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民國二十四年(1935)在上海光華大學所講，子女翼仁筆記之，而予為之訂補。以閱時甚暫，故所講甚略，特粗引其端而已。雖然，古之所貴乎朋友講習者，曰講明。學者于義有所不徹，教者罕譬而喻焉，曰講貫；既習其數(shù)矣，而未能觀其會通，故教者為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也；故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者也。專門之士，窮幽鑿險，或非圣人所能為。然覆杯水于堂坳，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況于翻檢鈔錄，又不足以語于致曲者邪。抑聞之，古之為政者，必立諫鼓，置謗木，豈不知忠言之逆耳，讒諂面諛之快于心，雖睿智，思慮有所弗能用；雖聰明，耳目有所弗能及。是以用眾以自輔，求賢以自鑒，而不蔽于其所親昵也。若乃將直言極諫，與誹謗同科。舉國計民生，惟黨徒之殉，弗思耳矣，亦已焉哉。云南起義前夕自記。

第一講

中國的政治思想史，是頗為難講的，因為：

(一)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不同。政治制度，是有事實可考的，歷代都有記載。記載自然有缺漏，但是一件事實，缺落其一部分，或者中間脫去一節(jié)，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自然有人去研究，用考據(jù)手段去補足他。政治思想則不然，他是存于人的心里的。有許多政治思想，怕始終沒有發(fā)表過；即或發(fā)表過的，亦不免于佚亡(凡高深的學說，往往與其時的社會不相宜，此等學說不容易發(fā)表，即使發(fā)表了，亦因其不受大眾的注意，或且為其所摧殘而易至于滅亡)；此等便都無可稽考。

(二)中國是一個政治發(fā)達的國家；而且?guī)浊陙?，研究學術的人，特別重視政治；關于政治的議論，自然有許多，但都不是什么根本上的問題。為什么呢？因為一件事情，我們倘然看作問題而加以研究，必先對于這件事情發(fā)生了疑問；而疑問是生于比較的。我們都知道：希臘的政治思想，發(fā)達得很早。在亞里斯多德時，已經(jīng)有很明晰的學說了。這就是由于希臘的地小而分裂，以區(qū)區(qū)之地，分成許多國，各國所行的政體，既然不同，而又時有變遷。留心政治問題的人，自然覺得政治制度的良否，和政治的良否大有關系，而要加以研究了。中國則不然。中國是個大陸之國，地勢是平坦而利于統(tǒng)一的。所以其支離破碎，不如希臘之甚。古代的原民族——即今日所謂漢族——分封之國雖多，所行的政體，大概是一樣。其余諸民族自然有兩樣的，但因其文明程度較低，中原人不大看得起他，因而不屑加以比較研究。孔子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最可以代表這種思想、這種趨勢。直到后世，還是如此。沒有比較，哪里會發(fā)生疑問？對于政治，如何會有根本上的研究呢？因此，中國關于政治的史料雖多，大都系對于實際政務的意見——如法律當如何改訂、貨幣當如何厘定之類——此等學說，若一一列舉，則將不勝其煩，而其人對于政治思想依舊沒有明了。研究中國的政治思想，非將一個思想家的學說，加以綜合，因其實際的議論而看出其政治上的根本主張來不可。這是談何容易的事情？

凡思想總是離不開環(huán)境的，所以要講政治思想，必先明白其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事實，而政治制度和事實的變遷，就自然可以影響到政治思想而劃分其時期。我們根據(jù)于這種眼光，把中國的政治思想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期　自上古至戰(zhàn)國　這是中國的社會組織發(fā)生一個很大的變遷的時期，自政治上言之，則為由部落至封建(指實行分封制的政體)，由封建至統(tǒng)一。

第二期　自秦至唐　秦漢是中國初由封建而入于統(tǒng)一的時期。封建之世(指實行分封制的時代)不適宜的制度，在此時期中，逐漸凋謝；統(tǒng)一之世所需要的制度，在此時期中，逐漸發(fā)生；逐漸發(fā)生的制度，自然又有不適宜的，不免釀成病態(tài)，政治家所研究的，就集中于此等問題。

第三期　自宋至清中葉　第二期中所發(fā)生的病象，到此漸覺深刻了，大家的注意，自然更切，而其研究也漸深，往往能觸及根本問題。而這時期之中，民族問題也特別嚴重。實際上，民族問題在秦漢時代已經(jīng)發(fā)生，當“五胡亂華”之時，已經(jīng)很嚴重了。但是人們的思想，往往較事實要落后些，當彼其時還不曾感覺他十分嚴重，到宋朝以后，卻不容我們不感覺了。要御侮先要自己整飭，因此，因為對外問題的嚴重，也引起了內(nèi)部改革的問題。

第四期　自清中葉至現(xiàn)代　這是中國和歐洲人接觸而一切思想都大起變化的時期。政治思想當然不是例外。

1. 　見《論語·八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