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漢初的休養(yǎng)生息

功臣、外戚、宗室，三系的搗亂，都已講過，就可以講到漢初社會的建設(shè)方面了。要考察社會的情形，物質(zhì)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重的。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質(zhì)方面的支配，物質(zhì)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漢初社會的精神方面卻是怎樣呢？《史記》上說：

黎民得離戰(zhàn)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呂太后本紀》）

為什么有這種心理？請想一想。西周以前不必論，從春秋到戰(zhàn)國，中國實在經(jīng)過五百年的長期戰(zhàn)爭，再加以秦朝的暴虐，再加以楚漢的紛爭；這時候，社會的狀況如何？如何不要發(fā)生這一種心理呢？

社會心理的力量是最大不過的。生于其間的人沒一個能不受它的鼓動，而且受其鼓動而不自知。

《漢書·文帝紀》：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chǎn)也，吾奉先帝宮室，?？中咧?，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

又《刑法志》：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長幼養(yǎng)老。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勸趣農(nóng)桑，減省租賦。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zhì)，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wù)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孝文帝這種恭儉的君主，在歷史上卻也難得。功臣是最喜歡搗亂的，也能夠“論議務(wù)在寬厚”，更為奇怪。我說：這都是受了社會心理的鼓蕩而不自知的［《史記·吳王濞列傳》：“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wù)自拊循其民?！碑敃r的郡國諸侯，武人也不少，居然能如此，這個也是受社會心理的暗示。其效驗，居然“天下初定……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shù)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后數(shù)世，民咸歸鄉(xiāng)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當時的政治受這種心理的支配。可考見的共有三端：其一是減輕人民的負擔：漢高祖初定天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除民之田租”。到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才令民半出租，其間共有一十三年，沒有收過一文的田稅。這是中國歷史上僅有過一次的事（從此以后，田租是三十而稅一）。其二是簡省刑罰，高祖入關(guān)，就和人民約法三章。其后蕭何定《九章律》，雖然沿用秦法，然而斷獄四百在實際上卻是簡省的。文景時代，又屢有減輕刑罰的舉動（詳見本書第八章第五節(jié)）。其三是在政治上一切都守無為主義。所以賈生勸文帝“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就“謙讓未遑”（《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匈奴屢次入寇，從景帝以前，始終取防御主義。這種政策，高祖、高后、文帝、景帝四代相繼，共有六十六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41年）。它的效果便是：

《漢書·食貨志》：漢興，接秦之敝。諸侯并起，民失作業(yè)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間成群，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愧辱焉。

這個富力的增加，也總算得快的了。然而這種政治也有個弊病，便是：一、豪強之徒侵凌窮人，毫無制裁；二、文化方面太覺黯然無色，所以激成武帝和王莽時的政治。且待下面再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