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岳麓書社依據(jù)臺灣的《傳記文學》，分類編纂，陸續(xù)出版“傳記文學”書系，這是兩岸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是中國近代史和中華民國史研究的大事、喜事。

1962年2月5日，時值春節(jié)，曾在北大讀書的劉紹唐向當年的校長胡適拜年，談起胡適長期提倡傳記文學，而始終未見實行，向老師透露，自己正準備創(chuàng)辦《傳記文學》月刊。胡適雖肯定其志，卻以為其事甚難，辦月刊，哪里去找這么多“信而有征”的文字，因此不大贊成。不料當年6月1日，紹唐先生主編的《傳記文學》竟在臺北出刊了。自此，直到2000年2月10日，紹唐先生因病在臺北去世，歷時38年，共出版453期。每期約30萬字，453期就是約13590萬字。此外，傳記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傳記文學叢書”和“傳記文學叢刊”，其中包括《民國人物小傳》《民國大事日志》等許多民國歷史方面的著作。

盡人皆知，紹唐先生沒有任何背景，不接受任何政治集團、經(jīng)濟集團的支持，只身奮斗，孤軍一人，卻做出了臺灣官方做不出的成績，創(chuàng)造了中國出版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因此，紹唐先生被尊為“以一人而敵一國”，戴上了“野史館館長”的桂冠。

我在大學學習中國文學，畢業(yè)后業(yè)余研究中國哲學，1978年4月，調(diào)入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參加《中華民國史》的編寫，自此，即與紹唐先生的《傳記文學》結(jié)下不解之緣。在眾多歷史刊物中，《傳記文學》最為我所關(guān)注。但是，我和紹唐先生相識則較晚，記得是在1995年9月，紀念抗戰(zhàn)勝利50周年之際。當時，臺灣史學界在臺北召開學術(shù)討論會，我和其他大陸學者31人組團越海參加。這是海峽兩岸學者之間交流的起始階段，有如此眾多的大陸學者同時赴會，堪稱前所未有的盛事。我向會議提交的論文《九一八事變后的蔣介石》，根據(jù)毛思誠所藏《蔣介石日記類鈔》未刊稿本寫成。當時，蔣介石日記存世一事，還不為世人所知，紹唐先生很快通知我，《傳記文學》將發(fā)表該文。9月3日，閉幕式晚宴，由紹唐先生的傳記文學出版社招待。各方學者，各界嘉賓，濟濟一堂。我因事略為晚到，不料竟被引到主桌，和紹唐先生同席。那次席上，紹唐先生給我的印象是熱情、好客、豪飲。次年，我應“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陳三井教授之邀訪問該所，在臺北有較多停留時間。其間，我曾應紹唐先生之邀，到傳記文學出版社參觀。上得樓來，只見層層疊疊，滿室皆書，卻不見編輯一人。紹唐先生與我長談，詳細介紹《傳記文學》創(chuàng)刊的過程及個人辦刊的種種艱辛。紹唐先生特別談到，辦刊者必須具備的“眼力”“耐力”“定力”等條件，可惜，我沒有記日記的習慣，未能將紹唐先生所談追記下來，至今引為憾事。紹唐先生交游廣闊，文友眾多，因此宴集也多。每有宴集，紹唐先生必招我參加，我也欣然從遠在郊區(qū)的南港住所赴會。許多朋友，例如旅美華人史學家唐德剛等都是在這樣的場合下認識的。在臺期間，臺北史學界為紀念北伐戰(zhàn)爭70周年，召開北伐及北伐史料討論會，我根據(jù)原藏俄羅斯等處的檔案，撰寫《1923年蔣介石的蘇聯(lián)之行及其軍事計劃》一文參加，紹唐先生不僅到會，而且當場確定《傳記文學》將發(fā)表拙文。我離開臺北前，紹唐先生再次將我引到他的藏書室，告訴我，凡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喜歡什么就拿什么。我因為近史所已贈我大量出版物，又不好意思，只挑選了《陳濟棠自傳稿》《傅孟真先生年譜》《朱家驊年譜》和李濟的《感舊錄》等有限幾種，回想起來，至今仍覺遺憾。

紹唐先生自述，他有感于“兩岸的文士因為歷史原因等種種關(guān)系，許多史實難免歪曲”，因此，創(chuàng)辦此刊，以便“為史家找材料，為文學開生面”。我覺得，紹唐先生的這兩個目的，比較成功地達到了。政治對學術(shù)，特別是對歷史學的干預，古已有之，但是，學術(shù)特別是以真實為最高追求目標的歷史學，又最忌政治和權(quán)力的干預。紹唐先生在臺灣的白色恐怖余波猶在的年代，能夠不怕“因稿賈禍”，創(chuàng)辦刊物，發(fā)行叢書，保存大量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民國史資料，供千秋萬代的史家和史學愛好者采用，這是功德無量的盛事、盛業(yè)?？镫m標明“文學”，但是，取文、選文卻始終恪守歷史學的原則，排斥任何虛構(gòu)和想象，這也是值得今之史家和文家們借鑒和注重的。

紹唐先生去世后，《傳記文學》由中國新聞界的前輩成舍我先生的后裔續(xù)辦，至今仍是華人世界中的著名歷史刊物，衷心希望紹唐先生的事業(yè)和精神能長期傳承，永放光彩，衷心希望“傳記文學”書系的出版，能得到讀者的喜歡，助益歷史學的繁榮和發(fā)展。

楊天石

2015年5月于北京東城之書滿為患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