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也是武器

吳門雜詩之十

碧城煙樹小彤樓，楊柳東風系客舟。

故國已隨春日盡，鷓鴣聲急使人愁。

經(jīng)過數(shù)日的海上漂流，蘇曼殊終于踏上了故國的領土。此刻，他的心情極為復雜。按常理，他的童年是在日本度過的，唯一的親人河合仙也羈留日本，在情感上，他應該是傾向于日本才對，但是在自己的國籍問題上，他卻是毫不猶豫地把自己劃進了中國人的范疇。就是說，在他的潛意識里，在他放蕩不羈的外表下，其實隱藏著很深的倫理觀念。他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極端瘋癲，無法無天，在他身上極好地體現(xiàn)著人性的復雜和多面。

身為中國人，蘇曼殊對當時的國運是十分痛心的。尤其當他在回國的渡輪上寫下那兩首訣別詩的時候。當時，他的確是抱著為國犧牲的豪情壯志歸來的。但是，當他一踏上炙熱的國土，看到眼前那種蕭瑟沉悶的景象，原本火熱的心逐漸變得冰冷。國事甚危，國人迷茫，他不得不開始考慮眼下所面臨的最現(xiàn)實的問題：我到哪里去？

他肯定不會再回蘇家，當蘇家棄他如蔽履的時候，那個家在他心里就已經(jīng)消亡了。經(jīng)過在日本的革命活動的刺激，他也不可能再回歸佛門繼續(xù)過清心寡欲的日子了?，F(xiàn)在，他心里裝了一團火，他想燃燒，他想爆裂，他想徹底釋放心里那團激烈碰撞的能量與激情。

然而他也清楚地知道，革命不是一件太簡單的事，不是只有熱情就可以，還需要太多的條件與投入，比如革命的形式問題，比如組織籌劃的問題……這或許是他平生第一次如此嚴肅地正視、思考這個問題。革命原本就是很復雜的事情，不是一人之力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然而眼下，曼殊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卻是生計問題——他不知該去何處棲身。

同行的吳綰章看出了曼殊的窘迫，于是他邀請?zhí)K曼殊與自己一起回蘇州，并告訴曼殊，自己在蘇州有些根基，可以暫時找到落腳的地方。蘇曼殊很爽快地接受了吳綰章的邀請，于是蘇州成為曼殊駐足的第一站。

對于回國求職的留學生而言，做教師似乎是最好的選擇，一來是這不需要太專業(yè)的從業(yè)訓練，二來這個職業(yè)說起來很高尚，多少與文化知識沾邊，不管你是否真的具備真才實學，只要往講臺上一站，自然就有了一分威儀。所以，吳綰章給蘇曼殊安排的差事就是在吳中公學任英文、體操教員。

據(jù)說，那段日子，蘇曼殊做得還很不錯，至少維持生計不再是問題。但是這種按部就班、循規(guī)蹈矩的生活，對于生性不安分的曼殊來說，有點太過刻板了，沒多久，他便有些倦怠了，這時，他恰好收到了陳獨秀的書信。

陳獨秀比曼殊回國要早些，一回國，他便與章士釗等人在上海組建了《國民日日報》。報紙一創(chuàng)刊就受到了當時很多進步知識分子的歡迎。由于此時的報社需要吸納更多的人才來聲援。于是陳獨秀就想到了蘇曼殊。

在日本的時候，兩個人就十分投緣，情意深厚，對于蘇曼殊的革命熱情，陳獨秀是非常贊賞的。他覺得報社需要蘇曼殊這樣思想進步的有志青年，于是，他很熱情地對蘇曼殊發(fā)出了邀請，這個消息對于蘇曼殊來說也是很振奮的，他毫不猶豫地奔赴上海，去投奔了陳獨秀。

這個選擇，從蘇曼殊一生的走向、發(fā)展來看，無疑是相當正確的，因為它直接影響了蘇曼殊的整個人生，為他今后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絕佳的外部條件與機遇。

記得柏拉圖曾經(jīng)說過：人生就是一棵長滿無數(shù)可能的樹。所以，你生活中發(fā)生的某一件事，在當時看來可能平淡無奇，但后來帶給你的影響卻往往無法估量。特別是當你經(jīng)歷千回百轉，再回頭追溯最初的根源時你會恍然大悟：原來最初那個不起眼的事件卻是日后一切結局的伏筆，只是當時的自己渾然不覺，無法預計罷了。所以，智慧的佛祖總是說，萬事皆有因果，只要你盡心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曼殊當時也是這樣。他不知道上海之行會給自己的人生帶來怎樣的轉折與影響，他只是覺得自己在蘇州倦了，想換個地方新鮮下。卻不想上海之行讓他就此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

奇跡，往往萌芽于平凡的偶然事件中。曼殊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就是他人生的一個偶然。但是如果把他的經(jīng)歷放到浩瀚的歷史長河中，你就會發(fā)現(xiàn)他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似乎也是一種必然。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那個時代的歷史背景說起。

對中國歷史有過基本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國的近代史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的血淚史，列強入侵，官僚腐敗，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這時的很多愛國青年不愿臣服于國外列強的剝削統(tǒng)治，他們在黑暗之中尋索著救國救民之路，當思想家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救國之道時，很多有志青年便抱著這種強國富民的理想紛紛出國留學。

所以，那時候國內的留學思潮一浪高過一浪，他們的目的很單純，很神圣。當然，中間也不排除某些渾水摸魚的，像《圍城》中的方鴻漸之流，但當時留學生的思想主流還是比較積極、值得稱道的。他們的初衷沒有錯，可是當他們從海外歸來，面對滿目瘡痍的國家政局時，才發(fā)現(xiàn)自己所學在國內其實是行不通的。

政局不安定，國民不開化，再好的科學技術也用不上。就像你頭腦里裝滿了制造火箭的技術，但是擺在眼前的卻是一片斷壁殘垣，就算你是科技精英，就算你是能工巧匠，可是沒有良好的創(chuàng)業(yè)環(huán)境，一切都是虛設。于是這些熱血青年，又都紛紛投身革命，而當時的民主革命還沒有自己的武裝軍隊，加之發(fā)起參與者多半是書生，于是多數(shù)人便選擇了以筆為武器，從宣傳革命思想入手。

以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轉型最成功的當屬魯迅先生。魯迅早年留學日本學醫(yī)，起先他以為回國后便可以救死扶傷，強健國民體魄，這樣中國人就能擺脫“東亞病夫”的帽子，就可以改變國家弱勢的狀態(tài)?？墒钱斔貒螅吹胶诎档纳鐣F(xiàn)實，醉生夢死的國民，他忽然意識到：給國民一個強健的身體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喚醒他們麻木沉淪的靈魂。于是，他毅然棄醫(yī)從文，以拯救國民靈魂為己任，以筆做武器，開始了另一種形式的戰(zhàn)斗。

顯然，曼殊的思想覺悟遠沒有魯迅先生那樣先進與開悟，他不能從宏大的歷史背景上預設自己的人生走向，也不能憑借自己的智慧自由籌劃自己的人生，他只是像個懵懂的孩子那樣，任由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向一種特定的命途之中。

蘇曼殊最終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有客觀的歷史條件，有他自身的興趣愛好，尤其與身邊朋友的大力支持、鼓勵是分不開的，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當屬陳獨秀。蘇曼殊與陳獨秀，類似千里馬與伯樂。

蘇曼殊初到《國民日日報》時，還不會作文。但在報社工作，不接觸文字也不太可能，偌大的報社不可能養(yǎng)一群閑人，于是曼殊不得不開始拿起筆來學寫文章。這樣看來，曼殊的從文，怎么著都有點逼上梁山的味道。

據(jù)說，曼殊當時的文字水平不是一般的差，連寫漢字有時候還會缺橫少捺的，因為曼殊從小就沒有接受過正規(guī)的文化教育。但是，蘇曼殊很好學，勤能補拙是定律，無論做什么事都是。

起初，當蘇曼殊心血來潮地請陳獨秀教他作古詩時，陳獨秀很是不屑?！八ㄌK曼殊）從小沒好好兒讀過中國書，初到上海時候，漢文程度實在不甚高明。他忽然要學做詩，但平仄和押韻都不懂。”但誰也沒有想到，就是這個連押韻和平仄都不懂的曼殊，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揣摩，竟成為了轟動一時的著名詩人。

雖說學詩是心血來潮，但真能堅持下來，并獲得如此高的成就，是很不容易的，這都得益于曼殊過人的稟賦，也得益于他的刻苦勤奮。在搜集曼殊軼事的過程中，我特地留意了一些關于他學詩的記載，據(jù)說曼殊學詩時，曾把自己單獨關在屋子里一個月之久，除了吃飯、喝水、上廁所，幾乎足不出戶地研讀古詩詞，寫詩。等他出關后，把自己寫的詩拿給章太炎與陳獨秀看，兩人大感意外，對曼殊的進步神速目瞪口呆。

實際上，曼殊的學習能力是相當驚人的。他不單是學詩神速，學起外文來也令人刮目相看。據(jù)有關記載：曼殊在十三歲那年在上海跟莊湘學習過一段時間的英文，具體時間無法考證，但從他漂泊的時間來看，那段學習的日子應該不會太久。但僅僅那一段時間，就足已讓他翻譯多部英文作品。還有他的梵文、法文，更沒人知道他是什么時候學的，但他已經(jīng)能用梵語寫作，翻譯法國雨果的《悲慘世界》。這種超強的學習能力，從古至今，放眼望去，幾人能及？

現(xiàn)在的孩子學英語，學了十幾年，到了大學畢業(yè)才混到四六級，遇上老外照樣卡殼，對話都成問題，更別說翻譯文學作品了。我想，曼殊若活到今天，把他的學習方法寫成《曼殊瘋狂英語》，肯定會大賣，李陽說不定也就此偃旗息鼓了。曼殊，真真是學習外語的行家哩。

扯遠了，回頭再說蘇曼殊，蘇曼殊學習作詩后，自己努力，再加上得到了陳獨秀以及章太炎的悉心指導，他的詩句、詩意漸至佳境，不久，他的《嗚呼廣東人》和《女杰郭耳縵》等詩作便開始在《國民日日報》上陸續(xù)發(fā)表了。

文章一經(jīng)發(fā)表，便得到了眾多讀者的認可與喜愛，這也進一步堅定了曼殊繼續(xù)寫作的決心。很多人做事都需要一種動力，對于寫作來說，也不例外。特別是對于一個寫作的初學者來說，猶為重要。那時，曼殊雖然還沒有意識到文字也可以革命，筆也可以是武器，但他的這兩篇《嗚呼廣東人》和《女杰郭耳縵》，卻都帶著強烈的革命色彩。

這兩篇文的發(fā)表及讀者的肯定，讓曼殊逐漸意識到了文字的力量。他的革命思想在這時開始轉變，而且是一種質的飛躍。

現(xiàn)在，我們有必要停下當下的敘述，系統(tǒng)地梳理一下曼殊革命思想的轉變過程了：

起先，他只是一個活在自己悲劇世界里的小沙彌，漂泊的旅程，浮游似的生命，他完全不由自主。在參加民主革命之前，他的整個精神世界是空虛的，無處可依。我們知道，人活著，都需要一個寄托，一種歸屬感。曼殊曾把自己的精神世界寄托給家庭、佛祖、戀人、母親……但，無論是誰，無論怎樣的理由，結果都是，他不得不一再地出走，離開自己觸手可及的每一個寄托。盡管這種失去讓他惶恐，但他又不得不漂流。

當他來到日本，接觸到革命后，他覺得自己心里有一股力量被催化了，而且被賦予了最神圣、最崇高的名義：愛國，救國。面對留學生們高漲的革命熱情，曼殊的血液也沸騰了。

我覺得，人活在世上，都需要有一個閃光點在指引自己，也就是所謂的“人生意義”。著名作家畢淑敏曾經(jīng)說過：“人生原本沒有意義，人活著的目的就是為了給自己的人生找一個意義。”盡管，有時候這種尋找是無意識的。人，不可能不抱任何希望而生存。只是尋找的層次不一樣，尋找的方式不一樣而已。

當曼殊投身革命后，才發(fā)現(xiàn)自己童年的不幸、母親的離去，以及初戀靜子的投河而死，都顯得那么平淡而微不足道。這時的曼殊突然意識到自己不能再漫無目的地漂泊了，一定要為國家，為人民，為后世留下些什么。而革命，正好為他提供了一個華燈四射的舞臺，于是他在這個舞臺上盡情地展示著自己的才華。

在初次投稿得到廣泛認可后，曼殊更加勤奮了，他在寫詩之余，還開始涉獵外國文學，其中，他最喜愛法國文學，尤其對小仲馬的《茶花女》情有獨鐘，百讀不厭。雖然當時國內已有林紓翻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且影響較廣，但曼殊讀后并不覺得滿意，所以他計劃重新翻譯《茶花女》，并把這一想法告訴了陳獨秀。

陳獨秀想了想，誠懇地說道，與其翻譯《茶花女》，還不如翻譯雨果的《悲慘世界》，因為《悲慘世界》是法國文學中最具時代特征和社會意義的作品，小說所揭示的人道主義精神和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正是他們這批站在時代前沿的中國知識界精英所要探索的思想武器，是現(xiàn)在革命所需要的。曼殊聽罷，欣然接受。

從這個事例不難看出，陳獨秀對曼殊的影響是很直接的，幾乎是曼殊的思想導師。曼殊想翻譯的《茶花女》，無論從內容還是從思想性上來講與《悲慘世界》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陳獨秀的提議也是高屋建瓴的，因為他很好地將翻譯工作與國內的革命形勢聯(lián)系在了一起，提升了作品的時代感與戰(zhàn)斗力。

遺憾的是，《悲慘世界》以《慘社會》為題在《國民日日報》上連載了11回之后，報社因為內訌而?？Ｔ跔幎分?，蘇曼殊因不屑于爭名奪利，更不愿受人管束和制約，憤然離去，《悲慘世界》的翻譯工作從此夭折。盡管那時陳獨秀一再挽留曼殊，但曼殊執(zhí)意要天馬行空、游歷四方。臨行前，他給陳獨秀留了兩首詩，其中一首寫道：“契闊死生君莫問，行云流水一孤僧。無端狂笑無端哭，縱有歡暢已似冰?！绷髀冻鰧e離的極度傷感。

后來，上海鏡今書局的老板陳兢全對陳獨秀說：“你們的小說沒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若你們愿意出單行本，我可以擔任印行?！庇谑牵惇毿惚銚纹鹱g著的整理和潤色工作，并從第12回譯至14回，書名改為《慘世界》，署名蘇子谷（蘇曼殊）、陳由己（陳獨秀）合譯。1918年曼殊去世后，上海泰東圖書局在翻印此書時，為突出紀念曼殊，又將書名改為《悲慘世界》，并刪去了陳由己的名字，使該譯稿變?yōu)槁獾倪z著，以致后來不少人都一直以為《悲慘世界》的譯者僅為蘇曼殊一人。

《國民日日報》的?？?，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蘇曼殊的革命熱情，以他率性情真的很難理解同為革命同志為什么會那么看重利益的糾纏，他頹喪地離開。但是蘇曼殊的文學創(chuàng)作生涯并沒有因此而終結，相反，他創(chuàng)作的生命剛剛開始。

古詩有云：魑魅喜人過，文章憎命達。大意是說，人生運途很順利的話，大多寫不出傳世華章的。從我們古時最有名氣的大詩人屈原開始說起，到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宋朝的蘇東坡、柳三變……這些個聞名的大文豪有哪一個是官場寵兒，哪一個是王公將相？清代出了個乾隆帝很喜歡作詩，而且似乎是歷史上作詩最多的，但是沒有一首膾炙人口的佳作傳世，尚不及一個以半闕殘詞留世的花蕊夫人來的榮光呢。

從這個層面上講，蘇曼殊顛沛流離的人生機遇是他寶貴的精神財富，為他記錄歷史提供了必要條件。當然，蘇曼殊自己沒有想到原來手中的筆也可以是戰(zhàn)斗的武器，終其一生，他都沒有這種開悟，他只是在如實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思想。蘇曼殊的性情決定了他不是功利的，虛偽的，他是感性的，直率的，與其說他的文字是戰(zhàn)斗的檄文，勿如說他本人就是一把利劍，一把與舊社會直接交鋒的劍。

如果文人自身不是那么勇敢，那么富有戰(zhàn)斗力，再腹有詩書也是枉然的。文人手里的筆，就如古時候劍客手里的武器一樣，在好人手里是懲惡揚善的利器，在壞人手里則是助紂為虐的兇器。說到底，文人自身的氣節(jié)決定了文字的思想高度與意義價值。

蘇曼殊的文字，之所以后來被無數(shù)革命青年追捧，與他文字里流露的那種真實情感和隱忍的氣節(jié)不無關系的。與其說，蘇曼殊以筆做武器，不如說，蘇曼殊就是以自己高調的不羈行為向黑暗的現(xiàn)實宣戰(zhàn)，他以自己最反叛的行為，向殘酷的現(xiàn)實發(fā)出了致命的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