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公所處之時勢，雖極艱巨，然以其不世出之才，遭遇大有為之主，其于撥亂世反諸正也，宜若反手然。顧其成就不能如其所期者，何也？則朋黨累之也。宋之黨禍，盛于荊公以后，而實遠濫觴于荊公以前，是不可不追論之。政黨之為物，產(chǎn)于政治進化之后，國之有政黨，非其可吊者，而其可慶者也。雖然，有界說焉。一曰，政黨惟能生存于立憲政體之下，而與專制政體不相容；二曰，為政黨者，既宜具結(jié)黨之實，而尤不宜諱結(jié)黨之名；三曰，其所辨爭者，當專在政治問題，而宮廷問題及個人私德問題學(xué)術(shù)異同問題等，皆不容雜入其間(此不過略舉其概，未能備列，因非作政黨論故也)。若宋之所謂黨，舉未足以語于是也，吾故不能許以“政黨”，仍其舊名曰“朋黨”而已。中國前此之黨禍，若漢之黨錮，唐之牛李；后此之黨禍，若明之東林復(fù)社，皆可謂之以小人陷君子。惟宋不然，其性質(zhì)復(fù)雜而極不分明，無智愚賢不肖而悉自投于蜩唐沸羹之中。一言以蔽之，曰：士大夫以意氣相競而已。推原宋代朋黨所以特盛之故，一由于右文而賤武，二由中央集權(quán)太過其度。宋祖之政策，既務(wù)摧抑其臣，使不得以武功自見，懷才抱能之士，勢不得盡趨于從政之一途。而兵權(quán)財權(quán)，悉集中央，牧民之司，方面之寄，以為左遷貶謫?；蜿瘸純?yōu)養(yǎng)之地，非如漢之郡國守相，得行其志以有所樹立，且嚴其考成黜陟，使人知所濯磨也。是故秀異之士，欲立功名者，群走集于京師。而彼其京師，又非如今世立憲國之有國會，容多士以馳騁之余地也，所得與于國政者，二三宰執(zhí)而已。其次則少數(shù)之館職臺諫，為宰執(zhí)升進之階者也，夫以一國之大，人才之眾，而惟此極少極狹之位置，可以為樹立功名之憑藉，則其相率而爭之，亦固其所。故有宋一代之歷史，謂之爭奪政權(quán)之歷史可也。不肖者固爭焉以營其私，即賢者亦爭焉以行其志，爭之既急，意氣自出乎其間，彼此相詆，而以朋黨之名加入，于是黨禍遂與宋相終始矣。

宋朋黨之禍，雖極于元祐紹圣以后，而實濫觴于仁英二朝。其開之者，則仁宗時范呂之爭，其張之者，則英宗時之濮議也。初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夷簡去，仲淹相，石介作詩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而孫沔讀介詩曰：“禍自此始矣。仲淹相數(shù)月，史稱其裁削幸濫，考核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guī)模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弊匀巫又鞅。タ敝?，僥幸者不便，于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于上(以上皆錄《宋史》范傳語)。反對黨乘之，盡力攻擊，而仲淹與杜衍、韓琦、富弼同時罷。王拱辰昌言曰：“吾一網(wǎng)打盡矣?！逼錃庋媾c石介之詩，若出一吻。后世論史者，莫不右仲淹而抑夷簡。夫仲淹之規(guī)模宏遠，以天下為己任，誠非夷簡輩所能望。然夷簡亦不過一庸材貪戀大位者耳，若指為奸邪，則宋百年來之宰相，若夷簡者比比皆是，寧得盡曰奸邪乎？況當時黨夷簡以攻仲淹之人，亦多有后世所目為君子者，則又何也？要之宋之朋黨，無所謂君子小人，純是士大夫各爭意氣以相傾軋。自慶歷時而已然矣，此風既開，至英宗治平間而有濮議之一大公案。

濮議者何？仁宗崩，無子，以兄濮安懿王之子為后，是為英宗。英宗治平二年，議追尊濮王典禮，廷臣分黨相哄，洶洶若待大敵，朋黨之禍，于茲極烈。臺諫至相率請斬韓琦、歐陽以謝先帝，馴至因公事以詆及私德；遂有誣歐陽修以帷薄隱匿之事。而當時以濮議被攻者，如韓歐之徒，固后世所稱君子人者也。其以濮議攻人者，如呂誨、范純?nèi)手剑趾笫浪Q君子人者也。宋世朋黨之真相，于茲畢見。此事雖若與荊公新法之哄爭無與，然其現(xiàn)象極相類。且前此首攻濮議之人，即為此首攻新法之人，吾故不避枝蔓之誚，取歐陽公《濮議》原文全錄之，以見當時所謂士大夫者，其風氣若是。而知后此荊公之地位，一如韓歐，而新法之公案，亦一濮議而已。

(附)歐陽修《濮議》：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慶于天下，群臣并進爵秩，恩澤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諸王，亦已加封贈。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書以為不可與諸王一例，乃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有旨宜俟服除，其議遂格。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釋服，乃下其奏兩制，雜學(xué)士待制禮官詳議。翰林學(xué)士王珪等議濮安懿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而已，中書以為贈官及改封大國，當降制行冊命，而制冊有式，制則當曰某親具官某可贈某官追封某國王，其冊則當曰皇帝若曰咨爾某親某官某今冊命爾為某官某王。而濮王于上父子也，未審制冊稱何親及名與不名，乃再下其議。而珪等請稱皇伯而不名。中書據(jù)《儀禮·喪服記》云：為人后者為其父母報；又據(jù)開元開寶禮皆云：為人后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為所后父斬衰三年。是所后所生皆稱父母，而古今典禮，皆無改稱皇伯之文。又歷撿前世以藩侯入繼大統(tǒng)之君，不幸多當衰亂之世，不可以為法，唯漢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稱其父為皇考。而皇伯之稱，既非典禮，出于無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禮及漢孝宣光武故事，并錄皇伯之議，別下三省集官與臺官共加詳議。未及集議，而皇太后以手書責中書不當稱皇考。中書具對所以然，而上見皇太后手書，驚駭，遽降手詔罷議，而追崇之禮亦寢。后數(shù)日，禮官范鎮(zhèn)等堅請必行皇伯之議。其奏留中，已而臺官各有論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言者一切留中。上圣性聰睿英果。燭理至明，待遇臣下，禮極謙恭，然而不為姑息。臺官所論濮園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從者又多寢而不行，臺官由此積忿出怨言，并怒中書不為施行。中書亦嘗奏云：近日臺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謂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為拒諫之主，乞略與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當以至公待天下，若臺官所言可行，當即盡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難行，豈當應(yīng)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強行之，豈不害事耶？中書以上語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請。上仍問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韓琦已下相顧曰：實無之。因曰：如此則未有。是時雜端御史數(shù)人，皆新被擢用，銳于進取，務(wù)求速譽，見事輒言，不復(fù)更思職分。故事多乖繆，不可施行。是時京師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無數(shù)，而軍營尤甚。上以軍士暴露，圣心焦勞。而兩府之臣，相與憂畏，夙夜勞心竭慮，部分處置，各有條目矣。是時范純?nèi)市鲁罚跎系?，中外竦聽所言何事。而第一劄子催修營房，責中書何不速了，因請每一營差監(jiān)官一員中書勘會。在京倒塌軍營五百二十座，如純?nèi)仕?，當差監(jiān)官五百二十員，每員當直兵士四人。是于國家倉卒多事闕人之際，虛破役兵二千人當直，五百員監(jiān)官，而未有瓦木笆箔，一并興修未得。其狂率疏繆如此。故于中書聚議時，臣修不覺笑之，而臺中亦自覺其非。后數(shù)日呂大防再言，乞兩營共差一官。其所言煩碎不識事體不可施行多類此，而臺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呂大防又言：今后臺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書具因何不行，報臺。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漸傳于士大夫間，臺官親舊，有戲而激之曰：近日臺官言事，中書盡批進呈訖，外人謂御史臺為進呈院矣。此語甚著，朝士相傳以為戲笑。而臺官益怏怏慚憤，遂為決去就之計。以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人主圣德恭儉，舉動無差失，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決去就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于是相與力言。然是時手詔既已罷議，皇伯皇考之說俱未有適從，其他追崇禮數(shù)，又未嘗議及，朝廷于濮議，未有過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而已。中書以謂前世議禮連年不決者甚多，此事體大，況人主謙抑，已罷不議，有何過舉可以論列，于是置而不問。臺官群至中書揚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無使他人作奇貨。上亦已決意罷議，故言者雖多，一切不聽。由是臺官愈益愧恥，既勢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買名，故其言惟務(wù)激怒朝廷，無所忌憚，而肆為誣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為首議之人，恣其丑詆。初，兩制以朝廷不用其議，意已有不平，及臺憲有言，遂翕然相與為表里。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識禮義者，不知圣人重絕人嗣，凡無子者明許立后，是大公之道，但習(xí)見閭閻俚俗養(yǎng)過房子及異姓乞養(yǎng)義男之類，畏人知者，皆諱其所生父母，以為當然，遂以皇伯之議為是。臺官既挾兩制之助，而外論又如此，因以言惑眾，云朝廷背棄仁宗恩德，崇獎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語云：待將濮王入太廟，換了仁宗木主。中外洶洶，莫可曉諭。而有識之士知皇伯之議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為奸邪。太常博士孫固，嘗有議請稱親，議未及上，而臺官文章彈之。由是有識之士，皆鉗口畏禍矣。久之，中書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禮數(shù)行之以息群論，乃略草一事目呈進，乞依此降詔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親也，群臣咸請封崇，而子無爵父之義，宜令中書門下，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其禮止于如此而已。乃是歲九月也。上覽之，略無難色，曰：只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時漸近南郊，朝廷事多，臺議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郊禮既罷，明年正月，臺議復(fù)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三兩日間白過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簡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諭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三夫人宜稱后。與中書所進詔草中事絕異，而稱皇稱后二事，上亦不首先有宣諭，從初中書進呈詔草時，但乞上直降詔施行，初無一語及慈壽宮。而上但云：欲白過太后，然后施行。亦不云請?zhí)蠼凳謺?。此?shù)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書本意。是日韓琦以祠祭致齋，惟曾公亮、趙概與臣修在垂拱殿門閣子內(nèi)，相顧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為，因請就致齋處召韓琦同取旨。少頃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何如。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帝，而卻以臣等前日進呈詔草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于手詔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詔施行。初，中外之人，為臺官?；?，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奪仁宗正統(tǒng)，故人情洶洶，及見手詔所行禮數(shù)，止于如此，皆以為朝廷處置合宜，遂更無異論。惟見皇伯之議者，猶以稱親為不然。而呂誨等已納告敕，杜門不出，其勢亦難中止。遂專指稱親為非，益肆其誣罔，言琦交結(jié)中官蘇利涉高居簡，惑亂皇太后，致降手書。又專指臣修為首議之人，乞行誅戮以謝祖宗。其奏章正本進入，副本便與進奏官令傳布。誨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對見，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數(shù)諭中書云：誨等遇人主，無復(fù)君臣之禮。然上圣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猶數(shù)遣中使，還其告敕，就家宣召。既決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蓋濮園之議，自中書始初建請，以至稱親立廟，上未嘗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虛懷恭己，一付大臣與有司，而惟典禮是從爾。其不稱皇伯欲稱皇考，自是中書執(zhí)議，上亦無所偏執(zhí)。及誨等累論，久而不決者，蓋以上性嚴重，不可輕回，謂已降手詔罷議，故稱伯稱考，一切置而不議爾，非意有所偏執(zhí)也。上嘗諭韓琦等云：昔漢宣帝即位八年，始議追尊皇考，昨中書所議，何太速也。以此見上意慎重，不敢輕議耳，豈欲過當追崇也。至于中書惟稱號不敢用皇伯無稽之說，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禮數(shù)，皆未嘗議及者，蓋皇伯皇考稱呼猶未決而遽罷議，故未暇及追崇之禮也。其后所議，止于即園立廟而已，如誨等廣引哀桓之事為厚誣者，皆未嘗議及也。初，誨等既決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趙瞻者，在數(shù)人中尤為庸下，殊不識事體；遂揚言于人云：昨來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以此自夸有德色。而呂誨亦謂人曰：向若朝廷于臺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輩遮羞，亦不至決去。由是言之，朝廷于濮議，豈有過舉？逐臺官豈是上本意？而誨等決去，豈專為濮議耶？士大夫但見誨等所誣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誨等用心者，但謂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爭為之譽。果如誨等所料，誨等既果以此得虛名，而薦誨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揚君之惡而彰己善，猶不可，況誣君以惡而買虛名哉？嗚呼，使誨等心跡不露，而誣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諭于后世，臣等之罪也。故直書其實以備史官之采。

讀歐公此文，則當時所謂清議者，其價值可以想見矣。彼建言者之意，不過欲借此以立名，但求因言得罪，則名愈高，其惟一之目的在是。而國家之利害，一切未嘗介其胸也。故惟日日搜求好題目，居之以為奇貨，稍有可乘，則搖唇鼓舌，盈廷不得志之徒，相與為表里；愚民無識，從而和之，勢益洶洶。有抗之者，即指為奸邪，務(wù)箝人之口而后已。爭之不得，則發(fā)憤而誣人私德，至謂韓魏公交結(jié)中官，謂歐陽公盜甥女，夷考當時攻韓歐之言，曰：亂大倫，滅人理；曰：含生之類發(fā)憤痛心；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身謀，害義傷孝；曰：百計搜求，務(wù)為巧飾，欺罔圣聽，支吾言者。夫韓歐二公之立身事君，其大節(jié)昭昭在人耳目，曷嘗有如言者所云云。使如所云云，則此二人之罪，不在施政之失宜，而在設(shè)心之不肖，是則真不可以立于天地間矣，而豈其然哉？若其不然，則攻之者之設(shè)心，又居何等也。夫濮議不過皇室私事耳，曾無與天下大計，即在皇室私事中，抑其細已甚。而當時所謂士大夫者，以沽名泄憤之故，推波助瀾，無風作浪，不惜撓天下之耳目以集矢于一二任事之人。而況乎荊公之變法，其事業(yè)之重大而不適于庸眾之耳目，有過此萬萬者乎，其一人狂吠而舉國從而和之，固其所也。濮議之役，韓歐所為，無絲毫悖于義理，既已若是，而言者猶指為亂倫滅理、希恩固寵、巧飾欺罔，則夫后此之以此等種種惡名加諸荊公者，其又可信耶？以琦之耿介，而得誣為交結(jié)宦寺；以修之高尚，而得誣為盜污孤甥，則凡后此所以詆荊公私德者，其又可信耶？區(qū)區(qū)之濮議，其是非可一言而決者，而有一孫固欲與彼等立異，章未上已群指為奸邪，則后此凡有為新法訟直者，一切指為奸邪，不當作如是觀耶？濮議一案，以有歐公此文，其是非曲直，尚得略傳于后，而熙豐新法，以荊公《熙寧日錄》被毀，后世惟見一面之辭，于是乃千古如長夜矣，哀哉!

且尤有一事極當注意者，則治平間攻濮議之人，即熙寧間攻新法之人也。荊公初參政，而首以十事劾之者，實為呂誨。呂誨即于濮議時主持最堅、首納告敕者也。攻新法最力者范鎮(zhèn)、范純?nèi)?。元祐初為執(zhí)政以破壞新法者，司馬光、呂大防。而鎮(zhèn)、純?nèi)?、光、大防，皆與誨為一氣者也(歐公《濮議》未及司馬光，然當時首倡異議者實光，盈廷因而附和之耳；及誨等被黜，光抗疏乞留之不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此皆明見史冊之事實也)。彼等后此之攻新法，自以為有大不得已者存也。而后世讀史者，亦以其為有大不已者存也。夫濮議之役，在彼輩豈不亦自以為有大不得已者存耶？然按諸實際，則何如矣？

夫以當時朋黨之見，如此其重；士大夫之競于意氣，如此其烈，為執(zhí)政者，惟有實行鄉(xiāng)愿主義，一事不辦，閹然媚世，則庶可以自存。茍有所舉措，無論為善為惡，皆足以供給彼輩題目，而使居之為奇貨，如歐公《濮議》所云云者。而荊公乃毅然以一身負荷，取百年茍且相沿之法度而更張之，其叢天下之謗于一身，固其宜耳。夫范文正所改革者，不過裁恩蔭之陋，嚴察吏之典，補苴時弊之一二事耳，然已盈廷訌之，僅三月而不安其位，亦幸而仁宗委任不專耳。使仁宗而能以神宗之待荊公者待范文正，則荊公之惡名，文正早尸之矣。故雖謂范文正為未成之荊公，荊公為已成之范文正可也。夫以當時之形勢，其萬不能不變法也既若彼，而以當時之風氣，其萬不能變法也又若此，吾于荊公，不得不敬其志而悲其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