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用彤《讀〈人物志〉》（《圖書季刊》，1940年）言：“漢魏之際，在社會中據(jù)有位勢者有二。一為名士，蔡邕、王粲、夏侯玄、何晏等是也。一為英雄，劉備、曹操等是矣?！?/p>

“英雄”與“名士”都不是用來標(biāo)示人物的具體社會身份和職業(yè)的概念，它是品評人物的名目。賀昌群相隔不久發(fā)表于《世紀(jì)評論》的《英雄與名士》一文，進一步提出，“名士之名，起于桓帝時宦官政治高壓下的黨錮之禁”，“英雄之名，起于靈帝時黃巾起義”。嚴(yán)格說來，這兩個名詞的出現(xiàn)要早得多（以現(xiàn)存文獻而論，“名士”始見于《呂氏春秋》，“英雄”始見于《韓詩外傳》），但作為反映一時代之文化特征的流行概念，則確如賀氏所言，兩者皆興起于漢魏之際。

既然英雄與名士并不表示人物的實際身份，怎么可以說他們是“社會中據(jù)有位勢者”呢？因為它代表了社會的認(rèn)可與尊崇。而當(dāng)社會對新的人物品格、人物類型表現(xiàn)出格外的崇敬時，自有深長的意味。

一

中國歷來對人物品格表示崇敬與褒揚的核心概念是“圣賢”，它代表著理想的人格。同時，一個圣賢人物體系，也構(gòu)成描述中國歷史的主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這些公認(rèn)的“圣王”，既是歷史的開創(chuàng)者，也是社會文化價值的奠定者。構(gòu)成“圣賢”品格的具體內(nèi)涵雖是多方面的，譬如“圣”通常與超凡的智慧相聯(lián)系，但毫無疑問，道德的完美才是首要的和根本的。有的人被推崇為“圣賢”，只是因為他們的德性，未必?fù)碛谐霰姷牟拍芎吞厥獾某删停癫?、叔齊還有孔門第一的顏回，就是能挨餓而已。孟子提出了著名的“人皆可為堯舜”（《孟子·告子下》）即人皆可為圣賢一說。他的依據(jù)是“性本善”，人只要通過修養(yǎng)回復(fù)到至善的本性，就達到了圣賢的境界。這當(dāng)然不需要特殊的才能與成就，因為這不可能是人皆有之的東西?？偠灾?，對圣賢品格的推崇，表明了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以道德為中心的人文價值觀。

“英雄”則是一個不同的概念。在多種意義上，它甚至與“圣賢”正好是相對立的。

如前所言，在現(xiàn)存文獻中，“英雄”一詞始見于《韓詩外傳》：“夫鳥獸魚猶知相假，而況萬乘之主乎？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則豈不病哉！”其后又見于東漢班彪的《王命論》：“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quán)柄，勇如信、布（韓信、黥布），強如梁、籍（項梁、項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锧，烹醢分裂……英雄誠知覺悟，畏若禍戒……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痹诎啾氲恼撌鲋芯鸵呀?jīng)可以看出，“英雄”這一稱呼只是指那些才能卓杰的人物，而不包涵道德意義上的褒揚，所以他提醒那些英雄之士不要恃其勇強而覬覦“王命”，因為那不是僅僅憑借能力就能獲得的東西。

漢魏之際，天下紛擾不安，而儒家的“天命”論和倫理觀也失去了往昔的權(quán)威，卓杰之士趁時而起，莫不希圖憑借自己的能力開創(chuàng)不朽的事業(yè)。于是，誰為英雄成了人們特別關(guān)心的問題，作為一種對人物品格的評價，它比“圣賢”更受歡迎（似乎以圣賢自期在人們心目中成了愚蠢的表現(xiàn)），而這一在過去文獻中出現(xiàn)頻率相當(dāng)?shù)偷脑~匯現(xiàn)在則被空前廣泛地使用。如《三國志》記諸葛亮兩次論析天下大勢，都言及“英雄”。一為“隆中對”，稱譽劉備“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一為赤壁大戰(zhàn)前勸說孫權(quán)舉兵拒曹，謂“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由此可見“英雄”在政治人物的言談中運用之頻繁。

在此背景下，當(dāng)時還出現(xiàn)了專門討論英雄問題、記載英雄事跡的著作。前者有劉卲《人物志》中的《英雄篇》，后者有王粲的《英雄記》（或名《漢末英雄記》）。“英雄”這一概念主要著眼于對人物的才能、品格、成就的評價，而與道德方面的問題關(guān)系不大，在兩書中都很清楚?！队⑿燮吩疲骸胺虿葜阏邽橛?，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于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劉卲對“英雄”最簡明的定義，就是“文武茂異”。而《英雄記》列述的人物，則不僅有曹操、劉表、公孫瓚諸人，還包括曹操最重要的政敵袁紹集團的主要成員，甚至惡名昭著、久已敗亡的董卓及其部下?？梢娫谕豸有哪恐?，凡才能超眾的人均是“英雄”。

漢魏之際出現(xiàn)的從崇敬圣賢到崇敬英雄的變化，其根本意義在于顯示了這一時代對人的智慧、勇敢精神和創(chuàng)造性才能的重視，這是一個社會的文化富于活力的表現(xiàn)。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曰：“天下方亂，群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dāng)以子孫相累?！保ā蹲R鑒》1）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yuǎn)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蔽何渎勚窔⒋耸?。（《容止》1）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保ā蹲R鑒》2）

要說漢魏之際的英雄，首選應(yīng)該是曹操吧。對于他的評價，歷來用的最多的是“英雄”和“奸賊”兩個詞。有趣的是，這兩項評價幾乎從一開始就是并列地存在的。喬玄是一個對曹操很欣賞的人，而《世說》記他對曹操的評語，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這意味著在曹操的個性中有一種不遵規(guī)度、勇于犯難冒險、難以約束的力量，在“治世”即太平年代，這種力量將會使他成為既存秩序的破壞者——“奸賊”。而在亂世，這種破壞性力量卻又轉(zhuǎn)化為創(chuàng)造性力量，使“奸賊”變成“英雄”。在這種看似矛盾的評價中，隱含著一個深刻的道理：在常態(tài)的社會中，尤其是在強調(diào)順從尊長、約束個性的儒家文化傳統(tǒng)中，人的自我實現(xiàn)的欲望和創(chuàng)造性才能是受到抑制的，這種欲望與才能愈是強大的人，就愈具有危險性。他們只有等到亂世，才能際會風(fēng)云，以“英雄”的姿態(tài)卓然而出。說得稍遠(yuǎn)一點，讀李白詩，會發(fā)現(xiàn)他所贊美和希羨的英雄人物，幾乎都生于亂世。

對喬玄的評價曹操有何反應(yīng)，《世說》正文沒有提及。而劉孝標(biāo)注引孫盛《雜語》則有另一種記載：“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固問，然后子將答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娲笮?。”許子將即許劭，漢末名士，以“月旦評”（每月發(fā)表一次對人物的評價）風(fēng)聞天下。他說曹操在“治世”將會成為“能臣”或許是句客套話，現(xiàn)下也根本不可能出現(xiàn)什么“治世”，而“亂世之奸雄”才是他對曹操真正的品題。這是把“奸賊”和“英雄”合二為一，它喻示曹操這樣的人物雖然能夠在亂世中開創(chuàng)事業(yè)，但必然破壞成規(guī)，絕不會行王道而致太平，成為圣王。曹操以英雄自命而并不以圣賢自許，所以對許劭的評價也盡可以滿意（按《后漢書·許劭傳》的記載，許對曹操的品題與喬玄同，為“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

劉孝標(biāo)認(rèn)為“《世說》所言謬矣”，其意蓋以《雜語》所言近是。其實，若論作為史實的可靠性，上述兩種記載究竟孰是孰非，抑或皆是、皆非，并不很容易判定。但不管怎樣，這類記載都反映了魏晉時代的人們對曹操的理解，并由此體現(xiàn)了他們對“英雄”這一概念的認(rèn)識。此后千百年間，“英雄”、“奸賊”或合二為一的“奸雄”，一直是對曹操最基本的評語。小說《三國演義》中的曹操，被認(rèn)為是中國文學(xué)中最早出現(xiàn)的具有復(fù)雜性格的人物形象，但其實這并非是元明作家虛構(gòu)的產(chǎn)物，它在歷史文獻中是有充分依據(jù)的。換言之，在魏晉時代，人們并不認(rèn)為“奸賊”與“英雄”不能共存于一人之身，并不認(rèn)為具有“奸賊”品性的“英雄”不值得尊敬；進一步說，細(xì)析喬玄評說曹操之語，某些屬于“奸賊”的品質(zhì)，甚至是造就“英雄”的條件。

上面選錄的第二條具有濃厚的小說氣息。美容儀是魏晉時代士人普遍的追求，所以《世說》有《容止》篇專記有關(guān)人物的容貌、儀表、舉止的故事。曹操“形陋”，“姿貌短小”（劉注引《魏氏春秋》），而他卻出現(xiàn)在《容止》篇的首條位置，顯得格外有趣。這則故事突顯了曹操的英雄氣概：他雖然其貌不揚，而且在會見匈奴使者的場合，其公開身份僅是一名衛(wèi)士，而假冒他的崔琰（字季珪）雖然“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須長四尺，甚有威重”（劉注引《魏志》），但匈奴使者卻一眼看出扮成衛(wèi)士的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這則故事放在《容止》篇的開頭，多少有一點暗示作用：容儀之美不僅僅在于外表，它需要內(nèi)在的精神氣質(zhì)作為支撐。

亂世中英雄競逐，也就免不了彼此打量，其間固有警惕之念，亦不乏惺惺相惜之情。《三國志》記曹操謂劉備：“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世說》之《識鑒》篇在喬玄評曹操一條之下，就是曹操自己向裴潛詢問劉備之才如何。在“英雄”們看來，歷史是他們演出的舞臺，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表演較他人更為聲色壯麗。

曹魏政權(quán)喪于司馬懿，及至?xí)x室東渡，先后有王敦、桓溫，皆是曹操一流的梟雄。王、桓謀帝業(yè)不就，有叛逆之名，然而《世說》所載二人故事，每每稱賞其豪爽氣概，表明世人對他們雖有詬責(zé)，同時又不乏愛惜和敬重。“英雄”行為的正當(dāng)與否及創(chuàng)業(yè)的成敗是另一回事，他們在世間演示了快意的人生，這終究是令人感動的。

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武帝喚時賢共言伎藝事，人皆多有所知，唯王都無所關(guān)，意色殊惡，自言知打鼓吹，帝令取鼓與之。于坐振袖而起，揚槌奮擊，音節(jié)諧捷，神氣豪上，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豪爽》1）

石崇廁常有十余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投嘈卟荒苋鐜?。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保ā短蕖?）

王處仲每酒后，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豪爽》4）

作為擁戴司馬睿在江東建立東晉王朝的瑯邪王氏的核心人物之一，王敦（字處仲）與他的堂弟、宰相王導(dǎo)有所不同，“王與馬，共天下”的局勢并不能使他感到充分的滿足。他先是在元帝時率軍攻入建康“清君側(cè)”，至明帝時，這位已經(jīng)病重的大將軍恐自己死后嗣子王應(yīng)不能成大事，遂舉兵謀反，未成而亡，死后兵敗，遭剖棺戮尸。

上選第一條述“大將軍年少時”云云，當(dāng)是王敦到洛陽不久的事情，在冠蓋如云的京城，這位來自外郡的年輕貴族不能馬上獲得上流社會的器重。所謂“舊有田舍名”，等于說向來被指為鄉(xiāng)巴佬；“語音亦楚”，是指他說話帶有鄉(xiāng)音，這也成為洛中貴人瞧不起他的理由。（按王敦為瑯邪臨沂人，其地屬魯。戰(zhàn)國時魯為楚所滅，其地得蒙楚稱?！妒酚洝へ浿沉袀鳌吩疲骸芭沓且詵|，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庇嗉五a《釋傖楚》解釋說：“此乃西晉全盛之時，洛下士大夫，鄙視外郡，故用秦、漢舊名，概被以楚稱。”）在武帝的宴會上，眾人談?wù)摷克嚕ㄇ倨鍟嬛悾醵貐s插不上嘴，難免面色不快。于是他自告奮勇說能擊鼓，當(dāng)場作了表演。鼓是熱烈的樂器，當(dāng)王敦在皇帝的宴會上神色飛揚、旁若無人地敲起奔放的鼓樂時，傳達的是壓倒一切的豪氣，他使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了震撼。

第二條說了一樁有趣的故事。西晉時石崇以豪奢著稱，他在廁所里放置名貴香料甲煎粉、沈（同沉）香汁，安排多名盛妝的婢女侍候賓客，是一種十分張揚而令人困窘不安的炫耀，而王敦處之泰然的姿態(tài)，顯示他對主人的意圖的輕蔑。一個以英雄自許的人物，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讓他驚惶。所以石家見多識廣的婢女們判斷“此客必能作賊”。

擊唾壺（六朝貴族用來吐痰的小壺，也作為玩賞的器具）而歌，《晉書》本傳記為王敦在東晉任大將軍時發(fā)生的事件。盡管作為人臣而言，他的地位已經(jīng)無以復(fù)加，但他仍然擔(dān)憂自己會在歷史中沉沒。而所唱的歌乃是曹操的《步出夏門行》，正說明在精神氣質(zhì)上，曹操是這一類人物的前驅(qū)與榜樣。

在《晉書》中，桓溫與王敦同列一傳，這是史家“人以群分”的歸類?；笢叵仁且晕髡魇竦?、掃滅成漢建立勛業(yè)，后又?jǐn)?shù)度借北伐以樹威，永和十年(354)攻至霸上，威逼長安（這是南北分裂以來南方漢族政權(quán)兵鋒到達最遠(yuǎn)的一次），兩年后第二次北伐，一度收復(fù)洛陽。在此過程中，桓溫以雄厚的軍力為憑借操持朝政，廢立皇帝，幾乎完全控制了東晉政權(quán)?！稌x書》本傳稱桓“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若非以謝安、王坦之為代表的世家大族竭力抗拒，改朝換代已是不可避免。所以雖然桓溫并未正式反叛晉朝，但他既定的目標(biāo)原本與王敦?zé)o異；以他對王敦的好感，大概也不反對在史冊中與之為伍吧。

桓宣武平蜀，集參僚置酒于李勢殿，巴蜀縉紳莫不來萃?；讣人赜行矍樗瑲猓訝柸找粽{(diào)英發(fā)，敘古今成敗由人，存亡系才，奇拔磊落，一坐嘆賞不暇坐。既散，諸人追味余言。于時尋陽周馥曰：“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别ピ鞫剞颉＃ā逗浪?）

桓溫行經(jīng)王敦墓邊過，望之云：“可兒！可兒！”（《賞譽》79）

桓公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谿刻自處！”（《豪爽》9）

劉尹道桓公：鬢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容止》27）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復(fù)遺臭萬載邪？”（《尤悔》13）

平蜀是桓溫生平第一樁宏大的勛業(yè)，事前朝中多反對之聲，桓執(zhí)意而行，終獲成功。作為勝利者在成漢國主李勢的宮殿中召集部下及巴蜀縉紳置酒歡宴，談古論今，自然是躊躇滿志，連說話的音調(diào)都顯得格外有精神。他申說“成敗由人，存亡系才”之理，意思就是事業(yè)須由人做，所謂“天命”不足道，這是強者的自信，勝利者的自豪，也是魏晉“英雄”們共通的人生態(tài)度。當(dāng)眾人皆為桓溫所折服時，周馥譏諷他們不曾見過王敦，才如此少見多怪。就處事方法而言，桓溫比王敦要多一些審慎，或許正因如此，在周馥心目中王敦更有人格魅力。不過據(jù)《太平御覽》引《語林》，桓溫對別人將他比作王敦，卻是“意大不平”，他認(rèn)為自己應(yīng)該在王敦之上。不管桓與王應(yīng)如何分高下，總之在很多人看來，他們實屬一類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桓溫平蜀距王敦作亂失敗為時甚近，那位被剖棺戮尸的叛逆并不是已經(jīng)跟現(xiàn)實無關(guān)的歷史人物，然而，他的屬僚仍然以他為驕傲。就是桓溫也毫不掩飾對他的欽慕，遠(yuǎn)望王敦墓而大呼“可兒！可兒！”（即可人,稱人心意的人）清人李慈銘云：“案此是桓溫包藏逆謀，引為同類?！保ā对娇z堂讀書記》）清人的議論較之六朝人總是苛酷?；笢毓倘徊⒉灰驗橥醵厥恰芭奄\”而否定他的人格，但也未必專在“包藏逆謀”這一點上引為同類，他只是在更廣泛的意味上喜歡王敦為人的豪邁與果敢而已吧。李越縵大約不能夠明白，“逆賊”與世俗中的“君子”不同，他們不會只是因某人也是“逆賊”就特別喜愛他。

對于道德上極端化的“高士”，桓溫卻是一點兒也不能理解和佩服?；矢χk的《高士傳》記載了戰(zhàn)國時齊人陳仲子的故事（因居於陵，又稱“於陵仲子”），他的兄長做齊國的丞相，“食祿萬鐘”，仲子以兄祿為不義，就躲避到楚國去過自己的苦日子，“曾乏糧三日，匍匐而食井李之實，三咽而后能視”。有一次回家探母，誤吃了別人送給他兄長的鵝肉，知道后立刻挖喉嚨吐出來。跟一切極端化的道德模范一樣，這類人物跟真實生活無關(guān)，他們只是意識形態(tài)亢奮癥的產(chǎn)物，專門用來教育世人的。桓溫指故事中陳仲子的生活態(tài)度、方式為“谿刻”——刻薄、苛刻，不近人情，這是很恰當(dāng)?shù)脑u語。所謂“誰能作此谿刻自處”不僅僅表示自己不可能做這樣的“高士”，根本上還對此表示嫌惡，所以他讀到這里連書都扔了。

《世說》留下了東晉清談大名家劉惔對桓溫長相的描寫：“鬢如反猬皮（《太平御覽》‘皮’作‘毛’）”，說他兩鬢的胡須如豎起的刺猬毛，“眉如紫石棱”，說他的眉骨突起如石棱，這頗有威武之相。至于為人，劉惔比之為司馬懿、孫權(quán)，那都是開創(chuàng)帝業(yè)的人物。而桓溫自己在感到郁悶時，則深恐“為文（司馬昭追謚為文帝）、景（司馬師追謚為景帝）所笑”?！凹炔荒芰鞣己笫?，亦不足復(fù)遺臭萬載邪”——縱然不能流芳后世，難道還不能遺臭萬年嗎？這是桓溫留下的最令人驚聳的名言。野心家視世間善惡之規(guī)則為廢物，人們當(dāng)然不能對此表示贊同，不過總還是能體會到“奸雄”絕不甘在寂寂中了此一生的慷慨之情。

“英雄”當(dāng)然不必皆是奸逆。如西晉覆滅之際以“興復(fù)神州”為志的劉琨與祖逖，皆有英雄之譽，只可惜《世說》中少載兩人事跡，唯有《賞譽》篇有一條注稍詳，今引錄于下：

劉琨稱祖車騎為朗詣，曰：“少為王敦所嘆。”（《賞譽》43）

逖與司空劉琨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四，與琨同辟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俱起曰：“此非惡聲也?！泵空Z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杰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耳！”為汝南太守，值京師傾覆，率流民數(shù)百家南度，行達泗口，安東板為徐州刺史。逖既有豪才，?？犊灾性瓰榧喝?，乃說中宗雪復(fù)神州之計，拜為豫州刺史，使自招募。逖遂率部曲百余家，北度江，誓曰：“祖逖若不清中原而復(fù)濟此者，有如大江！”攻城略地，招懷義士，屢摧石虎，虎不敢復(fù)窺河南，石勒為逖母墓置守吏。劉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肿嫔任嶂薅?！”會其病卒。先有妖星見豫州分，逖曰：“此必為我也！天未欲滅寇故耳！”贈車騎將軍。（上條劉注引《晉陽秋》）

劉琨原是風(fēng)流才士，預(yù)西晉權(quán)臣賈謐“二十四友”之列，性奢豪，好聲色。中原喪亂，劉琨出任并州刺史，在異族勢力環(huán)峙、艱危困頓的局面下收撫流亡，堅持戰(zhàn)斗，維系著晉王朝在中原最后的存在與重興的希望，雖屢經(jīng)挫敗，仍鍥而不舍,直至事敗身亡，其抱負(fù)和意氣令人感動。陸游詩云：“劉琨死后無奇士,獨聽荒雞淚滿衣。”（《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略》）表達了后人對他崇高的敬仰。而祖逖于南渡之后復(fù)募兵北上，擊楫中流，誓不復(fù)返，平定了黃、淮之間的廣大地域上的混亂局面，亦足稱一時豪杰。

在后人看來，或許劉琨、祖逖與王敦、桓溫不可同日而語，但實際上他們的氣質(zhì)是很相似的。劉、祖中夜聞雞鳴而起之事，《晉書·祖逖傳》的記載稍異，為“（逖）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蚱鹞琛?。這就是成語“聞雞起舞”的來歷。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對這一故事作了準(zhǔn)確的解釋：“《開元占經(jīng)》百十五引京房曰：‘雞夜半鳴，有軍?！衷唬骸u夜半鳴，流血滂沱。’蓋時人惡中夜雞鳴為不祥。逖、琨素有大志，以兵起世亂，正英雄立功名之秋，故喜而相蹋。且曰非惡聲也?！倍稌x書·祖逖傳》的史臣論贊也明說：“祖逖散谷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矣?！彪m然他們都忠于皇室，但作為“英雄”，卻把亂世看作成就自己的機會。辛棄疾云：“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破陣子》），同此意也。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jié)繩而治，但恐狐貍猯貉啖盡?！保ā镀吩濉?8）

庾和小字道季，太尉亮之子。他的上面一段話或許可以借用來作一個總結(jié)：像廉頗、藺相如那樣的人，雖然死了上千年了，想起來仍然能夠感受到他們的懔懔生氣；而像曹蜍、李志這樣的人雖然活著，卻和死人無所區(qū)別。人若都是那種傻樣，好像天下便會太平無事，可以結(jié)繩而治，但只怕統(tǒng)統(tǒng)成了狡黠之徒的食物。我們從這里可以讀出來，魏晉人之贊美英雄，根本上乃是對他們所向往的強大的生命活力的贊美。

二

所謂“名士”，從字面意義而言，就是擁有美名佳譽的士人。《呂氏春秋·尊師》謂“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禮記·月令》云，逢季春之月，天子則“勉諸侯，聘名士”（鄭玄注：“名士，不仕者?！保?，《史記·張耳陳馀列傳》中稱張、陳二人為“魏之名士”，大抵都是這樣的用法。而相似的稱呼，尚有魁士、俊士、才士之類。魏晉時代所說的“名士”，其基本涵義與從前也并沒有太大的不同。但作為一個特殊時代中形成的流行概念，且如湯用彤言，它用以指稱一群“在社會中據(jù)有位勢者”，自然會注入新的內(nèi)容。

賀昌群以為“名士之名，起于桓帝時宦官政治高壓下的黨錮之禁”，這是指由于士大夫階層與宦官政治集團（其實是皇權(quán)的畸變）處于緊張的抗?fàn)帬顟B(tài)，因而產(chǎn)生了褒揚同道、抨擊敵黨的強大輿論——所謂“清議”，由清議帶來“名士”稱謂的流行。《后漢書·黨錮列傳》對清議的時代背景有這樣的描述：　

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zhí)政，婞直之風(fēng)，于斯行矣。

同書《李膺傳》又稱：

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

由此而論，最初得“名士”之稱的人主要是反對宦官執(zhí)政的士大夫。

但應(yīng)該注意到，由于漢末是一個社會發(fā)生深刻變化、價值標(biāo)準(zhǔn)極其不穩(wěn)定的時代，士大夫“激揚名聲，互相題拂”，除了政治需要，也包含凸顯個人風(fēng)采、博取世人矚目的意欲，所以“名士之名”的興起，不能僅僅從政治上去解釋。就拿士大夫階層反對宦官集團的中堅人物之一、官至太尉的李固來說，《后漢書》本傳有如此記載：“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余人。此等既怨，又希望（梁）冀旨，遂共作飛章虛誣固罪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余英時分析說：“按此雖飛章誣奏，未可全信，但李固平時必有此顧影自憐之習(xí)氣，故得加之以罪?？v使李固本人不如此，當(dāng)時士大夫中亦有此類行為之人，誣奏者始能據(jù)以狀固，則可以斷言?！保ā稘h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也就是說，積極從事政治活動的名士，同時也可能以儀表之美引人注目。余英時說，此“為士大夫個體自覺高度發(fā)展之結(jié)果也”。

同時，《后漢書·方術(shù)列傳論》對“名士”還有另一番不同的議論：

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fēng)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wù)也。

范曄在這里說到的“名士”，其特點為“刻情修容，依倚道藝”（雕琢內(nèi)情，修飾容儀，依恃“道”和才學(xué)），但這些人雖能“就（成）其聲價”，卻不能“通物方、弘時務(wù)”，即沒有從事實際事務(wù)的能力。這顯然和他在《李膺傳》里說到的陳蕃、竇武為謀誅宦官所“引用”的“天下名士”不屬同一種類型，至少不是在同一個意義上說的。換言之，士之求“名”在漢末已是普遍風(fēng)氣，在政治性的活動中“激揚名聲，互相題拂”為求名之一途，而此類名士未始沒有“刻情修容”之舉；與政治活動未必有關(guān)聯(lián)，重在“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則另為一途。總而言之，“名士”的特點就在于凸顯個人的風(fēng)采，求得社會聲譽。

范曄在上引一段文字中還提出了“名士風(fēng)流”之說，其本意似無貶斥，但也不是明顯的褒揚。后世慣以“英雄本色，名士風(fēng)流”為駢語，則通常都為贊美。而兩者都是從人的精神氣質(zhì)來說的：“英雄”自豪，不屑假飾，故以“本色”示人；“名士”重才情氣度，故顯其“風(fēng)流”。雖然“名士”稱呼的開始興起與漢末的政治勢態(tài)有很大關(guān)聯(lián)，但從整個魏晉時代來說，名士主要是指士族階層的精英。從偏離“圣賢”所代表的價值系統(tǒng)的意義上來說，“名士”這一稱呼與“英雄”相似，它體現(xiàn)著士族階層的人生態(tài)度、生活趣味、人格理想。

自漢末清議盛行，至曹魏以后行九品中正制，名譽關(guān)乎出身，人物品評成為所謂“中古”歷史階段中極為重要的社會現(xiàn)象?！妒勒f新語》中《識鑒》第七、《賞譽》第八、《品藻》第九三門，幾乎完全是這方面的記錄，其他各門也多有相似的內(nèi)容。各種專門記錄名士言行的著作，亦應(yīng)運而生，在《世說新語》本文及劉孝標(biāo)注中引到的就有康法暢《人物論》、伏滔《論青楚人物》、孫綽《名德沙門題目》、謝萬《八賢論》、裴啟《語林》、習(xí)鑿齒《漢晉春秋》、顧愷之《畫贊》、袁宏《名士傳》、佚名《永嘉流人名》等多種?！睹總鳌穼Ｓ浳簳x之際玄學(xué)清談興盛時期的名士，尤其為人注意。

袁伯彥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我嘗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保ā段膶W(xué)》94）

“伯彥”系“彥伯”之誤，袁宏字彥伯。據(jù)上文，他的《名士傳》有相當(dāng)一部分內(nèi)容應(yīng)是依據(jù)謝安的談?wù)搶懗傻?。但謝安的意思，他以前“與諸人道江北事”，只是“狡獪”即游戲之言，袁宏據(jù)以著書是靠不住的。盡管如此，這部書還是流傳甚廣，《世說》中不少故事就來源于此。劉孝標(biāo)注對上文還有一段重要的說明：“宏以夏侯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輔嗣（弼）為正始名士，阮嗣宗（籍）、嵇叔夜（康）、山巨源（濤）、向子期（秀）、劉伯倫（伶）、阮仲容（咸）、王浚仲（戎）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楷）、樂彥輔（廣）、王夷甫（衍）、庾子嵩（敳）、王安期（承）、阮千里（瞻）、衛(wèi)叔寶（玠）、謝幼輿（鯤）為中朝名士?！焙笫勒撐簳x名士及學(xué)術(shù)風(fēng)氣之變，很多是按照袁宏的分期來展開的。

三

魯迅說《世說新語》差不多是一部“名士底教科書”(《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陳寅恪以為《世說新語》乃是一部“記錄魏晉清談之書”（《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guān)系》），余英時則稱其為“記載魏晉士大夫生活方式之專書”（《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各人的著眼點有所不同，所見亦有所差異，大抵余英時所說的范圍較為寬廣些。從另一種角度上看，《世說新語》也可以說是關(guān)于“名士”的著作的集大成者。

由于“名士”是一個內(nèi)涵比較寬泛的概念，要確切地說它的標(biāo)準(zhǔn)是什么也就很困難。而且《世說新語》全書都涉及名士的言行，在這一講中當(dāng)然不合適逐一論析，這里只圍繞范曄論“名士風(fēng)流”的幾句話，選若干實例來說明。不過他原來是就漢代名士而言，我們這里將之推衍到魏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