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狂飆

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勝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北京政府和廣州軍政府聯(lián)合組成中國代表團，以戰(zhàn)勝國身份參加和會，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的各項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與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zhàn)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山東各項權利等要求。巴黎和會在帝國主義列強操縱下，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在對德和約上，明文規(guī)定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全部轉讓給日本。北京政府屈服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壓力，竟準備在“和約”上簽字。

五四游行示威旗幟

消息傳來，舉國憤慨。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學、高等師范學校等13所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不顧教育當局和警察的阻攔，到天安門前集會。學生們提出“外爭主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等口號，強烈要求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并懲辦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三個北京政府親日派官僚。學生們前往東交民巷日本駐華使館抗議遭到阻攔，憤怒的學生轉而沖入趙家樓胡同曹汝霖住宅，痛打正在該處的章宗祥，火燒曹宅。軍警當場逮捕了32名示威學生。五四愛國運動爆發(fā)。

北京學生為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在巴黎和會上損害中國主權、反對北京政府賣國政策的愛國行動，迅速得到全國各地學生、工人及其他各界群眾的聲援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國。

巴黎和會事關山東主權問題，山東人民倍加關注。五四運動消息傳來，山東以濟南為中心，各界愛國群眾、進步青年紛紛舉行集會、示威游行、抵制日貨等活動，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和主張。廣饒籍青年學生李郁廷作為山東學生外交后援會會長，組織鐵血請愿團赴京請愿，要求拒絕在“對德合約”上簽字。濟南學生聯(lián)合會還從各校學生中選派代表，回鄉(xiāng)聯(lián)絡群眾，散發(fā)進步書刊，組織罷課、罷市斗爭。李殿龍家鄉(xiāng)在益都、濟南上學的學生都回到廣饒，在大王廟開會、演講，反對二十一條，要求收回青島，宣傳愛國思想。年長一些的同學李劍霜、花春榮等在會上當場咬破手指書寫了血書：“還我河山”“反對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李殿龍和劉俊才平日就很關心社會問題，波瀾壯闊的五四愛國運動更激起了他們愛國情緒的迸發(fā)，他們積極參加集會、演講活動，為維護國家主權而奔走吶喊。

五四運動對李殿龍的影響是巨大的，他第一次將自己的前途命運與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他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每一個青年的前途離不開國家的前途，沒有國家的前途青年也沒有前途；而國家的前途又離不開青年的奮斗，改變國家面貌，改變社會的現(xiàn)狀，應該是有為青年的責任和抱負。

隨著年齡的增長，社會的現(xiàn)狀引發(fā)了李殿龍許多思考。當時中國面對的屈辱局面，無疑是因為國家的積貧積弱。強國與弱國之間就好似富人與窮人之間，富人恃強凌弱，所謂的“公理戰(zhàn)勝強權”不過是一個美麗的童話。只有國家強盛，才能不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欺侮，而國家的強盛，需要反對封建軍閥的黑暗統(tǒng)治，建立合理的社會制度；需要號召全體人民共同努力。

五四運動給身處封閉鄉(xiāng)村的李殿龍打開了通向外面世界的窗戶。經過五四運動的洗禮，一個滿腔熱血、有正義感的少年，深深地為愛國激情所感動，將自己的眼光從個人、家庭轉向了社會；從家鄉(xiāng)廣饒擴展到了山東、全國，甚至是世界；正如王盡美在1920年12月15日出版的《勵新》第一卷第一期卷首寫到的：

新思潮未發(fā)生以前，大多數青年，安安穩(wěn)穩(wěn)地埋頭于故紙堆里，并不去管社會怎樣，人類怎樣，就覺著除了“老實讀書”之外，并沒有旁的問題似的。近來，新思潮蓬蓬勃勃過來以后，便與前大不相同了。大多數青年已經有了覺悟，便覺著老實讀書之外，個人和社會和人類還有種關系，而且非常重大。

知名學府

1920年，剛剛15歲的李殿龍以優(yōu)異成績考上了位于益都的省立第十中學。這是一所歷史悠久的知名學府，前身為青州府松林書院，最早可追溯到宋代的“矮松園”。1902年，改辦為“青州府官立中學堂”，是山東省第一所國辦中學。1912年，學校更名為“青州中學?！?。民國初期，撤銷青州府，建立益都縣，但學校仍冠青州名稱，1914年，改為“山東省立第十中學”，簡稱青州十中。

省立十中校門

錄取喜訊傳來，親友和左鄰右舍都為殿龍感到高興，可祖父和父親卻高興不起來。家里的經濟狀況本來就不好，殿龍如果去益都上學，不僅要支付不菲的學費，家中必然又少一個得力的幫手。父親一連幾個夜晚，愁得翻來覆去睡不著。叔父李集祺了解侄兒天資聰穎又虛心好學，將來定會成為有用之材，就力勸哥哥李集祿，不管怎樣要讓殿龍進中學讀書。兄弟倆反復斟酌商量，別無他法，只有叫殿龍的弟弟殿民輟學，讓殿龍升學。父親把殿民叫到一邊，對他說：“你哥哥考上青州十中，要出外讀書，家里的負擔就更重了。從今以后，你不要再上學了，幫助家里務農吧。”

殿民無奈地答應了。

殿龍聽說家里的決定，多次向父親請求：不要讓只讀了兩年半小學的弟弟輟學，寧肯自己不再升學！父親終究沒有答應殿龍的請求。

1920年初秋的一個早晨，殿龍背著簡單的行李，揣著母親起早趕做的一袋烙餅，辭別家人，步行前往百里之外的益都縣城。父母不舍的目光追隨著殿龍越來越遠去的身影，在他們心里，盼望著殿龍好好讀書，將來謀個好職業(yè)，支撐起家業(yè)。

殿龍知道自己背負著一家人的殷殷期望，但同時心里向往的是更廣闊的視野，更大的世界。

李殿龍離開廣饒西李村來到益都（今青州市），成為省立第十中學四年制第十二級甲班學生。

錄有李殿龍名字的《省立十中同學錄》

益都古稱青州，是古九州之一，文化蘊藏深厚。該縣北接廣饒，位于膠濟鐵路線上，交通發(fā)達。

省立十中位于益都城內西南隅松林院街。一進學校，綠蔭環(huán)繞中的校園和整齊的校舍就映入殿龍眼中，十中校舍地面廣闊，此前就讀的振華高小可遠遠不能與之相比。十中校內多植松柏。大門南向，二門內正面老式殿房為禮堂，中院正面殿房為圖書館，墻外東西兩側各有平房，由南至北8排，為學生宿舍，教師辦公室和宿舍則在前院和中院內。中院背面建有教室兩排，教室北面是大操場。

十中有悠久的辦學歷史，教員學生中，人文薈萃。校園中院西北隅有王沂公讀書臺，讀書臺是為紀念宋代著名賢相王曾。王曾未出仕做官前曾讀書于矮松園。相傳王曾鄉(xiāng)、會、殿試連中三元，皆居榜首，祝賀的人對他說：士子連登三元，一生吃穿不盡。王曾答道：曾生平志不在溫飽。其后，王曾果然為官正直，事業(yè)卓然。學校設此讀書臺，是希望學生以王曾為榜樣，學有所長，報效國家。

松林書院舊址

從清朝末年青州府官立中學堂創(chuàng)立之初，學校開始確立了近代學校的辦學模式，施行科學教育，教學不再恪守“古訓”，鄙棄空疏不實，教學思想倡導自由，教學方法重視開發(fā)智力、培訓能力，喚醒了一代學子的主體意識和民主意識。辛亥革命中，就有該校學生為振興中華，流血犧牲。五四運動更促進了學校師生愛國主義精神的空前高漲，學校涌現(xiàn)出一批有學識且熱衷報國的青少年志士，后來他們中的大多數成長為中國革命的先鋒戰(zhàn)士，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yè)的發(fā)展寫下灼灼華章。

殿龍在這樣一所教學理念相對開明、開放的學校中學習，在王沂公讀書臺下讀書，自然而然地受到先賢不僅為自己的溫飽而讀書、胸懷大志的精神激勵。作為農家子弟，入學后，生活雖然很艱苦，殿龍讀書卻非常用功。每日黎明即起，獨自到清靜之處潛心研習。凡考試總是以優(yōu)勝領先，這位高大英俊、刻苦用功的學生給全校師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同班同學馬祥符回憶說：“李殿龍同學作風樸實，為人厚道，學習努力。在同學當中年齡雖小，但同學們都敬重他，老師對他也很器重。”

國文教員

五四運動以后，與科學救國、實業(yè)救國等思潮相呼應的教育救國思想流行，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性質的教育逐步實踐，對學校教育教學的發(fā)展產生著積極的影響。國文課采用白話文教學后，大量優(yōu)秀的新文學作品帶著新文化的精神營養(yǎng)，讓學生眼界大開。

國學大師顧隨1923年5月寫給友人王振千等的信中曾這樣寫到課堂上師生間的討論：“一天，在班上談及宗教問題……學生問我：‘老師有信仰否？’我答：‘正在徘徊歧路。你們有所信仰否？’學生有些說：‘無?！行┱f：‘老師便是我們信仰的對象……’”

殿龍入校時，顧隨正在該校任教，教國文和英語兩門課程。顧老師喜讀魯迅的小說和周作人的散文，在課堂上古今中外，旁征博引，開拓學生的思路，受到學生們的歡迎。顧隨在《月夜在青州西門上》寫道：“夜間十二點鐘左右，我登在青州城西門上；也沒有雞叫，也沒有狗咬；西南方那些山，好像是睡在月光里；城內的屋宇，浸在月光里更看不見一星燈亮。天上牛乳一般的月光，城下琴瑟一般的流水，中間的我，聽水看月，我的肉體和精神都溶解在月光水聲里……”

李耘生讀過的書

十中不僅有這樣具有敏感心靈，能細細感悟自然之美的先生，也有善于辨析社會風云，體察時代脈搏的導師。

1922年秋，山東共產黨創(chuàng)始人之一王翔千來到十中任國文教員。

王翔千，原名王鳴球，字翔千，號劬園。山東省諸城市相州鎮(zhèn)人。王翔千曾入北京譯學館學德文，他痛感舊中國農民之落后，曾回到家鄉(xiāng)義務興辦相州國民學校。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后，王翔千站到了斗爭的前列，得到了進步青年的信賴和愛戴。

1921年春，王盡美、鄧恩銘發(fā)起組建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王翔千參與其中。其后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在《大東日報》副刊上創(chuàng)辦了《濟南勞動周刊》，王翔千任該刊主編。中共濟南支部建立后，王翔千是最早的成員之一。

王翔千

因積極傳播新思想，王翔千受到封建軍閥的注意，由濟南育英中學來到十中當國文教員。王翔千也是最早來益都進行革命活動的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受中共濟南支部的委派，利用國文教員的公開身份，在學校向學生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介紹俄國十月革命，開展黨的工作。一登講臺，他就向同學們宣布：“我到十中來是為了征求同志的。”他發(fā)的第一篇講義就是《階級斗爭》。王翔千向學生推薦《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討論集》《向導》《新青年》等進步書刊，一時間，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和進步刊物在青年學生中間廣為流傳。除了在課堂上傳播進步思想，王翔千還啟發(fā)學生關心國家前途和命運，引導學生成立讀書會，走向社會，開展進步活動。

1920年8月版《共產黨宣言》中文全譯本

王翔千的弟弟王振千，更早于他在十中教書，受哥哥影響，也是熱衷進步活動的積極分子，早期團員。王盡美報考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前，在十中插班聽課，就是投奔在十中任教的同鄉(xiāng)王振千而來。王翔千來益都后，王振千到濟南育英中學接替王翔千教學。1923年，王翔千回濟南后，王振千又回到十中，邊教學邊宣傳馬克思主義。王振千北京高師（師大前身）圖畫手工科畢業(yè)，但深有家學，上課不用課本，自選講義，親自手書制版，交付石印。選材之新，書法之精，被學生視如雙璧。當時王振千只有40歲左右，因不慣理發(fā)、剃發(fā)，貌若老人，被思想守舊之人稱為“王異端”。

李殿龍不知疲倦地閱讀著王翔千等推薦的書刊，在這些書刊里，他讀到了布爾什維克，讀到了階級：

在這世界的群眾運動的中間，歷史上殘余的東西——什么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國主義咧，資本主義咧——凡可以障阻這新運動的進路的，必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他們遇見這種不可當的潮流，都像枯黃的樹葉遇見凜冽的秋風一般，一個一個地飛落在地。由今以后，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zhàn)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xiàn)了！試看將來的環(huán)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們要明白世界各國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別的，就是少數游惰的消費的資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治、法律等機關，把多數極苦的生產的勞動階級壓在資本勢力底下，當做牛馬機器還不如。要掃除這種不平這種痛苦，只有被壓迫的生產的勞動階級自己造成新的強力，自己站在國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機關，把那壓迫的資產階級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將財產私有，工銀勞動等制度廢去，將過于不平等的經濟狀況除去。若是不主張用強力，不主張階級戰(zhàn)爭，天天不要國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組織的社會出現(xiàn)；那班資產階級仍舊天天站在國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夢想自由，便再過一萬年，那被壓迫的勞動階級也沒有翻身的機會……

當時，日本侵略的魔爪伸進了山東，也伸進了益都縣城。日軍盤踞在車站，日本人辦繅絲廠，使用中國的廉價“苦力”，掠奪農民辛勤生產的蠶絲；日貨傾銷，充斥市場，使工業(yè)凋敝，商業(yè)蕭條，農民破產；軍閥、地主殘酷統(tǒng)治，重利盤剝，勞苦大眾深遭涂炭。國家政治經濟狀況的日益惡化，使像李殿龍這樣受過五四運動深刻影響的青年學生，滿懷憂國憂民之心，更渴望找到救國救民的真理。

中國向何處去？中華民族的前途在哪里？怎樣才能改變黑暗而不平的社會？他越來越多地找到了答案。

如果說五四運動讓李殿龍的思想發(fā)生了一次蛻變，王翔千的到來給李殿龍帶來了思想的又一次蛻變。這些書籍為李殿龍開辟了新的知識領域，思想境界進入一個新天地。他第一次了解了階級、共產主義、唯物主義等等的含義，漸漸理解其中蘊含的邏輯和道理。他不僅學習成績優(yōu)異，往往也走在探討各種理論思潮、思索救國救民之道的前沿。在王翔千等老師的影響下，李殿龍比其他的同學們更多地思考理想、信仰，社會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