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國學大師

他的學生俞乃蘊曾回憶說：‘當年，馮老給我們講中國古典文學，從先秦一直講到明清，縱橫五千年，可謂洋洋大觀……如入勝境，別有洞天?！?/p>

潛心研究，編出“毛主席都說好”的《歷代文選》

上世紀五十年代位于張自忠路的中國人民大學校門

1954年8月，馮其庸奉調中國人民大學任教，這時他剛滿30歲，從此走上了真正意義的教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之路。

為了講好課，他要把每一篇作品讀深研透，從字到詞，從詞到句到段到篇，直到完全理解和貫通，有了自己的新的理解，才去講授給學生。為了講好課，他不敢稍有松懈。當時正是運動多、會議多的時期，他每天讀書備課只能在晚上散會之后，關起門來，一直到深夜兩三點鐘。他給自己規(guī)定了一天必須讀多少頁書，雷打不動，白天耽誤了，晚上一定補回來。他宿舍的燈光，差不多總是全校最后一個熄滅。

他的學生俞乃蘊曾回憶說：“當年，馮老給我們講中國古典文學，從先秦一直講到明清，縱橫五千年，可謂洋洋大觀……如入勝境，別有洞天?！?/p>

馮其庸與夫人夏涓合影

上世紀六十年代馮其庸全家福照片

從這時起，馮其庸在教好課的同時，開始了學術研究。1956年到1965年之間，他撰寫了大量關于古代文學史的論文。從這些論文，可以看出由于以往打下的堅實基礎，他一開始研究就顯得境界不凡，眼界高廣，氣象宏闊。例如《中國古代散文發(fā)展述論》一文，從最早的散文《尚書·盤庚》篇，一直到清代末年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歷述了各個歷史時期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之風格、成就以及對后世的影響，把三千多年千容萬狀、波瀾壯闊的散文發(fā)展史描繪得脈絡分明，既有總攬全局、高屋建瓴式的概括，又有對一支一脈異彩紛呈、生動無比的闡發(fā)，如果不具備牢籠萬象的氣概、燭隱探微的卓識以及隨物曲折的筆力，是根本辦不到的。馮其庸這十年間的論文，后來結集為《逝川集》，1980年5月，由陜西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

這一時期，馮其庸還主編了一部“連毛主席都說好”的《歷代文選》。

馮其庸為學生何根生作業(yè)所寫的評語（1962年）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人民大學中文系開設的幾門課程都沒有教材，馮其庸和國文教研室的幾位老師為大一學生編寫了一本《古代散文作品選》。該教材的體例是馮其庸提出的，審稿、統(tǒng)稿工作也是他完成的，他還為許多選文撰寫了題解、注釋和作者簡介。教材印成了講義，發(fā)給學生，反映很好。沒想到的是，這本校內用的油印教材，被中國青年出版社周振甫先生看到，一眼相中，覺得選目精當，注釋質量高，尤其是其體例讓人耳目一新，像這樣從先秦到清末的古代散文選本，解放后還沒見過，非常適合當時的需要。經和學校商量，決定正式出版。中國青年出版社請馮其庸擔任主編，他沒答應，署的是教研室的名字，但實際上他做了主編的工作。為了便于讀者對中國散文發(fā)展脈絡有個整體了解，他還連續(xù)幾天開夜車，趕寫了一篇長序，就是上面提到的《中國古代散文發(fā)展述論》，得到了編輯們的交口稱贊。這本書，就是時任人大校長吳玉章所講“連毛主席都說好”的《歷代文選》。

馮其庸《瓜飯樓叢稿》出版座談會

2011年1月， 35卷本馮其庸文集——《瓜飯樓叢稿》由青島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一部特色獨具的《中國文學史稿》（上下二冊）。這是當年馮其庸講授中國文學史自己編寫的教材，一直未曾正式出版。此次隨文集出版面世，人們才知道當年一個剛剛三十出頭的年輕人，曾經獨立完成了70多萬字現(xiàn)在看來也很有學術價值的《中國文學史稿》。這部教材底稿“文革”中遺失，幸虧他的兩個學生珍藏了當年教材的油印本，這部別具一格的文學史著作才得以在半個多世紀后出版。通過這部著作，可以想見當年作為青年教師的馮其庸教學是何等認真，又是何等勤奮了。

《瓜飯樓叢稿》35卷

文獻研究，多視角觀點新

馮其庸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是多方面、多視角的。他在《關于古典文學研究中的階級分析》一文中，闡述了作家出身和其作品思想內容的關系問題，提出了既要“知人論世”，又要注重對作品的分析，這樣的提法，無疑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通過《論中國古典文學中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一文，他闡述了浪漫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相結合問題；而在《藝術風格的獨特性與多樣性》一文中，又論證了“作家藝術風格的既多樣又統(tǒng)一的辯證關系”，提出了“愈是偉大的作家、藝術家，他的藝術才能也一定愈豐富多彩。思想、個性和藝術興趣，是作家、藝術家藝術風格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在他的創(chuàng)作中也就必然會呈現(xiàn)出藝術風格的多樣性來”的觀點；像《試論革命現(xiàn)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一文，則又從古典文學的創(chuàng)作手法，說到了對時下文學創(chuàng)作的借鑒意義。

還有一些鑒賞性的文章，如《司馬遷的人物特寫》《從古典文學中學習“簡練”的技巧》《敘事·議論·抒情—讀〈張中丞傳后敘〉》《意在言外—讀〈醉翁亭記〉》等文，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他不凡的文學鑒賞能力。

對任何問題，馮其庸都能獨立思考，見人所未見，發(fā)人所未發(fā)。如《論北宋前期兩種不同的詞風》，通過大量文獻，辨析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學術界主流的觀點實際上并不符合客觀歷史事實，進而提出了自己新的見解：北宋前期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詞風。文中深入分析了這兩種詞風在思想內容、表達情感和藝術風格上的不同，而這些不同，又是由他們的社會地位、生活遭遇和美學觀點等等的不同決定的。該文在《人民日報》發(fā)表后，引起了強烈反響，得到了詞學泰斗夏承燾先生的高度贊譽。再如《釋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一文，闡釋了陶淵明所說的“不求甚解”，乃是針對當時很有影響的兩漢經學繁瑣訓詁之風而言，表達了對這種繁瑣考證之風的厭棄，并非馬馬虎虎之意。

可想而知，馮其庸當時三十剛過，就能取得這樣的成績，若沒有多年來的艱辛付出、孜孜苦學，是不可能做到的。

文史印證，發(fā)現(xiàn)大型文化遺址

馮其庸的文史研究，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是格外重視實地調查，重視出土文物和地面文化遺存的考察。他認為，實踐王國維先生提倡的書面文獻與出土文物及地面文化遺存兩者互相印證的“二重證據(jù)法”，才能夠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的真實。所以，他在文獻研究的同時，格外注重實地調查。他認為，實地調查是一種重要的研究手段。他說：“在文史研究中，調查是必不可少的，往往許多新的思想、新的發(fā)現(xiàn)，是來自實地調查?！彼延螝v稱作是“讀天地間最大的一部書”，認為，不斷地行走，不斷地探索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的真相，不僅與著書立說一樣重要，甚至還是一切論述的基礎。

1964年秋到1965年暑假前，他在陜西長安縣參加“四清”，一到節(jié)假日，他就抓緊時間四處考察“游學”，尤其是對他讀過的書中提及之地，他更是興趣盎然，因為這既能領略文化，感受歷史，又能求得同原來所讀的書本知識相互印證。

這期間，他攀登過唐人反復吟詠過的終南山，參觀了王曲的杜甫祠堂，訪查了神禾塬上的香積寺遺址，拜謁了埋葬玄奘法師及其弟子靈骨的塔，調查了秦代的阿房宮遺址、漢代的未央宮遺址、唐史唐詩中提到的興慶宮和花萼樓，參謁了周至縣的草堂寺，領略了大詩人王維居處的輞川風物，登上了華山頂峰，觀覽了玉女峰、落雁峰、松檜峰、蓮花峰、仙掌峰等，觀賞風物，感受歷史，一次次走進了大詩人的精神世界。

1964年11月至1965年5月，馮其庸等在陜西長安縣王曲公社北堡寨、南堡寨發(fā)現(xiàn)的部分新石器時代陶片、陶器和石器

在王曲的實地調查中，他和另外一位老師發(fā)現(xiàn)了一處原始社會遺址，在那里發(fā)現(xiàn)很多陶器碎片，因為他一直思考著“中國文學共有的民族性是怎樣形成的”這一問題，特別注意新石器時代的文化。他讀了很多有關著作，曾先后參觀過仰韶、河姆渡、良渚、紅山、裴李崗、大河村等新石器文化遺址。所以，當他仔細查看了這些陶片之后，馬上斷定這些應當是仰韶時期的文化遺存。于是他們又一起到北堡寨、南堡寨、藏駕莊一帶勘察，意想不到地發(fā)現(xiàn)了一個灰坑，采集到陶片數(shù)百片和近二十件復原后完整的陶器，挖出了多種石器、骨器、蚌器和已經形成化石的鹿角。此后他們又多次到這一帶考察和采集，陸續(xù)發(fā)現(xiàn)了多處文化堆積和一座大型周代墓群。他把這些發(fā)現(xiàn)一一做了詳細記錄，報告給了陜西博物館，引起了考古專家的重視，也得到了考古專家蘇秉琦先生和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先生的大力肯定。1981年，他根據(jù)當年的材料，寫成了在考古學界看來都“非常內行”的考古調查報告《陜西長安縣王曲地區(qū)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一文。

馮其庸在長安縣馬河灘大隊參加“四清”工作時留影

干校三年，盡讀“天地間大書”

1966年6月初，他奉命擬寫了北京市新市委成立后的第一篇社論《熱烈歡呼中央的英明決定》文稿。但到6月中旬，政治形勢大變，他竟被打成中宣部“閻王殿”中的黑線人物、“三家村”中的人物和反動學術權威，成了批斗對象。一直到1970年3月以前，都是在批斗和紅衛(wèi)兵監(jiān)管下的勞動中度過的。到了1970年3月，他和人民大學的老師們被發(fā)遣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和思想改造。

干校的三年，也是他大游歷的三年。但他的游歷，利用的都是節(jié)假日或者探親的時間。因為這里沒有書讀，也沒人敢讀，他怕大好時光被白白浪費了，所以正常的勞動和政治學習之外，他把游歷當做另一種學習和另一種研究，當成了讀“天地間的大書”。

干校的第一年，1970年9月，他利用探親假期，游覽了杭州的靈隱寺、西湖、虎跑泉、六和塔和石屋、水樂、煙霞三洞等古代名勝；重游了無錫太湖、惠山等闊別了八九年的家鄉(xiāng)山水；登泰山，考察石刻石碑；游大明湖、趵突泉；上黃山，飽覽奇峰美景。

干校的第二年1月，利用過年假，他除夕即啟程游覽。赴桂林，去陽朔，欣賞漓江兩岸美景；冒雨上七星巖和蘆笛巖，記錄崖壁上的題記和詩句；到長沙，參觀船山學社、清水塘毛主席湖南區(qū)委舊址、第一師范；上岳麓山，賞愛晚亭，至麓山寺，訪查李北海所書碑文；謁韶山，參觀毛澤東故居。5月至10月間，又利用大休日或者探親假，在江西、浙江、河南、江蘇，先后游歷了嚴子陵釣臺、烏龍山、七里瀧、靈隱寺、廬山仙人洞、花徑、牯嶺、含鄱口、白龍?zhí)?、烏龍?zhí)丁⑷龑殬?、琵琶亭遺址、煙水亭、龍門、潛溪寺、奉先寺、白居易墓、甘露寺、瘞鶴銘殘碑、定慧寺、彭玉麟梅花刻石、會稽山禹陵、秋瑾故居、東湖、越王臺、鵝池亭、青藤書屋遺址、陶村的淵明醉石、米芾等人書法題刻、黃巖瀑、龍?zhí)?、香爐峰、李讀書處、萬松寺、觀音橋、棲賢寺、白鹿洞、海會寺、周瑜點將臺、周敦頤愛蓮池、石鐘山、徐孺子墓等等名勝古跡。

當時的交通條件還比較差，為了游歷，坐硬板車、住小旅店，租茅草屋甚至在柴垛過夜，他都經歷了。通過游歷，他越來越感覺到“行萬里路”和“讀萬卷書”一樣重要，如果僅有書本知識，而缺少“行萬里路”這一課，其知識結構就會有缺陷，絕成不了大家。

這樣的環(huán)境下，他不能讀書本的書，卻飽覽了天地間這本大書。不但沒有光陰虛擲，還為他成為“大家”打下了堅實基礎。

出任國學院院長，為復興國學做出貢獻

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決定成立國學院，校長力邀馮其庸出任國學院首屆院長。馮其庸推辭不過，同意暫任兩年，以便過渡。出任院長后，他全力投入工作，除了及時吸引資金，提振了國學威望之外，還結合古代書院和無錫國專辦學傳統(tǒng)，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議，如加強師生互動，確立新型師生關系，實行導師制；親自延聘校外專家學者，成立專家委員會；學生既要讀萬卷書，又要行萬里路，注重實地考察，養(yǎng)成良好學風；舉辦“國學論壇”，不定期地邀請一流學者來校講學，讓學生領略大師學問，提升人生追求。這些做法，現(xiàn)已形成了人民大學國學院的辦學特色。

在課程建設上，他確立了以經典研讀為課程主干，如《論語研讀》《老子研讀》《左傳研讀》《文心雕龍研讀》等等，再輔之以通論課程，如《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中國通史》等等的課程，解決了以往按照文史哲分類割裂古代中國的經典著作，造成學生知識結構不完整的弊端。

中國的歷史，也是多民族共同建設的歷史，中國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結果；復興國學既不應該排除西學，畫地為牢，固步自封，也必須正確對待我國多民族、各地域文化在形成多元一體傳統(tǒng)文化中的重要作用。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變化，傳統(tǒng)的學術范圍較過去有了很大擴展?；谶@些考慮，他提出了“大國學”的主張，把敦煌和西域文獻、出土簡牘和漢畫等，都納入了國學研究的范圍；創(chuàng)建了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

2005年10月16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開學典禮

馮其庸在國學院開學典禮上發(fā)言

在國學復興發(fā)展上，他主張循序漸進，打好基礎，從培養(yǎng)學生入手。

他提出的辦學理念，得到了國學院顧問季羨林先生的贊許，也得到了學術界最為廣泛的共識。這是作為教育家和國學大師的馮其庸又一個事業(yè)高峰。

2002年11月19日馮其庸在《論紅樓夢思想》首發(fā)式上（左一王文章；左二啟功；右一王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