委書記。當時，衢州窮，義烏更窮，“七山二水一分田，糧食高產貧窮縣”“一條馬路七盞燈，一個喇叭響全城”就是當年義烏的真實寫照，一個縣的財政收入不及杭州地區(qū)余杭的一個鎮(zhèn)。衢州人均有一畝多地，自然條件好，糧棉油等農副產品較豐富；而義烏土地貧瘠，資源匱乏，人均只有四五分地，農村不少地方連飯都吃不飽。義烏，留在人們記憶中的就是“雞毛換糖”的撥浪鼓。到了大年三十，我們在家里過年，許多義烏人卻出門在冰天雪地里走街串巷做生意，并經常露宿街頭。所以，當年年邁的母親得知我要去義烏工作的消息，就有點心疼。除了“窮”，當時的我對義烏真是一無所知。因此，作為新上任的縣委書記，到人地生疏的義烏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依靠干部群眾，下苦功，多搞調查研究，多聽多看，盡快了解本地情況，熟悉工作環(huán)境。

“翻兩番”是改革開放初期最時髦的口號，我來義烏工作的首要任務就是找到當地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的突破口，努力實現(xiàn)黨中央提出的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

我調到義烏工作時，正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以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為主體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開始推行，義烏的稠城鎮(zhèn)和廿三里鎮(zhèn)已經自發(fā)形成了小商品市場。由于長期以來“左”的思想影響，“雞毛換糖”一直被視為“盲目外流，投機倒把，資本主義尾巴”，有關部門一如既往地對此采取禁、打、關、趕的政策和措施，可是，又怎么也禁不住、打不倒、關不掉、趕不跑，長期作為義烏的一大“包袱”存在。

義烏的小商品經營活動為什么會有這么強的生命力？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覺得“割資本主義尾巴”實際上是剝奪農民生存權，這樣做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那么怎樣來看待、解決義烏農民從商的問題呢？對此，當時義烏的干部群眾爭議很大，縣委班子內部意見也不統(tǒng)一，而群眾很想從商又怕挨批。面對這一切，我們只能按照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認真開展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fā)解決問題。于是，一連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我們組織大批干部下基層，通過召開座談會討論、個別交談等形式，面對面地聽取意見，系統(tǒng)地開展調研。由于我初來乍到，人們一時還不認識，所以我去調查時，群眾敢反映真實情況，我也就獲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調查越深入，我越覺得在人均耕地很少的義烏，農民在不影響農業(yè)生產的前提下，從事小商品經營以積累生產資金、貼補生活，實在是件好事。于是，我根據調查中得出的結論，在一次縣級機關干部大會上提出了看法：“義烏的小商品經營活動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一大優(yōu)勢……”當時干部群眾議論紛紛，反響強烈，有人高興，有人擔心。我就通俗地擺出了自己的理由：“就拿雞毛換糖來說吧，義烏貨郎走南闖北，千辛萬苦，一家一戶地去用糖換雞毛、雞內金，回來后，將上等的雞毛出售給國家，用以制作日用工藝品；差的用作傳統(tǒng)肥料，提高糧食產量；收購的雞內金出售給醫(yī)藥公司做藥品。這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大好事！”我心里預感到實現(xiàn)義烏農民脫貧致富的夢想有了突破口。

共擔風險，富民有了大平臺

在系統(tǒng)深入的調查面前，縣委常委們統(tǒng)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識，認為應該開放義烏小商品市場。但是，在當時既無明確政策又無先例的狀況下，縣委要開放小商品市場是要擔很大風險的。一些同志難免會有顧慮，我很理解。作為縣委書記的我必須有非常明確的態(tài)度。為了實現(xiàn)富民夢，敢不敢從實際出發(fā)擔當風險？很快我做出表態(tài)：尊重群眾首創(chuàng)精神，開放義烏小商品市場，出了問題我負責，為了百姓利益我寧可不要“烏紗帽”，回家種田?？h委、縣政府班子成員和縣工商局、相關區(qū)鎮(zhèn)干部也在工作中同舟共濟、共擔風險，并于1982年9月5日以“稠城鎮(zhèn)小百貨市場”之名開放了義烏小商品市場。

市場開放了，政策出臺了，但是觀念的改變還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無論干部還是群眾，過去長期受“左”的思想禁錮，“怕”的思想是難以在短期內消除的。于是，在1982年下半年，我們組織義烏鄉(xiāng)黨委書記及以上干部到溫州去考察，學習溫州發(fā)展市場經濟的經驗。這趟考察我很受觸動，我認為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應該重新認識溫州，大家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觀念開始有了較大轉變。

考察回來以后，我們趁熱打鐵，縣委做出了四條決定：一是大膽撥亂反正，對一些冤假錯案予以平反，摘掉那些莫須有的帽子，為蒙冤者恢復名譽；二是縣委召開大會，大力表彰經商辦廠能人，明確提出，黨員干部要大膽帶頭致富；三是召開專業(yè)戶、重點戶、農村致富能人先進代表大會，大張旗鼓表彰和獎勵勤勞致富先進代表；四是要求縣有關部門大力支持群眾從事商品生產經營，要開“綠燈”——工商部門要準予登記，發(fā)放營業(yè)執(zhí)照，銀行要給予開戶，財稅部門要開源節(jié)流，合理合法收稅，其他執(zhí)法部門要為合法經營者保駕護航?？h委還規(guī)定，要為小商品市場發(fā)展排憂解難，做好服務工作，凡阻礙小商品市場開放的，要批評，甚至追究領導責任。這一系列措施推出后，義烏農民克服了“怕”字，換上了“敢”字。他們有了小商品市場這個富民大平臺后，八仙過海，各顯其能，各盡其才。實踐證明，我們的做法是得人心、順民意的。

“四個允許”，致富有了定心丸

事情雖在朝著我設想的方向發(fā)展，但是說心里不打鼓、不擔心是不可能的——我們是一路在“拓荒”，朝著不曾有人涉足的禁區(qū)前行。小商品市場開放后，農民要進城、要經商的愿望更加強烈，這在過去的觀念看是“棄農經商”，小商品加工經營戶雇用幫手是“資本家雇工剝削”，這是絕不允許的；許多小商品經營者往返于義烏和上海、北京、廣東甚至偏遠的少數民族聚居地之間，這又是“長途販運”，一直都被視為禁區(qū)；個體經商興起，與國營、集體商業(yè)形成了競爭；在當時政策不允許的情況下，有些人悄悄地把責任田轉包給了他人……新情況、新問題隨著“新決定”井噴式地出現(xiàn)。開弓沒有回頭箭，我們經過反復研究后做出了“四個允許”的決定，1982年11月26日，我在全縣專業(yè)戶、重點戶代表大會上首次提出“四個允許”：一是允許專業(yè)戶、重點戶在生產隊同意下將承包的口糧田、責任田自愿轉包給勞力強的戶；二是允許專業(yè)戶、重點戶在生產需要的時候經過批準雇用三至五個學徒或幫手；三是允許專業(yè)戶、重點戶在完成國家征購、派購任務，按合同交足集體以后，將自己生產的農副產品繼續(xù)賣給國家，也可以向市場出售；四是允許專業(yè)戶、重點戶在國家計劃指導下，完成國家征購、派購任務后，長途運銷自己的產品。一年后，縣委又進一步概括明確了“四個允許”內容，即“允許農民經商、允許長途販運、允許放開城鄉(xiāng)市場、允許多渠道競爭”。這“四個允許”推出后，給農民勤勞致富吃了“定心丸”，解除了義烏農民參與商品經濟活動的束縛，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敢想、敢干、肯吃苦的能人，從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fā)展。

“興商建縣”，發(fā)展有了新戰(zhàn)略

有了一定的底子，還要在宏觀戰(zhàn)略上定個調子，讓義烏的商品經濟在正確的軌道上繼續(xù)穩(wěn)步地走下去。在閱讀了許多國內外城市經濟發(fā)展的資料后，我又學習借鑒了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其他國家的發(fā)展經驗，尤其是受日本“貿易立國”戰(zhàn)略的啟發(fā)，從1983年起，我在不同場合的會議上曾多次提出“以商興縣”“貿易興縣”的區(qū)域經濟發(fā)展設想。

1984年10月，我在全縣區(qū)鄉(xiāng)黨委書記會議上正式提出了“興商建縣”（后改為“興商建市”）的區(qū)域發(fā)展戰(zhàn)略，指出要“以貿易為導向，貿、工、農相結合，城鄉(xiāng)一體化，興商建縣”。“興商建縣”發(fā)展戰(zhàn)略口號提出后，義烏人民非常興奮——縣委為義烏今后發(fā)展指明了方向，生意可做了，通過做生意富起來不用怕了?！芭d商建縣”戰(zhàn)略在同年12月得到了時任浙江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沈祖?zhèn)愅镜某浞挚隙?。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整個義烏，從縣委班子成員到普通老百姓，思想上的顧慮才基本消除。

義烏商業(yè)全面發(fā)展起來，市場的繁榮、興旺與當時交通狀況的矛盾又凸顯出來。當時，一種“天目山”牌三輪車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車程和運力等都很有限。面對著如此繁忙且還在不斷增大的人流、貨流量，我找到上海石化總廠原廠長傅一夫（義烏人），我告訴他，義烏現(xiàn)在很窮，要他支持家鄉(xiāng)的經濟建設。他說：“怎么支持呢？”我說：“義烏自從小商品市場開放以來，經濟發(fā)展很快，但是，交通運輸狀況一直處于緊張狀態(tài)，嚴重制約了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fā)展，希望你能支持義烏的交通建設。”傅一夫當即表示，要支持義烏發(fā)展交通運輸業(yè)。于是，義烏縣政府出了兩輛客車，上海石化總廠出了兩輛客車，還有另一個單位也出了兩輛客車，組成了一個“三聯(lián)運輸公司”。客車放在義烏小商品市場，并直達杭州、上海等地，大大方便了南來北往的客商。

我還向上海鐵路局提出擴建鐵路義烏站建議。當時找到了在上海鐵路局工作的衢州老鄉(xiāng)周聰清（曾先后擔任上海鐵路局政治部主任、黨委副書記、黨委書記），他的老家是衢縣杜澤區(qū)蓮花村，我曾擔任杜澤區(qū)區(qū)委書記，就憑這一“老鄉(xiāng)身份”為義烏站升格之事到上海找他幫忙。后來，經過義烏歷屆黨委、政府和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如今鐵路義烏站已從過去的三等小站發(fā)展成為上海鐵路局舉足輕重的一等站，成為浙江唯一的鐵路對外開放口岸。

“興商建縣”的發(fā)展，對國營商業(yè)、集體商業(yè)都形成了很大的壓力，他們反映很強烈，說這是小商小販們搶了國合商業(yè)的飯碗。聽到這些反映后，我?guī)状闻艿叫∩唐肥袌龊蛧鵂I、集體商店了解經營情況。相比之下，我覺得小商販的攤上，商品花色品種多樣，經營靈活，服務態(tài)度好；而國營、集體店家的商品品種單一，服務態(tài)度也差。有一次，我批文件的鉛筆用完了，就到縣委斜對門國營百貨商店去買，當時當班的營業(yè)員正在埋頭看小說，可能是正看得來勁，我問她有無鉛筆賣，她頭也不抬地說：“沒有?！蔽铱吹讲Ａ焕锩髅鞣胖芏辔乙哪欠N筆，就說道：“同志，這不是有嗎？”她頗不耐煩地站起來，也不說價，拿了支筆往柜臺上一扔，就自顧自地看小說了。后來，我去縣商業(yè)局了解有關國營、集體商業(yè)的經營情況時，他們說，被小商品市場沖掉了。我就半開玩笑地說：“堂堂的國營百貨公司居然被小攤販沖垮，真是沒用！”當時，我雖然壓力很大，但還是義無反顧地認為，國合商業(yè)不能養(yǎng)尊處優(yōu)，應該主動參與到多渠道競爭中去。

“定額計稅”，市場成了“大金礦”

在義烏小商品市場興起、發(fā)展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波折是關于稅收制度的問題。當時，我國仍延續(xù)著過去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實行改造時的稅制——“八級累進稅制”，即經營得越好，稅率也就越高。由于市場的迅猛發(fā)展，這種稅收政策和傳統(tǒng)的征管辦法遇到了新的難題：上千個攤位，幾萬人加工、經營小商品，商品種類多，價格隨行就市，有的商品上午賣1元，下午則賣1角，很難憑稅票征稅。再加上當時市場經商的個體戶資本少，做的是小買賣，薄利多銷，所以，稅務人員收稅難，他們“南征北戰(zhàn)”苦不堪言，而經商戶也怨聲載道——稅收干部收稅像抓賊一樣，搞得“雞飛狗跳”不得安寧。好多市場經營戶直接找我反映這一情況。

小商品市場要開放、發(fā)展，“皇糧國稅”必不可少。但對于小商品市場這個新事物，怎么征稅成了當時一個緊迫的問題。為此，縣委、縣政府組織力量搞調查，我也找了財稅部門的同志多次商討。當時，我對財稅部門的同志講了自己的觀點：政策、法規(guī)若有利于調動農民積極性，有利于發(fā)展生產力，它就是正確的，否則就是錯誤的。我無權改變稅法，但我們要從實際出發(fā)，制定既有利于小商品市場發(fā)展，又有利于國家稅收增收的辦法。經過反復調查研究后，義烏縣委、縣政府在金華地委書記董朝才同志支持下，本著“發(fā)展生產，培植稅源，造福于民”的指導思想，“無中生有”地在市場上推行了凝聚義烏人民智慧的“定額計征，源泉控管”稅收征管辦法，納稅人除了“上繳國家的，留足市場的，余下的都是自己的”。這一“點石成金”的舉措，不僅解決了小商品市場征稅中的難題，公平了稅負，穩(wěn)定了秩序，也增加了稅收收入。這一“莫名其妙”的創(chuàng)造，為義烏市場可持續(xù)發(fā)展挖了個“大金礦”，不斷吸引來自全國各地的“淘金者”，為義烏市場后來成為“全球之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是成就義烏“小商品、大世界”的奧秘所在。

由于當時這種方便、新穎、實用的稅收征管辦法開了全國的先河，因此爭議很大，有的甚至說我是在支持偷稅漏稅。有位新華社記者到義烏調查稅收情況后，對此很肯定，寫了一篇關于義烏稅收辦法推出過程的報道刊登在“內參”上。當時財政部主要領導看到這篇文章后，就把這份材料及批文轉到了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王芳處，說義烏的定額包干征稅是違反稅法的。王芳同志對義烏工作很支持，對稅收問題很慎重，特意請了省財政廳的同志到義烏進行調查。我向他們介紹義烏情況的同時，還舉例指出一些稅收政策在貫徹中存在的問題。省財政廳的同志聽了意見，寫了調查報告，其結論是：義烏推出的稅收辦法是可行的，但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地加以完善。這事實上是對義烏小商品市場所推行的稅收征收辦法的理解和支持。

由于義烏人民勤勞好學，誠信包容，敢為人先，市場經濟觀念強又不排外，由于義烏縣領導班子成員事業(yè)心強，艱苦創(chuàng)業(yè)，勇于奉獻，由于義烏縣各個部門、鄉(xiāng)（鎮(zhèn)）、村的黨政組織支持縣委工作，所以，義烏經濟社會發(fā)展很快?；仡櫢母镩_放初期這段工作經歷，我很感謝義烏干部群眾對我工作的信任和支持。義烏的興旺發(fā)達，是義烏人民的創(chuàng)造。而我本人，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水平低，在工作中缺點和失誤也很多，許多本該做得更好的事沒能做好，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我心存愧疚。令我十分欣慰的是，在我調離后，義烏歷屆黨委、政府堅持“興商建市”發(fā)展戰(zhàn)略不動搖，咬定青山（市場）不放松，義烏小商品市場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一個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義烏正展示在世人面前。愿義烏的人民更加富裕，生活更加幸福美滿。

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實現(xiàn)了我的“富民夢”，我很慶幸自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參與者、見證者、追夢人。今后，讓我深愛的義烏人民盡早用上量大（東陽橫錦水庫庫容量的十幾倍）質好的衢州烏溪江水，過上富裕又有尊嚴的生活，這是我一個耄耋老人的新夢想。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一定也能夢想成真！

（謝高華／口述 何建農／撰文）

上世紀80年代，田頭午餐會

2007年10月20日，參加中國義烏國際小商品博覽會，義烏百姓自發(fā)組織車隊迎接

2016年10月，參加義烏稠州中學升旗活動后與校長等交流學生素質教育問題

2018年1月，與新華社記者謝云挺（左）、同濟大學市場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何建農（右）暢談義烏市場發(fā)展美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