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語言當(dāng)作朋友
對我而言名言是什么

我想把語言當(dāng)作朋友。

這個想法產(chǎn)生于我獨自旅行之時，那時我意識到，旅途中僅有自己一人。

的確，我們既不能敲打語言的肩膀，也不能同語言握手。然而，語言也帶給我一種無法言語的老朋友般的親切。

少年時代，我曾夢想成為一名拳擊手。但是，在我讀杰克·倫敦^[1]的小說，面對書中食物不足致死的痛苦和“應(yīng)該吃還是應(yīng)該贏”的二選一難題時，我認(rèn)為，應(yīng)該吃！我知道了，Hungry Youngmen（饑餓的年輕人）無法成為Angry Youngmen（憤怒的年輕人）。

取而代之，我成為了一名詩人。而且，我認(rèn)為應(yīng)該用語言將別人打倒。因為對詩人而言，語言亦能成為兇器。我認(rèn)為自己輕而易舉就能駕馭好語言，把它當(dāng)作水兵用的折刀，揮動刀刃直插對方的胸膛。

但同時，語言亦是良藥。它是撫平各種內(nèi)心創(chuàng)傷的良藥。埃里希·凱斯特納^[2]《人生處方詩集》的語言效果自不必說，連背叛帶來的錐心痛苦亦被其語言撫慰。

有時候，語言只是回憶。然而有時候，語言亦可以承載全世界之重。而且，正是那樣的語言成為了“名言”。

那時，我還是一個學(xué)生，對我而言，最初的“名言”是井伏鱒二的詩：

“像暴風(fēng)雨之于花兒，只有分別才是人生。”^[3]

我已不知多少次通過吟誦這首詩度過了危機時刻。“只有分別才是人生”這句話，就是我的處世格言。我的思想，即便今天也依然是分別主義，在我要正面與死守的舊習(xí)、欲將人統(tǒng)一化的惡勢力開戰(zhàn)之時，正是堅持對倡議維持現(xiàn)狀的幾個理念（習(xí)慣以及信仰）說分別，才得以成功。

“即將逝去的一切，不過是個比喻”，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4]將他對歷史主義的批判和盤托出。的確，逝去之時確實是比喻，是否可以說支撐它的語言亦不存在？

然而，實際存在的語言才是成為名言的條件。“名言”與詞匯的年齡無關(guān)。但是，這絕不意味著要注重年代久遠(yuǎn)的詞匯，反而要重視年輕的詞匯。年代久遠(yuǎn)的詞匯早已遠(yuǎn)離了語言的慶典，而初生牛犢的新生詞匯充滿如英雄般想要改變現(xiàn)實世界的可能性。

我因此豁出一切成為了詩人。語言永遠(yuǎn)意味著祖國。那些不相信靈魂具有連帶性質(zhì)的家伙，至少能夠相信語言具有紐帶作用就好了。

實際上現(xiàn)在需要的，并不是名言。

其實，我們需要平凡的一行文字，或者幾句話。但是，我卻大肆在舊筆記本里發(fā)掘我的“名言”，并將它們公布于此。原因可以借用貝爾托·布萊希特^[5]《英雄論》的話來表達：“沒有名言的時代是不幸的，需要名言的時代更為不幸?！?/p>

而且，現(xiàn)在正是那樣的時代！

注釋：

[1]杰克·倫敦（Jack London，1876—1916），美國現(xiàn)實主義作家。代表作《野性的呼喚》《海狼》等。

[2]埃里?！P斯特納（Erich K?stner，1899—1974），德國詩人、作家。代表作《埃米爾和偵探》《動物會議》等。

[3]原詩為唐代詩人于武陵所作四言詩《勸酒》中的后兩句：“花發(fā)多風(fēng)雨，人生足別離。”文中詩句由井伏鱒二譯日文詩句“花に嵐のたとえもあるさ、さよならだけが人生”翻譯而來。井伏鱒二（1898—1993），日本小說家。代表作《約翰萬次郎漂流記》《山椒魚》等。

[4]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德國哲學(xué)家、歷史學(xué)家。代表作《西方的沒落》。

[5]貝爾托·布萊希特（Eugen Bertholt Friedrich Brecht，1898—1956），德國劇作家、詩人。代表作《圓頭黨和尖頭黨》《伽利略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