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獨善垂文

（一）依附僧祐，寄居定林

《梁書·劉勰傳》記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余年?！眲③囊栏疆敃r的高僧僧祐，在鐘山定林寺前后有十余年。

劉勰依附僧祐的具體年代，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說：

“父尚早沒，奉母家居讀書。母沒當在二十歲左右，丁婚娶之年，其不娶者，固由家貧，亦以居喪故也。三年喪畢，正齊武帝永明五六年?！瓘┖徒K喪，值僧祐宏法之時，依之而居，必在此數(shù)年中?！眲③氖窃谄淠赣H去世之后，在家居喪三年，約在齊永明八年（490），離開京口鎮(zhèn)江，來到了京城南京。那么，劉勰當時為什么要依附僧祐、寄居在定林寺呢？從劉勰本傳的記載來看，“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劉勰是由于“家貧”以致“不婚娶”，所以“依沙門僧祐”。其實“家貧”并非是劉勰依附僧祐的真正的原因，因為劉勰早年喪父，家道中落，從而造成“家貧”或許是事實，但絕不至于到了劉勰不能婚娶的地步。因此，“家貧”并不是劉勰依附僧祐的原因。結合劉勰的身世經歷及其人生理想，我們認為，劉勰依附僧祐的原因和目的，是為自己尋求政治出路，為能進入仕途創(chuàng)造條件。

劉勰依附僧祐，跟隨他在定林寺十余年，是由于僧祐在齊梁時期在佛界和政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根據釋慧皎《高僧傳·僧祐傳》的記載，僧祐（445—518），本姓俞氏，祖籍彭城下坯（今江蘇睢寧），其父一代移居建鄴（今江蘇南京）。僧祐數(shù)歲就隨父母到建初寺禮拜。由于僧祐鐘情于佛教，父母就允許他入道，于是僧祐便留在建初寺，拜僧范為師。等到僧祐十四歲時，得知家人為他秘密訪婚，便躲到定林寺，投在法達法師的門下。法達法師是當時一位很有聲望的名僧，僧祐竭誠向他學習，年滿二十歲時受具足戒。僧祐后來又改向當時著名的律學大師法穎學習律學，經過二十余年的刻苦努力，僧祐終于精通律部，成為當時的律學名師。

鐘山定林寺遺址

僧祐在當時不僅是佛教界的名僧，而且是與齊梁兩代一些主要執(zhí)政者關系異常密切，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待遇的重要人物。齊武帝蕭賾次子竟陵王蕭子良篤信佛教，經常招致名僧講論佛法。僧祐正是蕭子良所特別尊崇的律學大師，因此蕭子良常常請僧祐講律。《高僧傳·僧祐傳》記載：“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眾常七八百人。永明中，敕入吳，試簡五眾，并宣講《十誦》，更申受戒之法?！笔捵恿冀洺Ｕ埳v講律，而永明年間齊武帝蕭賾詔命僧祐到三吳地區(qū)對僧尼進行考試簡別，宣講《十誦律》。劉勰正是在僧祐備受南齊帝王敬重，在佛界名望極高時依附僧祐的。由梁代齊，僧祐又得到了梁武帝蕭衍的器重和禮遇，“今上深相禮遇，凡僧事碩疑，皆敕就審決。年衰腳疾，敕聽乘輿入內殿，為六宮受戒，其見重如此”（《高僧傳·僧祐傳》）。正因為如此，所以僧祐在齊梁時期聲望極高，備受僧、俗的敬仰。當時佛界的領袖人物，如開善寺的智藏、法音寺的慧廓，他們都崇敬僧祐的德行，以師禮奉侍僧祐。此外，皇親貴戚如臨川王蕭宏、南平王蕭偉，儀同袁昂，還有昭明太子蕭統(tǒng)的生母丁貴嬪等，都敬仰僧祐，拜僧祐為師。這些都說明，劉勰所依附的僧祐絕不是一個無名之輩，僧祐在佛界和政界的地位和影響，是劉勰要依附于他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劉勰所寄居的定林寺也不是一個一般的寺廟，而是當時鐘山上的一座名剎，是南朝佛教活動的中心。鐘山定林寺有下定林寺和上定林寺，劉勰寄居的是上定林寺，它是晚于下定林寺建造的。據《高僧傳·曇摩蜜多傳》記載，曇摩密多為鐘山上定林寺的開山之祖。曇摩蜜多為罽賓國（今克什米爾）僧人，來華后名法秀，僧祐入定林寺時投法達法師門下，而法達法師是曇摩蜜多的弟子。曇摩蜜多曾遍游中國，他在宋元嘉元年（424）輾轉到了蜀地，后由荊州東下至京師（指今江蘇南京）。開始在中興寺，后又到祇洹寺，在那里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觀》等經籍。曇摩蜜多曾應邀到浙東，返回建康（今江蘇南京），居于下定林寺。曇摩蜜多生性喜歡山水，認為下定林寺位置低側，風景不佳，于是登上鐘山高處，考察地形，選了一塊風水寶地，在元嘉十二年（435）營建上定林寺。上定林寺建成后，逐漸成為一座名剎，而下定林寺則漸漸荒圮。

劉勰于齊永明八年（490）來到上定林寺時，上定林寺建造已有五十多的歷史。鐘山下定林寺和上定林寺都位于鐘山南側。下定林寺在玩珠峰獨龍阜之北，即今明孝（1165－1173）末年，高僧善鑒將上定林寺的匾額移至江陵的西北一帶。下定林寺在山麓，鄰近獨龍阜寶公塔，而上定林寺則在山腰之上，已近峰頂。其具體位置，在南朝劉宋北郊壇祀的上方，一塊平緩的山坡上。據考古專家考證發(fā)現(xiàn)，北郊壇祀的遺址位于紫金山南麓海拔277米處，北依鐘山主峰，正對紫霞湖，是一座平面呈方形的大型祭壇。（見《新華日報》1999年8月8日《南京發(fā)現(xiàn)六朝時代地壇遺存》）根據這一祭壇的位置，上定林寺的遺址大致能基本確定。

自從曇摩蜜多開創(chuàng)上定林寺以后，寺廟逐漸興盛起來，后來一時香火極盛?！陡呱畟鳌夷γ鄱鄠鳌酚涊d：“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欝爾層構。于是息心之眾，萬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鄙隙炙略浢叧觯瑩陡呱畟鳌返挠涊d，僧遠、僧柔、法通、智稱、道嵩、超辯、慧彌、法獻、法愿等名僧曾居于上定林寺，而權貴名流如蕭子良、蕭宏、蕭偉，還有何點、周颙、明僧紹、吳苞、張融等也經常前往寺中聽講禮拜。上定林寺內藏有大量佛教經論典籍，還供奉有僧祐之師法獻從西域所得的佛牙、佛像等，上定林寺在當時的寺廟中具有獨特的地位和重要的影響。鐘山上定林寺廢棄之后，在南宋孝宗乾道寧方山，重建定林禪寺。據《金陵梵剎志》的記載，“按，上定林寺在鐘山，寺廢，因請其額于此，遂名定林。元至正間，重修。國朝弘治五年，重建。山林幽靚?！狈缴降亩炙掠谠林文觊g（1321—1323）和明天順年間（1457—1464）重建，但不久即遭到破壞。

劉勰依附僧祐，寄居定林寺，是有他自己的用意和目的的。雖然《梁書·劉勰傳》記載有“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劉勰的祖父劉靈真的哥哥劉秀之是宋司空，而且劉秀之的族叔劉穆之是宋武帝劉裕的開國功臣，他們是劉氏家族中最為顯赫的人物，都因政績顯著、軍功卓越而名震一時。但是，他們都不是豪門士族，而是屬于庶族。因為從劉秀之和劉穆之的本傳來看（見《宋書》卷八十一《劉秀之傳》、卷四十二《劉穆之傳》），他們都是軍吏出身，都是因為軍功卓著而被擢拔的，這種情況與士族的升遷截然不同。因而在他們的本傳中記載有“穆之家本貧賤”、“秀之少孤貧”等，說明劉氏家族歸屬庶族。正因為是出身于庶族，因此劉勰就不可能像士族子弟那樣，完全可以依仗父祖的資蔭，自然而然進入仕途。劉勰既沒有可以使他自然進入仕途的祖上，而他自己又才華橫溢、胸有大志，不甘于沉淪湮沒。于是，他就不得不另辟蹊徑，為自己尋找可以進身的靠山。劉勰依附僧祐，寄居定林寺，就是想借助僧祐的地位和影響，利用定林寺的特殊環(huán)境，等待時機，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有仕進的機會。

（二）整理佛典，博通經論

《梁書·劉勰傳》記載：“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余年，遂博通經論，因區(qū)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劉勰約于永明八年（490）依附僧祐來到定林寺，到他于天監(jiān)初（503）起家奉朝請進入仕途，他在定林寺前后有十四年的時間。這一段時期劉勰協(xié)助僧祐抄撰、整理佛經，從而博學精通了佛教的經論。

僧祐作為齊梁時期一個著名的高僧、律學大師，其撰述相當豐富?！陡呱畟鳌どv傳》記載：“及造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開廣，法言無墜，咸其力也?！醯v集經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為《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明集》等，皆行于世?！薄冻鋈赜浖肪硎浻猩v八部法集，這八部法集是：《釋迦譜》五卷、《世界記》五卷、《出三藏記集》十卷、《薩婆多部相承傳》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卷、《十誦義記》十卷、《法集雜記傳銘》十卷。這八部法集現(xiàn)在只存有《出三藏記集》、《釋迦譜》和《弘明集》三部，其中《出三藏記集》是僧祐八部法集中最重要、影響最大的一部著作，是僧祐對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翻譯、編撰、流傳的各種佛教經籍的記錄整理，包括集錄佛典的名目部卷、核察譯時、譯地、撰人，考校譯本的繁略同異、敘列闕失、甄別真?zhèn)蔚龋欠鸾探涗涱愔??！冻鋈赜浖吩谥袊鸾虒W術史、目錄文獻學、思想文化史方面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具有重要的地位。僧祐的撰述，對于弘揚佛法、對于佛教典籍的整理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而在僧祐撰述的過程中，劉勰協(xié)助并撰寫了其中一些記序?！读簳③膫鳌酚浻小颁浻行蛑?，此外，后人也有論及。如明代徐《文心雕龍跋》說：“曹能始云：‘沙門僧祐作《高僧傳》，乃勰手筆?！裼^其《法集總目錄序》及《釋迦譜序》、《世界序》等篇，全類勰作，則能始之論，不誣矣。”徐以為，名義上僧祐撰寫的《釋迦譜序》、《世界序》等，其實都是出自劉勰所寫。所以，范文瀾在《文心雕龍注》中以為：“僧祐宣揚大教，未必能潛心著述，凡此造作，大抵皆出彥和手也?！睏蠲髟凇段男牡颀埿Ｗ⑹斑z》中也指出：“僧祐使人抄撰諸書，由今存者文筆驗之，恐多為舍人捉刀?！彼麄兌颊J為，在僧祐的著述中是有劉勰的代筆之作的。當然，至于其中究竟哪些是劉勰所寫，已經無從查考。

鎮(zhèn)江文苑雕龍

劉勰寄居定林寺十余年，在協(xié)助僧祐整理佛典、編制目錄和抄錄群籍的過程中，積累了佛學知識，提高了佛學修養(yǎng)，因而“博通經論”。劉勰離開定林寺進入仕途后，又先后兩次奉梁武帝蕭衍之詔到定林寺整理佛經。劉勰第二次入定林寺整理佛經，是在他出仕后的天監(jiān)七年（508），當時梁武帝蕭衍因為法海浩汗，淺識難尋，因此命令劉勰等人在定林寺整理佛經。劉勰第三次入定林寺整理佛經的具體年代，史料沒有明確記載，一般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是在僧祐去世后的第二年即天監(jiān)十八年（519）（見牟世金《劉勰年譜匯考》）；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是在蕭統(tǒng)逝世后即中大通三年（531）（見楊明照《梁書劉勰傳箋注》）。這樣，劉勰前后共有三次在定林寺整理佛經，因此本傳記載“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對定林寺經藏的整理和簿錄等，劉勰功不可沒。而定林寺經藏在南朝寺廟的經藏中也是屈指可數(shù)的。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五章《南北朝釋件撰述》考列南朝經藏，有劉宋的佛窟寺經藏、蕭齊的大云邑經藏、梁華林園經藏、定林寺經藏、建初寺波若臺經藏、長沙寺經藏等，其中定林寺經藏的主要依據就是劉勰本傳的記載。

劉勰在定林寺協(xié)助僧祐撰述長達十余年之久，這一過程不僅使劉勰“博通經論”、“長于佛理”，而且在思維方式上還受到佛經論理思辨方式的影響，這種影響也體現(xiàn)在劉勰著述《文心雕龍》上。僧祐在《出三藏記集》和《釋迦譜》兩書的序言中說到，他研究佛學的思想方法有“沿波討源”、“原始要終”、“會通”、“貫一”等，這樣的方法對劉勰著述《文心雕龍》是有啟發(fā)作用的。因為，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反復強調了“原始要終”（《史傳》）、“原始以表末”（《序志》）、“變通會適”（《征圣》）、“會通”、“適變”（《通變》）、“貫一”（《神思》）、“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序志》）等等，這些思想方法對劉勰著述《文心雕龍》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樹德建言，始論文心

劉勰入定林寺之后，到齊代結束的十余年，他始終沒有仕進的機會。原因是由于當時朝廷內爭權奪利，互相殘殺，政局動蕩。與此同時，北魏又趁機向南進犯，在內亂外患中，南齊結束統(tǒng)治。在這樣一種政治局勢之下，劉勰自然就沒有仕進的機會。在“達則奉時以騁績”一時不能實現(xiàn)的情況之下，于是劉勰不得不轉而“窮則獨善以垂文”（《程器》）。在協(xié)助僧祐撰述、整理佛經之余，“篤志好學”的劉勰在定林寺又繼續(xù)攻讀經史群集，為《文心雕龍》的寫作積累了大量的資料。經過一段較長時間的充分準備，劉勰在定林寺內伴著青燈黃卷、晨鐘暮鼓，終于完成了《文心雕龍》的寫作。

劉勰撰述《文心雕龍》的具體時間，《梁書·劉勰傳》中只有“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沒有明確具體寫于什么時候，現(xiàn)存《文心雕龍》各種版本都題為“梁通事舍人劉勰撰”。現(xiàn)在學術界的研究一般認為，劉勰在齊永元元年（499）開始寫作，前后約有二、三年的時間，到中興元、二年（501、502）完稿。這一推斷是言之成理的，因為《序志》篇劉勰說“齒在逾立”，夜夢隨孔子南行，而后“乃始論文”。我們現(xiàn)將劉勰的生年定為宋泰始三年（467），而劉勰于齊永元元年（499）開始撰寫《文心雕龍》，當時劉勰三十二三歲，這與“齒在逾立”過了三十歲的說法正相吻合。因此，《文心雕龍》是劉勰在定林寺十余年后、在入梁奉朝請進入仕途之前完成著述的。

那么，劉勰為什么要寫作《文心雕龍》呢？對于這一問題，劉勰在《序志》篇中有明確的說明：

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于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劉勰認為，人要出類拔萃，就要有才智，而有才智的人要揚名垂世，就要靠“制作”，即著述立說。人的形體像草木一樣脆弱，而人的名聲卻如金石一般堅固。所以君子處世，要樹德立言，以求不朽。劉勰的這一段發(fā)自內心的真實思想的流露，說明他著述《文心雕龍》的動機就在于揚名垂世。

劉勰的這種揚名垂世的人生理想，淵源于先秦儒家對人的名利的重視。如《論語·衛(wèi)靈公》說：“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孔子說，作為一個君子，他最擔心到死的時候還聲名不顯?！缎⒔洝ら_宗明義章》也提出：“子曰……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認為人活在世上，要有所建樹，顯揚名聲于后世，這樣可使父母顯赫榮耀，這就是孝的終極目標。這種揚名垂世具體就是儒家的“三不朽”說?！蹲髠鳌废骞哪暧涊d：

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p>

這里提出的“立德”、“立功”、“立言”，就是能使人名垂史冊的“三不朽”說。其中所謂“立言”的“言”，主要是指表現(xiàn)于言辭的德政、政治，也包括了著述立說和賦詩作誦等。先秦儒家的重名利和“三不朽”說，促使人們重視自己的功名，并且也將“立言”作為光祖耀宗、名垂史冊的途徑和手段。

深受儒家重名利思想的影響，激發(fā)起了劉勰欲通過“立言”來揚名垂世。而劉勰的這一人生理想，不僅有傳統(tǒng)先秦儒家思想的影響，而且在魏晉南北朝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它有著特殊的、典型的和普遍的意義。因為從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前后起，整個社會日漸動蕩，接著戰(zhàn)亂不斷，瘟疫肆虐，死亡慘重。曹操《蒿里行》詩中所描寫的“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就是當時社會真實的寫照。在這樣一種殘酷的現(xiàn)實面前，即使是上層貴族也難以逃脫朝不保夕、榮華頃失的命運，這也引起了人們對生死存亡問題的重視和對人生短暫的感慨。例如，曹丕在《與王朗書》中說：“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為一棺之土。惟立德?lián)P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shù)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顯然，揚名垂世的思想促發(fā)了曹丕著述《典論》，創(chuàng)作了詩賦。當時像曹丕這樣的作家還很多，如曹植、陸機、葛洪等人都曾因此而產生著書立說的動機。因此，劉勰在《諸子》篇中談及兩漢以后的作家時說：“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于萬古之上，而送懷于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諸子百家自身大都與世事不相合宜，但他們的志趣和義理卻在著作中得到申說。他們的立論既聯(lián)系到遠古，又影響于千載，金石能夠消亡，而他們的聲名會消逝嗎！劉勰這一言他人之語，也正道出了他本人的心聲。因此，受儒家“三不朽”說的深刻影響，加之魏晉南北朝時期特殊的社會環(huán)境，促使劉勰注重名利，追求揚名垂世的人生理想，通過著述立說來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價值，這就是劉勰著述《文心雕龍》的精神動力。

《序志》篇中記載了劉勰曾經夢隨孔子南行，在他看來，孔子是自有人類以來的一位最偉大的人物。劉勰在立德、立功難以成就的情況之下，他要立言首先想到的還是注釋經典。這既能闡明圣人的旨意，而注經者也最能博得聲譽，“敷贊圣旨，莫如注經”。但是，“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序志》）。漢代經學大師馬融、鄭玄等人已經注有《孝經》、《論語》、《尚書》、《易》、《三禮》和《毛詩箋》等儒家經典，而且注得相當精到。劉勰以為，即使自己再有精深的見解，也難也超越他們，而能自成一家之說。因此，劉勰不想步馬融、鄭玄等諸儒的后塵，而要另辟蹊徑，開辟當時在劉勰看來能獨樹一幟，且能一舉成名的文論領域。

而當劉勰開始“論文”時，他深刻地認識到魏晉以來論文的散漫、文學創(chuàng)作的浮靡，以及文對治國理政的重要性。首先，劉勰總結魏晉以來的文論，這一時期的文論雖較多，但都是“各照隅隙，鮮觀衢路”?！缎蛑尽菲赋觯?/p>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于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玚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泛議文意，往往間出，并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后生之慮。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文學批評的自覺時期，這一時期產生了我國文學批評史上專門的文學論文和論著。曹丕的《典論·論文》首開先河，文章篇幅較短，但涉及了文學的價值、作家的才性、文體風格及批評態(tài)度等諸多的問題，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篇文學論文。其后陸機的《文賦》又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第一部較全面地論述文學創(chuàng)作問題的專著，從創(chuàng)作的藝術構思到立意遣詞，從作家的才性到作品的藝術風格，《文賦》論述了創(chuàng)作過程中各個方面的問題。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專門對頌、賦、詩等各種體裁的性質、起源、發(fā)展變化進行了論述。東晉李充的《翰林論》，評論了各體文章的代表作家的作品。此外，還有桓范的《世要論》，傅玄的《七謨序》、《連珠序》，皇甫謐的《三都賦序》等等。這些文學論著、論文從各個方面總結、概括、研究了文學理論和文學創(chuàng)作問題。其中有些論著對劉勰著《文心雕龍》有著直接的、重要的影響，如陸機的《文賦》和摯虞的《文章流別論》等。然而，這一時期的文論卻有很大的不足，即劉勰所指出的“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當時的批評家只是就某一方面問題進行探討，“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泛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序志》），有的是稱贊或批評當時的作家，有的是品評前人的作品，有的是泛泛指出文章的雅正或庸俗，還有的是對作品的簡要敘述，總體上缺乏對研究對象作歷史、全面、整體的研究。其實劉勰在這里所批評的不只是我國初創(chuàng)時期的文學批評，所謂“各照隅隙，鮮觀衢路”的現(xiàn)象始終存在于我國文學批評中，并成為我國文學批評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對此，清代葉燮感慨地說：“歷來之評詩者，雜而無章，紛而不一，詩道之不能常振于古今者，其以是故歟！”（《原詩》卷三外篇上）

正由于劉勰認識到前人論文之不足，因而他有意識要“彌綸群言”、“深極骨髓”，綜合考察各家之說，對文章寫作和文學創(chuàng)作中各種問題作深入的研究和探討，由此《文心雕龍》成為我國文學批評史上唯一一部自成理論體系的批評著作。劉勰在《序志》篇中對《文心雕龍》全書的體例、結構作了這樣的說明：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qū)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tǒng)，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于時序，褒貶于才略，怊悵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shù)，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這樣，《文心雕龍》從“文之樞紐”的總綱、“論文敘筆”的文體論、“割情析采”的創(chuàng)作論，到“才略知音”的批評論，全面、系統(tǒng)地研究了有關文章、文學的問題。因此，劉勰的《文心雕龍》以其論述問題的全面深刻，理論體系的完備周詳，確立了它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的獨特地位。

其次，當劉勰“論文”的時候，他還認為當時的文學創(chuàng)作也存在“辭人愛奇，言貴浮詭”的問題?！缎蛑尽菲赋觯?/p>

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于要。于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劉勰所指出的文風浮靡的問題，在當時文壇上是客觀存在的。因為自建安文學開了文學“自覺”的新聲以后，文學朝著自由和解放的道路上發(fā)展，促使了文學的繁榮。但是，儒學衰微后代之而起的玄學和佛學又對文學創(chuàng)作帶來不良的影響。如《世說新語·文學》注引《續(xù)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蔽簳x時期的玄學影響到詩壇出現(xiàn)了專談玄理的玄言詩，之后又受佛教盛行的影響，詩歌中又有了佛教所謂的過去、現(xiàn)在、將來的三世之語，因此，像《詩經》和《楚辭》那樣的詩作就消失殆盡了。

而從西晉太康時期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又出現(xiàn)了過分追求文辭藻飾的風氣。文學家們在創(chuàng)作中追求新奇和華艷，在形式技巧上爭奇斗勝。正如隋初李諤在《上隋文帝革文華書》中所指出的：“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云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贬槍ξ鲿x以來文學創(chuàng)作出現(xiàn)的這樣一種現(xiàn)狀，劉勰以為“離本彌甚，將遂訛濫”，應該予以糾正，使其走上健康發(fā)展之路。因此，《詮賦》篇針對“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的創(chuàng)作傾向，提出：“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薄抖▌荨菲种赋觯骸白越o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劉勰反對這種“逐奇而失正”，而主張“執(zhí)正以馭奇”?！肚椴伞菲獎③臉O力批判了“為文者淫麗而煩濫”的“為文而造情”，而大聲疾呼“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的“為情而造文”。顯然，劉勰就是想通過《文心雕龍》的著述，試圖解決當時文學創(chuàng)作中存在的各種弊端。

最后，劉勰著述《文心雕龍》，還在于他深刻地認識到文之重要?！缎蛑尽菲f：

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

劉勰認為，文章的作用在于它是經書的一種輔助，國家的禮儀、政務等都需要用文來貫徹、實施，因此君臣的大業(yè)、軍國的要務都要借助于文來煥發(fā)光彩和發(fā)揚光大。劉勰在這里所指稱的“文”是包括文章、文學在內的泛文學或稱雜文學，對文的性質和作用的認識，我國古代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先秦時期所謂的文學，是指學術文化或古典文獻等，兩漢的文學又是附屬于經學的，而到了魏晉文學才有了它獨立的地位和價值。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指出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給予文章極高的評價。這種文章價值觀突破了傳統(tǒng)儒家的觀念，把文章的立言提到了比立德、立功更高的地位，具有更重大的意義。文學不是政治教化的工具，也不是經學的附屬物，而是有助于治國理政、安邦利民。這種文章價值觀也影響到劉勰深刻地認識到文章的巨大而廣泛的作用，所謂“能經緯區(qū)宇，彌綸彝憲，發(fā)揮事業(yè)，彪炳辭義”（《原道》）。對文的重要性的認識，使劉勰一定要探討“文心”，即“為文之用心”，研究、總結文章、文學的基本規(guī)律的問題，以使文章寫作和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像“雕龍”般的精美華麗的文采，從而發(fā)揮其在社會上的獨特作用。

（四）取定沈約，深得文理

《梁書·劉勰傳》在引錄了《文心雕龍·序志》的全篇以后，記載：“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約。”那么，劉勰在完成了《文心雕龍》之后，為什么“欲取定于沈約”呢？

根據《梁書·劉勰傳》的記載，劉勰“欲取定于沈約”的原因，是《文心雕龍》完成后，“未為時流所稱”，沒有得到當時人的稱許，因此，劉勰想得到當時“貴盛”的沈約的評定和贊賞。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文心雕龍》“未為時流所稱”，這是很自然的了。因為，一方面人們對一本有價值的書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它往往不可能在剛問世時就被人們所看重；而另一方面，這也同作者所處的社會地位和影響不無關系。劉勰出身庶族，社會地位低微，聲名不顯，因此《文心雕龍》完成后，不可能得到時流的稱賞。

此外，劉勰“欲取定于沈約”的另一個原因，是“勰自重其文”，劉勰對《文心雕龍》寄予了厚望，就是想通過《文心雕龍》的寫作，來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為以后入仕創(chuàng)造條件。因此，劉勰“自重其文”，特別看重《文心雕龍》，在《文心雕龍》“未為時流所稱”的情況之下，他不得不想借助于沈約的推重，引起時流的關注并得到他們的稱賞，以提高自己的聲譽，進而達到進入仕途的目的。

而劉勰之所以選擇沈約作為借重的對象，這決非偶然，是與沈約在齊梁時期政壇和文壇上的特有的地位和影響有關。沈約（441—513），字休文，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歷仕宋、齊、梁三代。沈約起家奉朝請后，先被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至宋末，為尚書度支郎。入齊，沈約先為蕭長懋征虜記室，帶襄陽令。蕭長懋立為太子后，沈約為東宮步兵校尉、管書記，遷太子家令。以后，兼著作郎，遷中書郎、黃門侍郎等。到梁代齊時，沈約因極力主張蕭衍稱帝，因而得到蕭衍的特別賞識。蕭衍于天監(jiān)元年（502）四月登皇位，沈約被先后任命為尚書仆射、右光祿大夫、尚書令、行太子少傅等。沈約在世七十三年，在宋、齊、梁政壇上的地位極為顯赫。不僅如此，沈約還是齊梁之際文壇的領袖，史稱“一代詞宗”、“當世辭宗”等。沈約的詩文創(chuàng)作及其文學思想，在齊梁文壇上都有重要的影響。沈約現(xiàn)存詩有二百四十余首，文近兩百篇，此外他對文學還有不少的見解。作為齊梁時期文壇上一位很有影響力的人物，沈約還大力獎掖、延譽年輕的文人學士，像謝脁、任昉、陸倕、張率、王籍、吳均、何遜、蕭子顯等，沈約都曾予以評論過。例如，《南齊書·謝脁傳》載：“脁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梁書·任昉傳》載：“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鄙蚣s對年輕文士的這些贊譽性的評論，對當時的文學創(chuàng)作無疑起了推動的作用。而經沈約贊譽過的人，有的還得到了提拔。如劉顯的《上朝詩》在沈約郊居宅閣齋新成時被題之于壁，《梁書·劉顯傳》載：“及約為太子少傅，乃引為五官掾，俄兼廷尉正?！币虼?，當時有不少的文士欲求譽于沈約，如鐘嶸就是其中之一。據《南史·鐘嶸傳》載：“嶸嘗求譽于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yōu)劣，……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辩妿V欲求譽于沈約，卻遭到了“拒之”，由此在文學批評史上還留下了一個關于文章門戶的話柄。由于沈約在當時政壇和文壇上具有這一特有的地位和影響，因此，劉勰在完成《文心雕龍》而“未為時流所稱”的情況下，便很自然地想得到沈約對《文心雕龍》的推重。

沈約畫像

那么，劉勰又是怎樣去見沈約的呢？《梁書·劉勰傳》中有很形象的記載：“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于車前，狀若貨鬻者?！边@說明，由于當時沈約的“貴盛”，使劉勰“無由自達”，于是背著書稿，等候沈約外出，把書稿敬獻到沈約的車前，形狀如同賣貨的小販。劉勰“無由自達”，他沒有資格前往沈約的府上拜見沈約，其原因是劉勰的庶族出身和南朝等級森嚴的門閥制度。如《寒素論》中說到，“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之子，輕若仆隸，易如草芥，曾不以為之伍”（見李昉《文苑英華》卷760），世家大族之人把寒門子弟看作為奴仆，如同草芥，不跟他們交往成為同伴，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士庶天隔”的現(xiàn)象。劉勰“欲取定于沈約”，但庶族的出身使他自然是“無由自達”。因此，劉勰不恥于像賣貨的小販，在路邊等候沈約外出，將《文心雕龍》的書稿敬獻到沈約的車前，這是劉勰能見到沈約的一種比較有效的方式。假設劉勰徑直前往沈約的府上拜見沈約的話，那么，他有可能會招致羞辱，或許還得不到沈約的賞識。

劉勰將書稿敬獻到沈約的車前后，《梁書·劉勰傳》接著記載：“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鄙蚣s閱讀了《文心雕龍》以后，非常推重它，認為它深刻地闡發(fā)了文章的內容和形式的道理，因而常常把它放在書桌上。那么，沈約為什么會對《文心雕龍》“大重之”呢？

有學者認為，因為《文心雕龍》的《聲律》篇迎合了沈約提出的“聲律”論，所以被沈約所看重。如清代紀昀《沈氏四聲考》卷下指出：“休文四聲之說，同時詆之者鐘嶸，宗之者劉勰。嶸以名譽相軋，故肆譏彈；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賞識。”沈約的“四聲”說，同時期詆毀它的有鐘嶸，而推崇它的有劉勰。鐘嶸之前沒有得到沈約的贊譽，因而鐘嶸譏諷“四聲”說，而劉勰對沈約的“四聲”觀點相同，因而得到沈約的贊賞。紀昀的這一看法，影響了后來研究者對這一問題的評述。如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聲律》篇中認為：“彥和生于齊世，適當王沈之時，又《文心》初成，將欲取定沈約，不得不枉道從人，以期見譽。觀《南史》舍人傳，言約既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知隱侯所賞，獨在此一篇矣?！边@些評論都說明了《文心雕龍》的《聲律》篇是劉勰為了迎合沈約的“聲律”論而作的，而沈約對《文心雕龍》的“大重之”，也僅在《聲律》這一篇上。對于這樣的評論，有學者認為是不符合事實的。如楊明照《梁書劉勰傳箋注》指出，紀昀的評論“其說亦與事實不符。尋文心之定名也，數(shù)彰大衍，舍人已自言之。是其負書干約之前，原有《聲律》一篇在內。非感恩知遇，始為推闡也。且聲律之說，齊永明時已有爭論；而文心為‘彌綸群言’之文論專著，特辟一篇論之，乃勢理之所必然。況舍人所論，頗能自出機杼，并非與休文雷同一響?！闭查A《文心雕龍義證》也指出：“過去有人誹謗劉勰說他巴結權貴，為了迎合沈約的心理，才故意寫了《聲律》篇，來投其所好，因而《文心雕龍》一書得到沈約的贊賞，這顯然是不符合事實的。”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對聲律問題的研究，它與沈約的“聲律”說密切相關，但是，劉勰的《聲律》篇并不是為了迎合、巴結沈約而作的，而是當時文學創(chuàng)作中已經出現(xiàn)了講究聲律的“永明體”的作品，沈約等人也已經提出了“聲律”說。因此，研究“為文”問題的《文心雕龍》是不能不研究聲律問題的，而沈約對《文心雕龍》的推重，也并不僅僅是《聲律》篇的內容。沈約對《文心雕龍》的“大重之”，在于《文心雕龍》的“深得文理”。而沈約所謂的“深得文理”，主要是就《文心雕龍》深刻地揭示和闡明了文章寫作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規(guī)律和特點而言的。沈約謂《文心雕龍》“深得文理”，是《文心雕龍》問世后，得到的最早的、有權威性的評價。確實，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討論的“為文之用心”，即探討文章寫作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基本原理，使文章寫作和文學創(chuàng)作具有雕龍般華麗文采，劉勰研究這一問題，是由于當時我國文學發(fā)展到了一個“自覺”的時期，文學的高度發(fā)展在創(chuàng)作上和理論上都要求加以總結、提高、歸納和概括。并且，隨著文學創(chuàng)作出現(xiàn)新的變化，人們對文學提出了審美的要求，把文學作為一種審美形式來認識和把握，《文心雕龍》正是我國文學發(fā)展到一個“自覺”時期的產物。

而當劉勰“論文”的時候，從“文之樞紐”、“論文敘筆”、“割情析采”、“物色時序”，到“才略”、“知音”，全面、系統(tǒng)地研究了有關文章、文學的問題。劉勰的《文心雕龍》以其論述問題的全面深刻，理論體系的完備周詳，確立了它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的獨特的地位。自沈約謂《文心雕龍》“深得文理”之后，歷代都有對《文心雕龍》加以贊賞與推重的，如晚唐陸龜蒙《襲美先輩以龜蒙所獻五百言既蒙見和復示榮唱》贊曰：“一篇邁華藻，萬古無孑遺?？贴]尚未已，雕龍奮而為。劉生吐英辯，上下窮高卑。下臻宋與齊，上指軒從羲。豈但標八索，殆將包兩儀。人謠洞野老，騷怨明湘纍。立本以致詰，驅宏來抵隵。清如朔雪嚴，緩若春煙嬴?；蛴_戶牖，或將飾纓緌。雖非倚天劍，亦是囊中錐。皆由內史意，致得東莞詞?！彼纬鯇O光憲《白蓮集序》評：“降自屈宋，逮乎齊梁，窮詩源流，權衡辭義，曲盡商榷，則成格言，其惟劉氏之《文心》乎！后之品評，不復過此?！鼻宕聦W誠《文史通義·詩話》稱：“《詩品》之于論詩，視《文心雕龍》之于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現(xiàn)代魯迅則把《文心雕龍》同亞里斯多德的《詩學》相提并論，指出：“篇章既富，評騭遂生，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斯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fā)流，為世楷式。”（《論詩題記》）這些評論與沈約所說的“深得文理”是一脈相承的。

由此看來，劉勰與沈約雖然他們的身份和地位截然不同，但兩人“文心”相通，從而使沈約對《文心雕龍》“大重之”而評論為“深得文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