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公元1368年，寂寞了差不多四百年的應天府又風光起來。自從南唐后主李煜在這里倉皇辭廟以后，這座城市便一直不曾被帝王看重過，他們來到這里大多只是暫時駐蹕，歇歇腳，對著六朝遺物發(fā)幾句感慨，然后又匆匆忙忙地啟駕離去。在他們看來，這兒的宮城里充滿了兵氣和血光，歷來在這里停留的王朝沒有一個不是短命的。南宋初年，那么多的大臣要皇上在這里建行都，“撫三軍而圖恢復”，但鬼精靈的趙構最終還是跑到臨安去了。如今，一個束著紅頭巾的草頭王卻看中了這里，他要在這里長住下去，定都稱帝。這個其貌不揚，臉盤像磨刀石似的黑大漢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他是從淮北皇覺寺的禪堂里走來的，帶著滿身征塵。當然，和差不多所有馬上得天下的開國帝王一樣，也帶著一股王霸之氣，這一點，只要隨便看看他寫的那些打油詩就可以知道了：

百花發(fā)時我不發(fā)，

我若發(fā)時都嚇殺。

粗豪到了蠻不講理的程度，也不能說沒有一點氣韻。再看：

殺盡江南百萬兵，

腰間寶劍血猶腥。

幾乎是瞪著眼睛吼出來的，活脫脫一個山大王的形象?，F在，你看他站在鐘山之巔，朝著山前的那片曠野作了個決定性的手勢，作為帝祚根基的皇城就這樣圈定了。

毋庸置疑，在當今皇上的這個手勢背后，支撐著一種洋洋灑灑的自信。自漢唐以來，歷朝都城皆奉行“皇城居中”的格局，這既符合帝王居天地之中的封建倫理信條，又有利于現實的防衛(wèi)。而現在，他手指的那個地方緊挨朝陽門內，偏于舊城一隅，一旦敵方兵臨京師，坐在乾清宮的大殿里也能聽到城外的馬蹄聲。這些年來，朱元璋打的仗不算少，有好幾次幾乎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因此，對皇城的防衛(wèi)問題，他不能沒有深遠的戰(zhàn)略考慮。不錯，皇城偏于一隅，于防衛(wèi)是一大禁忌，但古往今來，有幾個王朝是靠皇城的堅固而長治久安的呢？大凡讓人家打到了京師腳下，這個王朝的氣數也就差不多了，即使據皇城而固守，又能茍延多少時日？在金陵作為京師的歷史上，這座城市從來就像紙糊一般的脆弱，艷情漫漫，血海滔滔，一旦強敵迫境，大都一鼓而下。只有南梁侯景之亂時，梁武帝固守臺城，撐了一百多天，但最后還是沒有守住，梁武帝倒始終沒有退出宮城—他餓死在里面。到陳亡以后，隋文帝楊堅害怕南人再起，一把火燒了六朝宮闕。其實他也太多心了，一座宮城能頂鳥用？

在中國的歷代宮城中，明故宮的擺布具有相當的特殊性，防衛(wèi)高于一切的主導思想被淡化，“皇城居中”的傳統(tǒng)格局遭到摒棄—雖然朱元璋的子孫后來遷都時，又把宮城嚴嚴實實地藏到了京師的中心。但至少在洪武初年，當朱元璋站在鐘山上規(guī)劃宮城時，他顯然對刀兵之爭看得不那么重要。他有這樣的氣魄。

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們先來聽聽宮城上的“畫角吹難”。

據明人朱卬《三余贅筆》、董谷《碧里雜存》等史料記載，明宮城建成后，每天五鼓時分，朱元璋便派人在譙樓上一邊吹著畫角，一邊敞喉高歌。畫角是一種古老的樂器，其聲激昂曠遠。歌詞凡九句，起首三句為“創(chuàng)業(yè)難，守成又難，難也難”，史家稱為“畫角吹難”。可以想見，站在譙樓上的當是一位老者，聲調嘶啞而蒼涼，帶著一種穿透力極強的滄桑感。那旋律也許不很復雜，但反復強調的“難難難”卻不屈不撓地浸漫得很遠。寒星冷月，萬籟俱寂，“畫角吹難”顫悠悠的尾音在熹微的曙色中抑抑揚揚，有如歷史老人深沉的浩嘆。

這聲音傳入簾櫳深重的后宮，君王驚醒了，他把溫柔和纏綿留給昨夜，抖擻精神又坐到龍案旁。當他用握慣了馬韁和刀劍的手批閱奏章時，這位開國雄主又似乎不那么自信了，你聽那九句歌詞，前三句就有四個“難”字，這皇帝也不好當呢，特別是開國皇帝更不好當，馬上得天下而又不能馬上治之，他不敢有絲毫懈怠。全國大大小小的政務，他必要親自處理，不僅大權不能旁落，連小權也要獨攬，那宵旰操勞的身影，該是何等疲憊？請看他自己記敘的一件瑣事：

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朕命中書郎王敏立而誦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未睹五事實跡。于是撲之。次日深夜中，朕臥榻上，令人誦其言，直至一萬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實跡，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聽至斯，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當日早朝，敕中書都府御史臺著跡以行。吁，難哉！

也真是難為皇上了，一篇萬言書，讀了六千三百七十字以后，還沒有聽到具體意見，說的全是空話，于是龍顏大怒，把上書人打了一頓。但萬言書還得看下去，累了，躺在床上聽人讀。到了一萬六千五百字以后，才涉及本題，建議五件事，其中有四件是可取的，即刻命令主管部門施行。本來用五百字就可以說清楚的事，卻啰啰嗦嗦地說了一萬七千字，惹得朱元璋一怒之下打了人，后來又承認打錯了，并表揚被打的人是忠臣。在當時的條件下，一切政務處理、臣僚建議，都得用書面文件的形式上奏下諭，當皇帝的一天要看多少文件？“吁，難哉！”這嘆息中透出一種與攻城掠地的雄健完全不同的疲憊；一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謹慎；一種憂危積心日勤不怠的自覺。這嘆息出自一位有作為的帝王之口，便相當流暢地演繹為每天清晨譙樓上的“畫角吹難”。歌吹嗚咽婉轉，沸沸揚揚，越過王公貴族的朱紅府第和苔蘚濕漉的尋常巷陌，于是舟船解纜了，車輪驅動了，炊煙升騰了，市聲人語在霧露凝滯中嫩嫩地擴散開來……

但“畫角吹難”畢竟只是一種相當形式主義的宣傳，譙樓上浪漫色彩的歌吹也不可能傳遍王朝的每寸疆土。實際上，朱元璋更注重鐵的手腕，他狠狠地把玉帶撳到肚皮底下—據說這是他殺人的信號—于是午朝門外人頭滾滾，彌漫著一片血腥氣。

歷史上有哪一個王朝不殺人呢？特別是一個新王朝開始運轉的時候，總是需要足夠的人血作為潤滑劑的。戰(zhàn)場廝殺、自相殘殺、謀殺、冤殺、自殺、誤殺、鬼鬼祟祟背后捅刀子殺、明火執(zhí)杖堂而皇之地殺、為了借幾顆人頭作交易而閉著眼睛殺……殺殺殺，直殺得血雨飄零，浸潤了厚厚一本史書。但翻開這本史書，明故宮恐怕算得上是殺人最多的宮城，這一點，連朱元璋的大兒子皇太子朱標也看不下去了，多次勸父親刀下留人。朱元璋聽煩了，把一根棘杖扔在地上，叫兒子拿起來，見兒子面有難色，朱元璋當下有分教：“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這些刺給你砍掉，再交給你，豈不是好？”

朱元璋扔在地上的那勞什子，無疑象征著朱家王朝的權杖，而他眼中的“刺”則不外乎三種人：勛臣貴族、貪官污吏和知識分子。他認為正是這三種人對朱家王朝構成了現實和潛在的威脅，因此要大殺特殺。僅在所謂的明初“三大案”中，倒在血泊中的死鬼便有十數萬，流放者更加不計其數。平心而論，這中間確有該殺的，但殺得這樣濫，這樣殘酷，這樣不分青紅皂白，這樣株連滅族瓜蔓抄，卻不能不歸結于一種心理變態(tài)。這一殺，開國元勛和軍界勇武幾乎無一幸免，稍微有點名氣的文人也差不多殺光了。青年才子解縉算是比較幸運的一個，當時朝野噤聲，每個人的頭上都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不知什么時候就會要了自己的腦袋，他居然敢于上萬言書，對殺人太濫提出批評，所謂“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為生殺”，這話說得夠重的了。但朱元璋看了，反而連夸：“才子，才子！”在文字獄的羅網和大屠殺的恐怖氣氛中，解縉何以能這樣如魚游春水呢？當然，他有才氣，在文壇上有影響，這是本錢。但比他才氣大影響大的人(如“吳中四杰”的高啟、楊基、張羽、徐賁)，不是照樣做了刀下之鬼嗎？這實在是很值得玩味的。據說，一次朱元璋在金水河邊釣魚，半天也沒釣到一條，令解縉賦詩解悶。解縉應聲吟成七絕一首，其中后兩句為：“凡魚不敢朝天子，萬歲君王只釣龍。”這種馬屁詩實在蹩腳透頂，特別是出自于才華橫溢的解縉之口，實在令人赧然，但朱元璋聽了很高興，這就夠了。中國的文人—特別是明清以來的文人—就是這般可悲，你得先學會保護自己。一般來說，解縉是個相當狂放亦相當富于正義感的人，絕非吹牛拍馬、趨炎附勢者流，他那種只圖博取君王一笑的幫閑馬屁之作，大抵不會收進自己的文集，也不會示之于圈子內的文友，這點廉恥感和藝術良心他還是有的?！睹魇贰分姓f他“才氣放逸，工詩文”，其根據也肯定不會是這種馬屁詩。但問題是，沒有這種馬屁詩，他能上萬言書批評時弊嗎？他能搞自己那些成名成家的“純文學”嗎？他能活到若干年后主持編纂中國文化史上破天荒的煌煌巨制《永樂大典》嗎？這是中國文壇上的一種悖論：文學的前提是偽文學，而正義感的伸張則要以拍馬屁作為代價。中國的文人就在這種悖論的夾縫中構建自己的文化人格。這樣的時代，文人可以坐在書齋里勘誤鉤沉做學問，也可以根據民間傳說和話本編雜劇、寫小說(例如羅貫中和施耐庵那樣)，卻絕對出不了真正的詩人。真正的詩人，絕對需要心靈的解放和個性的恣肆張揚，因為詩說到底是一種生命的符號，詩情的勃動，有如早春初綻的花瓣，每一點微小的翕動都極其敏感而嬌憨，“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蹦强隙ú幌堋Ｒ虼?，詩往往最直接地體現了一個時代的氣象。李白仗劍浩歌，繡口一吐就是半個盛唐；而即使像蘇東坡那樣的浪漫派大師，從他雄奇豪邁的行吟中也不難發(fā)現宋王朝衰微的陰霾。可以斷言，一個讓文化人謹小慎微，整天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仰視政治家眼色的時代，是斷然出不了大詩人的，它只能出小說家、戲劇家和學者。而詩人解縉恰恰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

另一個叫袁凱的詩人采取的方法和解縉不大相同。這個少年得志、以一首《白燕》詩走上詩壇、從而被人們稱為“袁白燕”的怪才，為了逃避朱元璋的迫害，只得假裝瘋癲，自己用鐵鏈鎖了脖子，整天蓬頭垢面，滿嘴瘋話。但朱元璋還是不相信，派使者去召他做官，卻見袁凱趴在籬笆下大嚼狗屎。使者據以回報，才不曾追究。其實這一回朱元璋受騙了，原來袁凱料定皇帝要派人來偵察，預先用炒面拌糖稀，捏成段段撒在籬笆下，好歹救了一命。但作為詩人的袁凱卻永遠地消失了，消失在封建專制的羅網下。一個脖子上套著鎖鏈，滿口瘋話的詩人，縱有曠世才華，也絕對寫不出詩來了。與之相比，當年的陶淵明倒是幸運得多，他不愿為五斗米折腰，家門前的竹籬下還有一方屬于自己的天地。你看，“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鄙婵臻g有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蔽幕臻g也有了，他的田園詩也因之寫得相當精致，還有什么不愜意的呢？而到了袁凱這個時候，竹籬下早已失卻了清新閑適的意趣，零落蕪穢，一派陰森肅殺之氣。那根血跡斑斑的鐵鎖鏈，不光是套在袁某人的脖子上，而是套在一個時代，套在整整一代中國文人的脖子上。

一個詩人，就這樣瘋瘋癲癲地走在大明的京城里，腳下是六朝碑板(朱元璋曾下令用六朝碑板鋪街，以致“城內自夫子廟以外絕無宋元之碑刻”)，這是一種多么驚心動魄的奢侈！真草隸篆，琳瑯滿地，走在上面，每一步都踩著一截歷史、一闋綺麗風華。遠處的宮城在煙雨凄迷中只剩下一抹淡淡的影子，景陽鐘響起來了，是不是又要殺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