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真真假假的江湖：從天地會與紅花會說起

《鹿鼎記》，康熙年間的故事，寫了天地會反清。

《書劍恩仇錄》，乾隆年間的故事，寫了紅花會反清。

實則康熙年間未必有天地會，乾隆年間也并沒有紅花會。但天地會自述歷史，確實喜歡追溯到康熙年間；乾隆年間雖無紅花會，卻確實是幫會大發(fā)展的時期。這都是虛虛實實的地方。

一 誰創(chuàng)立了天地會

《鹿鼎記》第八回，韋小寶加入天地會，金庸借蓮花堂香主蔡德忠之口，介紹了鄭成功創(chuàng)立天地會的緣由與經(jīng)過：

當初國姓爺率領(lǐng)義師，進攻江南，圍困江寧，功敗垂成，在退回臺灣之前，接納總舵主的創(chuàng)議，設(shè)立了這個天地會……咱們大軍留在江南的甚多，無法都退回臺灣，有些退到廈門，那也只是一小部分，因此總舵主奉國姓爺之命，留在中土，成立天地會，聯(lián)絡(luò)國姓爺?shù)呐f部。凡是曾隨同國姓爺攻打江浙的兵將，自然都成為會中兄弟……

這一說，大約是辛亥革命前后提出，民國年間開始流行。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也就是金庸創(chuàng)作他的十五部武俠小說的時代，許多臺灣的學者和政治人物對這個設(shè)定尤其喜歡。

實際上，鄭成功創(chuàng)立天地會的可能性很小。學者們早已對關(guān)于鄭成功的史料，做過廣泛深入的收集，但沒有什么材料提到鄭成功創(chuàng)立過天地會；清代官方記錄里關(guān)于天地會的內(nèi)容也不少，也沒哪條記錄說天地會是鄭成功創(chuàng)立的。

甚至于，康熙時有沒有天地會存在，都很可疑。因為學者們所找到的最早的關(guān)于天地會的官方記錄，是乾隆年間的，這些材料追溯創(chuàng)會時間，也只到乾隆前期。

所以，要么就是康熙時尚無天地會——幫會自述來歷時把歷史拉長，那是屢見不鮮的事情；要么就是天地會雖然已經(jīng)有了，但尚不足以引起官方的注意。總之，絕不可能有《鹿鼎記》里那么大的聲勢。

畢竟，組織幫會創(chuàng)業(yè)，是需要特定的社會環(huán)境做基礎(chǔ)的?？滴跄觊g，剛經(jīng)歷了改朝換代的喪亂，人民群眾的生存狀態(tài)，是賈誼所謂的“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所以“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過秦論》）

這種情況下，在家過安生日子，特別符合“經(jīng)濟人”的理性訴求。相反，偏要學人家反清復明，那是非常有情懷的事。

從這個角度說，《鹿鼎記》里虛構(gòu)的天地會，寫得非常真實。它把陳近南這樣真有情懷者的奔波憔悴徒勞無功寫得可欽可敬，也寫了這種情懷在家國與人道之間難以面對的道德困境：

白衣尼見到這兩個白骨骷髏，不禁打一個突，再見到遠處又有三名喇嘛的尸體，不禁長嘆，抬起頭來。此刻太陽西沉，映得半邊天色血也似紅，心想這夕陽所照之處，千關(guān)萬山，盡屬胡虜，若要復國，不知又將殺傷多少人命，堆下多少白骨，到底該是不該？（第二十六回）

同時，金庸還寫了理想大旗下的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天地會和沐王府之間的蠅營狗茍嘰嘰歪歪，把無聊問題上升到大義的高度從而陷入相互攻擊的死循環(huán)，其間真包含著無窮的世俗人生。

到了乾隆年間，情況則大不一樣了。

二 乾隆年間幫會多

有些變化，和皇帝的個人素質(zhì)未必有多大的關(guān)系。

先列兩個數(shù)據(jù)：康熙十八年（1679年），天下人口一億六千萬，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人口則是三億一千一百五十萬?！坏揭话倌甑臅r間，人口增加了幾乎一倍。

這時的中國，能開發(fā)的土地都已經(jīng)開發(fā)，還引進了來自美洲的番薯、玉米等作物，但無論如何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所以乾隆朝這個盛世，看經(jīng)濟總量確實很可觀，但一算人均，則非常難看。有學者推算，唐宋盛世，人均原糧占有量都在600千克左右，清代中葉，則僅剩314千克?！稌鴦Χ鞒痄洝返诹?，描寫了這樣的景象：

眾人走了一夜，天明時已近黃河決口之處，只見河水濁浪滔天，奔流滾滾，再走幾個時辰，大片平原已成澤國。低處人家田舍早已漂沒。災(zāi)民都露宿在山野高處，有些被困在屋頂樹巔，遍地汪洋，野無炊煙，到處都是哀鳴求救之聲，時見成群浮尸，夾著箱籠木料，隨浪飄浮。群雄繞道從高地上東行，當晚在山地上露宿了一宵，次日兜了個大圈子才到杜良寨，真是哀鴻遍野，慘不忍睹。

這樣的慘狀，當時確實不罕見。

在生產(chǎn)技術(shù)沒有突破的條件下，單位面積的土地上勞動力的增加，并不能帶來多少產(chǎn)量上的提升。所以，即使不考慮土地兼并之類的因素，也會產(chǎn)生大量離開土地的農(nóng)民。這些流動人口，固有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人際關(guān)系很少會為之提供什么保障，所以他們必須緊密團結(jié)在一起保護自己，于是也就產(chǎn)生了所謂的“江湖義氣”。正是這些人，構(gòu)成了幫會的主體。

時代的另一個不穩(wěn)定因素和科舉制有關(guān)。科舉本是社會重要的穩(wěn)定閥，為社會下層提供了向上流動的通道。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巨大誘惑刺激了無數(shù)人讀書求官，而古代簡單的官僚體制根本容納不了如此之多的識字人口，大批人被阻隔在官場大門之外。而就像現(xiàn)在擴招之后的大學生，即使“畢業(yè)即失業(yè)”也往往不愿意去從事體力勞動一樣，這些古代的讀書人大多也回不到躬耕生活中去了。

尤其是考取了初級功名，但并不能因此進入統(tǒng)治階層的秀才，這個自命不凡而并未獲得多少特權(quán)的群體，自然也傾向于惹是生非。《書劍恩仇錄》第二回里有這樣一段：

余魚同乃江南望族子弟，中過秀才。他父親因和一家豪門爭一塊墳地，官司打得傾家蕩產(chǎn)，又被豪門借故陷害，瘐死獄中。余魚同一氣出走，得遇機緣，拜馬真為師，棄文習武，回來把土豪刺死，從此亡命江湖，后來入了紅花會。

這是站在余魚同的立場上敘事，即使屬實，這種極端案例也未必有多大代表性。事實上在當時很多人看來，這些秀才們是一個相當令人厭惡的群體。顧炎武曾評論說：當今天下之出入公門阻撓官府行政的，是秀才；仗勢欺人武斷鄉(xiāng)里的，是秀才；官府一旦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就群起而哄之的，是秀才；拿住官員見不得人的陰私，而和官員搞利益交換的，是秀才；一個秀才鼓噪，一伙秀才起哄，一個秀才行動，一伙秀才跟進；政府管也沒法管，抓也沒法抓，對秀才們稍微不客氣一點，秀才們就喊上了：這是殺士，這是坑儒。（《生員論》）

今天罵“公知”的詞兒，這里基本齊了。

自然，太平的年月越久，考試的次數(shù)越多，積壓的秀才也就越多，“去庫存”的壓力也就越大。他們也很容易滑向幫會，扮演狗頭軍師一類的角色?？傊嘤嗟淖x書人和多余的農(nóng)民源源不斷的產(chǎn)生，遂構(gòu)成了幫會發(fā)育生長的豐沃土壤。

三 這個幫會有點假

金庸小說好看，但不是了解古代幫會的好材料。天地會寫得真實，是因為曲折反映了一般的社會生活，跟江湖的距離反而比較遠；紅花會作風俊爽，心態(tài)陽光，思維中二，結(jié)局悲壯，體現(xiàn)的是一個年輕的（寫《書劍恩仇錄》時金庸剛?cè)鲱^）現(xiàn)代文人的俠客夢，跟事實無關(guān)。

這一層，跟雖然也經(jīng)過美化，但還保留著較多游民社會真實生態(tài)的《水滸傳》一比，一目了然。

這里簡單捋四點：對殺戮的態(tài)度，對女人的態(tài)度，對富貴的態(tài)度，對皇帝的態(tài)度。

今人讀《水滸傳》，往往震驚于其中描寫的殺戮之瘋狂，更受不了作者對殺人、吃人的細節(jié)那種津津樂道的態(tài)度。金庸小說無疑要人道主義得多，涉及大規(guī)模的死亡時，筆下必帶悲憫。《書劍恩仇錄》的最后，紅花會群雄明明已將乾隆逼入絕境，卻為了保全一個嬰兒的性命，而功虧一簣。這是孟子說的，“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的情懷，按照今日的網(wǎng)絡(luò)輿論，要被罵“圣母”的。對比《水滸傳》里為了賺朱仝上山，李逵可以一斧子把一個可愛男孩兒的腦袋一劈兩半的行徑，真是不啻霄壤。

金庸也常被現(xiàn)在的讀者批，說是男權(quán)視角，女性角色都是按照男人的品味塑造的。這當然也不無道理，因為把女人當珍寶，把女人當玩物，把女人當工具，把女人當毒品，把女人當毒蛇猛獸……都可以叫作“物化女人”，但就從前面的羅列也可以看出，同屬物化，區(qū)別也還是很大的。

《水滸傳》里，潘金蓮、潘巧云是毒蛇，顧大嫂、孫二娘是猛獸，湊上一個木雕泥塑的扈三娘，對女人真是惡意滿滿。但從游民社會的角度說，產(chǎn)生這樣的價值觀其實很自然。因為幫會組織強調(diào)資源共有，所謂有福共享有難同當，大碗喝酒大秤分金，而女人偏偏很難分享，所以極容易造成兄弟情義的破裂，而對本就處身社會邊緣的江湖好漢來說，這種破裂的后果往往是致命的。所以要保證組織效率，就非得歧視女人不可。金庸要提供現(xiàn)代讀者喜聞樂見的故事，也就不能如實反映這樣的事實，恰恰相反，紅花會群雄常常就得以贊賞的心態(tài)扮演好女人的保護者的角色——駱冰少奶奶的年歲也不小了，不是全會上上下下都捧著，哪能那么完好的保存著一顆少女心？

早有人指出，所謂及時雨宋江，其實就是及時的銀子。要被江湖稱頌為“有義氣”的好漢，撒錢必須個頂個的麻利。相應(yīng)的，好漢貪財也不被認為是缺陷：武松在張都監(jiān)手下的時候，幫人走后門收受了許多賄賂，對這種行徑，施耐庵大爺寫了四個字——“不在話下”，再正常也沒有了。

在金庸這里可不行。英雄好漢當然要視金錢如糞土。《飛狐外傳》里，紅花會三當家趙半山要資助窮小子胡斐，錢是這么給的：

趙半山哈哈大笑，翹起大拇指贊道：“好！”飛身上馬，向西疾馳而去，只聽他遠遠說道：“石上的小包，哥哥送了給你?！?/p>

胡斐回過頭來，只見大石上放著一個包裹，本來是趙半山掛在白馬背上的。他伸手一提，只覺沉甸甸的有些壓手，急忙解開，但見金光耀眼，卻是二十枚二十兩重的金錠，一共是黃金四百兩。胡斐哈哈一笑，心道：“我貧你富，若是贈我黃金，我也不能拒卻。三哥怕我推辭，贈金之后急急馳走，未免將我胡斐當作小孩子了。”（第四章）

金錢往來，無論接受還是贈予，都不是什么體面的事。胡斐“你給我錢我就要了”的態(tài)度，反而要算不拘小節(jié)的名士風。《笑傲江湖》里面，莫大和劉正風師兄弟失和，原因竟是“本來朋友都有通財之誼，何況是師兄弟？但莫師哥由此見嫌，絕足不上小弟之門”，似乎是劉正風想贊助莫大，莫大因此覺得受到了侮辱，所以兩人就掰了。

這其實都是讀書人的矯情，真實的江湖好漢哪講究這個？

對皇帝的態(tài)度不必多說，梁山好漢是“貪官污吏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梁山好漢對體制始終是既仇恨又羨慕，所以最大最終的理想是招安夢。紅花會為了利用乾隆排滿興漢，那一陣對皇帝客氣一點，就陷入遇到其他江湖好漢，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的窘境。

《神雕俠侶》里，郭靖講述“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道理時，刻意把皇帝和國家兩者做了區(qū)分：

不錯，理宗皇帝乃無道昏君，宰相賈似道是個大大的奸臣……郭某縱然不肖，豈能為昏君奸臣所用？只是心憤蒙古殘暴，侵我疆土，殺我同胞，郭某滿腔熱血，是為我神州千萬老百姓而灑。（第二十一回）

十五部金庸小說串起來，非常明顯，鄙視廟堂，乃是江湖的核心價值觀。

四 花兒為什么這樣紅

以上，都是說不同，不是論高下。

說到底，金庸小說和《水滸傳》，是性質(zhì)完全不同的兩種作品，不能用同一套標準來衡量。做個簡單化的劃分：

精英階級寫給精英階級看的，是雅文學。

草根階級寫給草根階級看的，是俗文學。

精英階級寫給草根階級看的，是通俗文學。

俗文學對精英階級可能有陌生化的效果，也就顯得格外有趣；通俗文學滿足草根的同時，可以保留一些精英的趣味，所以它們都有可能做到雅俗共賞。

但雅對俗文學的賞，正是因為它“俗”；雅對通俗文學的賞，卻是因為它“不俗”，所以仍有本質(zhì)不同。

《水滸傳》是俗文學，本質(zhì)上是游民社會的產(chǎn)物，雖然經(jīng)過金圣嘆這樣的文人改造，無關(guān)大體。所以小說中今人視為奇葩的事實和價值觀比比皆是。然而它也提醒我們，不管你喜不喜歡，這種暴力與血腥是真實存在的，這也是教你直面慘淡的人生。

金庸小說是通俗文學。金庸國學，深淺幾何？固然是網(wǎng)友常常爭論的話題，但金庸無論家庭出身還是自身履歷，都屬于精英階級。他自稱寫小說是娛人兼自娛，既然要自娛，那實際上就充當著“把關(guān)人”的角色：大眾喜歡，自己也不反感的，這個可以有；大眾喜歡，自己不能接受的，這個過濾掉；自己喜歡而大眾本來未必關(guān)注的，也可用巧妙的手法放進來。最后這一層，喜歡的，管這叫提升格調(diào)；討厭的，管這叫大塞私貨。

俗還是通俗，換著看看，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