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亡國奴
1937年7月29日,日本開始攻打天津。飛機在天津上空一圈圈打轉,轟鳴聲不時為爆炸聲和火光所打斷,一時間尸骸縱橫,滿眼皆是殘垣斷壁,數十萬百姓無家可歸,天津淪為一座人間地獄。
親歷者這樣描述逃生經歷:
我正依戀地再回頭看看自己曾生活過的家園,又一顆炸彈在附近爆炸,灰土迸擲,撲面而來。全家趕快隨著鄰居們向胡同口擠去。自從盧溝橋事變發(fā)生后,胡同內若干經歷過戰(zhàn)亂的耆老,根據他們過去對付亂兵的經驗,封死所有胡同出口,只留一口,還把大口封成只容人并排出入的小口,但老人們沒有想到,這次是禍從天降,落后的防御設施反而造成逃離險境的障礙。
人流由于各個胡同居民的不斷涌進而擴大。
敵機看到下面的人流,開始俯沖,用機槍向無辜的人群反復掃射。頓時,逃難的人群像怒海的波濤,一會兒擁東,一會兒擠西,已經無法自主,只能人裹人地往前行進,有人被機槍射中,倒在人群的腳下,有的捂住流血的傷口,跌跌撞撞地向前擁進。
顧方舟一家住在英租界里,這里是洶涌大海中的一片孤島,享受著孤獨的和平。盡管顧方舟無需擔憂自己的性命,但天上是戰(zhàn)火炮彈、地上是同胞的奔走哀嚎,已開始懂事的他嘗到了當亡國奴的滋味。
時間就像水一樣流逝,災難也在追趕著不幸的人們。顧方舟家原已艱難的生活,變得更加拮據了。母親就像那剪臍帶的剪刀一般漸漸上了年紀,做起接生來,越來越吃力,每次回來都要歇上好久,遇上夜里接產,更是力不從心。
但是,相比租界外的同胞,這卻已是不幸中的萬幸。顧方舟聽說,日本人不許中國人吃白米,百姓們只能從被日軍控制的糧食配發(fā)糧店里購買雜和面兒,他們還時時往小米里放鋸末,讓人吃了拉肚子。很多人因為吃不上糧食而面黃肌瘦,滿街都是吃不飽飯而哭叫的孩子。
比死亡的威脅更為恐懼的,是空氣中都能嗅出來的悲愴。懸掛的烈士的頭顱、被扔在荒野的尸體、隨時可能被恣意玩弄的婦女、流落街頭的孤兒、失去兒子的老人,讓城市里的所有人感到壓抑。
中學時代的顧方舟
顧方舟初中上的是昌黎匯文中學。匯文中學早在辛亥革命時期就建校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唱過膾炙人口的《在那遙遠的地方》的樓乾貴,就是長顧方舟三歲的學長。
匯文中學不在英租界內。每天,顧方舟都要拿著通行證出租界去上學,放學后再拿著通行證進租界。進出租界的關卡處有座崗樓,四四方方的,很是森嚴。崗樓上掛著慘白的太陽旗,站著架著機槍的日本兵。顧方舟和同學們第一次通過關卡時,幾個日本兵就端著槍走來,查完他們的通行證后,日軍要求他們向太陽旗鞠躬。顧方舟和同學們很不情愿,還沒等他們表態(tài),日本兵就按住一個同學一頓拳打腳踢,同學倒在地上久久起不來。面對鬼子們黑洞洞的槍口,手無寸鐵的同學們不得不違心地向太陽旗鞠了一躬,但個個恨得牙咬得緊緊的。
殖民教育也是日本侵略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殖民地,日本強行推行奴化教育,強調鏟除中國人民的“排外思想、種族觀念”,從而與日本侵略者實現“民族協(xié)和”“共存共榮”“一德一心”,要求中國學生以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利益為主,無條件地忠于日本天皇,“名為教育,實為奴化”。
因此,除了以前的課程外,顧方舟和同學們還要被迫學習日語。那些封面上寫著方正漢字的教科書,打開全是日語。要是日語學不好、背不上來,日本人就會拿著寬寬的木板,叫班長打學生的手掌。班長如果不打或者打得不狠,日本老師就親自上陣,拿著板子打班長,直到把手打腫了才算完。
什么是亡國奴的滋味?這就是亡國奴的滋味!男人被奴役,女人被欺侮,同胞尸橫遍野,亡國熱淚灑遍故國,滿腔熱血報國無門。每天太陽升起時,顧方舟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日本人兇殘的目光,是難以名狀的屈辱。
悠長而沉重的鐘聲響起,在他身旁發(fā)出陣陣悲愴的回響,仿佛是這個不幸的民族在舔舐自己的傷口、訴說著自己的苦難。顧方舟的心像離群的馬一樣,發(fā)出悲哀的嘶鳴。他逐漸意識到,個人的尊嚴是建立在祖國的強大之上的,祖國被侵略者踐踏,自己便毫無尊嚴可言。他現在能做的,只有默默地好好學習,讓祖國強大起來。強大了,就不會再有屈辱。于是他更加刻苦學習,對自己的要求更加嚴格。
而母親對顧方舟的要求也一向嚴格,自己再忙再累,也要讓他接受優(yōu)質的教育。
那時的高中主要有兩種,一種為公立高中,為國民政府所辦,一種為教會高中,由西方列強所辦。中學教育本是一個地區(qū)教育系統(tǒng)的中堅,但那時公立高中教育質量之差,即便是國民政府也不得不承認。1921年,美國教育家孟祿來華考察時,曾毫不客氣地指出“中國教育,中學最壞!"1931年,國聯教育考察團來華考察時,中等教育仍然被教育界認為是“中國國家教育之弱點”。
因此,當顧方舟第一次來到考取的天津國立中學時,他的滿臉失望就毫不奇怪了。聽了兩節(jié)課后,教材質量之差、教師水平之落后、同學素質之低,令他大為失望、坐立難安。這就是以后要學習三年的地方嗎?在這種地方能學到什么知識?只能荒廢三年時光!不,我不要在這里讀書,這里太糟糕了!
一回到家,顧方舟就將對學校的印象告訴了母親。一通竹筒倒豆子后,顧方舟突然后悔了起來:母親負擔已經如此沉重,自己怎么好意思再向母親要求太多?教會學校雖然好,但是那么昂貴,母親怎么吃得消!可是他對國立高中的失望揮之不去,真的要在那里讀三年嗎?
“那我們不去這個學校!”沒等顧方舟理清思緒,母親就咬牙下了決定:“再窮我們也不能不讀書!我們上法國人辦的教會學校!”
盡管教會學校也是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一部分,但客觀上也起到了為中國傳播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作用。那時的教會教育水平,普遍要高于其他學校。在一份英美等國考察中國教育后完成的報告中,明確提出教會學?!百|量是首要的,而不是數量”。而母親所說的“法國人辦的教會學?!?,指的是天津工商學院附屬中學,是當時天津最好的學校之一,著名的紅學家周汝昌先生即畢業(y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