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

在歷史的宏大敘事當中，小人物的生活，從來都是省略號，只能自己珍惜自己的小事。

生于1966

我們家，有兩個人很厲害，一個是我爹，一個是我。我爹生于1911年，當年發(fā)生辛亥革命，嘩啦一聲，大清帝國支離破碎；我生于1966年4月13日，一個多月后，“文革”發(fā)動，紅色中國變得更紅。

我的出生地，遼寧省旅大市新金縣皮口公社西城大隊卡拉房小隊，現在的說法是，遼寧省大連市普蘭店市皮口鎮(zhèn)西城村卡拉房居民組。鄉(xiāng)下人不習慣叫“居民組”，還是沿襲老稱呼，叫“屯”。我可真會選擇，不生到北京上海，不生到蘇州杭州，不生到革命干部家庭，不生到書香門第，偏偏生到一個土里土氣的屯子里，甘做農二代。小樣，還挺有犧牲精神。

后來想，哪怕生到皮口鎮(zhèn)一個普通工人家庭也好。怎么偏偏……那時候，皮口公社和皮口鎮(zhèn)是平行的兩個黨政建制，后來合并，稱“皮口鎮(zhèn)”。鎮(zhèn)里的人，是“非農戶”，吃商品糧；鎮(zhèn)外的人，是農民，土里刨食，還吃不飽。鎮(zhèn)里鎮(zhèn)外，是兩重天。

迎接我來到人間的，是一張粗糙的麻袋片。我的襁褓，竟然是麻袋片。呵呵，麻袋片。

他們用麻袋片包我。他們窮成什么樣子。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這事。很多年，至少是四十歲左右才知道。是我堂嫂說的。我堂嫂，是我爹他哥——我大爺家的兒媳婦。堂嫂的兒子，比我還大一歲，叫我老叔。

大爺一家住在夾河鎮(zhèn)。我后來在一個名叫瓦房店的小城市工作，回老家皮口，要路過夾河鎮(zhèn)。有時候，順路去看看堂哥堂嫂。那時候，大爺和大娘，已不在人世。

那年春節(jié)前，我到堂嫂家串門，聊天時說到過去的窮日子，堂嫂說：“那時候你家窮得連炕席都沒有……你生下來，是用麻袋片包的，你知不知道？”

我怎么能知道？誰都不告訴我。

我懷疑，我性格中的種種粗糙，都跟麻袋片有關。

也就是那天，堂嫂還跟我說起她的“愛情故事”。

堂嫂是從山東某地嫁到遼東半島來的。在我出生前兩年。我大爺和大娘，也包括我爹，都是從山東逃到東北來的。“闖關東”嘛。我堂哥，個子很矮，在當地張羅不到媳婦，回山東老家去張羅。這就張羅到堂嫂頭上。

那年堂嫂十八歲。

堂嫂說：“說嫁是好聽的，其實是我媽把我賣了，六十元?！?/p>

記住啊，20世紀60年代，祖國形勢“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山東那地方，還有賣女兒的。

我堂哥到山東領堂嫂，堂嫂不高興。她說：“一見面我就不愿意，那么小的個頭，高的摸不著，矮的提不動，我怎么能看上他？”

堂嫂跟她媽鬧脾氣，不干不干，就是不干，對她媽說，你喜歡，你跟他走！她媽生氣，用棒子打她。她逃出家門，被抓回去，繼續(xù)打。實在熬不住，只得同意跟堂哥走。

從山東某地到遼南，兩個人有時步行，有時坐車，有時坐船。步行的時候，一個在路的左邊，一個在右邊，木著臉，誰也不看誰。

堂嫂的敘述里，透露出一個重要細節(jié)。那時候，從山東某地到遼南某地，車船費加在一起，兩個人，共花銷三元五角。這樣說來，當時堂哥買媳婦的六十元，是很大一筆錢。

等到了遼南這邊，堂嫂只能同意跟堂哥結婚。“沒地方去呀，怕死呀，一點兒辦法也沒有呀?！?/p>

嗨，堂嫂的“愛情”，比麻袋片，還要粗糙。

再回老家，我得問問麻袋片的事。問媽，她不承認。問大哥，他說什么麻袋片，不記得。說完嘻嘻笑。大哥比我大二十歲，他哪能不記得。他的笑里邊，有勾當。

考證到此結束，麻袋片的事，是真的。我堅信不疑?！案F得連炕席都沒有”，也是真的。

祖國形勢“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可我家那么窮。

那么窮的家，干嗎生孩子？那么窮的國，干嗎鼓勵生孩子？

我一點兒都不計較，這個世界上，有我沒我。沒我，不在乎；有我，也不感謝誰。

這不是氣話。

心平氣和告訴你，要是有下輩子，我就托生成一只鳥，小鳥也行，在深山老林，在枝頭上，啁啾。

油燈下的瞎話

我的文學啟蒙，從童年開始。

鄉(xiāng)下人早晨起得早，晚上睡得也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是讀了《黃帝內經》，用這法子來養(yǎng)生，是日子逼的。吃了晚飯，啥事沒有，熬燈油做什么？趕緊睡，省油就是省錢。

家里弄點兒零花錢不容易，靠雞屁股，靠趕海。養(yǎng)雞不能超過幾只，超了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趕海也不行，被稱作“趕小?！保彩恰白哔Y本主義道路”。皮口鎮(zhèn)有國營捕撈場，需要大量漁網，把漁線分發(fā)給附近農家，織網，掙手工費，生產隊也不允許?！翱棿缶W”“趕小?！保荚谂兄?。那時候“資本主義”可真多，可誰家里，都沒有資本。

后來有了電燈，普遍使用小瓦數的，十五瓦，叫“小泡”；瓦數大的，叫“大泡”。用到六十瓦，不得了，明晃晃，刺眼。只有工人階級家庭，才用得起“大泡”。屯里有幾家，家里有工人。那些工人，懶得跟農民說話。

總停電，還得用油燈。油是煤油，火苗尖上冒一條黑線，是油煙。煤油燈一般都有燈罩，我家沒有。點燈時挨得近，鼻孔是黑的。

那時候時興串門。后街老鐘家，好熱鬧，晚上來很多人串門。嘮嗑，說這說那，還罵娘。一般人家，不喜歡晚上有人串門。吃過飯，都早早去老鐘家。說起來是小心眼，為自家省點兒燈油。

愛串門的大多是中青年男人。女人少。

常來我家串門的，只有一個人，東子二哥。他家也是從山東來的。說起來整個屯，絕大多數，都是從山東來的。區(qū)別在于早和晚。早的，大清國的時候就來了，晚的，民國時候才來。我爹和東子他爹，算晚的，民國時期才來。兩家來得晚，感情上親。

印象中，一到吃完晚飯，大哥他們幾個就沒影了。家里，剩下爹媽和我。東子二哥，不是天天來。爹從來不串門。他在屯子里，顯得有些另類。他一輩子改不了的山東口音，是另類的符號之一。

說是“趕緊睡”，也不能一推飯碗就睡。要是東子二哥來了，也不能攆人家走，總得嘮扯點兒什么。

爹在油燈下，給我講瞎話。

現在知道，瞎話的意思，有兩種。一種是指“假話，謊言”，《紅樓夢》里說：“姑娘不信，只拿寶玉的身子說起，這樣大病，怎么做得親呢？姑娘別聽瞎話，自己安心保重才好?！钡诙N是指話本，古代說書人多為瞎子，才有這一說，“瞎話盲詞”嘛。

我覺得這兩種解釋并不完整。我認為“瞎話”也泛指講故事，沒有話本作依托，自編的也算。爹對我講的“瞎話”，有依據話本的，也有不依托話本的。他不識字，哪能看得懂話本。我纏著他講，他只好瞎編。

爹給我講過多少段瞎話，記不得。不會太多。他總在重復。今天講過，過幾天，還講這段。多數是“薛禮征東”的故事，唐代貞觀年間的事。薛禮受李世民重用，帶兵收復遼東，三打高麗。弄得遼東遼南地界，至今還有薛禮的蛛絲馬跡。這座山，巖石有一個坑，像馬蹄子坑，就說是薛禮的馬蹄??；那座山，有一個石槽，就說是薛禮飲馬處；還有哪座山上，有薛禮的兵營……傳說多了。

薛禮征東的故事，有點兒話本的意思。現在坊間還流傳著評書《薛禮征東》，可為之佐證。

爹講的薛禮故事，我一點兒不記得。不過當年記得牢，能完整復述下來。

爹的瞎話里，還有一個童話故事。這個倒還記得一點點。一個書生，家里窮，在破廟里讀書用功，準備進京趕考，有一天晚上來了些虎精狼精狐貍精什么的，嚇得半死。虎精啥的，還說人話呢。說“覷覷鼻子生人味兒，抓住生人活扒皮兒”。呵呵。一個老道，給書生出點子，弄點兒炒黃豆，揣兜里。晚上虎精啥的又來，書生吃黃豆，嘎巴嘎巴，把虎精們嚇得，以為破廟要倒，嗖嗖跑掉，再也不來了。書生安心讀書，后來考上狀元。大概就這意思。

我好奇的，不是讀書考狀元，是動物會說人話，是炒黃豆那么厲害。

等認識字，讀了《安徒生童話》才知道，童話都那個德性，什么什么都會說人話。只是，爹的童話，跟安徒生比，水平差得太遠。

爹的瞎話，存貨太少，三骨碌兩骨碌，我都學會了。從此，家里待不下，也愛去串門。小地溜子，夾在大人的腿縫里，東竄西竄。東子二哥來，也拴不住我。他不會講瞎話，沒意思。

我在老鐘家講過瞎話。小屁孩，讓人抱上炕，講。周圍一群大人，圍著聽。

我大舅也在，聽幾句，走了。那時候，我大舅，喜歡尋找一切機會，向我們家所有人，包括他姐，也就是我媽，表達他的藐視。

三舅不那樣。三舅結婚那天，還“請”我去講瞎話。晚上去的。房間里很紅。窗簾很紅，被子褥子很紅，三舅母也很紅。那個誰把我背著去的。講一段，三舅母抓給我一把水果糖。那個誰，又把我背走。走吧，別打攪三舅結婚。

有了這次經歷，我在屯子里就紅了。都說，老侯家小五子，不簡單，會講瞎話。話說到大舅面前，大舅用嘴角表達看法，說“嗤”。

上小學后，同學也纏著我講。高年級的，低年級的，都要我講。高年級那個誰，冬天，他把我拖到山坡下，避風，躺著講，躺著聽。調皮搗蛋的“尖把梨”，放學后，讓我給他講一路，不講不行，不講就要揍我。我個子小，打不過他。給他講，添油加醋，用瞎話罵他，他聽出來了，嘻嘻笑。

不是我講得好，是那時候，文化生活貧乏。到處都是“毛澤東思想”，廣播里，報紙上，到處都是。鄉(xiāng)下人弄不懂，糊里糊涂，才對瞎話感興趣。瞎話屬于“地下文學”，上不得臺面，只能偷偷摸摸講。

到1979年，我的瞎話碰壁了。那年9月3日開始，鞍山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劉蘭芳的評書《岳飛傳》。我一個同學，姓馬，馬什么亮，家里有收音機。（他爸是皮口鎮(zhèn)捕撈場的，船員，掙工資，手頭寬裕，買得起。純粹的農民家庭，誰家也買不起）馬什么亮，聽完劉蘭芳，到學校里講。“叨嘮嘮三聲炮響，人歡馬乍”什么的，還有“金兀術”和“牛皋”什么的，一下子把同學們“拿”住了。每次下課，馬什么亮，身邊圍一圈人，聽他講。放學路上，尾隨一圈人，還是聽他講。我也在聽。

我的瞎話時代徹底結束。馬什么亮的《岳飛傳》時代開始了。

真正大出風頭的是劉蘭芳。據說，那年收音機賣瘋了。我家，到年底，生產隊分了紅，也買了一臺小半導體。爹每天守著半導體，聽劉蘭芳。那時候，《岳飛傳》還沒講完，才講到下集。

有人感嘆，劉蘭芳講評書那些年，全國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不知這說法，是不是真的。

我把爹的瞎話掏空了，很不甘心。那時候還沒上學，就對小人書很向往。不識字，看畫。小人書是從別人家看到的，翻翻，不敢借。借了也看不懂。很想識字，很想知道小人書里的故事。但沒人教。那時候四哥還在上學，求他教，不耐煩。也沒見他正經寫過作業(yè)。

不知怎么有了兩毛錢，三哥說他要去皮口鎮(zhèn)，把兩毛錢給他，求他給我買一本小人書。買回來，是《鐵道衛(wèi)士》，一個電影故事，電影劇照編成的。黑乎乎，不滿意。小人書才一毛多錢，剩下幾分錢，不敢跟三哥要。好多天，拿著那本黑乎乎的《鐵道衛(wèi)士》，看?？吹煤锖?。站在窗邊，往外望。外邊明晃晃。盼自己快快長大。長到能自己去皮口鎮(zhèn)，買可心的好看的小人書。

長大一點兒，能“遠足”到皮口鎮(zhèn)了。真高興。經常去新華書店，買小人書。錢是撿破爛掙來的。?一筐，先賣了破爛，再買小人書。有時也買點兒水果糖。

對皮口鎮(zhèn)最熟悉最有好感的地方，一是廢品收購站，二是新華書店。

不買黑乎乎的，買白描的，線條畫。

有時恨恨地想，我什么時候能識字。

露天電影

小時候最開心的事，看電影，露天電影。每天都盼，墻上的有線廣播，能響起熟悉的聲音。那聲音現在還在耳邊響：“下面播送通知，下面播送通知，貧下中農同志們、社員同志們，今天晚上在我大隊放映電影，影片是《野火春風斗古城》?！?/p>

那是天底下最好聽的聲音。一般情況下，都會重復三次。

那個《野火春風斗古城》，不是一成不變，經常換來換去。

放電影，一般都是在大隊青年點門前的空地上放。那地方寬敞。有時也在各個生產隊放。那是各生產隊自己請的放映隊，只是，也要在廣播里播送一下。

露天電影，一般都是在農閑季節(jié)放映。夏天和冬天，放映的次數最多。春秋兩季，忙播種秋收，社員們累得不行，放電影等于添亂。你以為農民傻啊，他們一點兒都不傻。

在正式通知下達以前，會有小道消息四處亂竄。嘁嘁喳喳之后，各家各戶早早做飯。不早點兒不行，小孩子鬧。

小男孩見面，一個問：“今天的電影，打不打？”另一個說：“打！”都高興。所謂“打不打”，是問電影里打不打仗，是不是戰(zhàn)斗片。小男孩喜歡戰(zhàn)斗片。

看電影時，還要問：“中國美國？”是指電影里的人物，是好人還是壞人。說“中國”，是好人；說“美國”，是壞人。下邊都盼著，“中國”趕緊把“美國”打死。

小男孩都這樣。小女孩怎樣，不知道。

哪次放映的片子，要是“不打”，心里就不得勁，提不起精神。什么《李雙雙》，哪有《英雄兒女》好看，哪有《冰山上的來客》好看。

特別喜歡八一電影制片廠。這個廠出品的電影，都“打”。片頭，一個大的五角星，不斷地放光芒，看著，心里那個痛快。

那時候看過的露天電影，現在還能想起名字的，有《紅色娘子軍》《暴風驟雨》《白毛女》《小兵張嘎》《大浪淘沙》《渡江偵察記》《奇襲》等等。當然還有八個樣板戲。

特別喜歡《冰山上的來客》里邊的插曲，喜歡到現在。

很多年后某一天突然打個激靈，那時候的電影，跟上小學后才看得懂的小人書一樣，大多數是在培育仇恨。恨美國鬼子，恨日本鬼子，恨國民黨，恨地主富農，恨壞分子。

這是仇恨教育。

這恨現在還在繼續(xù)，只是把恨的范圍，縮小到日本鬼子身上。有一天看電視，連換了幾個臺，都在“抗日”。

當然也有“愛”。“愛憎分明不忘本”嘛。愛黨，愛毛主席，愛雷鋒。愛父母不行，父母是貧下中農還好，要是“地富反壞右”，你得跟他們“劃清界限”。

有人回憶，小時候看露天電影，天很黑了，放映員還不來，終于來了，滿身酒氣。這事不假。放映員是個好工種，走哪都好招待。我的朋友中，有兩位年長的，年輕時當過放映員。都承認，當放映員，有油水，喝點兒小酒不難。臨走還要帶點兒花生雞蛋啥的。挺滋潤。

小時候聽說，哪個屯的大姑娘，跟放映員跑了。問朋友，當年有沒有大姑娘對他們眉來眼去。都嘻嘻笑，臉色曖昧起來。

“特權”，啥時候都有，不只是目下。

看露天電影，也是打群架的好機會。這個生產隊跟那個生產隊，愣頭青之間打。也跟“知青”打。我們大隊的“知青”，都是從大連來的，很囂張，常常跟本地青年，打來打去。

我膽小怕事，哪敢去打。那時候年齡小，不怕事也輪不到我去打。

寫《亂時候，窮時候》的老太太姜淑梅說：“人窮的時候最有勁?！闭f得好。那么有勁，打吧，不打留著做什么。

冬天看露天電影，遭罪?？傆X得小時候的冬天，比現在冷。一冬天，地面都是白的。一場雪連著一場雪。在小學，大北風天，跑操，把我凍得，眼淚嘩嘩流。流到臉腮，凍住了。心里說，把人往死里邊凍，活著沒意思。回到教室，淚還在流。室內有火爐，這回淚水凍不住，淌到地上。同桌的小女生害怕，連聲問，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不理她。我覺得活著沒意思。

活著沒意思，但看電影有意思。再冷的天，也要看。把腦袋縮到肩膀里，勾著腰，看。耳朵又紅又硬?；丶遥甓?。爹說，別搓，小心搓掉。

還是我爹厲害，管他什么電影，一律不看，早早睡覺。我媽，有時候去看，有時不去。

現在我跟爹一樣厲害。別說露天電影，不露天的，離家很近的影院，什么什么大片賀歲片，一律不看。電視上遇到，有時?兩眼，當作休息。感覺不如看書來勁。

偶爾，也到皮口鎮(zhèn)看電影?？慈毡倦娪啊蹲凡丁?，半夜場次，看完接近凌晨兩點。出門嚇一跳，電影院外邊，黑壓壓，全是人頭。

后街老鐘家大小子，綽號“黑小子”，皮膚黑，眼睛大，三十歲了，沒娶上媳婦。皮口鎮(zhèn)放映《天仙配》，總共放七天，他天天晚上去，連看七場。都說黑小子看上七仙女了。說起這事，說的聽的，都嘻瞇嘻瞇笑。

那時候不光肚子餓，腦袋也餓。

當上“紅小兵”

小學一年級下學期，我當上了“紅小兵”。那時候不叫少先隊員，叫“紅小兵”。上面還有個“紅衛(wèi)兵”?！凹t小兵”戴紅領巾，“紅衛(wèi)兵”不戴，人家戴紅袖標。

老師反反復復告訴我們，紅領巾是紅旗的一角，是用無數革命先烈的鮮血染成的。教科書上也這么說。太嚇人了。我害怕。那一小塊布上，有血。

害怕只是瞬間的事。老師還說，當上“紅小兵”有多么光榮，要多光榮有多光榮。光榮是好事。我二哥當兵，家里已經光榮一回。不妨再光榮一回。

何況，也不是誰想當就能當上。我們一年一班，第一批當上“紅小兵”的，也就五六個學生。都是學習成績好的。那時候不知道，后來一批一批的，幾乎都當上了。一個班，也就三五個調皮搗蛋成績極差的，才當不上。

是春天的時候。天氣有點兒熱，不過還都穿著長袖。全體集合，搞個儀式，給新加入的“紅小兵”戴紅領巾。還有代表發(fā)言，表決心，什么什么的。

我沒當上代表，只管抻著脖子，等高年級的大“紅小兵”給我戴上紅領巾。說起來，就是個群眾演員。沒想到，小角色，也引人注目。

走到隊伍前面，排成一列，面向全體師生，等。學校里有個簡陋的鼓樂隊，他們在奏樂。小破鼓在敲，咚巴啦咚，咚巴啦咚，巴啦巴啦咚咚……還有號，在吹，吹什么調，忘了。

真光榮。

我抻著脖子，等。來了，一個女生，花衣裳，兩手端著紅領巾，走到我面前。我心里打起小破鼓，巴啦巴啦咚咚，巴啦巴啦咚。

那女孩愣在我面前，一動不動。別人都忙著戴。她不戴，她在發(fā)愣。

我很快明白，問題出在我身上。我的臉，騰一下，紅了。大概比紅領巾還紅。

我的脖子上沒有衣領。沒有衣領啊，戴紅領巾，你讓她往哪戴？

那是我第一次為衣著感到羞恥。此前沒有羞恥心，現在有了。正式戴上紅領巾那一天，有了。從那一天開始，我知道什么叫“自卑”。

那時候，我渾身補丁。破破爛爛的一身，還臟?？粗褚埢ㄗ?。別的同學，身上也有補丁，可都比我的衣服補得好。最高檔的，是用縫紉機補的，踩一圈一圈的小針腳，好看。我媽補得最差勁，粗針大線，胡亂對付。媽不是一個稱職的家庭主婦，一輩子粗針大線，胡亂對付。

我身上最離譜的補丁，是洗得發(fā)白的藍上衣上，補了一塊“料子”補丁，厚，還新，不知從哪弄的。家里人，誰都沒穿過料子大衣，怎么就有了料子補??？來歷極為可疑。我的料子補丁，讓女同學撿了個笑，嘻嘻嘻嘻笑個不停，笑得彎下腰。那是當上“紅小兵”以后的事。沒說的，又自卑一下。

有了第一次、第二次，以后自卑起來，容易多了，順當多了。有時，一天能自卑好幾回。虱子多了不咬人，自卑的次數多了，也不“咬”人。挺好的。

別人的紅領巾都戴上了。我面前的女生，還在發(fā)愣。她的臉也紅，像紅領巾那樣紅。

我和她面對面，發(fā)愣，臉紅。

我低下頭，不敢看她?！暗馗环磯挠摇钡皖^認罪，我也低頭認罪。向那女生認罪，向無數革命先烈認罪。我有罪。

一個老師，發(fā)現情況不對。是我們體育老師。走過來，彎下腰，從女生手上扯過紅領巾，往我脖子上一繞，綰個疙瘩，再用力一抻，完事。

我喘不上氣來。那個體育老師，有勁，差點兒把我勒死。

整個過程，我感覺到，操場上所有的目光，像箭，都射到我身上。箭箭穿心。

不光勒脖子，還要穿心。這事鬧的。

后邊發(fā)生什么，不知道。誰當代表發(fā)言，表了些什么決心，不知道。鼓樂隊是不是繼續(xù)吹吹打打，也不知道。腦子里空。不光空，還白，是“一窮二白”那個“白”。

有時想，不知道“紅小兵”被紅領巾勒死，算不算革命烈士。

從那時起，我坐下一個病?？慈?，先看脖子，看脖子上有沒有衣領?？淳昧?，竟然成了脖子專家。這事一般人我不告訴?？梢愿嬖V你的是，幾年前我寫過一篇小說，就叫《脖子》。有位女士看過小說，趕緊用紗巾把脖子纏起來，不讓別人看。尤其不讓我看。呵呵。

“營長”之死

張同學死了。死得蹊蹺。一種怪異的氣氛籠罩著我們班。大概是讀小學四年級，1977年，秋天。

張同學是大個子，比老師還高。我們跟他說話，得仰起腦袋；他跟我們說話，得低著頭。不知聽誰說的，說他身高有一米八。我跟他吵過嘴，吵得很辛苦。他揚言要打我。此后，我不理他了。同學們說，他有神經病。

一米八的大個子，怎么跟我們同班，這事現在說不清楚。好像是半路插班進來的。他有個妹妹，也在我們班。

張同學叫什么名字，想不起來。他妹妹，叫張什么英。好像是“秀”。就叫她張秀英吧。

有一天張同學兄妹倆都沒來上學。第二天也沒來，第三天也沒來。跟他們住一個屯的同學說，他家出事了，張同學死了，張秀英在家里哭，沒法來上學。大家問，張同學是怎么死的？說，是院墻倒了，砸死的。都奇怪，張同學那么高的個子，怎么會讓院墻砸死。鄉(xiāng)下的院墻才多高啊，一米五撐死了。

四五天以后，張秀英來了。都圍上去問，你哥到底怎么死的？

一問，張秀英的眼淚就下來了，咿咿咿，邊哭邊說，斷斷續(xù)續(xù)，一截一截說。我們把斷續(xù)的一截一截按時間先后連接起來，都傻眼了。

事情是這樣：星期天，早晨起來，張同學開始鬧人，跟父母要新衣服穿，不給不行，哭，還滿地打滾。一米八的大個子，在地上打滾，那是什么景象。父母犟不過他，給他新衣服穿。光給新衣服穿還不行，還要好東西吃。那時候的好東西，就是肉。不答應不行，還是哭，還是打滾。父母也答應了。張同學穿著新衣服，中午吃了一頓好飯，飯后到自家墻頭上玩。騎著墻，就像騎著馬。墻是土墻，經不住騎，沒多久，倒了，把張同學砸死了。

大家議論紛紛，張同學是不是知道自己要死了？不年不節(jié)，穿什么新衣服，吃什么好東西，很反常啊。那時候，誰的衣服上不是打著補丁，誰不是整天玉米餅子玉米粥，能吃飽就不錯了。大家的結論是，張同學行為反常，他肯定是預感到自己要死了。

張秀英那陣子讓大家問得不耐煩，這個問完那個問，弄得她哭了一場又一場。

不知是誰，給死去的張同學起了一個綽號，“營長”。我們把埋死人的地方叫“塋地”。他埋在塋地里，就是“塋長”了。我們不知道“塋”字怎么寫，以為就是“營”。

這綽號旋風一樣傳遍整個班級，又旋風一樣傳到別的班級。

我們就在張秀英面前議論她哥，一口一個“營長”。張秀英聽不下去，躲開。周圍全是同學，她怎么躲得開。這個叫完那個叫，直到把她叫哭。

有那么一段時間，張秀英天天哭。

把張秀英弄哭，是我們下課后最熱衷的游戲。沒人顧忌張秀英的感受。

我們一群小孩兒，很殘忍，就像那個殘忍的時代一樣。也沒人來制止我們。老師不管這事，班干部更不管。我就是班干部，是班長，我從來不管。不光不管，也跟著叫“營長”。

什么祖國的花朵，什么向日葵，什么“人之初性本善”，都是扯淡。我們是一群戕害心靈的劊子手。

突然一天，張秀英沒來上學。第二天也沒來，第三天也沒來。問她同屯的同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據說老師去家訪了，帶回消息說，張秀英退學了。

現在知道，是我們把張秀英上學的路給堵死了。一群小王八蛋。

可那時候誰也沒有自責。太陽照樣每天升起降落，我們照樣把脖子扭來扭去。只是，誰也不提“營長”。

到這時候，“營長”才真死了。

一條“三八線”

有一本書，叫《我們的70年代》，說的當然是20世紀70年代，讀起來很親切。老實說，這本書，是我鉤沉往事的“藥引子”，不少事，它不提醒，我想不起來。關于“三八線”，就是由它提醒之后，眼前才清晰起來。

書中說，70年代的中學，男生與女生之間，是不說話的。要是同桌，第一件事就是在課桌上畫一條“三八線”?？吹竭@里，我笑了。

我的“三八線”，是讀小學時候畫的，不是中學。讀中學時，一直是跟男生同桌。那時候確實男女生之間很少說話。不過也不是一句不說。

小學時，男女生之間沒有井水河水之分。兩小無猜嘛。都是一個生產大隊的孩子，何況，一個屯的孩子同班的也不少，哪能不說話。不說話，是有了性別意識之后，用我們老師的話說，是“思想長毛”。

很長時間，我都跟一個小個子女生同桌。她名字里有一個“紅”，就叫她小紅吧。那時候我也是小個子。我對小紅記憶深刻。她爸，是個醫(yī)生，原本住在皮口鎮(zhèn)。右派，全家下放到我們大隊。先是挑大糞，后來，在大隊衛(wèi)生院當醫(yī)生。小學六年級時，右派平反，全家回到皮口鎮(zhèn)。小紅也到鎮(zhèn)里讀初中。小紅走了，我心里空了一大塊。不知怎么弄的，心里空蕩蕩。

不說空蕩蕩，接著說我跟她同桌的時候。小紅學習成績很好。我當班長，她是學習委員。我跟她的關系還不錯。我們的桌子上，沒有“三八線”。

后來發(fā)生一件事。那時候我喜歡看小人書，有時拿到學校顯擺，小紅看都不看一眼。很快知道，那些她都看過。她說她家里有一箱子小人書。箱子，這個詞，引發(fā)我的無限遐想。多大的箱子呀，不知道。可不管多大，總歸是箱子，不是盒子。

有一天下午小紅說，你看過高爾基《我的大學》沒有？什么，你說什么？我追問。小紅重復一遍，我還是暈頭暈腦?！案郀柣笔鞘裁礀|西？“大學”又是什么東西？不知道。不知道才更好奇。我說，沒看過。小紅笑了，還甩了一下小辮子，說，我家里有，可好看了。我立刻賠笑，可憐巴巴說，明天借我看看好不好？小紅看我一眼，說，行，就看一天啊。這下把我樂得，一下午心里邊笑瞇瞇。心說，一個女孩家，要是叫小紅，那肯定是一個好丫頭。

晚上沒睡好覺。革命歌曲里唱：“夜半三更喲，盼天明?！蔽揖褪悄菢?，像被壓迫人民盼望救星毛主席一樣，盼著小紅借我一本《我的大學》看看。

第二天一見到小紅，就問，小人書呢？小紅不理我。再問，小紅說，不想借給你看。這扯不扯，不借你早說啊，害得我……我生氣，媽的這小丫頭片子，玩我啊，我得報復她。怎么報復呢？想了半天才想起來。其實也不是想起來，是看見別的男女生桌子上有“三八線”，受到啟發(fā)。我撿一粉筆頭，在桌子中間畫一道線，警告小紅，不準越界，越界我打你。

沒心思聽課，一整天瞄著那條“三八線”。趴在桌子上寫作業(yè)，一不小心，小紅的胳膊肘就越線了，我嗖的一拳，打得小紅一愣。再越界，再嗖的一拳。那天，我把小紅打得一愣一愣的。

這丫頭也是死心眼兒。我等她說，明天借給你看。她要是說了，我肯定不會再打，可她偏偏不說，寧愿挨打，寧愿一愣一愣，也不說。怪不怪。

從此，我跟小紅的外交關系，變得很冷淡，比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陣營的冷戰(zhàn)還冷淡。這事，都賴高爾基。

很多年后，大概是讀大學期間，假期，我見到小紅，愣了。還是老樣子，感覺個頭還是上小學時那么高。兩句話不到，我脫口而出，這么多年，你怎么沒長啊。年輕人不懂事，怎么能這么說話。小紅的臉，騰一下紅了。小紅變紅了。好看。

之后對小紅有了一點兒了解。她爸回到皮口鎮(zhèn)，先在醫(yī)院里工作，退休后辦私人診所。西城大隊，尤其卡拉房小隊，好多人都到小紅她爸的診所去看病。我大哥四哥他們也去。聽說，小紅她爸有時也打聽打聽我的消息。那時候，“老侯家小五子”，在西城大隊，挺有名氣，在卡拉房，更不用說。

又過了好多年，四嫂對我說，小紅她爸，原先有意讓小紅跟我談談戀愛。全家人還一起商量來著。最后，小紅她媽嘆口氣，說，孩子是好孩子，就是家里太窮，咱幫扶不起啊。得，一樁有可能挺美滿的姻緣，讓小紅她媽一口氣，吹得無影無蹤。

四嫂是當笑話跟我說的。那時候，我女兒都上小學了。

說起來也奇怪，聽到這事之后，我做了一個夢，夢見跟小紅一起過日子，住一間小房子，家里有一箱子小人書。還夢見，小紅跟我鬧別扭，我差點兒在床上給她畫一條“三八線”。

參加工作之后，我還見過小紅一面。是另一個小學同學約的。那同學姓范，暗戀小紅很多年，不知怎么跟小紅聯系上了。見面的時候，小紅帶來一個男生，是她大學同學。她這么一整，弄得我和范同學，都拘謹起來。不知道小紅帶來的那家伙，跟她什么關系。

見面，吃一頓飯，興致都不高。后來通一兩封信，興致也都不高。

不知道小紅還記不記得，當初，我和她，桌上有一條“三八線”。

年年相約看桃花

曾經有那么幾年，不不，也許是今生今世，每當春天來臨，都會有一個熟悉的聲音對我說：“侯哥，桃花開了，不想去看看么？”

我笑了。我笑著說：“好吧好吧，我們一起看桃花。”

我并不是每次都這么說。有時我會說：“好吧，老頭，我們一起看桃花?！?/p>

這個情形，我會時常想到，在春天，在桃花初綻的時刻?！昂罡?，桃花開了，不想去看看么？”這個聲音，會永遠在我的耳邊響起，在我的心中響起。沒有什么能阻止它到來，除非我們永遠失去春天。

對你怎么說好呢？那時候我很年輕，在一個名叫普蘭店的小縣城里，像枝頭的一苞花蕾，我文學旅途中最珍貴的一段友情，不知不覺就出現了?；蛘咭部梢哉f，那一段最珍貴的友情，一直在人生的枝頭等待著我，等待著我的到來。

我想我是來晚了。我是一個性情懶散的人，人生的很多重大場合，我都是一個遲到者。這一次也是這樣。如果能早一些，再早一些，比如從我的高中時代開始，就邂逅那個名叫曾祥明的人，我的人生，會不會是另外一番模樣？我想一定是的。在一個優(yōu)秀教師的導引之下，我肯定會為自己的人生描畫出更加艷麗的色彩。

認識曾祥明的時候，他已經不是教師了。他是一名督學。那是1989年，縣政府成立了督學室，他是為數不多的幾名督學之一。我想象中的督學應該是這個樣子：肅著面孔，在校園里走來走去，一邊走一邊嘟嘟囔囔說著什么。他卻不是這樣。他是一個愛笑的人。我覺得他的笑聲有點兒像鳥鳴。不知道是什么鳥，但肯定是一只極為美麗的鳥，像他的心靈，美麗而迷人。

在他面前，我也是一個愛笑的人。他說我的笑聲回響著鋼鐵的共鳴。我偷偷聆聽過幾次，不錯，確實是這樣。

我常常登門拜訪，在狹小擁擠的書房里，聽他侃侃而談。那時候我還沒有結婚，是一個自由自在的人。晚上，或者星期天，單身宿舍里堆滿無聊的時候，我就會來到他面前，聽他談論有關文學和人生的某些話題。他是一個著名的雜文家。在全省，乃至全國，都擁有響亮的名聲。當時我也在寫雜文。我們都是魯迅先生的追隨者。無論走到哪里，我們都帶著殺向時弊的投槍和匕首。但我們并不憤怒。我們熱愛生活。當某種勾當傷害了我們的熱愛，我們就用投槍和匕首來對付它。

談話總是非常愉快。我們用笑聲剪斷談話的進程，然后又用笑聲把它縫合得天衣無縫。

時間久了，我和他一家人之間便少了拘謹，說話的方式變得隨意起來。他的兩個兒子都叫我“侯哥”，他也笑嘻嘻地跟著叫我“侯哥”。我呢，也學他兩個兒子的語氣，叫他“老頭”。這是一種沒有秩序的稱呼，它用沒有秩序的方式證明了我們之間曾經有過的親密關系。

現在回想起來，我的頻頻打擾，一定影響了他的寫作。那時候我沒有想到這一點。我太年輕，還沒有學會用理性來控制自己的行為。現在很后悔，可是太晚了。他走得過于匆忙，匆忙得來不及給我留一點點道歉的時間。

我還記得，有一天晚上，告辭的時候，他執(zhí)意要送我。在橘黃色的路燈下面，由東向西，沿著大街，緩緩踱步。到了我的宿舍，我又執(zhí)意要送他回去。那天晚上，我們一定是喝了酒。他常常請我到家里喝酒。酒后他的談興很濃。我也是。那時候他已經五十歲了，我呢，才剛剛二十出頭。志趣的相通，縮小了年齡上的距離。像兩個兒童，興致勃勃在沙灘上玩耍，對自己所關注的東西過于執(zhí)著，對生活中的風云變幻渾然不知。多年以后，在人際關系的方方面面，我覺得自己稚拙得像個孩子。用同樣的目光來審視他，我發(fā)現他甚至比我還要稚拙。我們都不是那種圓滑的人，我們不懂得生存的哲學。命中注定，我們會磕磕絆絆地行走在生活的途中。不管文學上的成就如何，我們都是那種純粹的文人。我們不得不用一生的精力，來捍衛(wèi)自己的清澈。除此以外，別無選擇。

后來我放棄了雜文，轉向其他文體的寫作。用投槍和匕首這兩種古老的武器跟時弊較量，我有些厭倦。我是雜文的叛徒。而他仍然堅守陣地，像勇敢的戰(zhàn)士那樣，直到最后的時刻，直到生命的終點。

說不清從哪一年開始，我們相約看桃花。

春天，以及春天的原野，到處都有我們的足跡。有桃花處，必有我們的身影。靜坐，或者行走，頭頂是藍天白云，腳下是如茵綠草，耳邊有風聲，有天籟的私語。滿眼桃花，粉紅粉白，婆娑含情，大地的羞澀竟是如此動人。

從此，我們年年相約看桃花。

這是不能改變的約定。即使我離開普蘭店，到幾十公里之外的另一個縣城定居之后，也從來沒有失約。

那年春寒，我們去得太早，桃花還沒有開。他經常用這件事情來取笑我。我也經常用這件事情來取笑他。

2001年的春天，他卻失約了。

他在電話里對我說：“侯哥，今年我不能陪你看桃花了。我渾身沒有一點兒力氣，上下樓都很困難。我真的不能陪你看桃花了?！?/p>

說著說著，他突然笑了起來。他笑著說：“讓一個糟老頭子陪你有啥意思？”

他最后說：“以后，以后恐怕我每年都不能陪你了……”

這怎么行呢？

5月7日，我去看他。他的臉色枯黃。我知道，已經是癌癥晚期了。他決定第二天到重慶去住院治療。重慶是他的老家，他已經很多年沒有回去了。我隱隱覺得，他的決定，似乎還包含了另外一層意思。

我預感到了，這很可能是我跟他的訣別。我一直用調笑的語氣跟他說話，像以前那樣。我的心中充滿悲傷，但我不能用悲傷的聲音為他送行。

如果閉上眼睛，只聽他說話，你不會想到他是一個病人。他的底氣很足，聲音響亮。他沒有臥床。他穿著一套西裝，像是剛剛從外面回來，或者是準備馬上就出門。他斜倚著床頭跟我說這說那，面帶微笑，有時還會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來。

他說：“我要跟病魔做最后的斗爭！”

我很想請他吃一頓飯，到最好的飯店，只要他高興，吃什么都行。但已經不可能了。他只能吃一點點很稀的米粥，別的，什么也吃不下。

臨走，我向他伸出了手。他猶豫了一瞬，才向我伸出手來。這是我們之間的第一次握手，也是最后一次握手。

6月21日，在重慶，他走了。他走的時候，離開工作崗位還不到一年。他的身后，留下了兩本雜文集和一部長篇小說。這是他的智慧之燈映照在人世間的永恒的光芒。

春天依然還會來。滿眼桃花，粉紅粉白，婆娑含情，大地的羞澀竟是如此動人。然而，他再也看不見它們了。

他看得見的時候，我們偶爾會模仿兒童的口吻來對話。

我問他：“桃花好看么？”

他說：“真好看?！?/p>

老哥倆和一頭騾子

在那個名叫羅溝的小村莊，我小住過一段時間，用功寫文章。住朋友的房子，三間瓦房。房西邊，隔幾十步，有兩間低矮的平房。平房里住著老哥倆和一頭騾子。跟那頭騾子一樣，老哥倆都沒有老婆。

我跟老哥倆很熟。我經常見到他們。在朋友家門口，或者在他們家門口；在村頭，或者在村中那條彎曲的小路上。哥哥個頭矮，臉上有麻子。弟弟個頭高，沒麻子，頭發(fā)幾乎全白。

我無數次從老哥倆門前走過，卻沒勇氣走進他們的生活，品咂他們的喜怒哀樂。

從敞開的院門，我看見，老哥倆的院子里，站立著一個糧倉，裝滿黃燦燦的玉米。墻角處，堆一堆破破爛爛的物件，廢鐵，酒瓶子，易拉罐，還有別的什么。都是些破東西。

據說，他們家連電視都沒有。

每天，老哥倆都早早起來，牽騾子，套車，悠兒悠兒出門。我以為他們出去撿破爛。村里人糾正我，說不，他們是出去收廢品。

老哥倆和一頭騾子，在外邊忙活一上午，中午回來，吃飯，睡午覺，再到自家的承包地里，忙活半天。肩上扛著鐵鍬，或者鋤頭，有時牽騾子，有時不牽，慢悠悠，一步一步走向田野。年年月月，日子就這么過。

有人戲言，老哥倆一輩子沒挨著女人的身子，才養(yǎng)一頭不近女色的牲口。

還有人回憶往事，前些年，老哥倆養(yǎng)的是一匹馬，一匹兒馬。發(fā)情季節(jié)，兒馬滿腹心事，不肯好好干活，拿鞭子抽它，不停地抽它。馬身上遍布傷痕，還是不肯好好干活，鬧情緒，叫喚，尥蹶子。沒轍，老哥倆把兒馬賣掉，買一頭騾子回來。牽騾子回村，不少人圍上去，嘻嘻笑，說這下好了。兩張老臉，紅得厲害。

老哥倆知道，村里人喜歡戲弄他們。他們肯定知道?？芍溃帜茉趺礃?？只能沉默。他們唯一的反抗方式，是沉默。走在路上，他們從來不主動跟別人打招呼。

老哥倆的最大嗜好，是喝酒，喝那種散裝的白酒。你二兩，我二兩。中午二兩，晚上二兩。喝酒，是他們最大的樂趣。我經?？匆娝麄儚募议T口出來，紅著臉膛，那是散白酒的光芒。

晚上，老哥倆的屋子，燈光昏黃。

我無數次猜想，在昏黃的燈光下面，這兩個相依為命的男人，會說些什么呢？

事實上，他們在一起，很少說話。到非說不可的時候，才說。哥哥端起酒杯，說，喝？弟弟也端起酒杯，說，喝。哥哥熄了燈，說，睡吧。弟弟躺下來，也說，睡吧。就這樣，一天說不上幾句話。他們身邊，那一大片一大片的日子，覆蓋著厚厚的沉默。像井壁上的青苔一樣，一年一年地寂寞下去。

我無法想象，這是怎樣的一種生活。沒有女人，沒有孩子，沒有嘮叨也沒有啼哭。我有四個哥哥，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跟他們中任何一個，廝守終生。如果沒有女人，我寧愿跟自己的影子，相依為命。

老哥倆房后，是一畦菜園，菜園邊上有一叢茁壯的芍藥花。每年春天，芍藥都開得極好。不少人納悶，說兩個老東西，也喜歡花。

我情不自禁，走近那叢芍藥。那是一個春天的中午。老哥倆的后門開著。我看見了他們，他們也看見了我。

我跟他們打了一聲招呼，做飯呢？

他們中的一個點點頭，說，你忙啥呢？

我說，沒忙啥，看看你們家的芍藥，開得真好。

他們兩個都笑。

他們中的另一個說，你喜歡，剪幾枝拿回家，插到花瓶里養(yǎng)著，能養(yǎng)好幾天。

我趕緊謝絕，說還是讓它們在這里開著，你看它們開得多好。

怎么說都不行。絕對不行！他們的犟脾氣上來了，非要給我剪幾枝帶走。

在他們給我剪花的那一瞬間，我探著頭，往屋里瞅一眼。屋里邊，是暗灰的色調，跟那頭騾子的毛色一樣。我還看見坑坑洼洼的泥地上，灑滿水痕。

鍋臺上放一盆菜，韭菜燉豆腐?？隙ㄊ撬麄冎形绲南戮撇?。我活了這么多年，還從來沒有吃過韭菜燉豆腐。我問過不少人，也都沒吃過。

把韭菜和豆腐燉在一起，這種吃法非常另類，至少在本地是這樣。

從那以后，老哥倆在路上見了我，老遠就笑著打招呼。

他們總是說，你忙啥呢？

歷史的陌生人

還是用口語來稱呼他，叫爹。山東人的習俗，把父母叫成爹娘。父親是山東人，我不叫爹，他不答應。

這里要說的，是爹的一生。

爹生于1911年，就是發(fā)生辛亥革命那一年，在山東登州府一個名叫侯家莊的地方。爹年輕的時候，有點兒好動，有點兒淘氣，喜歡舞弄棍棒、打架斗毆什么的，似乎還有點兒小名氣，被一個“游擊隊”的司令看中，派人去家里把他綁來當兵。說這話，應該是到了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爹說，那時候，山東地界的游擊隊很多，不管誰，只要能拉起一支隊伍，就可以當司令。起初聽這話，我對爹很仰視。哎喲喂，還是個“老革命”哩。后來說多了，露了底，什么游擊隊，就是土匪。每到一地，四處吆喝，派糧要款。那個司令，還要夜夜當新郎，村村都有丈母娘。你說，不是土匪是個什么？

爹說，日本人來的時候，那些“游擊隊”慌慌張張地撤退。就這當口，爹趁晚上站崗的機會當了逃兵。爹說他先去了青島，又從青島回了家。一到家，我爺爺奶奶就哭了，說，哎呀呀，你個喪良心的，怎么還敢回來，游擊隊來家里抓你，你不在，把全家人吊起來打啊。爹不敢在家待，連夜出逃，到煙臺，乘船，闖關東。

爹說，他在大連滯留過一段時間，做零工，混不下去，就到別處轉轉。這個別處，就是現在大連市轄區(qū)內的皮口鎮(zhèn)，當時的叫法是“關東州貔子窩市”。爹在皮口鎮(zhèn)做小買賣，貨郎，賣點兒針頭線腦兒啥的，走村串巷，走到皮口鎮(zhèn)附近那個叫卡拉房的小村莊，有好事者給他做媒，結了婚，就留下來了。

上面說的，是爹的流浪史。下面要說一說，他在卡拉房幾十年的生活。

爹在卡拉房，還是以做小買賣為主，可能也有點兒土地，種點兒蔬菜，種點兒玉米。后來的某一天，突然來了政策，爹搖身一變，成為“人民公社的好社員”。我猜想，爹一定不是好社員。他不擅長侍弄土地，只會做小買賣。那些年，他的心情，一定不太好。熬日子吧。我們一家人，在熬日子，整個村莊，同樣在熬日子。那段日子，真是難熬。可再難也得熬。這一熬，就是二十多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突然有政策說，可以做小買賣。爹那個高興。他開始做，不再當貨郎，改成販賣魚蝦，從早到晚，渾身都是腥氣?？赡菚r候，爹的年齡已經很大。你算算看，從1911年開始算，到80年代，他七十多歲，讓他做，能做幾年？說起來這老頭還真不賴，一直做到八十多歲。實在沒力氣，才改成養(yǎng)羊。不多，就兩三只。像老朋友那樣，整天一起玩，一直玩到近九十歲。爹的享年，是九十一歲。

我用這么一點點文字，把爹的一輩子都打發(fā)掉，心里有點兒難過。更難過的是，在我的印象中，爹只會嘆氣，不會追問。有一天我意識到問題的嚴重，開始閱讀歷史書籍。使勁讀。我不想嘆氣，我要追問。

我從歷史書籍中收獲了很多果實。我不說果實，只想說，讀了幾年歷史，才意識到，這世上有很多人，活了一輩子，到了，還是歷史的陌生人。爹是其中的一個。他只能被歷史的泥沙所裹挾，暈頭暈腦向前走。而他一直以為，這就叫“過日子”。說到這里，我有點兒心痛。是真實的心痛。

跟大哥嘮家常

能閑下來跟大哥聊聊天，挺好，盡管聊的都是小事。

小人物的生活，都是由一件件小事串聯而成的，像一串省略號。在歷史的宏大敘事當中，小人物的生活，從來都是省略號。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

只能自己珍惜自己的小事，包括跟大哥聊天這樣的小事。

最近的一次聊天，是在我家的客廳里。按鄉(xiāng)下的說法，大哥是來串親戚的。來就來吧，還帶東西。是海蠣子，學名叫牡蠣的貝類。都剝好了，裝在塑料袋里。很大的一包。

在大哥的記憶中，我最愛吃的東西，就是海蠣子。

那是小時候的事。海蠣子，生吃，就著玉米餅子，味道極佳?？梢援斦蛠沓浴＠霞以诤＿?，吃海蠣子，很方便?？赡芫褪怯捎诜奖?，我才“最愛吃”吧。那時候，生活中很少出現選擇題。

而眼下，我對海蠣子的興趣，已經淡了很多。吃或者不吃，無所謂。

大哥的話題從海蠣子開始，然后散漫開來。但無論怎樣散漫，都離不開家事。

大哥說，這個冬天還不錯，可以趕海打蠣子了，騎摩托車去。嗯，我不吱聲，不過心里清楚，老家沿海的灘涂，修了很多大壩，摩托車可以沿著大壩開進去。我猜想，那些海蠣子，就生長在大壩下的礁石上吧。一定是這樣。

話題在海蠣子身上繞過一圈之后，開始走向別處。嘮得最多的，是以前的窮日子。為什么那么窮呢？大哥從來沒有追問?？赡苁菓械米穯枴?/p>

“那年冬天，家里沒吃的了，我去釣了一次胖頭魚，下悶線。一次釣了八十斤，拿到市場上賣，你猜賣了多少錢？”

大哥的話，看官未必全懂。我是懂的。我年輕的時候，也經常釣胖頭魚。冬天釣胖頭魚，是很苦的差事。“下悶線”，更是辛苦。不到萬不得已，誰愿意去遭那種罪！唉，不說也罷。

我關心的是，能賣多少錢呢？大哥說：“八元錢一斤，八八六百四十元！”

嗯，還行，不算少。我心中暗想，要是放到現在，恐怕遠遠不止這個數。

大哥接下來的一句話，把我嚇一跳：“咱爹用這筆錢，在市場上買了十麻袋干白菜葉子，全家人，整整吃了一冬天?！?/p>

我陡然明白過來，大哥說的是三年大饑荒時期。那個時期的話題，以前經常在父母和大哥的口中出現。簡單說，就是人的日子，跟豬的日子，混淆在一起了，都是吃糠咽菜。整個中國都在挨餓，而鄉(xiāng)村，餓得更厲害。借大哥的話說：“咱家沒餓死一個人，算是老天保佑了。”

我能理解父母和大哥為什么經常說起那些事，那是刻骨銘心的記憶啊。

那時候我還沒有出生。真是幸運，沒趕上那個凄苦的歲月。但我確信，我從書上讀到的史實，比大哥知道的更全面也更細致……一言難盡吶。

大哥曾經透露一個重要細節(jié)，我在史書上沒看到過。村里餓死人，可以憑死亡證明，到糧店買二十斤玉米面。有這二十斤玉米面的誘惑，才會有人來幫忙，把死人抬到山上埋掉。干完活，一人一個玉米面餅子。我們那個村莊，也餓死過人，大哥大概也借機吃過玉米餅子。大哥的話，我信，史書上沒有記載，我也信。他犯不上為這事撒謊。

閑談之中，我突然覺得，如果把大哥的話記錄下來，就是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所倡導的“口述歷史”。對我這樣的小人物來說，這也許是一件真正的大事。一個家庭的歷史，也是中國的縮影啊。

大哥今年六十七歲，身子骨很硬朗。還能騎著摩托車去打蠣子嘛，不賴。

大哥說：“村里好多人都羨慕我呢?！?/p>

給騙子開門

大哥為婚事鬧心了。鬧心的表現是偶爾會把自己喝醉。喝的是散白酒。到皮口鎮(zhèn)的小賣店里喝。便宜，才幾毛錢一斤。買幾塊餅干，來一杯酒。那時候村里人最大的享受就是吃餅干喝白酒。一杯酒有二兩。兩口，或者三口，送進肚子。覺得不過癮，再來一杯。這樣一杯一杯的，稀里糊涂就把自己喝醉了。不能經常喝醉，兜里沒幾個錢，想醉也醉不成，只能是偶爾。

那天大哥回家很晚。晚飯早就吃過了，天色完全黑下來。我站在院子里，站在豬圈旁邊。我想不起來站在豬圈旁邊做什么。喂豬？好像不是?？赡苁菦_著豬圈撒尿。我經常沖著豬圈撒尿。剛剛撒完尿，就看見大哥。看不清他的臉，只看見一個模模糊糊的黑影。憑感覺，那個黑影就是大哥。那個黑影搖搖晃晃走到我身邊，彎下腰，把我抱了起來。大哥張開嘴，在我的臉上一陣亂咬。大哥滿嘴的酒氣熏得我頭疼，大哥滿嘴的牙咬得我臉疼。我哇哇大叫起來。父親走出來，叫大哥把我放下。大哥又咬我兩口，才把我放下，從父親身邊搖搖晃晃走進屋子。那一瞬間，父親肯定知道大哥喝醉了。父親沒說什么，他知道大哥為啥事鬧心。其實，他也在鬧心。

那年大哥三十出頭了，對外說是二十九。在結婚之前的幾年，大哥的年齡在二十九的數字上停止了，像蛇的冬眠。在情感的冬天里，大哥的年齡也冬眠了。

在此以前，倒是有一個肥胖的女人來相過親。那年頭胖人很少見，我對那個胖女人充滿好奇。我對大哥說，她的大腿，比我的腰還粗。大哥聽了沒生氣，反倒笑了。是那種比較甜蜜比較陶醉比較沾沾自喜的笑。當時他以為親事能成。那個胖女人對大哥比較友好，還在我家里住了一夜。要是不滿意，她不會住下。就是說，八字有了一撇。另外一撇，要等胖女人的父母來寫。誰知道，胖女人的父母對寫八字一點兒興趣都沒有，事情不了了之。后來知道，人家是嫌我家太窮，房子太緊巴。

父親咬了兩年牙，終于蓋起四間新房，以為從此大哥的婚事就不用愁。誰知道，還是愁。又相了兩次親，女方還是遲遲不肯把八字寫完。原因是大哥稍微有一點點缺欠，而且是在臉上。

早年我聽過一段相聲，兩個油嘴滑舌的人在相聲里談詩，其中的兩句是：“風吹海面層層浪，雨打沙灘點點坑?！卑堰@兩句詩裁剪成服裝，穿到大哥身上正合適。由于婚事不如意，他心里難免會有風吹海面的感覺。雨打沙灘的景象是在他的臉上。大哥小時候生過天花，命保住了，但臉上有麻子。大哥是漁船的船長，他大概不會想到，臉上的幾個麻子，竟然讓他的漁船在情感的海邊上長時間擱淺。

一個高個黑臉的男人走進我家。是大哥在皮口鎮(zhèn)認識的。我猜想，一定是大哥在喝悶酒的時候認識的。有半年多時間，高個黑臉經常到我家來，說是來給大哥提親。

高個黑臉每次來，父母都有點兒手忙腳亂。他們不允許我在家里旁聽。他們說，出去玩吧。我不走，他們嗓門變粗，出去玩！我不得不走。家里有客人，好歹我得給父母留點兒面子。我走，卻不走遠，就坐在院子里。孤零零一個人，坐在院子里，看天上的云彩緩緩地移動，看地上的螞蟻忙忙碌碌。有時候，我會站起來，望望自家的煙囪，看看它冒煙了沒有。我有經驗，高個黑臉一來，過不了多久，我家的煙囪就會冒煙。父母把我攆出去，是不想讓我看見他們給高個黑臉打荷包蛋。在記憶中，我家的客人，沒有誰享受過如此高的待遇。

看見煙囪冒煙，我的心一下子吊起來，嘴里嘟囔著，荷包蛋，又是他媽的荷包蛋！這話我只敢在背后嘟囔，要是讓父母聽見，我會吃不消。

那天我在院子里玩。在葡萄架底下。葡萄結果了，綠的。我知道不能吃。天天去看，盼它們變成紫色。葡萄變成紫色就能吃了。我沒看見紫葡萄，倒是看見了高個黑臉。我家的院墻是籬笆墻，不高，視線越過院墻能看到很遠的地方?？匆姼邆€黑臉，我從葡萄架底下鉆出來，走到門口，把柴門打開。我不喜歡高個黑臉，但還是用這種方式來巴結他。他是父母和大哥最歡迎的人，他們都巴結他，我還能怎樣。我不知道該跟他說啥，就啥也不說，臉上掛著笑。高個黑臉走進來，沒說話，伸出一只大手，在我頭頂輕輕拍一下，臉上也掛著笑。那一瞬間，我心里竟然涌出一股暖流。同時我還覺得，自己剛剛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后來村里有很多人知道高個黑臉來我家的事。我走在街上，總會有人問，那個人，最近來了沒有？我知道他們說的“那個人”是誰。起初，我很老實，有一說一。我說，沒來。問話的人顯得有些失望。我說，來了。問話的人滿臉壞笑，說，是不是又吃了荷包蛋？時間長了，我覺得這不是好話，拒絕回答他們。

問得次數最多的，是老鐘家黑小子。黑小子年齡跟大哥差不多，也沒娶上媳婦，他對跟娶媳婦有關的事，比較熱心。

黑小子有一天對我說，那家伙自己都是個光棍，怎么能給別人介紹對象？騙子呀。

黑小子說對了。那家伙確實是個光棍，也確實是個騙子，來我家就是為了騙一碗荷包蛋吃。他告訴大哥很多女人的名字，大哥卻沒見到一個活女人。為此，家里氣氛變緊張了，父親和大哥用唾沫星子把高個黑臉揍了個半死。

大哥突然有一天興高采烈回到家里，說，他把高個黑臉逮住了，在皮口鎮(zhèn)游街，就像批斗地富反壞右一樣，一邊游街一邊讓他自己喊，我是個騙子……我沒親眼看見。我覺得那個場面，一定非常好看。

這樣一來，家里的氣氛總算緩和下來。以怨報怨，扯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