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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的后半生:這是什么樣的故事

九個人 作者:張新穎


沈從文的后半生:這是什么樣的故事

《沈從文的后半生》(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四年)這本書,出版幾個月了,有時候我自己也會翻翻,不期然地產(chǎn)生出一些新的想法,這是非常奇妙的體驗。我在寫的時候,沒有體會到的東西,慢慢地體會到了;寫的時候沒有明白的事情,會慢慢明白。也就是說,這本書,其實是大于寫這本書的人的。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狀態(tài);如果你寫了一本書,它和你一樣大,或者比你還要小一點,恐怕不是很好的事情。

也就是說,如果把沈從文的世界,限制在一個研究者或者傳記作者個人的世界里面,那就可能非常不妙。所以回過頭來,我會有點感謝自己這樣一個笨的寫法,盡量地呈現(xiàn)沈從文這個人他的后半生是怎么過來的,至少表面上不那么急著用我自己的想法、觀念來解釋他、判斷他。那樣做可能寫起來會比較痛快,讀起來也會比較痛快;但是那樣做的話,就存在著把這個人縮小、定型、標簽化的危險;限制住了,就喪失了開放性——向更多更深的理解開放。最重要的還是對象本身,要小心翼翼地保護、保存,進而發(fā)現(xiàn)、發(fā)掘?qū)ο蟊旧淼呢S富性。

話又說回來,如果一個研究者或傳記作者沒有他自己的感受、他自己的觀察、他自己的想法,他又如何能夠知道要保護、保存什么?他又如何去發(fā)現(xiàn)、發(fā)掘?他更如何形塑出一個貫通的形象、一個完整的世界?換句話說,一個研究者或傳記作者,怎么可能沒有一個內(nèi)在的自我呢?誠然如此;不過我還是想說,這個內(nèi)在的自我,還是保持、隱約在內(nèi)含的狀態(tài)比較好;同時,這個內(nèi)在的自我更要自始至終保持其開放性,有自我而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不要害怕別人說你沒有見解,沒有思想。

一部長篇的敘事作品——傳記當然是這樣的作品,敘述者必然有內(nèi)在的敘述沖動,并且應該把敘述的動力充實、保持、發(fā)展和豐富到最終,否則,一開始就動力不足,或者中途渙散,都會使得作品無精打采;但是,內(nèi)在的沖動即便很強烈,也應該自覺加以限制,不致釀成感情的泛濫和思想的恣肆,這同樣會毀掉作品。有敘述的激情而節(jié)制、內(nèi)斂,甚至隱藏,敘述飽滿而不張狂,才有可能使得敘述本身的意蘊不受傷害。敘述本身可以產(chǎn)生出一個多維的立體空間,敘述者內(nèi)在的自我應該致力于擴充這個空間,而不是讓自我表現(xiàn)的沖動把這個空間壓扁。

如果我們把沈從文后半生這么漫長時間的經(jīng)歷看成一個故事的話,這個故事不是一條單一的線,它是多向度的,立體的,有很多層次疊加融合在一起,讀這個故事的人,領(lǐng)會到一層,就能明白一些東西;過了一段時間,可能還會領(lǐng)會到另外一層。我的腦子比較慢,我領(lǐng)會這個東西,需要過很長的時間才明白那么一點點,沒有法子一下全體會到,全明白。雖然這本書是寫完了,但是我明白的過程還沒有完。

這樣的一個故事,有可能包含著哪些含義?就像這本書,是一個開放的文本,它有可能朝哪些方向開放?

一、絕境,和在絕境中創(chuàng)造事業(yè)的故事

第一個我想說的是,絕境和在絕境中創(chuàng)造事業(yè),可以把這本書讀成這樣的一個故事。這本書一開頭,這個人就精神崩潰、自殺,一般來說,按照時間順序敘述一個故事,不會一開始就這樣。一開始就這么一個劇烈的沖突,一個極端的情境,往后怎么寫呢?但是他的人生就是這樣的,一九四九年就經(jīng)歷了這個,一個人走到絕境,走到走投無路的地方。這個絕境,我用不著多說,是時代本身壓給他的,是時代的轉(zhuǎn)折壓給他的,因為到了這個關(guān)口,他以前的創(chuàng)作方式?jīng)]有辦法繼續(xù)下去了,他的事業(yè)被摧毀了。這是一個方面。

還有另外一個方面,一個人要走到絕境,其實是有他自主選擇的成分在。因為時代的巨大轉(zhuǎn)折和壓力,不是沈從文一個人所承受的,很多人都在承受,為什么只有這一個人要走到精神崩潰去自殺的程度?當然,沈從文個人當時的現(xiàn)實處境有非常特殊的地方;除此之外,我想這當中,就還有一個勇氣的問題,有一個人的大勇敢在。我們?nèi)诉@種動物,本能里面就有自我保護的反應機制,當碰到危險的時候,碰到絕境的時候,我們會有各種各樣的辦法避開它,繞開它。一九四九年也不是說沒有這種辦法,可以稍微妥協(xié)一點,可以隨波逐流,大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順大流。當然隨波逐流是一個不太好聽的詞,那換成好聽的與時俱進就可以了。這樣一來,這個絕境就避開了??墒沁@個人就是不肯、不能稍微圓通一點。他就是要一條道走到黑。這樣的結(jié)果他是知道的,非常清楚。

一個人敢于把自己的人生走到最底部,和不敢走到這樣的境地,是有差別的。差別在于,當我們本能地避開人生最絕望、最可怕的境地之后,在精神和心理上,我們的人生永遠會有可怕的東西躲在暗中??伤皇?,他死過一次了,當他死過一次再活過來的時候,就沒有什么可怕的了,最可怕的事情已經(jīng)經(jīng)歷過。避開可怕的絕境一直在活著的人,那個活著的狀態(tài),有一種可能是茍活,是在不死不活的狀態(tài),而他死過了一次再活過來,那真的是活了,而且再也沒有什么力量能夠讓他再死一次,如果他自己想活的話。在后來的歲月里,比如說在“文革”當中,沈從文的遭遇要慘多了,但是他再也沒有像一九四九年那樣精神糾結(jié)反復,以致崩潰。

所以,這樣從死去一次再開始活過來的后半生,有這么一個特殊的起點,糟糕到底的起點,卻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起點。我們一般人不會有這樣一個最低的起點,可就是這樣的一個起點,才奠定了以后的路是往上走的路。

我要講絕境,要講在絕境當中活過來,而且活下去,還有一個怎么活法的問題。沈從文自殺,是因為他的文學事業(yè)不能繼續(xù)了,他是一個把生命和事業(yè)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人,所以要活下去,就還得有事業(yè)。這個地方就顯出這個人特殊的本事,他能在絕境中創(chuàng)造事業(yè),文學不行了,就另辟新路。我們都知道他轉(zhuǎn)身投入了文物研究的事業(yè),并且在這個轉(zhuǎn)過來的領(lǐng)域里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其實往前、往后想想,這也不是他唯一一次面臨絕境,只不過這一次非常慘烈。他年輕的時候從湘西的部隊跑到北京,生活沒有著落,考大學考不上,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但硬是從這樣一個低的起點,從無到有,一點一點闖出來,成就了文學上的事業(yè)。往后看,比如說“文革”當中,他下放到湖北咸寧干校,好不容易改行創(chuàng)造的第二份事業(yè)——文物研究——又到了絕境。沒有任何的書、任何的資料,怎么做研究?而且身體的狀況特別差。又一次到了人生底部,能不能干點可以干的?所以他再做改行的打算和實驗,認真嘗試舊體詩的寫作。他有一種從絕境當中創(chuàng)造事業(yè)的特別性格。

后來我慢慢體會到,這個性格的背后,其實是生命的創(chuàng)造能量在支撐,是創(chuàng)造的能量要求釋放,要求落實到具體的事業(yè)上去。

沈從文一九四九年的絕境是比較戲劇化的、沖突極端激烈的時刻,但絕境絕不只是那樣的時刻;其實可以把他漫長的整個后半生,就看成一個漫長的絕境。整個漫長的后半生就在對抗這樣的一個絕境,以創(chuàng)造事業(yè)的方式,以日復一日的方式。

毋庸諱言,我們的注意力通常會被更為戲劇化的絕境時刻所吸引,但我想說,比起絕境來,在絕境中以日復一日的努力創(chuàng)造事業(yè),是更有意義的。

二、個人和時代關(guān)系的故事:超越受害者的身份

第二點我要講的,沈從文的后半生,還是一個自我或者個人和時代關(guān)系的故事。寫這本書,我想寫的不是沈從文他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普遍的遭遇,我寫的不是一代人或者幾代人的一個典型,我寫的不是一個模式的故事,我寫的就是這一個人。這一個人和他同代的很多人不一樣,和他后代的很多人不一樣,我就是要寫出這個“不一樣”。他是一個不能被放在一個共同的模式里敘述的人。不一樣是因為他有一個自我,這個自我和時代的巨大潮流、壓力之間形成一種關(guān)系。偏離在社會大潮之外,自己找一個角落做自己的事情,沈從文是這樣的一個人。我反復講過這本書的封面設(shè)計,用了沈從文在一九五七年五一節(jié)畫的上海外白渡橋上的游行隊伍和黃浦江里一只游離的小船的即景圖,這幅圖的位置關(guān)系很有意思,我把它解讀成一個隱喻,隱喻他在轟轟烈烈的時代潮流之外,找到很小很小的、特別不起眼的、你會忽略的這樣一個角落,來做自己的事情。

一般來說,知識分子是不愿意待在角落里的,知識分子要做時代潮流的引領(lǐng)者,要做弄潮兒,如果不能,至少要跟上,不能落伍不能掉隊??墒侨舾赡曛竽慊剡^頭去看,偏偏是這樣和時代潮流隔著距離,在這樣一個誰都不會去理睬的角落里的人,才做成了事業(yè)。為什么會這樣?個人要處在什么樣的位置,才能和時代之間形成一種有意義的關(guān)系,這個意義不僅僅是對于個人的,而且也是對于時代的?

個人和時代之間還有一個問題,我特別想講這個問題。毫無疑問,沈從文以及沈從文的那一代人甚至后面的幾代人,他們是劇烈變動時代的受害者,遭受了很大的摧殘和屈辱。受害者這樣一個身份,是時代強加的,沒有人愿意做受害者。所以這是一個完全被動的身份。但是,你有沒有發(fā)現(xiàn)這樣的情況,當那個時代過去以后,比如說“文革”過去以后,很多人會愿意強調(diào)自己受害者的身份,突出自己受害者的身份。這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而事情的另一面是,這樣一來,不管是在意識里面還是在無意識里面,等于承認了時代強加給個人的被動的身份,也等于變相地承認了時代的力量。在一個變化非常大的時期,一個人除了是一個受害者,還有沒有可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受害者這樣一個被動的身份,自己來完成另外一個身份?避免只有一個被動接受的身份,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沈從文的境況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好轉(zhuǎn),他可以出國講學了。他在美國做演講,做了二十幾場,演講的內(nèi)容一是講文學,二是講文物。講文學只講一個題目,不是講他自己的作品,也不講三十年代他盛名時期的事情,而是講二十年代他剛剛到北平時候的文壇情況。講文物的題目就很多了,今天在這個學校里講扇子,明天到那個學校里講絲綢。他準備了大量的幻燈片,一講起來就很興奮??墒撬仓?,來聽他演講的人更希望聽到的是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遭遇,他們更希望從這個人口中親自證明這樣一個時代強加給知識分子的各種各樣的殘害力量,希望聽到受害者的證詞。在此前前后后很長的時期里,到海外的中國作家演講,只要講這個題目,聽眾的反應一定是非常熱烈的??墒巧驈奈木筒恢v。

很多人會猜測,他是不是過于謹慎?是不是很膽小,很害怕?我已經(jīng)說過,他死都死過了,還會害怕什么?他有他自己主動創(chuàng)造的身份,這個身份要比受害者的身份更有意義,對他也更重要。他講了這么一段話,特別樸素特別誠懇。他說:“在中國近三十年的劇烈變動情況中,我許多很好很有成就的舊同行,老同事,都因為來不及適應這個環(huán)境中的新變化成了古人。我現(xiàn)在居然能在這里快樂的和各位談談這些事情,證明我在適應環(huán)境上,至少作了一個健康的選擇,并不是消極的退隱。特別是國家變動大,社會變動過程太激烈了,許多人在運動當中都犧牲后,就更需要有人更頑強堅持工作,才能保留下一些東西。”——他說的是“一個健康的選擇”和頑強堅持的工作,這個選擇和工作讓他超越了單純受害者的身份。

沈從文后半生的故事是一個人自我拯救的故事,也可以說是一個人對一個時代救贖的故事。這樣說會不會有點夸大?一個人的力量可以補救一個時代的荒蕪嗎?從數(shù)量上,是不可能的;可是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一個時代連一個做事情的人都沒有,和有許多的個人——沈從文當然不是唯一的這樣的個人——來做事情,是不一樣的。有這樣的個人,證明這個時代還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摧垮,也證明人這個物種不可能被全部摧垮,證明人這個物種還可以存在下去,還有存在的價值。超越受害者的位置,超越時代強加給你的身份,自己創(chuàng)造另外一種身份,這是一個了不起的事情。

三、創(chuàng)造力的故事

第三我想講的,這還是一個關(guān)于創(chuàng)造力的故事。沈從文這個人,表面上看起來非常軟弱、非常普通,可就是這么一個人,充滿著創(chuàng)造的能量。這個人一輩子為什么要做那么多事情?特別是后半生在歷史博物館,人家其實是不想讓你做什么事情的,不做倒還會安穩(wěn)一些,做了,而且常常是硬要去做,麻煩就出來了。開始的時候我歸結(jié)為一個人的性格,這個人的性格就是閑不住,忙不完,要做這要做那。后來我多少明白了一點,他這個人的生命里面有豐沛的創(chuàng)造的能量,要把創(chuàng)造的能量發(fā)揮出來,不發(fā)揮出來,憋在里面,一定很難受。

這個創(chuàng)造力的表現(xiàn),很重要的一條是,他做的事情是沒人做的。他做文物研究,文物研究在他半路改行過來之前早就有很長的歷史了,可是為什么他做的事情是別人沒有做的呢?《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為什么會是奠基性的著作呢?不僅僅是服飾,他文物研究的“雜貨鋪”里面,有那么多的東西,都是別人不研究的。他的研究活動不是循規(guī)蹈矩的,有他自己的創(chuàng)造性在里面。

我舉一個例子,這個例子可以有多重的解釋,但是最后我把它歸結(jié)為創(chuàng)造力。一九五三年,歷史博物館開了一個反對浪費的展覽,展品就是沈從文給歷史博物館買的各種各樣的“廢品”,比如說,明代白綿紙手抄兩大函有關(guān)兵事學的著作,內(nèi)中有圖像,這是敦煌唐代望云氣卷子的明代抄本;再比如,一整匹暗花綾子,機頭上織有“河間府制造”宋體字,大串枝的花紋,和傳世宋代范淳仁誥赦相近。歷史博物館還有意安排沈從文陪同講解。這個故事,我想至少可以讀出三重意思來。第一,沈從文的現(xiàn)實處境、政治處境很糟糕,他們竟然會用這樣的方式來侮辱他;第二,除了現(xiàn)實的政治壓力之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壓力,就是學術(shù)同行的壓力。這個壓力是很要命的,因為這個壓力就在你身邊,是來自“專家”的,他們覺得你是外行,不懂,讓你買文物,結(jié)果你買來的是“廢品”。但我更想說的是,我們把前面的意思反轉(zhuǎn)過來,從正面看,看出第三重意思,就是沈從文的眼光和別人不一樣。他要的東西是別人眼里的破爛兒,他能見別人之未見,看出破爛兒的價值。他后半生的事業(yè),是在這樣一個獨特的、他自己對于歷史和文物的理解的基礎(chǔ)上來進行的。

他自己會說,例如綢緞研究,例如工藝美術(shù)裝飾圖案研究,例如從文物制度、衣冠服飾上來研究人物繪畫的時代,那么多年沒有人好好注意,“軍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我于是又成了‘打前站’的什長一類角色,照舊戲說則是‘開路先鋒’”。他還說:“一個人能夠在許多新的工作中,擔當披荊斬棘開荒辟土的任務,也極有意義,能這么作,精力旺盛是條件之一,至少也可證明是生命力還充沛的一種象征!有時不是真正的精力強健,倒是一種學習勇氣!”

先鋒,打前站,開荒辟土,他的文物研究不是沿著舊有的路子跟在后面走,而有強烈的自主意識和開創(chuàng)性。這也正是創(chuàng)造力的表現(xiàn)。所以我覺得,沈從文的后半生,又是一個生命的創(chuàng)造能量不斷釋放、不停地探索著往前走的故事。當然,走得艱難,創(chuàng)造力要得以實現(xiàn),需要克服各種各樣的阻礙,遭遇意想不到的挫折,忍受難以忍受的屈辱。

四、愛的故事

第四,我很喜歡講,這是一個愛的故事。

沈從文后半生做的那些事情,長年累月在灰撲撲的庫房里轉(zhuǎn)悠,和“沒有生命”的東西打交道,有什么意思呢?說得簡單一點,是對于文物的興趣,但這個興趣再追究下去,是對創(chuàng)造文物的人的體貼和認識。他很早的時候曾經(jīng)說到,看到一個小銀匠打銀鎖銀魚,一邊流眼淚一邊敲擊花紋,制作者的情緒和生命會不知不覺地帶到他手里做的這個活里面??吹揭恢欢共释耄敲疵佬?、溫雅,他會想到制器彩繪的人,在做的時候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情,在生活當中會有怎樣的掙扎,有怎樣的喜怒哀樂,他會從物質(zhì)的形式上體會一種被壓抑的無比柔情的轉(zhuǎn)化。

沈從文關(guān)心的文物有一個特點,大多不是我們一說到文物就會想到的東西,而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當中應用的、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聯(lián)系在一起的雜七雜八的東西,是普通人在漫長的歷史里面,用勞動和智慧創(chuàng)造出來的東西。長期以來正統(tǒng)的文物界看不上眼,他卻很有感情。這種感情其實溝通了他前半生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后半生的文物研究。他前半生的文學創(chuàng)作關(guān)心的是什么?士兵、農(nóng)民,甚至妓女,這樣一些普通人的生活,他對他們有感情,他愛他們,他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人類生活的莊嚴和人類的歷史。人類的歷史其實是由這些人一代一代延續(xù)下去的。到了他的后半生,他真的在做歷史研究了,就自然而然地把這種對歷史的感受融進研究里面。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如何看待歷史,從普通百姓到專家學者,在觀念上和興趣上,都存在著有意識和無意識的選擇。現(xiàn)代史學的第一次重大反省發(fā)生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以梁啟超一九〇二年寫的《新史學》為代表,重新厘定什么是歷史。梁啟超責備中國傳統(tǒng)的史學只寫帝王將相,大多未將國民的整體活動寫進歷史;只注意一家一姓的興亡,而不注意人民、物產(chǎn)、財力等。

沈從文憑借自己生命的經(jīng)驗、體悟和真切的感情,追問什么是“真的歷史”,“一本歷史書除了告我們些另一時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殺以外有些什么?”這個強烈的感受,恰恰呼應了梁啟超對舊史學的批判,連文字意象都不約而同:“昔人謂《左傳》為相斫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后之一大相斫書也。”而沈從文心之所系,是在這樣的歷史書寫傳統(tǒng)之外、被疏忽了若干年代的更廣大的平凡人群。在文學寫作中,沈從文把滿腔的文學熱情投射到了綿延如長河的普通人的生死哀樂上;一九四九年正式開始的雜文物研究,已經(jīng)是非常自覺地把產(chǎn)生物質(zhì)文化的勞動者群體的大量創(chuàng)造物,置于他研究核心的位置。

沈從文的一生當中有兩條河,一條就是汪曾祺所說的,他家鄉(xiāng)的那條河,流過他全部的作品;還有一條河,這條河比他家鄉(xiāng)的那條河還要長,還要寬,這就是他傾心的歷史文化的長河,流過他整個后半生。他愛這條長河。

五、時間勝利的故事

這樣講下去,可以講很多層次的故事,留待以后吧。最后我想講,這還是一個時間的故事。

在沈從文漫長的后半生里面,時間是非常難熬,各種各樣的煩惱、屈辱、挫折,要一分鐘一分鐘去挨,一天一天去挨,要一點一點用自己的努力來對付想得到和想不到的事情,一點一點來做自己的事業(yè)。所以那個時間過得非常慢,非常煎熬。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都會覺得是透不過氣來、壓抑到令人窒息、看不到頭的磨人過程。有時候我會有這樣一種虛幻的想法:快點寫完吧,寫完了,書里的人就從時間的磨難里解脫出來了。

可是,沈從文是研究歷史的人,研究歷史的人心里有另外一個時間,這個時間的跨度和度量的單位非常大,面對古人和文物的時候,他自然而然有千載之下百世之后的感嘆;對自己的工作,沈從文常用的時間衡量單位是代,不是一天天計算時間,也不是一年年,而是一代代的。一九四九年,他跟丁玲寫信說,我也不要寫作了,反正寫作有很多年輕人,我要做的是工藝美術(shù)史的研究,給下一代留個禮物吧。他對自己要做的事情有這樣強烈的自信,要留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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