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展江（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

說到駐外記者，我這個許多年前的報人不由得心生情節(jié)。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職業(y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兼普利策獎管理人約翰·霍恩伯格在1964年曾經出過一本書，名叫《外國飛鴻：偉大記者及其時代》，新華出版社1985年推出的中譯本易名為《西方新聞界的競爭》，淡化了駐外記者的角色，但在那個“熱眼向洋看世界”的年代，書中所描述的西方駐外記者的人和事，令無數(shù)新聞學子和新聞記者神往。

記得1980年代中期，我由海軍的一名新聞干事轉業(yè)為地方報紙的記者，一聽到新華社或《人民日報》某某駐外記者，心中充滿羨慕。那個時代已經迥異于當下，國家剛剛開啟國門，能出國者主要是極少數(shù)精英——政界人士、外交官和所謂國字號的少數(shù)記者。

當然，那個時代的向上精神也非今日所能比擬。國家精英們深知“文革”和極“左”路線的多年折騰，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痛定思痛，“落后就要挨打”成為國家精英的共識，向先進國家學習是整個國家發(fā)展的必由之路。駐外記者在那個時代，除了報道與中國有關的政經大事，很重要的一個使命是介紹先進國家的經濟、法律、社會生活及其機制體制。

（一）

江亞平先生生逢其時，就在新華出版社推出《西方新聞界的競爭》的當年，大學外語系畢業(yè)后進入新華社國際部，承擔著作為未來國家和國際新聞精英的使命。自1989年第一次走出國門擔任駐外記者，到后來足跡留在世界上50多個國家，年過天命仍然堅守在國際新聞的第一線，江亞平先生這整整30年的國際報道和評論生涯，給我們留下了什么呢？

聽聞江亞平先生此前出版過《一位中國記者眼里的波黑悲劇》，《跟女王聊天》和《印度：一個不可思議的國度》等書，還有譯著問世。如果說前者是他駐外記者部分生涯的記錄，后者是他在作為記者筆耕之余的文趣，那么我相信，《走向五大洲：江亞平國際新聞作品選》則是一部增加了他進入21世紀和邁入知天命之年后全新感悟的文集。這也是我花了幾天時間讀完書稿的感受。

《走向五大洲》匯集了江亞平的80多篇文章，他自己分為通稿和特稿兩個大類。這個分類在今天看來就可以討論一番。按照傳統(tǒng)的分類法，新聞文體有消息通訊特稿評論等類別，今天的官媒大概還用這個分類，而且歷史比較悠久的新華社還有獨特的新華體。但隨著外來影響的擴大，另一種分類法出現(xiàn)了：首先是分為報道和評論兩大類，報道可以再分為消息和深度報道以及特稿。評論可分為社論、專欄文章等。

我寧愿將江亞平的80多篇文章首先分為報道和評論兩大類，再將其中的報道大致分為深度報道和特稿，將評論分為時評和隨筆。在我看來，江亞平的上述文章中最吸引我的是特稿和隨筆。我還發(fā)現(xiàn)，在江亞平的特稿和隨筆中，政治文化、社會文化和媒體文化這三個題材上的大類是最有特色的。

（二）

我佩服江亞平對英國、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所發(fā)生的相關新聞事件背后的政治文化的挖掘和解讀，從中也可以看出他搬來他山之石的拳拳“攻玉”之心。

怎樣防止官員尸位素餐和營私舞弊？這在世界各國都是大難題?！对谟h會聽辯論》一文給我們諸多啟示：看著布萊爾頻頻站起來作答，我心中頗有感慨。這樣的首相顯然當?shù)闷D苦，甚至有些寢食難安，這種做法的特點是政治上充分開明，首相和大臣對自己負責的事務絲毫不敢含糊和懈怠，充當濫竽的南郭先生在這里一天也混不下去，秘書寫稿照念的現(xiàn)象被徹底杜絕。另外，有反對黨監(jiān)督質問，可以將執(zhí)政黨官員作弊或不負責任的現(xiàn)象減少到最低限度。像中國經常聽說的什么胡子工程、頭腦發(fā)熱就拍板定案的情況極難發(fā)生，因為所有重大政策在出臺前必須從各個方面受到反復審查和質問，以確保它正確可行。

這兩年，國家高層制訂了“八項規(guī)定”，遏制官員奢靡?？墒窃鴰缀螘r，一些官員花起納稅人的錢是多么無所顧忌。副部級的前中石化董事長陳同海曾說：“每月交際花一兩百萬算什么？”那就看看《因為差旅費下臺的女高官》一文吧。上任不到兩年，加拿大阿爾伯塔省首任女省長雷德福便在哽咽聲中宣布辭職，起因是她前一年曾帶了幾個隨從坐頭等艙出席曼德拉葬禮，前后花費公款45000萬加元（約合40000美元）以及動用省政府飛機從省府埃德蒙頓飛到溫哥華出席叔父的葬禮，并在出公差時帶上女兒，共計花費3156加元（約合2809美元）。49歲的雷德福干得風生水起，讓地處偏僻山區(qū)的阿爾伯塔省生機勃發(fā)?？墒枪Σ坏诌^啊，而國際經驗表明，只有對腐敗零容忍才能讓官員生畏。

當然，加拿大不是一個冷酷無情的國度?！都幽么螅粋€寬容的國度》告訴我們，有一男子做變性手術，上萬加元的手術費由地方財政支付，為的是讓一個男人圓女人夢。誠如江亞平所言：“這不但需要雅量，更需要自信。唯有自信，才有包容，唯有包容，才有和諧，而有了和諧，才更加自信，形成良性循環(huán)。這種自信未必非要建立在經濟十分發(fā)達的基礎上，關鍵在于政府和社會深植‘以人為本’的理念，將人的發(fā)展放在第一位。加拿大的魅力正源于此吧?！?/p>

在《政府誠信的誤差率》中，江亞平告訴我們一個故事：澳洲一位七旬老太收到超速罰款單后投訴，受理投訴的機構把老太的車運到專用賽車道上測試，發(fā)現(xiàn)該車即便油門踩到底，也無法超速。于是檢查測速攝像頭，發(fā)現(xiàn)它存在萬分之二的錯誤率。老太的罰款被免除并獲得致歉，當?shù)卣煌ú块T還決定將根據(jù)這個攝像頭監(jiān)測結果開具的一千多張超速罰單全部作廢，向每位受罰司機退賠并寄送致歉信。據(jù)說一位因罰款和罰分被吊銷駕照的出租車司機不但拿回退款，還憑借這張退款單進行交涉，居然把吊銷駕照期間的薪資也要了回來。這能不讓我們一些地方政府部門汗顏嗎？

2015年春季以來，中東和東亞的韓國等為“中東呼吸綜合征”而困苦，這也是全球化的一個副產品，即一些致命疾病的全球傳播肆虐?！动偱２淼难蹨I》一文揭示，艾滋病之外，瘋牛病也早早就在1986年的英國發(fā)生了。可是公眾和媒體一是不知情，二是不懂行。英國政府出于“維穩(wěn)”和商業(yè)等各種考慮，將瘋牛病成功地隱瞞了整整十年。甚至其間在1990年5月農業(yè)部長還對著電視鏡頭讓他4歲的女兒吃牛肉漢堡包，以證明英國牛肉是放心食品。這對于我們國家太有借鑒意義了：沒有哪個國家的政府愿意主動公開信息，必須立法強制政府公開，從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的爆發(fā)到今天，我們終于以血的代價換來了政府信息公開的基本法律制度。

（三）

我也佩服江亞平從無數(shù)新聞故事中以小見大，精彩地解讀英國和印度等國社會歷史文化的本領。

《藍血殘陽——英國貴族百年滄?！肥亲咴L一位名叫豪的勛爵之后寫出的佳作。有上千年歷史的英國貴族如今向何處去？現(xiàn)在的貴族怎樣生活？他們是否還過著打獵飲酒一類豪奢的生活？想必這些都是中國人關心的話題。如作者所言，豪勛爵家庭的故事透視英國貴族的百年滄桑。豪勛爵曾經從政，官拜副部級，如今在鄉(xiāng)間生活依舊高雅精致，但已經與奢靡無緣：不動產寥寥，收入也有限，用不起仆人。當代的世襲貴族在城里與一般市民無多大分別，但在鄉(xiāng)村，人們還是對貴族尊敬有加。這與進入20世紀倡導均貧富的工黨和民主社會主義的強大不無關系：對富人和貴族征收高額所得稅和遺產稅。當代貴族必須有自己的職業(yè)，因為過去那種靠收租過好日子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令記者有所觸動的是豪勛爵的豁達和睿智：“世襲貴族僅憑出生而決定一生的命運，這種事情沒有也罷。不勞而獲得來的財富，未必是一種幸運?！蔽粗@是否代表著英國當代貴族的多數(shù)聲音，但是這種細膩的采訪寫作無疑令我增加了許多新知。

近年來，慈善事業(yè)在國內遇到很多問題，而且并不限于官辦慈善機構。在《慈善的要義是尊重而非憐憫》中，江亞平告訴我們，慈善是建立在尊重而不是憐憫基礎上的幫助，至于利用做善事來達到沽名釣譽的目的，則是對慈善事業(yè)的褻瀆。英國每年的捐款總額少則上百億英鎊，多則200多億英鎊，既有大公司大財團成千上萬的慷慨贊助，也有普通民眾3鎊5鎊的涓涓細流。錢雖然滾滾而來，但不得任意挪作他用，每個機構都有專門的信托基金委員會來管理每筆捐款，籌款和開支都有嚴格的法律規(guī)定，賬目都必須公開，要向捐款人有詳細交代。中國慈善機構往哪里去？不消說，改革的路徑已經有了。

考駕照比考托福難，對于我們來說這似乎是天方夜譚，可是在江亞平筆下的英國這是鐵一般的現(xiàn)實：考試時必須在城市街頭駕駛30到45分鐘，22個規(guī)定動作如有一個不合格就告失敗?！督o一生駕駛系上“安全帶”》寫的是似乎老派的英國考官如何不讓江亞平這位有多年國際駕齡的老司機輕易通過考試。當時他的憤懣可想而知，可是理性告訴應考者，冷血考官的嚴格，使安全意識牢牢地根植在駕駛員的腦海里。

原以為江亞平從“大英帝國”發(fā)源地到其前殖民地，因歷史文化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落差會產生新的文化隔膜，誰知他的多篇印度特稿卻同樣引人入勝和入木三分。

當今的國人，包括一些文人雅士，對印度的看法比較負面甚至糟糕。我在2015年3月參加一個與印度學者對話的研討會上，就聽到一位資深的印度作家抱怨，他從網(wǎng)上看到，有的中國人不但嘲笑印度，而且嘲笑印度的民主，說中國如果實行民主就會像印度那么糟。一些去過印度的知識分子回國會告訴親友說印度如何骯臟不堪，簡直無法片刻忍受。可是我們如果讀一讀《人與神的橋梁——苦行僧素描》，我們就可能發(fā)現(xiàn)，我們對印度教文化和苦修哲學太不了解了。作者抵近那些外表臟兮兮的苦行僧的細膩觀察和交流會大大幫助我們反思自己的世俗文化觀。

作為對照，《俱樂部——培養(yǎng)精英的搖籃》則寫出了國人不了解的另外一個印度，即文雅體面的印度，和這種上流社會的交往空間。作者以其獨特觀察告訴我們，英國人開創(chuàng)的俱樂部在印度不是大富大貴之人、尤其是土豪新貴的天地，而是真正的精神貴族式社會精英的搖籃：入會者申請時長可達數(shù)十年，他們須舉止文雅，容易相處。有的俱樂部“拒富”，百萬富翁未必有緣置身其中；而有的俱樂部則“拒貴”：2007年春鐵道部長拉魯突發(fā)奇想，提出要加入“印度國際中心”，他找人插隊，直接把申請遞交給了中心主任，兩個月后申請給駁了回來，理由是他是政客，而會員必須是有學術和研究水平的人。作者最后感慨：“何時中國也有一些這樣的俱樂部，新聞界的同行們可以在一起自由交談、聚會聊天呢？”這也是一種特殊的中國夢吧。

（四）

新聞媒體應該成為新聞的焦點之一嗎？傳統(tǒng)觀點認為，媒體記錄自然和社會事件，而少談自身。可是到了20世紀晚期，麥克盧漢的名言似乎越來越應驗了：媒介就是訊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江亞平作為新聞記者在筆下適度關照新聞文化的變遷，則是順理成章的。

本書中最早提及媒體的是《永不消失的電波》，記述的是1990年代波黑內戰(zhàn)中首都薩拉熱窩一家名為RADIO M的音樂電臺作為東歐第一家私營電臺如何為了一個高尚的目標而艱難生存：它超越種族和戰(zhàn)爭各方，通過看不見的電波為炮火中的民眾和士兵傳遞親人的信息以及為年輕人牽線搭橋做紅娘。戰(zhàn)爭的殘酷與電波的溫馨構成了一道獨特的人道主義風景線，令人感念和難以忘懷。

世紀之交，互聯(lián)網(wǎng)崛起，以報刊為代表的傳統(tǒng)媒體式微，這令傳統(tǒng)報人唏噓不已，因為最早的新聞文化乃是由擁有400年歷史的報紙開創(chuàng)?？缭饺齻€世紀、有128年歷史的澳洲《公報》2008年1月關張，引得常駐該國的江亞平不勝唏噓。我們還看到：4年半后的2012年10月，當一度發(fā)行300萬、深刻影響美國輿論的《新聞周刊》不再出版紙質版時，作者又好好懷舊了一把；而進入新世紀，英國老牌雜志《經濟學家》在澳大利亞發(fā)行量提升，則令江亞平欣喜。

當然，江亞平對于新媒體也全無敵意，特別是在新媒體與人文關懷相結合的時候?！都o念賴利》寫道：2007年，1899年出生在英屬澳洲的老嫗奧莉夫·賴利以年近百歲高齡，成為世界上最年長的博客主人，一舉告別了她過去籍籍無名的107年，而這個新獲得的名聲主要依賴的是博客的公共性：“在……奧莉開始寫博客前，她只屬于自己的家人，但開了博客后，她便屬于全世界了?！敝心曜x者會這樣給老嫗留言：“謝謝你，奧莉。你給我年邁的父母豎立了榜樣，幫助他們克服了對電腦的恐懼而積極行動起來?！边@是一個多么溫馨的勵志故事。

從江亞平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他這位代表中國國家通訊社的資深駐外記者和曾經的戰(zhàn)地記者在各國受到了普遍禮遇，甚至被奉為上賓，能見到西方記者求而不能的外國政要。那么江亞平心目中有沒有偶像級的同行呢？有的。在《戰(zhàn)地記者阿內特印象》中，他表露了這樣的尊崇。CNN的彼得·阿內特告訴他：要成為好記者，首先需要在一個信譽好知名度高的國際新聞機構工作，“想到哪里去采訪CNN就讓我到哪里去采訪”。而針對戰(zhàn)地記者是危險職業(yè)的常人看法，他卻不以為然，因為戰(zhàn)地記者并不是冒風險最大的人，真正危險的是那些當?shù)厝恕?/p>

這位1966年因報道越南戰(zhàn)爭而獲得普利策獎的王牌戰(zhàn)地記者對全球化時代新聞的客觀性的看法頗有意思：冷戰(zhàn)時期，東西方對峙，新聞報道并不完全客觀，有時甚至帶有偏見?，F(xiàn)在不同了，全球范圍內合作多于對抗，經濟和文化相互聯(lián)系著。人們的觀念也變了，愿意接受采訪，讓別人接受和了解他們。從這個意義上說，現(xiàn)在做記者比過去容易一些，競爭也更激烈，獨家新聞更少一些。另外，世界變得越來越小，封鎖消息和片面報道已經很難，報道也越來越趨于公正；有了全球意識，也有條件獲得更為客觀全面的信息。記者和讀者看待國際事務的角度和深度都與從前不同，要比以前公正和客觀多了。

關于新聞客觀性的爭議中外長期有之。阿內特的這些觀點對于那些不相信客觀性的人來說不是有啟發(fā)呢？阿內特先生后來退出國際新聞一線，任教于我國汕頭大學長江新聞傳播學院，在他和其他教師的熏陶下，一批學生記者奔赴美國、緬甸、南非等國，報道大選、世界杯足球賽等重要事件。他們秉持了阿內特先生的精神和理念，受到國內學界和業(yè)界贊賞絕非偶然。

西方媒體憑借其傳統(tǒng)至今影響力不減，那么經濟落后的印度如何呢？《媒體——社會的良心》告訴我們，絕不能小覷印度媒體。印度報紙數(shù)量超過5600種，每天用超過100種語言出版，百年老報并不稀罕，還發(fā)行近4萬種期刊。江亞平分析，印度媒體不但數(shù)量多，而且獨立、大膽、活躍、具有公信力？第一是沒有主管部門限制干涉，基本做到了言論自由，文責自負。二是競爭使然，競相努力挖掘獨家新聞造就了百花齊放的傳媒世界。第三是記者編輯收入高，免于卑躬屈膝地為某他人涂脂抹粉，也無需挖空心思去拿好處費、封口費和版面費。第四是私立媒體經濟自立和編輯權獨立。

印度新聞從業(yè)者的待遇有多高？據(jù)江亞平調查，在印度的拿工資人群中，媒體僅次于軍隊，而遠遠高于一般官員和大學教授，這糾正了我的一份錯誤預判。我也跑過一些國家，對其新聞界有一些調查。此前我知道，在西方國家中，除了日本記者享受高薪外，歐美國家記者待遇普遍屬于中下。我還以為經濟不算發(fā)達的印度也是如此呢。

家族制如何影響媒體？江亞平在與《印度時報》的主編交流時被告知，這份家族報紙的老板實行的是“具有印度特色”的無為而治：老板一年有8個月在北部山區(qū)修行，2個月去世界各地旅行，管報紙的時間只有2個月，能管什么？而且老板對下屬很信任，除了大政方針，一般的報道基本上讓總編輯管理，不過問不干涉。我們千萬別小看1838年創(chuàng)刊的嚴肅大報《印度時報》，它在各國報業(yè)的衰退大潮中逆市上揚，已取代英國黃色小報《太陽報》，一躍成為當今世界第一大英文報紙，2013年末發(fā)行量超過了332萬份。

（五）

世事滄桑?！蹲呦蛭宕笾蕖匪凵涞臅r空和世界巨變是當下的80后和90后難以輕松理解的，而我恰恰認為，這些是他們、尤其是未來的國際新聞傳播業(yè)者所必須知曉的。哲人有三問：我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先不說人類的起源，也不說霍恩伯格教授所描述的駐外記者兩百年歷史，如果說連從三十余年前改革開放之初到當下這段不算很長的歷史都不了解和尊重，我們就沒有根了。央視某位在國際上知名的主持人之所以出問題，種種緣由中肯定包括年少得志和過度輕狂，其根由還是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何為昨日，何為今天。

正如江亞平所言，30年前作為中國的一名駐外記者有很多光環(huán)和榮耀，而隨著國門的敞開和經濟的發(fā)展，一度為人艷羨的職業(yè)可能發(fā)生了反轉。你愛國際新聞和駐外記者這一行嗎？那就意味著你發(fā)財無望，升官受限，天倫難樂，而那些過去艷羨你的人可能今天家財萬貫，前呼后擁，神氣活現(xiàn)。但是，誰的人生閱歷和精神感悟能與一個全球化時代浪跡天涯的時代記錄者相比呢？何況沒準有一天，中國的新聞從業(yè)者也能像日本和印度同行那樣，拿著比大學教授還高的薪水呢！

作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教師，我會向學生們推薦江亞平先生的這部凝聚了30年心血的新作。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