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探討的當代意識背景

周介人

［前記］：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上海文學》編輯部、杭州市文聯(lián)《西湖》編輯部、浙江文藝出版社在杭州陸軍療養(yǎng)院聯(lián)合舉辦青年作家與評論家對話會議。會議的議題是“新時期文學：回顧與預測”。會議中，大家集中就小說觀念與文學批評觀念進行了研討。這次于一九八四年歲末舉行的會議，對即將到來的一九八五年的小說創(chuàng)作與文學評論發(fā)生了潛在的影響。在八五年的文壇上比較活躍的幾位青年作家、評論家都在會上發(fā)了言，憑我個人的記錄與回憶，他們發(fā)言的要點是：

韓少功：小說是在限制中的表現(xiàn)，真正創(chuàng)造性的小說，都在打破舊的限制，建立新的限制。

阿城：限制本身在運動，作家與評論家應該共同來總結新的限制，確立新的小說規(guī)范。這種新的小說規(guī)范，既體現(xiàn)了當代觀念，又是從民族的總體文化背景中孕育出來的。

陳思和：現(xiàn)代意識與民族文化應該融會。

李杭育：當代小說中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的、對人物進行文化綜合分析的方法。小說的變化，首先是作家把握世界對思路的變化。

魯樞元：對于作家來說，研究人物的心理環(huán)境比研究物理環(huán)境更為緊要，當代文學正在“向內走”。

黃子平：文學的突破與發(fā)展，是同對人的理解的深度同步的。

季紅真：人永遠處于歷史、道德、審美的矛盾與困惑之中，文學就是人類對自身的認識與把握。

吳亮：為了找到解決問題的鑰匙，人應該調動自己全部的本質力量、在理性之光的光圈之外，是一個神秘而具有誘惑力的世界。

鄭萬?。?/span>每一個作家、批評家都應犁自己的地，不要犁別人耕過的地，在創(chuàng)作上，犁“公共”土地是不合適的。我們要創(chuàng)造自己獨立的藝術世界。

陳建功：變革的時代，一切都在變化，作家尤其需在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表現(xiàn)方式上進行變革，所以我主張“換一個說法，換一個想法，換一個寫法”。

李陀：應該張開雙臂迎接小說多元狀態(tài)的到來，文學思潮的共存競爭與迅速更替，是社會主義文學富有生命力的表現(xiàn)。

在對話會議結束時，《上海文學》編輯部負責人茹志鵑、李子云同志委托我作最后發(fā)言，現(xiàn)將當時的發(fā)言稍加文字整理，發(fā)表如下：

我們的對話會議，自始至終被一個問題所困擾，這就是阿城在會議開始時所提出的：究竟什么叫小說？究竟什么叫文學批評？

在座的都是小說家、批評家，發(fā)表了許多作品之后，忽然產(chǎn)生困惑：小說（及批評）是什么？我搞的是小說嗎？我應該怎樣寫小說？這情景是不是有些荒誕呢？

其實，同一個問題，人們常常在不同的境界上來加以談論。我們今天談論小說觀念與批評觀念的境界是：如何使我們的工作更有力地介入當代人的文化心理的結構面。

我們正面對著一個越來越變得多樣化的世界。經(jīng)濟上的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政治上的民主化與“一國兩制”；文學上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開放體系……多樣化不僅已經(jīng)成為客觀趨勢，而且成為當代人的一種文化心理需求。

事實已經(jīng)證明了這一點。當我們有些同志對于從西方現(xiàn)代派小說中借鑒技巧來表現(xiàn)當代生活感到忐忑不安時，正是當代的讀者在文化心理上給予呼應；而當《棋王》一反潮流，以中國最傳統(tǒng)的說書藝術來表現(xiàn)當代青年對于我國傳統(tǒng)文化精粹的癡迷時，又是當代的讀者給予文化心理上的認同。

當代人并不偏食，他們比任何時代的讀者更希望享受精神生活的多樣化。

文學的多樣化是一個進程，它有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表象性多樣化，另一個層次是本體性多樣化。我認為，本體性的多樣化亦可以稱作“多元化”。以文學批評而言，正如在座的許多青年評論家指出的，我們既應該有旨在“澆花”“鋤草”，為文學創(chuàng)作服務的文學批評，同時也應該有雖然不脫離創(chuàng)作，但并不是為具體創(chuàng)作服務的文學批評；這后一種文學批評，是在藝術思維與科學思維的邊緣地帶生長起來的，有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循環(huán)、自己的生命的自滿自足的智慧之花。我們今天談論小說觀念與批評觀念，實際上就是突破了表象性多樣化的層次，而進入本體性多樣化的境界了。

當多樣化向深度與廣度前進的時候，就涉及對傳統(tǒng)規(guī)范的態(tài)度問題。多樣化的創(chuàng)作實踐、批評實踐，使小說和評論再不能用原有的小說法則和批評規(guī)則來整除，“余數(shù)”越來越“大”，于是，人們對原有的“商”——傳統(tǒng)觀念產(chǎn)生了科學的懷疑：究竟什么叫小說？什么叫批評？

其實，出現(xiàn)在某些同志文章中的“傳統(tǒng)”，已經(jīng)把我國真正的文學傳統(tǒng)簡化了。中國文學中的小說傳統(tǒng)與批評傳統(tǒng)本身是豐富而富于變化的，以小說而言，中國古典小說傳統(tǒng)、五四白話小說傳統(tǒng)、《講話》以后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小說傳統(tǒng)就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何況在古典小說傳統(tǒng)中又可進一步分出傳奇、志怪、筆記等等面目各異的源遠流長的傳統(tǒng)。所以，確切地說，我們的小說傳統(tǒng)與批評傳統(tǒng)本身并不是劃一化、凝固化的，倒是我們有些文章把這個傳統(tǒng)模式化了、“一元化”了。于是當今文壇上同時出現(xiàn)兩種創(chuàng)作心理趨向：深感到“傳統(tǒng)模式”束縛創(chuàng)造力的同志，力主“反傳統(tǒng)”；而領悟到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豐富而活潑的同志，則又倡導“找傳統(tǒng)”。其實，這兩種趨向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力圖改變出現(xiàn)在某些書本上、文章中的小說觀念與批評觀念，使小說與批評進一步獲得解放，以適應當代人的文化心理需求。

在科學地對待傳統(tǒng)的問題上，正如季紅真同志在這次發(fā)言中指出的，我們應該向魯迅先生學習。魯迅既是中國僵死的封建傳統(tǒng)最激烈、最勇敢的反教者，同時，又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的“合金”。我們要建構關于小說與批評的富有當代性的觀念，也必然是這樣：一方面對傳統(tǒng)中的僵化的模式發(fā)出挑戰(zhàn)；另一方面繼承傳統(tǒng)中那些富有活力的因素。思想上的挑戰(zhàn)與思想上的繼承有時是一回事。因為，思想的繼承是一種轉移與流動，當思想從一個頭腦傳向另一個頭腦時，它并不是像硬幣那樣，原封不動地把價值從前人手中轉到后人手中，從這一部分人手中，轉到另一部分人手中；思想在頭腦之間流動、轉移時必然要不斷地被重新發(fā)現(xiàn)、重新解釋、重新添加。于是，它的結構與價值一定發(fā)生變動；于是，對它的挑戰(zhàn)與繼承同時在運動中進行。當我們從與傳統(tǒng)的關系的角度來考察今天的討論，大家就會明白，我們并不是在中學生或一年級大學生的水平上談論什么叫小說，什么叫批評。不，我們是在對文學的歷史重新發(fā)現(xiàn)，重新整理。任何有價值的思想，只有通過變化和重新整理、重新認識，才能以文化傳統(tǒng)的形式流傳下來。我們意識到了這一點，我們的討論會所做的，也就是從一個小小的角度，介入這樣一件浩大的文化工程。我們不必老是對前輩們說，你們代表歷史，你們代表傳統(tǒng)。我們應該說：我也是歷史，我也是傳統(tǒng)，因為我們希望自己盡職地發(fā)展歷史，閃光地延續(xù)傳統(tǒng)。

除了從當代人的多樣化需求與傳統(tǒng)意識的視角來觀察我們今天的討論，我們還可以從當代人對自身的把握來認識我們的論題。我很同意黃子平發(fā)言中的一個觀點：文學的突破與發(fā)展，是同對人的本質的理解深度同步的。

當代人從過去不久的“十年內亂”中走過來，帶著一個裝滿了新鮮的經(jīng)驗教訓，因而使理性思維非常健全的頭腦。理性思維的健全首先表現(xiàn)在：理性能夠不斷地向理性自己提出疑問。人的理性的光圈有限度嗎？提出這個問題，并不是反理性，恰恰是在理性地思考人的理性力量。究竟什么叫小說？提出這個問題也并不是不懂小說，或者“反小說”，恰恰是為了理性地思考小說。人們需要藝術，需要小說，本來是為了從中獲得對于世界與人生的新的感知，為什么有些藝術模式、小說模式都正相反，在使人們麻木、鈍化，甚至喪失對于世界的感覺？這就是說，人的理性力量向人的理性模式提出了一個問題：理性在把握世界時的廣度、深度與限度。我們正是在這樣一個境界上，重新考慮自己的小說觀念與批評觀念。

毫無疑問，我們是尊重理性的，正是理性的力量，使我們形成了對于世界的觀念性圖景。沒有理性的參與、滲透、制約、指導，我們還能進行自覺的創(chuàng)作嗎？當然不能。但是，正是由于我們尊重健康的理性，所以才必須反對“理性主義”與“唯理論”對于理性的盲目崇拜。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人是一個整體，人的感覺器官與人的思維器官融化在一個有機的生命系統(tǒng)中，人是在自己的感性力量與理性力量的不同層次的結合中逐步把握世界、改造世界的。“理性主義”與“唯理論”卻割裂了人的整體，把“理性”看成是人唯一的本質力量，將理性與感性人為割離，導致了什么呢？不講感性的理性，演化成“神性”；不講理性的感性，蛻變?yōu)椤矮F性”，這樣就喪失了健康的人性。十年內亂，也就是把理性推崇到極端的程度，然后產(chǎn)生非理性、反理性的悲劇，這個慘痛的教訓，使我們加深了對人的本質力量的認識。人的感性的力量是不應受到鄙視的，人的感覺器官的潛力遠遠沒有充分地調動起來。而文學藝術創(chuàng)作，正是調動人的感覺器官，磨煉人的感性力量，使人的感覺掌握美的形式的最好的訓練場。在這次對話會議上，我們探討感覺、直覺、頓悟、潛意識、信息論、控制論、系統(tǒng)論、現(xiàn)代物理學與東方神秘主義等等，無非是希望從人的理性力量與感性力量的全面協(xié)調、全面發(fā)揮中，產(chǎn)生適應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思維方式，并在此基礎上改變以往的小說觀念與批評觀念。

我們反對“理性主義”，還因為它常常把理性對于世界的比較表層、比較簡化的結構模式凝固化，而拒絕對這種模式的中介環(huán)節(jié)、中間層次作進一步的充實與調整。例如，我們的理性從客觀現(xiàn)象界的各種復雜聯(lián)系中，抽取了因果聯(lián)系這樣一種模式。有了這樣一個因果模式，我們就能解釋許多現(xiàn)象的發(fā)生與消亡。但是不是所有的現(xiàn)象都能用因果框架來闡釋？當然不是。可是，“理性主義”常常要求作家、藝術家把自己對現(xiàn)象界的感受束縛在論證因果關系的模式中，從而造成了敘事文學的模式化。再如，我們面對的世界，是一個充滿了偶然性的世界，任何一個因果過程，都帶著隨機的性質，偶然性的突然介入，常常使因果過程變得異常復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才是現(xiàn)象界的原生面目。人之所以需要不斷從外部世界獲得大量信息，正是為了使自己自覺地適應現(xiàn)象的隨機過程，從而控制自己的行為。可是，“理性主義”卻常常以為因果性在客觀世界中是以純粹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的，他們不承認偶然性、隨機性對自然現(xiàn)象與社會現(xiàn)象的復雜作用，他們常常跳過許多復雜的中介聯(lián)系去判斷事物。受這種思維方法的影響，我們的一些文學作品中只有線性的因果聯(lián)系，只有機械的決定論，而沒有網(wǎng)絡型的多元的因果聯(lián)系，缺乏生活本身那種毛茸茸的原生美與誘惑人的神秘感。

所以，“理性主義”本身是妨礙人對世界進行整體的、深層的把握的。我們必須拋棄建立在“理性主義”基礎上的小說觀念與批評觀念，形成人類對自身的本質力量全面調動、全面發(fā)揮的小說觀念與批評觀念。

但是，在這樣一個進程中，我們遇到了語言的障礙。語言是人的許多本質力量中的一種。作為文學工作者，我們特別能感受到語言的魅力，享受到駕馭語言時創(chuàng)造的歡樂。同時，我們又感受到了語言的困惑。產(chǎn)生這種困惑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深深感到無法把人的全部本質力量，統(tǒng)統(tǒng)納入詞語系統(tǒng)來加以明確的表述。于是我們探討能不能充分運用語言的藝術來克服語言的局限，運用語詞來表達缺乏語詞的情景狀態(tài)，這樣，我們就提出了小說觀念中的意象問題、象征問題、荒誕問題、內結構與外結構問題等等。李陀在會上說得好，象征不僅僅是一種手法，而且是人類藝術地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像張承志《北方的河》、鄧剛《迷人的?！罚笳髟谶@些小說中就不僅是手法，而且是藝術的本體性因素。象征超越了語言，表述出僅僅通過有限語言無法擴散的意識內容與無法宣泄的情緒氛圍，使作品結構從封閉走向開放，使小說主題從單一走向立體。當然，象征也僅僅是人類藝術地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方式。近年來小說走向詩化、散文化、報告文學化、雜文化等等，這種雜交的趨勢，表明了小說家們綜合性地吸取營養(yǎng)來豐富小說觀念的可貴的努力，關鍵不在于這樣的作品已經(jīng)寫得怎樣，關鍵在于它預示著獲得新的藝術生命力的某種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究竟能不能轉化為普遍的現(xiàn)實性？這一方面需要有更多的創(chuàng)作積累來證明，同時又給批評家提出了文學研究的新課題。這些，都是我們本次會議之后面臨的艱巨任務。所以，我們在討論的過程中既享受到了精神的滿足，又感受到了精神的壓力，我們的前面還有許多的路要走，而最根本的路，就是要使中國文學走向更廣大的讀者，走向世界，走向明天，融匯到歷史的長河中去。奧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流浪者》中有這樣幾句詩句：“我痛苦地含著淚到處流浪，永遠嘆息地問道：在何方？附近好像有聲音給我回答：歡樂就在你不在的地方?！痹肝覀兇蠹叶急３诌@種永無休止的渴求，去尋找這種找不到的歡樂，我相信，在尋覓的過程中，我們一定能夠享受到真正的歡樂！

原載《文學自由談》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