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一、吳敬梓的家世生平、思想及作品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1701年出生于安徽省全椒縣，但溯其先人，并非安徽人。吳敬梓在其《移家賦》中提及他的高祖吳沛“為仲雍九十九世孫”。仲雍乃周太王次子，與其兄泰伯主動避位，從渭水之濱來到江南。泰伯、仲雍相繼成為當?shù)鼐L，仲雍死后，其子孫又建立吳國，他們的后人就為吳姓。目前，經(jīng)學術(shù)界研究，可以確知的吳敬梓的先人，是明代初期居住在東甌（今浙江溫州）的吳聰。吳聰因在朱棣發(fā)動的“靖難之役”中有功，而被封在江蘇六合為驍騎衛(wèi)，然而，吳家并未因此興旺發(fā)達，吳聰?shù)木粑恢怀幸u了幾代，便因子弟未再立新功而失去了。其后，吳家從江蘇六合遷到安徽全椒。

吳氏全椒的始祖為吳鳳，字古泉，宅居于全椒縣城西南的梅花隴。吳鳳業(yè)農(nóng)，亦耕亦織，其子吳謙，字體泉，耕讀之余，轉(zhuǎn)學醫(yī)術(shù)。謙子吳沛，字海若，他既沒有繼承父親醫(yī)道，也不再從事農(nóng)耕，而是專門以儒為業(yè)，攻讀經(jīng)史，學習八股，欲以科舉謀取功名。雖然，他后來并未在科舉上取得成就，但全椒吳氏專攻儒業(yè)，科舉世家，實由他開始。吳沛生子五人，分別是：吳國鼎、吳國器、吳國縉、吳國對和吳國龍。康熙《全椒縣志》記有吳沛教育五子“高低五男兒，暇即與討論。千古在目前，絕學垂憲言”⁽¹⁾，他把科舉的希望寄托于五子身上。當五個兒子成人后，吳沛雖已謝世，但其子確實在科舉上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五人中除次子國器因受父命，主持家務(wù)終身為布衣外，其余四人先后得中進士，成為科舉史上的一段佳話。國鼎、國龍同中明崇禎癸未科進士，并分別被授予中書舍人和戶部主事。后來國縉、國對又先后得中進士，國對還中了一甲第三名進士，即俗稱的“探花”，被授予翰林院編修，至此，全椒吳氏的家族科名達到了頂峰，正如吳敬梓《移家賦》中所云：“五十年中，家門鼎盛。”⁽²⁾

然而，到了國鼎等兄弟的子輩，科名開始逐漸興衰不一，由科舉仕途而興盛的吳氏家族，也因子孫科舉的失利而開始衰落了。當然，吳氏家族逐步衰落還有其他原因，例如：家族龐大，人口眾多，財富不等，封建家族內(nèi)部的勾心斗角時有發(fā)生等等；此外，封建家族的子女有嫡出、庶出之分，家族內(nèi)部出嗣、立嗣問題也十分突出，尤其是出嗣、立嗣，還是涉及到《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身世的重要問題。

吳敬梓的曾祖吳國對，生有三子：吳旦、吳勖、吳昇。旦早卒，其獨子吳霖起由二叔吳勖主動撫養(yǎng)，但作為長房長孫的吳霖起后來卻因無子息而面臨嗣續(xù)問題。同為吳國對嫡出的次子吳勖一房子孫眾多，于是選擇了三子吳雯延的一兒一女（即吳敬梓和他的姐姐）先后出嗣給吳霖起作為子女。因而，吳霖起是吳敬梓的嗣父，吳雯延乃是其生父。就是這一出嗣、立嗣，卻給后來家族子孫為繼承家產(chǎn)而爆發(fā)遺產(chǎn)之爭埋下了隱患。吳敬梓繼承遺產(chǎn)的“優(yōu)越”地位，使得其他人心中不服，生發(fā)嫉妒之心，竟至后來爭奪其家產(chǎn)。吳敬梓生性高傲，自十四歲起又隨嗣父吳霖起赴江蘇贛榆，大部分時間并不在全椒家中，與族人的關(guān)系也并不十分密切，于操持家業(yè)、打理家產(chǎn)上更不擅長，當族人爭其家產(chǎn)時，也只有心急如焚，卻束手無策。祖風遺德的衰敗，家族中的勾心斗角，相互妒忌，爭奪財產(chǎn)，不僅使這個已開始沒落的科第家族加速衰敗，也使青年的吳敬梓從封建宗法社會的家族矛盾中認識到了社會的黑暗與道德的虛偽。家族的這種狀況，對吳敬梓以后創(chuàng)作《儒林外史》，包括思想、立意、題材的構(gòu)思，都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吳敬梓的先輩們曾有著很好的祖風遺德。吳氏全椒始祖吳鳳“以志趣高談，讓襲卜居于邑之西墅。性好施予，生平多隱德……”⁽³⁾。吳謙“性好施，嘗拾遺金，還其人，舉鄉(xiāng)賓三次”⁽⁴⁾，為替母治病，更是自學醫(yī)術(shù)。吳沛則“坐性孝友”，并且因其生日與其父卒日同一天，更是“終生不稱觴”。吳敬梓的曾祖輩，也是子侄相親、和善相處。而吳敬梓的家學淵源則正如王友曾所說：“曾手漁洋居易錄，先生家學本來殊?！?sup>(5)高祖吳沛，除致力于八股文章外，其“道德文章為東南學者宗師”⁽⁶⁾。其子國鼎，著有《詩經(jīng)講義》，國縉著有《世書堂集》和《詩韻正》，國龍著有《心遠堂集》，國對著有《賜書樓集》。到了他們的下一代，吳昺著有《卓望山房集》，吳旦著有《月潭集》，而吳敬梓嗣父吳霖起，也是一個熟讀經(jīng)史的士子。由此可以看出，吳敬梓出生于一個“家聲科第從來美”的封建大家庭，家族的祖風遺德，家學的淵源對吳敬梓經(jīng)學觀的形成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他創(chuàng)作《儒林外史》、治《詩經(jīng)》、治《書經(jīng)》亦與之有密切的關(guān)系。

吳敬梓十四歲時，嗣父吳霖起赴任江蘇贛榆縣學教諭，攜他同往，在那住了四年。其族兄吳檠在詩作中說到“汝時十八隨父宦，往來江淮北復南”⁽⁷⁾。吳霖起為人方正、做官盡職，這對于吳敬梓正直不阿性格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

吳敬梓十六七歲時，與全椒陶欽李的女兒結(jié)婚，并且隨當?shù)氐膲翕窒壬鷮W習八股文章。學習之余，他還閱讀詩、詞、歌、賦、戲曲、小說，與友人填詞作賦，吟詩唱曲，這讓他多方面攝取了文學的營養(yǎng)。并且，吳敬梓在來往于江淮時，多次到南京游玩，這一時期，南京的學術(shù)活動比較活躍，尤其是“顏李學派”的李塨，曾到南京講學，吳敬梓好友程廷祚拜其為師，吳敬梓本人也受到了這種實學思想的影響，這對他后來創(chuàng)作《儒林外史》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當時的讀書人無不習八股，做舉業(yè)，希冀以此爭得功名，以舉業(yè)起家的吳氏家族更是將振興家門的希望放在了族中年輕人身上。青年時期的吳敬梓亦曾投入舉業(yè)。1718年，吳敬梓赴滁州參加歲考，由于當時其生父吳雯延在南京病重，所以吳敬梓匆匆應考后，便趕往南京護送父親返回全椒。不久，吳雯延去世，就在家人悲痛不已之時，吳敬梓進學的喜訊卻傳來了，全家亦悲亦喜。

1722年，嗣父吳霖起從贛榆回到故鄉(xiāng)，第二年便也病逝了。生父、嗣父先后過世，令吳敬梓悲痛不已，而家族遺產(chǎn)之爭，在吳霖起死后也爆發(fā)了，幾乎與此同時，吳敬梓岳父家里也發(fā)生變故。層層的打擊，讓其妻陶氏不堪重負和悲傷，終于病倒，不久竟也死去。這些變故，使吳敬梓經(jīng)歷著別人難以想象的悲痛，這種打擊對于個人來說無疑是殘酷的，但對于吳敬梓思想意志的磨礪、對于日后作品創(chuàng)作的影響，尤其是對于晚年生活上的貧苦更是一次先行的演練。

悲痛、失落的同時，吳敬梓與家鄉(xiāng)及附近的幾位知己朋友交往甚密，如吳檠、金榘、金兩銘、許月溪、張?zhí)m溪、章晴川等等。吳敬梓在其二十九歲時，參加了當年的科考，他在科考前后，與幾位朋友相聚飲酒，且“酒后耳熱語諵諵”，大發(fā)牢騷。后來被人認為“文章大好人大怪”，雖然“錄科”取了，但在次年的鄉(xiāng)試中終被淘汰下來，這對于此時期的吳敬梓來說，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父親過世，族人爭產(chǎn)，家族衰敗，妻子病故，科名蹭蹬，在郁悶激憤的心境中，吳敬梓開始沉湎于聲色，就如金兩銘說的“邇來憤激恣豪侈，千金一擲買醉酣。老伶小蠻共臥起，放達不羈如癡憨”⁽⁸⁾。由于沉湎于聲色之中，交往于文士之間，加上遇貧即施，花費極大，他開始出賣祖上傳下來的田地房產(chǎn)，這即是他后來在《減字木蘭花》一詞中寫到的“田廬盡賣，鄉(xiāng)里傳為子弟戒”⁽⁹⁾。這樣的生活經(jīng)歷，也直接折射到了《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身上。漸漸的連這些財產(chǎn)也被花費得所剩無幾了。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吳敬梓孤寂、落寞之際，當?shù)匾晃蝗遽t(yī)葉草窗，因極為賞識吳敬梓的才學，而將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這實在是一難得的舉動。這位妻子葉氏，后來始終陪伴在吳敬梓身邊?？梢哉f，吳敬梓后半生的生活和他的創(chuàng)作，都是與這位妻子給予的照顧、支持分不開的。

在上述種種遭遇下，吳敬梓已不想再居于全椒老家了，終于在1733年，也就是雍正十一年初春，離開了全椒，移家南京。吳敬梓在南京秦淮河岸購置了他們的房屋“秦淮水亭”，這里不僅有秦淮河畔的綺麗風光，更有不少六朝遺跡。吳敬梓住下后，常徜徉于這些六朝遺跡之中，憑吊古人，抒發(fā)胸臆。吳敬梓本來就對六朝文學、歷史十分喜愛，加上這樣的環(huán)境，魏晉六朝之風尚對他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就如其好友程晉芳所說的：“敏軒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風雅慕建安，齋栗懷昭明?！?sup>(10)

在南京，吳敬梓結(jié)識了許多文人圈子中的朋友，有不少后來都與吳敬梓交往甚密，他們對于吳敬梓后來的思想、生活道路以及后來作品的創(chuàng)作、刊刻、傳播都起著積極作用，這些人包括程廷祚、樊明征、劉著、李葂、王溯山、吳培源、程晉芳、李本宣等等。除此之外，他還與當?shù)氐膶W官唐時琳、鄭江相處甚恰。

1735年，清帝下令再次舉行博學鴻詞科試，當時唐時琳、鄭江就將吳敬梓推薦給安徽巡撫趙國麟。1736年春，吳敬梓乘船從南京赴安慶參加預備考試，結(jié)束考試后，他沿江而下，游覽名勝，拜見友人。回到南京后，他感到同去應考之人，有些是欺世之徒，不屑與他們?yōu)槲椋藭r，自己的健康狀況也的確不好，所以后來竟索性稱病辭卻了赴京參加廷試的舉薦。對于吳敬梓是否因病辭試，學者歷來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不過，不管是何種原因，吳敬梓后來在《丙辰除夕述懷》、《元夕雪》兩首詩中都有為此而懊惱的情緒，直到看到吳檠等人雖赴京考試卻未被錄取，心里對統(tǒng)治階級籠絡(luò)士人的手段以及科舉功名才有了新的認識，這種思想認識，無疑對他構(gòu)思、創(chuàng)作《儒林外史》產(chǎn)生了較為直接的影響。

關(guān)于吳敬梓創(chuàng)作《儒林外史》的具體時間，學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般以為，大致是從乾隆元年（1736）前后開始的。從1736年到以后的幾年時間里，吳敬梓大部分時間住在南京，與平生最敬服的朋友吳培源以及其他好友詩酒唱酬，期間還曾回故鄉(xiāng)全椒，游歷溧水、高淳、真州、揚州等地。這時期，他參與的最重要的事，莫過于在南京修復先賢祠了，為此他花盡了自己的財產(chǎn)，甚至賣掉了老家的房子。所以后來貧困潦倒，常以賣文種菜為生，許多時候他又不得不外出投靠朋友。而他的小說《儒林外史》也就是在這種境遇下逐步完成的。

吳敬梓晚年赴揚州投靠朋友，維持生計，還希望有人能夠幫助他，將自己殫精竭慮寫成的《儒林外史》付梓刻印，可惜的是，在他有生之年，這一愿望并未能實現(xiàn)。1754年，吳敬梓在揚州與慕名自己已久的王又曾終于會面，兩人一見如故，暢談良久，分別后吳敬梓回到自己寓所，就在當晚，痰涌不絕，還未待救治，就與世長辭了。

吳敬梓在他五十四年的生涯中，除創(chuàng)作了廣為人知的小說《儒林外史》外，還寫下了為數(shù)不少的詩詞和一些賦作、文章等。其中，詩、詞、賦主要收錄于他的《文木山房集》中，大概于1741年左右，由方嶟出資為他刻印出了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吳敬梓還有十二卷本的《文木山房集》，是在他死后由他的兒子吳烺所編，可惜的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只是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而十二卷本的《文木山房集》至今未發(fā)現(xiàn)。

1921年，北京帶經(jīng)堂書鋪訪得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在這個集子中，有詩二卷（共137首）、詞一卷（共47首）、賦一卷（共4篇）。這些作品是吳敬梓在四十歲以前所作的，既有記錄游蹤與家世生平的作品，如《滁州旅思》、《投金瀨》、《石臼湖吊邢孟貞》、《水龍吟》和《移家賦》等；也有感懷抒情之作，如《遺園四首》、《念奴嬌·枕》、《金縷曲·盛夏題霍公山房》、《減字木蘭花》及《正聲感人賦》、《擬獻朝會賦》等，此外，另有一些是贈答友人的作品。程廷祚說吳敬梓“少攻聲律之文”，他的作品坦白、曠達，讀之令人“油然而思，溫然如即其人”（沈大成語）?？梢哉f，在《文木山房集》里，較為集中地反映了吳敬梓四十歲之前的生平事跡和思想面貌。

除了《文木山房集》以外，吳敬梓還有不少集外佚詩佚文陸續(xù)被學者發(fā)現(xiàn)，包括集外詩二十八首，以及《石臞詩集序》、《玉巢詩草序》、《〈玉劍緣傳奇〉序》、《修潔堂集序》、《金陵景物圖詩》、《奉題雅雨大公祖出塞圖》等。

吳敬梓受家學傳統(tǒng)影響，自青年時代就開始研治經(jīng)學，對《尚書》和《詩經(jīng)》都有自己獨特的心得，其成果即是現(xiàn)藏于上海圖書館的《文木山房詩說》及《尚書私學序》。“吳敬梓很注意將他研究《詩經(jīng)》的成果直接轉(zhuǎn)化為小說創(chuàng)作”，他“認同美刺說以及與之相聯(lián)系的‘溫柔敦厚’的詩教，他不僅將其作為方法運用于研究《詩經(jīng)》，而且將其作為一個創(chuàng)作原則運用于《儒林外史》的構(gòu)思和寫作，作為宋代以來傳統(tǒng)文化學養(yǎng)最豐厚，理性思維最出眾的一位白話小說作家，他有著明確的創(chuàng)作意圖?！度辶滞馐贰犯鱾€部分之間，不是靠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或一以貫之的人物形象組合，而是由一個統(tǒng)一的主題思想來統(tǒng)馭、來貫穿的，他筆下的藝術(shù)形象，一般都是他的創(chuàng)作意圖的準確體現(xiàn)”⁽¹¹⁾。

二、《儒林外史》的流傳、評點與研究

（一）

《儒林外史》完成后，并未能立即付梓，而是經(jīng)歷了長達數(shù)十年之久的傳抄階段，吳敬梓的好友程晉芳在《文木先生傳》中，寫道：“又仿唐人小說為《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tài)，人爭傳寫之。”⁽¹²⁾由此看來，在是書尚未刻印出來時，已經(jīng)在當時的文人圈中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傳播。又據(jù)清同治八年蘇州書局活字本所載金和跋文：“是書為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揚州府教授時梓以行世，自后揚州書肆刻本非一?！?sup>(13)可見刻印之初就已受到人們的歡迎，故而在揚州書肆中“刻本非一”。但是由于這個刻本至今尚未被發(fā)現(xiàn)，而且在金兆燕現(xiàn)存的作品中，沒有記載關(guān)于他在揚州刻印《儒林外史》的具體情況，加之此書傳抄階段有數(shù)十年之久，中間增補、改動在所難免。所以，關(guān)于此書的回數(shù)到底有多少，歷來就產(chǎn)生了不同的看法和爭論，目前我們所知道的有五十回本、五十五回本、五十六回本和六十回本四種。

現(xiàn)在看到的最早刻本是嘉慶八年臥閑草堂本，此本印有歷來被研究者極其重視的五十則佚名評語，可以說是對《儒林外史》評點與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其實，在此之前，已有關(guān)于吳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研究，只不過是吳敬梓友人以及當時能夠接觸到《儒林外史》的人的零星評語，例如程晉芳、吳檠、金榘、金兩銘、金兆燕等等。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吳敬梓的好友程晉芳，他在《懷人詩》中這樣評價吳敬梓及《儒林外史》：“《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sup>(14)另外，在他的《文木先生傳》中，也對吳敬梓的生平、思想以及《儒林外史》的情況有所概括，尤其是關(guān)于《儒林外史》“窮極文士情態(tài)”的評語，還影響到了后學們對《儒林外史》思想、主題的研究。

然而第一次真正較為系統(tǒng)地研究《儒林外史》的，當屬臥閑草堂本的評者。臥本共五十六回，卷首有署名“閑齋老人”的序言，正文有五十則佚名評語。臥本的評語涉及小說的許多方面。有關(guān)于小說主題的論述，評者認為“‘功名富貴’四字是全書第一著眼處”，并從多方面進行了細致的剖析，如對小說中的王冕、牛布衣、魯小姐等人物對于科舉功名的態(tài)度進行了點評議論；有關(guān)于小說人物形象的鑒賞評論，如點評書中人物形象之豐富多彩、發(fā)展變化等；有關(guān)于小說藝術(shù)成就之評點，如在小說第三十三回的評語中對是書結(jié)構(gòu)這樣評述：“祭泰伯祠是書中第一個大結(jié)束。凡作一部大書，如匠石之營宮室，必先具結(jié)構(gòu)于胸中，孰為廳堂，孰為臥室，孰為書齋、灶廄……此書之祭泰伯祠，是宮室中之廳堂也。從開卷歷歷落落寫諸名士，寫虞博士是其結(jié)穴處，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結(jié)穴處。”評語對小說結(jié)構(gòu)藝術(shù)的點評可謂極其精當。評語對小說脈絡(luò)、小說視角等藝術(shù)手法也有精彩的點評?？梢哉f，正是由于臥評的精當和高明，使它成為了以后各家評點的祖本。

《儒林外史》的傳播，自臥閑草堂本以后，都是以評點本為最主要的形式進行的，評點、研究與文本傳播緊密相連，這是《儒林外史》文本傳播過程中的一大特點。

在臥本之后，又有嘉慶二十一年刊行的藝古堂本和清江浦注禮閣本，其文本形式、內(nèi)容與臥本完全相同。此后，又有1869年的群玉齋本和蘇州書局本，它們也都是根據(jù)臥本排印的，只是蘇州書局本卷末多有同治八年金和跋文。這幾個刊本同屬于臥評本系統(tǒng)，在1874年之前，它們成為承擔《儒林外史》傳播的主要版本，小說的接受群體也在逐步擴大，其影響亦不斷增強。雖然目前尚未見到有關(guān)當時一般讀者接受狀況的具體記載，但從1803年臥評本的面世，到1869年蘇州書局本的刻印，大約六十年的時間里，有多種刊本刻印出來，僅1869年就有群玉齋本和蘇州書局本，雖然這兩個本子沒有根本區(qū)別，但是這也反映出當時人們對于這部小說的接受程度。而臥本評語的作者，無疑是這一時期《儒林外史》評點、研究的代表。

之后，1874年和1888年分別出現(xiàn)了《齊省堂增訂儒林外史》和《增補齊省堂儒林外史》。前者卷首保留閑齋老人序，增有同治甲戌（1874）十月惺園退士序，補寫了臥評本原缺的六回回評，增加了十三則評語和大量眉批，此外還對文本作了一定修訂，在其《例言》中加以詳細說明。后者卷首保留1874年惺園退士序，增加了1880年東武惜紅生序，而將閑齋老人的序刪除。并且此本還據(jù)齊省堂本增多四回，插入第四十三回與第四十七回之間，合為六十回本，此四回當屬后人偽作。這兩種刊本，亦屬齊省堂評本系統(tǒng)，他們的評點，雖然價值在臥評之下，但多有眉評，增有六回評語，這對幫助讀者在理解小說的思想藝術(shù)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增補的四回文字，雖然并不成功，影響也不大，但續(xù)寫該四回文字的行為本身，也反映出這部小說在讀者中的影響進一步增強了，讀者接受程度和范圍的增加，也是導致偽作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原因之一。

1874年，另一個評點本也出現(xiàn)了，這就是上海申報館的第一次排印本。此本以臥本為底本，卷末除有金跋外，還增加了1873年天目山樵識語。到了1881年，申報館第二次刊印《儒林外史》，仍以臥本為底本，保留第一次排印本中的金跋和天目山樵識語，新增了天目山樵于光緒年間所作的一些識語，正文則增加了大量天目山樵評語。天目山樵即張文虎，南匯（今屬上海）人，他的評語，對《儒林外史》的創(chuàng)作主旨、社會功用、人物刻畫、情節(jié)安排，章法布局等都作了較為允當?shù)狞c評。如引用并發(fā)揮了“功名富貴”的主題說；點出了人物對比描寫手法之高明和曲折有致的情節(jié)安排等等，并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見解。需要指出的是，天目山樵的評語直接受到了其友人黃小田評點《儒林外史》的影響。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提出的本子，是1884年別號石史的徐允臨的抄評本，此本由徐允臨過錄了大量天目山樵識語、評語以及少量他人的評語，并增評了十余條，且有徐氏本人所作的識語和跋語。

上述幾個評點本是《儒林外史》早期傳播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系列重要版本。各個評點本以臥評為祖本，逐漸傳承、累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評點對于《儒林外史》的傳播與接受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評點者對于作品思想內(nèi)涵、主旨深意、結(jié)構(gòu)布局、人物刻畫等等方面有著較為深刻的把握，能幫助讀者進一步認識、理解、欣賞作品，同時也促進了作品的傳播與接受，評點者對于作品評點研究活動的本身，也會帶動一部分接受群體關(guān)注甚至傳抄、過錄這些評本。例如天目山樵（張文虎）于同治、光緒年間評點《儒林外史》時，在上海地區(qū)已是名噪一時了，成為上海地區(qū)評點、研究、傳播《儒林外史》的中心人物，他的評本被諸如徐允臨、金和、艾補園、楊古醞、雷諤卿、閔熙生等人傳抄、過錄、審校、評訂。這種研究的氛圍對當時《儒林外史》在上海地區(qū)的傳播極為有利，也為清末民初的上海地區(qū)成為《儒林外史》刊刻與傳播中心奠定了基礎(chǔ)。而與此同時，刻印作品的書坊與書坊主也極為關(guān)注新的評點，愿意有新的評點本出現(xiàn)，希望刻印帶有新的評點的本子，以促進該書的銷售。所以整個《儒林外史》傳播史上，評點本是最為重要的傳播形式，盡管到了近現(xiàn)代出現(xiàn)了其他諸如版畫、連環(huán)畫、戲劇等傳播形式，但都無法與評點本相比。

（二）

清末民初，《儒林外史》的研究者，除了天目山樵之外，還有金和、平步青、沙漚等人。他們受“乾嘉學派”學風的影響，致力于小說的考據(jù)，對《儒林外史》人物原型和情節(jié)本事進行了不少研究，例如金和在同治八年蘇州書局本《儒林外史》跋語中，就對小說中大量人物原型和情節(jié)本事進行了列舉、論述。雖然他們的考據(jù)尚有主觀推測和謬誤的成分，但對于后世《儒林外史》的研究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這一時期，由于變革政治、改良社會的需要以及受西學東漸的影響，大量小說批評家們，于外國小說及小說理論中獲得啟示，并將之投照于《儒林外史》的批評與研究中，這在當時已然成為一種蔚為大觀的熱潮。梁啟超、夏曾佑、浴血生、黃摩西、黃人、俞明震、王鐘麒等人，在當時號稱四大小說雜志的《新小說》、《小說林》、《繡像小說》、《月月小說》上紛紛發(fā)表對《儒林外史》的看法和見解。由于國家的衰落、社會的凋敝，思想的動蕩與沖撞此起彼伏，這些小說評論者，更加側(cè)重對《儒林外史》在社會批判意識和諷刺手法上的評論，如浴血生就曾說：“社會小說，愈含蓄愈有味。讀《儒林外史》者，蓋無不嘆其用筆之妙，如神禹鑄鼎，魑魅魍魎，莫遁其形。然而作者固未嘗落一字褒貶也。今之社會小說夥矣，有同病焉，病在于盡。”⁽¹⁵⁾黃人亦云：“小說之描寫人物，當如鏡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觀者自知。最忌攙入作者論斷……《儒林外史》之寫社會中種種人物，并不下一前提語，而其人之性質(zhì)、身份，若優(yōu)若劣，雖婦孺亦能辨之，真如對鏡者之無遁形也?！?sup>(16)

除了研究、評論《儒林外史》之外，不少效仿之作也盛行起來，像《官場現(xiàn)形記》、《孽?；ā贰ⅰ抖昴慷弥脂F(xiàn)狀》、《老殘游記》、《文明小史》等，這也成為間接研究、傳承《儒林外史》批判意識、諷刺手法的另一種形式。他們與上述直接研究、評論《儒林外史》者遙相呼應，理論研究與實際創(chuàng)作都形成一股熱潮，為《儒林外史》在這一時期的傳播與接受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肚宄笆反笥^》卷十一《清代述異》中就說：“近日社會小說盛行，如《孽海花》、《怪現(xiàn)狀》、《官場現(xiàn)形記》，其最著也，然追溯原委，不得不以《儒林外史》一書為吾國社會小說之嚆矢也。”⁽¹⁷⁾韓邦慶在《海上花列傳》自述中也說：“全書筆法自謂從《儒林外史》蛻化出來。”⁽¹⁸⁾曾樸在《〈孽?；ā敌薷暮笠f的幾句話》里也承認他的小說觀是受《儒林外史》影響而加以發(fā)展的。

在評論、研究、效仿《儒林外史》的熱潮中，為了適應廣大民眾對《儒林外史》的閱讀需要，各書局刻印《儒林外史》也成為印刷、出版的熱點，如當時的上海書局、上海亞東圖書館、上海掃葉山房、上海鴻寶齋、寶文閣、上海進步書局、慎記書莊、上海海古書局、上海商務(wù)印書館、上海海左書局、上海育文書局、上海鴻章書局、上海二思堂、上海受古書店、成都昌福公司等等，都開始大量刊印《儒林外史》，而且為了吸引讀者，不少書局還在書中插入了圖畫，如上海進步書局民國石印《繡像繪圖儒林外史》六卷，上海海左書局一九二四年石印《足本大字全圖儒林外史》六十回，一九二八年又石印《增補齊省堂全圖儒林外史》六卷六十回，上海二思堂一九二二年石印《增補齊省堂全圖儒林外史》四卷六十回，上海受古書店一九二七年石印《增補齊省堂全圖儒林外史》六卷六十回等。在這樣的刻印熱潮中，一個新的、有重要影響的本子，也在醞釀之中，這就是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年出版的《儒林外史》鉛字排印本。此本由汪原放用新式標點分段、分節(jié)，并刊有陳獨秀與錢玄同分作的兩篇《〈儒林外史〉新敘》，以及胡適所作的《吳敬梓傳》，第四版后并增入了胡適所訂《吳敬梓年譜》。這個本子在當時倡導新文化運動的環(huán)境下出現(xiàn)，其意義可想而知，它不僅成為新文化運動中白話文學的典范，更為《儒林外史》向普通大眾的傳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整個《儒林外史》傳播與接受史上是一件帶有標志意義的事。亞東本出現(xiàn)后，受到大眾極大的歡迎，從1920年初版，到1922年就已出版了四次，至1948年，共出版了16次。此本由此也成為二十世紀上半葉傳播《儒林外史》影響范圍最大的本子。

清末直到民國后期，大量報刊、雜志的出現(xiàn)，也為《儒林外史》的傳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些報刊、雜志承擔著刊載與此小說相關(guān)的評論、研究的功能，間接推動著小說的傳播。在這一時期，更是不乏諸如錢玄同、陳獨秀、胡適、魯迅以及后來的茅盾、鄭振鐸、張?zhí)煲淼却蠹覍Υ诵≌f的評論研究，其代表者當屬胡適和魯迅。

胡適對吳敬梓和《儒林外史》的評價很高，認為“我們安徽的第一個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劉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縣的吳敬梓”⁽¹⁹⁾，他從倡導新文學運動的角度，肯定吳敬梓及其白話小說的創(chuàng)作，并將《儒林外史》與《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三部古典小說相并列，認為“吾國第一流小說，古人惟《水滸》、《西游》、《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²⁰⁾。胡適在研究吳敬梓及其《儒林外史》方面，做了大量資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證工作，不僅搜集到了由方嶟刻印的四卷本《文木山房集》，還在此基礎(chǔ)上搜集了大量資料，撰寫出了《吳敬梓傳》、《吳敬梓年譜》，雖然考證中不乏有誤，但對后來吳敬梓和《儒林外史》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胡適對于《儒林外史》的評論，在有些方面存在褒貶不一、甚至前后矛盾之處，有些認識在今天看來已是錯誤的，例如將小說的主旨概括為文中的一句“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就未免片面和絕對化了，并且在他的《吳敬梓年譜》中簡單地將文學形象與現(xiàn)實中的人物等同起來，混為一談。在對《儒林外史》結(jié)構(gòu)的論述中，胡適一方面肯定這種“新體”及其對近代諷刺小說法式的影響，另一方面卻又認為它“沒有結(jié)構(gòu)”、“沒有布局”。在肯定《儒林外史》的語言用長江流域的官話是普遍適用的同時，又指責這種語言不能表現(xiàn)不同人物性格差異。這些認識無疑是片面的。這或許與他所處的時代，以及所持的“細心搜索事實、大膽提出假設(shè)，再細心求實證”的試驗主義方法在實際運用中具有的弊端有一定關(guān)系。但總體來說，胡適對于吳敬梓及其《儒林外史》的研究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

本時期研究《儒林外史》的另一個代表人物是魯迅，魯迅先生雖然沒有關(guān)于《儒林外史》研究的專著，但對于《儒林外史》的研究，是他對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他的《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以及一些雜文中，都有關(guān)于《儒林外史》評論的重要內(nèi)容。魯迅主要著眼于吳敬梓的生活遭遇、社會實踐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思想中的進步成分對于他創(chuàng)作《儒林外史》的影響，并常結(jié)合自身的經(jīng)歷與思考來論述。他認為《儒林外史》是在作者困頓的境遇下產(chǎn)生，并由此能夠做到“機鋒所向，尤在士林”，揭露和諷刺當時社會中的弊端。另外，魯迅還著眼于《儒林外史》作為“諷刺小說”在小說發(fā)展史上的地位，以及在思想內(nèi)容與藝術(shù)特征上所取得的成就，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道：“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sup>(21)并且看重其“秉持公心，指摘時弊”的思想內(nèi)容，肯定小說能面對現(xiàn)實，極具說服力，認為真實是諷刺的生命和靈魂，同時也是使得《儒林外史》成功之處。在《儒林外史》的藝術(shù)成就方面，魯迅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如剖析小說中的人物形象與現(xiàn)實中的真實人物原型的關(guān)系就比胡適的觀點更加合理，指出了作家對人物原型的藝術(shù)加工與文學形象之間的關(guān)系。當然，魯迅對《儒林外史》的認識與研究仍有不足和有失允當之處，如在評論馬二先生游西湖時，認為馬二先生是“頗殺風景”，“茫茫然大嚼而歸”，這一觀點也深深影響到了后人。其實未必全然如此，馬二先生對西湖風景自有其會心處。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時期，《儒林外史》已經(jīng)開始向海外傳播，例如在日本明治時期，日本就有了《儒林外史》的高田義甫訓點本（兩回），此后，還有瀨沼三郎翻譯的《儒林外史》，在1935年4月至12月期間的《滿洲日報》上連載。除此之外，《儒林外史》的英譯本、法譯本、俄譯本等紛紛出現(xiàn)，極大擴展了《儒林外史》在世界上的影響范圍。

（三）

1949年以后，《儒林外史》的流傳與研究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政府大力倡導重視學術(shù)研究的背景下，許多研究者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來開展對《儒林外史》的深入研究，并產(chǎn)生了不少研究成果。后來由于受“文革”等政治因素的影響，《儒林外史》的研究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期間一度陷入低谷。然而在此之前，對《儒林外史》的研究卻有過一個輝煌時期，尤其是在1954年召開吳敬梓逝世兩百周年紀念大會前后，大批著名學者對《儒林外史》發(fā)表了許多研究評論。僅在這次紀念大會上，就有茅盾、翦伯贊、何其芳、吳組緗、沙汀、曹禺、艾青、游國恩、吳作人等人出席，并就《儒林外史》的思想內(nèi)容、藝術(shù)成就以及作者的時代等發(fā)表了許多見解。如茅盾就從揭露封建統(tǒng)治階層的腐朽和反映社會底層的“小人物”等處入手來概括作品的思想內(nèi)容。對于小說的主題，既有堅持“功名富貴”說者，也有提出此書乃是“反科舉”、“反封建”者等等。在小說藝術(shù)成就方面，吳組緗、徐中玉等人，發(fā)表了關(guān)于其諷刺藝術(shù)、語言藝術(shù)、情節(jié)結(jié)構(gòu)的看法。關(guān)于作者及其思想，何其芳、姚雪垠等人，也積極探討，提出了作者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觀點。

此次會議直至文革前夕，除了上述幾位，錢鐘書、季羨林、孔令境、何滿子、何澤翰、陳汝衡、卞孝萱等學者也投身于《儒林外史》的研究，此外如美國的亨利W.韋爾斯、前蘇聯(lián)的沃斯克列辛斯基、日本的冢本照和等國外學者也開始對《儒林外史》進行關(guān)注和研究。他們積極肯定小說在藝術(shù)上所取得的成就，對小說進行細致分析，如亨利W.韋爾斯就認為《儒林外史》是世界文學史上的杰作，對吳敬梓的諷刺手法、思想觀念都進行了詳細討論，并與莎士比亞進行對比分析。而在國內(nèi)最具代表性，并在某一方面有顯著研究成果的當屬何滿子與何澤翰二位先生。何滿子的《論儒林外史》是《儒林外史》研究史上第一部專門的論著。專著從作家的生活、思想、人格、氣質(zhì)等處入手來研究吳敬梓；從作品所展示的內(nèi)容、表現(xiàn)手法、角度、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處入手具體闡釋小說的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傾向。此外，還對小說在結(jié)構(gòu)上的特點及其合理性進行了論述，并在許多方面提出了具有理論意義和參考價值的觀點。何澤翰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儒林外史》人物原型、情節(jié)本事，以及作者生平等相關(guān)資料的搜集、整理、考證工作。其專著《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不僅豐富了前人關(guān)于小說人物原型、情節(jié)來源的資料，而且還考證了不少有關(guān)作者生平、思想的重要資料，為后來《儒林外史》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具有很大的影響。

這一時期，《儒林外史》在傳播方面也有了新的變化，在文本印刷、出版方面影響較大的，當屬1958年11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張慧劍校注本，此書配有程十發(fā)所作插圖20幅，直至八十年代都一直是流傳甚廣的刊本。

“文革”結(jié)束后，《儒林外史》的流傳與研究從低谷又重新走向了高坡。這一時期，由于社會進步，文化事業(yè)也逐步繁榮，《儒林外史》的研究、傳播也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績。除了何滿子、何澤翰、吳組緗等老一輩學者繼續(xù)投身于《儒林外史》的研究工作外，陳美林、李漢秋、陳汝衡、孟醒仁、寧宗一、楊義、陳文新、朱一玄、張國風、胡益民、周月亮、顧鳴塘、李忠明、吳波、徐建平、周興陸、蔣廣森等學者先后積極致力于《儒林外史》的研究與傳播工作，并取得了許多重要成果。1981年紀念吳敬梓誕生280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1984年紀念吳敬梓逝世230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1986年安徽全椒《儒林外史》學術(shù)研討會、1996年揚州《儒林外史》學術(shù)研討會、2001年吳敬梓誕辰300周年紀念會、2004年紀念吳敬梓逝世250周年學術(shù)研討會等一系列相關(guān)學術(shù)會議也先后召開，一些有代表性的學術(shù)專著和學術(shù)論文也紛紛面世⁽²²⁾，其中，尤以陳美林、李漢秋的學術(shù)成果最為豐碩。陳美林的《吳敬梓研究》和《吳敬梓評傳》、李漢秋的《儒林外史匯評匯校本》和《儒林外史研究資料》都曾產(chǎn)生過較廣泛的影響。

《儒林外史》的傳播在這一時期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在文本的印刷與出版方面，上海古籍、齊魯書社、岳麓書社、安徽文藝、春風文藝、上海文藝、四川文藝、沈陽、百花文藝等出版社都發(fā)行了《儒林外史》，同時，各種《儒林外史》的改編、精編本也紛紛面世，《儒林外史》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

三、《儒林外史》的主題、思想內(nèi)容及藝術(shù)成就

《儒林外史》作為一部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作品，其主題、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shù)成就，歷來就是人們關(guān)注的重點。關(guān)于這部小說的思想主題，早在20世紀以前就有程晉芳、臥閑草堂、黃小田、齊省堂、張文虎、徐允臨、平步青等人做過論述。程晉芳在其所作的《懷人詩》中就說道：“《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²³⁾繼而在后來所作的《文木先生傳》中，又提到《儒林外史》“窮極文士情態(tài)”。而閑齋老人在“乾隆元年春二月”所作的序中，則提出“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²⁴⁾，此說影響頗大，后來的黃小田、齊省堂、張文虎等人皆在“功名富貴”之說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延伸出了自己的看法。到了20世紀以后，胡適在他所寫的《吳敬梓傳》中又首次提出了“《儒林外史》反科舉”說，魯迅先生在肯定此說的同時，又認為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²⁵⁾。此后，到了1954年，在吳敬梓逝世二百周年紀念大會召開之際，學界在同意“反科舉”說的同時，又提出“反禮教”說以為補充。到“文革”后期，在“評法批儒”運動中，《儒林外史》被視為“儒家知識分子的百丑圖”，出現(xiàn)了“儒林丑史”之說。“文革”結(jié)束后，“儒林丑史”說受到駁斥，傅繼馥就提出《儒林外史》寫的不是“儒林丑史”，而是“儒林痛史”。后來，李漢秋、杜貴晨等學者提出“功名富貴”說是對“反科舉”說的包容和延伸。陳美林在贊賞魯迅的“機鋒所向，尤在士林”說的同時，認為《儒林外史》是我國小說史上第一部反映知識分子命運的長篇諷刺小說⁽²⁶⁾。顧鳴塘則進而認為，“《儒林外史》是一部完全擺脫了傳奇性質(zhì)，表現(xiàn)平常生活的小說，是一部展示中國18世紀前后江南士紳生活及深層士文化的小說”⁽²⁷⁾。部分學者還探討了這部小說的文化意蘊，認為它是“一部文化反思的著作”。以上這些對《儒林外史》思想主題的不同論述，正是反映了一部偉大的作品在思想主旨上的深度和廣度，而不同時代的學者對于小說的感受自然不同，由此產(chǎn)生相異的看法也就十分正常了。但這并不影響我們?nèi)ヌ骄孔髌繁旧硭陀^蘊含的主題思想。

《儒林外史》以敘寫明代故事為依托，反映的乃是十八世紀前后知識分子的整個生活世界，包括他們的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個層面，并相應揭露了與之相關(guān)的八股科舉制度、封建道德禮教的弊端以及其他諸多社會問題，同時也展現(xiàn)了豐富而廣闊的時代圖景。蘊含著作者對知識分子命運、出路及相關(guān)社會問題的思考。

小說塑造了許多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形象，有歷經(jīng)困頓終以科舉而榮身的周進、范進，有口稱綱常，而仁德已亡的王德、王仁，有科名蹭蹬、滿腹牢騷的婁琫、婁瓚，還有青睞科舉、看重仕途經(jīng)濟的魯翰林。既有古道熱腸、苦口婆心勸人專攻舉業(yè)的馬二先生，也有為求名利，行徑變惡的匡超人；既有故作風雅、博取虛名、作客謀食的斗方名士，更有重視德行的真儒名賢如虞博士、杜少卿、莊尚志、遲衡山等人。這些知識分子構(gòu)成了小說中人物的最核心部分，而與這些知識分子生活相聯(lián)系的商人、戲子、僧道、隸役、手工業(yè)者等等其他階層的人物也相應被刻畫出來，正如天目山樵所云，這些人“皆是烘云托月，旁敲側(cè)擊”者。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時弊”，藝術(shù)地描繪了他所生活的周圍世界及其問題，也是作者本人“真實生活的寫照，是被生活中的問題激發(fā)出來的”⁽²⁸⁾。

小說中周進與范進雖然通過科舉最終發(fā)跡，但他們大半生都在窮困潦倒中為科舉而掙扎，科舉榮身的光輝將他們牢牢捆縛，無法掙脫，心靈中的創(chuàng)傷與壓抑，在他們“撞號板”、“發(fā)瘋”的那一刻噴發(fā)出來，但這只是一種反差導致的心理反應，不是噴發(fā)之后的掙脫，而是再一次的歸附，科舉的橄欖枝伸向了他們，這讓他們?yōu)橹老踩艨?，撫慰心傷。他們是幸運的，可以經(jīng)過痛苦的修煉，最終修得科舉正果，但縱觀一生，他們的視野、知識、心性是被束縛和壓抑著的，像這樣的士子又何止周進、范進二人。作者吳敬梓以描繪“二進”之事跡，向我們展示了八股科舉的弊端對知識分子心靈、肉體上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吳敬梓對他們抱有極大的同情，他所生活的世界、所結(jié)識的朋友，讓他對周進們的命運深有感觸。作者對科舉制度弊端的一面對士子心靈、出路、命運造成的傷害予以了深刻的揭示，對科舉制度下文人士子對待功名富貴的心態(tài)也進行了犀利的剖析。專營八股文考試的明清科舉制甚至為朝廷培養(yǎng)出過“不識蘇軾為何人”的官員，這于個人、于國家、于社會何嘗不是一種畸形、荒唐的境地。我們未敢說吳敬梓是否具有一種對八股科舉制度加以改良的心態(tài)，但他至少有一種喚醒部分文人士子認識其中弊端的渴望，如“書中第一人”的虞博士，對于科舉功名的態(tài)度是作者予以充分肯定的，他在世俗中保持品格、操守、學識的獨立與完善，是不是作者想要為其他士子們樹立榜樣呢？“市井四奇人”的出現(xiàn)，又是不是作者探索部分文人士子出路的一種思考呢？這些問題，尚有待我們思考。作品中所反映和揭露的由封建道德禮教等而滋生出的社會弊端也是如此。當我們看到杜少卿攜妻出游、沈瓊枝毅然逃婚、王玉輝贊女殉夫等故事時，就感到作者抗爭封建禮教的勇氣與維護其中正統(tǒng)觀念的思想，也會通過他的敘述反映出來?！度辶滞馐贰方^非一部講究說教和批評的小說，這在小說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可以看得出。作者沒有將王惠、魯翰林、萬中書等人物一概否定，也未將虞博士、杜少卿、莊紹光、遲衡山等人物一概肯定，即不是將人物扁平化，而是將一個人應有的基本面貌展現(xiàn)出來，這就是“外史”之“史”所應具備的一點，也反映了作者對于諸如科舉制度、封建道德禮教等相關(guān)社會問題，是以理性思維做過考慮的。針砭時弊，諷刺社會問題，考慮士子之出路乃是主要目的，而非全盤否定這個社會。向鼎身為官員，卻重情誼、敬斯文，鮑文卿雖為戲子，卻也能愛惜才人、敬重他人，這何嘗不令吳敬梓肅然起敬，而唯重八股舉業(yè)的魯小姐，又能有大義通達的一面，制義選家馬純上，真誠、善良、熱心，就是一介猾吏潘自業(yè)也是豪爽、直率、勇于承擔。這才是一個個真實的人物形象，這才是作者全面的思考這些人物和這個社會，蘊含自己的情操與理想的結(jié)果。

當然，《儒林外史》所涉及的并非僅僅是科舉和禮教這兩個與社會緊密相連的話題，由于知識分子問題本身具有豐富的現(xiàn)實內(nèi)容和巨大的歷史深度，在以知識分子生活為刻畫中心時，就自然涉及到其他廣泛的社會問題，諸如當時的吏治、教育、民生等等，它展現(xiàn)的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畫卷，諸如士子們的婚姻家庭、收入支出、讀書科舉、飲食起居、文化娛樂、學術(shù)創(chuàng)作、交游通好等，而其他階層人士的日常生活和觀念思想也都相應展示了出來⁽²⁹⁾。例如，小說在描寫湖州魯氏父女的過程中，就真實展現(xiàn)了江南舊家士子階層的思想觀念、交游通好，以及當時的婚喪風俗、讀書教育，甚至出行、物價、飲食等等一系列問題；而在敘及蕪湖牛浦郎一節(jié)時，更是展示了當時社會下層的民眾，如商販、僧侶、手工業(yè)者的思想狀況、飲食起居、風俗習慣等等。這些不僅是小說具有高度現(xiàn)實意義的形象證明，也使我們思考、研究這些現(xiàn)象時，考慮到了這部小說具有的還原“文學生態(tài)”的文學史意義。

《儒林外史》在藝術(shù)上取得了極高的成就，最明顯的就是它高超的諷刺藝術(shù)。以諷刺的手法描繪人物，意在醒人；以藝術(shù)的真實展示這個時代，意在警世；更以“秉持公心”的態(tài)度針砭時弊，為知識分子的命運、態(tài)度、出路作出思考，正如魯迅所說的“并非要捺這一群到水底里”⁽³⁰⁾。而八股科舉之弊端、封建禮教之荒唐、文字罪人之殘酷、士子心態(tài)之扭曲、社會風氣之澆薄等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也理所當然成為《儒林外史》揭示的對象。

小說在刻畫人物、敘述情節(jié)、烘托場景時皆見作者極妙的諷刺手法。這種諷刺手法的運用，源于作者“公心諷世”的愿望，也與吳敬梓個人遭遇、家庭教養(yǎng)以及文學的諷刺傳統(tǒng)息息相關(guān)?！度辶滞馐贰穼嶂怨γ氖孔?、虛偽狡詐的官吏、為富不仁的鹽商、赴炎趨勢的市民，以及封建社會體制下，科舉的弊端、理學的虛偽、世風的淪喪等等都予以了辛辣而無情的嘲諷和揭露，甚至如虞育德等被作者所肯定的人物，也被予以了些許嘲諷。這或許正是作者“指摘時弊”之所在，其目的就在于補弊救偏，消除時弊。

以突如其來的特寫，諷刺揭露人物丑態(tài)，是《儒林外史》諷刺手法最顯著的特征之一，正如何滿子所云：“他善于將光度集中地照射著主人公活動中的喜劇性的頂點，抓住這一剎那，一下子揭露出人物的丑相。正在他們得意忘形的時候迎頭一棍?！?sup>(31)在小說第四回，當嚴貢生在范進、張靜齋面前，正厚顏無恥地大談自己的善行美德時，家里小廝卻跑來報告，早上強行圈攔的那口大豬，現(xiàn)在主人來討要了！這真叫讀者為之啞然失笑，嚴貢生虛偽、狡詐、貪財?shù)淖炷?，也全然揭露。再如，西湖名士支劍峰湖上聚會歸來，醉了，前跌后撞，借著酒興口出狂言：“誰不知道我們西湖詩會的名士！”正手舞足蹈，十分得意之時，劈頭撞上了鹽捕分府，被一條鏈子鎖了起來。再如，匡超人在進京的船上，正自吹自擂“五省讀書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時，卻被牛布衣抓住了破綻，其時匡超人“紅著臉”還要狡辯的窘態(tài)實在令人解頤。這些諷刺手法，作者運用得都極為精妙。《儒林外史》還善于通過對人物外貌、行為、語言的刻畫，以及通過人物之間的相互嘲諷攻訐，以達到諷刺效果。此外，小說還通過別出心裁的內(nèi)容和補敘、回目等結(jié)構(gòu)安排、環(huán)境渲染以及精練深刻的語言等為其諷刺藝術(shù)服務(wù)。一部《儒林外史》真正代表了中國古典小說諷刺藝術(shù)的高峰，無怪乎魯迅先生說：“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sup>(32)

《儒林外史》“雖云長篇，頗同短制”（魯迅語），具有獨特的結(jié)構(gòu)藝術(shù)。全書沒有一個貫穿始終的主角、事件，而是以各個分散的人物個體及其事件連綴起來形成長篇，但這并非如胡適所云“沒有結(jié)構(gòu)”。《儒林外史》有典型的人物，有思想主干和內(nèi)在結(jié)構(gòu)，是一種服從于社會生活，接近于生活真實的結(jié)構(gòu)藝術(shù)，即便是各個分散的人物，也是各自“分擔著作者課予他們的任務(wù)，在自己身上表露了時代生活的某一個鏡頭、某一個色相、某一個調(diào)子”⁽³³⁾，當他們結(jié)合在一起時，吳敬梓便展示了這個時代和社會，也蘊涵著自己的思想情感。何滿子先生對此還有一個形象的解釋：“吳敬梓無意于構(gòu)造一個龐大的，有始有終的故事，他只是帶領(lǐng)著讀者，沿著他所經(jīng)歷的道路走去，邊走邊指示你去看那些展開在你視野里的各種人生景象，一直走，不回頭。有時，以前遇見過的人物會重新出現(xiàn)在你眼前，但那也好像只是那些人因為自己的原因，又從另一條岔路抄到作者帶你走的那條路的前端去了似的?！?sup>(34)《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以接力棒式的關(guān)系，以一個人物引出另一個人物，他們之間不僅是有聯(lián)系的，而且，有的人物重復出現(xiàn)，過渡、勾連，情節(jié)上看似相對松散，但前后過渡，相互聯(lián)系、鋪墊，這些都依附于作者貫穿在全文中的思想主線，如果從某一處斷開，內(nèi)在的思想主線就斷掉了。因而，整部書在表面上容易讓人覺得跨度大，有些松散，但實際上這卻是一種獨特而又適合作者所寫“外史”之“史”所需要的完滿的結(jié)構(gòu)。

《儒林外史》在藝術(shù)上取得的還有一個突出成就就是它的語言藝術(shù)，它是一部純粹的白話文小說，其語言簡單而精練，平實而深刻。只消三言兩語，就能勾畫出人物的外貌、心理、性格，它也能用簡潔明快的語言，勾勒出獨特的風景和復雜的場面。這種簡練的語言卻常常包含著無窮的韻味和深刻的意蘊。如人們熟知的范進居喪拒用銀箸牙筷、卻專夾燕窩蝦圓，嚴監(jiān)生臨死伸著手指、總不肯斷氣等場景，都是以簡練的語言描寫出來的。作者或描像，或?qū)υ?，或簡敘，將人物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而且意味無窮。再如描繪王冕放牛時湖邊清新可愛的自然風光，筆墨簡練但卻“神秀”。這樣的語言在小說刻畫人物、描繪場景、敘述情節(jié)時都體現(xiàn)得十分突出，在精妙傳神之外，還常常結(jié)合作者擅長的諷刺手法，使得語言“婉而多諷”，蘊含著深刻的言外之意和無窮的諷刺力量。足見作者吳敬梓深厚的文學、語言功底，這種語言藝術(shù)對后世的文學也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如晚清的譴責小說就有意摹仿《儒林外史》的語言，只是沒有一部能夠達到這一水平。此外，小說在語言上的另一特色，是大量方言及生活化語言的運用，《儒林外史》中使用了不少全椒、合肥、南京、揚州等地的方言，尤其是全椒地區(qū)的方言最多，這一北方官話區(qū)的下江官話，為《儒林外史》的語言增色不少，如“考?！薄ⅰ巴．敗?、“吵窩子”、“打瓦”等等，還有諸如“撮弄”、“劈手”、“一交”、“上人”、“則聲”等等江淮地區(qū)方言也頻頻出現(xiàn)，這些方言的使用，使得小說更加貼近現(xiàn)實生活，更加真實生動。它不僅與作者受所生長、生活的語言環(huán)境影響有關(guān)，更是作者真實地展示身邊人事、描摹世相，藝術(shù)地再現(xiàn)現(xiàn)實社會的證明。

參考書目：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

何滿子：《論儒林外史》，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

孟醒仁、孟凡經(jīng)：《吳敬梓評傳》，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陳美林：《吳敬梓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

陳美林：《吳敬梓研究》，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

陳美林、李忠明、吳波：《〈儒林外史〉研究史》，海峽文藝出版社2006年出版。

李漢秋：《吳敬梓詩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

王清源、牟仁隆、韓錫鐸：《小說書坊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出版。

孫遜：《明清小說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黃霖：《中國小說研究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顧鳴塘：《〈儒林外史〉與江南士紳生活》，商務(wù)印書館2005年出版。

朱一玄、劉毓忱：《儒林外史資料匯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出版。

宋原放：《中古出版史料·古代部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

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

宋莉華：《明清時期的小說傳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王平：《明清小說傳播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

遇笑容：《〈儒林外史〉詞匯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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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康熙《全椒縣志》卷十七“藝文六”《西墅草堂初夏詩》。合肥古舊書店借安徽省圖書館藏傳鈔復制本，1960年4月印。

(2) 吳敬梓《移家賦并序》。見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第3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

(3) 民國《全椒縣志》卷十一“人物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頁。

(4) 民國《全椒縣志》卷十一“人物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頁。

(5) 王友曾《丁亥老屋集》卷十二《書吳征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后》。見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第17頁。

(6) 陳廷敬《吳國對墓志銘》。轉(zhuǎn)引自陳美林《吳敬梓評傳》第36頁，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

(7) 金榘《泰然齋集》卷二。見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第3頁。

(8) 金兩銘《和吳檠作》。見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第6頁。

(9) 見吳敬梓《文木山房集》卷四，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2月出版。

(10) 程晉芳《勉行堂詩集》卷五《白門春雨集·寄懷嚴東有》。見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第10頁。

(11) 顧鳴塘《吳敬梓的經(jīng)學觀》，載《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

(12) 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六《文木先生傳》。見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第13頁。

(13) 蘇州群玉齋本《儒林外史》“金和跋”。見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第130頁。

(14) 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二《春帆集·懷人詩》。見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第9頁。

(15) 《新小說》第一、二卷（1903—1904）。據(jù)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轉(zhuǎn)錄，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37頁。

(16) 《小說林》第一卷（1907）。據(jù)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轉(zhuǎn)錄，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52頁。

(17) 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卷十一，中華書局1936年版，第44頁。

(18) 韓邦慶《海上花列傳·例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頁。

(19) 胡適《吳敬梓傳》。見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第65頁。

(20) 胡適《再寄陳獨秀答錢玄同》。見朱一玄、劉毓忱所編《儒林外史資料匯編》第468頁，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2月出版。

(21)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15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22) 如：《吳敬梓傳》（陳汝衡著）、《吳敬梓年譜》（孟醒仁著）、《吳敬梓研究》、《吳敬梓評傳》（陳美林著）、《儒林外史研究資料》、《儒林外史會評會校本》（李漢秋著）、《〈儒林外史〉與中國士文化》（胡益民、周月亮著）、《〈儒林外史〉試論》（張國風著）、《儒林外史資料匯編》（朱一玄、劉毓忱著）、《〈儒林外史〉與江南士紳生活》（顧鳴塘著）、《吳敬梓〈詩說〉研究》（周興陸著）、《〈儒林外史〉研究史》（陳美林、李忠明、吳波著）等。

(23) 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二《春帆集·懷人詩》。見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資料》第9頁。

(24) 《儒林外史》決非完成于“乾隆元年春二月”之前。一說，“閑齋老人”即吳敬梓本人，此序乃吳敬梓對《儒林外史》的總體構(gòu)思。備考。

(2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15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26) 陳美林《〈儒林外史〉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反映知識分子生活的長篇小說》。載《古典文學論叢》第五輯，齊魯書社1986年6月出版。

(27) 顧鳴塘《〈儒林外史〉與江南士紳生活》第1頁，商務(wù)印書館2005年6月出版。

(28) 何滿子《論儒林外史》第2頁，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

(29) 見顧鳴塘《〈儒林外史〉與江南士紳生活》第1頁“導言”，商務(wù)印書館2005年6月出版。

(30) 魯迅《什么是“諷刺”？》，載《魯迅全集》第六卷第329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

(31) 何滿子《論儒林外史》第64頁，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

(3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55頁。

(33) 何滿子《論儒林外史》第72頁。

(34) 何滿子《論儒林外史》第6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