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樹記

張靚蓓

寫李安，當(dāng)初想得很單純、很簡單！我沒想到自己選上的是一座這么難爬的山！一路工作下來，他帶給我的是一連串的驚喜與挑戰(zhàn)，同時也證實了我之前的想法：他之所以有今天，并非僥幸，亦非偶然，而是一步一腳印的結(jié)果。

十年記者生涯，有幸接觸到許多創(chuàng)作者，進入他們的作品，進入一個人的想象及內(nèi)心世界去觀賞、體會精彩的內(nèi)心風(fēng)景，將所見所感行諸筆端，我樂此不疲。這十年來，采訪各位導(dǎo)演，每當(dāng)思想有所碰撞、交流，或?qū)W到新東西時，就是我最快樂的時刻。我想多留住一些感覺，也想累積一點東西。

這本書，就是在這樣的心態(tài)下有了開始。當(dāng)時我心里的人選有五位，出版社最感興趣的是李安。當(dāng)然，那時候誰也沒想到他會得奧斯卡。

1999年底，《臥虎藏龍》在北京舉辦第一次國際媒體記者會，我去了，回來后即打算寫李安。他起先不甚愿意，幾經(jīng)游說，終于勉強答應(yīng)。但是全心忙于《臥》片的他，直到該片在臺灣上映之后，才挪出三天時間接受訪問，自千禧年8月16日開始。我為此特別飛往紐約，就在他家展開訪談，同時近距離觀察他的家居生活。

這三天的問與答，結(jié)結(jié)實實，從早到晚，連他開車去接兒子放學(xué)、為家人煮晚餐、為妻兒監(jiān)工建造雞籠，或到城里開會的乘車途中、在紐約日本面店吃晚餐時，都是話沒停過。他的助理李良山說，李安出道至今，最多只接受過一個小時的訪問，像這樣三天馬拉松式的專訪，前所未有。但是為了寫他，我也不得不爾，只有讓他破例了。李安的個性是答應(yīng)了就全力以赴、毫無保留。那三天，他是有問必答，我問出許多他真正的想法：如在東西跨界時遭遇的文化沖突及困境；如在對白上所下的功夫；如對普遍性及本土性、發(fā)言權(quán)與好萊塢關(guān)系的思考；如對現(xiàn)實的了解——影展像選美，得獎是權(quán)力，導(dǎo)演沒有權(quán)、錢及社會資源，很難玩得起來；而創(chuàng)作上的時時求變，乃源自于他的不安及恐懼感……更重要的，是看到他隱藏的銳氣。

一直以來，我覺得精彩的創(chuàng)作者都有著不顧一切的癡與執(zhí)著，及一股過人的敏銳。但李安給人的印象卻一直是個好好先生，外在處事他盡量面面俱到，凡事求全，但我老感覺到他好像不只這些。記得1996年《冰風(fēng)暴》正在紐約做后制，專訪時我嗅到一些不同的氣息，那是我第一次對他深入訪談，當(dāng)他提及1973年革命的浪潮已過、影響擴散至一般家庭時，我突然想起以前上“社會變遷”時高承恕教授講過，人們只注意到變，其實長期不變的規(guī)律對我們才最具支配性。當(dāng)如常的家庭生活起了變化，方為真正變革的開始。那次之后，我對李安一直存有好奇。

2000年8月的這三天專訪，印證了我以前的想法。

訪談后，他隨即展開《臥虎藏龍》的歐美宣傳行程。我在臺灣忙于工作，看著他一路沖天直到奧斯卡拿獎，當(dāng)然，這一路下來的新聞我也都報道過。出版社本來希望趕在奧斯卡熱潮時出書，我不肯，因為我希望將結(jié)果一并納入書中。李安得獎回臺時，我本想就近和他再深談這一路的感受，他則希望我再去一趟紐約，因為他需要點時間來消化整理這一切。

2001年6月7日，我再度來到他紐約家中，進行第二次兩整天的專訪。這一次，我看到的是一個意氣風(fēng)發(fā)、滔滔不絕的李安，一如花之盛開，他的各種想法也如泉涌而出。第一次，我看見如此具批判性的李安。

回臺后，我加緊展開工作。同年8月離開中時報系，全心全力投入這本書的寫作。

首先，兩次五天的訪談，有二十卷錄音，加上自1997年以來每次的訪問，整理下來近三十萬字，但這些只是原始材料，得再重新扒梳。我分大標、寫小標，做成卡片，重新組合，順出理路，分成十個章節(jié)。下筆寫第一章時，雖有李安的訪談及相關(guān)的中外書籍、剪報、資料，但輪廓架構(gòu)出來之后，描寫細節(jié)時，我發(fā)現(xiàn)仍有多處空隙無法銜接，而且有待查證之處頗多，如資料上顯示的出生地就有臺北、屏東兩處。于是我再次展開臺灣的訪談，李崗、張正良、徐立功外，我還南下，連李家二老都成了我打擾的對象，然而人人熱心幫忙，已不是我一句謝謝能表達的。

一開始，我用第三人稱書寫，從我的角度來看李安。出版社建議，不妨用第一人稱來寫會比較親切。我心想，我又不是他，怎么能這樣？心里雖猶豫不安，但還是試試，沒想到寫得比較順了。但這一轉(zhuǎn)變，卻造成接下來一年多我和李安的并肩作戰(zhàn)。

原本打算稿子給李安看過后，12月多出書，但李安并不滿意，就因為第一人稱，雖引用他的話語，但差距仍大。

于是有了第三次的洛杉磯專訪。這是2001年12月14至16日，我們以初稿為底來談，最后一章的《電影夢》也是這次新談出來的，他提及瑪麗安的夢，談到看完初稿后想起這十年來好像畫了幅巨大的壁畫，說是好像累積出一點什么東西了。我回來后整理這次的十卷訪談，從中挑出他與合作伙伴的關(guān)系、拍片與現(xiàn)實世界的不同等，寫成兩篇文稿，由他挑出一篇，再以此為基礎(chǔ)，增減修改。其他篇章也都經(jīng)過這個過程。

這一回，我才真正看到那個難纏又執(zhí)著的李安，他對問題追根究底，對創(chuàng)作纏斗不休，對轉(zhuǎn)折處理細膩，又毅力、耐力過人。有趣的是，這一次見面，我發(fā)現(xiàn)他得奧斯卡時的意氣風(fēng)發(fā)已然沉潛。

當(dāng)初采用第一人稱，是個嘗試。我明白，任誰都不能成為他人，但決定這么做，就要盡可能地做到像。我采取的態(tài)度是“主觀的客觀”，李安，就像是我的研究對象，這是主觀的選擇，但在“寫”李安時，我下筆盡量客觀，讓他自己說話，我則如實地反映所見所聞，并不添加自己的意見，盡可能地成為“歸零狀態(tài)”，同時在文中也把自己隱藏起來，而從選材的方向及架構(gòu)來表達我的意念及眼光。我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對我來說，也是個嘗試。直到這本書完成，我開始撰寫下一本書時，一天找資料，看到《夢是唯一的現(xiàn)實——費里尼傳》（Ich，F(xiàn)ellini），發(fā)現(xiàn)導(dǎo)演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與該書作者夏洛蒂娜（Charlotte Chandler）也是以第一人稱書寫，我才比較安心了些。本書的前面六個章節(jié)，偏重于李安個人及想法，沒再多提電影，一來考量篇幅，二來電影是由他這個人導(dǎo)出來的，我想從本源找起。

接下來就是個既快樂又痛苦的過程。

我寫完稿后，他看，他改，從用詞到想法的補充，李安沒有一處放過，仔細的程度讓我大開眼界，也學(xué)到許多。我學(xué)到的是，他不用武斷激烈的詞句，而喜歡用“可能”、“似乎”等語詞，這和他的個性有關(guān)吧，給自己、給別人留個余地。凡是有關(guān)特別的事跡、批判性的話語，最好別用。他非常注重細節(jié)的轉(zhuǎn)折，一點一滴的累積，出來會是不一樣的東西。對邏輯性十分的信服，這是他凡事講理的來源；但我覺得，世間事物有理性，也有非理性。而他最擔(dān)心的就是“別得罪人”，許多真相，便在這個原則下被刪減或修飾過?！颁J氣是惹麻煩的事，不是嗎？”他這樣問我。而我也第一次聽他說：“我講的話很少人能聽得懂！”怎么會？我們所認識的李安，不管是電影還是訪問，他都平易近人。

就在和他來回改稿的過程里，我開始明白他所指為何。他的話別人聽不懂，我體會到的有兩種情況，一是可能連他自己都不懂，因為這個概念還處于發(fā)展狀態(tài)中，他也還沒理清楚；另外就是，他懂了，但他只講了一部分，他以為其他部分別人知道了，其實別人并不知道。當(dāng)然可能還有其他情況。

我開始有些明白，為什么王蕙玲曾形容，和他工作像是在投籃，因為你得去琢磨他不斷變化的心思。

除此之外，許多以往單獨來看似乎很特別的事件，當(dāng)放置到他整個的人生坐標上觀察，其實是個慣例。如我的三次登門采訪，他去馮光遠家寫劇本，去王蕙玲處談劇本，一如他早年到喬爾·羅斯（Joel Rose）的夏日度假屋去寫劇本，這是他的做事方式吧！

最重要的是，由于他本身兼具臺灣、大陸、美國多重文化的熏陶，加上選材、制作環(huán)境又東西跨界，從美式獨立制作到大聯(lián)盟，從臺灣到大陸，這種特殊多面向的穿梭經(jīng)歷，不僅是他個人的體驗，同時在電影里也呈現(xiàn)出東西文化融合時的矛盾、沖突，及融合后的突變、開創(chuàng)，且逐步獲得印證。從他的述說里，我看到東西文化互動的其他形式。

當(dāng)然，在這段寫作的過程里，我最感謝的是李安，他開放內(nèi)心世界，讓我看到一個創(chuàng)作力的活潑性，幾乎每次訪談，他都有新想法出現(xiàn)。就在談話的過程中，我看到一個意念的生長過程。我執(zhí)著地想多看一點、多知道一些，盡量客觀地聽、問，然后轉(zhuǎn)化成文中的部分章節(jié)，不過已是經(jīng)過濃縮、處理，但仍是他的想法。有時我也會說出我的想法，但這些想法也要經(jīng)過他的同意，因為這本書要寫的是“李安”，并不是我，所以我對事情的看法能否出現(xiàn)，得看這個想法是否對他的新想法能夠有所補充。我開始體會到李安以前所說的，跟他合作的人多半難以盡情發(fā)揮，因為一切以作品為中心。當(dāng)然這本書不管我怎么寫，都是要寫出他的想法、他的人、他的事。從他的不滿意，到如今認為“整本書都是我在說話嘛”，我想，我的筆耕似乎是告一段落了。

書成之后這些年來，當(dāng)許多人告訴我，書中的李安真的很像他們所認識的李安時，我反倒開始有些不安了。我發(fā)現(xiàn)，道盡一切，那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這本書能夠呈現(xiàn)出李安本質(zhì)的某些層次與面貌。至于其他，仍有待挖掘！

想起那段爬山的歲月，整個過程很像是個夢，一個完書前幾天我常做的“種樹之夢”。

一個小和尚，用借來的盆兒、借來的土、借來的苗兒、借來的水，興高采烈地種起他的樹。澆水灌溉、捉蟲施肥，再用上以前學(xué)得的法子，日復(fù)一日，七棵小苗兒逐漸茁壯。

有一天，師父跟小和尚說：“要盆栽成個樣兒，不能任由著樹兒長，得剪剪！”

“怎么剪?。繋煾?？”

于是老師父開始傳授剪法，小和尚拿著把剪子，遵照老師父的法子，開始剪枝修葉。起先小和尚捉摸不清老和尚的意思，一剪子想了老半天還下不了手，老和尚一旁千叮萬囑，親授絕活。有時只一剪刀，就說上老半天。時常老和尚也會下場剪上幾剪。逐漸地，小和尚的剪子用熟了，老和尚的心思也猜出了些，剪起來也有點樣兒了。

就這樣，剪剪這棵，修修那叢，再回頭拾掇拾掇另一棵。七棵小樹，慢慢地變了個樣，挺像老和尚嘴里的“盆栽”了。

說也奇怪，這一天，七棵小盆栽一夜之間成了株綠蔭大樹，小和尚一驚，夢醒了。咦！怎么真有棵大樹在眼前。

大樹對小和尚說：“我不屬于你！”

小和尚大吃一驚，傷心地抬頭問天：“為什么它這么說？”

老天給了他后腦勺一記，說：“那不都是借來的嘛！”

小和尚十分疑惑：“天老爺，難道讓樹木一天天長大的過程不重要嗎？”

老天提點他：“你忘啦！這棵樹經(jīng)過修剪！”

喔！小和尚想，也對啊，小樹處處生長，盆栽則需要老師父的那把剪動過后，才能有個老師父所說的樣兒，難怪盆栽能化為奇樹。小和尚心想：也好，這棵奇樹能讓好多人觀賞！不過想起種樹、修樹的那段日子，小和尚也不無唏噓。

老天拍拍小和尚說：“是該擱下的時候了。樹木成蔭，本屬于天地?！?/p>

書已完成，心里有著許多感謝與歡喜。歡喜的是，這段日子自覺沒有白過；也希望這一路的探索，或可讓人們透過李安的心路歷程打開另一扇窗。當(dāng)然，重新做回自己，備感輕松。至于要感謝的人倒有許多。李安不用講，他為這本書付出的心力、時間超乎一般傳主。此外，好友劉玉芳小姐及妹妹張靚菡幫忙看稿、指正，李良山先生全程幫忙聯(lián)系，李安的夫人林惠嘉女士曾以電子郵件幫忙收稿，助理黃丹尼先生幫忙傳稿。鄭培凱教授、學(xué)妹李慧娜小姐應(yīng)邀相助譯出《夢》這首詩，鮑德熹、葉錦添、黃家能、劉鴻文免費提供照片使用，埃瑪·湯普森、凱特·溫斯萊特、周潤發(fā)、楊紫瓊、章子怡等人，慨然授予肖像權(quán)，均因李安之故。謹此致謝。如今本書簡體版得以付梓，還得多謝臺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總編輯陳蕙慧小姐、主編李清瑞小姐、版權(quán)李憐儀小姐等人。

此外，我要感謝家母、妹妹及弟弟肇丞的鼎力資助，使得我多年來能夠繼續(xù)專心寫書。

想想，之所以有這股傻勁及堅持，大概得自于一生忠直的父親吧！

這幾年里，腦中時而浮現(xiàn)出那晚的情景，1999年11月24日，出差至北京采訪《臥虎藏龍》的我和陳嘉倩（前臺灣《民生報》記者）正在訪問李安，手機響起，大弟肇霖從臺灣來電，他在那頭說：“爸爸想聽聽你的聲音！”當(dāng)時臥病在床的父親已不能言語……如今父親過世已十三年，回首往事，不覺驚起，過往已難追回，今后要做的還有許多，唯有更加努力……至于取之于天地的，就還諸天地吧！

2002年10月28日初稿于天母

2007年7月10日二稿于桃園

2013年3月15日清晨三稿于臺北

詳見本書第212～2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