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佐爾格：來自東京的神秘電波

一個加入蘇聯(lián)共產黨的德國青年

1926年捷爾任斯基病逝后，國家政治保衛(wèi)總局由維亞切斯拉夫·魯?shù)婪蚓S奇·明仁斯基領導。1934年7月10日，蘇維埃國家政治保衛(wèi)總局改組為國家安全局，其職責包括對內進行政治監(jiān)督、對外進行反間諜滲透和情報偵查，這個秘密警察組織再次歸屬于最高蘇維埃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維奇·雅戈達被任命為內務人民委員會主席。1936年，雅戈達被斯大林免去了內務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不久，被指控為反革命殺人犯和外國資產階級的間諜，經過司法公開審判后被他當初的下屬槍決了。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若夫繼任內務人民委員會委員職務職務。他運用斯大林賦予的幾乎是至高無上的權力，通過龐大而高效的組織體系，對蘇聯(lián)的黨和國家機關進行整肅，開展揭發(fā)黨和革命的敵人的告密運動，弄得整個蘇聯(lián)幾乎人人自危。

1938年，拉夫連季·巴甫洛維奇·貝利亞接任內務人民委員會領導。1941年德國進攻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爆發(fā)。蘇聯(lián)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國家安全總局和總參謀部的情報總局聯(lián)手，繼續(xù)加緊向蘇聯(lián)境外派遣和發(fā)展情報人員，編織跨國間諜網。

1943年4月，國家安全總局由內務人民委員會中再次分離出來，名稱是國家安全人民委員會。1946年，內務人民委員會和國家安全人民委員會正式成為兩個蘇聯(lián)國家部一級的政府機構，名稱也從此改為蘇聯(lián)內務部和蘇聯(lián)國家安全部。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國家安全部被撤銷，其工作被并入貝利亞兼任部長的內務部。

蘇聯(lián)歷史上最著名的間諜佐爾格取得的杰出成就，就是這一時期蘇聯(lián)情報部門工作成就的直接反映。

1895年10月，理查德·佐爾格出生在高加索地區(qū)的一個小鎮(zhèn)上。父親是位工程師，為附近一家瑞典投資的石油公司工作，后來成了銀行家。母親是俄國人，比父親年輕得多。佐爾格3歲時，全家遷往德國柏林，在郊區(qū)利奇特費爾德居住下來。

佐爾格小時候敏感而膽小，非常害怕黑暗，臥室里必須通宵達旦地點著燈。但他熱愛體育，經常運動使他體格健康。佐爾格讀高中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他自愿報名參了軍，被分配到第三野戰(zhàn)炮兵團學生旅，先是在西線同法軍，后是在東線同俄國人作戰(zhàn)。

一次戰(zhàn)斗中他的右腿被彈片擊傷，被送往柏林陸軍醫(yī)院治療。傷愈后，回到母校參加了高中畢業(yè)考試，拿到畢業(yè)證書后，他又返回原來的部隊。三周后他再次負傷，兩條腿都被彈片打折，被送到哥尼斯堡大學醫(yī)院。

治傷期間，他的思想陷入極度的混亂之中。兩次在戰(zhàn)壕中作戰(zhàn)，冥思苦想，卻不了解戰(zhàn)爭的真正目的。像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佐爾格精神上感到十分困惑，不知道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深遠意義。他開始如饑似渴地閱讀德國和俄國有關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經典著作，廣泛涉獵古希臘哲學家和黑格爾的作品。他的思想逐漸明朗，覺得眼前的道路越來越寬廣了。此后，他決心成為一個自覺的共產主義戰(zhàn)士。

1916年10月，佐爾格就讀于柏林大學經濟系。1918年元月，佐爾格正式退伍后進入基爾大學學習，攻讀國家法和社會學博士。不久，佐爾格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國共產黨。同時，他從基爾搬到漢堡，積極參與建立青年人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并花大量時間培訓德共地方組織的干部。當時，他的公開職務是大學助教、報紙編輯和記者等。他還作為地區(qū)代表出席了德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

青年時代的佐爾格（左一）

1923年下半年，莫斯科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來到德國，佐爾格在柏林和法蘭克福兩次與他見面，從此，佐爾格開始接觸蘇聯(lián)共產黨。1924年4月，德共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法蘭克福召開，蘇聯(lián)派了一個由6人組成的代表團參加，其中有蘇聯(lián)情報部門的官員。佐爾格作為與會代表有機會與蘇聯(lián)人深入接觸，由此也徹底改變了佐爾格的人生軌跡。1924年10月，經過德國共產黨的精心安排，佐爾格持德國學生旅行護照，偕妻子途經柏林前往莫斯科。

佐爾格在莫斯科受到上等的禮遇。很快，他加入了蘇聯(lián)共產黨，正式成為一名蘇聯(lián)國家安全總局的情報人員，專門負責收集有關各國工人運動、政治、經濟等方面的資料，處理和聯(lián)系各國共產黨的黨務問題。此后的幾年，佐爾格受命頻頻穿梭于柏林、哥本哈根、斯德哥爾摩、斯堪的納維亞、倫敦和莫斯科之間。

德國共產黨組織的武裝暴動失敗后，莫斯科開始把情報和宣傳的工作重點從歐洲轉移到亞洲。為此，蘇聯(lián)以共產國際的名義派遣許多間諜小組來到中國，這里面有蘇聯(lián)人，也有德國人。這些小組除與中國共產黨進行黨務聯(lián)系外，主要任務是收集有關中國的政治、軍事和外交方面的情報。

1929年，莫斯科派佐爾格前往中國。他原本就喜歡中國文化，因此愉快地接受了這項任務。經過一番喬裝打扮后，辦理了填有他真實姓名的合法旅行護照，然后又在柏林簽訂了兩項合同，一個是與一家社會學雜志社簽訂的，一個是與《農業(yè)報》簽訂的。佐爾格對《農業(yè)報》的經理說，他打算研究中國的農業(yè)狀況，并為該報撰稿。他認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研究中國農業(yè)狀況對了解整個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報社經理對他的見解大加贊賞，并表示積極支持，他還通過一位朋友為佐爾格搞到一張由德國外交部宣傳處寫給上海德國總領事館總領事的介紹信。

1929年11月，佐爾格離開柏林，于1930年元月到達上海。與他一起到達的還有一位報務員。不久，蘇聯(lián)派來協(xié)助工作的無線電技術專家馬克斯·克勞森也到達上海。佐爾格立刻著手建立情報組織網。他持德國外交部的介紹信拜訪了德國駐上?？傤I事，通過領事館結識了許多在上海的德國商人和德國外交官。

佐爾格以德國記者的身份先后到廣州、漢口、南京等地搜集中國的情報，了解中國從城市到鄉(xiāng)村的基本情況。一次偶然的機會，佐爾格結識了《法蘭克福日報》駐遠東記者、著名美國左翼人士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女士，通過她結識了日本大阪《朝日新聞》駐華記者大崎保積。大崎曾是東京帝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的成員，對中國共產黨持同情態(tài)度。

佐爾格作為一位記者，周旋于德國總領事館的社交圈子和記者聯(lián)誼會之中。他從南京的德國軍事顧問那里了解到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部隊編制、指揮官與蔣介石的關系等情報；依靠德國教官搜集到了南京軍火倉庫的平面圖。佐爾格所搜集到的情報大部分通過哈爾濱取道海參崴，或經廣州取道香港轉送莫斯科。

1932年下半年，佐爾格被召回莫斯科，提前結束了他的中國之行。在上海進行諜報活動的三年經歷，大大豐富了佐爾格的諜報經驗。他的勇氣也經受住了考驗。

東京的輝煌

回到莫斯科后，佐爾格本想休整一下，利用空閑時間，根據(jù)自己搜集采訪到的一手材料，寫一部有關中國農業(yè)方面的書。不料，三天后總部找他談話，將他派往日本建立秘密情報小組。當時蘇聯(lián)當局覺得，日本和德國的合作嚴重威脅到蘇聯(lián)遠東的安全。佐爾格前往日本的主要任務是，摸清日本對德國的政策以及日本是否進攻蘇聯(lián)等問題?？偛拷o他指派了兩名助手：無線電技術專家克勞森和日本人大崎。按事先計劃，佐爾格先行到達日本后，這兩人會相繼與他聯(lián)系。

接受了任務的佐爾格，像上次去中國一樣，先到柏林尋找合適的掩護身份。自然最合適的身份還是記者，他在中國做記者時在《社會學》雜志和《農業(yè)報》上發(fā)表的文章產生很大影響，已贏得“熟悉遠東事務”記者的聲譽。他這次回到柏林，好幾家報紙和雜志慕名而來，主動聘請佐爾格擔任特約記者。最后，他選定影響頗大的《柏林交易所報》《每日展望》《地理政治》和荷蘭的《商業(yè)評論》。

1933年7月，一切準備就緒。佐爾格懷揣德國護照踏上了旅途，他先到法國港口瑟堡，從那里乘船經紐約到橫濱，于1933年秋天抵達東京。

當時的東京政治氣氛十分沉悶，暴力事件時有發(fā)生，人人自危。一年前，首相犬養(yǎng)毅在官邸遭一伙年輕軍官槍擊。就在佐爾格到達東京前兩個月，發(fā)生了一起企圖刺殺全體內閣成員的陰謀事件。日本名義上是由一位神化的天皇統(tǒng)治，但天皇并不能直接行使權力。因此，這個國家實際上由軍人和官僚機構控制著。由于日本陸?？杖姶嬖谙酉?，尤其是陸軍內部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因而日本的政策和目標往往搖擺不定，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驅動下，日本政府甚至會采取輕舉妄動的路線。日本人表面上守規(guī)矩重禮節(jié)，表現(xiàn)得笑容可掬、彬彬有禮，往往叫人看不清他們的本來面目。剛到東京的佐爾格，對日本人保持著高度警惕，但他很快熟悉了環(huán)境，對付日本人繁復的禮節(jié)也感到游刃有余了。

到達東京的當天佐爾格就拜訪了德國大使館。新任大使還沒上任，佐爾格受到使館人員的熱情接待，他們一見如故，談得非常投機。此時，希特勒剛當上德國總理，大家都急切地想了解國內的情況，得知他剛從德國來，立刻圍上來向他提出種種問題。舉止高雅、氣度雍容的佐爾格博士從容不迫地回答他們的提問，顯示出他是個有地位的消息靈通人士。初次見面，佐爾格便給使館官員們留下深刻印象。通過特殊關系，佐爾格搞到了日本駐華盛頓使館給日本外務省情報司司長天羽榮二的介紹信。

第二天，佐爾格登門拜訪天羽，此人也是日本外務省重要的新聞發(fā)言人，紅極一時。他每周主持一次記者招待會，只有各國駐東京的大牌記者才有資格被邀請參加。經天羽榮二介紹，佐爾格結識了許多知名的日本記者和駐東京的外國記者。

不久，佐爾格東京間諜小組的核心成員克勞森和大崎陸續(xù)來到。他們開始了有組織的情報搜集活動，不定期地交換和分析情報。大崎當時已是日本的名人，而他的一位老同學是近衛(wèi)的私人秘書，近衛(wèi)在日本內閣中屬強力派，他后來出任首相，兩次組閣。

不久，佐爾格東京間諜小組發(fā)展了第四名成員宮木佑德，宮木十分善于搜集各種有價值的情報，佐爾格稱贊他為搜集情報的“藝術家”。

到東京后，佐爾格開始申請加入德國納粹黨，一年后得到批準。之后，他又提出申請，要求加入德國記者協(xié)會。在佐爾格看來，要獲取有價值的情報，必須從德國大使館入手，而要獲得大使館保險柜里的絕密材料，必須博得大使的絕對信任。他有一句話成為著名的間諜名言，流傳很廣，那就是：不要把手伸向保險柜，而要讓保險柜自動打開，讓機密材料自動來到自己的辦公桌上。

1933年底，德國新任助理武官奧特到東京上任。佐爾格拿著奧特在《每日展望》做編輯的一位密友的信拜訪奧特。這位朋友在信上不僅對佐爾格的能力大加贊賞，而且說他在人品和政治上完全可信，作為朋友佐爾格是個不可多得的人。奧特武官在柏林曾閱讀過佐爾格給《每日展望》撰寫的有關日本的文章，對博學多才的佐爾格印象深刻。當年奧特上校40歲剛出頭，佐爾格剛滿39歲，年齡相仿的人也容易溝通，加之在一戰(zhàn)中，他們都曾經是德國軍人，打過仗負過傷，共同的經歷使他倆一見如故。

奧特一心想著好好表現(xiàn)自己的才能，有朝一日飛黃騰達。當時，他正因為自己送給柏林的報告由于內容空洞、言之無物，沒受到柏林的重視而發(fā)愁。佐爾格的光臨自然受到奧特的歡迎。從此，奧特在起草致柏林的報告前，總是先同深知日本國情的佐爾格交換意見。佐爾格給奧特提供關于日本軍事方面的情報，或者提出關于日本形勢的精辟見解，充實了奧特所寫報告的內容和分量。報告送上去后，奧特經常受到柏林的表揚。由于佐爾格的幫助，奧特由助理武官升為武官。佐爾格更成了奧特家里的?？汀?/p>

佐爾格與使館人員的關系本來就搞得不錯，大家看到奧特武官與佐爾格稱兄道弟，關系密切，對佐爾格越發(fā)另眼看待，因此他在使館的地位非同一般。

1936年初，佐爾格發(fā)現(xiàn)日本的政局正面臨嚴重的危機：日本軍部中的青年軍官勢力越來越大，他們要求有權控制財政收支和干預政治事務，并要求把日本的人力和資源用于戰(zhàn)爭。他們提出口號：“讓那些無能的政客們滾下臺去。”這是一群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法西斯式的好戰(zhàn)狂。為達到目的，他們可以不惜一切，甚至采取恐怖手段。佐爾格一直密切注視著這一集團的行動，根據(jù)對大崎和宮木搜集到的情報的分析，他得出結論：日本青年軍官團正準備發(fā)動武力政變。

事發(fā)前，佐爾格寫了一份相關的分析報告。報告送往莫斯科之前，他決定向德國大使、武官和助理武官通報此事。但他們三人誰都不相信這件事，對佐爾格提供的情報未予重視。

1936年2月26日清晨，東京1400多名士兵在青年軍官的指揮下迅速占領了日本政府所屬的幾幢大樓，包括陸軍省城市警察局和國會。同時還襲擊了首相官邸和幾位顯貴的公館。首相死里逃生，而兩名前首相則死于非命。

武裝叛亂事件果真爆發(fā)，德國大使館這才想起佐爾格提供的情報，佐爾格的威望陡然大增。

蘇聯(lián)情報機構對佐爾格下達了新的任務：調查德日兩國關系的發(fā)展狀況以及日本對蘇聯(lián)的真實意圖。

佐爾格從奧特和德國大使那里獲悉：迄今為止，德日之間的秘密談判尚未取得任何結果，而且談判一度終止。一天，喝得酩酊大醉的奧特無意中露出了這樣一句話：德日之間的談判又重新開始了。佐爾格警覺地等著他說下去，奧特武官卻不再提這件事。同一天晚上，大崎報告佐爾格：英國和法國大使館里也流傳著同樣的消息。1936年4月，日本駐德國大使同德國外交部就簽訂同盟條約一事舉行過多次談判，因日方不愿意立即同德國簽訂軍事同盟，所以談判難以深入。此外，宮木從日方那里也了解到同樣的情報。

佐爾格要求大崎找朋友摸清這些傳聞的真實性，自己則從德國使館方面入手，盡力搜集更多的情報。但是無論從奧特武官還是從大使那里，佐爾格都捕捉不到一點有關談判的消息。由此推測，很可能談判對大使館也是保密的。

正當佐爾格心急如焚的時候，機會來了。一天，奧特把佐爾格叫到自己的辦公室，告訴他從日本陸軍總參謀部獲知，德日談判正在柏林進行。德國外交部根本沒有參加談判，負責談判的人，日方是日本駐柏林使館武官小島，德方是德國情報局局長卡納里斯海軍上將。奧特讓佐爾格幫忙擬一份密碼電報給柏林德軍司令部，要求提供有關談判的情況。他還讓佐爾格發(fā)誓，決不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佐爾格當然立刻答應保密，很快一封用軍用密碼寫成的電報發(fā)往柏林。柏林一時沒有答復，奧特又讓佐爾格再發(fā)一封電報給柏林。德軍司令部終于復電了?；仉娭姓f，談判仍在進行當中，結果還沒出來。此外佐爾格還了解到許多談判細節(jié)。

柏林派來一位特別信使哈克，他是代表德國外交部和卡納里斯秘密訪問東京的。佐爾格在奧特的辦公室里遇到哈克。一看到佐爾格，哈克頓時容光煥發(fā)、異常興奮，張開雙臂奔向佐爾格，親熱地說：“你好，佐爾格，還記得嗎？當年我和你是同坐一架飛機飛抵日本的?！弊魻柛褚蚕渤鐾?，緊緊握住哈克的手：“當然！見到你很高興?！彼麄?人去東京一家著名的大飯店，要了一個單間喝酒敘舊，為哈克來到東京接風。幾杯酒下肚，彼此的話就越來越多了，哈克告訴佐爾格，他深受卡納里斯的信任，曾參與德日談判，并告訴佐爾格這次東京之行的使命是給大使帶來一個秘密指令，要他們在日本制造氣氛，以利于達成德日同盟。哈克說，德日談判的障礙來自日本方面，因為日本人不想過早地同蘇聯(lián)人打仗。但德國希望與日本簽訂軍事同盟條約，造成蘇聯(lián)腹背受敵，減輕德軍的壓力。為了早日簽訂軍事同盟條約，希特勒甚至同意不再提及原來屬于德國，現(xiàn)在被日本人占領的太平洋中一些島嶼的歸屬問題。為了達成協(xié)議，希特勒給軍事同盟披上“防共協(xié)定”的外衣，即所謂的“同世界共產主義作斗爭”，說到底就是為了對付蘇聯(lián)。哈克還說，德國方面相信談判不會半途而廢，他們還會給協(xié)定加上一些秘密條文。

這次偶然的相遇幫了佐爾格的大忙。這些重要情報，佐爾格都迅速地報告給莫斯科，經蘇聯(lián)國家安全總局匯報給蘇聯(lián)政府。因此，德日兩國簽訂“防共協(xié)定”之前，蘇聯(lián)政府早已掌握情況。

1937年近衛(wèi)出任日本首相，這對佐爾格的情報小組極為有利。大崎利用同學的關系早已結識近衛(wèi)。大崎是一位具有敏銳觀察力和分析能力的中國問題專家，正是新首相需要的人才。近衛(wèi)上臺后組織了一個“科學協(xié)會”作為他的智囊團，他不僅邀請大崎參加，還要他擔任中國部的負責人。這樣，大崎得以直接參與日本國家政治事務，并很快成了近衛(wèi)首相的密友和謀士，可對首相直接施加影響。而佐爾格也因此能獲得更多的重要機密情報。佐爾格從大崎那里獲得了諸如日本內閣同軍部政策的統(tǒng)一問題，軍需物資生產計劃和對華行動計劃等。根據(jù)對所獲情報的分析，佐爾格得出結論：近期內日本不會對蘇作戰(zhàn)，但它正準備全面進攻中國。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爆發(fā)，中國全面抗戰(zhàn)開始。7月10日，日本首相近衛(wèi)、陸相杉山和外相一起舉行記者招待會，佐爾格作為外國記者參加了招待會。

佐爾格想知道德國人對這場戰(zhàn)爭的態(tài)度，他問大使：“我們德國記者是否應該支持近衛(wèi)？”大使把剛從柏林發(fā)來的電報給他看。電文中提到，由于日本對中國的戰(zhàn)爭牽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力量，因而日軍進攻蘇聯(lián)的可能性就小了。由于日本下不了決心進攻蘇聯(lián)，德國人非常惱怒，對德日簽訂同盟條約也冷淡了。德國外交部宣稱，他們不打算沒有報償而白白奉送禮品（太平洋中一些島嶼）。由于兩國各有各的打算，一時無法結成同盟。

第二天，佐爾格從大使那里知道，日本外相要求德國政府停止向蔣介石政府提供武器，并堅持要求德國從南京召回他們的軍事參謀人員。

綜合上述種種情況，佐爾格向莫斯科匯報：日本人企圖在其他一些大國中制造假象，似乎他們打算對蘇作戰(zhàn)。但實際上近期內日本不可能大規(guī)模進攻蘇聯(lián)。

當時在歐洲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斯大林十分擔心蘇聯(lián)陷入兩線作戰(zhàn)的境地，他指示蘇聯(lián)情報部門千方百計弄到日本近期會不會對蘇開戰(zhàn)的情報。佐爾格的這份情報很快傳到斯大林那里，令他一顆懸著的心暫時放松下來。

1938年3月柏林來電，授予奧特武官少將軍銜，并任命他為德國駐東京大使。奧特終于如愿以償。得知這個消息后，他緊緊握住佐爾格的手，表示能有今天的榮譽，與這些年來佐爾格無私的幫助分不開，為此他表示深深的感謝。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佐爾格已經在德國大使館有了自己單獨的辦公室。他負責把柏林發(fā)來的官方電訊稿分門別類地加以整理，編成新聞簡報，挑選較重要的新聞給使館高級人員閱讀。然后著手編新聞摘要，發(fā)給僑居日本的德國人。此外，他還編輯新聞通報，分發(fā)給日本的報刊。他的辦公室設在使館的二樓，緊挨著德國新聞社的監(jiān)聽室。佐爾格干這份工作定期從使館獲取報酬，但他不愿進入使館的正式編制內，這樣可以免掉許多不必要的審查。此時，因與奧特大使的特殊關系，德國駐東京大使的保險箱終于向佐爾格敞開了，他可以一連幾小時地研究德國第三帝國的絕密材料，有時干脆把材料帶回辦公室拍照，然后收藏在自己的保險箱里。

1940年，佐爾格以著名作家和記者的身份加入了納粹黨記者協(xié)會。之前，德國《法蘭克福日報》正式聘請他擔任該報駐東京的特派記者。接著，他還被任命為納粹黨日本地區(qū)的負責人。佐爾格成了納粹黨的大紅人。

向莫斯科發(fā)出警報

1940年，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條約經多次談判終于在東京簽署，日本成為締約國成員，蘇聯(lián)處于腹背受敵之中。那時，納粹德國的鐵蹄已經已占領了波蘭和法國，又虎視眈眈地瞄準了蘇聯(lián)。蘇聯(lián)一時還沒有做好戰(zhàn)爭的準備。德國究竟什么時候會進攻蘇聯(lián)，成了蘇聯(lián)情報部門迫切需要掌握的消息。

由于佐爾格在德國中特殊的地位，他搜集這個情報是最有優(yōu)勢的。那些日子里，佐爾格抓住一切機會了解德國國內的動態(tài)。恰好這時從柏林來了一位信使，他是途經莫斯科到達日本的。佐爾格故意問他：“蘇聯(lián)人對德國向西擴張有什么反應？”信使聳了聳肩說：“管他們有什么反應呢，反正元首已在7月會議上確定了消滅蘇聯(lián)有生力量的計劃?！?/p>

佐爾格大吃一驚，感到強烈的震動，這是佐爾格第一次獲得可靠情報。1940年11月18日，佐爾格首次向莫斯科發(fā)出警報：希特勒準備發(fā)動對蘇戰(zhàn)爭！莫斯科馬上回電，要他提供確鑿的證據(jù)，僅根據(jù)信使的話是不足信的。于是，佐爾格充分利用與德國大使館的密切關系，仔細閱讀使館收到的從柏林發(fā)來的大量電文。經反復分析比較，佐爾格終于發(fā)現(xiàn)，德國預定進攻英國的師團都是虛假的，而且3個月前希特勒已把德軍第4和第12集團軍秘密調到東線蘇聯(lián)邊境上。

1940年12月30日，佐爾格再次向蘇聯(lián)情報部門發(fā)出密電：“在蘇聯(lián)邊境地區(qū)，德軍已集結了80個師。德國打算沿哈爾科夫—莫斯科—列寧格勒一線挺進，企圖占領蘇聯(lián)。”

1941年3月5日，莫斯科又收到佐爾格的密電：“德國已集中了9個集團軍共150個師，準備進攻蘇聯(lián)。”

接下來的兩個月時間，佐爾格在德國使館經常見到來東京出差的德國信使或德國國防部工作人員，他們都談到德國部隊從西線向蘇聯(lián)邊境移動，還說德國東線防御工事已經完成等等。佐爾格煞費苦心地捕捉德國可能入侵蘇聯(lián)的任何一點跡象，通過克勞森的秘密電臺接二連三地向莫斯科報告。

有一次在與大崎的討論中，佐爾格指出存在突然爆發(fā)蘇德戰(zhàn)爭的極大可能性。大崎說：“如果德國需要蘇聯(lián)高加索的石油、烏克蘭的糧食，那么蘇聯(lián)可能會做出經濟上的讓步，以求免于一戰(zhàn)?！弊魻柛裾f：“如果德國提出這種要求，蘇聯(lián)當然會屈服。但我所擔心的是德國根本不提這類要求，而是進行突然襲擊?！?/p>

5月下旬，德國國防部特使抵達東京。在大使館與特使聊天中，佐爾格發(fā)現(xiàn)德國對蘇戰(zhàn)爭已成定局。德國決心占領烏克蘭糧倉，利用一二百萬蘇聯(lián)戰(zhàn)俘彌補德國勞動力的短缺。希特勒確信，襲擊蘇聯(lián)現(xiàn)在恰是時候，只有進攻蘇聯(lián)才能消除德國東線的威脅。

幾天后，德國總參謀部派了一位軍官來到東京，帶來了給德國駐東京大使的絕密指示：有關德蘇戰(zhàn)爭應采取的必要措施已完全確定，一切已準備就緒。德國將在6月下旬發(fā)起進攻。德軍170~190個師已聚集在東線。一旦進攻開始，蘇聯(lián)紅軍將徹底崩潰，蘇維埃政權在兩個月內完全瓦解。

5月30日，佐爾格再次向莫斯科情報部門發(fā)出如下電報：“德國將于6月下旬進攻蘇聯(lián)，這是確鑿無疑的。所有駐日德國空軍技術人員已奉命飛返德國?！?/p>

清晨，發(fā)完電報回到自己的住所時，佐爾格在門口突然看到了大崎。大崎直接來寓所找他是違反秘密工作規(guī)定的，他一定是有什么緊急情況。果然，大崎臉色蒼白地告訴佐爾格：希特勒親自接見了日本駐德大使，正式通知日本，6月22日德國將不宣而戰(zhàn)進攻蘇聯(lián)。希特勒要求日本于同一天在遠東地區(qū)向蘇聯(lián)發(fā)起進攻。對此日本大使宣稱，在請示本國政府之前，他不能做出任何允諾。

佐爾格聽到這番話，連寓所的門都沒進，立即跳上車，掉頭駛向克勞森的寓所，拉起克勞森十分急促地說：“發(fā)報，立刻向莫斯科發(fā)報，戰(zhàn)爭將于1941年6月22日爆發(fā)。”急電發(fā)出后，佐爾格心急如焚地等待指示。奇怪的是，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不作任何答復。

佐爾格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再次口授電文，命令克勞森立即發(fā)出：“再次重復：170個師組成的德國9個集團軍將于6月22日不宣而戰(zhàn)，向蘇聯(lián)邊境發(fā)動進攻?！?/p>

莫斯科終于給他們拍來電報表示感謝，但電文中沒有提及蘇聯(lián)政府的反應，這令佐爾格感到非常費解。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德國法西斯背信棄義，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不宣而戰(zhàn)，悍然發(fā)動對蘇戰(zhàn)爭，全世界陷于震驚之中。

本來佐爾格的情報可以挽救整個蘇聯(lián)的命運，遺憾的是，蘇聯(lián)政府沒有對佐爾格的情報予以重視，戰(zhàn)爭準備不充分，所以戰(zhàn)爭初期一潰千里，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不管怎么說，佐爾格對德國襲擊蘇聯(lián)事先做出了最精確的預告，在世界諜報史上留下一則堪稱完美的情報杰作。

最后的使命

戰(zhàn)爭爆發(fā)后，蘇聯(lián)陷于兩難處境，一方面他們要抵御德國法西斯的瘋狂進攻，另一方面又擔心日本在遠東地區(qū)發(fā)動進攻，陷入腹背受敵的境地。德國入侵蘇聯(lián)的第二天，德國使館高級官員舉行會議，奧特將軍指示在日本的全體德國軍官集中力量向日本當局施加壓力，促使日本進攻蘇聯(lián)。德國武官甚至制定了日本進軍西伯利亞和海參崴的作戰(zhàn)計劃。盡管日本外相松岡4月份訪問莫斯科時與蘇聯(lián)簽署了日蘇中立協(xié)定，但他不止一次地向德國保證，一旦德蘇開戰(zhàn)，日本不會信守中立，仍將襲擊蘇聯(lián)。

莫斯科陷入極度的惶恐中。6月26日蘇聯(lián)情報部門指示佐爾格：“告知日本政府做出的有關蘇德戰(zhàn)爭的決定，日本軍方因蘇德戰(zhàn)爭進行了何種新動員，部隊調遣到中國作戰(zhàn)的資料，以及有關日本軍隊向蘇聯(lián)遠東邊界移動的情況。”佐爾格圍繞這些問題開始搜集情報。

事實上，早在3個月前，佐爾格和大崎就已著手研究日本在北方的軍事部署，并收集到日本軍隊的作戰(zhàn)狀態(tài)、軍隊的數(shù)目、駐扎的地點，師團長等主要軍官的姓名等。根據(jù)已掌握的情報，以及對近來形勢的分析，佐爾格間諜小組得出結論：日本軍隊已進入完全作戰(zhàn)狀態(tài)，但向北方進攻的意圖不明顯。

7月2日，日本內閣和軍方舉行御前會議，陸海軍制定了新的作戰(zhàn)計劃，重新部署了中國北方前線和西伯利亞邊境等地的兵力，擬定了中國華南前線和太平洋地區(qū)的作戰(zhàn)方案。會議通過決議：日本將爭取中國的戰(zhàn)事圓滿解決，同時準備一旦北方或南方發(fā)生緊急情況將進行普遍動員，以便無論向哪個方向都能迅速派遣軍隊。

會議一周后，奧特大使收到日本政府有關會議決策的通告。

奧特大使把日本的聲明單方面解釋為，日本的真實意圖是在北方進行動員，準備進攻西伯利亞，而在南方持守勢。大崎則告訴佐爾格：日本近衛(wèi)首相的看法是，日本為中國的事情已忙得不可開交。加上他對正在進行的日美談判究竟會產生什么結果毫無把握，摸不到底，因此不愿與蘇聯(lián)交戰(zhàn)。綜合各方面的情況，佐爾格推理出初步的結論：日本將采取措施穩(wěn)住北方局勢，而不是真想向蘇聯(lián)開戰(zhàn)，但在南方向印度諸國發(fā)動進攻則是無疑的。佐爾格將此情報電告了莫斯科。

目光冷峻的佐爾格天生就具有做間諜的素質

為弄清日軍的最新動向，佐爾格小組開始緊張的工作。大崎制作出一張詳細的圖表，設法摸清調往中國東北日軍部隊的數(shù)量，以及日本為進攻蘇聯(lián)在中國東北進行準備的情況。至于日本進行戰(zhàn)事動員的詳細計劃由宮木搞定，佐爾格則負責從德國使館搞情報。

大崎對情報進行分析發(fā)現(xiàn)，日本應征入伍的新兵，有的發(fā)冬裝，有的則發(fā)夏裝。因此一時無法搞清楚日軍去南北方向的比例。大崎決定親自前往中國東北實地調查。

佐爾格則勾畫出日本大規(guī)模戰(zhàn)事動員的整體趨勢。動員大致分三個階段進行，總共為兩個月的時間，第一階段為15天，計劃7月8日前完成，征兵共130萬人，7月底以前軍隊征用100萬噸商船作為戰(zhàn)時運輸。佐爾格還注意到，戰(zhàn)事動員進展緩慢，根本不能按計劃完成。

8月20~23日，日本最高統(tǒng)帥部在東京召開會議，討論對蘇作戰(zhàn)問題。會議決定當年不向蘇聯(lián)宣戰(zhàn)，但有所保留，陸軍在下面兩個條件得到滿足時可以開始作戰(zhàn)：第一，關東軍力量超過紅軍三倍；第二，有明顯跡象說明蘇聯(lián)西伯利亞軍隊內部瓦解。大崎把這個情況向佐爾格作了匯報。

佐爾格根據(jù)日本春秋兩次戰(zhàn)事動員的情況，在大崎對日軍調查報告的基礎上，結合日本的資源、生產、經濟結構、國家財政收支和軍事力量等大量數(shù)據(jù)和材料分析，得出結論：日本無力進行長期的戰(zhàn)爭，不可能同時多面出擊。9月6日，他致電莫斯科：“只要遠東紅軍保持一定的戰(zhàn)斗力，日本就不會發(fā)動進攻?！?/p>

1941年10月4日，佐爾格向莫斯科發(fā)出最后一封電報，也許是最重要的一封：“蘇聯(lián)的遠東地區(qū)可以認為是安全的，來自日本方面的威脅已排除。日本不可能發(fā)動對蘇戰(zhàn)爭。相反，日本將在下幾周內向美國開戰(zhàn)?！?/p>

接到佐爾格的情報，蘇聯(lián)立刻調整了戰(zhàn)略部署，蘇聯(lián)最高統(tǒng)帥部從東部轉移11個步兵師和坦克師，共25萬人。蘇聯(lián)的軍用列車滿載著這些步兵和坦克部隊，一列接著一列，日夜不停地調往西線，去參加保衛(wèi)莫斯科的戰(zhàn)斗。佐爾格提供的準確情報，讓這些部隊大膽增援莫斯科，最終使蘇聯(lián)取得衛(wèi)國戰(zhàn)爭的徹底勝利。

東京受審

佐爾格東京小組的活動其實早就引起了日本軍方的注意，日本情報部門越來越頻繁地截獲到一個身份不明的秘密電臺發(fā)出的電文，但一時無法破譯出來。安裝著無線電測向儀的汽車到處巡回搜索，東京反間諜機關也全力投入了行動。

日本反間諜機關頭子曾到德國使館拜訪過奧特大使，佐爾格從奧特那里知道，日本人因為東京有一個外國間諜網而惶惶不安。佐爾格知道自己的處境非常危險，因為如此頻繁地向莫斯科發(fā)報，遲早會暴露自己的小組。但是他認為，個人的生命同千百萬人的生命、同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的安全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1941年10月18日清晨，身穿著睡衣拖鞋的佐爾格在自己的寓所被埋伏著的一群日本特高課特工逮捕。第二天，克勞森也遭到了同樣的厄運。

佐爾格東京小組間諜案，逮捕的有關人員共35人。

1941年11月23日清晨，德國駐東京大使尤金·奧特少將向柏林發(fā)出絕密電報：德國《法蘭克福日報》駐東京特派記者理查德·佐爾格和另一名德國人馬克斯·克勞森被捕。兩人因“叛國通敵”罪被日本警察局拘留。電文進一步解釋說：“經與日方再三協(xié)調，日本外務省才答復說，懷疑佐爾格和克勞森通過日本中間人進行間諜活動。我已提出要知道目前的審訊結果以便通報國內，但日方說，由于調查還在進行中，此事應予保密，一時無從了解?！?/p>

佐爾格被捕的消息在東京傳開了，人們莫不目瞪口呆。德國記者同行立即聯(lián)名寫信給大使，表示支持佐爾格，認為日本人對他提出的指控有問題。他們前往監(jiān)獄給佐爾格送東西，并要求去探望他。

奧特從1934年擔任駐東京助理武官時起就與佐爾格認識，并一直把佐爾格看作交往很深的私人朋友，是他最可信賴的同胞。因而奧特大使跟在東京的其他德國人一樣，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日本官方的說法。

奧特將軍認為佐爾格絕不會有叛國的嫌疑，這是有人故意栽贓陷害，不幸的佐爾格成了日本上層人物反德陰謀的犧牲品。奧特在給德國外交部的電文中說：“使館人員和當?shù)氐聡似毡檎J為日本警方懷疑錯人了。據(jù)我了解，佐爾格與一名近衛(wèi)首相的秘書保持聯(lián)系?！碑敃r，近衛(wèi)內閣剛倒臺不久。1941年10月，正是日美談判的關鍵時刻。因此奧特在電文中接著說：“關于日美談判進展的情況，據(jù)說已落入佐爾格手中，因而佐爾格可能成為某種政治報復或政治陰謀的犧牲品，我們不能排除控告佐爾格一案背后存在著反德勢力的可能性。當前東條英機首相直接掌管警察。我已向東條首相提出要求，盡快了結此事?！?/p>

德國外交部收到東京發(fā)來的電報后，先去試探日本駐柏林大使小島將軍。

“這純粹是司法部門和警察的事?！毙u說，“根據(jù)日本慣例，他們不受任何政治勢力的影響。如果沒有確切的理由懷疑他，警察決不會決定逮捕他?！?/p>

經再三追問，小島才含糊其辭地透露：佐爾格很可能被指控支持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奧特大使得知此消息，依然為佐爾格辯護說：“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共產主義傾向?！?/p>

幾天后，日本檢察署根據(jù)對案件的初步調查結果向德國使館提交了一份簡短的照會，照會說：“經我方調查核實，佐爾格本人已供認，長期以來他一直在為共產國際工作。有關案件的進一步調查正在著手進行?！?/p>

聽到此消息，奧特大使簡直如五雷轟頂。心情復雜的奧特大使最后一次去看望了他。奧特大使只被允許提三個問題：

“你的身體怎么樣？”

“我很好，謝謝你?！?/p>

“伙食怎么樣？”

“還好，謝謝?！?/p>

“我能為你做點什么嗎，佐爾格？”

“謝謝，我什么都不需要。”

這是他們之間的最后一次見面。不久奧特就被撤銷了大使職位，被遣送回柏林。

日本警察局對佐爾格進行法西斯式的審訊，佐爾格遭到了殘酷的折磨和嚴刑拷打。

194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蘇聯(lián)已經收復了所有國土，大軍直指柏林。也是這一天，日本東京巢鴨監(jiān)獄里，佐爾格與大崎一起以叛國罪被處以絞刑，終年49歲。

佐爾格死后，他的戀人為他在日本東京的多摩公墓建了墓地，每年都要來這里紀念他。

佐爾格死了，可是直到死他都不知道，在蘇聯(lián)內務部和總參四局的檔案里，他已經成了一個“完全投靠了日本和德國的間諜”。此后多年，蘇聯(lián)情報部門一直沒有承認佐爾格的身份。

一直到了20年后的1964年，赫魯曉夫偶然看到了一部外國電影《佐爾格博士你是誰》，有人告訴他這是一件真事，赫魯曉夫非常震驚，隨后下令授予佐爾格蘇聯(lián)英雄稱號，蘇聯(lián)因此開始全面紀念英雄佐爾格，為他發(fā)行了一枚面值為4戈比的紀念郵票，莫斯科和他的家鄉(xiāng)巴庫都為他建立了紀念雕塑，出版了大批相關書籍。莫斯科的一條大街、蘇聯(lián)的一艘油輪分別以佐爾格的名字命名。

著名記者、德國大使館資料分析員、德國納粹黨員、德國共產黨員、蘇聯(lián)共產黨員、德國博士、蘇聯(lián)間諜，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佐爾格是20世紀蘇聯(lián)乃至世界情報史上最偉大的間諜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