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朱自清

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jīng)典訓(xùn)練應(yīng)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jīng)典訓(xùn)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國教授說過，閱讀經(jīng)典的用處，就在教人見識經(jīng)典一番。這是很明達的議論。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于本國的經(jīng)典，也有接觸的義務(wù)。

本書所謂經(jīng)典是廣義的用法，包括群經(jīng)、先秦諸子、幾種史書、一些集部；要讀懂這些書，特別是經(jīng)、子，得懂“小學(xué)”，就是文字學(xué)，所以《說文解字》等書也是經(jīng)典的一部分。我國舊日的教育，可以說整個兒是讀經(jīng)的教育。經(jīng)典訓(xùn)練成為教育的唯一的項目，自然偏枯失調(diào)；況且從幼童時代就開始，學(xué)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殘了他們的精力和興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讀經(jīng)漸漸廢止。民國以來雖然還有一兩回中小學(xué)讀經(jīng)運動，可是都失敗了，大家認為是開倒車。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國文課程標準里卻有“使學(xué)生從本國語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話，高中的標準里更有“培養(yǎng)學(xué)生讀解古書，欣賞中國文學(xué)名著之能力”的話。初、高中的國文教材，從經(jīng)典選錄的也不少?？梢娮x經(jīng)的廢止并不就是經(jīng)典訓(xùn)練的廢止，經(jīng)典訓(xùn)練不但沒有廢止，而且擴大了范圍，不以經(jīng)為限，又按著學(xué)生程度選材，可以免掉他們囫圇吞棗的弊病。這實在是一種進步。

我國經(jīng)典，未經(jīng)整理，讀起來特別難，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結(jié)果是敬而遠之。朱子似乎見到了這個，他注“四書”，一種作用就是使“四書”普及于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書”注后來成了小學(xué)教科書。又如清初人選注的《史記菁華錄》，價值和影響雖然遠在“四書”注之下，可是也風(fēng)行了幾百年，幫助初學(xué)不少。但到了現(xiàn)在這時代，這些書都不適用了。我們知道清代“漢學(xué)家”對于經(jīng)典的?？焙陀?xùn)詁貢獻極大。我們理想中一般人的經(jīng)典讀本——有些該是全書，有些只該是選本、節(jié)本——應(yīng)該盡可能地采取他們的結(jié)論：一面將本文分段，仔細地標點，并用白話文作簡要的注釋。每種讀本還得有一篇切實而淺明的白話文導(dǎo)言。這需要見解、學(xué)力和經(jīng)驗，不是一個人一個時期所能成就的。商務(wù)印書館編印的一些《學(xué)生國學(xué)叢書》，似乎就是這番用意，但離我們理想的標準還遠著呢。理想的經(jīng)典讀本既然一時不容易出現(xiàn)，有些人便想著先從治標下手。顧頡剛先生用淺明的白話文譯《尚書》，又用同樣的文體寫《漢代學(xué)術(shù)史略》，用意便在這里。這樣辦雖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親近經(jīng)典，卻能啟發(fā)他們的興趣，引他們到經(jīng)典的大路上去。這部小書也只是向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讀者能把它當作一只船，航到經(jīng)典的海里去，編撰者將自己慶幸，在經(jīng)典訓(xùn)練上，盡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兒?？墒侨绻x者念了這部書，便以為已經(jīng)受到了經(jīng)典訓(xùn)練，不再想去見識經(jīng)典，那就是以筌為魚，未免辜負編撰者的本心了。

《說文解字》第一

相傳中國文字是黃帝的史官倉頡造的。這倉頡據(jù)說有四只眼睛，他看見了地上的獸蹄兒、鳥爪兒印著的痕跡，靈感涌上心頭，便造起文字來。文字的作用太偉大了，太奇妙了，造字真是一件神圣的工作。但是文字可以增進人的能力，也可以增進人的巧詐。倉頡泄漏了天機，卻將人教壞了。所以他造字的時候，“天雨粟，鬼夜哭”。人有了文字，變機靈了，會爭著去做那容易賺錢的商人，辛辛苦苦去種地的便少了。天怕人不夠吃的，所以降下米來讓他們存著救急。鬼也怕這些機靈人用文字來治他們，所以夜里嚎哭；文字原是有巫術(shù)的作用的。但“倉頡造字”的傳說，戰(zhàn)國末期才有，那時人并不都相信，如《易·系辭》里就只說文字是“后世圣人”造出來的。這“后世圣人”不止一人，是許多人。我們知道，文字在不斷地演變著，說是一人獨創(chuàng)，是不可能的?！断缔o》的話自然合理得多。

“倉頡造字說”也不是憑空而來的。秦以前是文字發(fā)生與演化的時代，字體因世、因國而不同，官書雖是系統(tǒng)相承，民間書卻極為龐雜。到了戰(zhàn)國末期，政治方面，學(xué)術(shù)方面，都達到統(tǒng)一的需要了，鼓吹的也有人了；文字統(tǒng)一的需要，自然也在一般意識之中。這時候抬出一個造字的圣人，實在是統(tǒng)一文字的預(yù)備工夫，好教人知道“一個”圣人造的字當然是該一致的。《荀子·解蔽》篇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薄耙弧笔恰皩Ｒ弧钡囊馑迹@兒只說倉頡是個整理文字的專家，并不曾說他是造字的人；可見得那時“倉頡造字說”還沒有凝成定型。但是，倉頡究竟是什么人呢？照近人的解釋，“倉頡”的字音近于“商契”，造字的也許指的是商契。商契是商民族的祖宗。“契”有“刀刻”的義；古代用刀筆刻字，文字有“書契”的名稱?？赡芤驗檫@點聯(lián)系，商契便傳為造字的圣人。事實上商契也許和造字全然無涉，但這個傳說卻暗示著文字起于夏、商之間。這個暗示也許是值得相信的。至于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始見于《說文序》?！皞}頡造字說”大概凝定于漢初，那時還沒有定出他是哪一代的人；《說文序》所稱，顯然是后來加添的枝葉了。

識字是教育的初步。《周禮·保氏》說貴族子弟八歲入小學(xué)，先生教給他們識字。秦以前字體非常龐雜，貴族子弟所學(xué)的，大約只是官書罷了。秦始皇統(tǒng)一了天下，也統(tǒng)一了文字；小篆成了國書，別體漸歸淘汰，識字便簡易多了。這時候貴族階級已經(jīng)沒有了，所以漸漸注重一般的識字教育。到了漢代，考試史、尚書史(書記秘書)等官兒，都只憑識字的程度，因此識字教育更注重了。識字需要字書。相傳最古的字書是《史籀》篇，是周宣王的太史籀作的。這部書已經(jīng)佚去，但許慎《說文解字》里收了好些“籀文”，又稱為“大篆”，字體和小篆差不多，和始皇以前三百年的碑碣器物上的秦篆簡直一樣。所以現(xiàn)在相信這只是始皇以前秦國的字書。“史籀”是“書記必讀”的意思，只是書名，不是人名。

始皇為了統(tǒng)一文字，教李斯作了《倉頡》篇七章，趙高作了《爰歷》篇六章，胡母敬作了《博學(xué)》篇七章。所選的字，大部分還是《史籀》篇里的，但字體以當時通用的小篆為準，便與“籀文”略有不同。這些是當時官定的標準字書。有了標準字書，文字統(tǒng)一就容易進行了。漢初，教書先生將這三篇合為一書，單稱為《倉頡》篇。秦代那三種字書都不傳了，漢代這個《倉頡》篇，現(xiàn)在殘存著一部分。西漢時期還有些人作了些字書，所選的字大致和這個《倉頡》篇差不多，就中只有史游的《急就》篇還存留著。《倉頡》殘篇四字一句，兩句一韻。《急就》篇不分章而分部，前半三字一句，后半七字一句，兩句一韻；所收的都是名姓、器物、官名等日常用字，沒有說解。這些書和后世“日用雜字”相似，按事類收字——所謂分章或分部，都據(jù)事類而言。這些一面供教授學(xué)童用，一面供民眾檢閱用，所收約三千三百字，是通俗的字書。

東漢和帝時，有個許慎，作了一部《說文解字》。這是一部劃時代的字書。經(jīng)典和別的字書里的字，他都搜羅在他的書里，所以有九千字。而且小篆之外，兼收籀文“古文”；“古文”是魯恭王所得孔子宅“壁中書”及張倉所獻《春秋左氏傳》的字體，大概是晚周民間的別體字。許氏又分析偏旁，定出部首，將九千字分屬五百四十部首。書中每字都有說解，用晚周人作的《爾雅》、揚雄的《方言》，以及經(jīng)典注文的體例。這部書意在幫助人通讀古書，并非只供通俗之用，和秦代及西漢的字書是大不相同的。它保存了小篆和一些晚周文字，讓后人可以溯源沿流，現(xiàn)在我們要認識商、周文字，探尋漢以來字體演變的軌跡，都得憑這部書。而且不但研究字形得靠它，研究字音、字義也得靠它。研究文字的形、音、義的，以前叫“小學(xué)”，現(xiàn)在叫“文字學(xué)”。從前學(xué)問限于經(jīng)典，所以說研究學(xué)問必須從小學(xué)入手；現(xiàn)在學(xué)問的范圍是廣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還得從文字學(xué)入手?！墩f文解字》是文字學(xué)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門徑。

《說文序》提起出土的古器物，說是書里也搜羅了古器物銘的文字，便是“古文”的一部分。但是漢代出土的古器物很少，而拓墨的法子到南北朝才有，當時也不會有拓本；那些銘文，許慎能見到的怕是更少。所以他的書里只有秦篆和一些晚周民間書，再古的可以說是沒有了。到了宋代，古器物出土的多了，拓本也流行了，那時有了好些金石、圖錄考釋的書?！敖稹笔倾~器，銅器的銘文稱為金文。銅器里鐘鼎最是重器，所以也稱為鐘鼎文。這些銘文都是記事的。而宋以來發(fā)現(xiàn)的銅器大都是周代所作，所以金文多是兩周的文字。清代古器物出土的更多，而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河南安陽發(fā)現(xiàn)了商代的甲骨，尤其是劃時代的。甲是龜?shù)母辜?，骨是牛胛骨。商人鉆灼甲骨，以卜吉兇，卜完了就在上面刻字紀錄。這稱為甲骨文，又稱為卜辭，是盤庚(約西元前一三〇〇)以后的商代文字。這大概是最古的文字了。甲骨文，金文，以及《說文》里所謂的“古文”，還有籀文，現(xiàn)在統(tǒng)統(tǒng)算作古文字，這些大部分是文字統(tǒng)一以前的官書。甲骨文是“契”的，金文是“鑄”的。鑄是先在模子上刻字，再倒銅。古代書寫文字的方法，除“契”和“鑄”外，還有“書”和“印”，因用的材料而異?！皶庇霉P，竹、木簡以及帛和紙上用“書”?！坝　笔窃谀Ｗ由峡套?，印在陶器或封泥上。古代用竹、木簡最多，戰(zhàn)國時才有帛，紙是漢代才有的。筆出現(xiàn)于商代，卻只用竹木削成。竹木簡、帛、紙，都容易壞，漢以前的，已經(jīng)蕩然無存了。

造字和用字有六個條例，稱為“六書”?！傲鶗边@個總名初見于《周禮》，但六書的各個名字到漢人的書里才見。一是“象形”，象物形的大概，如“日”“月”等字。二是“指事”，用抽象的符號，指示那無形的事類，如“二”(上)、“”(下)兩個字，短畫和長畫都是抽象的符號，各代表著一個物類?！岸敝甘炯孜镌谝椅镏希啊敝甘炯孜镌谝椅镏?。這“上”和“下”兩種關(guān)系便是無形的事類。又如“刃”字，在“刀”形上加一點，指示刃之所在，也是如此。三是“會意”，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字為一個字，這一個字的意義是那幾個字的意義積成的，如“止”“戈”為“武”，“人”“言”為“信”等。四是“形聲”，也是兩個字合成一個字，但一個字是形，一個字是聲；形是意符，聲是音標。如“江”“河”兩字，“氵”(水)是形，“工”“可”是聲。但聲也有兼義的。如“淺”“錢”“賤”三字，“水”“金”“貝”是形，同以“戔”為聲；但水小為“淺”，金小為“錢”，貝小為“賤”，三字共有的這個“小”的意義，正是從“戔”字來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都是造字的條例。形聲最便，用處最大，所以我們的形聲字最多。

五是“轉(zhuǎn)注”，就是互訓(xùn)。兩個字或兩個以上的字，意義全部相同或一部相同，可以互相解釋的，便是轉(zhuǎn)注字，也可以叫做同義字。如“考”“老”等字，又如“初”“哉”“首”“基”等字；前者同形同部，后者不同形不同部，卻都可以“轉(zhuǎn)注”。同義字的孳生，大概是各地方言不同和古今語言演變的緣故。六是“假借”，語言里有許多有音無形的字，借了別的同音的字，當作那個意義用。如代名詞“予”“汝”“彼”等，形況字“猶豫”“孟浪”“關(guān)關(guān)”“突如”等，虛助字“于”“以”“與”“而”“則”“然”“也”“乎”“哉”等，都是假借字。又如“令”，本義是“發(fā)號”，借為縣令的“令”；“長”本義是“久遠”，借為縣長的“長”?！翱h令”“縣長”是“令”“長”的引申義。假借本有音無字，但以后本來有字的也借用別的字。所以我們現(xiàn)在所用的字，本義的少，引申義的多，一字數(shù)義，便是這樣來的?？梢娂俳璧挠锰幰埠軓V大。但一字借成數(shù)義，頗不容易分別。晉以來通行了四聲，這才將同一字分讀幾個音，讓意義分得開些。如“長遠”的“長”平聲，“縣長”的“長”讀上聲之類。這樣，一個字便變成幾個字了。轉(zhuǎn)注、假借都是用字的條例。

象形字本于圖畫。初民常以畫記名，以畫記事，這便是象形字的源頭。但文字本于語言，語言發(fā)于聲音，以某聲命物，某聲便是那物的名字，這是“名”；“名”該只指聲音而言。畫出那物形的大概，是象形字?！拔淖帧迸c“字”都是通稱；分析地說，象形的字該叫做“文”，“文”是“錯畫”的意思?！拔摹北居凇懊保缦扔小叭铡泵?，才會有“日”這個“文”；“名”就是“文”的聲音。但物類無窮，不能一一　　造“文”，便只得用假借字。假借字以聲為主，也可以叫做“名”。一字借為數(shù)字，后世用四聲分別，古代卻用偏旁分別，這便是形聲字。如“(其)”本象箕形，是“文”，它的“名”是“”。而日期的“期”，旗幟的“旗”，麒麟的“麒”等，在語言中與“(其)”同聲，卻無專字，便都借用“(其)”字。后來才加“月”為“期”，加“”為“旗”，加“鹿”為“麒”，一個字變成了幾個字。嚴格地說，形聲字才該叫做“字”，“字”是“孽乳而浸多”的意思。象形有抽象作用，如一畫可以代表任何一物，“二”(上)、“”(下)、“一”、“二”、“三”其實都可以說是象形。象形又有指示作用，如“刀”字上加一點，表明刃在哪里。這樣，舊時所謂指事字其實都可以歸入象形字。象形還有會合作用，會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子，表示一個意義；那么，舊時所謂會意字其實也可以歸入象形字。但會合成功的不是“文”，也該是“字”。象形字、假借字、形聲字，是文字發(fā)展的邏輯順序，但甲骨文里三種字都已經(jīng)有了。這里所說的順序，是近人新說，和“六書說”頗有出入?！傲鶗f”原有些不完備、不清楚的地方，新說加以補充修正，似乎更可信些。

秦以后只是書體演變的時代。演變的主因是應(yīng)用，演變的方向是簡易。始皇用小篆統(tǒng)一了文字，不久便又有了“隸書”。當時公事忙，文書多，書記雖遵用小篆，有些下行文書，卻不免寫得草率些。日子長了，這樣寫的人多了，便自然而然成了一體，稱為“隸書”。因為是給徒隸等下級辦公人看的，這種字體究竟和小篆差不多。到了漢末，才漸漸變了，橢圓的變?yōu)楸夥降模皵抗P”變?yōu)椤疤艄P”。這是所謂漢隸，是隸書的標準。晉、唐之間，又稱為“八分書”。漢初還有草書，從隸書變化而來，更為簡便。這從清末以來在新疆和敦煌發(fā)現(xiàn)的漢、晉間的木簡里最能見出。這種草書，各字分開，還帶著挑筆，稱為“章草”。魏、晉之際，又嫌挑筆費事，改為斂筆，字字連書，以一行或一節(jié)為單位，這稱為“今草”。隸書方整，去了挑筆，又變?yōu)椤罢龝?，這起于魏代。晉、唐之間，卻稱為“隸書”，而稱漢隸為“八分書”，晉代也稱為“楷書”。宋代又改稱為“真書”，正書本也是扁方的，到陳、隋的時候，漸漸變方了。到了唐代，又漸漸變長了。這是為了好看。正書簡化，便成“行書”，起于晉代。大概正書不免于拘，草書不免于放，行書介乎兩者之間，最為適用。但現(xiàn)在還通用著正書，而輔以行、草。一方面卻提倡民間的“簡筆字”，將正書、行書再行簡化；這也還是求應(yīng)用便利的緣故。

《周易》第二

在人家門頭上，在小孩的帽飾上，我們常見到八卦那種東西。八卦是圣物，放在門頭上，放在帽飾里，是可以辟邪的。辟邪還只是它的小神通，它的大神通在于能夠因往知來，預(yù)言吉兇。算命的，看相的，卜課的，都用得著它。他們普通只用五行生克的道理就夠了，但要詳細推算，就得用陰陽和八卦的道理。八卦及陰陽五行和我們非常熟習(xí)，這些道理直到現(xiàn)在還是我們大部分人的信仰，我們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不知不覺之中教這些道理支配著。行人不至，謀事未成，財運欠通，婚姻待決，子息不旺，乃至種種疾病疑難，許多人都會去求簽問卜，算命看相，可見影響之大。講五行的經(jīng)典，現(xiàn)在有《尚書·洪范》，講八卦的便是《周易》。

八卦相傳是伏羲氏畫的。另一個傳說卻說不是他自出心裁畫的。那時候有匹龍馬從黃河里出來，背著一幅圖，上面便是八卦，伏羲只照著描下來罷了。但這是因為伏羲是圣人，那時代是圣世，天才派了龍馬賜給他這件圣物。所謂“河圖”，便是這個。那講五行的《洪范》，據(jù)說也是大禹治水時在洛水中從一只神龜背上得著的，也出于天賜。所謂“洛書”，便是這個。但這些神怪的故事，顯然是八卦和五行的宣傳家造出來抬高這兩種學(xué)說的地位的。伏羲氏恐怕壓根兒就沒有這個人，他只是秦、漢間儒家假托的圣王。至于八卦，大概是有了筮法以后才有的。商民族是用龜?shù)母辜谆蚺５碾喂遣芳獌?，他們先在甲骨上鉆一下，再用火灼；甲骨經(jīng)火，有裂痕，便是兆象，卜官細看兆象，斷定吉兇；然后便將卜的人、卜的日子、卜的問句等用刀筆刻在甲骨上，這便是卜辭。卜辭里并沒有陰陽的觀念，也沒有八卦的痕跡。

卜法用牛骨最多，用龜甲是很少的。商代農(nóng)業(yè)剛起頭，游獵和畜牧還是主要的生活方式，那時牛骨頭不缺少，到了周代，漸漸脫離游牧?xí)r代，進到農(nóng)業(yè)社會了，牛骨頭便沒有那么容易得了。這時候卻有了筮法，作為卜法的輔助。筮法只用些蓍草，那是不難得的。蓍草是一種長壽草，古人覺得這草和老年人一樣，閱歷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所以用它來占吉兇。筮的時候用它的桿子，方法已不能詳知，大概是數(shù)的。取一把蓍草，數(shù)一下看是什么數(shù)目，看是奇數(shù)還是偶數(shù)，也許這便可以斷定吉兇。古代人看見數(shù)目整齊而又有變化，認為是神秘的東西。數(shù)目的連續(xù)、循環(huán)以及奇偶，都使人們驚奇。那時候相信數(shù)目是有魔力的，所以巫術(shù)里用得著它。——我們一般人直到現(xiàn)在，還嫌惡奇數(shù)，喜歡偶數(shù)，該是那些巫術(shù)的遺跡。那時候又相信數(shù)目是有道理的，所以哲學(xué)里用得著它。我們現(xiàn)在還說，凡事都有定數(shù)，這就是前定的意思；這是很古的信仰了。人生有數(shù)，世界也有數(shù)，數(shù)是算好了的一筆賬；用現(xiàn)在的話說，便是機械的。數(shù)又是宇宙的架子，如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就是一生二、二生四的意思。筮法可以說是一種巫術(shù)，是靠了數(shù)目來判斷吉兇的。

八卦的基礎(chǔ)便是一、二、三的數(shù)目。整畫“”是一；斷畫是“”；三畫疊而成卦是。這樣配出八個卦，便是，乾、兌、離、震、艮、坎、巽、坤，是這些卦的名字。那整畫、斷畫的排列，也許是在排列著蓍草時觸悟出來的。八卦到底太簡單了，后來便將這些卦重起來，兩卦重作一個，按照算學(xué)里錯列與組合的必然，成了六十四卦，就是《周易》里的卦數(shù)。蓍草的應(yīng)用，也許起于民間；但八卦的創(chuàng)制，六十四卦的推演，巫與卜官大約是重要的角色。古代巫與卜官同時也就是史官，一切的記載，一切的檔案，都掌管在他們手里。他們是當時知識的權(quán)威，參加創(chuàng)卦或重卦的工作是可能的。筮法比卜法簡便得多，但起初人們并不十分信任它。直到《春秋》時候，還有“筮短龜長”的話。那些時代，大概小事才用筮，大事還得用卜的。

筮法襲用卜法的地方不少。卜法里的兆象，據(jù)說有一百二十體，每一體都有十條斷定吉兇的“頌”辭。這些是現(xiàn)成的辭。但兆象是自然灼出來的，有時不能湊合到那一百二十體里去，便得另造新辭。筮法里的六十四卦，就相當于一百二十體的兆象。那斷定吉兇的辭，原叫做繇辭，“繇”是抽出來的意思?！吨芤住防镆回杂辛?，每畫叫做一爻——六爻的次序，是由下向上數(shù)的。繇辭有屬于卦的總體的，有屬于各爻的；所以后來分稱為卦辭和爻辭。這種卦、爻辭也是卜筮官的占筮紀錄，但和甲骨卜辭的性質(zhì)不一樣。

從卦、爻辭里的歷史故事和風(fēng)俗制度看，我們知道這些是西周初葉的紀錄，紀錄里好些是不聯(lián)貫的，大概是幾次筮辭并列在一起的緣故。那時卜筮官將這些卦、爻辭按著卦、爻的順序編輯起來，便成了《周易》這部書?！耙住笔恰昂喴住钡囊馑?，是說筮法比卜法簡易的意思。本來呢，卦數(shù)既然是一定的，每卦每爻的辭又是一定的，檢查起來，引申推論起來，自然就“簡易”了。不過這只有當時的卜筮官如此。他們熟習(xí)當時的背景，卦、爻辭雖“簡”，他們卻覺得“易”。到了后世就不然了，筮法久已失傳，有些卦、爻辭簡直就看不懂了。

《周易》原只是當時一部切用的筮書，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成了儒家經(jīng)典的第一部，但早期的儒家還沒注意這部書。孔子是不講怪、力、亂、神的?！墩撜Z》里雖有“五十以學(xué)《易》，可以無大過矣”的話，但另一個本子作“五十以學(xué)，亦可以無大過矣”；所以這句話是很可疑的?？鬃又唤虒W(xué)生讀《詩》《書》和《春秋》，卻沒有教讀《周易》?！睹献印贩Q引《詩》《書》，也沒說到《周易》?！吨芤住纷兂扇寮业慕?jīng)典，是在戰(zhàn)國末期。那時候陰陽家的學(xué)說盛行，儒家大約受了他們的影響，才研究起這部書來。那時候道家的學(xué)說也盛行，也從另一面影響了儒家。儒家就在這兩家學(xué)說的影響之下，給《周易》的卦、爻辭作了種種新解釋。這些新解釋并非在忠實地、確切地解釋卦、爻辭，其實倒是借著卦、爻辭發(fā)揮他們的哲學(xué)。這種新解釋存下來的，便是所謂《易傳》。

《易傳》中間較有系統(tǒng)的是彖辭和象辭。彖辭斷定一卦的涵義——“彖”，就是“斷”的意思。象辭推演卦和爻的象，這個“象”字相當于現(xiàn)在所謂的“觀念”。這個字后來成為解釋《周易》的專門名詞。但彖辭斷定的涵義，象辭推演的觀念，其實不是真正從卦、爻里探究出來的；那些只是作傳人傅會在卦、爻上面的。這里面包含著多量的儒家倫理思想和政治哲學(xué)，象辭的話更有許多和《論語》相近。但說到“天”的時候，不將其當作有人格的上帝，而只當作自然的道，卻是道家的色彩了。這兩種傳似乎是編纂起來的，并非一人所作。此外有《文言》和《系辭》。《文言》解釋乾坤兩卦；《系辭》發(fā)揮宇宙觀、人生觀，偶然也有分別解釋卦、爻的話。這些似乎都是抱殘守缺，匯集眾說而成。到了漢代，又新發(fā)現(xiàn)了《說卦》《序卦》《雜卦》三種傳?！墩f卦》推演卦象，說明某卦的觀念象征著自然界和人世間的某些事物，譬如乾卦象征著天，又象征著父之類。《序卦》說明六十四卦排列先后的道理?！峨s卦》比較各卦意義的同異之處。這三種傳據(jù)說是河內(nèi)一個女子在什么地方找著的，后來稱為《逸易》，其實也許就是漢代人作的。

八卦原只是數(shù)目的巫術(shù)，這時候卻變成數(shù)目的哲學(xué)了。那整畫“”是奇數(shù)，代表天，那斷畫“”是偶數(shù)，代表地。奇數(shù)是陽數(shù)，偶數(shù)是陰數(shù)，陰陽的觀念是從男女來的。有天地，不能沒有萬物，正和有男女就有子息一樣，所以三畫才能成一卦。卦是表示陰陽變化的，《周易》的“易”，也便是變化的意思。為什么要八個卦呢？這原是算學(xué)里錯列與組合的必然，但這時候卻想著是萬象的分類。乾是天，是父等；坤是地，是母等；震是雷，是長子等；巽是風(fēng)，是長女等；坎是水，是心病等；離是火，是中女等；艮是山，是太監(jiān)等；兌是澤，是少女等。這樣，八卦便象征著也支配著整個的大自然，整個的人間世了。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卦是復(fù)合的，卦象也是復(fù)合的，作用便更復(fù)雜、更具體了。據(jù)說伏羲、神農(nóng)、黃帝、堯、舜一班圣人看了六十四卦的象，悟出了種種道理，這才制造了器物，建立了制度、耒耜以及文字等東西，“日中為市”等制度，都是他們從六十四卦推演出來的。

這個觀象制器的故事，見于《系辭》。《系辭》是最重要的一部《易傳》。這傳里借著八卦和卦、爻辭發(fā)揮著的融合儒、道的哲學(xué)和觀象制器的故事，都大大增加了《周易》的價值，抬高了它的地位。《周易》的地位抬高了，關(guān)乎它的傳說也就多了?！断缔o》里只說伏羲作八卦；后來的傳說卻將重卦的，作卦、爻辭的，作《易傳》的人，都補出來了。但這些傳說都比較晚，所以有些參差，不盡能像“伏羲畫卦說”那樣成為定論。重卦的人，有說是伏羲的，有說是神農(nóng)的，有說是文王的。卦、爻辭有說全是文王作的，有說爻辭是周公作的，有說全是孔子作的?！兑讉鳌穮s都說是孔子作的。這些都是圣人?！吨芤住返慕?jīng)傳都出于圣人之手，所以和儒家所謂的道統(tǒng)，關(guān)系特別深切；這成了他們一部傳道的書。所以到了漢代，便已跳到六經(jīng)之首了。但另一面陰陽八卦與五行結(jié)合起來，三位一體演變出后來醫(yī)卜、星相種種迷信，種種花樣，支配著一般民眾，勢力也非常雄厚。這里面儒家的影響卻很少了，大部分還是《周易》原來的卜筮傳統(tǒng)的力量。儒家的《周易》是哲學(xué)化了的；民眾的《周易》倒是巫術(shù)的本來面目。

《尚書》第三

《尚書》是中國最古的記言的歷史。所謂記言，其實也是記事，不過是一種特別的方式罷了。記事是間接的，記言是直接的。記言大部分照說的話寫下來，雖然也須略加剪裁，但是盡可以不必多費心思。記事需要化自稱為他稱，剪裁也難，費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國的記言文是在記事文之先發(fā)展的。商代甲骨卜辭大部分是些問句，記事的話不多見。兩周金文也還多以記言為主。直到戰(zhàn)國時代，記事文才有了長足的進展。古代記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說出的、寫下的都可以叫做“辭”。卜辭我們稱為“辭”，《尚書》的大部分其實也是“辭”。我們相信這些辭都是當時的“雅言”，就是當時的官話或普通話。但傳到后世，這種官話或普通話卻變成詰屈聱牙的古語了。

《尚書》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號令，就是向大眾宣布的話，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話。也有記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說法，那記事的幾篇，大都是戰(zhàn)國末年人的制作，應(yīng)該分別來看。那些號令多稱為“誓”或“誥”，后人便用“誓”“誥”的名字來代表這一類。平時的號令叫“誥”，有關(guān)軍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話多稱為“命”；臣告君的話卻似乎并無定名，偶然有稱為“謨”的。這些辭有的是當代史官所記，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記；當代史官也許根據(jù)親聞，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據(jù)傳聞了。這些辭原來似乎只是說的話，并非寫出的文告；史官紀錄，意在存作檔案，備后來查考之用。這種古代的檔案，想來很多，留下來的卻很少。漢代傳有《書序》，來歷不詳，也許是周、秦間人所作。有人說，孔子刪《書》為百篇，每篇有序，說明作意。這卻缺乏可信的證據(jù)?？鬃咏虒W(xué)生的典籍里有《書》，倒是真的。那時代的《書》是個什么樣子，已經(jīng)無從知道。“書”原是紀錄的意思，大約那所謂“書”只是指當時留存著的一些古代的檔案而言，那些檔案恐怕還是一件件的，并未結(jié)集成書。成書也許是在漢人手里。那時候這些檔案留存著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漢人便將它們編輯起來，改稱《尚書》?！吧小保吧稀币?；《尚書》據(jù)說就是“上古帝王的書”?！皶鄙霞右弧吧小弊?，無疑是表示著尊信的意味。至于《書》稱為“經(jīng)”，始于《荀子》；不過也是到漢代才普遍罷了。

儒家所傳的“五經(jīng)”中，《尚書》殘缺最多，因而問題也最多。秦始皇燒天下詩書及諸侯史記，并禁止民間私藏一切書。到漢惠帝時，才開了書禁；文帝接著更鼓勵人民獻書。書才漸漸見得著了。那時傳《尚書》的只有一個濟南伏生。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詔燒詩書的時候，他將《書》藏在墻壁里。后來兵亂，他流亡在外，漢定天下，才回家；檢査所藏的《書》，已失去數(shù)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著這一些，私自教授于齊、魯之間。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時他已九十多歲，不能遠行到京師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錯來從他學(xué)。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書》流傳開去。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寫的，還是用秦篆寫的，不得而知；他的學(xué)生卻只用當時的隸書抄錄流布。這就是東漢以來所謂的《今尚書》或《今文尚書》。漢武帝提倡儒學(xué)，立“五經(jīng)”博士；宣帝時每經(jīng)又都分家數(shù)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員若干人。每家有所謂“師法”或“家法”的，從學(xué)者必須嚴守。這時候經(jīng)學(xué)已成利祿的途徑，治經(jīng)學(xué)的自然就多起來了?！渡袝芬擦⑾職W陽(和伯)、大小夏侯(夏侯勝、夏侯建)三博士，卻都是伏生一派分出來的。當時伏生去世已久，傳經(jīng)的儒者為使人尊信的緣故，竟有硬說《尚書》完整無缺的。他們說，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嘛!這二十九篇，東漢經(jīng)學(xué)大師馬融、鄭玄都給作過注；可是那些注現(xiàn)在差不多亡失干凈了。

漢景帝時，魯恭王為了擴展自己的宮殿，去拆毀孔子的舊宅。在墻壁里得著“古文”經(jīng)傳數(shù)十篇，其中有《書》。這些經(jīng)傳都是用“古文”寫的；所謂“古文”，其實只是晚周民間的別體字。那時恭王肅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將這些書都交還孔家的主人、孔子的后人——孔安國。安國加以整理，發(fā)見其中的《書》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這稱為《古文尚書》。武帝時，安國將這部書獻上去。因為語言和字體的兩重困難，一時竟無人能通讀那些“逸書”，所以便一直壓在皇家圖書館里。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先后領(lǐng)?；始也貢?。劉向開始用《古文尚書》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脫簡及異文各若干。哀帝時，劉歆想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及《古文尚書》立博士，這些都是所謂“古文”經(jīng)典。當時的“五經(jīng)”博士不以為然，劉歆寫了長信和他們爭辯。這便是后來所謂的今古文之爭。

今古文之爭是西漢經(jīng)學(xué)一大史跡。所爭的雖然只在幾種經(jīng)書，他們卻以為關(guān)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實也是幌子，骨子里所爭的還在祿位與聲勢；當時今古文派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不過兩派的學(xué)風(fēng)確也有不同處。大致今文派繼承先秦諸子的風(fēng)氣，“思以其道易天下”，所以主張通經(jīng)致用。他們解經(jīng)，只重微言大義；而所謂微言大義，其實只是他們自己的歷史哲學(xué)和政治哲學(xué)。古文派不重哲學(xué)而重歷史，他們要負起保存和傳布文獻的責(zé)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訓(xùn)詁、典禮、名物之間。他們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東漢，書籍流傳漸多，民間私學(xué)日盛。私學(xué)壓倒了官學(xué)，古文經(jīng)學(xué)壓倒了今文經(jīng)學(xué)；學(xué)者也以兼通為貴，不再專主一家。但是這時候“古文”經(jīng)典中《逸禮》，即《禮古經(jīng)》已經(jīng)亡佚，《尚書》之學(xué)，也不昌盛。

東漢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非常寶愛，流離兵亂中，老是隨身帶著。他是怕“《古文尚書》學(xué)”會絕傳，所以這般珍惜。當時經(jīng)師賈逵、馬融、鄭玄都給那一卷《古文尚書》作注，從此《古文尚書》才顯于世。原來“《古文尚書》學(xué)”直到賈逵才真正開始，從前是沒有什么師說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絕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學(xué)者竟愛重到那般地步。大約孔安國獻的那部《古文尚書》，一直埋沒在皇家圖書館里，民間也始終沒有盛行，經(jīng)過兩漢末年的兵亂，便無聲無息地亡失了罷。杜林的那一卷，雖經(jīng)諸大師作注，卻也沒傳到后世，這許又是三國兵亂的緣故?！豆盼纳袝返倪\氣真夠壞的，不但沒有能夠露頭角，還一而再地遭到了些冒名頂替的事兒。這在西漢就有。漢成帝時，因孔安國所獻的《古文尚書》無人通曉，下詔征求能夠通曉的人。東萊有個張霸，不知孔壁的書還在，便根據(jù)《書序》，將伏生二十九篇分為數(shù)十，作為中段，又采《左氏傳》及《書序》所說，補作首尾，共成《古文尚書》百二篇。每篇都很簡短，文意又淺陋。他將這偽書獻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圖書館藏著的孔壁《尚書》對看，滿不是的。成帝便將張霸下在獄里，但卻還存著他的書，并且聽它流傳世間。后來張霸的再傳弟子樊并謀反，朝廷才將那書毀廢；這第一部偽《古文尚書》就從此失傳了。

到了三國末年，魏國出了個王肅，是個博學(xué)而有野心的人。他偽作了《孔子家語》《孔叢子》，又偽作了一部孔安國的《古文尚書》，還帶著孔安國的傳。他是個聰明人，偽造這部《古文尚書》孔傳，是很費了心思的。他采輯群籍中所引“逸書”，以及歷代嘉言，改頭換面，巧為聯(lián)綴，成功了這部書。他是參照漢儒的成法，先將伏生二十九篇分割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以合于東漢儒者如桓譚、班固所記的《古文尚書》篇數(shù)。所增各篇，用力闡明儒家的“德治主義”，滿紙都是仁義道德的格言。這是漢武帝罷黜百家，專崇儒學(xué)以來的正統(tǒng)思想，所謂大經(jīng)、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來儒者所口誦心維的“十六字心傳”，正在他偽作的《大禹謨》里，便見出這部偽書影響之大。其實《尚書》里的主要思想，該是“鬼治主義”，像《盤庚》等篇所表現(xiàn)的。“原來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拘束。逢到臣民不聽話的時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來，自然一切解決。”這叫做“鬼治主義”。“西周以后，因疆域的開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開。自孔子以至荀卿、韓非，他們的政治學(xué)說都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擴張得極大。他們覺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誠信的感應(yīng)；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風(fēng)從，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壓迫?！边@叫做“德治主義”?？垂糯臋n案，包含著“鬼治主義”思想的，自然比包含著“德治主義”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肅的時代早已是“德治主義”的時代，他的偽書所以專從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詞旨坦明，毫無詰屈聱牙之處，卻不免露出了馬腳。

晉武帝時候，孔安國的《古文尚書》曾立過博士；這《古文尚書》大概就是王肅偽造的。王肅是武帝的外祖父，當時即使有懷疑的人，也不敢說話。可是后來經(jīng)過懷帝“永嘉之亂”，這部偽書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東晉元帝時，豫章內(nèi)史梅賾發(fā)見了它，便拿來獻到朝廷上去。這時候偽《古文尚書》孔傳便和馬、鄭注的《尚書》并行起來了。大約北方的學(xué)者還是信馬、鄭的多，南方的學(xué)者才是信偽孔的多。等到隋統(tǒng)一了天下，南學(xué)壓倒了北學(xué)，馬、鄭《尚書》，習(xí)者漸少。唐太宗時，因章句繁雜，詔令孔穎達等編撰《五經(jīng)正義》；高宗永徽四年(西元六五三)，頒行天下，考試必用此本?！墩x》成了標準的官書，經(jīng)學(xué)從此大統(tǒng)一。那《尚書正義》便用的偽《古文尚書》孔傳。偽孔定于一尊，馬、鄭便更沒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殘缺了，宋以來差不多就算亡了。偽《古文尚書》孔傳，如此這般冒名頂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時候。

這一千年中間，卻也有懷疑偽《古文尚書》孔傳的人。南宋的吳棫首先發(fā)難。他有《書稗傳》十三卷，可惜不傳了。朱子因孔安國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順易讀，也覺得可疑。但是他們似乎都還沒有找出確切的證據(jù)。至少朱子還不免疑信參半；他還采取偽《大禹謨》里“人心”“道心”的話解釋“四書”，建立道統(tǒng)呢。元代的吳澄才斷然地將伏生今文從偽古文中分出；他的《尚書纂言》只注解今文，將偽古文除外。明代梅著《尚書考異》，更力排偽孔，并找出了相當?shù)淖C據(jù)。但是嚴密鉤稽決疑定讞的人，還得等待清代的學(xué)者。這里該提出三個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第二是惠棟，著《古文尚書考》。兩書辨析詳明，證據(jù)確鑿，教偽孔體無完膚，真相畢露；但將作偽的罪名加在梅賾頭上，還不免未達一間。第三是清中葉的丁晏，著《尚書余論》，才將真正的罪人王肅指出，千年公案，從此可以定論。這以后等著做的，便是搜輯漢人的伏生《尚書》說和馬、鄭注。這方面的努力不少，成績也斐然可觀；不過所能做到的，也只是抱殘守缺的工作罷了。伏生《尚書》從千年迷霧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諸大師的勞績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還該分別來看。照近人的意見，《周書》大都是當時史官所記，只有一二篇像是戰(zhàn)國時人托古之作?！渡虝肪烤故钱敃r史官所記，還是周史官追記，尚在然疑之間。《虞夏書》大約多是戰(zhàn)國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許是后代史官追記的。這么著，《今文尚書》里便也有了真?zhèn)沃至恕?/p>

《詩經(jīng)》第四

詩的源頭是歌謠。上古時候，沒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謠，沒有寫的詩。一個人高興的時候或悲哀的時候，常愿意將自己的心情訴說出來，給別人或自己聽。日常的言語不夠勁兒，便用歌唱；一唱三嘆得叫別人回腸蕩氣。唱嘆再不夠的話，便手也舞起來了，腳也蹈起來了，反正要將勁兒使到了家。碰到節(jié)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樂，唱歌的機會更多。或一唱眾和，或彼此競勝。傳說葛天氏的樂八章，三個人唱，拿著牛尾，踏著腳，似乎就是描寫這種光景的。歌謠越唱越多，雖沒有書，卻存在人的記憶里。有了現(xiàn)成的歌兒，就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隨時揀一支合適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悶。若沒有完全合適的，盡可刪一些、改一些，到稱意為止。流行的歌謠中往往不同的詞句并行不悖，就是為此?？梢灿薪?jīng)過眾人修飾，作為定本的。歌謠真可說是“一人的機鋒，多人的智慧”了。

歌謠可分為徒歌和樂歌。徒歌是隨口唱，樂歌是隨著樂器唱。徒歌也有節(jié)奏，手舞腳蹈便是幫助節(jié)奏的；可是樂歌的節(jié)奏更規(guī)律化些。樂器在中國似乎早就有了，《禮記》里說的土鼓、土槌兒、蘆管兒，也許是我們樂器的老祖宗。到了《詩經(jīng)》時代，有了琴瑟鐘鼓，已是洋洋大觀了。歌謠的節(jié)奏，最主要的靠重疊或叫復(fù)沓；本來歌謠就以表情為主，只要翻來覆去將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著費話。重疊可以說原是歌謠的生命，節(jié)奏也便建立在這上頭。字數(shù)的均齊，韻腳的調(diào)協(xié)，似乎是后來發(fā)展出來的。有了這些，重疊才在詩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將那些歌謠記錄下來，便是最初寫的詩了。但記錄的人似乎并不是因為欣賞的緣故，更不是因為研究的緣故。他們大概是些樂工，樂工的職務(wù)是奏樂和唱歌；唱歌得有詞兒，一面是口頭傳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兒。歌謠便是這么寫下來的。我們知道春秋時的樂工就和后世闊人家的戲班子一樣，老板叫做太師。那時各國都養(yǎng)著一班樂工，各國使臣來往，宴會時都得奏樂唱歌。太師們不但得搜集本國樂歌，還得搜集別國樂歌。不但搜集樂詞，還得搜集樂譜。那時的社會有貴族與平民兩級。太師們是伺候貴族的，所搜集的歌兒自然得合貴族們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會入選的。他們搜得的歌謠，有些是樂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樂才好用。合樂的時候，往往得增加重疊的字句或章節(jié)，便不能保存歌詞的原來樣子。除了這種搜集的歌謠以外，太師們所保存的還有貴族們?yōu)榱四撤N或特殊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獵等作的詩。這些可以說是典禮的詩。又有諷諫、頌美等的獻詩；獻詩是臣下作了獻給君上，準備讓樂工唱給君上聽的，可以說是政治的詩。太師們保存下這些唱本兒，帶著樂譜；唱詞兒共有三百多篇，當時通稱作“詩三百”。到了戰(zhàn)國時代，貴族漸漸衰落，平民漸漸抬頭，新樂代替了古樂，職業(yè)的樂工紛紛散走。樂譜就此亡失，但是還有三百來篇唱詞兒流傳下來，便是后來的《詩經(jīng)》了。

“詩言志”是一句古話：“詩”()這個字就是“言”“志”兩個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謂“言志”和現(xiàn)在所謂“抒情”并不一樣；那“志”總是關(guān)聯(lián)著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時通行賦詩。在外交的宴會里，各國使臣往往得點一篇詩或幾篇詩叫樂工唱。這很像現(xiàn)在的請客點戲，不同處是所點的詩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這可以表示這國對那國或這人對那人的愿望、感謝、責(zé)難等，都從詩篇里斷章取義。斷章取義是不管上下文的意義，只將一章中一兩句拉出來，就當前的環(huán)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宴晉使趙孟于垂隴，趙孟請大家賦詩，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賦的是《野有蔓草》。原詩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弊犹逯蝗∧﹥删?，借以表示鄭國歡迎趙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詩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這樣辦正是“詩言志”；在那回宴會里，趙孟就和子太叔說了“詩以言志”這句話。

到了孔子時代，賦詩的事已經(jīng)不行了，孔子卻采取了斷章取義的辦法，用詩來討論做學(xué)問、做人的道理?！叭缜腥绱?，如琢如磨”，本來說的是治玉，將玉比人。他卻用來教訓(xùn)學(xué)生做學(xué)問的功夫?！扒尚毁猓滥颗钨?，素以為絢兮”，本來說的是美人，所謂天生麗質(zhì)。他卻拉出末句來比方作畫，說先有白底子，才會有畫，是一步步進展的；作畫還是比方，他說的是文化，人先是樸野的，后來才進展了文化——文化必須修養(yǎng)而得，并不是與生俱來的。他如此解詩，所以說“思無邪”一句話可以包括“詩三百”的道理；又說詩可以鼓舞人，聯(lián)合人，增加閱歷，發(fā)泄牢騷，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鬃右院螅霸娙佟背蔀槿寮业牧?jīng)之一，《莊子》和《荀子》里都說到“詩言志”，那個“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時列國的賦詩只是用詩，并非解詩；那時詩的主要作用還在樂歌，因樂歌而加以借用，不過是一種方便罷了。至于詩篇本來的意義，那時原很明白，用不著討論。到了孔子時代，詩已經(jīng)不常歌唱了，詩篇本來的意義，經(jīng)過了多年的借用，也漸漸含糊了。他就按著借用的辦法，根據(jù)教授學(xué)生的需要，斷章取義地來解釋那些詩篇。后來解釋《詩經(jīng)》的儒生都跟著他的腳步走。最有權(quán)威的毛氏《詩傳》和鄭玄《詩箋》，差不多全是斷章取義，甚至斷句取義——斷句取義是在一句、兩句里拉出一個兩個字來發(fā)揮，比起斷章取義，真是變本加厲了。

毛氏有兩個人：一個是毛亨，漢時魯國人，人稱為大毛公；一個是毛萇，趙國人，人稱為小毛公。是大毛公創(chuàng)始《詩經(jīng)》的注解，傳給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的。鄭玄是東漢人，他是專給《毛傳》作《箋》的，有時也采取別家的解說；不過別家的解說在原則上也還和毛氏一個鼻孔出氣，他們都是以史證詩。他們接受了孔子“無邪”的見解，又摘取了孟子“知人論世”的見解，以為用孔子的詩的哲學(xué)，別裁古代的史說，拿來證明那些詩篇是什么時代作的，為什么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其實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倒是說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與他們不同。他們這樣猜出來的作詩人的志，自然不會與作詩人相合；但那種志倒是關(guān)聯(lián)著政治教化而與“詩言志”一語相合的。這樣的以史證詩的思想，最先具體表現(xiàn)在《詩序》里。

《詩序》有《大序》《小序》?！洞笮颉泛孟窨傉?，托名子夏，說不定是誰作的。《小序》每篇一條，大約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證詩，似乎是《小序》的專門任務(wù)；傳里雖也偶然提及，卻總以訓(xùn)詁為主，不過所選取的字義，意在助成序說，無形中有個一定方向罷了。可是《小序》也還是泛說的多，確指的少。到了鄭玄，才更詳密地發(fā)展了這個條理。他按著《詩經(jīng)》中的國別和篇次，系統(tǒng)地附合史料，編成了《詩譜》，差不多給每篇詩確定了時代；《箋》中也更多地介紹了作為各篇詩的背景的歷史。以史證詩，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說明詩的教化作用；這種作用似乎建立在風(fēng)、雅、頌、賦、比、興所謂“六義”上?！洞笮颉分唤忉屃孙L(fēng)、雅、頌。說風(fēng)是風(fēng)化(感化)、諷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頌是形容盛德的意思。這都是按著教化作用解釋的。照近人的研究，這三個字大概都從音樂得名。風(fēng)是各地方的樂調(diào)，《國風(fēng)》便是各國土樂的意思。雅就是“烏”字，似乎描寫這種樂的嗚嗚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樂章叫做“夏”的很多，也許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約也是樂調(diào)不同的緣故。頌就是“容”字，容就是“樣子”；這種樂連歌帶舞，舞就有種種樣子了。風(fēng)、雅、頌之外，其實還該有個“南”。南是南音或南調(diào)，《詩經(jīng)》中《周南》《召南》的詩，原是相當于現(xiàn)在河南、湖北一帶地方的歌謠?！秶L(fēng)》舊有十五，分出二南，還剩十三；而其中邶、鄘兩國的詩，現(xiàn)經(jīng)考定，都是衛(wèi)詩，那么只有十一《國風(fēng)》了。頌有《周頌》《魯頌》《商頌》，《商頌》經(jīng)考定實是《宋頌》。至于搜集的歌謠，大概是在《二南》《國風(fēng)》和《小雅》里。

賦、比、興的意義，說法最多。大約這三個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賦本是唱詩給人聽，但在《大序》里，也許是“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的意思。比、興都是《大序》所謂“主文而譎諫”；不直陳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諷刺叫“譎諫”。說的人無罪，聽的人卻可警誡自己?！对娊?jīng)》里許多譬喻就在比興的方法下，斷章斷句地硬派作政教的意義了。比、興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詩篇發(fā)端的叫做興?！睹珎鳌分辉谟信d的地方標出，不標賦、比；想來賦義是易見的，比、興雖都是曲折成義，但興在發(fā)端，往往關(guān)系全詩，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別標出了?！睹珎鳌窐顺龅呐d詩，共一百十六篇，《國風(fēng)》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現(xiàn)在說，這兩部分搜集的歌謠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三《禮》第五

許多人家的中堂里，供奉著“天地君親師”的大牌位。天地代表生命的本源。親是祖先的意思，祖先是家族的本源。君師是政教的本源。人情不能忘本，所以供奉著這些。荀子只稱這些為禮的三本；大概是到了后世才宗教化了的。荀子是儒家大師。儒家所稱道的禮，包括政治制度、宗教儀式、社會風(fēng)俗習(xí)慣等，卻都加以合理的說明。從那“三本說”，可以知道儒家有拿禮來包羅萬象的野心，他們認禮為治亂的根本，這種思想可以叫做禮治主義。

怎樣叫做禮治呢？儒家說初有人的時候，各人有各人的欲望，各人都要滿足自己的欲望；沒有界限，沒有分際，大家就爭起來了。你爭我爭，社會就亂起來了。那時的君師們看了這種情形，就漸漸給定出禮來，讓大家按著貴賤的等級，長幼的次序，各人得著自己該得的一份兒吃的、喝的、穿的、住的，各人也做著自己該做的一份兒工作。各等人有各等人的界限和分際；若是只顧自己，不管別人，任性貪多務(wù)得，偷懶圖快活，這種人就得受嚴厲的制裁，有時候保不住性命。這種禮，教人節(jié)制，教人和平，建立起社會的秩序，可以說是政治制度。

天生萬物，是個很古的信仰。這個天是個能視能聽的上帝，管生殺，管賞罰。在地上的代表，便是天子。天子祭天，和子孫祭祖先一樣。地生萬物是個事實。人都靠著地里長的活著，地里長的不夠了，便鬧饑荒；地的力量自然也引起了信仰。天子諸侯祭社稷，祭山川，都是這個來由。最普遍的還是祖先的信仰。直到我們的時代，這個信仰還是很有力的。按儒家說，這些信仰都是“報本返始”的意思。報本返始是慶幸生命的延續(xù)，追念本源，感恩懷德，勉力去報答的意思。但是這里面怕不單是懷德，還有畏威的成分。感謝和恐懼產(chǎn)生了種種祭典。儒家卻只從感恩一面加以說明，看作禮的一部分。但這種禮教人恭敬，恭敬便是畏威的遺跡了。儒家的喪禮，最主要的如三年之喪，也建立在感恩的意味上；卻因恩誼的親疏，又定出等等差別來。這種禮，大部分可以說是宗教儀式。

居喪一面是宗教儀式，一面是普通人事。普通人事包括一切日常生活，日常生活都需要秩序和規(guī)矩。居喪以外，如婚姻、宴會等大事，也各有一套程序，不能隨便馬虎過去；這樣是表示鄭重，也便是表示敬意和誠心。至于對人，事君，事父母，待兄弟、姊妹，待子女，以及夫婦、朋友之間，也都自有一番道理。按著尊卑的分際，各守各的道理，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朋友互相敬愛，才算能做人；人人能做人，天下便治了。就是一個人飲食言動，也都該有個規(guī)矩，別叫旁人難過，更別侵犯著旁人，反正諸事都記得著自己的份兒。這些個規(guī)矩也是禮的一部分；有些固然含著宗教意味，但大部分可以說是風(fēng)俗習(xí)慣。這些風(fēng)俗習(xí)慣有一些也可以說是生活的藝術(shù)。

王道不外乎人情，禮是王道的一部分，按儒家說是通乎人情的。既通乎人情，自然該誠而不偽了。但儒家所稱道的禮，并不全是實際施行的。有許多只是他們的理想，這種就不一定通乎人情了。就按那些實際施行的說，每一個制度、儀式或規(guī)矩，固然都有它的需要和意義，但是社會情形變了，人的生活也跟著變了，人的喜、怒、愛、惡，雖然還是喜、怒、愛、惡，可是對象變了。那些禮的惰性卻很大，并不跟著變。這就留下了許許多多遺形物，沒有了需要，沒有了意義；不近人情的偽禮，只會束縛人。《老子》里攻擊禮，說“有了禮，忠信就差了”；后世有些人攻擊禮，說“禮不是為我們定的”；近來大家攻擊禮教，說“禮教是吃人的”。這都是指著那些個偽禮說的。

從來禮樂并稱，但樂實在是禮的一部分；樂附屬于禮，用來補助儀文的不足。樂包括歌和舞，是“人情之所必不免”的。不但是“人情之所必不免”，而且樂聲的綿延和融合也象征著天地萬物的“流而不息，合同而化”。這便是樂本。樂教人平心靜氣，互相和愛；教人聯(lián)合起來，成為一整個兒。人人能夠平心靜氣，互相和愛，自然沒有貪欲、搗亂、欺詐等事，天下就治了。樂有改善人心、移風(fēng)易俗的功用，所以與政治是相通的。按儒家說，禮、樂、刑、政，到頭來只是一個道理；這四件都順理成章了，便是王道。這四件是互為因果的。禮壞樂崩，政治一定不成；所以審樂可以知政?！爸问乐舭惨詷?，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眳枪蛹驹紧攪^樂，樂工奏哪一國的樂，他就知道是哪一國的；他是從樂歌里所表現(xiàn)的政治氣象而知道的。歌詞就是詩，詩與禮樂也是分不開的?？鬃咏虒W(xué)生要“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那時要養(yǎng)成一個人才，必須學(xué)習(xí)這些。這些詩、禮、樂，在那時代都是貴族社會所專有，與平民是無干的。到了戰(zhàn)國，新聲興起，古樂衰廢，聽者只求悅耳，就無所謂這一套樂意了。漢以來胡樂大行，那就更說不到了。

古代似乎沒有關(guān)于樂的經(jīng)典，只有《禮記》里的《樂記》，是抄錄儒家的《公孫尼子》等書而成，原本已經(jīng)是戰(zhàn)國時代的東西了。關(guān)于禮，漢代學(xué)者所傳習(xí)的有三種經(jīng)和無數(shù)的“記”。那三種經(jīng)是《儀禮》《禮古經(jīng)》《周禮》。《禮古經(jīng)》已亡佚，《儀禮》和《周禮》相傳都是周公作的。但據(jù)近來的研究，這兩部書實在是戰(zhàn)國時代的產(chǎn)物?！秲x禮》大約是當時實施的禮制，但多半只是士的禮。那些禮是很繁瑣的，踵事增華的多，表示誠意的少，已經(jīng)不全是通乎人情的了?！秲x禮》可以說是宗教儀式和風(fēng)俗習(xí)慣的混合物；《周禮》卻是一套理想的政治制度。那些制度的背景可以看出是戰(zhàn)國時代；但組成了整齊的系統(tǒng)，便是著書人的理想了。

“記”是儒家雜述禮制及其變遷的歷史，或禮論之作；所述的禮制有實施的，也有理想的。又叫做《禮記》。這《禮記》是一個廣泛的名稱。這些“記”里包含著《禮古經(jīng)》的一部分。漢代所見的“記”很多，但流傳到現(xiàn)在的只有三十八篇《大戴記》和四十九篇《小戴記》。后世所稱《禮記》，多半專指《小戴記》說。大戴是戴德；小戴是戴圣，戴德的侄兒。相傳他們是這兩部書的編輯人。但“二戴”都是西漢的儀禮專家。漢代有“五經(jīng)”博士；凡是一家一派的經(jīng)學(xué)影響大的，都可以立博士。大戴于儀禮學(xué)后來立了博士，小戴本人就是博士。漢代經(jīng)師的家法最嚴，一家的學(xué)說里絕不能摻雜別家。但現(xiàn)存的兩部“記”里都各摻雜著非“二戴”的學(xué)說。所以有人說這兩部書是別人假托“二戴”的名字纂輯的；至少是“二戴”原書多半亡佚，由別人拉雜湊成的，——可是成書也還在漢代。這兩部書里，《小戴記》容易些，后世誦習(xí)的人比較多些，所以差不多專占了《禮記》的名字。

《春秋》三傳　第六(《國語》附)

“春秋”是古代記事史書的通稱。古代朝廷大事，多在春、秋二季舉行，所以記事的書用這個名字。各國有各國的春秋，但是后世都不傳了。傳下的只有一部《魯春秋》，《春秋》成了它的專名，便是《春秋經(jīng)》了。傳說這部《春秋》是孔子作的，至少是他編的。魯哀公十四年，魯西有獵戶打著一只從沒有見過的獨角怪獸，想著定是個不祥的東西，將它扔了。這個新聞傳到了孔子那里，他便去看。他一看，就說：“這是麟啊。為誰來的呢!干什么來的呢!唉唉!我的道不行了!”說著流下淚來，趕忙用袖子去擦，淚點兒卻已滴到衣襟上。原來麟是個仁獸，是個祥瑞的東西，圣帝、明王在位，天下太平，它才會來，不然是不會來的。可是那時代哪有圣帝、明王？天下正亂紛紛的，麟來得真不是時候，所以讓獵戶打死；它算是倒了運了。

孔子這時已經(jīng)年老，也常常覺著生的不是時候，不能行道；他為周朝傷心，也為自己傷心?？戳诉@只死麟，一面同情它，一面也引起自己的無限感慨。他覺著生平說了許多教；當世的人君總不信他，可見空話不能打動人。他發(fā)愿修一部《春秋》，要讓人從具體的事例里，得到善惡的教訓(xùn)；他相信這樣得來的教訓(xùn)，比抽象的議論深切著明得多。他覺得修成了這部《春秋》，雖然不能行道，也算不白活一輩子。這便動起手來，九個月書就成功了。書起于魯隱公，終于獲麟；因獲麟有感而作，所以敘到獲麟絕筆，是紀念的意思。但是《左傳》里所載的《春秋經(jīng)》，獲麟后還有，而且在記了“孔子卒”的哀公十六年后還有：據(jù)說那卻是他的弟子們續(xù)修的了。

這個故事雖然夠感傷的，但我們從種種方面知道，它卻不是真的?！洞呵铩分皇囚攪饭俚呐f文，孔子不曾摻進手去。《春秋》可是一部信史，里面所記的魯國日食，有三十次和西方科學(xué)家所推算的相合，這絕不是偶然的。不過書中殘缺、零亂和后人增改的地方，都很不少。書起于隱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止，共二百四十二年(西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后世稱這二百四十二年為春秋時代。書中紀事按年月日，這叫做編年。編年在史學(xué)上是個大發(fā)明；這教歷史系統(tǒng)化，并增加了它的確實性。《春秋》是我國現(xiàn)存的第一部編年史。書中雖用魯國紀元，所記的卻是各國的事，所以也是我們的第一部通史。所記的齊桓公、晉文公的霸跡最多；后來說“尊王攘夷”是《春秋》大義，便是從這里著眼的。

古代史官記事，有兩種目的：一是征實，二是勸懲。像晉國董狐不怕權(quán)勢，記“趙盾弒其君”，齊國太史記“崔抒弒其君”，雖殺身不悔，都為的是征實和懲惡，作后世的鑒戒。但是史文簡略，勸懲的意思有時不容易看出來，因此便需要解說的人。《國語》記楚國申叔時論教太子的科目，有“春秋”一項，說“春秋”有獎善、懲惡的作用，可以戒勸太子的心?？鬃邮堑谝粋€開門授徒，拿經(jīng)典教給平民的人，《魯春秋》也該是他的一種科目。關(guān)于勸懲的所在，他大約有許多口義傳給弟子們。他死后，弟子們散在四方，就所能記憶的又教授開去。《左傳》《公羊傳》《谷梁傳》，所謂《春秋》三傳里，所引孔子解釋和評論的話，大概就是撿的這一些。

三傳特別注重《春秋》的勸懲作用；征實與否，倒在其次。按三傳的看法，《春秋》大義可以從兩方面說：明辨是非，分別善惡，提倡德義，從成敗里見教訓(xùn)，這是一；夸揚霸業(yè)，推尊周室，親愛中國，排斥夷狄，實現(xiàn)民族大一統(tǒng)的理想，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鑒，后者是撥亂反正的程序。這都是王道。而敬天事鬼，也包括在王道里?！洞呵铩防镉洖?zāi)，表示天罰；記鬼，表示恩仇，也還是勸懲的意思。古代記事的書常夾雜著好多的迷信和理想，《春秋》也不免如此。三傳的看法，大體上是對的，但在解釋經(jīng)文的時候，卻往往一個字一個字地咬嚼；這一咬嚼，便不顧上下文穿鑿附會起來了?！豆騻鳌贰豆攘簜鳌?，尤其如此。

這樣咬嚼出來的意義就是所謂“書法”，所謂“褒貶”，也就是所謂“微言”。后世最看重這個。他們說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筆”是書，“削”是不書，都有大道理在內(nèi)。又說一字之褒，比教你作王公還榮耀；一字之貶，比將你作罪人殺了還恥辱。本來孟子說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那似乎只指概括的勸懲作用而言。等到褒貶說發(fā)展，孟子這句話倒像更坐實了。而孔子和《春秋》的權(quán)威也就更大了。后世史家推尊孔子，也推尊《春秋》，承認這種書法是天經(jīng)地義；但實際上他們卻并不照三傳所咬嚼出來的那么穿鑿附會地辦。這正和后世詩人盡管推尊《毛詩傳箋》里比興的解釋，實際上卻不那樣穿鑿附會地作詩一樣。三傳，特別是《公羊傳》和《谷梁傳》，和《毛詩傳箋》，在穿鑿解經(jīng)這件事上是一致的。

三傳之中，公羊、榖梁兩家全以解經(jīng)為主，左氏卻以敘事為主。公、谷以解經(jīng)為主，所以咬嚼得更利害些。戰(zhàn)國末期，專門解釋《春秋》的有許多家，公、谷較晚出而僅存。這兩家固然有許多彼此相異之處，但淵源似乎是相同的；他們所引別家的解說也有些是一樣的。這兩種《春秋經(jīng)傳》經(jīng)過秦火，多有殘缺的地方；到漢景帝、武帝時候，才有經(jīng)師重加整理，傳授給人。公羊、谷梁只是家派的名稱，僅存姓氏，名字已不可知。至于他們解經(jīng)的宗旨，已見上文?！洞呵铩繁臼侨寮覀魇诘慕?jīng)典，解說的人，自然也離不了儒家，在這一點上，三傳是大同小異的。

《左傳》這部書，漢代傳為魯國左丘明所作。這個左丘明，有的說是“魯君子”，有的說是孔子的朋友；后世又有說是魯國的史官。這部書歷來討論得最多。漢時有“五經(jīng)”博士。凡解說“五經(jīng)”自成一家之學(xué)的，都可立為博士。立了博士，便是官學(xué)；那派經(jīng)師便可做官受祿。當時《春秋》立了公、谷二傳的博士。《左傳》流傳得晚些，古文派經(jīng)師也給它爭立博士。今文派卻說這部書不得孔子《春秋》的真?zhèn)?，不如公、谷兩家。后來雖一度立了博士，可是不久還是廢了。倒是民間傳習(xí)的漸多，終于大行!原來公、谷不免空談，《左傳》卻是一部僅存的古代編年通史(殘缺又少)，用處自然大得多。《左傳》以外，還有一部分國記載的《國語》，漢代也認為乃左丘明所作，稱為《春秋外傳》。后世學(xué)者懷疑這一說的很多。據(jù)近人的研究，《國語》重在“語”，記事頗簡略，大約出于另一著者的手，而為《左傳》著者的重要史料之一。這書的說教，也不外尚德、尊天、敬神、愛民，和《左傳》是很相近的。只不知著者是誰。其實《左傳》著者我們也不知道。說是左丘明，但矛盾太多，不能教人相信?！蹲髠鳌烦蓵臅r代大概在戰(zhàn)國，比《公》《谷》二傳早些。

《左傳》這部書大體依《春秋》而作；參考群籍，詳述史事，征引孔子和別的“君子”解經(jīng)評史的言論，吟味書法，自成一家之言。但迷信卜筮，所記禍福的預(yù)言，幾乎無不應(yīng)驗；這卻大大違背了征實的精神，而和儒家的宗旨也不合了。晉范寧作《谷梁傳序》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薄捌G”是文章美，“富”是材料多，“巫”是多敘鬼神，預(yù)言禍福。這是句公平話。注《左傳》的，漢代就不少，但那些許多已散失；現(xiàn)存的只有晉杜預(yù)注，算是最古的了。

杜預(yù)作《春秋序》，論到《左傳》，說“其文緩，其旨遠”，“緩”是委婉，“遠”是含蓄。這不但是好史筆，也是好文筆。所以《左傳》不但是史學(xué)的權(quán)威，也是文學(xué)的權(quán)威?！蹲髠鳌返奈膶W(xué)本領(lǐng)，表現(xiàn)在記述辭令和描寫戰(zhàn)爭上。春秋列國，盟會頗繁，使臣會說話不會說話，不但關(guān)系榮辱，并且關(guān)系利害，出入很大，所以極重辭令?！蹲髠鳌匪洰敃r君臣的話，從容委曲，意味深長。只是平心靜氣地說，緊要關(guān)頭卻不放松一步，真所謂恰到好處。這固然是當時風(fēng)氣如此，但不經(jīng)《左傳》著者的潤飾功夫，也絕不會那樣在紙上活躍的。戰(zhàn)爭是個復(fù)雜的程序，敘得頭頭是道，已經(jīng)不易，敘得有聲有色，更難；這差不多全靠忙中有閑，透著優(yōu)游不迫神兒才成。這卻正是《左傳》著者所擅長的。

“四書”第七

“四書”“五經(jīng)”到現(xiàn)在還是我們口頭上一句熟語。“五經(jīng)”是《易》《書》《詩》《禮》《春秋》；“四書”按照普通的順序是《大學(xué)》《中庸》《論語》《孟子》，前二者又簡稱《學(xué)》《庸》，后二者又簡稱《論》《孟》，有了簡稱，可見這些書是用得很熟的。本來呢，從前私塾里，學(xué)生入學(xué)，是從“四書”讀起的。這是那些時代的小學(xué)教科書，而且是統(tǒng)一的標準的小學(xué)教科書，因為沒有不用的。那時先生不講解，只讓學(xué)生背誦，不但得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的小注。只要囫圇吞棗地念，囫圇吞棗地背，不懂不要緊，將來用得著，自然會懂的。怎么說將來用得著？那些時候行科舉制度。科舉是一種競爭的考試制度，考試的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題目都出在“四書”里，而且是朱注的“四書”里。科舉分幾級，考中的得著種種出身或資格，憑著這種資格可以建功立業(yè)，也可以升官發(fā)財；作好作歹，都得先弄個資格到手?？婆e幾乎是當時讀書人唯一的出路。每個學(xué)生都先讀“四書”，而且讀的是朱注，便是這個緣故。

將朱注“四書”定為科舉用書，是從元仁宗皇慶二年(西元一三一三)起的。規(guī)定這四種書，自然因為這些書本身重要，有人人必讀的價值；規(guī)定朱注，也因為朱注發(fā)明書義比舊注好些，切用些。這四種書原來并不在一起，《學(xué)》《庸》都在《禮記》里，《論》《孟》是單行的。這些書原來只算是諸子書，朱子原來也只稱為“四子”；但《禮記》《論》《孟》在漢代都立過博士，已經(jīng)都升到經(jīng)里去了。后來唐代的“九經(jīng)”里雖然只有《禮記》，宋代的“十三經(jīng)”卻又將《論》《孟》收了進去。《中庸》很早就被人單獨注意，漢代已有關(guān)于《中庸》的著作，六朝時也有，可惜都不傳了。關(guān)于《大學(xué)》的著作，卻直到司馬光的《大學(xué)通義》才開始，這部書也不傳了。這些著作并不曾教《學(xué)》《庸》普及，教《學(xué)》《庸》和《論》《孟》同樣普及的是朱子的注，“四書”也是他編在一起的，“四書”的名字也因他而起。

但最初用力提倡這幾種書的是程顥、程頤兄弟。他們說：“《大學(xué)》是孔門的遺書，是初學(xué)者入德的門徑。只有從這部書里，還可以知道古人做學(xué)問的程序。從《論》《孟》里雖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這部書的分明易曉。學(xué)者必須從這部書入手，才不會走錯了路?！边@里沒提到《中庸》，可是他們是很推尊《中庸》的。他們在另一處說：“‘不偏’叫做‘中’，‘不易’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吨杏埂肥强组T傳授心法的書，是子思記下來傳給孟子的。書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長；會讀書的細加玩賞，自然能心領(lǐng)神悟，終身受用不盡?！边@四種書到了朱子手里才打成一片。他接受“二程”的見解，加以系統(tǒng)的說明，四種書便貫串起來了。

他說，古來有小學(xué)大學(xué)。小學(xué)里教灑掃進退的規(guī)矩，和禮、樂、射、御、書、數(shù)，所謂“六藝”。大學(xué)里教窮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教的都切于民生日用，都是實學(xué)。《大學(xué)》這部書便是古來大學(xué)里教學(xué)生的方法，規(guī)模大，節(jié)目詳；而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循序漸進的。程子說是“初學(xué)者入德的門徑”，就是為此。這部書里的道理，并不是為一時一事說的，是為天下后世說的。這是“垂世立教的大典”，所以程子舉為初學(xué)者的第一部書。《論》《孟》雖然也切實，卻是“應(yīng)機接物的微言”，問的不是一個人，記的也不是一個人。淺深先后，次序既不分明，抑揚可否，用意也不一樣，初學(xué)者領(lǐng)會較難。所以程子放在第二步。至于《中庸》，是孔門的心法，初學(xué)者領(lǐng)會更難，程子所以另論。

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學(xué)》的提綱挈領(lǐng)，便能領(lǐng)會《論》《孟》里精微的分別去處；融貫了《論》《孟》的旨趣，也便能領(lǐng)會《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該修養(yǎng)道心，克制人心，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領(lǐng)會《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從大處著眼，讀天下的書，論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將《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學(xué)》《論》《孟》合為“四書”，作為初學(xué)者的基礎(chǔ)教本。后來規(guī)定“四書”為科舉用書，原也根據(jù)這番意思。不過朱子教人讀“四書”，為的成人；后來人讀“四書”，卻重在獵取功名，這是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至于順序變?yōu)椤秾W(xué)》《庸》《論》《孟》，那是書賈因為《學(xué)》《庸》篇頁不多，合為一本的緣故；通行既久，居然約定俗成了。

《禮記》里的《大學(xué)》，本是一篇東西，朱子給分成經(jīng)一章，傳十章；傳是解釋經(jīng)的。因為要使傳合經(jīng)，他又顛倒了原文的次序，并補上一段兒。他注《中庸》時，雖沒有這樣大的改變，可是所分的章節(jié)，也與鄭玄注的不同。所以這兩部書的注，稱為《大學(xué)章句》《中庸章句》。《論》《孟》的注，卻是融合各家而成，所以稱為《論語集注》《孟子集注》?！洞髮W(xué)》的經(jīng)一章，朱子想著是曾子追述孔子的話；傳十章，他相信是曾子的意思，由弟子們記下的。《中庸》的著者，朱子和程子一樣，都接受《史記》的記載，認為是子思。但關(guān)于書名的解釋，他修正了一些。他說，“中”除“不偏”外，還有“無過無不及”的意思；“庸”解作“不易”，不如解作“平常”的好。照近人的研究，《大學(xué)》的思想和文字，很有和荀子相同的地方，大概是荀子學(xué)派的著作。《中庸》，首尾和中段思想不一致，從前就有人疑心。照近來的看法，這部書的中段也許是子思原著的一部分，發(fā)揚孔子的學(xué)說，如“時中”“忠恕”“知仁勇”“五倫”等。首尾呢，怕是另一關(guān)于《中庸》的著作，經(jīng)后人混合起來的；這里發(fā)揚的是孟子的天人相通的哲理，所謂“至誠”“盡性”，都是的。著者大約是一個孟子學(xué)派。

《論語》是孔子弟子們記的。這部書不但顯示一個偉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讀者可以學(xué)習(xí)許多做學(xué)問做人的節(jié)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時習(xí)”“缺疑”“好古”“隅反”“擇善”“困學(xué)”等，都是可以終身應(yīng)用的。《孟子》據(jù)說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孫丑、萬章等共同編定的。書中說“仁”兼說“義”，分辨“義”“利”甚嚴；而辯“性善”，教人求“放心”，影響更大。又說到“養(yǎng)浩然之氣”，那“至大至剛”“配義與道”的“浩然之氣”；這是修養(yǎng)的最高境界，是所謂天人相通的哲理。書中攻擊楊朱、墨翟兩派，辭鋒咄咄逼人。這在儒家叫做攻異端，功勞是很大的。孟子生在戰(zhàn)國時代，他不免“好辯”，他自己也覺得的如是。他的話流露著“英氣”，“有圭角”，和孔子的溫潤是不同的。所以儒家只稱為“亞圣”，次于孔子一等?！睹献印酚袞|漢的趙岐注?！墩撜Z》有孔安國、馬融、鄭玄諸家注，卻都已殘佚，只零星地見于魏何晏的《論語集解》里。漢儒注經(jīng)，多以訓(xùn)詁名物為重；但《論》《孟》詞意顯明，所以只解釋文句，推闡義理而止。魏晉以來，玄談大盛，孔子已被道家化；解《論語》的也多摻入玄談，摻入當時的道家哲學(xué)。這些后來卻都不流行了。到了朱子，給《論》《孟》作注，雖說融會各家，其實也用他自己的哲學(xué)作架子。他注《學(xué)》《庸》，更顯然如此。他的哲學(xué)切于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將他解釋的孔子當作真的孔子。

他那一套“四書”注實在用盡了平生的力量，改定至再至三；直到臨死的時候，他還在改定《大學(xué)?誠意》章的注。注以外又作了《四書或問》，發(fā)揚注義，并論述對于舊說的或取或舍的理由。他在“四書”上這樣下功夫，一面固然為了誘導(dǎo)初學(xué)者，一面還有一個用意，便是排斥老、佛，建立道統(tǒng)。他在《中庸章句序》里論到諸圣道統(tǒng)的傳承，末尾自謙說，“于道統(tǒng)之傳，不敢妄議”；其實他是隱隱在以傳道統(tǒng)自期呢?！吨杏埂穫魇谛姆?，正是道統(tǒng)的根本。將它加在《大學(xué)》《論》《孟》之后而成“四書”，朱子自己雖然說是給初學(xué)者打基礎(chǔ)，但一大半恐怕還是為了建立道統(tǒng)，不過他自己不好說出罷了。他注“四書”在宋孝宗淳熙年間(西元一一七四——一一八九)。他死后，朝廷將他的“四書”注審定為官書，從此盛行起來。他果然成了傳儒家道統(tǒng)的大師了。

辭賦　第八

屈原是我國歷史里永被紀念著的一個人。舊歷五月五日端午節(jié)，相傳便是他的忌日；他是投水死的，競渡據(jù)說原來是表示救他的，粽子原來是祭他的?，F(xiàn)在定五月五日為詩人節(jié)，也是為了紀念他。他是個忠臣，而且是個纏綿悱惻的忠臣；他是個節(jié)士，而且是個浮游塵外、清白不污的節(jié)士?！芭e世皆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他的身世是一出悲劇?？墒撬郎谖覀兊木匆?，尤其是我們的同情里?！霸笔撬淖郑捌健笔撬拿?。他是楚國的貴族，懷王時候，作“左徒”的官。左徒好像現(xiàn)在的秘書。他很有學(xué)問，熟悉歷史和政治，口才又好。一方面參贊國事，一方面給懷王見客，辦外交，頭頭是道。懷王很信任他。

當時楚國有親秦、親齊兩派；屈原是親齊派。秦國看見屈原得勢，便派張儀買通了楚國的貴臣上官大夫、靳尚等，在懷王面前說他的壞話。懷王果然被他們所惑，將屈原放逐到漢北去。張儀便勸懷王和齊國絕交，說秦國答應(yīng)割地六百里。楚和齊絕了交，張儀卻說答應(yīng)的是六里。懷王大怒，便舉兵伐秦，不料大敗而歸。這時候想起屈原來了，將他召回，教他出使齊國。親齊派暫時抬頭。但是親秦派不久又得勢。懷王終于讓秦國騙了去，拘留著，就死在那里。這件事是楚人最痛心的，屈原更不用說了。可是懷王的兒子頃襄王，卻還是聽親秦派的話，將他二次放逐到江南去。他流浪了九年，秦國的侵略一天緊似一天；他不忍親見亡國的慘象，又想以一死來感悟頃襄王，便自沉在汨羅江里。

《楚辭》中《離騷》和《九章》的各篇，都是他放逐時候所作?！峨x騷》尤其是千古流傳的杰構(gòu)。這一篇大概是二次被放逐時作的。他感念懷王的信任，卻恨他糊涂，讓一群小人蒙蔽著，撥弄著。而頃襄王又不能覺悟；以致國土日削，國勢日危。他自己呢，“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簡直走投無路；滿腔委屈，千端萬緒的，沒人可以訴說。終于只能告訴自己的一支筆，《離騷》便是這樣寫成的?！半x騷”是“別愁”或“遭憂”的意思。他是個富于感情的人，那一腔遏抑不住的悲憤，隨著他的筆奔迸出來，“東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只是一片一段的，沒有篇章可言。這和人在疲倦或苦痛的時候，叫“媽呀!”“天哪!”一樣；心里亂極了，悶極了，叫叫透一口氣，自然是顧不到什么組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