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虞山派經學與明末清初的學風

第一節(jié) 錢謙益的反經正經

虞山派領袖錢謙益作為明末清初文壇執(zhí)牛耳者，在經學、史學、詩學、佛學等方面皆卓有建樹，其“通經汲古”、經史一體、博綜、致用等學術主張反映出明末清初以“批判”和“承續(xù)”為特征的學風趨向，蹈空而務實。

一 經學正變

經學傳統(tǒng)肇自兩漢，稱為漢學，又稱古學，以章句和訓詁為主要手段，以復原經學的面目，并與政治相附庸，成為治國方略。然其失之駁雜，真?zhèn)伟唏g悉歸圣人，又各為立說，授受源流；并五經博士矻矻終身校訂字句，考證名物，而無暇于義理的闡發(fā)。徐干曾言：“凡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后，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于物名，詳于器械，矜于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tǒng)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sup>[1]魏、晉繼承漢學而薈萃于唐，彼時關于漢學之弊，時有顯露修正。流至宋代，集漢、晉、唐之大成，創(chuàng)為宋學，又稱理學，乃在批判繼承漢學的基礎上生長和衍發(fā)，摒棄章句和訓詁之學，專講義理，追求“內圣”的經世路線以及“尚禮義不尚權謀”的致思趨向，其缺也妄，疑經、辨經、刪經、改經，致六經面目全非，且繼承唐以來經、道分途之說，以漢學傳經而非傳道，傳道而非解經。元明承襲宋學，將其定為官學，并以其作為選拔人才的標準，然其流弊也日益凸顯，經學日益荒疏而義理空談之風日益興盛。錢謙益清晰地認識到經學之發(fā)展流變和各家利弊，并從正變論的角度論述經學之發(fā)展，曰：

十三經之有傳注、箋解、義疏也，肇于漢、晉，粹于唐，而是正于宋。歐陽子以謂諸儒章句之學，轉相講述，而圣道粗明者也。熙寧中，王介甫（安石）憑借一家之學，創(chuàng)為新義，而經學一變。淳熙中，朱元晦（熹）折衷諸儒之學，集為傳注，而經學再變。介甫之學，未百年而熸，而朱氏遂孤行于世。我太祖高皇帝設科取士，專用程、朱，成祖文皇帝詔諸儒作《五經大全》，于是程、朱之學益大明。然而再變之后，漢、唐章句之學，或幾乎滅熄矣。^[2]

經學肇自漢晉，粹于唐，正于宋而又變于宋。宋凡兩變。一變于王安石，編撰《三經新義》創(chuàng)“荊公新學”，鄙薄漢唐儒學之煩冗瑣細的注疏方式，而以簡潔的筆法訓釋經義，開創(chuàng)“性理之學”，促進了宋代疑經變古學風的形成。然王安石新學乃為其變法的依據(jù)，至其變法失敗，新學亦隨之消亡。二變于朱熹，朱熹在總結漢學及新學的基礎上，折中諸儒之學，以二程的理論為基礎，薈萃周敦頤、邵雍、張載的學說以及佛教、道教的思想，集大成乃撰《集注》，開創(chuàng)“義理之學”，朱學遂為顯學。元代恢復科舉考試，詔以朱氏學說為取士標準。明代設科取士亦以朱氏傳注為主，并召諸儒集萃《五經大全》，于是朱學益明，漢學益晦。朱學之變，矯正了漢儒的煩瑣龐雜，挖掘義理內涵，更利經世致用，然朱學之本身亦帶有弊端，即朱學懷疑、鄙薄漢儒失圣人經旨，豈朱學即能繼承先王圣訓？朱學質疑漢儒之經非圣人訓治，豈宋學之經即為圣人之制？朱學肆意刪改漢學之經以其非經學之本真，豈宋學之刪改即為經學之本原？錢謙益進而總結宋代以來經學之謬，有三：

一曰解經之謬，以臆見考《詩》、《書》，以杜撰竄三《傳》，鑿空瞽說，則會稽季氏本為之魁；二曰亂經之謬，石經讬之賈逵，《詩傳》擬諸子貢，矯誣亂真，則四明豐氏坊為之魁；三曰侮經之謬，訶《虞書》為俳偶，摘《雅》、《頌》為重復，非圣無法，則余姚孫氏礦為之魁。^[3]

這三種謬端皆源自宋學末流之脫離章句訓詁，而師心自妄，隨意疑經、刪經、改經之妄舉。在錢謙益看來，六經乃圣人之作，只可尊之、重之，切不可隨意非議、嗤點，宋學之舉已開非經、疑經之端倪，實與圣人相悖。且宋代性理之學本身既包含程、朱所謂“性即理”，亦包含陸、王提出的“心即理”，于個體修為和個性解放大有裨益，然流至末端乃過于追求個人心性的“致良知”而脫離了“內圣”的經世路線。故而錢謙益認為經學之荒疏與宋學之經道分離有很大關系，曰：

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圣人之經，即圣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務勝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詰。則亦宋之諸儒掃除章句者，導其先路也。^[4]

于漢儒而言，經與道是一體的，講經即講道，圣人之經即圣人之道，故漢儒講道必本于經。然至宋儒掃漢儒章句之學，脫離經的本體而淪為形而上的闡釋，人各一詞，莫衷一是，于是自認賢良之人高自標目，而不肖者更加汪洋恣肆，務以己學高于漢學而疑之、毀之，從而導致學風浮泛，滿嘴妄言。而此途開端于宋儒，轉關于《宋史》，因：

修《宋史》者知其然，于是分《儒林》、《道學》，厘為兩傳，儒林則所謂章句之儒也；道學則所謂得不傳之學者也。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絕續(xù)之大端也。^[5]

宋儒于經、道傳疏上庭分二野，導開經、道分離之途。元代修輯《宋史》，經、道分立兩傳，把邢昺、孫奭等重視訓詁、注疏的學者歸入儒林，把周敦頤、張載等格物窮理、窮理盡性的理學家歸入道學，徹底實現(xiàn)了宋儒經、道分離的理想，于此理學愈加興盛，儒學愈加衰退。至此，經學之發(fā)展實分兩端：一為漢唐章句訓詁之學，一為宋代義理之學。宋學之初興，乃欲矯漢學過于注重訓詁而無暇顧及義理的弊病，并非完全排斥章句訓詁，只是隨著義理之學的發(fā)展流變，才逐漸執(zhí)義理闡發(fā)之一端，而忽于章句訓詁。故義理興而章句晦，宋學興而漢學晦。而經學和道學的分家，又會加速修道學者對于經學的荒廢，疏于章句訓詁，故少學寡聞。

漢儒之言學也，十年而學幼儀，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學禮，惇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孫友視志，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其為學之科條，如是而已。其言性言天命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知，土神則信，存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所謂知性知天者，如是而已。宋之學者，自謂得不傳之學于遺經，掃除章句，而胥歸之于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講道為能事，其言學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窮究其指歸，則或未必如章句之學，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6]

漢儒之經是建立在苦學的基礎上的，自十歲開始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仁、義、禮、智、信悉而疏通，方能治經講經；而宋儒自以為得圣人不傳之秘，幼而失學，空口白牙，信口雌黃，故其言愈多其學愈疏，知識愈渺。漢儒講經與宋儒傳道差別無他，實因博學與寡學之分。

自儒林道學之歧分，而經義帖括之業(yè)盛，經術之傳，漫非古昔。然而勝國國初之儒者，其舊學猶在，而先民之流風余韻猶未泯也。正、嘉以還，以剿襲傳訛相師，而士以通經為迂。萬歷之季，以繆妄無稽相夸，而士以讀書為諱。馴至于今，俗學晦蒙，繆種膠結，胥天下為夷言鬼語，而不知其所從來。國俗巫，士志淫，民風厲。生心而發(fā)政，作政而害事，皆此焉出。^[7]

錢謙益很敏銳地指出明末學風、士風衰頹肇始于宋學。宋學純講義理，使儒林與道學分途，從而致章句之學、訓詁之學與義理之學分走兩路，宋儒與國初之儒未泯先民之流風余韻，尚以章句和訓詁為方法闡發(fā)義理，即其并未脫離文本空講義理。自正、嘉以還，士風日下，不以讀書為榮反以讀書為恥，剽襲成風以訛傳訛，道與經相離甚遠。今人非但不學蔑古，還高蹈標目，自以為博學通知，著書立說以期不朽。錢謙益曰：

余觀今世士大夫，著述繁多，流傳錯互。至于裁割經史，訂駁古今，一人之筆可以窮溪藤，一家之書可以充屋棟。嗟乎！古之人窮經者未必治史，讀史者未必解經，留心于經史者，又未必攻于詩文。而今何兼工并詣者之多也？鄭康成、朱仲晦之徒，蓋已接踵比肩于斯世，而古之專門名家者，皆將退舍而避席，不亦韙與！……荀卿曰：學數(shù)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學數(shù)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古今之經學，未嘗不明也。古人之書，其精者吾之所當求，而其駁者吾之所當缺也。童而習之，窮老盡氣，而不能窺其涯略，顧欲壯然肆然置身壇宇之上，列古人于其下，而訂其是非，辨其當否。子言之：夫我則不暇。今之人可謂暇矣。^[8]

古之學者幼小從學，博學無方，尚謙虛自勉，專研一經而不能窺其崖略，竊不敢自謂通儒博儒。而且古人自知學海之無涯，自身之有限，故往往獨精一學，不敢經學、史學、詩學均稱專家，所謂治經者未必涉史，治史者未必研經，經史兼專者卻未必敢涉獵詩學是也。然今之學者幼小失學，卻著述頗繁，各類學科無不涉獵，驕尚自夸，蔑視古人，擅自標目經學、史學、詩學樣樣精通，卻徒事抄襲剽竊。長此以往，經學益熄，道學益敝，并而流為俗學危害學風、世風。

經學之熄也，降而為經義；道學之偷也，流而為俗學。胥天下不知窮經學古，而冥行擿埴，以狂瞽相師。馴至于今，輇材小儒，敢于嗤點六經，呰毀三傳，非圣無法，先王所必誅不以聽者，而流俗以為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學術蠱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挻而起。^[9]

今人高蹈凌空，目空一切，不再潛心于經書章句的解讀和名物的訓詁，不通曉經學之微言大義，更有庸妄之徒無知無畏，空自標目，隨意嗤點古人，訾毀經傳，割剝字句剽截章句，導致六經蒙晦，面目全非。這不僅使經學流于經義，亦使道學流為俗學，更為嚴重的是導致世人懷疑經典，蔑視學問，破壞學術道德的規(guī)范和對圣人訓制的敬畏之心，滋生空浮無妄的學術風氣，而學風影響世風，世風影響世運。世道偏頗，夷狄盜寇趁機興風作浪，危機四伏。

錢謙益一再言說理學至明代流為俗學，那么何為俗學？其曰：

夫今世學者，師法之不古，蓋已久矣。經義之敝，流而為帖括；道學之弊，流而為語錄。是二者，源流不同，皆所謂俗學也。俗學之弊，能使人窮經而不知經，學古而不知古，窮老盡氣。盤旋于章句占畢之中，此南宋以來之通弊也。^[10]

帖括之學與語錄之學，皆為俗學。經學之熄，降而為經義，經義再降流而為帖括，使人沉于舉業(yè)，痼于功名利祿，學古而不知古；道學之弊流為語錄，使人空談心性，空疏固陋而不自知，窮經而不知經。二者雖源流不同，危害則一，即終其一生或盤旋于章句之中或盤旋于義理之中，窮老盡氣蒙蔽于俗學恥晦于經學而不自知，還茫然以為通知、通達。

俗學之敝，莫甚于今日。須溪（劉辰翁）之點定，卓吾（李贄）之刪割，使人傭耳剽目，不見古書之大全，三十年于此矣。于今聞人霸儒，敢于執(zhí)丹鉛之筆，詆訶圣賢，擊排經傳，儼然以通經學古自命。學者如中風狂走，靡然而從之。^[11]

流于明末“俗學之敝”日益嚴重，經宋、元、明諸儒所點定刪節(jié)之書充斥世間，使世人徒為帖括和語錄之學蒙蔽雙耳雙眼，而不見六經之大全，又無知無畏，狂妄無知，靡然自許為通儒通學。面對空疏無學而又目空一切的俗儒、俗學，錢謙益不禁發(fā)出感慨：

嗟乎！胥天下而不通經不學古，病雖劇，猶可以藥石攻也。胥天下而自命通經學古，如今人之為，其病為狂易喪心，和、扁望而卻走矣。^[12]

不通經不學古尚可以經世之學救之挽之，而自命為通經學古，奈之如何？

余惟世之論詩者，知有詩人之詩，而不知有儒者之詩?！对娙倨?，巡守之所陳，太師之所系，采諸田畯紅女涂歌巷諤者，列國之《風》而已。曰《雅》，曰《頌》，言王政而美盛德者，莫不肇自典謨，本于經術。言四始則《大明》為水始，《四牡》為木始，《嘉魚》為火始，《鴻雁》為金始。言五際則卯為《天?！罚蠟椤镀砀浮?，午為《采芑》，亥為《大明》。淵乎微乎！非通天地人之大儒，孰能究之哉？荀卿之詩曰：“天下不治，請陳佹詩?！毖诐h以降，韋孟之《諷諫》，束廣微之《補亡》，皆所謂儒者之詩也。唐之詩人，皆精于經學。韓之《元和圣德》，柳之《平淮夷雅》，《雅》之正也。玉川子之《月蝕》，《雅》之變也。^[13]

詩有詩人之詩，有儒者之詩。《詩經》既為圣人經傳，又為儒者之詩，肇自典謨，本于經術。故而古來精于詩學者，必先精于經學，因經學乃各學之源，史本于經，詩亦本于經，詩學、史學蓋莫不統(tǒng)攝于經之下，而再生滋發(fā)。經學乃學術之本源，經學晦，詩學晦，史學晦，學術晦，學風亦因此晦，故挽救學風，扭轉士風，刻不容緩，否則經學敝，世運衰，國運亦會隨之衰頹。其曰：

先王之世，有典有則，詒厥子孫，崇教立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有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zhí)左道以亂政者必誅，而不以聽。士之選于司徒而升于學者，于辯言亂政之戒，恒凜凜焉。是故經學與國政，咸出于一，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人異學，國異政。公卿大夫，競出其聰明才智以變亂舊章。晉之刑鼎，魯之丘甲田賦，鄭之竹刑，紛更多制，并受其敝。又其甚也，獲雁之鄙人，假田弋之說以干政事；而振鐸之后，不祀忽諸。由此言之，經學之不明，國論之不一，其關于存亡治亂之故，猶病之著于肌表，診視者可舉目而得之，不待醫(yī)和及緩而后知其不可為也。^[14]

經學下關己身，上關國運，乃為經世致用之良器。個人心性修為須以經學為指歸，通曉仁、義、禮、智、信等世俗人倫；通政治世亦須以經學為指歸，方能政治通達國運昌盛。經學不明，學術因之而不明，國政亦會不明，此乃關系國政興亡之業(yè)。唯經學與國政一，天下方能大治，及經學與國政為二，則經學衰，國異政。

二 匡救俗學

故于今時務，急中之急者乃摒棄俗學，恢復經學，以匡國政、救萬民。何以救？如何救？錢謙益曰：“今誠欲回挽風氣，甄別流品，孤?lián)为殬?，定千秋不朽之業(yè)，則惟有反經而已矣?！?sup>[15]何謂反經？自反而已矣。

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經而已矣。誠欲正人心，必自反經始；誠欲反經，必自正經學始。圣天子廣廈細旃，穆然深思，特詔儒臣，是正遺經進御，誠以反經正學為救世之先務，亦猶二祖之志也。不然，夫豈其王師在野，方隅未靜，汲汲然橫經籍傳，如石渠、開陽故事，潤色太平也哉？^[16]

于今之世俗學興經學敝，故欲扭轉學風，匡正時局，必須依孟子之言，反經正經。

學者之于經術也，譬如晝行之就白日，而夜行之光燈燭也，非是則倀倀乎何所之矣？古之學者，九經以為經，注疏以為緯，專門名家，各仞師說，必求其淹通服習而后已焉。經術既熟，然后從事于子史典志之學，泛覽博采，皆還而中其章程，隱其繩墨。于是儒者之道大備，而后胥出而為名卿材大夫，以效國家之用。^[17]

唯有經學明，經術熟，方可從事于子、史、典、志、詩、文之學，才可備采微言大義、經術章程，方可成為名卿材大夫，為國政之用。也即治學、治國必先從治經始乃為正途，否則本末倒置，貽害無窮。

相天下者猶醫(yī)師也，上醫(yī)醫(yī)國，以康濟一世為能事，而自顧一身，陰淫蠱惑，狂易喪志，我躬之不閱，而何以理天下？六經、《語》、《孟》之書，猶醫(yī)經之《靈樞》、《本草》也；史傳之所紀載是非失得淑慝善敗，猶秦越人之《難經》、叔和之《脈經》、忠州之《集驗方》也。有一病，必有一方。人之新病日增，而古方固已犁然具備，在善取之而已矣。^[18]

經政治國，猶醫(yī)者治病，必須熟讀藥典，通曉藥理，方可治病救人。而六經猶醫(yī)學之《靈樞》《本草》，研習六經猶醫(yī)者研習醫(yī)書者，善者自可匡政救民，愚者尚可修身養(yǎng)性，提高修為。經學之于己、于人、于國均大有裨益，既可解救世人之懵懂無知，又可力挽空疏無妄之學風，還可除國政之弊病。然六經之學凡經三變，有漢儒之學，有荊公新學，有程朱理學，還有王陽明心學，欲矯心學之弊，該反何時之經，正何時之經？錢謙益答，必為漢學也。

六經之學，淵源于兩漢，大備于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誠亦有之，然其訓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義，去圣賢之門猶未遠也。學者之治經也，必以漢人為宗主，如杜預所謂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yōu)而柔之，饜而飫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后抉摘異同，疏通凝滯。漢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近代。庶幾圣賢之門仞可窺，儒先之鈐鍵可得也。今之學者不然，汩沒于舉業(yè)，眩暈于流俗。八識田中，結轖晦蒙，自有一種不經不史之學問，不今不古之見解，執(zhí)此以裁斷經學，秤量古人，其視文、周、孔、孟，皆若以為堂下之人，門外之漢，上下?lián)]斥，一無顧忌。于兩漢諸儒何有？及其耳目回易，心志變眩，疑難橫生，五色無主，則一切街談巷說，小兒豎儒所不道者，往往奉為元龜，取為指南。此無他，學問之發(fā)因不正，窮老盡氣而不得其所指歸，則終于無成而已矣。^[19]

六經之學源自兩漢，大備于唐、宋之初，其雖然煩瑣冗雜，然微言大義去圣未遠，所以治經必須以漢學為宗主，漢不足求之于唐，漢唐皆不足求之于宋，漢、唐、宋皆不足方可求之于近代。切不可猶今俗學之本末倒置，先求近學，近學之不足求宋、求唐、求漢。解決了反何時之經的問題了，那么如何反呢？錢謙益又指明了途徑，唯“學”而已。

治本道而道本心，傳翼經而經翼世，其關棙統(tǒng)由乎學。學也者，人心之日月也。儒者學圣，王者學天。存于密勿之為性原，質于上帝之為天命，流于制作見于典誥冊命之為文章，繼乎烈祖接乎堯、舜、禹、湯之為統(tǒng)系，敷于禮樂播于紀綱法度質文寬猛之宜之為治功。是故帝王以身一天下之不一而治以名，帝王以身正天下之不正而學以立。治學相需，不啻表里。《說命》三篇，次篇言政，終篇則言學?！吨芄佟妨鶎倜阒詫W古，入官即戒之以不學墻面，未有專治而遺學者。^[20]

講經、傳道要義皆在于學，古之圣人、明君皆不廢學，以學為正身、正事、正國之標的?！墩f命》終篇言學，《周官》勉以學古，皆為古圣賢明君正學、勸學之教誨，是以儒者學之以圣，王者學之以天。而近世學風之疏漏、剽襲、割剝皆因非學所致，故欲矯之非學無他。只有好學、品學、常學，方能自知自通，遠勝他人耳畔嘈呱。且自有井田制以來，里有序鄉(xiāng)有庠，即召以學。

古者井田之制既定，里有序而鄉(xiāng)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有秀異者，移鄉(xiāng)學于庠序，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后爵命焉。此書所謂侯以明之，時而揚之，承之庸之者也。中年考校，命國之右鄉(xiāng)，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左移之右。又不變則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此所謂撻以記之，否則威之者也。先王之治天下，正德利用厚生，廉讓生而爭訟息者，養(yǎng)之教之而已。春令出民，里胥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冬民畢入，婦人相從，夜績歌詠，余子在序室。民之在野在邑，無非學也，無非教也。出學而不帥教者，入學而不變者，則有撻記移屏之刑。于是乎制五刑而聽其訟。由此觀之，學之所棄，刑之所收也。未有不先學而后刑者也。論于鄉(xiāng)，升之司徒，升之學，升諸司馬，而后告于王。士之論定而任官者，如此其眾也，則其不帥教不變而移且屏焉者或寡矣，則是學之用長而刑之用短也。亂政者殺，疑眾者殺，四誅者不以聽，何其嚴也！獄成而告王三，又然后制刑。三讓而罰，三罰而恥，諸嘉石歸于圜土，桁楊梏拲，無非學也，無非教也。則是學之意常勝刑，而刑之意常不勝學也。^[21]

先王治理天下，正德厚生，選拔人才皆經鄉(xiāng)學、庠序等層層推舉，擇其優(yōu)異者而用之。而在選拔和培養(yǎng)人才的過程中，皆以學為先、刑為后。刑罰之產生亦為督學促學，所謂有獎有懲，學之優(yōu)者可以推薦進入更高一層的學府，備以軍政之用；學之劣也，須受撻記移屏之刑，即學之所棄者，刑之所收也。從學與刑之先后而言，先學而后有刑；從學與刑的使用對象來看，學之用長而刑之用短也；從學與刑的使用效果來看，學之意常勝刑，而刑之意常不勝學也。故普天之下一片讀書祥和之聲，居其政理其國者為苦學善學之士，居其野操之田者亦學亦教。

人主思將帥之臣，則于學乎取之。學興而文武之道兼舉矣。三代以降，秦以吏為師，漢以經為師，唐人重詞賦，宋人重制科。豈無崇儒勸學之主，而不知先王所以教化之意，法律之家與《詩》、《書》爭馳，將帥之科與文學并設，教與刑為二，文與武為二，成周之盛治，豈復可幾于后世哉！圣天子廣厲學官，崇獎經術，慨然思見豐《棫樸》之盛，而蘇學之復興，實惟其時。倪君，刑官也，顧獨以學校興復為己任，可不謂知所先后哉？居今之世，奸邪并生，則思擊斷之吏；奴寇交訌，則思爪牙之士。然吾以為學興而可以兼舉者，誠有見于先王教化之原，明主圖治之意也。昔者范文正公天章條列，首以興學取士先德行為言。其守邊也，所至賊不敢犯，西人以謂胸中有數(shù)萬甲兵。吾鄉(xiāng)之士游是學也，以文正為師，出而用世，為孝友征伐之臣，斯亦可矣。^[22]

修身治國平天下，皆以學為原本，人或思治國或思將國，然文、武之治，皆由學生。學興可以見先王之教化，學興可以明君王圖治之意，學興可以文治天下，學興可以武帥萬兵。昔范仲淹以興學統(tǒng)甲兵，守邊關，賊人聞風喪膽，莫敢侵犯。

古之君子，能相天下，謀王體，而斷國論者，其所以修德居業(yè)，朝夕交戒，未嘗不原本于學；漢、唐以來，權臣倖子，誤軍國而禍身家，前車后轍，相望而不知戒，其昏瞀潰敗，未有不由于不學者也。古之言《那》詩者，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故曰：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言相天下者之不可以不學也。^[23]

不僅范仲淹如此，古往今來能相天下、謀王體、斷國論之謙謙君子，皆由學也；誤軍國、禍身家之權臣佞子，皆由不學也。一言以蔽之，成教化、美風俗、移人倫、相天下、興國本唯學而已。

三 經世致用

錢謙益以敏銳的視角看出俗學的弊端和心學、科舉籠罩下的學風流弊，以嚴厲的語言對其進行口誅筆伐，為扭轉學風樹立尊經學古的學術大旗。然而學風之整治僅為其初級目的，其最終目的乃以經學改變朝局，改變世亂，走的是經世致用的路子。強調經學與國政的統(tǒng)一，強調經學對教化、風俗、人倫、國政的作用，期待重新培養(yǎng)世人以君民為念，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心和使命感，使學術與政治、實際聯(lián)系得更加緊密，故而他一再強調，欲相天下、匡國政者必須要尊經學古，必須以讀書為首要。所以他在教導世人讀書之法時，亦首先強調針砭俗學之作用，施政理國之作用。

古之學者，必有師承。顓門服習，由經術以達于世務，畫丘溝涂，各有所指授而不亂。自漢、唐以降，莫不皆然。勝國之季，浙河東有三大儒，曰黃文獻溍、柳侍制貫、吳山長萊，以其學授于金華宋文獻公（濂）。以故金華之學，閎中肆外，獨盛于國初。金華既沒，勝國儒者之學，遂無傳焉。嘉靖中，荊川唐先生起于毗陵，旁搜遠紹，其書滿家。自經史古今，以至于禮樂兵刑陰陽律歷勾股測望，無所不貫穿。荊川之指要，雖與金華稍異，其講求實學，由經術以達于世務則一也。^[24]

金華之學與荊川之學雖師承不一，脈絡不一，但錢謙益均深為嘆服，只因兩派之指歸為一，即由經術以達世務。故今之學者要像古人一樣注重師承，以經術傳承經世之學，同時還要采取“經經緯史”的讀書之法。錢謙益曰：

讀書之法無他，要以考信古人，針砭俗學而已?！哆M學解》，韓退之所讀之書也?！洞痦f中立書》，柳子厚所讀之書也。古之學者，自童丱之始，《十三經》之文，畫以歲月，期于默記。又推之于遷、固、范曄之書，基本既立，而后遍觀歷代之史，參于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撰定之集錄，猶舟之有柁，而后可以涉川也，猶稱之有衡，而后可以辨物也。今之學者，陳腐于理學，膚陋于應舉，汩沒錮蔽于近代之漢文唐詩。當古學三變之后，茫然不知經經緯史之學，何處下手。由是而之焉，譬之駕無舵之舟以適大海，挾無衡之稱以游五都，求其利涉而稱平也，不已難乎？……經經而緯史，由韓、柳所讀之書以進于古人，俾后之學者，涉焉而以為舵，稱焉而以為衡。^[25]

讀書之目的乃為針砭俗學、匡正世務，然如何讀書？讀何書？世人被俗學蒙蔽日久，難免迷茫，錢謙益又為世人指明方向：先修讀漢以來之經學，熟讀默記十三經之文，通曉“圣賢之微言大義，綱舉目張，肌劈理解，權衡尺度，鑿鑿乎指定于胸中”^[26]；然后出而從事于史，先參讀司馬遷、班固、范曄之史書，再遍觀歷代史書；經史皆熟讀熟通之后，還要參看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集錄、傳記、詩文集等。由經、至史、至子、至集悉通曉后，才可辨“三才之高下，百世之往復，分齊其輕重長短，取裁于吾之權度，累黍杪忽，罄無不宜，而后可以明體適用，為通天地人之大儒”^[27]，破俗學之禁錮，明世致用。

錢謙益之“經經緯史”的思想是與其政治理想聯(lián)系在一起的，乃為經史治國之用。經政合一則政強；經政分歧則政亂。故經、史、子、集四門類中尤以經學為重，而經學又尤以《春秋》為重。

仆家世授《春秋》，兒時習胡《傳》，粗通句讀則已，多所擬議，而未敢明言。長而深究源委，知其為經筵進講，針砭國論之書。國初與張洽傳并行，已而獨行胡氏者，則以其尊周攘夷，發(fā)抒華夏之氣，用以斡持世運，鋪張金、元已來驅除掃犁之局，而非以為經義當如是也。^[28]

錢謙益少學《春秋》，因其尊周而攘夷狄，以其為針砭國論之書。學《春秋》、用《春秋》，正可解清人入關之困頓，抒發(fā)華夏之氣以掃除蠻夷之氣、斡旋世運、匡復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