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圍

文學之范圍，有廣義焉，有狹義焉。自義之廣者言之，如《論語》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公冶》)又曰：“煥乎其有文章?！?《泰伯》)先儒謂凡言語、威儀、事業(yè)之著于外者皆是，蓋所包括者眾矣。即專以文字之成為書者而論，如《漢書·藝文志》之“七略”，曰輯略，曰六藝，曰諸子，曰詩賦，曰兵書，曰術數，曰方伎，何一不在文學之中？但古人文教盛行，雖野人女子，猶且詞條豐蔚，映照古今，而況居士大夫之列!是以七者之文，莫不炳然可觀，垂聲千載，雖尤著者莫如詩賦，然未嘗獨擅其名。他如《太史公書》第附見“六藝略·春秋”中；賈、董諸篇，第附見“諸子略·儒家”中；晁錯則附見“法家”中。及西漢之末，迄于東京，乃有專集，然猶出后人追錄。觀漢武帝命所忠求司馬長卿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北海(融)文章，而《與吳質書》太息徐、陳、應、劉之逝，復言撰其遺文，都為一集；陳承祚(壽)當晉世又奏上《諸葛忠武侯集》：此其尤彰明較著者也。其自制名者，始于張融《玉海集》。其區(qū)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文別選“集略”三十卷。此等體例，大抵始于齊梁，蓋集之盛自此始。至總集莫古于《楚辭》，蓋劉子政(向)嘗裒集屈、宋以降諸篇，至己所作《九嘆》而止；王叔師(逸)為章句，更以己之《九思》益之。及梁昭明太子(簫統)之《文選》出而漸盛。隋唐之際，其流益繁。是以開元總所藏之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類，而集部遂專為歷代文章之總匯。然而珠礫同傳，妍媸各別，欲工茲事，非正其涂轍，何由有登堂嚌之時!然則于猥濫之中，而擇義精詞卓者，以為后人程式，其義之由廣而狹，寧非勢使之然歟!

今綜群書論之，文學家之別出于諸家者有四焉。

一異于性理家。何以言之？性理家所講求者，微之在性命身心，顯之在倫常日用，其學以德行為主，而不甚措意于詞章?？计渥钌普?，莫如周子《通書》、張子《正蒙》，曾文正公《答劉孟容書》嘗以為“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西銘》篇，惜抱先生《古文詞類纂序目》亦謂“豈獨其意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他若程子《四箴》，朱子《六先生畫像贊》，曾氏皆錄于《經史百家雜鈔》中。而朱子《語類》論文之語，先姜塢府君《援鶉堂筆記》且嘆其深得古人秘鑰。無如宗旨與文學家異，而流風漸被，其文既域于語錄之中而不能振，詩亦但以《擊壤集》為宗。夫邵子(雍)之詩，非無佳者也，然而無意為詩，即偶與風雅之旨合，不過出于性靈，故妙者極妙，而俗者極俗。奉為圭臬，流弊實多，而況語錄之俚乎!故楊用修(慎)云：“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毕П壬稄筒茉坡窌吩疲骸把灾疅o文，行而不遠。出詞氣不能鄙遠，曾子戒之；況于說圣經以教學者、遺后世，而雜以鄙言乎？當唐之世，僧徒不通于文，乃書其師語，以俚俗謂之‘語錄’。宋世儒者弟子，蓋過而效之。然以弟子記先師，懼失其真，猶有取爾也。明世自著書者，乃亦效其辭，此何取哉？”又同治中劉孟容(蓉)為文喜談性道，曾氏遺之書云：“欲發(fā)明義理，則當法經說理窟，及語錄、札記；欲學為文，則當掃去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yè)，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未宜兩下兼顧?！逼洹吨聟悄掀習非以疲骸捌蛧L謂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夫孔子高(穿)理勝于辭，公孫龍辭勝于理，而平原君(趙公子勝)以為辭勝于理，終必受絀。蘇子美(舜欽)亦謂‘李文公不逮韓，而理過于柳’。黃山谷《與王觀復書》云：‘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斠岳頌橹?。理得而辭順，自然出類拔萃。焉有文章必不可談理者？”曾氏此論，得無慮陳義之入于腐、措辭之流于俗耶？使果如退之《原道》，永叔《本論》，子固《學記》，固彬彬然足繼六經諸子；即東坡《赤壁賦》與平生書札、詩歌，亦時時有見道語。蓋由胸襟高曠，而文章又足以潤色之，故信手拈來，皆有仙氣，其境遂為所獨有。吾但見推陳出新耳，何嘗墮入理障也？

二異于考據家。大抵考據家宗旨，主于訓詁名物。其派有二：在經學者為注疏家，如輔嗣(王弼)注《易》，毛公(大毛公、小毛公)傳《詩》，子國(孔安國)解《書》，康成(鄭玄)說《禮》，詞皆簡約。然觀《漢書·藝文志》云：“后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缺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注引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至十余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后進彌以馳逐?！毙靷ラL《中論》亦云：“鄙儒博學，務于物名，長于器械，考于訓詁，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命也?！?《治學》)漢魏儒者，解經繁碎，即此可知。至于疏家，尤為冗蔓，且入主出奴，不如是則以為落葉不歸根、狐死不正邱首，亦一病矣。在史學者為典制家，如杜君卿(佑)《通典》，馬貴與(端臨)《文獻通考》，各門總序，元元本本，殫見洽聞，誠不可謂非經世之作；然綜其大體，多采掇群書，加以論斷，與文學家實分道揚鑣。而況鄭漁仲(樵)《通志》之近于叢雜乎!而況《唐會要》《五代會要》之紛紛乎!昔福州梁茝林(章鉅)《退庵隨筆》云：“余嘗考古官制，檢搜群書，不過兩月之久，偶作一詩，覺神思滯塞，亦欲與故紙堆中求之，方悟著作與考訂兩家鴻溝界限，非親歷不知。”又云：“著作始于三代，考據起于漢唐注疏，考其先后，知所優(yōu)劣矣。著作如水，自為江海；考據如火，必附柴薪。作者之謂圣，詞章是也；述者之謂明，考據是也?！蔽嵋貐菗锤ο壬?汝綸)與永樸書云：“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道貴正而文者必以奇勝，經則經疏之流暢，訓詁之繁瑣，皆與文體有妨?！眱杉也⑸钣兴?。但文學家讀書議禮，亦未嘗不用考據，是以惜抱先生與新城陳碩士(用光)書云：“以考證累其文，則是弊耳；以助文之境，正有佳處，夫何病哉!”又碩士《太乙舟集》述先生之言云：“《史記·周本紀贊》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此太史公之考證也，何其高古，豈似后人之刺刺不休乎？”

三異于政治家。夫政治家宗旨，主于事功。惟唐、虞、三代之《典》《謨》《誥》《誓》《命》，春秋、戰(zhàn)國士大夫之詞令，最為古雅；秦漢以迄魏晉，猶有遺意；南北朝乃傷綺靡，然不可謂言之無文也；唐宋之際，粲然可觀者，已可屈指而數；南宋陳同甫(亮)、葉水心(適)兩家，則條達有馀，簡練不足。自是而后，名臣之奏議，循吏之公牘，遂與文學家判若兩途。所以然者，固由后世入官之人，不必皆精文事；亦以聆其言者，程度至為不齊，非明白淺顯，難以共喻。是以明天啟中禮科給事中王志道請：凡奏疏中艱深要眇之句，隱語猜謎之習，悉行禁止。且引先正韓文之論曰：“諫草毋太文；文，上弗省也。毋太多；多，上弗竟也?！?《熹宗實錄》)而近世蕭山汪龍莊(輝祖)《學治臆說》云：“申上之文，必須措詞委曲，敘事顯明，上官閱之，自然依允?！庇衷疲骸案媸局I紳士者少，諭百姓者多。百姓類不省文義，必意簡詞明，方可入目?；蛴盟难晕辶皂嵳Z，繕寫既便，觀覽亦易，庶幾令行禁止?！比粍t其意固在適用也。但文學家未嘗無此等文字，而一出名手，于軒豁呈露之中，自有雅人深致。觀惜抱先生《與陳碩士書》云：“西漢人文傳者，大抵官文書耳，而何其雄駿高古之甚!昌黎官中文字，止用當時文體，而即得漢人雄古之意。歐、曾、荊公官文字，雄古者鮮矣；然詞雅而氣暢，語簡而事盡，固不失為文家好處矣。熙甫于此體，乃時有傷雅不能簡當之病。”古今文家官文字，此條可括其略。惟蘇東坡于此種尤雅暢，不獨奏疏而已也。

四異于小說家。據《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蓋擯于九流之外，以為“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之所造”。然就其善者言之：或述見聞，智者得之，可以集思廣益；或談禍福，愚者得之，可以振聵發(fā)聾。故子夏雖曰“小道”，“致遠恐泥”，而未嘗不以為“必有可觀”(《論語·子張》)。然及其蔽也：情鐘兒女，入于邪淫；事托鬼狐，鄰于誕妄。又其甚者，以恩怨愛憎之故，而以忠為奸，以佞為圣，諛之則頌功德，詆之則發(fā)陰私，傷風敗俗，為害甚大。且其辭縱新穎可喜，而終不免纖佻。是以曾文正公宗仰昌黎，而獨于《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評之云：“此等已失古意。能者游戲，無所不可；末流效之，乃墮惡趣。”案此文末幅，敘王君取他人告身以誑侯處士而得妻。其事本無關勸懲，幸昌黎文氣高古，猶足自立，使后人為之，與小說家紀述，何以異哉!吾弟叔節(jié)(永概)亦評《藍田縣丞廳壁題名記》云：“此文用意詭譎，下字生創(chuàng)，造句矜峭。有韓公雄古之筆運之，故無匠氣，無俗韻；不然，未有不落小說家派者也。其后孫可之輩為之，便覺不大方矣?！狈颉妒酚洝な捪鄧兰摇份d高祖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后益封二千戶，復云：“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外戚世家》載管夫人、趙子兒笑薄姬及竇廣國上書自陳小時常與姊采桑墮等事。《漢書·東方朔傳》載朔恐侏儒射覆、拔劍割肉等事。《朱買臣傳》載買臣妻求去，及拜會稽太守，衣故衣、懷印綬，步歸郡邸等事。班、馬為史家宗祖，亦何嘗不敘瑣事以助文瀾？而與小說家不同者，則以其意存言外，非第盡于言中也。蓋《蕭相國世家》所以著其為高帝故人，而猶岌岌不免，此帝之所以為雄猜也；《外戚世家》則著漢家妃后所出皆微，大抵由于色升愛選，不可與周之任姒比；《東方傳》著賢者之不得志，有《邶風·簡兮》篇之意；《買臣傳》又著世態(tài)之炎涼。筆雖靈妙，而義歸正大，故不嫌于纖巧。后來歸太仆用以敘家庭間事，亦得斯秘。此其異同之際，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欲精文事，烏得不明辨之？

吾嘗論古今著作，不外經、史、子、集四類。約而言之，其體裁惟子與史二者而已。蓋諸子中，《管》《晏》《老》《墨》《列》《莊》《揚》《韓非》《呂覽》《淮南》，皆說理者也；屈、宋則述情者也；《左》《國》、馬、班以下諸史，則敘事者也。經于理、情、事三者，無不備焉，蓋子、史之源也。如子之說理者本于《易》，述情者本于《詩》；史之敘事者，本于《尚書》《春秋》、三《禮》。此其大凡也。集于理、情、事三者，亦無不備焉，則子、史之委也。自鄙夫小生，以膚辭淺說，附諸大雅之林，于是四部之書，惟此一類為雜。茍欲翦刈卮言，別裁偽體，使不明其范圍所在，何由振雅而祛邪哉？大抵集中，如論辯、序跋、詔令、奏議、書說、贈序、箴銘，皆毗于說理者；詞賦、詩歌、哀祭，則毗于述情者；傳狀、碑志、典志、敘記、雜記、贊頌，皆毗于敘事者。必也質而不俚，詳而不蕪，深而不晦，瑣而不褻，庶幾盡子史之長，而為六經羽翼。驟觀之，其義若狹；實按之，乃所以為廣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