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觀念空間的立體展開

一

與中國當代文學的其他文體相比較，1978年以后中國新詩所展現(xiàn)的詩歌藝術構成的極大豐富性與寫作實踐的多重可能性，無疑是令人興奮的，但是，它所包含的種種歧義與無序的狀態(tài)同樣也令人困惑。相應地，這樣的情形也反映在詩學觀念的領域中。當代詩學觀念以其復雜的內涵構成與強大的生產能力，豐富了人們的思想空間與實踐場域，但也往往對于真實的情形形成遮蔽與混淆。在這種情況下，對于當代詩學的種種觀念構成進行清理，對于其生成機制進行探究，無疑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本書名為“當代詩學的觀念空間”，表明其重點在于當代詩學觀念的關鍵形態(tài)與理論關節(jié)點的提取與闡釋，以及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對于當代詩學的真實話語情境的還原與歷史構成的復雜性的展示，而非注重作為個體的詩論家與詩人本身的詩學觀點的完整復述與全面介紹。由此，希望能夠對于新時期以來30多年的詩學觀念的主要精神動向與理論趨勢，予以一定程度的廓清。當然，這里就存在著被指責為將具體歷史事實用于說明闡述者自己的某種觀念或者理論構架工具的可能性。對此，想說明的是，是否為“工具”，其實只是相對而言，嚴格講來，無論在何種學術、何種論述當中，沒有觀念負荷的純粹“歷史”事實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這種負荷的程度上的區(qū)別。雖然如此，這里也將力求在歷史的還原及展示與觀念承載之間求得某種必要的“平衡”。

一般而言，某種觀念不僅僅是個別主體的產物，它通常是一個時代或者一個時期人們所分有的共同的精神狀態(tài)與精神內容，它可以通過個別主體典型地體現(xiàn)出來，但它的產生通常具有超主體的歷史必然性。觀念是主體間的歷史的產物，它反過來又充當著主體間的黏合劑的角色。同時，種種觀念經常是非自覺的產物，因此，觀念經常并非主體自身能夠完全理解的東西，它甚至是主體所完全不能理解的。這就是觀念所具有的非透明的意識形態(tài)性質。就詩學觀念領域而言，觀念因此并不僅僅存在于理論家與批評家的頭腦中，它同樣也作用于作者與讀者的意識與行為中；它不僅僅是思辨的，它更主要是實踐的。在這里，需要申明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觀念”不是對于歷史的復寫、再現(xiàn)，“觀念”本身就是歷史—現(xiàn)實的，它與一個時代的歷史經驗是一種相互規(guī)定、相互生產的關系。

如果說“理論”是自覺的思維形態(tài)與成果，那么“觀念”就是更貼近于或者更內在于主體現(xiàn)實經驗的自發(fā)的產物。因此，在本書的論述中，比較注重詩學觀念發(fā)生與存在的歷史情境，關注詩學觀念與歷史情境的關聯(lián)，并不意味著要堅持某種粗糙的反映論，而是因為歷史情境是連接人們的經驗的東西，甚至就是人們的經驗本身。也因此，本書大體上采取了以詩論家為單位的章或節(jié)的設計，就是因為這樣比較容易確定在某一位或某幾位詩論家那里體現(xiàn)出來的詩學觀念的歷史位置與歷史情勢，以及它們結合在一起作用于觀念構成的主體、個體的經驗依據(jù)。這與前面所說的詩論家與詩人個體并非關注中心不矛盾：因為在這里并沒有將個體實體化，并將觀念簡單地當作這種實體化的個體的產物與附屬物，而只是將“個體”當作一種歷史經驗的匯聚場所與歷史事實的呈現(xiàn)場所、歷史材料與歷史敘事的組織形式。由此出發(fā)，本書論述的取材標準，就不是現(xiàn)實的標準而是歷史的標準：一些非常熱鬧的爭執(zhí)也許在本書看來并沒有什么意義，因而在書中可能根本不會提及，而一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觀念動向，只要其中包含著可貴的思想品質與引人深思的歷史牽連，本書就會著重展開論述。當然，這里所指的“標準”和“意義”，涉及的并不是“正確”或者“錯誤”的層面。從學理的角度考察，有些觀念的表達可能是非常偏頗、片面甚至是荒唐的，但是當將它們放置在一個放大了的歷史視野中時，就會看到由它們牽涉的歷史的必然性纖維所交織出的殘忍的歷史真實。實際上這里體現(xiàn)出的，是觀念分析與理論思考的價值標準與方式方法的不同：理論思考中，必須先進行某種層次、某種區(qū)域的本質假定，這樣才能歸納、概括形成概念，進入概念思維，它需要遵守的是思維形式的合邏輯性，評判標準是通過概念、判斷、推理對于客觀事物的澄清與揭示的程度；而觀念分析卻恰恰是沿著相反的路徑進行的，不管觀念多么荒謬，都首先要把它當作已知的、直接的現(xiàn)實接受下來，通過分析去挖掘它背后的生成機制與歷史經驗依據(jù)，對于“觀念”構成的分析，并不增長人們對于客體的知識，它只是讓人們更加認清主體生存處境的真實情形。

二

在各種不同的“觀念”之間，往往形成由高到低的包含關系與相互含納的層次關系。就以本書而言，貫穿其中的最基本的“觀念”是“歷史”，本書著重考察的，是這一基本“觀念”的不同形態(tài)與表現(xiàn)方式：比如，它可以在與“美學”問題的糾葛中被引入，可以在“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的錯綜關系中被貫徹，同樣也可以在對于“傳統(tǒng)”與“當下”的言說中被指涉，或者在“本體”與“他性”的追問中被映射。在這其中，體現(xiàn)著詩歌觀念歷史處境的復雜構成與被理解方式。同時，這種基本的“觀念”，也將在各個不同的層次上包容與衍生其他級別的觀念，這些也都在本書的各個章節(jié)中有所體現(xiàn)。

第一編《“歷史”與“美學”的糾葛》，主要探討伴隨著“朦朧詩”的“崛起”而涌現(xiàn)或強化的詩學觀念。某種觀念的形成，會在一段時間內支配和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并且有其自身的邏輯演化與生長的生命力，因此這一觀念譜系從時間上并不以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為限，而是延伸到了90年代末。以上這樣的情形，當落實到具體的詩論家身上時就更加顯著。本編涉及的主要是“崛起”派詩論家的詩學觀念。正如“崛起”觀念本身就表象了一種強烈的歷史感一樣，“崛起”派的批評，是伴隨著強烈的歷史意識出場的，他們的歷史觀念與對于歷史的理解方式，成為規(guī)定著“崛起”論這一知識譜系也包括他們本人的知識生產的基本線索，“歷史”觀念成為在他們本人的學術展開以及在當代詩學觀念空間構成中延伸的基本的邏輯鏈條。

謝冕他們可能對于歷史進行過批評與質疑，但是他們從未輕慢與嘲弄過歷史，他們仍然敬畏著歷史的崇高感，并且堅持對于歷史的連續(xù)性與整體性的理解。謝冕他們以其歷史觀念與歷史理解，對于原先的神圣而空洞的歷史概念與歷史敘事重新進行了充實與置換。在謝冕的批評中，以“五四”精神為代表的百年詩歌的歷史傳統(tǒng)，成為支撐其詩歌批評展開的個人知識譜系與基本參照坐標，謝冕以其對于歷史的詩性的體認方式，傳達了歷史變動的最初信息；徐敬亞作為“朦朧詩”的作者成員，他的批評在縱然是情緒化的表達中，也仍然貫穿著某種可貴的歷史真實，在其歷史的反思中，尤其富有帶著生命質感的歷史之痛，這些都值得重視；孫紹振標舉“價值原則”，表明歷史觀念與歷史理解中的“主體”維度的恢復，并且因此在詩歌的美學觀念與歷史現(xiàn)實之間，前所未有地發(fā)生了復雜的糾葛與牽連；吳思敬詩學建構中的“主體性”原則的貫徹，不僅是詩歌精神與時代氛圍的反映與感召，同時也表明詩論家本身的歷史身份的確立、定向，與詩學觀念本身的自我意識的生成。

應該說，構成謝冕他們的詩學觀念的主要成分的，并非來自對于“朦朧詩”的藝術現(xiàn)實的直接提升，他們的詩學觀念內容在過往的歷史中有其起源與形成過程，但是在這里，這種理論觀念與藝術現(xiàn)實的錯位關系，形成了美學與歷史之間錯綜糾葛的復雜牽連的一個顯著例證：一方面，這使他們雖然堅持對于詩學觀念的歷史性理解，但是他們不會再將二者之間的關系當作一種簡單的反映論的關系，而是在此種理論視閾的可能范圍內，對于詩歌藝術本身的獨立特性，保持了最衷心的贊賞與最大程度的尊重；另一方面，正是這種錯位關系，使得詩學觀念從效果歷史等維度打開了更為復雜的實現(xiàn)途徑。

第二編《“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的錯綜》，主要在“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的錯綜關系中，分析當代先鋒詩論的觀念構成。按照一般的理解，“現(xiàn)代性”和“后現(xiàn)代性”并不是一切，由它們出發(fā)，也僅能從某個層面、某個角度對于歷史事實做出觀照與清理。另外，它們曾經是空前熱門的爭論主題，而且直至今天，也仍然算是最“流行”的一組學術話語，這里仍然以此作為詩學觀念問題考察的切入維度，是出自對于問題的不同思路與處理方式：在本書看來，恰恰是在這樣的話語大規(guī)模滋長增殖中，浮現(xiàn)著當代人共同分享的一般觀念，因此，不僅不能而且也無法回避，它們正是需要去正面面對與處理的主題。而且不僅如此，它還涉及方法論方面的問題：誠如在前面所講的，一般而言，這里拒絕一種對于歷史的透明化的理解與認知態(tài)度，也就是說，所謂“觀念”不僅僅是考察的對象，它同樣也連接與蘊含著考察行為本身與考察主體，因此本書雖然在大多數(shù)地方沒有刻意標榜與大量使用意識形態(tài)分析的術語與圖式，但就其基本的思路而言，不僅這一章，而且本書都更接近于意識形態(tài)分析，而非預設各種不同層次與區(qū)域性本質概念的理論思維、理論認知式的方法論。從而，觀念考察的視角，相當程度上并非選擇的結果，它并不像一個畫框一樣，具有隨意框取景物的自由。

于是“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的觀念，在這里就具有反定義的特征：并不是不能為之下一個定義，而主要是需要從根本上避免這樣的一種思維方式，因為它需要具有首先將之接納下來的意識形態(tài)要素的直接性。盡管如此，從目前進行的考察角度而言，在這里仍然不妨將“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看作一種對于歷史的理解方式、闡釋方式與敘述方式，或者說至少包含著如上的成分。當代先鋒詩論的觀念生產與建構，就是在這之下展開的。正像先鋒詩歌的寫作一樣，在“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的錯綜關系中展開的先鋒詩論，也同樣體現(xiàn)了一種對于當下歷史的深度楔入與復雜理解。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觀念的接納與闡揚，不僅僅是對于以往的“歷史”觀念的具體化與深入反思，它在詩學觀念中的實現(xiàn)，甚至打破了“歷史”觀念對于時間性的基本預設，以一種相互之間的錯綜纏繞的方式，開闔翻滾于現(xiàn)實的土壤中。這樣，中國先鋒詩論詩學觀念的“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建構所完成的，不僅僅是從宏大的“歷史”觀念中的降落，與對于當下現(xiàn)實的指涉與深入，與此同時，它還在元歷史的層次與意味上，完成對于原先“歷史”知識譜系的“斷裂”與“置換”。與其他的許多當代先鋒詩論的觀念構成一樣，這種“斷裂”與“置換”的完成，由于缺乏充裕的反思空間與通暢的實現(xiàn)途徑并因此缺乏豐富的歷史經驗的規(guī)定，從而經常顯得似是而非、歧義叢生，但是無疑，“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卻由此打開了通向其深度實現(xiàn)的可能性。

另外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本書中使用了“藝術的現(xiàn)代性”的說法，它有時可能是對于這里的討論而言內涵過于狹窄的“現(xiàn)代主義”一詞的同義詞，但更多的時候，卻是為了與之區(qū)別開來。無疑，“藝術的現(xiàn)代性”可以包含“現(xiàn)代主義”，反過來卻不然。類似情形，可依此類推。

第三編《“傳統(tǒng)”與“當下”的融合》所涉及的中心主題，是新詩與“傳統(tǒng)”關系的問題。任何的“傳統(tǒng)”觀念的浮現(xiàn)，都連接著當下的歷史經驗依據(jù)，當歷史作為“傳統(tǒng)”的維度再一次呈現(xiàn)出來的時候，不僅意味著詩歌觀念視野的某種深刻的變動，也標示了生存的文化處境的內在要求。因此，對于“傳統(tǒng)”觀念進行歷史化分析的任務，也就落實在了探究傳統(tǒng)詩學精神與現(xiàn)代觀念形態(tài)繼承、接續(xù)的可能性及可能方式上。

“傳統(tǒng)”問題大規(guī)模進入新詩理論的考察范疇，必將從觀念視野的調整與理論資源的支持這兩個方面改變著當下詩歌觀念與詩歌理論話語的構成。從總體上講，中國新詩自從誕生之日起，就是在對于“傳統(tǒng)”的拒斥與摒棄中前行的，無視“傳統(tǒng)”、以反“傳統(tǒng)”為榮的情形，直至20世紀80年代都沒有根本性的改觀。只是進入90年代之后，由于對于自身文化身份的焦慮與對于自身文化品質的關注——這時一般而言“文化”不再像80年代一樣被當作貶義詞，“傳統(tǒng)”的問題，不論是大張旗鼓還是處于潛意識的層次上，才開始成為新詩的自我反思的一個主要維度。不僅如此，90年代以前對于“傳統(tǒng)”問題，不僅觀念上淡漠，而且對于“傳統(tǒng)”的認識本身也存在嚴重的缺陷：或者是過于表面化，比如往往將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tǒng)”簡化為押韻不押韻、有格律與無格律之類外在形式方面的問題，由此突出“傳統(tǒng)”與新詩現(xiàn)實的巨大的不適應性，進而肯定會得出或明言或不明言的“傳統(tǒng)”過時、應該走出“傳統(tǒng)”陰影一類結論——這樣的“傳統(tǒng)”觀念，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沒有認清什么是真正的“傳統(tǒng)”，就已經偏離了“傳統(tǒng)”，當從這樣的觀念走向其自身的結論時，便更進一步誤解了傳統(tǒng)；或者是過于細碎化，比如（以詩人居多）將“傳統(tǒng)”提取為一些簡單的、具有可操作性語言方式、修辭手法、意象結構之類，盡管各個時代詩歌寫作的實踐者，可能會因此豐富他們的藝術手段、形成獨到的藝術風格，盡管不能說這些不屬于“傳統(tǒng)”的成分，但是在缺乏對于“傳統(tǒng)”的完整觀照與總體理解的情況下，以此類方式進行的對于“傳統(tǒng)”的認識與“繼承”，不僅是遠遠不夠的，而且同樣不乏誤導作用。

本編中第七章討論了關于新詩“傳統(tǒng)”觀念的話語構成，及阻礙人們走向“傳統(tǒng)”的“詩體”觀念，對涉及“傳統(tǒng)”的知識形態(tài)（詩歌人類學）進行了簡要揭示。其余兩章是葉維廉與鄭敏的詩學觀念的綜論與闡述，他們分別代表了對于傳統(tǒng)進行的“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的觀照與融會方式，這表明了傳統(tǒng)本身的巨大可能性與豐富內涵。但葉維廉與鄭敏耐人尋味的共同之處在于，他們都不是從作為一種“文體”的詩歌概念出發(fā)，而是從哲學—文化圖式的大的視境去整合與詮釋傳統(tǒng)詩學的真質的，這就表現(xiàn)了一種對于傳統(tǒng)的內在精神脫略形跡的深度把握。而這也就要求這里的討論本身，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擺脫“詩體”或“文體”觀念規(guī)定下的詩歌理論與詩學觀念范疇的束縛（盡管在一開始這有可能使人們感到非常的不習慣），探入中西會通的文化景深，才能夠充分發(fā)掘他們的詩歌觀念對于今天所可能具有的啟示意義。

第四編《“本體”與“他性”的映照》當中，“本體”與“他性”互映、互照，既是貫穿本時期詩歌觀念的基本模型與基本思想張力之一，也是這種觀念的現(xiàn)實展開領域——學理探究領域的基本觀念方式：學理的、理性的探究，總是在或隱或現(xiàn)地預設一個被理性的思維所逼近的對象“本體”，并且往往是通過一個代表“他者”或“他性”的思考框架和思考范式，來通達和透視這個本體的現(xiàn)實構成的，即使在其結果只是論證了這個“本體”的本質的歷史性或歷史性的本質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實質上，“本體”也總是在與“他性”的映照當中在場或呈現(xiàn)的。這應該是對于理論化的觀念方式所需要保持的基本分析理性。

三

在本書當中，“當代”只是一個簡單的時間概念，甚至它根本就不是一個概念，而只是一個描述詞，它所標示的是1978年以后的歷史時段。對于中國當代詩學觀念構成而言，出于種種原因，肯定還有不少應該論及的觀念形態(tài)與詩學問題在本書中沒有涉及。盡管如此，這里還是希望能夠通過這種粗疏的論述，展示某些真實。所謂“觀念空間”的說法，代表的是中國當代詩學的觀念構成的不可還原的具體性，其中包含了歷史的綿延與連續(xù)，當然也包含了種種斷裂與沖突。這里希望對于“當代詩學觀念”的論析所完成的，不僅是對于“歷史”內部復雜多元構成的重新發(fā)現(xiàn)，同時也是對于“歷史”概念本身與歷史意識內涵的重新豐富與充實；希望在當下的語境中，將“歷史”還原或者解構為其復數(shù)形態(tài)。

構成本書主體的是以下四編：

第一編 “歷史”與“美學”的糾葛

第二編 “現(xiàn)代性”與“后現(xiàn)代性”的錯綜

第三編 “傳統(tǒng)”與“當下”的融合

第四編 “本體”與“他性”的映照

這里希望針對它們展開的論述，能夠指涉或凸顯以下四個問題：

（1）對于新詩本身的歷史整體性與連續(xù)性的堅持；

（2）對于當下情境的復雜理解；

（3）對于傳統(tǒng)的眷顧與接續(xù)；

（4）對于新詩的歷史性本質或新詩本質的歷史性的逼近。

當回顧歷史的時候，應該充分考慮到當時的現(xiàn)實制約條件，因此在前面的各個章節(jié)中，對于論述對象多從正面考察其觀念的型構及其意義；但是當反思歷史的時候，理應比歷史站得更高，因此，即便是對于在某一層次上充分肯定了的觀念形態(tài)而言，也并不排除在全書的更大語境中的保留態(tài)度。對于中國當代詩學的觀念構成來說，在本書看來，以上四個方面，是“歷史”觀念基本的多重內涵與多元形態(tài)，也是今天與未來詩學問題思考與詩歌寫作展開必須保持于其中的張力空間。這樣的歷史觀念的有益拓展與歷史視野的必要整合，是本書展開的現(xiàn)實出發(fā)點，相信在前面的論述中，有不少例證可以說明，歷史觀念的殘缺與歷史視野的匱乏，必將造成思想與現(xiàn)實雙重的貧瘠——這也是本書對于當代詩學觀念空間的描述與論析想表明的基本結論之一。

過去的歷史并未消失，它只是不再以線性的時間方式而是以共時的空間方式，交叉重疊于當下的生存情境中，因此本書的書名中“觀念空間”的說法，幾乎不再是比喻：它因此是對于線性的歷史的解構。不過按照本書的看法，并不像通常對于“解構”這個概念所做的妖魔化理解那樣，“解構”的結果是使既往的歷史成為廢墟，它只是將人們從一維時間的單調與緊張中解放出來，還原為多維共存的豐富與舒展——這或許可以稱為一種后現(xiàn)代的歷史觀念，而且這里以為，也只有這樣的歷史觀念，才是真正的“后現(xiàn)代”的歷史觀。“后現(xiàn)代”恰恰不是繼續(xù)遵照進化論的、線性的歷史觀念的一維時間邏輯對于以往歷史的不斷取締，它恰恰是提供了讓既往歷史沖決這種邏輯鏈條，在當下縱橫疊加的可能性空間。

今天確實處于這樣一種歷史感受之中：以前的一切紛爭、對立，對于今天來說，都可以平心靜氣地等量齊觀；并非所有的歷史事件都處于悠遠的過去，然而即使是那些近在眼前的事實，也仿佛產生了一種距離感。這或許正是后現(xiàn)代的處境給予今天的可能性。有時令人感到吃驚的倒是，仿佛是那些論爭中的或前衛(wèi)或激進的人士處身于另一個時代。這并非一種歷史的優(yōu)越感，它只是讓人們清楚地感受到，一種歷史境遇的切實變動確已發(fā)生，在此情形下，包括詩學觀念在內的歷史事物，即使不能說有新的希望，也確實存在新的可能。

四

國內專門從詩學觀念的角度，對于新時期以來30多年的詩歌思潮與詩歌理論走向進行觀照與審視的專門著作似乎還沒有，單篇論文好像也不多見。這其中的關鍵，也許不在于研究者的時間、專業(yè)、視野等問題，而在于問題本身的困難：當代詩歌現(xiàn)狀的歧義叢生、蕪雜無序，使得詩歌研究與詩歌評論這樣的詩歌觀念的重要生產領域，主要被現(xiàn)象的描述與解釋占據(jù)，根本無暇也沒有充分的自信以一種強烈的自我意識與主體精神，對于自身的問題進行考量與觀照。但是越是這樣，就越需要對于這一問題的重視與深究，以此來改變當代詩學本身的被動無力的狀態(tài)。后者不能不說是中國新詩現(xiàn)狀不盡如人意的原因之一。在筆者看來，中國新詩與詩學的建設還沒有真正地展開，然而在世紀交替之際，在上述那種貧乏與疲憊中，竟然也產生著一些衰朽的守成心態(tài)。因此，在此方面的研究中，一種擴大的視野是必需的：不能僅僅就詩歌論詩歌、就詩學論詩學，而必須在歷史的深度與廣泛的關聯(lián)性的視野內，把它們放到現(xiàn)代文學乃至現(xiàn)代文化的整體中，在與中國古典的輝煌及文學與文化的世界格局的比照中，來展開這里的思考與研究。

就海外的研究狀況而言，一些學者與漢學家如顧彬、柯雷、奚密、金龍云等人，有一些類似的著作與文章，但是第一，這些著作較多著眼的是詩歌與詩人，對于詩學觀念層面關注較少；第二，作為西方學者與漢學家，其研究視野、關注重心、思路方法、研究目標都與國內學者有很大的不同，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給人們不少啟發(fā)，但是總的來說不能取代國內的此方面的研究。

當代詩學建設的出路，脫離歷史是不可能的，過分局限于歷史現(xiàn)狀與歷史情景同樣也是有問題的。作為歷史存在的東西并不就是合理的東西。沒有穿透現(xiàn)實迷霧的眼光，沒有對于歷史的超拔視野，就既不會理解現(xiàn)實，也不懂得歷史，由此很有可能幾個世紀的勞作，全部是無效的、毫無意義的：人們常常用“黑暗的中世紀”一句話，將歐洲近千年的歷史階段一筆勾銷，而“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李白）也是中國幾百年的詩歌的命運。因此，對于中國當代詩歌與詩學來說，找到一個真正有效的可以憑依的出發(fā)點與思考平臺，比什么都重要。本書就試圖從歷史出發(fā)，但又超越歷史，對于30多年來的詩學觀念的內在邏輯與深層肌理進行分解與剖析，對于一些帶有思潮性質的問題進行梳理與評判，對于當代詩學中的一些有意義、有價值的觀念積淀進行總結，對于詩學的走向與結構方式做一些探究?？偟膩碚f，希望能夠提出一些引人思考的問題和結論，為當代詩學的建設做一點添磚加瓦的貢獻。同時也希望能夠間接地給予當代詩歌寫作一些啟發(fā)。目標如此，但限于時間等各方面的因素，本書目前所完成的，只能看作相對完整的階段性產物，沿著這一思路還有不少問題可以進一步展開討論，這也需要留待以后去充實、補充。另外，本書無論在考察對象還是在思路方法上，都甚少可以參照和遵循的成果與先例，種種不足與缺陷在所難免，因此希望聽取多方面的批評與建議，以后有機會再做進一步的完善與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