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諸君

1998年，我?guī)е业牡谝徊块L故事片《小武》去柏林電影節(jié)，認識了市山尚三先生和藤岡朝子女士。那年的柏林影展中國電影人不多，卻來了很多日本人，亞洲電影工作者幾乎每晚都要聚會。我和他們坐在一起，聽他們用日文或者英文互相交流，心里就會有一種局外人的憂郁。那時候，我英文只能講幾個單詞，日文當然就更一竅不通了，坐在中餐館“老友記”的餐桌邊，我只能低頭喝酒，或抬頭看大家高談闊論。

朝子善解人意，看出我寂寞，便坐到我身邊用很慢的語速、最簡單的英文和我聊天。但我的英文實在太“poor”了，有一次我們實在無法交流，就見四只手在空中揮舞，她突然間靈感閃現(xiàn)，放棄了最原始的肢體語言的表達，順手把中餐館包筷子的紙?zhí)兹∠?，拿筆用漢字書寫起來。日文中的漢字有許多和現(xiàn)代中文終究還是能互通的，我們多了一種交流的方法，于是包筷子的紙上漸漸寫下了“黑澤明”、“溝口健二”、“大島渚”、“北野武”的名字，當然還有日文“映畫”和中文“電影”，日文“監(jiān)督”和中文“導演”。

日本人很團結(jié)，每天有不同的日本導演作品首映，他們就會一擁而上，有的去聯(lián)絡各國影評人來看片，有的去協(xié)調(diào)國際買家，不分導演還是演員，半夜都會一起跑出去幫第二天有電影首映的導演貼海報。首映后，精通德文的看德文報紙，精通法文的看法文報紙，第一時間把國際評論口譯給導演，于是這樣的飯局，就變成了日本電影工作者信息交換和工作安排的場所。我真是開了眼界，知道了什么叫“抱團就是力量”。

那時候市山尚三剛監(jiān)制完幾部侯孝賢的電影，從百年松竹跳槽出來到北野武先生的公司上班，我們決定合作拍我的第二個電影《站臺》。柏林過后，我們約定在釜山電影節(jié)談這個項目。在釜山海邊的烤肉店坐下，我的香港制片用英文為我們翻譯。但我非常想直接用某種我們彼此都能理解的語言，向市山講述我的故事，關(guān)于《站臺》我有太多的話想講給他聽，這部與我青春成長密不可分的電影，是用幾個寫在筷子封套上的漢字所表達不清的。

所以，我們都很珍惜和小坂女士在一起的時光。如果不說小坂史子是日本人，聽她的口音一定以為她是臺灣人。這十幾年里，一直承蒙北野武事務所支持我拍片，東京來來去去，每次都是小坂翻譯。她是漢學家，跟胡金銓、謝晉這一輩中國導演很熟，代表日本媒體做過很多次訪問，后來又去臺灣，幫侯孝賢導演拍了《戲夢人生》、《南國再見，南國》、《海上花》等片。她長駐臺北，我每次去東京工作，都會讓她飛回來幫我們翻譯。一群人徹夜長談，和北野武事務所的同事，和發(fā)行公司Bittres End的定井勇二先生，和黑澤明導演的制片、德高望重的野上照代老前輩。

我最喜歡坐在新橋地鐵站旁的居酒屋里，一邊聽火車隆隆的聲音從頭頂駛過，一邊坐在這里談論電影……小坂在一旁，她可以用最準確的語言把我們彼此的話翻譯出來。有時候聊晚了，大家便按日本人的習慣，趴在居酒屋桌子上，等待天亮。待有地鐵后，才各自回家。東京的出租車太貴了，很少有人打車回家。最怕和北野武的制片人森昌行吃飯，整個過程他不動筷子，也不喝酒，只聊天處理事情。他輩分又比我們高，讓我們吃得很不自在，他的生活就是工作。日本人有個笑話，說北野武心里想唱歌，森昌行已經(jīng)在拿吉他了，他們合作多年，默契到不用說話，就知道接下來要做什么。最逗的是，他到哪兒都拿相機，北野武拍《阿基里斯和烏龜》索性讓他當了攝影師之一，也算是圓了他的攝影師之夢。

和東京諸君相聚的時間總是太少，每次去東京，我能記著的只有四個地方：酒店、地鐵、Bittres End的辦公室，還有新橋旁的居酒屋。遇到小坂不在的時候，我們只能聽火車從頭頂駛過，互相對視一笑。我往來日本多次，但還沒去過富士山，沒去過京都，唯一一次遠離東京是去鐮倉拜謁小津安二郎導演的墓。但東京有那么多我的朋友，因為語言的問題，我們彼此只知道對方的作品，私下的生活卻不甚了解，而這種友誼卻很牢固，因為我們認同對方的工作，我們是電影王國的公民。這讓我想到更遠方的朋友，突然想起葡萄牙的比特·科斯塔，法國的阿薩亞斯，巴西的沃爾特·塞勒斯，美國的凱莉·萊哈爾德，歲末年初，新舊交替，為什么這么思念故人。

窗外又一場雪光臨了，我在剪輯《上海傳奇》，就會想到待到初春雪化，出行方便了，電影也便完成了。我盤算著帶著電影去影展，找機會與這些朋友相會。對了，在電影的王國里，去電影節(jié)是我們走親戚的方法。

原載《中國周刊》（2010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