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仰望

在流行顛覆、解構、搞笑的當代語境中，具有莊敬意味的人和事或受質(zhì)疑，或被嘲笑。在很多人的辭典里，已沒有“致敬”一詞。其實，人一旦對任何事物沒了敬重感，他本人也就成了一副輕骨頭，最對不起的還是他自己。

“第一流”和“一個人”

被譽為“第一個占領近代科學重要位置的中國人”——數(shù)學大師陳省身，在逝世前兩年（2002年）答記者問時說：“大家都鼓吹交流，講科學需要合作，需要相互幫忙，這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對。真正好的工作，第一流的工作，是一個人做出來的。一個人的創(chuàng)見是自己努力和靈感的結晶，很少是一群人討論的結果?！毕肫疱X穆曾說：“學問之事，貴能孤往。”（“孤云”是其為數(shù)不多的筆名之一）而錢鍾書所謂“學問是荒江野嶺中幾個素心人彼此間的事”流布甚廣。一個國際頂尖的數(shù)學家，一個“中國最后的國學大師”，一個有“文化昆侖”之譽的“學者中的學者”，在業(yè)內(nèi)無疑都是“第一流”。但無論從這三位的夫子自道看，還是其一生的治學歷程，其“第一流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都說“是一個人做出來的”。“第一流”的業(yè)績和“一個人”的“孤往”，大有關系存焉。

無論自然科學研究，還是人文探索，抑或文學寫作、藝術創(chuàng)作，真正能傳世的、堪稱經(jīng)典的一流精神產(chǎn)品，幾乎都是靠當事人“一個人”獨自“悶頭悶腦”地“悶”出來的?？箲?zhàn)時陳省身隨西南聯(lián)大南遷，在昆明的煤油燈下“悶”出兩篇論文，發(fā)表在國際數(shù)學權威雜志《數(shù)學紀事》上，業(yè)內(nèi)方家認為達到“優(yōu)異數(shù)學水準”。1943年，32歲的陳省身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憑個人的“努力和靈感”，“悶”出了“一個人的創(chuàng)見”——關于高斯-博內(nèi)公式的簡單內(nèi)蘊證明，由此被譽為“微分幾何之父”。

同樣和西南聯(lián)大有關，錢穆亦南遷到昆明，但他有意在省城外圍的小縣擇居而住，有課務才趕到昆明，平時便在此獨居著書，近50萬字的《國史大綱》歷時一年而成。陳寅恪到此訪友，嘆道：“在此寫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經(jīng)病不可。”后來錢穆回蘇州，借耦園隱居一年，撰成50萬言《〈史記〉地名考》。晚年他回憶這兩段經(jīng)歷，自稱“生平最難獲得之兩年”。其“孤往”之深，連陳寅恪也為之嘆服。而錢鍾書憑著那罕有其匹的書生癡氣，無與倫比的個人學識和不著塵埃的“素心”，“悶”出一部《管錐編》。美國作家約翰·斯坦貝克在《伊甸園之東》中說：“群體從來不會發(fā)明任何東西。珍寶藏在一個人的孤獨的心靈中?！鄙圃?！“一個人”。

“第一流”和“一個人”，例證多多。僅以百年中國來說，縞衣枯形的弘一法師之于南山律宗，少年時只身去國的吳清源之于圍棋，沿街賣藝的瞎子阿炳之于二胡演奏，晚年“著書只為頌紅妝”的陳寅恪，敦煌守護神常書鴻之于莫高窟，長期貧病潦倒的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亞》全譯，艱難困厄中的顧準之于真理探求，“我之為我，只在異人處”的木心在海外之于文學寫作，日常生活中“低能”的陳景潤之于哥德巴赫猜想，湖南雙峰縣那位自號“田園宰相”的畫家王憨山之于中國畫，在文學圈外樂當散兵游勇的王小波之于小說創(chuàng)作……“第一流的工作，是一個人做出來的”，誠不我欺也。

當然，這里的“工作”有特定含義，指那些可由“一個人”來做，而且當由“一個人”來做的個體創(chuàng)造性精神勞動。如自然科學中的某些基礎研究、文史哲研究、非綜合性的文藝創(chuàng)作等。而另一類“第一流的工作”，像“兩彈一星”、“神舟六號”之類的宏大項目，需要一大批科技精英和無名英雄的團隊協(xié)作。至于像“三農(nóng)”問題等茲事體大的國家要務，則是和黨政官員、知識分子，乃至普通公民都相關的事情。

如今人們重交際、講公關、拉關系，且不說社會上俗吏、奸商和小市民們的庸俗關系學，就是所謂的教授、博導、作家、詩人或別的什么專門家，越來越多的人喜歡勾肩搭背、拉幫結派，弄成一個“小圈子”，以便打造聲勢或相互標榜，或弄出一點后臺喝彩，再不濟也要在場面上混個臉熟。這種人最關心的是自己在業(yè)內(nèi)外的名氣、地位和收入是否“第一流”，至于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第一流”已無心問之。于是，“第二流”、“第三流”乃至“不入流”俯拾即是，隨時可遇到“一群人”、“一伙人”，越來越難看到“第一流”和“一個人”。放眼文壇，像王小波那樣踽踽獨行的“一個人”安在？

當然，團隊合作是必要的。如陳省身所說：“大家都鼓吹交流，講科學需要合作，需要相互幫忙，這有一定道理?！钡罢嬲玫墓ぷ鳎谝涣鞯墓ぷ?，是一個人做出來的”。信不信由你，至少我是信的。

（原載于《聯(lián)誼報》2007年3月17日）

群居不依，獨立不懼

文學創(chuàng)作是純個體精神勞動，有自尊、有風度、有形而上追求和終極關懷的作家，大多有“群居不依，獨立不懼”（蘇東坡語）的風骨，如同在叢林里披荊斬棘的散兵游勇。

認定某種價值取向，以“過客”般的姿態(tài)進行孤獨的精神長征。他們通常是寂寞的，寂寞已成為靈魂的滋補劑和精神洗禮的圣水。以寂寞的方式而生存、發(fā)展，耐得住寂寞是其自覺選擇。如《周易》所說：“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

“不依、不懼”者不傍關系、不趕新潮、不湊熱鬧、不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瞎起哄；不屑和急功近利、嘩眾取寵、邀功請賞、汲汲于功名利祿之類的低級趣味同流合污；對沾沾自喜、好大喜功之類也避猶不及。他是“悶”在那里十年磨一劍的癡漢，是“逐鹿者不顧兔”（《淮南子》），“一生心事在書題”（劉禹錫語），“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王安石語），百煉鋼化為繞指柔，甕中捉鱉而非漫天撒網(wǎng)。一言以蔽之：是自覺自愿的自律和自制。他聽從內(nèi)心的律令，雖難免會孤芳自賞，但更多的是自尊而非自負，自重而非自傲，自警而非自戕。而且最好像木心說的那樣：“當沒有人理解你時，你自己不要出來講?！?/p>

張煒說：“有風度、有自尊的作家不可能跟著哄來哄去……一個好的思想家、專門家、藝術家，有時就是要回避那種很外向的活動。”一度“風頭正健”的才女陳染也說：“與作家們交往是件挺累人的事，他們沒有生活里普通然而活生生的朋友來得自然。”她還說：“我懂得交談是沒有結果的，哪怕是一種極其私人化的‘懇談會’。”如今雖說是倡導公關和自我推銷的時代，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但事實上，寫作（包括其他嚴肅的精神產(chǎn)品生產(chǎn)），正需要散兵游勇式的“群居不依，獨立不懼”。

寫作不是趕集，哪里熱鬧往哪里湊；不是球場上看球，可掀起一陣陣排山倒海的人浪；不是開群策群力的討論會，三個臭皮匠，就可頂個諸葛亮；不是拔河或興修水利，多一個人便多一分力量；不是拍集體照，大伙都要衣冠楚楚地一齊亮相；不是拉車上坡，旁人伸出手就能幫上忙。而是獨自“悶在那里”，孜孜以求。唯其如此，才可能“不依，不懼”，踐履“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

魯迅在《彷徨》扉頁上題詩：“寂寞新文苑，平安舊戰(zhàn)場。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撇開其時代背景，后兩句正是“不依、不懼”的形象寫照。

（原載于《美術報》1997年12月22日）

“個人因素”驅(qū)使的學術

近代以降一流人文學者之著述，時有學問外的心志寄托或情懷流露。如康有為“借經(jīng)術以文飾其政論”之變法考量，陳寅恪晚年“著書唯剩頌紅妝”之曠世孤憤，費孝通寫《江村經(jīng)濟》之欲為中國底層社會尋一條活路。躲在象牙塔中的錢鍾書，抗戰(zhàn)避難時寫《談藝錄》，初版序中也有夫子自道：“《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边@不妨看成“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之藝文傳統(tǒng)在學術圈中之折射。學人埋頭治學于書齋而未忘國難民艱和感時撫世，仰承中國歷史上“士”之傳統(tǒng)，固可敬也。但也有學者出于“個人因素”的驅(qū)使，窮年累月執(zhí)著于某學問、某課題的鉆研，孜孜不倦，樂在其中。

治學作為個體精神創(chuàng)造活動，動因不妨可多方面或多樣化，但某種具體而微的、富有個人獨特色彩的“個人因素”之驅(qū)使，也許比對國家、民族情勢等外在宏觀元素的感念，更能提供動力、煥發(fā)熱情、保持恒心，至少對當事人來說，更加“體己”。相比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yè)》中所說的有“志”于學術之總體規(guī)范，“個人因素的驅(qū)使”，添加了一份源于學者內(nèi)心的呼喚或個性化了的認定和期許。學術固為“天下公器”，但學者對這“公器”的鍛造，倘多有“個人因素的驅(qū)使”，只要無礙于“公器”之“公”，那么，比起那些一味“大‘公’無‘私’”的學術，“灰色”的理論當多添一份生命之樹的常青。當然，這里的“個人因素”，主要指學者生命履歷或?qū)W術生涯中的某種因緣際會，全然不牽涉當事人利益得失上的一己之私。

美籍華人學者周策縱，堪稱“五四運動”研究（或曰“五四學”）的奠基人。其由單篇論文擴寫而成的55萬字的宏論《五四運動史》，1960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以英文出版，再版7次，影響頗大（1996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將《五四運動史》譯為《五四運動：現(xiàn)代中國的思想革命》出版）。此后他又編《五四運動研究資料》，收入“五四”時期上千種報刊、資料中的相關文獻。羅素夫人曾致信于他，感謝作者在書中反映了羅素1920年訪華時中國青年的精神與氣氛。在英文初版自序中，作者雖循例談了此項研究的史學意義，但特別提到“還有其他個人的因素驅(qū)使我去進行這項重要的工作。我少年時代在長沙，對‘五四運動’就已感興趣……在當時的學生運動中，我頗為活躍，也是學潮和罷課活動的核心人物。當我們回顧‘五四運動’時，自然感到驕傲和欽佩。那時，我已經(jīng)寫過上千首的舊詩，可堪注意的是：我第一首白話詩，題目就是：《五四，我們對得住你了！》……那個時候，我就已經(jīng)夢想有一天能寫一本有關‘五四運動’的書。后來，在一所國民黨辦的大學念書，校方通常禁止學生運動，那更增強了我要寫這么一本書的意愿?！鄙?916年的周策縱，雖無緣親歷“五四”，但青少年時期對“五四”余緒的切身感受及學運情結，使其很早就“夢想有一天能寫一本有關‘五四運動’的書”。這促使了他1948年赴美留學后，花十余年時間潛心研究此課題。出于“個人因素的驅(qū)使”而形成的治學原動力及恒久心，大多具有超常的強度和韌性，通常非外力所能阻撓。

同樣是史學研究，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吉本，其皇皇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共6卷約300萬字），初始也同樣出于“個人因素的驅(qū)使”。1751年夏，年方14歲的牛津大學生吉本，陪父親走訪某鄉(xiāng)村別墅。多年后他在自傳中說：“我很高興我看到了那里的優(yōu)美之處，但更高興的是我發(fā)現(xiàn)那兒的圖書室收藏的《羅馬歷史》續(xù)篇。在我看來，君士坦丁以下的歷代王朝宛然就在眼前。我沉浸于哥特人跨過多瑙河的那一段文字之中，而晚餐的鈴聲卻強制把我從正在享用的知識盛宴上拖開。”正是少年時對古羅馬歷史這“匆匆一瞥”，“并非滿足而是激發(fā)了”他對這段歷史超強的好奇之心。從此他四處搜羅這類書籍，到16歲時，就把可從英文著作中讀到的相關史料基本讀完了，后來又大量研讀法文和拉丁文的相關著述。當他28歲在羅馬廢墟旅游時，寫羅馬帝國史的念頭已在心中牢不可破。40歲時，《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出版。又過了12年，六卷本出齊。從14歲時的鄉(xiāng)間偶讀，到28歲時的壯志篤定，再到50歲開外時的巨著告成，38年的孜孜汲汲，只是發(fā)軔于青蔥少年時的“匆匆一瞥”。這一瞥余光之深遠綿長，穿越了整個青壯年?！皞€人因素的驅(qū)使”，一如響應神的召喚。

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yè)》演講中的“志業(yè)”，用的是“vocation”一詞，該詞在英文中的表層意是行業(yè)、職業(yè)、正規(guī)的工作，尤其指一個人較為適合或能勝任的職業(yè)。深層意是響應神召、天命，擔負起某種工作，尤其是和宗教有關的事務?！皞€人因素的驅(qū)使”，多少暗合“vocation”之深層意思。其實，在韋伯看來，以學術為志業(yè)，同樣需要熱情?！胺彩遣荒茏屓藨阎鵁崆椋╨eidenschaft）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做的?！?/p>

吉本之于古羅馬帝國史撰寫、周策縱之于“五四”研究，固然離不開學者的冷靜、史家的明智以及專業(yè)上的博覽和精研這些常規(guī)治學要素，但因“個人因素的驅(qū)使”而對研究對象懷有幾十年如一日的“可持續(xù)”熱情，在學界因普遍稀缺而彌足珍貴。當然，學術研究自有其特定規(guī)范和要求，刻意渲染或過于放大“個人因素的驅(qū)使”對于治學的“鮮美”意味，那是把雞精當飯吃、把豬油當?shù)V泉水喝。

余英時1997年為其《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增訂本）所寫的《陳寅恪研究因緣記》坦陳：“我從來沒有過研究陳寅恪的打算，這本書從萌芽到成長都是意外?！钡f到陳寅恪二女兒陳小彭后來告訴他，陳老當年讀了余的《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后》一文后，曾說“作者知我”。余教授大為感喟：“我當時讀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評語，心中的感動真是莫可言宣。我覺得無論我花多少工夫為他‘代下注腳，發(fā)皇心曲’，無論我因此遭到多少誣毀和攻訐，有此一語，我所獲得的酬報都已遠遠超過我所付出的代價了。這次增訂版加寫了《儒學實踐》和《史學三變》兩篇研究性的長文，也是為了想對得住寅恪先生‘作者知我’這句評語?！庇嘞壬€說：“所以我寧可不避自炫之嫌，也要坦白說明：寅恪先生‘作者知我’一語是本書增訂版問世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動力?！薄皞€人因素的驅(qū)使”，凝聚在“作者知我”四字之中。而其中況味，又成了“驅(qū)使”我等后生愛讀余之著述的“個人因素”。“作者知我”——“有此一語，我所獲得的酬報都已遠遠超過我所付出的代價了。”韋伯標舉以學術為志業(yè)者獨有的幸福觀——“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是也。

學術之外的藝術更是如此。豐子愷畫《護生畫集》之初衷，是將畫冊作為壽禮送給尊師弘一法師，初集1929年在上海出版。十年后，弘一60壽辰時，豐子愷在抗戰(zhàn)流亡中完成了第二集的60幅（前兩集畫作均由弘一題字）。弘一不僅囑咐弟子“畫集應是通俗的藝術品，應以柔美的音調(diào)，讓閱者生發(fā)凄涼悲憫的感想”，而且希望“朽人70歲時，請仁者作護生畫第三集，共70幅；80歲時，作第四集，共80幅；90歲時，作第五集，共90幅；百歲時，作第六集，共百幅。護生畫集功德于此圓滿?！睘榇耍S子愷對尊師有“世壽所許，定當遵囑”之莊重承諾。后來相繼完成了三、四兩集。1965年，在譯完《源氏物語》的同時，又完成第五集90幅畫。弘一90歲誕辰是在1969年，提前四年畫完，也許是畫家預感到什么。實現(xiàn)“定當遵囑”之承諾，還剩最后百幅。1973年畫第六集時，畫家距去世只有兩年。置身于那時期的社會政治氛圍，續(xù)畫此系列，與其說不合時宜，不如說“大逆不道”。但緣緣堂主人一意孤往。六冊畫集，從開始到最后“遵囑”完成，歷時46年。其心志堅毅如此，雖不能說和身為居士的佛家護生信念無關，但顯然和師生深情及“遵弘一法師囑”之“個人因素的驅(qū)使”，密不可分?？傆?50幅的《護生畫集》，固然是畫家的創(chuàng)作，也是居士的志業(yè)，但更是弟子對尊師時間跨度近半個世紀的踐約！

學界“個人因素”驅(qū)使下的成功，有點可遇而不可求，文學史上因“個人因素的驅(qū)使”而催生杰作的現(xiàn)象，就是家常便飯了。

陳平原《學者的人間情懷》一文，標舉書齋內(nèi)的學者當不失社會關懷。而學者倘在“人間情懷”中葆有“個人因素的驅(qū)使”之“私己情懷”，其學術大多帶有自己生命的烙印、心志的律動、情感的寄托，甚至是靈魂的安放。

這種“個人因素”來自當事人生命的履痕、心靈的體認、記憶的積淀、情感的縈回，乃至肉身的感受，是學者生涯中用之不竭的原動力，是學術積累中不可替代并且唯我獨享的珍稀資源，是在學術成果中看不見而又橫亙于研究過程中的無形背景，是治學道路上如汩汩活水般的心性源泉，甚至是某個學人之學術生涯的宿命使然。這種因“個人因素的驅(qū)使”而做出的學問，多有可觀或大有可觀。只是人文學界，如今滿眼是官方、半官方立項課題的驅(qū)使，職稱職務評定考核的驅(qū)使，或干脆是孔方兄的驅(qū)使，不“觀”也罷。

（原載于《中堂閑話》2013年2月）

天下公器

梁啟超有“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之名言。如果說人文科學是這樣，那么，沒有國界的自然科學更無愧此譽?！疤煜鹿鳌闭f，恰如其分地揭示了科學的實質(zhì)和它在人類生活中的地位。有一句耳熟能詳?shù)乃字V：“學好數(shù)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彪m折射了世俗功利心態(tài)，但也體現(xiàn)了“天下公器”無往而不勝的偉力。

“科學就是系統(tǒng)化的知識。”（斯賓塞語）作為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它是智慧的產(chǎn)物、文明的結晶?？茖W本身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使它成為可以超越國家、民族、政黨和階級的“天下公器”?？茖W作為客觀真理的具體表現(xiàn)，在科學面前人人平等。系統(tǒng)化了的科學知識體現(xiàn)了物質(zhì)世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客觀規(guī)律性?！疤煜鹿鳌敝}要求在各項實踐活動中，遵照科學規(guī)律辦事。那種以“一言堂”的長官意志、“想當然”的一廂情愿或“瞎指揮”的我行我素來代替科學決策的做法，違背、歪曲、抗拒科學規(guī)律，將受到“公器”的無情懲罰。

“天下公器”的命題還意味著科學是為人類謀福利的重大手段。社會文明程度的進步和人類生存狀態(tài)的改善，都離不開科學技術的支持。而科學的最高目的也就是在幫助人類認識自然的同時，使自然更好地為人類服務。英國政治家羅斯金曾說：“科學的價值在于沒有私欲的服務，在于為人類的利益服務?！笨茖W并不是科學家的私有財產(chǎn)?？茖W家好比銀行的出納員，擁有鎖著大量財寶的鑰匙，不過這些財寶并不屬于他私人。把科學成果作為個人顯耀，乃至邀功請賞的資本，顯然有悖于科學宗旨。

俄羅斯數(shù)學家佩雷爾曼，放棄領取國際數(shù)學界最高獎——菲爾茨獎，成為該獎設立以來第一個棄獎者。在這位成功破解了百年難題——“龐加萊猜想”的奇才眼里，數(shù)學并不是給個人帶來名利的工具，盡享數(shù)學之美才是對數(shù)學家的最高獎賞。

社會固然應當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家，但科技專家也應有奉獻于科學、服務于人民的情懷和境界。優(yōu)秀科學家往往具有博大而強烈的人道主義意識，他們愛人民、愛祖國、愛科學，為攀登科學高峰嘔心瀝血。然而，因現(xiàn)行科研管理體制尚不健全，尤其是和科技項目有關的專項資金多有漏洞可鉆，一些喪失底線的科技專家，受貪欲驅(qū)使，以“公”謀“私”，將“公器”化為謀求不正當利益的“私器”，不啻對科學的褻瀆和玷污。反腐利劍當直指亂象叢生的科研領域，以維護“天下公器”應有的公平和尊嚴。學術腐敗雖不像官員的以權謀私那樣被草民感同身受，但對科學事業(yè)的危害絕不可低估。

科學技術在社會生活各方面，正越來越顯示出作為“第一生產(chǎn)力”不可替代和估量的作用。認識科學作為“天下公器”的嚴正屬性，在全民中樹立普遍的科學意識，倡導人人愛科學、學科學、用科學的良好風尚，更好發(fā)揮“天下公器”應有的效用，同時也維護“天下公器”應有的尊嚴。

（原載于《科技日報》1997年3月25日）

“不僅僅是科學”

科學史上有個著名的小故事。意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迫于來自宗教界的強大壓力，不得不在要求他放棄地動學說的誓約上簽字。當他簽完名，一邊站起來一邊說：“盡管如此，可地球仍在轉(zhuǎn)動呀！”從中可強烈感受到科學家忠于真理的良知和勇氣。伽利略說：“我出賣了我的職業(yè)，科學行列里就不允許我的存在。”很顯然，他在特定場合下強調(diào)“地球仍在轉(zhuǎn)動”，既是出于面對外來高壓仍不信邪的人格品性，也緣于作為科學家自覺而強烈的職業(yè)操守。今天的地球人，雖不再遭遇伽利略的難題，但科學良知和倫理問題，仍是一個不容忽略的現(xiàn)實話題。

在科技極度發(fā)達的未來，某個掌握某種尖端技術的人出于個人目的，利用手中的科技反叛科學和社會，甚至成為科學狂人。西方科幻影片中多有此類劇情。如《超人》中擅自發(fā)射核導彈的家伙，《斷箭》中做核彈交易的空軍飛行員，《侏羅紀公園》里出賣恐龍基因的大胖子，等等。這雖是好萊塢式的幻想，但未必全是癡人說夢。比如“克隆”技術引發(fā)人倫失范的擔憂，就有待于科學良知和理性?？茖W這東西雖和人類福祉密不可分，但它也是一把鋒利無比的雙刃劍。當掌握科學的人本身在價值取向上發(fā)生嚴重偏差或在道德品性上出現(xiàn)重大問題，雙刃劍危及的就是人類自身?？茖W能量的大小和其造成的危害可能成正比。

伽利略說：“科學的唯一目的是減輕人類生存的苦難，科學家應為大多數(shù)人著想。”而“為大多數(shù)人著想”這一點，顯然和科學家的職業(yè)良知、倫理道德直接相關。如191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德國的哈伯，19歲便成博士，是合成氨工業(yè)的科學奠基人，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在盲目的愛國心和報答皇帝知遇之恩的驅(qū)使下，出任化學兵工廠廠長，研制、生產(chǎn)氯氣、芥子氣等毒氣并付諸實戰(zhàn)，造成逾百萬人的傷亡，遭受科學界的強烈指責，其夫人也以自殺方式抗議丈夫的罪行。還有因研究陰極射線卓有成就而于1905年獲諾貝爾物理獎的德國人勒納，后來淪為納粹幫兇，竭力奉行希特勒的種族理論，瘋狂攻擊愛因斯坦，成了學術丑角。至于五花八門的偽科學，打著“科學”的旗號招搖撞騙，則多自招其辱。

隨著科技在人類生活中的比重加速遞增和其地位、作用的無可替代，科技倫理規(guī)范，科學家職業(yè)道德、人格良知等問題，越來越有必要引起科學界和全社會的關注。一言以蔽之：科學家在科研活動中，面對的絕“不僅僅是科學”。

（原載于《聯(lián)誼報》1997年10月4日）

誰得獎與什么得獎

每年“諾貝爾周”各獎項將陸續(xù)揭曉，遂想起一則舊聞。美籍華裔科學家李遠哲博士是1986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平時潛心于科研的李博士得獎后難免要對付許多應酬。1987年他在北大演講時說：“在美國，我在許多場合都要講話，還要在晚會上講笑話……這樣下去我就不會是一個科學家，而是一個小丑了。”為此，他頗感不安。

有一次，李遠哲參加曾得多項大獎的著名化學家赫爾曼教授的壽宴。席間，他向教授坦露心曲：“科學家在研究中得到的興奮和滿足，并不是一兩個獎所能比較的。為什么要設立這么多獎呢？有這種必要嗎？”這固然反映了超一流“理工男”獻身科學、不計名利的高尚境界。赫爾曼教授的回答別有見地：“你這話不全對。雖然真正的科學家并不需要這些獎勵，他們努力做出貢獻，不完全在于博得社會承認，但我們的研究工作，社會上很少有人知道，所以社會需要設立這些獎項。”李遠哲覺得很有道理。事后他常告誡年輕人：“獎勵某個科學家，對這個科學家來說并無太大的意義，而是通過這種獎勵來告訴社會，科學家到底在干些什么。這是一個獲獎科學家的社會責任?！?/p>

這話耐人尋味。對科學家本人來說，顯示了對待名利的高風亮節(jié)，而對蕓蕓眾生來說，難道不正是需要知道一點“科學家到底在干些什么”嗎？至于文學藝術類獎項，則是另一回事（況且“文無第一”）。不讀當代中國文學作品的人，只要知道莫言得了諾獎就足夠了，不必關心這山東漢子寫了些啥而獲獎。而中國“魯迅”、“茅盾”文學獎之類，幾乎已淪為文壇名利場的博弈，誰得獎與什么得獎，不聞也罷。

科普工作可從兩端著手：一方面當然是科學常識之普及；另一方面，還應包括對新興科學、前沿科學、尖端科學之進展和動態(tài)的介紹和宣傳。遺憾的是：國內(nèi)許多媒體，往往只著眼于宣傳某科學家得了什么獎（獎項級別越高、獎金越多，就被視為越有新聞價值），對“科學家到底在干些什么”而得獎以及這些得獎成果之意義和作用，大多語焉不詳或不甚了了。把科學獎勵這件事單純地作為新聞消息來炒作，顯然有悖于赫爾曼之說的精義。長而久之，很多新聞受眾也就習慣于把注意力放在什么人得什么獎上面，而對得獎成果之內(nèi)涵和實質(zhì)漫不經(jīng)心或一片懵懂。一項重大科技成果獎，從媒體宣傳效果來看，看不出與隔壁阿三中了“體彩”或“雙色球”大獎有何區(qū)別，都是“得獎”罷了。一次原來可借機宣傳有關前沿科學進展和動態(tài)的機會，就這樣失之交臂了。我們?nèi)圆恢馈翱茖W家到底在干些什么”。2014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三位得主，因發(fā)現(xiàn)大腦定位系統(tǒng)細胞的研究而獲獎。大腦定位與人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關系密切。對于不少定向感差的“方位盲”來說，有朝一日，也許能受益于此項科研成果。

如今，國家和社會越來越重視作為第一生產(chǎn)力的科學技術，科技獎勵不斷增多和加重。暫且不論科學家對待獲獎的態(tài)度，作為新聞受眾，希望媒體在告訴我什么人得獎的同時，也能告訴我“科學家到底在干些什么”而得獎，使我輩借此多少了解（哪怕似懂非懂）一點前沿科學的最新動態(tài)?；氐胶諣柭挠^點上，這才是各種科學獎顯著的社會意義之所在。諾貝爾在天之靈有知，當不會有異議吧。

（原載于《科技日報》2002年2月3日）

魯迅情結

有人夸贊柏楊對“醬缸文化”的批判入木三分，鞭辟入里，但在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國民性認識的深度和廣度上，遠不能望魯迅之項背。有時，忍不住作偏激之想：一個不讀魯迅或沒認真讀過魯迅、乃至讀不懂魯迅的人，不能算是合格的中國文人或文化人。“魯迅情結”，其來有自。

在我書案上有一幀印刷品，是裘沙先生作的魯迅頭像素描。當我凝視著此畫，眼前常會出現(xiàn)一片幻覺：畫面上先生那蓬亂的頭發(fā)，化成了新文化的原始森林，多少個世代也采伐不盡；傾斜的前額，伴隨著世紀的冰川，已演變成思想的高原，越是險峻奇絕的地方，越是風光無限；高聳的顎骨，是民族精神的制高點，俯瞰原野、沼澤和山川，指點道路、星月和云彩；就是那濃密的黑胡須，也成了茂密的芳草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膽和詩心。記得英國人當初曾說寧可沒有印度的殖民地，也不能沒有莎士比亞。不妨說：魯迅也是一座萬里長城，中華民族精神的萬里長城！

據(jù)說痛苦有熱情的與冷靜的之分。熱情的痛苦幾近于詩人氣質(zhì)，而冷靜的痛苦容易產(chǎn)生思想家。兩方面各趨極端而又存于一身者，魯迅也。私忖魯迅是現(xiàn)代中國最痛苦的文人。由此想到他吸煙甚劇，仿佛在吸入普天下的憂患，以致肺腑竟被苦難蝕穿！

記得日本侵華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前，該國有一文化代表團訪華，魯迅應邀出席其中一宴。席間有一日本記者問先生：“你是否后悔生在中國？”先生沉思了一會，然后用低緩的語調(diào)答曰：“比起其他地方，還是生在中國好?！边@是迄今我所受到的最震撼人心的愛國主義教育！

如把中國文化比作氣象萬千的黃山，那么，魯迅是當之無愧的天都峰，相比之下，就是有“文化昆侖”之稱的錢鍾書，也只是黃山七十二峰中諸如“夢筆生花”而已（決無對錢先生不敬之意）。而一個沒上過天都峰的人，能算真正到過黃山嗎？

魯迅這座中國文化的天都峰，不僅僅是由才情學識所構成，甚至也不主要依靠氣度和識見所壘成，其真正的內(nèi)在板塊，是強勁的人格力量和“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猛士精神，是正氣、勇氣、骨氣、硬氣和銳氣，而沒有一星半點的俗氣、窩囊氣、小家子氣和烏煙瘴氣。當我感到萎靡退縮之際，先生的目光不啻一道寒光逼人的劍氣；當我陷于蠅營狗茍之時，先生的風范，告訴我什么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理性；當我走入昏憒迷茫之途，先生的醒世箴言是一帖醍醐灌頂?shù)那鍥錾?；當我淪于玩世不恭的消極之境，先生的諄諄教誨又是我得以解救和升華的天梯；而當我倍感心灰意冷，又是憑借先生的燧石，重燃心火……

讀錢理群《心靈的探尋》、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這兩部難得的魯迅評傳，欣喜地發(fā)現(xiàn)心懷魯迅情結者，不乏人在。看來我們不僅可繼續(xù)“讀點魯迅”，也可談點魯迅了。

（原載于《浙江日報》1995年9月22日）

“我們沒有魯迅”

國內(nèi)某經(jīng)濟考察團出訪韓國，席間，我方人士在感謝主人盛情招待之余，對韓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表示敬佩。誰知主人聽了卻說：“哪里！哪里！我們沒有魯迅?！边@話頗可讓人反思。

據(jù)“魯學”界的人說，韓國是境外魯迅研究最深入的國家之一，魯迅作品也一直在這個國家較受歡迎。這不奇怪。大韓民族在歷史上也多災多難，特別是在近代和現(xiàn)代，更同中國一樣，深受日寇的掠奪、欺壓。這個民族對自身苦難的深切體驗和頑強抗爭，使他們有可能接近和理解魯迅。拿體育競技（在某種程度上折射民族精神）來說，韓國男足就讓人多有感佩。

由此想到魯迅那種“骨頭是最硬的”精神，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心態(tài)。韓國男足在某次世界杯上，被聯(lián)邦德國隊連灌三球后，仍以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頑強抗爭，扳回兩球。我對韓國人萌生好感，最初和其男足有關（雖然在綠茵場上他們屢次擊敗國足）。聽到韓國人說“我們沒有魯迅”時，感觸良多。

中國人有魯迅。魯迅者，中華民族的精神長城也。張煒在《懷疑與信賴》一文中說：“不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商品經(jīng)濟上……最終決定著人類幸福的，大概還不是商品經(jīng)濟本身?！薄耙粋€民族的精神境界、素養(yǎng)和思想的力量，卻是任何時候都需要拿出來比較的，不能在這些方面落后，這樣會引起深深的自卑?！表n國人說“我們沒有魯迅”，倒未必是“自卑”，而是緣于對文化的重視，對高峻深邃之精神境界的推崇，對強勁人格力量的仰視。聯(lián)想到國內(nèi)有一小撮“蚍蜉”撼魯迅之大樹，令人齒冷，也令友邦人士嘆氣。難怪有平素溫柔敦厚的長者，在某研討會上聽到有人肆意詆毀魯迅時，不由得拍案而起。

試問：如今中國人自己究竟還有沒有魯迅？或者還有多少魯迅？

（原載于《聯(lián)誼報》1995年12月8日）

魯迅買藥記

買藥乃日常生活之事，大文豪魯迅自然也不能免。然魯迅之買藥經(jīng)歷頗多意趣，有文字為證。在《華蓋集續(xù)編》里的《馬上日記》和《馬上支日記》中，魯迅多次寫到買藥經(jīng)歷。這兩份日記在魯迅雜感中較特殊。先生雖有每天記日記之習慣，但那“是寫給自己看的”，這回卻專為發(fā)表（因劉半農(nóng)編《世界日報》副刊之約）。在這些雜感體日記中，魯迅借買藥之事，以小窺大，窺出“國民性”之一斑，頗堪玩味。

1926年6月25日，魯迅因胃痛而請許壽裳之侄子開一藥方。但他對普通小藥房不很信任，“因為藥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他所沒有的藥品，也許就替換，或者竟刪除”。結果“遠遠地跑到較大的藥房去”。配來的藥倒很有效，“一瓶沒喝完，痛就停止了。我決定多喝它幾天”。但配來的第二瓶藥，雖是“同一的藥房，同一的藥方，藥味可是不同一了”，“分明是藥里有些蹊蹺”。于是第三次配藥時，“附帶了嚴重的質(zhì)問”。而這次配回的“藥味就同第一瓶一樣了”。魯迅由此感嘆“這是人的問題，做事不切實，便什么都可疑”，并對中國人“小事不妨胡涂點”（伙計“連量杯也懶得用”）的“雅量”很不以為然。6月28日，即第二次配藥那天，魯迅“恭恭敬敬地將藥方和藥瓶捧呈給一位分開頭發(fā)的同胞”?！啊嗣宸皱X’。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說?！倍壬犃藚s甚為惱火，因為“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F(xiàn)在自己帶了瓶子，怎么還要付五分錢呢”。于是，先生就“喂”了一聲。那“分開頭發(fā)的”聽到這聲“喂”，“立刻懂得，將五分錢讓去”。魯迅不無譏諷地說他“真是‘從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風度”?！拔蚁耄簩Ω哆@一種同胞，有時是不宜于太客氣的?！痹囅胍幌?，倘如沒這聲“喂”，那么，五分錢也就白白被訛去了。但接下去的問題是這回配來的藥水味道不同了。

另一則趣聞是魯迅于同年7月6日“到前門外去買藥”，拿到藥水后就在柜臺前喝了起來?！袄碛捎腥阂?，已經(jīng)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嘗嘗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薄安涣嫌幸粋€買客卻看得奇怪起來”。“悄悄地向伙計道：‘那是戒煙藥水罷？’”回答“不是的”之后，那人竟直接問魯迅：“這是戒大煙的罷？”好在先生不乏幽默感，“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認作‘戒煙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于是“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答以：“唔唔……”“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

從上述魯迅生平中極不起眼的芝麻小事，可窺見先生處世接物風格之一斑，大致有四。

一是對買藥、配藥、吃藥之類事關自家身體健康之事的重視，不愧當年是學醫(yī)出身的。

二是從對藥房之選擇及“五分錢”事件上，顯示出他作為消費者自覺而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而這正是如今各級“消協(xié)”所倡導的。魯迅少年時有一段幾乎每天出入當鋪和藥房（為其父買藥），可謂資深藥客。對藥房伙計不誠實做派（想私吞五分錢）或“小事不妨胡涂”（不用量杯）之作風，他既火眼金睛，又深為反感和憎惡（“附帶了嚴重的質(zhì)問”）。這回魯迅也算親歷了“瞞和騙”之國民性，而那“分開頭發(fā)的”伙計遇到這個貌似大煙鬼的小個子，真是自招其辱。雖沒被訛去五分錢，但這次的“藥味可是不同一了”。在這件事上，魯迅和那伙計可謂兩敗俱傷。這也說明普通消費者維權之難，“五分錢”的正當權益得以維護，買到的卻是不正宗的藥水。

三是對那些好管閑事的無聊之徒和熱心無比的看客心理，頗感無奈。

四是在自我尷尬情狀下（被人誤以為是鴉片鬼），善于自我調(diào)適和近于惡作劇的頑童心理（“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答以：“唔唔……”）。

在這些具體而微的日?，嵤轮校斞革@得更真實、親切，就像隔壁的張老伯、李大叔。

（原載于《中國醫(yī)藥報》1999年1月24日）

魯迅遭竊記

家中遭竊，無論對誰都是一件糟心事。魯迅對此又如何反應呢？近讀1976年出版的《魯迅書信集》（上下兩卷，人民文學出版社），其中上卷1932年3月間的書信，接連有六封講到自家遭竊事。雖是事后和親友講述，但透露的心態(tài)不乏可玩味處。

其時，魯迅家住上海虹口區(qū)橫浜路景云里。該年上海發(fā)生了“一·二八事變”（1932年1月28日晚，日寇突然向閘北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發(fā)起攻擊），而魯迅住處就在火線一帶。次日，魯迅全家就避居內(nèi)山書店。2月6日，由內(nèi)山書店的朋友護送至英租界內(nèi)山支店暫避。家中遭竊就發(fā)生在避難期間。

在這六封信中，講遭竊事最早、最詳盡的是寫給母親的那封，寫于1932年3月20日夜，避難后回家第二天。信中詳列被竊的許廣平和海嬰之衣物件數(shù)和品種，還有“廚房用具五六件，被一條，被單五六張，合計值洋七十元，損失尚不算多”。同時還說到“兩個用人，亦被竊去值洋二三十元之物件”。而魯迅自己的東西，“除了不見一柄洋傘之外，其余一無所失”。魯迅感嘆：“可見書籍及破衣服，偷兒皆看不入眼也?！痹诮o母親的家書中細述具體損失，此乃通報家事，很合情理，而“損失尚不算多”、“其余一無所失”也是為寬慰老母。

給母親寫信的同一天夜里，在寫給李秉中的信中，魯迅說：“當虛室時，偷兒亦曾惠臨，計擇去衣服什物約二十余事，值可七十元，但皆婦豎及灶下之物，其屬于我者，僅洋傘一柄，書籍紙墨皆如故，亦可見文章之不值錢矣。”次日給老友許壽裳的信中說：“然鼠輩則已于不知何時惠臨……一切書籍，巋然俱存，且似未嘗略一翻動，此固甚可喜，然亦足見文章之不值錢矣。要之，與閘北諸家較，我寓幾可以算作并無損失耳?！痹?月7日給王育和的信中說：“曾經(jīng)小竊潛入，竊去衣物約值六七十元，而書籍毫無損失，在火線下之房屋，所失只此，不可謂非大幸也。”另外，在給許欽文、李小峰的信中，亦簡要述及此事。

從這些書信可看出以下幾點。一是魯迅還是比較在乎這件事的。在近20天時間里，先后六次寫信都詳略不一地提及此事，而且收信對象親疏不等，多少有點像反復說“阿毛”事的“祥林嫂”。當然，這也可以理解為魯迅為釋朋友們之擔心。畢竟，“一·二八事變”時魯迅家處火線。

二是魯迅是個認真細致的人。對遭竊之損失，統(tǒng)計得頗精準，如“廚房用具五六件”、“被單五六張”等，交代得很具體，并經(jīng)換算，得出“合計值洋七十元”之結論。而不是“毛估大堆、大約模子”地只能說個大概。今人倘遭遇此類事，向公安派出所報案，能準確說出被竊物品種類及數(shù)量，想必多少有助于破案，或有利于日后找回失物。

三是在不愉快的遭遇中，魯迅不失往樂觀處想的良好心態(tài)。如“與閘北諸家較，我寓幾可以算作并無損失耳”，“在火線下之房屋，所失只此，不可謂非大幸也”。不過，這似乎說明魯迅有時也略有幾分阿Q心態(tài)。另外，魯宅此番遭竊，有突發(fā)戰(zhàn)事之特定背景，因避戰(zhàn)火而“虛室”。在致母親信中，魯迅說：“當時雖有友人代為照管，但究不能日夜駐守……”故對此事，魯迅并不怨尤，自擔后果。

四是說明魯迅自己在衣著上很不講究，至少沒什么值錢的衣物。在給母親的信中，他說“計害馬（指許廣平）衣服三件、海嬰衣褲襪子手套等十余件”，他自己只損失“一柄洋傘”，“書籍及破衣服，偷兒皆看不入眼也”。小偷總是揀值錢的東西偷，由此可反證魯迅的“破衣服”之不值錢。

五是面對不幸之幸，魯迅不忘以文人的幽默加以自嘲?！皶埬匀绻省保耙磺袝?，巋然俱存，且似未嘗略一翻動”、“書籍毫無損失”，固然可喜，但“亦足見文章之不值錢矣”。那小偷真沒文化，入魯宅而“未嘗略一翻動”大文豪的“書籍紙墨”，入寶山而不識寶也。開個玩笑，倘我是那賊，無論如何要竊得幾張先生的手稿，用鏡框精心裝裱，供奉在家中每天膜拜。

小偷是“鼠輩”，在“一·二八事變”之國難當頭時入室行竊，更是中國人之敗類。而其“未嘗略一翻動”魯迅的“書籍紙墨”，則可謂“善哉”。

（2015年10月13日）

群行群止看識見

清人金纓所編《格言聯(lián)璧》有“人生四看”之說（“大事難事看擔當，逆境順境看襟度，臨喜臨怒看涵養(yǎng)，群行群止看識見”）。在人生各種關口，頗能看出一個人的品性、胸懷、修養(yǎng)和境界。其中“群行群止看識見”這一“看”，對標舉“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知識分子或文化人來說，尤顯必要和重要。

“群行群止看識見”，當大家都這樣做（想）或都不這樣做（想）的時候，看你是怎樣做（想）的。其時很能見出一個人是否具有特立獨行的精神品性、獨立不依的價值判斷和別開生面的思維路徑。這方面很有代表性和說明力的當推魯迅。不賢識小，只拿魯迅生活和文章中一二不甚起眼的細節(jié)說事。

魯迅喜歡文物，自稱于此道是“常常徘徊于雅俗之間的人”。他講過一個有趣的故事：“記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認識了一個土財主，不知怎么一來，他忽然‘雅’起來了，買了一個鼎，據(jù)說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駁，古色古香。而不料過不了幾天，他竟叫銅匠把它的土花和銅綠擦得一干二凈，這才擺在客廳里，閃閃地發(fā)著銅光。這樣的擦得精光的古銅器，我一生中還沒有見過第二個。一切‘雅士’，聽到無不大笑，我在當時，也不禁由吃驚而失笑了，但接著就變成了肅然，好像得了一種啟示……覺得這才看見了近于真相的周鼎?！?/p>

唐弢在《魯迅的文物觀》一文中說：“魯迅的因吃驚而失笑是勢所必然的。我以為一切雅士聽到后無不大笑，也完全可以理解。我們不會像土財主那樣去干傻事情。但當我們搖頭搖腦，得意忘形，欣賞著土花斑駁、古色古香的青銅器的時候，頭腦里應保持一點清醒，心中明白，它原本是干干凈凈、金光燦爛的。這將更有助于去認識一切土花斑駁、古色古香的東西?！睂δ峭霖斨鞔笊凤L景之舉，“一切‘雅士’，聽到無不大笑”，魯迅自然也不例外。但“群行群止”之后，魯迅畢竟是魯迅，“接著就變成了肅然，好像得了一種啟示”。正是土財主的蠢舉，才讓人們“看見了近于真相的周鼎”。在碰到此類好笑之事時，魯迅別具只眼，正應了“群行群止看識見”之語。

在《“人話”》一文中，魯迅講道：“浙西有一個譏笑鄉(xiāng)下女人的笑話——是大熱天的正午，一個農(nóng)婦做事做得正苦，忽然嘆道：‘皇后娘娘真不知道多么快活。這時還不是在床上睡午覺，醒過來的時候，就叫道：太監(jiān)，拿個柿餅來。’”常人會很自然地把這看成是對沒見過世面之“農(nóng)婦”的取笑。然魯迅別具只“耳”，從講這笑話的人口中聽出了別樣的味道。他指出：這笑話“并非是‘下等華人話’，倒是高等華人意中的‘下等華人話’，所以其實是‘高等華人話’。在下等華人自己，那時也許未必這么說，即使這么說，也并不以為笑話的?！?/p>

魯迅一睜火眼金睛，便能透過現(xiàn)象看到本質(zhì)。這笑話的可笑性，其實不在于那農(nóng)婦的孤陋寡聞，而在于說者和聽者自以為遠比農(nóng)婦高明和高級，或者說是“高等華人”面對“下等華人”的優(yōu)越感所致，而和“農(nóng)婦”同屬草根階層的“下等華人”，倒“并不以為笑話的”。所以魯迅說這“倒是高等華人意中的‘下等華人話’，所以其實是‘高等華人話’”，極為剴切。因為該笑話在所謂“高等華人話”的語境中才現(xiàn)可笑?！氨本┑拿河痛笸鮽兡睦镏罁烀涸睦掀抛拥男了帷?，一如浙西農(nóng)婦豈能知曉皇后娘娘的奢靡?？梢婔斞赋健叭盒腥褐埂敝繝柌蝗旱淖R力。

咸豐年間曾任兩廣總督的葉名琛，在1857年英法聯(lián)軍侵略廣州時，不作戰(zhàn)爭準備，而在家設長春仙館，供奉呂洞賓和李太白二仙的牌位，扶乩以卜吉兇。面對眼前戰(zhàn)事，他撰有一聯(lián)：“不戰(zhàn)、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卞X玄同后來在《“持中”底真相之說明》一文中引用了該聯(lián)，認為：“我覺得這大概可以作為‘持中’底真相的說明?！倍斞缚磥恚袊说摹俺种小?，骨子里是“騎墻”，“或是極巧妙的‘隨風倒’”。“倘改篡了舊對聯(lián)來說明，就該是：‘似戰(zhàn)、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詳見《集外集·我來說“持中”的真相》）。一字之改，鞭辟入里地揭露了什么才是“持中”的真面目。

再如“話語權”問題如今在學界很熱門，學者專家不乏這方面的煌煌宏論。而魯迅對所謂的“說話寫文章”倒別有一番獨到的見地。一位署名Z.M的青年曾記錄了魯迅說過的一段話。魯迅在給孫伏園的信中確認：“那一篇所記的一段話，的確是我說的?！边@段話很能見出魯迅特有的“話語觀”。他說：“講話和寫文章，似乎都是失敗者的象征。正和命運惡戰(zhàn)的人，顧不到這些，真有實力的勝利者也都不做聲。譬如鷹攫兔子，喊叫的是兔子不是鷹；貓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貓；鷂子捉家雀，啾啾的是家雀不是鷂子。又好像楚霸王救趙破漢，追奔逐北的時候，他并不說什么；等到擺出詩人面孔，飲酒唱歌，那已經(jīng)是兵敗勢窮，死日臨頭了?！边@段議論雖和當今的“話語權利”之說不在同一論域，但魯迅畢竟是魯迅。正因為對“講話寫文章”之實質(zhì)有如此清醒的認識，他講的話和寫的文章，才如此不俗。

陳丹青在魯迅紀念館有過題為《笑談大先生》的演講，自稱“自己是屬于在‘魯迅’這兩個字上落了枕的人，我得找到一種十分私人的關系才好談論魯迅”。他有關于魯迅的兩點私人意見：“他好看、他好玩”。研究和談論魯迅的文字汗牛充棟，而陳拈出這兩點，迥別于“群行群止”，不失為“在‘魯迅’這兩個字上落了枕的人”。

古代文論家把說理文字的高下歸于識見之有無。趙翼詩：“只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說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薄叭盒腥褐埂币簿褪请S人說短長，人云亦云，隨聲附和。如此“共識”，不“共”也罷。

（原載于《聯(lián)誼報》2007年9月22日）

精神之“鈣”

無論“百無一用是書生”的自嘆，還是“手無縛雞之力”的譏嘲，或是“書生造反，三年不成”的鄙夷，文人的常規(guī)形象，在公眾心目中常是溫良、荏弱的，和剛勇、壯烈的硬性風格大相徑庭。但古往今來，文苑里并不乏雷霆萬鈞、正直不阿的剛烈之士。這堪稱傳統(tǒng)人文精神中閃閃發(fā)光的亮色，而光源所在即是骨中之“鈣”。重塑“士”之形象，弘揚知識分子應有的風骨，離不開增強骨質(zhì)的精神之“鈣”。

剛烈之品性，通常離不開強勁人格力量的支撐。它以對理想無怨無悔的追求和對信仰堅如磐石的執(zhí)著為前提，在所認定的價值取向或人間道義面前，常是“死心眼”、“不開竅”的?！皠偂币馕吨鴱娏业挠捕龋傲摇币馕吨x煌的壯烈。高壓、威逼、打磨或利誘，對剛烈者都無濟于事。正如關漢卿的夫子自道：“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當當?shù)囊涣ｃ~豌豆。”不過，剛而烈之，更多的時候可能會以“悲壯”乃至“凄壯”的面貌出現(xiàn)?！耙獖^斗就會有犧牲?！崩硐胫斓母邠P和信念陣地的堅守，有時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所謂“可使寸寸折，不可繞指柔”（白居易）“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于謙）。一言以蔽之：寧直見伐，無為曲全。當然，文人的“剛烈”，有時也可能和所謂的“書生氣”或“書呆子氣”夾雜在一起。即在特定情形下所謂的“不識時務、不會做人、不善處世、不懂分寸、缺乏現(xiàn)實感”（王彬彬語）。

從屈原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離騷》），到文天祥的“平生讀書為誰事，臨難何憂復何懼”（《言志》），再到黃宗羲的“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其能奈我何”（《山居雜詠》），還有黃遵憲的“生當作鐵漢，死當化金剛”等，無不折射出“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剛烈之氣和“士可殺不可辱”的男兒血性。壯士雄風和書生意氣原來也可相得益彰。魯迅論及方孝孺時所褒揚的“臺州式的硬氣”，看重的也正是這種“寧折不彎”的錚錚鐵骨和耿耿品性。舒婷有散文《硬骨凌霄》，“鈣”之不存，骨安能“硬”？當然，剛烈與否并不完全取決于道德品質(zhì)的高低，它還和一個人的性格、脾氣乃至遺傳因素有關。

別號“怒庵”的傅雷性頗剛烈。其友施蜇存在懷念文章中說：“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剛直……如一團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這是可以理解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民間慣用語有“硬頭頸”一說，傅雷正當此譽。所謂“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至剛易折，固然讓人嘆息。而太柔則靡，亦不足為訓。如被王彬彬詬病的那些“過于聰明的中國作家”，令人齒冷。

孔子曾感嘆“吾未見剛者”。如今，知識界、文化界有剛烈之性的仁人志士安在？“曲學以阿世”之流，頂著教授、博導、學者、專家等頭銜，滿地游竄，如過江之鯽，“曲士不可以語于道”也。而“貞剛自有質(zhì)”（陶淵明詩）的文化人寥若晨星。也許我們都要到“骨頭最硬”的魯迅那兒去補一點精神之“鈣”。

（原載于《文論報》1999年7月22日）

“捧錢”記偏

《讀書》雜志曾有朱健《“捧楊”記偏》（“楊”為楊絳）一文。套用這題目。說一說我心目中楊絳那一口子——錢鍾書。

在大學念書時，初讀《談藝錄》《舊文七篇》《管錐編》，感覺誠惶誠恐。這世上竟然還有一個學問如此之多的人。想想我輩也真是可憐，這輩子吃下去的飯菜加起來，恐怕在分量上都難敵這個人所讀過的書。讀《圍城》又驚嘆：小說原來也可以這樣寫。又在報刊上讀到有關錢鍾書一些驚世駭俗的逸聞軼事，更覺敬佩。感嘆自己這種“讀書人”，相形之下真是“飯桶”。于是，錢鍾書在我輩心目中實在是了不得。

離初讀《管錐編》《談藝錄》已過去多年，雖馬齒徒增，但有一天神經(jīng)兮兮，突然口出狂言，“錢鍾書也不過如此。無非是讀書多，記性好，善活用”而已。

此話怎講？容我慢慢道來：默存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潔身自好、甘于寂寞，令人高山仰止，但于道德境界上能和他媲美的人，并不乏其人；錢先生聰明絕頂、幽默非凡、妙語連珠、夢筆生花，但在中國人里頭，其智商、幽默感、談鋒及文采可望其項背者也不是沒有；錢先生見識高邁、性情過人，于中西文化更出入無礙，又一輩子“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但頗有見地和個性，一生手不釋卷的，也不乏其人。私忖像錢先生那樣“讀書多、記性好、善活用”之三駕馬車能齊頭并進的人，在中國學界很難找出第二個。錢鍾書之稀世價值，體現(xiàn)在他的《管錐編》（被譽為“學術史上壁立千仞的一個高峰”）、《談藝錄》上，而非體現(xiàn)在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上面。

魯迅曾希望自己的文章“速朽”，而錢鍾書的作品無所謂“朽”不“朽”。兩者缺乏可比性。如比較的話，私忖：魯迅是中華民族精神的萬里長城，錢鍾書是美不勝收的文化故宮。前者是黃山天都峰，后者是黃山飛來石或夢筆生花?？上Ш苌倏吹藉X先生對魯迅的評價。只記得他好像說過魯迅較適于寫短文章，并嫌《阿Q正傳》長了些。他很少談魯迅，似有私人因素。

“錢學”雖一度有成為“顯學”之嫌，但我輩最好不要輕易去議論他（談談其軼聞逸事或私下對他表示十二分推崇無妨），尤其不要隨意談論他的學問。近聞北方有個把文學博士發(fā)表宏論，說什么倘如《管錐編》是用白話寫的，于中國文化才有切實之意義（大意如此）。說這話的人真是把書讀到屁眼里去了。

對夏公（衍）“人們都喜歡捧錢鍾書，我卻要捧楊絳”之論，不妨會心一笑。說實在的，楊絳雖自稱只是錢先生的“伙頭軍”，但也委實了不起，尤其是柔弱之身軀所蘊蓄的強勁人格力量，使《圍城》中的女流們汗顏。不才如我者，對錢先生還略有微詞，他是超一流的文論家，空前絕后的學者，但從來不是一個可讓人感到親近的人。

（原載于《聯(lián)誼報》1996年5月24日）

老實得像火腿

魯迅《而已集》有一篇《談所謂“大內(nèi)檔案”》，語及羅振玉和王國維的關系，說“獨有王國維已經(jīng)在水里將遺老生活結束，是老實人……因為他老實得像火腿一樣”。一代國學大師王國維做學問博大精深，然做人少世故、無城府，畢生以學術為志業(yè)，不卷入政治、不營生計、不慕榮華、不圖享受，深居簡出，正如其字“靜安”所示。死后被清廢帝溥儀賜謚號“忠愨”，難怪魯迅有“火腿”之喻。

魯迅對國學雖多有異議，但贊譽王氏的學問，認為“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當然，魯迅不會認可王的自殺，但“老實得像火腿”之說，多少寓有對觀堂人品之褒評。火腿歷來是上等食材，原產(chǎn)于魯迅家鄉(xiāng)附近的浙江金華，是魯迅生平喜愛之食。據(jù)馮雪峰回憶，1936年春夏之交，已病重的魯迅曾托人給陜北的毛澤東送金華火腿。魯迅日記中曾多次提到過火腿之美味，并難忘金華火腿中的貢品“雪舫蔣腿”。在魯迅眼里，王國維“老實得像火腿”，也許是老實得如“雪舫蔣腿”吧。“金華火腿出東陽，東陽火腿出上蔣”，雪舫蔣腿如今是火腿行業(yè)唯一集中國名牌、中國馳名商標、中華老字號于一身的百年品牌。

魯迅此喻顯示了文學家一流的想象力和精微的語感。用火腿形容人之老實，大概首先著眼于火腿的肉質(zhì)。上好的火腿經(jīng)多道工藝腌制后，還要掛起來，用較長時間除水分、去臊氣，以期肉質(zhì)堅實緊致，芳香獨特。其次取火腿外形。一腿鮮肉因擺放位置不同，提舉方式有異，其外形肯定不一樣，而風干的火腿無論怎么放、怎么拿，都不會變形，正如老實人不諳機變、一以貫之的“忠愨”品性。再者，火腿肉性溫，味甘咸，其制作經(jīng)冬歷夏，經(jīng)發(fā)酵化合，各種營養(yǎng)成分易被人體吸收，可佐療虛勞怔忡、脾虛少食、常瀉久痢、腰腿酸軟等癥，有滋腎填精之食效。而老實人如火腿一樣結實、沉穩(wěn)、本真、內(nèi)斂，正可矯治虛偽、油滑、矯情、張揚等不良品行。

木心寫作很反感沿用前人陳句，但在《素履之往》中他形容自家性情：“區(qū)區(qū)亦曾老實得像火腿，熱情得像砂鍋，憂郁得像皮蛋?！被鹜纫徽Z顯然典出魯迅。伏爾泰有著名諷刺小說《老實人》（漢譯名又為《天真漢》）。徐志摩將主人公名字譯為“贛第德”。老實是一種良善品德，而“老實得像火腿”更是難能可貴的美德?！独蠈嵢恕分杏幸痪湓?，傅雷譯文是：“葡萄牙人的罪名是吃雞的時候把同煮的火腿扔掉?！彪y怪“老實得像火腿”的人常常吃不開或要吃虧，因為世人在“吃雞的時候把同煮的火腿扔掉”了。

老實之精義在于一個“誠”字。朱熹說：“誠者，真實無妄之謂。”然而，在如今這“小滑頭”、“老油條”滿天飛的世上，正心和誠意闕如，不少人視“忠愨”為呆子，將忠良當蠢伯，“老實得像火腿”者幾希。況且如今市場上的金華火腿不乏假冒偽劣，假如魯迅還活著，也許要感嘆：王國維比火腿更老實。

（原載于《渤海晨報》2015年12月24日）

青魚沉底鰱魚浮

懂水產(chǎn)的人說：“靜水鯉魚流水鯽，青魚沉底鰱魚浮?！边@話可用來形容人生中的沉潛功夫。同濟大學張文江教授有一灼見：“魯迅之所以為魯迅，在于十年抄古碑?！濒攲W家郜元寶以為“這真是透底之論”。在北京共居住了14年的魯迅，埋頭抄了十年古碑（尤其在紹興會館時期），這是他一生中沉默或沉靜的階段，其中況味大概唯有先生自己識得。雖然魯研界至今沒能把這段情形考證清楚，但這十年的沉潛和其日后“之所以為魯迅”，自有深切之關系存焉。魯迅這位踔厲風發(fā)的“精神界戰(zhàn)士”，原來曾是“靜水鯉魚，沉底青魚”。

在南極水陸交接處，全是滑溜的冰層或尖銳的冰凌。水陸雙棲的企鵝身軀笨重，沒有可用來攀爬的前臂，也沒有飛翔的翅膀，如何從水中上岸？BBC自然歷史頻道經(jīng)典紀錄片《深藍》展示了企鵝登陸全過程。將要上岸時，企鵝猛低頭從海面拼力往下沉，潛得越深，海水產(chǎn)生的壓力和浮力也就越大。一直潛到適當?shù)纳疃龋贁[動雙足，迅猛向上，猶如離弦之箭蹦出水面，騰空落地，畫出一道優(yōu)美的弧線。其沉潛之姿，看似笨拙，卻成效顯著。沉下去原來是為了蓄勢而上。玩過“憤怒的小鳥”之游戲的人知道：有時沉下身子，是為了飛得更高。古人說：“把意念沉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意志奮發(fā)得起，何事不可為?！边@道理憨態(tài)可掬的企鵝懂，很多聰明人不懂。

北大錢理群教授曾在多個場合對80后大學生說：“沉潛十年，這是我對大家最大、最誠懇的希望?！碑斎?，這里的“十年”是個虛數(shù)，照應了“十年磨一劍”之古訓。要沉潛，而且是十年，也就是要從長遠發(fā)展著眼，不被一時一地的東西誘惑。錢教授解釋：“‘沉’就是沉靜下來，‘潛’就是潛入進去，潛到最深處，潛入生命的最深處、歷史的最深處、學術的最深處?！彼€說：“我把希望寄托在十年后發(fā)表自己意見的那一批人身上，我關注他們，或許他們才真正決定中國的未來。中國的希望在這一批人身上，而不在現(xiàn)在表演得很起勁的一些人，那是曇花一現(xiàn)！”

東南亞有一種“魔法毛竹”，起初長時間暗暗在地底下不斷生根，伸展出相當發(fā)達的根系，而在地面上幾乎看不到其生長態(tài)勢。待到雨季來臨時，鉆出地面的毛竹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樣，以每天60厘米的速度茁長，六個星期就高達30米。其長勢突飛猛進，依賴的正是那盤根錯節(jié)的根系。它早先看上去默默無聞，一直沉潛在地下，不斷壯大根系，用很長時間積蓄向上的豐沛能量，繼而創(chuàng)下快速生長的神話。毛竹的這種“魔法”其實很簡單，無非沉潛蓄勢，然后井噴般茁長。如同38歲才發(fā)表《狂人日記》的魯迅，以后一發(fā)而不可止，成為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之林中的參天巨樹。有人說“魯迅的偉大在于有暗功夫”，信然！文藝創(chuàng)作，尤其是精品之作，更需沉潛之功。根深才能葉茂，源遠方可流長。

莊子在《逍遙游》中說：“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本拖襁m千里者三月聚糧，志存高遠者，當十年沉潛。“青魚沉底鰱魚浮”，性喜“沉底”的青魚，在淡水養(yǎng)殖的“四大家魚”中生長最快。能沉而潛之者，不茁長也難。

（原載于《做人與處世》2015年第9期·上）

笨是治學的本錢

兩位曾在原杭州大學中文系任教的古代文學研究泰斗級人物——夏承燾和姜亮夫，在談到治學體會時，都標舉一個“笨”字。

夏承燾（1900—1986），溫州人。畢生致力詞學研究和教學，乃現(xiàn)代詞學開拓者和奠基人，被胡喬木譽為“一代詞宗”、“詞學宗師”。早年入清華國學研究院，有幸?guī)煆耐鯂S、梁啟超、陳寅恪等一代宗師。晚年回顧學術道路時，他說：“笨是我治學的本錢?！痹谒劾铮x書沒有捷徑，不能取巧，只有下笨功夫才能漸入佳境。夏老對“笨”字有一別開生面的解釋：“笨”，從“竹”從“本”，頭上頂著竹冊（冊是串好的竹簡，即古代書籍），這是教人勤奮用功，而用功是治學之本。他說自己天資低，故加倍發(fā)憤苦學。一輩子除了生大病，沒有一天離開過書本。做學問最重要的是下笨功夫多讀書。

抗戰(zhàn)勝利后，胡蘭成“逃難”到溫州時化名張嘉儀，和夏承燾有所往來。據(jù)《天風閣學詞日記》，1950年，流亡到日本的胡蘭成寫信給他，“云中秋到日本，過文字生活，每月寫六千字……有時亦去大學作學術演講，不知所寫所講是何種學術也”。在夏老看來，“聰明人”胡蘭成雖不乏天資和悟性，但于學問少的是笨功夫?！安恢鶎懰v是何種學術也”一語，不屑之意顯然。而夏承燾嫡傳弟子，也是原杭州大學中文系的吳熊和教授（1934—2012），雖是大才子，但師承夏承燾以“笨”治學的真功夫，在唐宋詞學、詞學文獻學等領域卓然自立，成就非凡。

姜亮夫（1902—1995），云南昭通人。在《楚辭》學、敦煌學、語言音韻學、歷史文獻學等方面卓有建樹，其學術視野宏遠，研究范圍寬闊，學界贊其“寬無涯矣”。晚年他在《自傳》中說：“最近一位友人給我的信上說：‘當斯時也，賣野人頭者，以夾縛訓詁逞學力，以顛倒是非炫才華……然先生甘淡泊，耐勤勞，為學術貫通，治學求謹嚴，老老實實作學問，越半個世紀……’云云。贊賞我的話，慚不敢當，但說我不賣野人頭，念歪嘴經(jīng)，倒略略近之……實在只是一個‘笨’字了得?！苯现螌W，追求“銖兩悉備，確切深透”，樂干苦力活、肯下笨功夫。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他留學法國，在巴黎看到早年流散出去的敦煌文物和經(jīng)卷，用最笨的方式抄錄、描摹。很長一段時期，每天從上午抄到晚上博物館關門，午飯用白開水吃點干面包充饑。完成此項工程時，其視力下降了600度！真是“一個‘笨’字了得”。

還有一位原杭大中文系教授徐朔方（1923—2007），原名徐步奎，東陽人。這位元明清戲曲小說研究大師級人物，也強調(diào)治學要肯花笨功夫。在其外甥在《懷念徐朔方先生》一文中說：“我舅舅常說自己不聰明，靠的是笨功夫?！表敿鈱W者，其成就離不開深切而恒久的笨功夫。胡蘭成流落溫州時和徐朔方曾在同一所中學任教，在《今生今世》中稱其“心思干凈，聰明清新”，還稱“同事中我與徐步奎頂要好”。凡“聰明清新”者，倘肯下笨功夫，其事業(yè)學問必大有可觀。胡本人也可算是“聰明清新”者，但其一生聰明反被聰明誤也。

如今學界“聰明人”或自以為聰明的人滿天飛，甚少肯以笨功夫為治學本錢的“愚公”和“笨伯”。胡適說：“這個世界聰明人太多，肯下笨功夫的人太少，所以成功者只是少數(shù)人?！卞X穆也說：“古往今來有大成就者，訣竅無他，都是能人肯下笨勁?！甭斆鹘^頂?shù)腻X鍾書談治學心得：“越是聰明人，越要懂得下笨功夫。”學問之類真正的好東西，都是聰明人下笨功夫做出來的。

1978年秋，筆者考入原杭大中文系時，在開學典禮上，聆聽過姜亮夫先生為新生講話。37年過去了，母校早已更名（并入浙江大學），幾位師尊也已仙逝。如今，將笨功夫當作治學本錢者幾希。而既不聰明，又不肯下笨功夫的我輩，平時愛喝個茅臺鎮(zhèn)出產(chǎn)的醬香型“笨人煮酒”，飽食終日，游談無根，愧對師長。

（原載于《湖州日報》2015年7月4日）

致敬和對得起

《南方周末》每到年末，借用榜單形式，對年度在公共生活中發(fā)揮正能量顯著者（如人物、傳媒、圖書等）致以敬意?！爸戮础敝e，如今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多有闕失。雖然“敬禮”是軍人、警察或少先隊員的常見舉止，但以規(guī)定的肢體語言來表達敬意，大多只在特定場合或情景。而在社會生活和民眾心理中，用語言、表情、態(tài)度來表達對贊賞對象的敬意，已被不少人淡忘，或因生疏而不習慣，甚至覺得致敬是自掉身價。給你一個“點贊”就不錯了，要致敬談何容易。

澎湃新聞網(wǎng)《思想市場》欄目有周濂和趙汀陽的對談。在談到衡量意義的標準時，趙說“我心里也有個標準……意義在于致敬。就是說，思想要對得起問題，就像家具要對得起木材，衣服要對得起棉花，酒要對得起糧食，詩要對得起語言，這就是致敬了……總之，致敬是讓一種存在以新的方式繼續(xù)存在?！闭軐W家的表述里含有“致敬和對得起”二義的夾纏。理想的致敬不是單純地表示敬意，而是盡自己一分力，以發(fā)揚光大可敬之對象，這才“對得起”它。當然，這并非“榜樣力量無窮”之簡單的價值認同和追隨，而是致敬者和致敬對象在意義上的互動和互補。就像“衣服要對得起棉花，酒要對得起糧食”，衣服和酒是棉花和糧食在意義上的體現(xiàn)、拓展或提升。袁世凱稱帝83天，就在國人唾棄中死去。有人撰一別致的“挽聯(lián)”：“袁世凱千古；中國人民萬歲！”寓意為“袁世凱對不起中國人民”。因為袁大總統(tǒng)不僅沒讓民國這一“存在以新的方式繼續(xù)存在”，而且倒行逆施。

當下的社會文化心理，泛娛樂化潮流泛濫。正經(jīng)的“存在”很少有人關注，而對值得尊敬的對象致敬，反而會被視為裝正經(jīng)或矯情。最近，湖北寫詩的余秀華頗受矚目，但很多人感興趣的只是她的腦癱患者和農(nóng)婦身份。其實，撇開作者特定背景，用文學眼光看，其詩本身不乏可致敬之處（“對得起語言”）。兩家出版社熱情之舉，雖不可能排除商業(yè)考量，但我更樂于視其為一種致敬。余詩中的真誠就像鳥兒天生要叫一樣，而且啼叫聲沾著露水和稻草香。在搖搖晃晃的人間搖搖晃晃地走動，詩是她的一根拐杖。余秀華說她對詩“因為太愛，因為舍不得”，所以在寫詩之路上才“如此付出，堅持，感恩，期待”，而這本身就是人生中一種致敬的姿態(tài)，顯現(xiàn)了生命的意義和重量。

《禮記》開篇第一句話是“毋不敬”。馬一浮在抗戰(zhàn)時為四川樂山復性書院親擬四條學規(guī)，第一條是“主敬為涵養(yǎng)之要”。而“主敬”亦是曾國藩遺訓之一。他在給曾紀澤的家書中說：“敬則無驕氣，無怠惰之氣。”人生中有些東西，需要待以莊敬之心、敬重之情。如此，才可能對得起生活，才能活出意義。就像余秀華說：“我認為只要我認真地活著，我的詩歌就有認真出來的光澤?！边@種“光澤”令灰暗的人生清輝灼灼，而出任當?shù)刈鲄f(xié)副主席之類并不增輝。

在流行顛覆、解構、搞笑的當代語境中，具有莊敬意味的人和事或受質(zhì)疑，或被嘲笑。在很多人的辭典里，已沒有“致敬”一詞。其實，人一旦對任何事物都沒了敬重感，他本人也就成了一副輕骨頭，最對不起的還是他自己。

（原載于《聯(lián)誼報》2015年2月14日）

向艾青致敬

我曾有幸見識艾青本人。1981年，我還是杭州大學中文系三年級學生，因傾心于新詩理論，得到時在省文聯(lián)供職的詩論家駱寒超先生指導。駱老師有專著《艾青論》，是艾青研究權威。其時他在杭州主持一個全國性的艾青詩歌研討會，囑我去旁聽。記得地點在杭州火車站（城站）附近一家招待所。我親眼看到已七十開外的艾青，和夫人高瑛相互攙扶著走進大門，向服務員打聽會場在哪里。34年前這一幕記憶猶新。當時青澀的我，不敢上前去和這位詩壇泰斗搭話。只是用敬仰的眼光，向他致注目禮。

讀大學時，我一度除了詩還是詩。青少年時期正遭遇“文革”，無緣結識艾青詩歌?！凹t日、白雪、藍天……/乘東風，飛來報春的群雁。”此乃北大中文系工農(nóng)兵學員集體創(chuàng)作的《理想之歌》首句。當時尚是小屁孩的我，目為上乘之詩，可謂“一代文學青年的苦出身”。入大學后讀到艾青在新中國成立前，尤其是抗戰(zhàn)時期“用嘶啞的喉嚨歌唱”之聲，我認識到什么是好詩人。

艾青主張詩人要抒發(fā)“時代的詩情”。早年他在《詩論》中寫到：“叫一個生活在這年代的忠實的靈魂不憂郁，這有如叫一個輾轉(zhuǎn)在泥色的夢里的農(nóng)夫不憂郁，是一樣的屬于天真的一種奢望。”他寫于抗戰(zhàn)初期的名作《吹號者》有段題記：“吹號者的命運是悲苦的，當他用自己的呼吸摩擦了號角的銅皮使號角發(fā)出聲響的時候，常常有細到看不見的血絲，隨著號聲飛出來……吹號者的臉常常是蒼黃的……”其實，在這位“時代的吹號者”之詩里，就多有詩人喉管里“細到看不見的血絲”，隨著詩行飛出來。而當時我寫的多為“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詩強說愁”的矯情之作。艾青踐履了他所說的“個人的痛苦與歡樂，必須融合在時代的痛苦與歡樂里”。在《詩與時代》中他還說：“專門寫著狹窄得可笑的個人情感的東西稱為那才是詩……這究竟是可悲的現(xiàn)象。”其時我就是這樣“狹窄得可笑”。是艾青讓我在青蔥少年時，感受到什么才是遼闊、蒼涼而又熱忱的詩境。雖然那時我也迷戀以舒婷為代表的“朦朧詩”，但在詩人之“大”上，在吹奏時代和民族的強音上，艾青這座中國現(xiàn)代詩歌史上的豐碑，當時就矗立于我心中。其創(chuàng)作是他們那一代人逐夢中國的詩證，至今仍可為中國夢提供原動力。

大詩人艾青之“大”，既在題材、胸臆、情感等內(nèi)容格局上，也在詩藝想象力、個性化、創(chuàng)新性等風格境界上。其畫家般捕捉、刻畫或創(chuàng)造意象的能力，其天馬行空般“向世界尋求意境”的想象力，其敏銳、精當、強勁的詩意感覺，其雖有歐化傾向但自由、強烈、奔放的語感等，均獨樹一幟。當“黑云壓城城欲摧”時，“讓我們火把的烈焰/把黑夜搖塌下來/把高高的黑夜搖塌下來/把黑夜一塊一塊搖塌下來”（《火把》）。相比于當代詩人潘洗塵的佳句“因為總是徹夜失眠，所以我看到的黑夜，比任何人都多”，我更樂見艾青充滿“主觀戰(zhàn)斗精神”（胡風語）的激情語。

回想往事，不知我應感謝，還是該怨恨艾青。反正這位年紀大我半個多世紀的老人，當初摧毀了我青春期如肥皂泡一般的詩歌夢。大學前兩年猛讀他的詩后，我才發(fā)覺自己不是寫詩的料（故“大三”后轉(zhuǎn)向詩論）。隨后30多年，俗人如我者忙于俗務，與詩和詩論漸行漸遠，遠得幾乎風馬牛不相及，或如王朔所說：“青春好像一條河，流著流著成了渾湯子?！钡裨谖倚哪恐?，浙江金華人艾青，仍是中國現(xiàn)代新詩首席形象代言人。他筆下的“大堰河”，就是中國新詩的乳娘。

每當中國發(fā)生重大天災人禍，或感慨根系盤虬的體制性弊端，想起“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鎖著中國呀……”之名句，我的眼眶還會潮潤。有感于“中國夢”之催人奮進，想起《吹號者》中“那驚醒他的/是他自己對于黎明的/過于殷切的想望”，“而當太陽以轟響的光彩/輝煌了整個蒼穹的時候/他以催促的熱情/吹出了出發(fā)號”，“那聲音高過了一切/又比一切都美麗”，內(nèi)心依然有所怦然。艾青，感謝你的詩句，讓幾乎淪為一池“渾湯子”的我，還能在心中蕩漾起幾縷因詩而感應的微瀾，直通祖國的大江大海。讓我多少感到欣慰的是，在當代中國詩壇，還有雷平陽這樣的優(yōu)秀詩人，在精神深處遙接艾青，將詩歌精神在新時代發(fā)揚光大。

高瑛女士著的《我和艾青的故事》，講述“四十一年的夫妻緣”，讓人多少知道詩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情形。在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一書寫郭小川的長文中，有一記載。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作協(xié)送艾青去新疆農(nóng)場勞動時，郭小川對艾青說：“以后我一定要告訴你，你是怎么被劃成右派的?！卑嗪髞砀袊@，可惜沒有機會聽到郭小川解釋了。因劃成右派而遭遇種種艱難坎坷，成就了艾青平反復出后《魚化石》《給女雕塑家張得蒂》《礁石》等名篇?！耙粋€浪，一個浪/無休止地撲過來/每一個浪都在它腳下/被打成碎末、散開……/它的臉上和身上/像刀砍過的一樣/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著微笑，看著海洋……”艾青告訴我，如何以礁石般堅毅的定力，坦然面對狂風惡浪無休止的撲打。

在有關艾青的文章中，印象頗深的是學者劉東的《路遇艾青》。既寫出了作者對從小心儀的大詩人之崇敬，亦有對艾青那一代文化人命途蹇頓的感喟和反思，更難得的是還有對艾青復出后期，有的詩作并不盡如人意之坦言。礁石雖依然站在那里，但被“刀砍過的”痕跡太深太重，內(nèi)外傷痕不影響一代大詩人也難。這曾唱出深沉、感人之音的“嘶啞的喉嚨”，復出后雖不乏傳世佳作，但后期有些“歌唱”并不感人依舊。不過，相比于當代文學史上的“曹禺現(xiàn)象”，晚年艾青可說是個異數(shù)了。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著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痹缫巡缓驮姼杞患奈?，以此文紀念詩人誕辰105年，是因為我曾讀艾青而眼里含淚。

（此文獲深圳市紀念艾青誕辰105周年征文二等獎）

（2015年5月15日）

先賢的粉絲

英文“fan”意為狂熱、熱愛，粉絲乃“fans”之音譯，是“fan”的復數(shù)，指“××迷”或“××追星族”。在如今追逐歌星、影星的龐大群體中，不乏狂熱到失去理性，乃至被稱為“腦殘粉”的，但也有一流人物扮演另類“超級粉絲”。他們追慕的可不是同時代的什么“星”，而是遙隔時空的大號先賢或杰出前輩。雖隔著久遠時間或遼闊空間，但后俊對先賢的尊崇和敬仰，堪稱穿越時空的“超級粉”佳話。

改變了世人觀看世界之方式的喬布斯，曾說：“我愿用我的全部科技成果來換取與蘇格拉底一個下午的相處?！笨梢娖鋵μK格拉底的崇拜。這位堪與19世紀愛迪生、20世紀福特并舉的天才發(fā)明家，將生活、藝術、時尚巧妙結合在一起，引領了21世紀世界新潮流。其創(chuàng)造力的源泉正是哲學。而蘇格拉底是西方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哲學家，并且代表了一種生活意義上的哲學。雖然“換取”之說純屬虛擬，但喬布斯之于蘇格拉底的“超級粉”形象躍然紙上。

鄭板橋?qū)π煳迹ㄌ柷嗵倮先耍┑拇髮懸猱嬐瞥鐐渲?，自刻一印章：“青藤門下走狗”。齊白石曾說：“青藤、雪個、大滌子之畫，能橫涂縱抹，余心極服之，恨不生前二百年，為諸君磨墨理紙。諸君不納，余于門之外，餓而不去，亦快事也?！彼€以詩表達對徐渭、朱耷、吳昌碩三位前輩的極度崇敬：“青藤雪個遠凡胎，老缶衰年別有才。我愿九原為走狗，三家門下轉(zhuǎn)輪來?！弊陨硪彩谴髱熂壢宋锏陌资先?，如此放低身段，固然體現(xiàn)了真正的藝術家對前輩大師的由衷敬仰，但話中辨音，被耳尖的藝評家聽出別樣心曲：“人謂其謙，我謂其狂，名為走狗，實欲比肩。景慕之心非假，然白石豈真甘為奴者？”而一批鐵桿王小波迷，在“王二”英年夭折后，發(fā)起“王小波門下走狗大聯(lián)盟”活動，“景慕之心非假，然小波豈真甘有門下走狗耶？”

陳丹青在《笑談大先生》的演講中說：“魯迅先生是我?guī)资陙聿粩嘞肽畹囊粋€人?！薄拔抑雷约菏菍儆谠凇斞浮@兩個字上‘落了枕’的人?！彼凇按笙壬敝?，以至于“翻出魯迅先生隨便哪本小冊子，一讀下去，就看見老先生坐在那里抽煙，和我面對面！”他甚至說：“我曾經(jīng)假想自己跟這個人要好極了，所以我常會嫉妒那些真的和魯迅先生認識的人……”這好比某粉絲羨慕另一粉絲得到同追之星的簽名。

有典故“千金買鄰”。南北朝呂僧珍，為人正直，有膽略、足智謀，頗受人們尊敬和愛戴。有一個他的粉絲特地在呂家隔壁買了一套房屋。有人問：“你買這房子花了多少錢？”答：“一千一百兩。”“怎么這么貴？”笑答：“一百兩用來買房屋，一千兩用來買鄰居?！鄙虾Ｈ岁惖で嗳缭缟鷰资?，或許也樂于千金買鄰于滬上大陸新村9號。

金庸自稱古今中外最佩服“古時的范蠡，今人是吳清源”?！缎Π两防锞小蔼毠戮艅Α钡娘L清揚，分明帶有吳大師影子。新文人畫代表人物朱新建，有一篇《齊白石是天籟之境》的短文。除了八大、石濤，這位大才子敬佩的人就是齊白石了。他說：“我想，什么時候能用齊白石的筆墨畫裸體女人，是很過癮的事?！苯毡竞＼娫獛洊|鄉(xiāng)平八郎，深受陽明學影響，十分尊崇王陽明，身上總是佩有一方印章，上刻七字：“一生低首拜陽明”。遙隔時空的超級粉名人，古代有，外國也有。其在精神和情感上所達到的高度和深度，尤其對自身的激勵度和由此帶來的正能量，和那些狂追歌星、影星的超級粉相比，可同日而語乎？

李連杰當年視李小龍這位將中國功夫帶到好萊塢并紅遍世界的前輩為偶像，經(jīng)不懈打拼，由早先的“龍粉”而后成了國際功夫巨星。如此粉絲，“粉”得精彩紛呈。吳昌碩再傳弟子朱關田，極為敬仰吳昌碩，近年費力編纂了《吳昌碩紀年書法繪畫篆刻錄》和《吳昌碩年譜長編》，共計近200萬字。以勤奮老實的方式，盡其隔代“吳粉”之心志，令人點贊。

至于同時代人之間，龔自珍《投宋于庭》詩曰：“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辈菝袢缥艺?，倘有機緣和陳丹青先生“一握手”，也許會感同定庵也。在這世無英雄，遂使豎（戲）子成名的年代，我輩雖無志承先賢的宏遠之心，但不妨學一點陳丹青孰不可忍時，用粗口開罵的“匪性”。

（原載于《中國文化報/美術周刊》2015年4月26日）

仿“錢學森之問”

“錢學森之問”已過去10年了，草民斗膽仿錢老思路，怯怯地試提一問：“為什么當代中國沒有出現(xiàn)過杰出的實踐家？”

美國《時代》周刊曾推出《20世紀的偉人》一書，將偉人分為六類，分別是“有擔當、有品格的政治人物”（如羅斯福、丘吉爾）；“堅持理想、堅持理性的實踐主義者”；“敢做夢、敢實驗的先驅(qū)者”（如弗洛伊德、萊特兄弟）；“肯創(chuàng)新、肯投資的創(chuàng)業(yè)家”（如福特、蓋茨）；“改變?nèi)祟愃伎技吧罘绞降目茖W家”（如愛因斯坦、居里夫人）；“開拓人類想象力的文藝家”（如畢加索、貓王）?！皩嵺`主義者”的范例，有切·格瓦拉、特蕾莎修女、海倫·凱勒、拳王阿里、李小龍等。臺灣地區(qū)的高希均有一篇《六類人物共挑歷史大梁》。他推舉的實踐家是從事社會運動的圣雄甘地、曼德拉。當然，還有臺灣地區(qū)“慈濟功德會”創(chuàng)始人，被譽為“人間菩薩”的證嚴上人等。

60多年來，在不同時期，國內(nèi)先后推出過一系列以優(yōu)秀共產(chǎn)黨人為代表的先鋒模范人物，其事跡可歌可頌，其品德也令人感動，但這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塑造、推介的先進典型。作為官方標舉的某種價值體系、道德理念或倫理意圖的實踐楷模，這些英模和踐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堅持理想、堅持理性的實踐主義者”，并不是一回事?！皩嵺`主義者”指那些具有高度自覺意識和自我行為強有力的行動者。雖然在行為的堅定和執(zhí)著上，兩者差別不大，但內(nèi)在的精神底蘊有所區(qū)別。實踐主義者的取向較多體現(xiàn)普世價值，而“先進人物”是道德教化的樣本。除了雷鋒，好像還沒有哪一個“中國制造”的“先鋒模范”，其影響力能走出國門。真正的實踐家從來都不是作為榜樣被塑造出來的，其人格和精神力量更可超越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語境，具有普遍的人性意義和恒久的歷史價值。

上古時期夸父追日、女媧補天、精衛(wèi)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話傳說，乃中華文化長河中實踐精神之淵源。中國歷史上不乏體現(xiàn)實踐家精神的“行動派”名人。如“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大禹；重視躬行和親知的哲學家墨子；開拓漢朝通往西域南北道路的張騫；西行路上歷經(jīng)千難萬苦的玄奘大師；六次東渡，為中日文化交流做貢獻的鑒真和尚；六百年前七下西洋，完成航海壯舉的鄭和；足跡遍歷祖國山川大地的徐霞客；近代貧民教育家，“千古奇丐”武訓等。相比于儒學道統(tǒng)，其實踐主義精神更值得后世仰承?！傲π薪跞省笔且病?/p>

民國時期稱得上名垂青史的“實踐主義者”，有出家后悉心弘揚南山律宗的弘一法師；抗戰(zhàn)初主持完成中國“敦克爾克大撤退”的實業(yè)家盧作孚；國難當頭時奔波在全美各地，演講四百多次的中國駐美大使胡適；踐行“生活即教育”、“教學做合一”理念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散盡萬貫家財興辦教育的華僑領袖陳嘉庚；近代中國最有實績和最具聲望的出版家張元濟等。

而環(huán)視當代中國，恕我孤陋寡聞，一時還真想不出誰是在標本意義上堪稱“堅持理想、堅持理性的實踐主義者”。高調(diào)做慈善的陳光標肯定不是；房地產(chǎn)大鱷王石的登山不止，只是個人愛好，無關實踐主義；陳丹青固然“堅持理想、堅持理性”，但超一流“公知”并非實踐家。王岐山是“有擔當、有品格的政治人物”，吳冠中屬“開拓人類想象力的文藝家”，而馬云當歸為“肯創(chuàng)新、肯投資的創(chuàng)業(yè)家”。想了半天想到了余純順，一位孤身徒步走遍中國的旅行家、探險家。他8年時間里走了8.4萬華里，可惜英年夭折于羅布泊，距今已近20年。誰還記得這個“另類”的上海男人？因意外事故，他未將自己的路一直走下去，也許只能說是大半個“實踐家”。從岸上到水上，中國橫渡第一勇士張健，在公開水域創(chuàng)下的游泳記錄固然令人敬佩，但多少有“肌肉發(fā)達，頭腦簡單”之嫌，并且其“實踐”活動頗興師動眾，過于追求新聞效應。而生活在基層的我輩，至今沒見過半個真正有為的“實踐家”，倒是在實踐中屢見形形色色的“能人腐敗”。

“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yǎng)不出杰出人才？”“這么多年培養(yǎng)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yǎng)的大師相比?！眹鴮毤壢宋镥X學森，可直接向共和國總理提問（錢老心中也許自有答案）?！盀槭裁串敶袊鴽]有出現(xiàn)過杰出的實踐家？”我者心中并無答案，且不知向誰發(fā)問！

（2014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