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 地廣壤沃 物產(chǎn)豐饒

中國文學(xué)中的印度形象研究 作者:王汝良


第三節(jié) 文明梵竺

古代印度,與古代華夏一起位于四大文明古國之列。其優(yōu)秀古老的文化成就,較完整地保存在了中國古代文人的記憶中?!巴瑮l共貫,粗陳梗概”[45],古代印度文明的輪廓漸次清晰。

一 地廣壤沃 物產(chǎn)豐饒

人類本性有一個特點,在描繪未知的或遼遠(yuǎn)的事物時,自己對它們沒有真正的了解,或是想對旁人也不了解的事物作出說明,總是利用熟悉的或近在手邊的事物的某些類似點,亦即“詩性地理”智慧。[46]這種認(rèn)識不是地理環(huán)境決定論,一方面,這是在科技尚不發(fā)達(dá)、交通尚不便利的限制下,古代人面對外部世界的一種原始、素樸的認(rèn)知方式;另一方面,特定的地理環(huán)境和位置,的確會養(yǎng)成特定的生活習(xí)性,特定的生活習(xí)性又會造就特定的民族性格,“近山為農(nóng),居水為漁,臨路行商”,“一方水土養(yǎng)一方人”,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法國哲學(xué)家丹納也對“種族、時代、環(huán)境”三要素與文學(xué)藝術(shù)的緊密關(guān)系作過詳細(xì)論證,其中的要素之一“環(huán)境”,既指文化觀念、思潮制度等社會環(huán)境,又指地理、氣候等自然環(huán)境。從地理位置和環(huán)境出發(fā)去想象和描繪異族社會,是古代中國人認(rèn)識外部世界的基本思維方式之一。相應(yīng)地,從地理環(huán)境出發(fā)去了解印度,也是古代中國人關(guān)于印度的完整認(rèn)知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種地理認(rèn)識,當(dāng)以《禹貢》為先。該典籍首先以印度須彌山附會于中國之昆侖山,又誤認(rèn)印度之四河為中國之黃河、黑水及弱水三河。[47]這自然是神話地理想象。但早期中國地理與印度人相聯(lián)系,卻有一定的史籍依據(jù),《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永昌郡》載:“明帝乃置郡……去洛州六千九百里,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48]這說明,東漢時,永昌境內(nèi)已有印度人居住,永昌在今云南西陲,自古即為中印交通的一個要道。

然而,古代文人真正對印度進(jìn)行地理認(rèn)識,當(dāng)以《史記》《后漢書》的權(quán)威、明確記載為代表:

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shù)千里,得蜀賈人市”?;蚵勞鑫骺啥Ю镉猩矶緡?。[49]

“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shù)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zhàn)。其國臨大水焉?!币则q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shù)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yuǎn)矣。[50]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shù)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51]

古代中印間交通并不發(fā)達(dá),喜馬拉雅山脈橫亙在中印之間,要翻山越嶺取得交通聯(lián)系實為不易,可能存在的其他幾條陸路連接也并不為時人所熟悉,像張騫這種開拓性的描述也是借助第三國人的認(rèn)識來猜測得到?!杜f唐書》以蔥嶺為參照來描述印度,是因為已有中印僧人經(jīng)蔥嶺往來并對印度地理有了實際認(rèn)識:

天竺國,即漢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蔥嶺西北,周三萬余里。其中分為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shù)千里,城邑數(shù)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拒雪山,四周有山為壁,南面一谷,通為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jù)四天竺之會,其都城周回七十余里,北臨禪連河。[52]

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則以其親歷認(rèn)識描述道:“五印度之境,周九萬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時特暑熱,地多泉濕?!?span >[53]此后,在中國文人的集體意識中,一個荒幻博遠(yuǎn)、氣候濕熱、國臨大水的印度形象就開始出現(xiàn)。后期的史書特別是正史中,大多沿襲這一形象。這基本符合印度實際。除相距中國遙遠(yuǎn)外,南亞次大陸屬典型的熱帶季風(fēng)氣候,常年高溫且年降水量大,也就是所謂的“卑濕暑熱”“時特暑熱,地多泉濕”。此外,中國文人對印度河流的印象頗深,載籍中多有“國臨大水”的記載,想必是對印度河、恒河等印度河流的初步認(rèn)識?!端?jīng)注》則在《河水經(jīng)》中,對印度河和恒河的來龍去脈,以及流經(jīng)地域的地理情況和歷史事跡,以豐富的知識作了注釋。玄奘在《大唐西域記》中對恒河的記述最為具體生動:

水色滄浪,波流浩汗,靈怪雖多,不為物害。其味甘美,細(xì)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沉,生天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亡魂獲濟。[54]

文中,玄奘不但對恒河的自然風(fēng)光進(jìn)行了描摹,還對恒河在印度文化中的特殊意義作了介紹。華夏文明自身對于河流的敏感、崇敬以及“智者樂水”的文化傳統(tǒng),使這些古代文人對鄰國印度的河流給予了持續(xù)關(guān)注,在元朝耶律楚材的《西游錄》、清朝魏源的《海國圖志》等著述中,還時見對印度河和恒河的描?。?/p>

此國之南有大河,闊如黃河,冷于冰雪,湍流猛峻。[55]

印度河長四千里,入??谔?,闊一百六十里。[56]

以上是古代中國人對包括河流在內(nèi)的印度地理環(huán)境的大致描述,內(nèi)有想象,亦有親歷,這種地理形象一直沿襲下來。至南宋,僧人志磐在《佛祖統(tǒng)紀(jì)》卷三十二中繪有《西土五印之圖》,首次以手工繪圖的形式替代了地理想象中的印度,這是由于求法的僧人們早已創(chuàng)辟荒途,對佛國印度有了實際的地理認(rèn)識,如前述法顯、玄奘等。

此外,部分中國典籍還對印度的氣候、風(fēng)俗也作了描述。對印度風(fēng)俗的特點描述,均與其暑熱的氣候有關(guān),有代表性的描述如:

《括地圖》曰:天毒國最大暑熱。夏草木皆干死,民善沒水,以避日。入時暑,常入寒泉之下。[57]

“風(fēng)壤既別,地利亦殊?!?span >[58]方物,即出自異國的東西,也是異國形象的一部分。方物的種類、形狀、品質(zhì)等等,都會給文人留下深刻的直接印象,這種印象就會被附加在異國形象上,成為異國形象的一部分。因為兩種相異文化的交往,哪怕是物質(zhì)的交往,都會打上交流雙方的價值觀的烙印。正如法國學(xué)者艾田蒲所言:“任何東西都在一種文明中加以體現(xiàn)……當(dāng)一個中國人喝法國的葡萄酒時,他便分享了我們的價值觀,而當(dāng)羅馬婦女身著中國絲綢衣裝時,她們也就打上了中國的價值標(biāo)記。”[59]

中國古代文人向來輕視商人,故由于貿(mào)易交往而帶來的對印度物產(chǎn)(動物、植物及出產(chǎn)物品)的認(rèn)知在正統(tǒng)詩文作品中較為少見,中國正史的記載仍是我們了解印度物產(chǎn)的主要途徑。[60]

先看動物。中國載籍中,來自西域的“靈獸”“靈鳥”記載頗多,東漢處士禰衡《鸚鵡賦》曾言“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61]。其中的印度動物,主要以牛、象、鸚鵡、孔雀為代表。

牛。牛,在以農(nóng)耕為主要生產(chǎn)方式的東方各國有著重要的地位,在印度尤其如此。公元前2700年的印度河文明中,已經(jīng)使用牛來耕地、拉兩輪車,在已出土的印度河印章文字上已有牛的形象出現(xiàn)。在印度教神話系統(tǒng)中,牛是主神濕婆的坐騎,另一主神毗濕奴的化身黑天也曾是一個牧牛娃,所以,印度教教徒敬牛如敬神。佛教神話中的牛更具足威儀與德行,“人中牛王”常被用來贊美佛陀德行的廣大無邊,亦有“行步安平,猶如牛王”和“牛眼睫相”來形容佛陀的相好;禪宗以牛喻眾生之心,《十牛圖》代表修行的十個境界,“露地白?!眲t喻指體達(dá)清凈自在的悟境。中國史籍中對印度出產(chǎn)牛留有不少記載,黃支國[62]進(jìn)獻(xiàn)犀牛之事分別見于《漢書·平帝本紀(jì)》《漢書·地理志》《漢書·王莽傳》和《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西域來的犀牛曾一時轟動中原朝廷,對此,班固在《西都賦》中曾這樣生動描?。?/p>

西郊則有上囿禁苑……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逾昆侖,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63]

南朝宋劉義慶則不但在《宣驗記》中記載了天竺有牛,還賦予了天竺牛能開口講話、現(xiàn)身說法的神異本領(lǐng):

天竺有僧,養(yǎng)一牸牛,日得三升乳。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為奴,偷法食,今生以乳饋之。所給有限,不可分外得也?!?span >[64]

象。大象是出產(chǎn)于南亞次大陸的典型動物,在出土的印度河文明時期印章上即有大象的圖案。中國典籍中,《史記》《后漢書》對印度大象均有明確記載,如印度人“乘象而戰(zhàn)”或“出象、犀……”等。一直到元代,《長春真人西游記》中仍有記載:“又見孔雀、大象,皆東南數(shù)千里印度國物。”[65]中國人自古對印度的大象印象深刻,一是因為印度獨特的地理、氣候特點使然,《大唐西域記》中載,作為“象主之國”的印度“暑濕宜象”[66],大象出產(chǎn)眾多。二是文化因素的影響。在印度教大大小小的眾多神祇中,濕婆神之子象頭神格涅沙是最受歡迎的神之一,印度人在重大活動開始之前,往往都會膜拜象頭神格涅沙,以期得到他的保佑以克服任何的困險阻礙。在佛教傳說中,象更是高貴的象征,如佛陀之母夢六牙白象而孕,以象為主要角色的佛本生故事更多,亦以“香象之文”通稱佛典。佛典中,常用象王來譬喻佛陀,因其舉止威儀如象中之王。又因龍與象分別是水上、陸上最有力之動物,佛典中常將二者合用,以“龍象”喻指菩薩的威儀具足或能力殊勝,后來,一些威儀莊嚴(yán)的高僧大德也被贊為“法門龍象”。直到今天,中國人還習(xí)慣以“象”來作為印度的別稱,如“龍象共舞”“龍象之爭”等。[67]另有中國象來自印度之說,已被書面文獻(xiàn)和地下考古證據(jù)所證偽。[68]

鸚鵡。古代印度在與中國的官方往來中,常常以鸚鵡充當(dāng)“友好使節(jié)”,這在史書中有所記載,如《舊唐書》載:“八年,南天竺國遣使獻(xiàn)五色能言鸚鵡?!?span >[69]詩人王維則有著名的《白鸚鵡賦》傳世,對來自西域的鸚鵡贊嘆不已:

若夫名依西域。族本南海。同朱喙之清音。變綠衣于素彩。惟茲鳥之可貴。諒其美之斯在。[70]

至于這種來自西域印度的會說話的鸚鵡能否記誦佛經(jīng),《舊唐書》和王維都沒有提到,但在《全唐文》中卻有所體現(xiàn):

前歲有獻(xiàn)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xùn)|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jīng),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71]

這是因為,在印度民間傳說中,鸚鵡本是只神鳥,如佛本生故事里,菩薩前生即曾為鸚鵡。如此,在唐人豐富的想象世界中,脫胎于佛教故事的神鳥鸚鵡往往成為絕佳的創(chuàng)作原型。

孔雀。孔雀是印度的國鳥,印度歷史上第一個幅員遼闊的奴隸制帝國即命名為“孔雀王朝”,因為該王朝的創(chuàng)建者旃陀羅笈多原出身于一個為國王飼養(yǎng)孔雀的家族,聲名遠(yuǎn)播的阿育王統(tǒng)治的四十多年則是孔雀帝國的極盛時期。印度孔雀也在中國載籍中頻頻出現(xiàn),《漢書·西域傳》中已有簡潔記載,《藝文類聚》中晉公卿對西域所獻(xiàn)孔雀的賞玩和贊嘆則較為形象:“世祖時,西域獻(xiàn)孔雀。解人語,馴指,應(yīng)節(jié)起舞?!?span >[72]西域孔雀“解人語”,《拾遺記》中所載含涂國“鳥獸皆能言語”[73],這無疑給中國文人的印度想象增添了一絲幻麗色彩??兹冈诜鸾讨幸簿哂刑厥庖饬x,佛本生故事中,佛陀曾轉(zhuǎn)生為孔雀;由于常被視為能啖盡一切五毒煩惱,孔雀后成為密教本尊之一孔雀明王的坐騎。

除以上動物外,中國典籍中也時見對來自印度的駿馬、獅子、駱駝等的記載和描述,德國漢學(xué)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在其著作《中國所受之印度影響》(Indischer Einfluss in China)中認(rèn)為,《戰(zhàn)國策》中所載的若干動物寓言,完全源于印度,僅動物名稱加以更易。[74]

再看植物。典籍中的印度植物,以蓮花、貝多、畢缽羅、胡椒、甘蔗為多。

蓮花。蓮花是印度的國花,是印度文化的一個重要意象。印度教神話中,毗濕奴的肚臍上曾生出一朵蓮花,而梵天自此蓮花而生。蓮花與佛教的關(guān)系更為密切。佛教神話中,釋迦牟尼誕生之初即化為成人,每行一步,便生一朵蓮花,名曰“步步生蓮”。佛弟子虔誠念佛稱為“口吐蓮花”,善于說法稱為“舌上生蓮”,苦中作樂則稱為“舊宅生蓮”。此外,佛國也被稱作“蓮界”,佛寺稱作“蓮宇”,《妙法蓮華經(jīng)》稱作“蓮經(jīng)”,袈裟稱作“蓮花衣”,雕成蓮花狀的佛龕稱作“蓮龕”。在佛教遺址、建筑和造像上,處處可見蓮花圖案。中國文人對蓮花也偏愛有加,周敦頤的《愛蓮說》即道出眾多文人墨客的心聲。中國文人愛蓮,在很大程度上仍與佛教倡澄凈妙悟相聯(lián)系,如崔融《為百官賀千葉瑞蓮表》:“夫蓮花者,出塵離染,清凈無瑕。有以見如來之心,有以察如來之法,道之行也。”[75]

貝葉。貝多羅樹的葉片,簡稱貝葉。生于熱帶,樹葉修長,非常適合書寫。古代印度倚重口耳相傳、不重文字書寫,有限的文字書寫的主要載體就是貝葉。法顯、玄奘、義凈的著述和《酉陽雜俎》《舊唐書》《太平御覽》《資治通鑒》等史籍中皆有記載,如“于是詞發(fā)雌黃,飛英天竺;文傳貝葉,聿歸振旦”[76],“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jīng)冬不凋。此樹有三種……西域經(jīng)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hù),亦得五六百年”[77],“其人皆學(xué)《悉曇章》,云是梵天法。書于貝多樹葉以記事”[78],“貝多葉長一尺五六寸,闊五寸許,葉形似琵琶而厚大,橫作行書,隨經(jīng)多少,縫綴其一邊,怗怗然”[79],等等。早期佛教經(jīng)典幾乎全為貝葉所壟斷,為保存和攜帶方便,便有了梵夾,“梵夾者,貝葉經(jīng)也;以板夾之,謂之梵夾”[80]。貝葉具有防蛀、防潮特性,可保存數(shù)百年之久,今天印度那爛陀博物館仍保存有大量的貝葉經(jīng)。

畢缽羅。印度常見樹種,在出土的印度河文明印章上已有菩提樹的圖案存在。相傳因釋迦牟尼在一棵畢缽羅樹下悟道成佛,該樹種便被稱為菩提樹,從而成為佛教的“圣樹”。《大唐西域記》卷八載:“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缽羅之樹也。昔佛在世,高數(shù)百尺,屢經(jīng)殘伐,猶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謂之菩提樹焉。莖干黃白,枝葉青翠,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之日,葉皆凋落,頃之復(fù)故?!?span >[81]后因禪宗神秀和慧能的兩首菩提偈而為人熟知,《酉陽雜俎》載該樹種亦名“思惟樹”。在陜西銅川玉華宮肅成院對面的山谷中,至今還生長著兩棵菩提樹。

胡椒。也是印度的重要物產(chǎn),盛產(chǎn)于古里、柯枝等地。段成式《酉陽雜俎》載:“胡椒,出摩伽陀國,呼為昧履支。其苗蔓生,莖極柔弱,葉長寸半,有細(xì)條與葉齊。條上結(jié)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于葉中。子形似漢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span >[82]胡椒是鄭和下西洋回程的主要貨物之一,曾被朱棣用來發(fā)放作為官員俸祿。

甘蔗。印度氣候濕熱,適合甘蔗生長,印度人很早即學(xué)會用甘蔗榨糖。中國人對此也有了解,“又土多甘蔗,廣如禾黍,土人絞取其液,釀之為酒,熬之成糖”[83]。20世紀(jì)初,在伯希和掠走的敦煌文獻(xiàn)中發(fā)現(xiàn)一張記有印度甘蔗的種類、栽培技術(shù)及制糖技術(shù)的殘卷(P.3303),季羨林先生曾對此有專門研究。[84]

上述印度動物、植物在中國載籍中屢屢出現(xiàn),是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的典型例證。其中不少物種本身或其文化意象跟宗教特別是佛教密切相關(guān),這說明,宗教文化的傳播意義絕非僅限于宗教本身。

其他物產(chǎn)。“印度國自古有名,所出寶物不可勝數(shù),人皆視為樂土?!?span >[85]除以上動物、植物外,車渠、琉璃、火浣布、刀劍等印度物產(chǎn)也引起中國人的注意。

車渠。西域七寶之一,紋理細(xì)膩柔和,一直被古人視為珍寶。《玄中記》載“車渠出天竺國”[86],曹丕則以《車渠椀賦》對天竺車渠極盡描?。?/p>

車渠,玉屬也,多織理縟文。生于西國,其俗寶之。小以系頸,大以為器。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麗,發(fā)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fù)并?;蛉舫聘「呱?,忽似飛鳥厲蒼天。夫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guī),稠希不謬,洪纖有宜。[87]

椀,同“碗”,是一種盛飲食的器具。據(jù)《古今注》等記載,曹操曾以車渠制成酒碗,這些車渠可能是曹操在建安二十年攻屠氐王、平定涼州之后,西域諸國所獻(xiàn)贈。除曹丕外,曹植、王粲、應(yīng)玚等人都有《車渠椀賦》傳世。唐代杜甫也在其《謁文公上方》詩中以“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88]詩句稱道來自印度的金篦醫(yī)術(shù)(治療白內(nèi)障的醫(yī)術(shù))。

琉璃。人多認(rèn)為來自西方特別是羅馬的玻璃器皿品質(zhì)最為出色,卻不知來自西域的琉璃制品“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89],玻璃寶鏡亦“舉國不識,無敢酬其價者”[90]。晉時潘尼有《琉璃椀賦》傳世:

覽方貢之彼珍,瑋茲椀之獨奇。濟流沙之絕險,越蔥嶺之峻危。其由來也阻遠(yuǎn),其所托也幽深。據(jù)重巒之億仞,臨洪溪之萬尋。接玉樹與瓊瑤,鄰沙棠與碧林。瞻閬風(fēng)之崔嵬,顧玄圃之蕭參……光映日曜,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爍旁燭,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91]

琉璃,本為梵文vaidūrya的音譯,佛教七寶之一,上述西域傳入中土的琉璃制品,其技術(shù)源頭無疑是印度本土。[92]

織品。中國紡織享有盛名,古代印度的紡織品也不遜色,《太平御覽》分別引《廣雅》《吳時魏國傳》道:“天竺出細(xì)織成……大秦國、天竺國皆出金縷織成?!?span >[93]在古代印度的紡織品中,以火浣布最為有名?!渡胶=?jīng)》《搜神記》等均有記載,《列子》的描述相對詳致:“火浣之布,浣之必投于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布而振之,皓然疑乎雪。”[94]印度與中國官方往來時經(jīng)常用這種布品作為禮物,在《晉書》等正史中多有記載。值得注意的是,《藝文類聚》載“大秦國貢奇布”之事,《馬可波羅游記》中亦有大汗贈送火浣布給羅馬教皇的記載,《南史》《梁書》《晉書》中均載天竺人與大秦人“交市于海中”,可見出天竺與大秦的古代貿(mào)易往來關(guān)系。[95]

刀劍。《列子》有對“切玉如切泥”練鋼赤刀的描述,梁吳均在《詠寶劍》一詩中有對昆吾劍的描述,與對練鋼赤刀的描述如出一轍:“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span >[96]對昆吾究竟今屬何地,歷來理解有分歧,但聯(lián)系前文周穆王得此劍于西戎的解釋,應(yīng)為出自西域、靠近印度或?qū)儆《戎亍?/p>

除以上外,典籍中對來自印度的金剛石、新陶水、珊瑚、珍珠、香料等時有記載。這些都是印度的特產(chǎn),大多見于頻繁的進(jìn)貢往來中,但有的印度商人以進(jìn)貢為名,行貿(mào)易之實,這也是古代中印交往、中外交往的一大現(xiàn)象。[97]不管是政治目的,還是經(jīng)濟目的,卻都在客觀上促進(jìn)了中印文化的交流。刺目的是,印度來華的貢品中竟然偶有“黑小廝”“番奴”之類,即奴隸,這真是一種特殊的“物產(chǎn)”!雖然不一定都是指印度奴隸(還可能是非洲等地區(qū)的奴隸),卻直觀反映出奴隸們的悲慘境遇。其實,在文學(xué)性較強的唐人作品中即有記載,如《陶峴傳》中載“海船昆侖奴”名曰“摩訶”[98]。據(jù)考,唐長安城曾列有專門的“口馬行”,竟將人和牲口并置,長安城大量出現(xiàn)的“胡姬”即為粟特商人從西域倒賣而來的女奴??梢?,奴隸貿(mào)易自古有之,而非近代以來才出現(xiàn)。

研究過程中發(fā)現(xiàn),在中國典籍中時有對源自中國的物產(chǎn)輸入印度的記載,這再次動搖了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單向說”[99]的根基。季羨林先生經(jīng)過考證,認(rèn)為中國的絲、糖、鋼等物品曾在古代流往印度,對單向交流一說提出質(zhì)疑。明代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鞏珍《西洋番國志》中也均明確記載有中國絲綢輸入印度的情形。元代汪大淵《島夷志略》中也曾著重記錄了一座中國“土塔”,此塔位于今天印度泰米爾納德邦東岸的訥加帕塔姆,土磚材質(zhì)?!秿u夷志略》載,“居八丹之平原,木石圍繞,有土磚甃塔,高數(shù)丈。漢字書云:‘咸淳三年八月畢工?!瘋髀勚袊似淠曷帽耍瑸闀谑钥讨?,至今不磨滅焉?!?span >[100]八丹為“沙里八丹”之簡稱,即今天印度泰米爾納德邦東岸的訥加帕塔姆,中古時期曾為印度半島上極其繁榮的國際貿(mào)易大港?!案邤?shù)丈”,明顯為中國風(fēng)格,這是宋人將中國的建塔風(fēng)格和建筑技藝帶到印度?!跋檀救臧嗽庐吂ぁ眲t提供了該土塔的建造年代,即公元1267年。這說明,一直到南宋末期,中印間海上貿(mào)易往來仍很活躍,當(dāng)時仍有諸多中國人遠(yuǎn)赴印度半島經(jīng)商。至于建塔的原因,推測很可能是中國商人們出于禮佛的需要(公元8、9世紀(jì)到12世紀(jì),訥加帕塔姆曾為南印度主要的佛教中心),同時在塔上書刻漢文以表達(dá)對故土的思念。1725年,歐洲旅游家瓦倫?。╒alentyn)曾參觀該塔,并稱之為“中國寶塔”。[101]16世紀(jì),葡萄牙人巴爾比(Gasparo Balbi)曾在該地見到“支那七塔”,土塔為其中之一,其余皆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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