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總參戎機 北伐東征
以白崇禧為參謀長隨軍北伐，一方面是李濟深從中起了作用，一方面則由于白氏是桂系的靈魂，而第7軍又在前方作戰(zhàn)，在廣西還有實力，蔣介石也非利用他不可。這也是蔣介石的人事妙用，絕非蔣介石特別賞識白氏是個軍事人才。以蔣介石為人之予智自雄與剛愎自用，所以在北伐過程中，蔣與白之間發(fā)生許多矛盾，也為桂系以后逼蔣下臺與爆發(fā)蔣桂戰(zhàn)爭伏下了導火線。
——陳銘樞
北伐時，四、七兩軍居功最偉，有鋼軍、鐵軍之稱，這是不可抹煞之事實。
——白崇禧
策動唐生智參加北伐
1926年上半年的中國，各派力量此消彼長，異常復雜。吳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中慘敗后，仍盤踞湖北、河南、湖南等省，企圖東山再起；奉系張作霖大舉入關，控制北京政府及河北、山東等地，野心勃勃地欲做第二個袁世凱；孫傳芳在江浙崛起，驅逐奉軍，最終擁有了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5省地盤，自封為“五省聯(lián)軍總司令”。已控制兩廣，根據(jù)地日益鞏固的廣州國民政府也在積極醞釀北伐。
湖南陸軍第四師師長兼湘南善后督辦唐生智
中原逐鹿，鹿死誰手？當時國內各派軍事力量比較起來，廣東革命政府最弱，軍隊僅十幾萬人，武器裝備也較差。為了完成北伐大計，1926年5月，革命政府制定了北伐進軍戰(zhàn)略：對敵人各個擊破，首先以主力出湖南，擊敗吳佩孚，占領武漢，爭取中立孫傳芳。湖南成為北伐首先奪取的目標。
統(tǒng)治湖南的趙恒惕，他表面上是搞“省憲自治”，實際上唯直系軍閥首領吳佩孚之命是從。趙恒惕手下的湘軍有4個師，其中第4師師長唐生智駐守衡陽。
唐生智（1889—1970），字孟瀟，湖南東安人，1914年畢業(yè)于保定軍校第1期步兵科，在湘軍的保定畢業(yè)生中職位最高，深得原保定軍校第2任校長、著名軍事理論家蔣方震（字百里）的器重，唐本人也以保定系的首腦自居。唐氏與趙恒惕之間有很大矛盾，趙曾想把唐氏轄區(qū)內的水口山鉛礦改為省辦，遭到唐氏抵制，使雙方矛盾激化。唐生智也有很大的政治野心，所部在湘軍各師中實力最雄厚，因而他不以區(qū)區(qū)師長為滿足，還想有更大的發(fā)展。這樣，湘軍中的唐生智就有可能為廣東革命政府所爭取。同時，唐氏轄區(qū)湘南毗鄰廣東革命根據(jù)地，易與廣東方面建立聯(lián)系，而且湖南是北伐第一站，因此爭取唐生智成為北伐的首要任務。
1925年秋，唐生智接見了廣州國民政府派來的保定軍校同學鄒洪、古鼎華，這是唐氏與國民政府的首次正式接觸。
接著，新桂系的李、黃、白在統(tǒng)一廣西后，也積極在唐生智與廣州國民政府之間牽線搭橋。廣西統(tǒng)一后，湖南省長趙恒惕于1926年1月秘密派人到廣西，游說李、黃、白同湖南合作，實行聯(lián)省自治，湖南方面以幫助李宗仁向廣東發(fā)展作為雙方合作的條件。趙恒惕派來的代表葉琪是廣西容縣人，同黃紹竑、白崇禧是保定軍校同期同學，時任湘軍第2師（師長劉硎）的旅長。此時李、黃、白已決定歸附廣東革命政府，對趙氏的引誘當然不會答應，反而利用同葉琪的同學關系，做湖南保定系軍官的工作，爭取他們加入革命陣營。于是白崇禧、黃紹竑出面說服了葉琪，葉琪當即答應幫廣東方面的忙，并指出唐生智有野心，可以爭取過來。梧州會議時，李、黃、白還把葉琪介紹給了汪精衛(wèi)、譚延闿。后白崇禧去廣東商談統(tǒng)一事宜時，把葉琪也帶去了，作為唐生智的代表與廣東方面接洽。而葉琪到廣州后，白崇禧又故意讓廣東方面通過報界透露唐生智已派代表到廣州，以擴大唐氏和趙恒惕之間的矛盾，迫使唐氏加速投靠過來。果然，唐生智隨后即派也是保定軍校出身的劉文島作為正式代表來廣州洽談。通過雙方多次會談，唐生智表示愿意歸附廣州國民政府，并出兵驅逐趙恒惕，為北伐掃清道路，但要求廣東方面給予積極支援。廣西方面是雙方的聯(lián)系人，援唐義不容辭，在得到李宗仁、黃紹竑同意后，白崇禧答應在必要時派桂軍鐘祖培旅援湘。[1]
但劉文島代表唐生智與廣州國民政府的談判并不順利，其障礙來自當時擔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譚延闿，譚延闿與趙恒惕是死敵，而唐生智又是趙恒惕的部下，他自然很“不愿意把湖南政權讓給這個對手，由于譚的阻撓，談判長時間處于僵局”[2]。
1926年2、3月間，唐生智發(fā)動驅趙戰(zhàn)爭，迫使趙恒惕于3月13日秘密離開長沙，經(jīng)武漢轉往上海當寓公，素以奸詐著稱、把持湖南軍政拿大權達6年之久的趙恒惕結束了他在湖南的反動統(tǒng)治。[3]3月16日，唐生智率領所部第8旅（旅長李品仙）進入長沙。趙恒惕雖然已經(jīng)辭職離開湖南，但因為湖南境內其他統(tǒng)兵將領態(tài)度不明，唐生智自己只有1個第4師，實力有限，不敢貿然就任湖南省省長職務，還是采取了觀望態(tài)度。他同時致電廣州國民政府，要求給予實力支援。此時廣州方面亦發(fā)生了重大政潮，蔣介石通過“中山艦事件”既打擊了共產(chǎn)黨，又擠走了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wèi)，取得了黨政軍的領導大權。大權在握的蔣介石隨即決定派白崇禧（第7軍參謀長）、陳銘樞（第4軍第10師師長）以“國民政府使湘代表”的名義去長沙，向唐氏表明廣州方面支持的態(tài)度。
之所以派白、陳二人去，是因為他們與唐生智同為保定軍校畢業(yè)生，更容易接近。
3月25日，白崇禧、陳銘樞一行到達長沙，受到唐生智的熱烈歡迎。在同白崇禧、陳銘樞的會談中，唐生智再次提出了以下3點疑問：（1）若他加入國民政府，國民政府是否會在軍事上支持他抵抗葉開鑫？（2）廣州國民政府方面的譚延闿、程潛都在湖南被他擊敗過，他若加入國民政府，譚、程及所部第2、第6軍是否會報復？是否允許他繼續(xù)保持他在湖南的既得的地位？（3）希望北伐時，譚延闿的第2軍和程潛的第6軍東出江西，不要經(jīng)過長沙。
對于唐生智提出的上述疑問，白崇禧答復如下：如果唐氏表明了擁護國民政府的態(tài)度，國民政府當然會支持他抵抗吳佩孚，湖南的軍政也完全由唐氏負責。同為革命陣營中的同志，譚延闿、程潛自然不會報復唐氏。至于唐氏提出的第3點，因為國民革命的北伐計劃是首打吳佩孚，暫時中立孫傳芳，因而不能首先進攻為孫傳芳地盤的江西。第2、第6軍的任務是在湘東監(jiān)視孫傳芳的活動，不會進入長沙。白崇禧還向唐生智拍了胸脯：若第2、第6兩軍有不利于唐氏的行動，桂系的第7軍將支持唐氏。[4]白崇禧、陳銘樞還表示，如果唐生智表明了擁護國民政府的立場，那么，吳佩孚起兵攻唐，國民政府一定會出兵援救。[5]
由于白崇禧、陳銘樞是國民政府的代表，他們的承諾自然被唐生智視為國民政府的承諾。這堅定了唐氏加入革命陣營的決心，決定立即與親近趙恒惕擁護吳佩孚的湘系將領徹底決裂。3月25日晚，唐生智宣布以湖南省政府內務司長代理湖南省長，并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誘捕擁戴趙恒惕的劉硎（湘軍第2師師長）與蕭汝霖、唐希忭、張雄輿、劉重威等5名將領[6]，宣布免去葉開鑫的湘軍第3師師長職務，取消湘軍第2、3師番號，第2、第3師部隊改由省長直接指揮；派第1師師長賀耀組兼湘西善后督辦。3月底，唐生智下令進攻駐守岳陽的效忠趙恒惕的葉開鑫部，唐葉戰(zhàn)爭爆發(fā)。
此次白崇禧、陳銘樞奉命使湘，在長沙待了很長一段時間，參與了許多公開活動。
3月28日，湖南各公法團開會歡迎白崇禧、陳銘樞。大會主席曹子桓在致辭中說：“湖南歷年民族革命運動，雖略有成績，但決不如革命策源地之廣東，希望兩代表予以指導?！?sup>[7]白崇禧在致辭中回顧了近代湖南革命的歷史，說：“適才主席云，兄弟等將革命精神帶至湖南，其實湖南革命精神是固有的，將以前歷史看看，反對帝制，擁護共和，無不有湘人在場，負重大工作。即兄弟此次來湘，經(jīng)過之各縣各鄉(xiāng)鎮(zhèn)，看見群眾之革命行動，實在欽佩。我國受帝國主義者之壓迫及反動軍閥之摧殘，以致成此局面，人人痛恨，是以國民革命為目前唯一之要求，且為人民所應負的責任。我們要知道，國民革命為現(xiàn)在潮流所趨，任是誰人不能阻止。不過革命的行動，雖需武裝，然群眾若無組織，即是革命沒有基礎，故組織群眾為現(xiàn)在重要工作。如香港之罷工、剿滅楊希閔等得到勝利，均是群眾力量，此是總理對內組織政策之成功，對外聯(lián)絡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俾收速效。湖南人之革命精神，我敢斷然說，將來的發(fā)展，會駕兩廣之上，祝諸君努力?！?sup>[8]
3月30日，長沙國民黨員召開歡迎白、陳二代表大會，白崇禧在大會上講了話。31日，長沙各界召開歡迎大會，白崇禧也在大會上講了話。31日，長沙市民大會向國民政府代表請愿，提出三點：一、請國民政府從速出兵北伐，討伐吳佩孚、張作霖；二、請國民政府督促湖南政府，改革軍政、民政、財政，并保障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絕對自由，使湖南革命化。[9]
4月3日，白崇禧在長沙市黨部歡迎大會上致辭，宣稱：“武力與民眾結合，是革命最重要的政策?，F(xiàn)在兩廣的武裝，不僅有20余師黨軍，且有民眾自身的武裝，工團軍、農(nóng)民自衛(wèi)軍，故能一舉消滅反革命派。我們來湖南是為的革命，唐省長迭次投誠，故來此接洽一切，相信湖南局面必定會革命化，我們在這局面之下，應特別努力組織民眾，革命不是?？课淞Φ?，武力不過鎮(zhèn)壓反革命的一種工具?！?sup>[10]
白崇禧、陳銘樞的長沙之行圓滿成功。4月14日，兩人離開長沙，抵達廣東韶關，在此逗留一天后于4月15日回到廣州向國民政府復命。
4月21日，白崇禧與陳銘樞晉見了蔣介石，向他匯報湖南之行。4月26日，白崇禧從廣州起行回南寧。白崇禧等此次長沙之行，對于促成唐生智投向國民革命軍無疑起了重要作用。天津《大公報》的社評說：“北伐念熾，首以說湘合作為第一要策，奔走其間者陳銘樞、白崇禧、劉文島等實有大力?！?sup>[11]
唐生智驅逐趙恒惕后，吳佩孚起初還企圖籠絡唐生智為他效命，隨即派唐生智最敬重的老師蔣方震（此時擔任吳佩孚的總參議）持北洋政府委任唐氏為湖南省長兼討赤軍前敵總指揮的委任狀從武漢來長沙，引誘唐生智參加討伐廣州國民政府。唐生智在廣州國民政府未大規(guī)模出師之前只能與吳佩孚虛與周旋，使吳佩孚極端惱火。4月1日，吳佩孚在武漢接見唐生智的代表歐陽任時提出三點要求：一、限令唐生智在24小時之內撤退岳州（今岳陽）的駐軍；二、唐生智通電討赤；三、與葉開鑫恢復感情。唐生智鑒于自己實力有限，答應了第一個條件，撤回了駐扎岳陽的部隊，但對其他兩個條件則不予答復。
吳佩孚認為已經(jīng)無法感化唐生智，決定起兵南下湖南。4月中旬，吳氏任命葉開鑫為“討賊聯(lián)軍”湘軍總司令，賀耀組為副司令，并調鄂軍余蔭森旅歸葉節(jié)制，由葉率部先行攻唐。隨后又任命手下大將彭壽莘為湘鄂邊防督辦，派兵南下，支援湘軍葉開鑫部，以優(yōu)勢兵力向唐生智部發(fā)動強大攻勢。由于眾寡懸殊，唐軍被迫放棄長沙，于4月底5月初撤退到衡陽、衡山一線，直系軍閥部隊大規(guī)模進入長沙，對唐生智所部形成大包圍。唐生智急電兩廣告急，要求迅速派兵支援。若唐生智被打敗，吳佩孚大軍將直接威脅兩廣革命根據(jù)地的安全，援湘與否成為北伐的關鍵。
李宗仁等決定履行事先對唐生智的承諾。5月10日，李宗仁自廣西抵達廣州，與蔣介石商榷援助唐生智事宜。當時，白崇禧已經(jīng)先行抵達這里。1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開會，蔣介石、譚延闿、朱培德、李濟深、李福林、程潛、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唐生智的代表劉文島出席。會議決定，對湘贛同時出兵援湘，對福建實行防御。第4軍第10師（師長陳銘樞）由廣東坪石入湘，第7軍6個團由全州入湘。根據(jù)這個決定，早已抵達湘桂邊境的桂軍第7軍第8旅（旅長祖培）于5月12日奉命入湘，其先頭部隊第15團（團長尹承綱）抵達衡陽投入對葉開鑫的作戰(zhàn)，桂軍士氣旺盛，官兵驍勇，在漣水北岸擊退葉開鑫部，初戰(zhàn)告捷，很快阻止了吳軍的進攻，使衡陽轉危為安。接著，桂、唐兩軍合力反攻，與吳軍相持于衡山、衡陽間和漣水一帶。
由于廣西已經(jīng)出兵湖南，對于李宗仁來說，這時已經(jīng)不存在要不要參加北伐的問題，而只是如何促使廣州國民政府早日實現(xiàn)大規(guī)模北伐的問題。
按理說，北伐是廣州國民政府的既定方針，因而它應該比李宗仁等新桂系首腦采取更加積極的態(tài)度。然而，隨著革命高潮的到來，廣州國民政府左右派的斗爭也日趨激烈，國民黨內公開的和隱藏的右派接連挑起了反共反蘇和反國民黨左派的逆流，其表現(xiàn)是，過去以國民黨左派面目出現(xiàn)的蔣介石在掌握兵權后，開始暴露其真實面目，在廣州國民政府內部排斥和打擊共產(chǎn)黨，造成國民黨內左右派勢力的對比發(fā)生傾斜。矛盾激化的結果，蔣介石鋌而走險于1926年3月20日發(fā)動了一場具有反蘇反共反國民黨左派性質的軍事政變，即史書上所稱“中山艦事件”。
1926年3月20日，身為國民革命軍總監(jiān)兼廣州衛(wèi)戍司令的蔣介石借口共產(chǎn)黨要發(fā)動暴動，擅自命令陳肇英、歐陽格逮捕時任海軍局代理局長的共產(chǎn)黨員李之龍及其他中共黨員共50余人，派部隊扣留中山艦；命令劉峙率領部隊包圍廣州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武裝；命令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率領公安部隊包圍蘇聯(lián)顧問和共產(chǎn)黨人的住宅以及全市的共產(chǎn)黨機關；拘留中央軍事學校和第一軍中以周恩來為首的全部共產(chǎn)黨員；嚴密監(jiān)視國民黨左派軍事領導人鄧演達等。蔣介石發(fā)動這場軍事政變，既是反共反蘇，也同時是向國民政府黨政軍一把手、左派領袖汪精衛(wèi)示威?！爸猩脚炇录卑l(fā)生后，國民政府在如何應對這一突然發(fā)生的事件上產(chǎn)生了嚴重分歧。汪精衛(wèi)獲悉蔣介石擅自行動的消息十分氣憤，起初準備建立反蔣聯(lián)盟，壓制蔣介石的氣焰；但當時在廣州的蘇聯(lián)顧問團對于用兵與蔣介石決裂存在顧慮，決定向蔣介石妥協(xié)退讓，應蔣介石的要求撤換蘇聯(lián)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古比雪夫）的職務等。蘇聯(lián)顧問團根據(jù)蘇聯(lián)和共產(chǎn)國際的決定單方面對蔣介石全面妥協(xié)退讓，使得以蘇聯(lián)為靠山的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wèi)顏面掃地，無地自容，被迫以患病為由離職隱匿。5月9日，汪精衛(wèi)離開廣州，不告而別去了法國。[12]
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召開，并通過的《整理黨務案》，對國民黨中央人事進行了調整，根據(jù)共產(chǎn)黨員“不得充任本黨中央機關之部長”的原則，原在國民黨中央機關中擔任部長的共產(chǎn)黨員全部被撤銷職務。會議推選有“琉璃球”之稱的圓滑政客譚延闿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和國民政府主席，半身不遂的老右派張靜江為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蔣介石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稍后，蔣把組織部長職務交給了他的右派小伙計陳果夫），老政客顧孟余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葉楚傖為中央黨部秘書長。這些新上臺的右派新貴，不是蔣介石的玩偶和替身，就是他的右派同路人。這樣一來，國民黨中央權力全部落入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右派手中。蔣介石后來也承認：“這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成敗的關鍵，也就是本黨與共黨消長的分水嶺。”[13]
由于國民黨右派順利地奪取了國民黨中央的全部大權，北伐也就開始提上議事日程。5月29日，蔣介石再次會晤李宗仁等，有所商討。當天，據(jù)蔣氏年譜記載道：“上午，會李宗仁等，公以若輩不識內情，徒怪出師延緩，良可慨也?！?sup>[14]
1926年7月9日，在廣州東校場舉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就職及北伐誓師典禮。站在主席臺上者為蔣介石
6月3日，張靜江、譚延闿對蔣介石勸進，要他擔任北伐軍總司令。這當然是蔣夢寐以求的，但他故作謙虛，反過來推舉譚延闿，譚延闿不允。據(jù)說其他軍長也推蔣氏，蘇聯(lián)駐國民政府政治顧問鮑羅廷且說：“如公不就，即當歸國。”[15]蔣氏有了面子，也就半推半就同意了。6月4日，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正式通過《迅速出師北伐案》。5日，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授權其組織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指揮北伐事宜。
注釋
[1]參見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上卷，第209—215，251，252頁。
[2]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26—1927）上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頁。
[3]參見宋斐夫主編：《湖南通史?現(xiàn)代卷》，第124頁。
[4]蘇志榮等編：《白崇禧回憶錄》，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頁。
[5]朱宗震等編：《陳銘樞回憶錄》，第42，43—44頁。
[6]劉鍘等5人被捕后，唐生智將他們押送到衡陽彭公祠拘禁。不久，張雄輿、蕭汝霖、劉重威被處死，劉鍘、唐希忭獲釋。這是唐生智陰險毒辣性格的體現(xiàn)。
[7]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頁。
[8]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頁。
[9]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頁。
[10]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頁。
[11]《湘變影響大局之歷史觀》，天津《大公報》1930年6月7日。
[12]參見楊天石：《中山艦事件之后》，《尋求歷史的謎底》，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13]蔣介石：《蘇俄在中國》，臺北1956年版，第42頁。
[1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第594，595，720，720頁。
[15]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第594，595，720，720頁。
年輕的行營參謀長
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戰(zhàn)爭正式發(fā)動。同日，蔣介石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并著手籌組總司令部。7月14日，蔣介石呈請國民政府，任命李濟深為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7月16日，國民政府軍委員會決定，總參謀長李濟深坐鎮(zhèn)廣州，行營參謀長白崇禧隨總司令行動，代行總參謀長職權。這樣，白崇禧實際上成為北伐軍代理總參謀長，時年33歲。
蔣介石決定選擇白崇禧任行營參謀長，并作為自己的副手，隨同北伐，這有一個過程。蔣介石在國民黨內資歷較淺，但在北伐前夕，他先后通過“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等事件迅速崛起，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軍人部部長、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集黨、軍、政大權于一身。國民革命軍原來沒有總司令之職，只設總監(jiān)，也由蔣氏擔任，但北伐時期必須要設立總司令，以統(tǒng)一指揮北伐軍各部。張靜江、譚延闿曾出面勸蔣出任總司令，但蔣介石故意謙辭，推譚延闿出任，譚氏則表示，總司令應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出任，以一事權。譚延闿又拉李濟深、李宗仁共同向蔣勸進，蔣氏順水推舟，答應下來。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行營參謀長的白崇禧
蔣介石在籌組總司令部時，就準備由李濟深出任總參謀長，并讓李氏留守廣州，白氏隨他北伐，以行營參謀長名義代行總參謀長職權。為此他專門征求白崇禧的意見，白氏考慮到自己居北伐軍中資望尚淺，而此職責任重大，且已任第7軍參謀長，貿然答應蔣氏恐有害于新桂系團體的團結。因此他以力不能勝任為由力辭蔣氏，而蔣氏執(zhí)意要求他答應，最后白崇禧要蔣去征求李宗仁的意見。
蔣介石隨后專訪李宗仁，詢問關于總參謀長人選的問題。李宗仁覺得國民黨元老鈕永建最為相宜，因為鈕氏資望很深，在長江流域及西南有很大影響。蔣介石沉默片刻后說：“鈕先生我另有借重。”于是李宗仁問蔣氏心目中認為什么人適合當此任？蔣說：“我正為此事問你。我看白崇禧比較適宜?！崩钭谌驶卮鹫f：“恐怕健生資望太淺，年齡太輕，不能負此重任?！笔Y介石連聲說：“我看還是他好，還是他好！”[1]
不久，蔣介石正式邀請白崇禧行營參謀長，白氏仍拿不定主意。于是他去征求李宗仁的意見。李氏直截了當?shù)貙λf：“我怕你干不了?！卑壮珈麊枮槭裁?？李遂再向他分析了蔣介石的為人，白氏聽后表示：“我看這責任我確實負不了，我還是不干罷了！”于是，白崇禧把蔣介石的第一次邀請給推辭掉了。[2]
蔣介石后來再次邀請白崇禧就職，并征求李宗仁同意。李宗仁表示，第7軍離不開白崇禧，仍然予以婉拒。蔣介石只好說：“借用好了，到打下武漢為止?！崩钭谌什缓迷偻妻o，此事遂成定局。
蔣介石之所以一再堅持讓白崇禧出任行營參謀長，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白崇禧是新桂系的首腦之一，新桂系第7軍有9個旅3萬余人。[3]在參加北伐的8個軍中兵員最多，戰(zhàn)斗力亦很強。資歷不深、羽翼未豐的蔣介石同其他各軍矛盾較深，提拔白崇禧不僅可使他更有效地指揮第7軍，且能示好于新桂系，加強他同新桂系首腦們的聯(lián)系，爭取新桂系對他的全力支持。
其次，參加北伐的各軍中，中高級將領很多是畢業(yè)于保定軍校的同學，與白崇禧有同校同窗之誼。因而由白氏出任總參謀長，可利用此種關系，加強總司令部同各軍、師部隊的聯(lián)系，對于統(tǒng)御和指揮各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白崇禧同陳銘樞此前以保定軍校同學之誼成功勸說唐生智參加革命就足以證明了這一點。
再次，白崇禧有出色的軍事才干。在統(tǒng)一廣西諸役中，白氏表示出了突出的指揮能力和豐富的謀略經(jīng)驗，被人稱為“小諸葛”，因而能勝任北伐軍總參謀長的重任。而且白氏成名不久，在國民革命中資望尚淺，破格提拔白氏，不會對蔣介石構成威脅。
第四，由于李濟深的大力舉薦。李濟深和新桂系之間存在很深的關系，他們相互支持，互相援引。北伐時，李濟深不愿離開他的廣東地盤，而讓白崇禧出任行營參謀長代行自己總參謀長職務，對李氏也大有益處。據(jù)白崇禧的同學、新桂系的將領陳雄回憶：“就在白崇禧能在出師北伐時當上副總參謀長（引者按：應為行營參謀長），主要是李濟深的推薦，而不是蔣介石的直接垂青。這個問題，當時第4軍中一些同學和我談過，1936年冬李濟深在蒼梧縣料神村家里對賴慧鵬也說過?！?/p>
對于白崇禧出任北伐軍行營參謀長職務，陳銘樞有以下的評論：“至于以白崇禧為參謀長隨軍北伐，一方面是李濟深從中起了作用，一方面則由于白氏是桂系的靈魂，而第7軍又在前方作戰(zhàn)，在廣西還有實力，蔣介石也非利用他不可。這也是蔣介石的人事妙用，絕非蔣介石特別賞識白氏是個軍事人才。以蔣介石為人之予智自雄與剛愎自用，所以在北伐過程中，蔣與白之間發(fā)生許多矛盾，也為桂系以后逼蔣下臺與爆發(fā)蔣桂戰(zhàn)爭伏下了導火線，這是后話。”[4]這是很有道理的。
注釋
[1]參見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上卷，第209—215，251，252頁。
[2]參見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上卷，第209—215，251，252頁。
[3]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9頁。關于第7軍的人數(shù)還有多種不同的說法，有的說37500余人，有的說4萬余人。
[4]朱宗震等編：《陳銘樞回憶錄》，第42，43—44頁。
隨北伐軍挺進兩湖戰(zhàn)場
1927年7月上旬，先行到達湖南的第4、第7軍會同第8軍發(fā)起了漣水戰(zhàn)役，擊潰正面敵軍，先后占領了湘潭、株洲、長沙，將吳佩孚的軍隊趕至汩羅江北岸。其余北伐各軍也陸續(xù)離粵入湘，計有第2、第3、第6軍及第1、第5軍各一部。第7軍共有9個旅，其中5個旅留守廣西，防備唐繼堯再犯兩廣，由黨代表黃紹竑統(tǒng)帥；軍長李宗仁率4個旅參加北伐，編為兩路軍，第一路指揮官夏威，下轄李明瑞的第1旅（俞作柏被調離軍隊由李繼任）、夏威自兼旅長的第2旅（原旅長由白崇禧兼，因白去總部供職，遂改為夏氏）；第二路指揮官胡宗鐸，下轄由胡自兼的第7旅，鐘祖培的第8旅，第7軍參加北伐的部隊共計12500余人。[1]
7月27日，蔣介石率領總司令部離粵北上，白崇禧隨行，除了參與北伐作戰(zhàn)計劃的制定外，還負責總司令部的日常事務。當時下午，總司令部到達韶關，由于鐵路至此中斷，乃步行北上。30日，到達樂昌良田后，白崇禧召集了總司令部少校以上官佐開會，討論行軍、宿營、統(tǒng)計等問題，做出了具體布置。
直系軍閥集團首領吳佩孚
7月31日，蔣介石、白崇禧一行到達郴州，遇到了唐生智派來的代表林薰南。此前在行軍途中，蔣介石獲悉孫傳芳已調兵入贛，乃電致唐生智：“湘北取守勢，注重湘西，先占株萍路”，并命第2軍取道南雄入贛，蔣本人準備親率大軍，由萍鄉(xiāng)直赴南昌。若照此行動，將改變已確定的先鄂后贛、各個擊破的戰(zhàn)略，北伐軍將面臨同吳佩孚、孫傳芳兩面作戰(zhàn)的不利局面。唐生智同李宗仁會商后，都不贊成守鄂攻贛計劃，而主張先鄂后贛，故派代表迎蔣氏一行于郴州，表明他們的意見。同時，第7軍第二路指揮官胡宗鐸致電蔣介石，也主張先攻武漢，對江西暫取監(jiān)視。
為了進一步研究北伐第二期作戰(zhàn)戰(zhàn)略問題，8月4日晚，蔣介石在郴州召開會議討論，參加者除了蘇聯(lián)軍事總顧問加倫和白崇禧外，還有總司令部的其他高級職員。會上，加倫將軍極力主張貫徹既定的先鄂后贛的戰(zhàn)略方針。會議最后決定先攻武漢，相機并圖江西；贛西方面只以少數(shù)兵力集中監(jiān)視，策應主力的行動。
8月12日，蔣介石率白崇禧一行從郴州乘船直達長沙，當晚就召開了軍事會議，討論二期戰(zhàn)略。會議經(jīng)過爭論，最后制定了北伐第二期作戰(zhàn)計劃，總方針是：以先占領武漢為目的，對江西暫取守勢，以主力直赴武漢，并以一部向荊沙出動。
作戰(zhàn)計劃下達后，北伐軍第4、第7、第8軍等部渡過汨羅江，發(fā)動攻勢。戰(zhàn)事進展很順利，戰(zhàn)線很快就推進到鄂南。
在鄂南，北伐軍遭到了吳佩孚南下的主力部隊。吳佩孚直軍主力于8月15日聯(lián)合張作霖奉軍攻克了馮玉祥據(jù)守的南口，國民軍被迫退往西北，北方戰(zhàn)事基本結束。21日，吳佩孚率主力劉玉春部南下，25日到達漢口，并命令駐鄂南的部隊死守待援。這樣，北伐軍面臨出師以來前所未有的硬戰(zhàn)、苦戰(zhàn)。
在進攻汀泗橋時，直軍頑強抵抗，北伐軍多次沖鋒均未得手，且損失很大。后在當?shù)剞r(nóng)民幫助下，偷渡襲取敵制高點，再全線猛攻，占領了汀泗橋。但在賀勝橋戰(zhàn)役中，吳佩孚親自督戰(zhàn)，利用地形構筑工事，拼命阻擋北伐軍的進攻。北伐軍經(jīng)過幾次作戰(zhàn)，彈藥消耗較大，后方又不能及時補充，在戰(zhàn)斗最緊張的時候，前方將領們紛紛向司令部打電話告急，要求迅速補充彈藥。而白崇禧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只好這樣答復：“缺乏子彈只有用刺刀趕快沖鋒！革命軍之補給只能靠前方，不能靠后方。打敗敵人，敵人之裝備，便是我們之補給。何況打下武漢，漢陽之兵工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2]白氏的解釋雖是“畫餅”，但北伐軍官兵士氣極旺，以一當十，奮勇沖殺，直軍不能抵抗，吳佩孚雖手刃敗下來的旅長以下官兵數(shù)十人，也不能阻擋部下奪路逃命。北伐軍大獲全勝。
8月30日晚，北伐軍追擊部隊到達武昌城下。吳佩孚逃至漢口，糾集余部企圖固守武漢三鎮(zhèn)，等待北方援軍南下一步。他命劉玉春、吳俊卿、陳嘉謨等踞守武昌，劉佐龍守漢陽，高汝桐守漢口，自己坐鎮(zhèn)漢口指揮。
9月3日拂曉，在唐生智指揮下，北伐軍第4、第7軍等部第一次對武昌城發(fā)起攻擊，但準備倉促，沒有炮兵火力配合而失敗。
3日晚，蔣介石偕白崇禧、加倫、唐生智等到達武昌城下的余家灣車站。次日即召集軍事會議，研究繼續(xù)攻城問題。蔣介石判斷吳佩孚已乘船逃跑，武昌僅留少數(shù)殘兵拒守，而且敵軍防守未固，因此力主強攻武昌城，并命令限48小時內攻下。蔣氏說話態(tài)度非常嚴厲，好像是總司令直接下命令，而不是開會討論。在座的各高級將領都面面相覷，未發(fā)一言，皆接受蔣氏命令，準備再次攻城。
9月5日，以李宗仁、陳可鈺為攻城軍正、副司令官的北伐軍第4、第7、第1軍又對武昌城發(fā)起強攻。武昌城內敵守軍實際上有15000余人，且奉命死守待援，因而頑強抵抗，火力極猛。北伐軍炮火太弱，全靠勇猛沖鋒，但無法同敵優(yōu)勢火力抗衡，強攻失敗，北伐軍付出了重大犧牲。
強攻武昌雖失敗，但奉命在武昌上游渡江迂回的第8軍一部因為鄂軍劉佐龍倒戈配合，于9月5日、7日相繼占領了漢陽、漢口，并乘勝沿京漢線追擊敵軍，9月16日占領并封鎖鄂豫交界的武勝關，扼住了吳佩孚直軍南下的咽喉，武昌成為了一座孤城。在這種情況下，北伐軍改變策略，9月14日，蔣介石發(fā)布封鎖計劃，改硬攻武昌為圍城，并命第4、第8軍擔任圍城的任務，由陳可鈺攻城軍司令官。10月10日，由于敵守軍一部投降，打開城門，北伐軍遂占領武昌城。
注釋
[1]關于廣西第7軍參加北伐的人數(shù)，有多種說法，有的說2萬余人。陳雄等人說是8個團，每個團1500多人，全軍約12500人，全軍武器有步槍9700余支，山炮3門，機關槍14挺，手槍、手榴彈若干。陳雄等：《桂軍提前入湘參加北伐》，《文史資料存稿選編?軍事派系》下冊，第31頁。
[2]蘇志榮等編：《白崇禧回憶錄》，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頁。
兩次攻打南昌城
在北伐軍在湘北大敗吳軍、直逼鄂南之時，“五省聯(lián)軍總司令”孫傳芳終于坐不住了。孫氏對北伐軍先鄂后贛的戰(zhàn)略是心知肚明的，但當吳佩孚連電求援時，他卻置若罔聞，隔岸觀火。他的如意算盤是當北伐軍和吳佩孚兩敗俱傷，以便取漁人之利，將吳佩孚的兩湖地盤納入囊中。誰知吳佩孚如此不中用，在湘北、鄂南一敗涂地。北伐軍進展如此順利，對孫傳芳的威脅越來越大。因而孫氏對革命軍逐步采取敵視的態(tài)度。8月18日，孫氏命其得力部將謝鴻勛率所部開赴贛北的修水、銅鼓，增援江西。25日，孫傳芳在南京召集軍事會議，決定將所部分5路集中江西，準備跟革命軍作戰(zhàn)。30日，孫氏頒發(fā)援贛計劃。湘贛邊界形勢逐步緊張起來。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決定不等攻下武漢就提前開赴江西戰(zhàn)場，進攻孫傳芳。在他的命令下，9月6日，北伐軍第2、第6、第3軍及第5軍一部發(fā)動對江西的進攻。由于孫傳芳援贛主力尚未到達，北伐軍進展較順，先后攻占萍鄉(xiāng)、宜春、修水、高安等地，重創(chuàng)了孫軍鄧如琢、謝鴻勛部。為擴大戰(zhàn)果，蔣介石命李宗仁率第7軍撤出武昌前線，轉赴江西戰(zhàn)場。
9月17日，為了指揮江西戰(zhàn)事，蔣介石偕白崇禧、加倫等離開武昌，乘專列經(jīng)長沙入贛督師。
蔣介石此時離鄂赴贛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兩湖戰(zhàn)場上，蔣介石的個人地位受到了動搖。首先是蔣唐矛盾激化。唐生智第8軍在克復長沙后發(fā)展很快，且控制了湖南的政治、軍事、財政大權。湘北戰(zhàn)事結束后，蔣介石判斷武漢指日可下，因而決定讓第8軍分兵，從武漢上游的嘉魚渡江進攻漢陽、漢口，而這一段路程河網(wǎng)湖泊密布，部隊行動極緩慢，蔣氏的目的是不讓唐生智部首先占領武漢而更難控制。但他如意算盤并未成功，北伐軍在汀泗橋、賀勝橋及武昌城下進攻受阻，進展緩慢；而第8軍則因為策反了湖北軍閥劉佐龍，首先攻占漢陽、漢口，并封鎖武勝關，孤立武昌，成為奪取武漢三鎮(zhèn)的功臣，地位更加鞏固。而蔣介石指揮的武昌攻城戰(zhàn)遭到失敗，又因中途調唐軍攻兩漢而結怨于唐，在這番明爭暗斗中明顯處于下風。
其次，蔣介石帶在身邊的嫡系部隊第1軍第1、第2兩個師由于排斥了共產(chǎn)黨人，軍紀較壞，戰(zhàn)斗力也很差，常為各軍所輕視；而非蔣嫡系的部隊都有一定發(fā)展，對蔣的地位也是一種潛在的威脅。另外，蔣介石在軍事指揮上屢犯錯誤，給北伐軍帶來嚴重損失，如強令攻打武昌城，這也損害了他的威信。這一切都使蔣介石在北伐前形成的獨裁的地位得以動搖。
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應付各方面的挑戰(zhàn)，蔣介石亟需另圖發(fā)展。此時江西戰(zhàn)場已開辟，蔣氏遂決定前往。他氣惱地對親信說：“我們到江西去，我們不要兩湖了，最多不得了便回廣東?！?/p>
但江西戰(zhàn)場給蔣介石帶來并不全是福音。北伐軍在贛西獲勝后，蔣介石又判斷孫傳芳無心應戰(zhàn)，因而命令朱培德、程潛猛攻南昌。9月19日，程潛率第6軍及第1軍一部乘虛占領南昌。但孫傳芳的援贛大軍此時陸續(xù)到達江西，而北伐軍孤軍深入，沒有后援，在沿南線迅速南下及從樟樹北上的敵軍夾擊下，被迫撤出南昌，且損失慘重。
孫傳芳在擊退北伐軍的攻勢后，乘勢分3路反攻，北伐軍被迫同敵軍背水一戰(zhàn)，若失利，孫軍將直趨長沙、武漢，攔腰截斷北伐軍。所幸北伐軍戰(zhàn)士英勇作戰(zhàn)，第7、第3軍分別在箬溪、萬壽宮同進犯的孫軍展開反復爭奪，擊退了孫軍，使江西戰(zhàn)場乃至北伐戰(zhàn)爭轉危為安。
在北伐軍稍獲優(yōu)勢時，蔣介石就親自部署了了一次攻勢，旨在奪取南昌、九江。當時孫傳芳大軍置于南潯路各要點，憑鐵路運輸之便利相互支援，排成一字長蛇陣。要戰(zhàn)勝敵人，關鍵在于截斷南潯鐵路，隔斷敵軍聯(lián)系，然后各個擊破。然而按蔣介石的命令，第3軍進攻南昌車站及樂化，第6軍及第1軍第1師進攻涂家埠，第7軍進德安、九江，第2軍進攻樟樹，進而圍攻南昌，重點仍在奪取南昌、九江兩點，并未用重兵有效截斷南潯線。
為了盡早完成克復南昌的任務，蔣介石派白崇禧去第2軍，協(xié)助第2軍副軍長魯滌平指揮部隊。
10月初，江西北伐軍各部按計劃發(fā)起進攻。但由于各部準備不足，特別是缺乏通訊設備，相互聯(lián)絡不暢，以至未能協(xié)調行動，最終被敵軍各個擊破。李宗仁指揮第7軍于10月3日率先行動，敵軍得以調集重兵南北夾擊，被迫撤出。接著，程潛率第6軍等部擊克永修，旋因德安棄守，敵軍迅速南下，第6軍也被迫撤回。朱培德的第3軍于10月10日圍攻牛行車站，因敵軍死守待援也未奏效。只有南線白崇禧、魯滌平指揮的第2軍進展較順利，10月5日占領樟樹，9日進逼南昌城下，并將南昌合圍。
在南潯線進攻幾路都失敗，南潯線未能有效截斷的情況下，蔣介石決心孤注一擲，冒險強攻南昌城。他電令白崇禧、魯滌平加緊圍攻南昌，并于10月12日親臨南昌城下，指揮攻城。他把江西戰(zhàn)場獲勝的唯一希望都放在奪取南昌上。此前白崇禧、魯滌平曾組織過幾次強攻，都因為南昌城高且堅固，北伐軍缺乏炮兵，只有老式攻城武器云梯，故皆未奏效。因此白崇禧建議蔣介石不要用強攻，避免屯兵堅城之下，勞師無功，恐有意外變故。但個性剛愎的蔣介石沒有接受白氏的建議，決定當晚就組織強攻。白崇禧無可奈何，只好暗中命工兵在贛江上游搭設兩座浮橋，以應付意外變故。
當晚，北伐軍對南昌城發(fā)起強攻，敵軍拼命抵抗，等待援軍。正當雙方相持不下時，城內孫軍組織敢死隊，從早已挖好的地洞中沖了出來。北伐軍猝不及防，陷入混亂中，第2軍1個團被敵人包圍，幾乎覆沒。在恐慌和混亂中，蔣介石幾次抓住白崇禧的手，連問：“怎么辦？怎么辦？”白崇禧對此情況的出現(xiàn)已有了心理準備，乃從容指揮部隊沿贛江向南撤，從事先準備好的浮橋上渡過贛江，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命運，蔣介石也因此逃過一劫。
孤身前往敵營招降
兩次攻打南昌失敗后，蔣介石才逐步認識到截斷南潯線對江西戰(zhàn)事的戰(zhàn)略地位，而要有效地截斷南潯線，非配置重兵不可。由于武昌已克復，他電調第4軍迅速入贛，加入南潯線作戰(zhàn)。10月下旬，由白崇禧擬定，加侖將軍提供意見，蔣介石最后頒布了肅清江西作戰(zhàn)計劃。該計劃將江西北伐軍分為3路：左翼軍指揮官李宗仁，指揮第4、第7軍及賀耀組的獨立第2師，進攻德安、涂家埠孫軍主力；中央指揮官程潛，率第6軍進攻樂化，占領后再向北夾攻涂家埠敵主力；右翼指揮官朱培德，其中以第3軍為左縱隊，進攻牛行車站，以第2、第14軍為右縱隊，進攻南昌；另以第1軍為總預備隊。
為了加強對南潯線攻擊時的指揮，蔣介石命白崇禧親赴北線督戰(zhàn)。10月30日，白崇禧動身，并帶去此次作戰(zhàn)的計劃。此前，第7軍遭到五省聯(lián)軍陳調元部的威脅，李宗仁率部主動進攻王家鋪之敵，激戰(zhàn)兩天一夜，在第1軍第2師增援下，擊潰了敵軍，穩(wěn)定了北線戰(zhàn)局。
11月2日，北伐軍各部按預定的計劃對南潯線發(fā)起全線總攻擊。李宗仁、白崇禧指揮第7軍進攻德安，該處敵軍將重兵置于德安城的南北，不戰(zhàn)而退出德安，試圖趁北伐軍進占德安后進行南北夾擊。但第4軍偵察到德安北面孤山、萬家?guī)X、馬迥嶺一帶有敵重兵，故主動向此線敵軍發(fā)起攻擊，經(jīng)頑強激戰(zhàn)，先后擊潰這幾處敵軍，斬斷了敵人準備夾擊北伐軍的一翼。
按照預定計劃，第7軍在占領德安后應立即南下，支援第6軍進攻涂家埠，但飛機偵察，自涂家埠開來兩個師的敵軍在德安以南的南詩車站下車，向九仙前進中。李宗仁判斷來犯之敵是孫傳芳的嫡系主力盧香亭所部兩個師，目的是企圖同馬迥嶺之孫軍南北夾擊北伐軍。這兩個師約有2萬余人，戰(zhàn)斗力很強，因而急調剛結束馬迥嶺戰(zhàn)斗的第4軍南下增援。
4日拂曉，李宗仁指揮第7軍向九仙嶺敵軍發(fā)起攻擊。由于孫軍人多槍好，火力極為猛烈，而第7軍入贛以來，經(jīng)歷幾次生死搏斗，傷亡極大，戰(zhàn)斗力有所下降，故久攻不克。此時第4軍兩個團另1營到達戰(zhàn)場，被白崇禧留作預備隊。他見雙方激戰(zhàn)正酣，第7軍頑強進攻，遂決定不動用預備隊。待雙方相持不下，拉鋸戰(zhàn)到了極度疲憊時，才命預備隊全部投入戰(zhàn)斗。由于有了第4軍這支“鐵軍”支援，第7軍士氣大振，重新發(fā)動全線進攻。而孫軍抵抗不住，全線動搖，被迫撤退。
隨后，李宗仁、白崇禧命第4軍追擊潰逃之敵，賀耀祖的獨立第2師向北進攻九江，第7軍則由他們親率南下涂家埠，與已攻占樂化并兼程北上第6軍夾攻孫主力盧香亭部。盧香亭本來就對赴贛作戰(zhàn)很消極，見派出夾攻德安的部隊已失敗，北伐軍大舉進逼，遂不戰(zhàn)而退往吳城、星子方向。李、白立即派第7軍一部跟蹤追擊，終于在吳城追上逃敵，敵軍全軍覆沒，盧香亭僅以身免。
南線方面，北伐軍以第2軍主力圍攻南昌城，以第3軍及第2軍一部進攻牛行車站。孫軍另一主力鄭俊彥部在牛行車站駐守，頑強抵抗北伐軍的進攻，并一度向第3軍左翼出擊，對北伐軍形成成包圍之勢。蔣介石急調警衛(wèi)團及補充第4團加入戰(zhàn)斗，才擊退敵軍的進攻。為了盡快消滅此處敵軍，蔣介石命已攻克涂家埠、完成了既定作戰(zhàn)任務的第7、第6軍迅速南下增援。程潛和李宗仁商量辦法，因程潛患病，遂委托白崇禧率第7軍第1旅、第6軍第4團南下應援。在白崇禧部到達牛行車站以前，鄭俊彥得知涂家埠已失，自己孤立無援，且北伐軍重兵增援，便準備放棄陣地，向東撤退，準備退回江蘇。北伐軍乘機占領牛行車站。11月8日，南昌守敵投降。
為了追擊逃敵，蔣介石命令第2軍第6師、第3軍第8師、第7軍第1旅及兩個團等部組成追擊部隊，由白崇禧任追擊司令負責有關事宜。11月8日，第7軍陶鈞旅等部在徐槎將孫軍唐福山部繳械，接著在馬口墟將鄭俊彥部李彥青、王良田、楊賡和等3個旅截住，激戰(zhàn)4個小時，敵軍不支，鄭俊彥只身逃走，所部3個旅因馬口墟通余干的橋梁被敗兵擠斷，無路可走，不得不派人前來請降。時年33歲的白崇禧一身是膽，在敵方使者陪同下，只身前往敵營談判受降。孫軍3個旅長見此又驚又懼，暗暗稱奇。在談判中，他們提出不要解除武裝，讓他們率部退回江蘇，但白崇禧只允許他們3人帶著衛(wèi)兵及少量護身槍支回江蘇，他們的部隊必須全部繳械，接受改編，并要他們看清眼前的處境，不要再存僥幸。李彥青等無奈，只好答應。這樣，白崇禧順利完成了追擊任務，并繳獲大炮及迫擊炮30余門、水冷機關槍數(shù)十挺、步槍10000余支，俘虜敵軍官兵20000余人。
事后，白崇禧將追擊敵軍的經(jīng)過電告蔣介石。蔣介石復電表示嘉獎，但對白氏處置孫軍3個旅長的辦法提出異議，他認為孫傳芳仍是北伐軍的勁敵，放走孫軍3個旅長無異于資敵，因而要白氏將此3人逮捕，送至漢口北伐軍總政治部處。白崇禧只好遵令照辦。不久，北伐軍總司令部派往南京從事情報活動的金佛莊被孫傳芳逮捕并殺害，由于金佛莊是蔣介石頗為喜愛的黃埔學生，蔣一怒之下，電令漢口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在被俘的孫軍3個旅長中挑出兩人槍決，作為報復。挑中的兩個替死鬼是王良田、楊賡和。然后蔣介石打電報給孫傳芳說：“我已槍斃你的兩個旅長，如你殘酷待我工作人員，你還有數(shù)萬軍隊在我手中?！贝耸滦秊榘壮珈弥?，他馬上去見蔣介石，證實后說：“革命軍以收攬人心為目的，務使敵人感恩懷德。孫傳芳殺金佛莊，因為他是諜報人員；我們如殺孫之俘虜，難免不遭受‘白起坑卒’之批評?！币笫Y氏收回成命。但蔣介石不以為然，搪塞白崇禧說：“電報已發(fā)出去了?！?/p>
多年以后，白崇禧在陳調元（此時陳調元已是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蔣介石的座上客）處做客，遇到了投靠陳氏的李彥青。李一見白崇禧就下跪，聲稱感謝他的救命之恩，必當厚報。白崇禧先是愕然，待弄清真相后不禁啞然失笑：心想這是他命中注定不該死，與本人毫無關系。[1]
北伐前期，白崇禧作為行營參謀長，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的關系并不十分融洽，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蔣、白兩人各有私心，蔣認為白偏袒第7軍，而白則認為蔣過于偏袒1軍，相互之間有很強烈的戒心。當時擔任總司令部機要科長的陳立夫說：“蔣先生和白崇禧將軍之間，常常在觀點上有所不同，每遇這一情況，我都盡力去協(xié)調。每當接到一份有關戰(zhàn)局的重要電報時，尤其是李宗仁來的電報，我一定抄寫兩份，一人一份，如果他們意見不合時，我總會去和白將軍細說，通常他到了最后仍是會聽從蔣先生的。白將軍對他們廣西同鄉(xiāng)第7軍總指揮李宗仁特別偏私。舉例來說，他曾以參謀總長代總司令下令給軍需署，多發(fā)李宗仁的第7軍軍需補給。遇到這種時候，我總會告訴白將軍，必須將命令的副本抄送給蔣先生，讓他知道。但白將軍有時卻改為不以令文的形式發(fā)出命令，免得讓蔣先生知道。”[2]
而白崇禧則認為蔣氏身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對待北伐各軍的態(tài)度不大持平，對其嫡系第1軍總比對待其他各軍要好些，白氏對此經(jīng)常發(fā)不滿意的牢騷。當時在蔣氏身邊擔任副官長的張治中在奉蔣氏之命前往武漢籌備學兵團前，曾對蔣氏說：“健生這人很硬，也很能干，我希望總司令對他特別看待，結以感情，并且使他安心才好?！笔Y氏回答說：“當然，我對他一定好?！?sup>[3]
不過，這個時期，蔣介石與桂系相互都需要對方，矛盾還處于次要地位，合作仍然是主題。
注釋
[1]蘇志榮等編：《白崇禧回憶錄》，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頁。
[2]《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臺北正中書局1994年版，第75頁。
[3]《張治中回憶錄》，第60頁。
臨危受命東路軍前敵總指揮
江西戰(zhàn)場勝利后，北伐軍面臨著下一步進攻方向的選擇。按照出師北伐時的決策，應該在打下武漢后，繼續(xù)北上河南，與馮玉祥的國民軍會師。但北伐軍在兩湖地區(qū)擊退吳佩孚軍后，東面又面臨孫傳芳的嚴重威脅，不得不開辟江西戰(zhàn)場。江西平定后，北伐軍東面的威脅解除，且兩湖、江西、福建、兩廣連為一體，可相互策應，戰(zhàn)略上已無缺陷。而且浙江省內發(fā)起的自治運動，使浙江成為北伐軍與孫傳芳之間的暫時的緩沖區(qū)；河南也因內部復雜，直系各將領趨于分裂，吳佩孚也無力反攻武漢。面對這種情況，革命陣營內部就今后的行動方向問題存在幾種意見：
五省聯(lián)軍總司令孫傳芳
中共中央首先主張北伐軍貫徹原定方針，向北發(fā)展，對長江下游不宜進取，以避免和帝國主義發(fā)生直接的劇烈沖突。1926年9月，中共中央又提出，北伐軍既不輕易同孫傳芳開釁，也不輕易進入河南，而是以主要力量統(tǒng)一西南，以準備進攻奉系。11月初，中共中央決定改變以前的意見，主張攻克江西后繼續(xù)東下，完全消滅孫傳芳的勢力。蘇聯(lián)顧問加倫將軍則認為繼續(xù)向安徽、江蘇進軍很危險的，北伐軍應利用夏超、周鳳歧占領浙江，使江蘇、安徽成為緩沖地，主力應進取河南，同馮玉祥會師，并打通共產(chǎn)國際的聯(lián)系。
國民革命軍中部分將領主張利用河南、浙江為緩沖地帶，從事整頓休養(yǎng)，暫停進攻。
蔣介石在這個問題上態(tài)度非常明確，那就是堅決進兵江浙。在江西戰(zhàn)事進行時，蔣介石就提出進取東南的戰(zhàn)略。10月6日，他曾致電唐生智：“今日大局，為鞏固革命政治中心地計，應先肅清兩湖殘逆，團結內部精神，使武漢安如磐石；一方則乘機解決東南，不使東北、東南之敵合以謀我，否則孫（傳芳）張（作霖）必有攝合以謀危革命中心地之一日。……以兩湖殘敵由中央軍肅清，歸兄負責整理；以右翼軍與第1軍規(guī)劃東南，則責專而功必倍也。總之，武漢之患，不在于河南，而在于鄂西與湘西；目前革命之敵，不在于東北，而在于東南，兄以為何如？請詳籌示復，俾得呈請中央決定大計也。”[1]
當時，蘇聯(lián)軍事總顧問加倫也主張以浙江作為緩沖，勸蔣介石暫時不要進攻。但蔣介石攻取東南作為其勢力范圍的心情十分迫切，對這些勸告根本聽不進去。[2]
蔣介石堅決主張進軍東南當然有其考慮，因兩湖地盤已落入唐生智手中，蔣介石嫡系第1軍在北伐時戰(zhàn)斗力很差，蔣氏個人指揮常犯錯誤，因而蔣介石的威望處于北伐以來的最低點。為擺脫窘境，發(fā)展勢力，并遠離日益成為工農(nóng)運動中心的兩湖地區(qū)，蔣介石看中了富庶的江浙地區(qū)。江西戰(zhàn)場勝利后，蔣介石便進行了進軍東南的部署。他派遣第1軍第1師及補充第4、第5團，組成東路軍第5路，由王俊率領，進入浙西地區(qū)，一方面截擊自福建退入浙江的周蔭人部，另一方面為進取東南做準備。由于不少北伐將領對進取東南興趣不大，甚至抵制，因而蔣介石把希望放在他嫡系部隊何應欽率領的東路軍身上。這樣也能夠使蔣單獨經(jīng)營東南，而不讓其他勢力染指。于是蔣介石一面不斷催促何應欽迅速解決福建問題，早日率東路軍入浙；一面利用江浙地區(qū)的地方士紳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自治運動，以拖住孫傳芳的后腿。
但浙江局勢變化很快。1926年10月16日，浙江地方實力派人物夏超宣布就任國民革命軍第18軍軍長兼浙江省長，宣布浙江“獨立”，脫離孫傳芳的統(tǒng)治。孫傳芳隨即派兵入浙鎮(zhèn)壓，夏超被捕被孫傳芳槍斃。[3]孫傳芳派陳儀率領他的第1師進入浙江，并就任浙江省省長。但陳儀也是浙江人，他的第1師也是浙江部隊，對鄉(xiāng)土感情很深。他回浙后，與浙江另一位實力派人物周鳳歧一起，仍然在與廣州國民政府秘密聯(lián)系，準備在適當時機起義反孫。
孫傳芳在江西失敗后，于11月18日微服赴天津，拜見宿敵奉系軍閥首領張作霖，對張輸誠。12月1日，張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并任命孫傳芳、張宗昌為副司令。這樣，直系孫傳芳同奉張勾結起來，張宗昌的魯軍奉命南下援助孫傳芳，負責保守安徽及長江北岸。12月4日，孫傳芳返回南京，就任安國軍總司令兼五省聯(lián)軍總司令。根據(jù)安國軍總司令張作霖的同意部署，孫傳芳決定將蘇皖兩省地盤交直魯聯(lián)軍總司令張宗昌和皖軍接防，本人率領五省聯(lián)軍主力退守浙江，并反攻江西。孫傳芳不能容忍浙江自治運動繼續(xù)發(fā)展下去。
12月22日，孫傳芳命孟昭月率部突襲杭州，將正同北伐軍進行秘密接觸的浙軍陳儀（陳儀被廣州國民政府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19軍軍長，但他還沒有正式宣布接受）所部浙軍包圍繳械，陳儀本人被押送南京監(jiān)禁。29日，孫傳芳任命孟昭月為浙江總司令。
這時，退駐紹興的陳儀余部與原來駐扎在紹興的浙軍第1師會合，宣布合編為國民革命軍第19軍，繼續(xù)反抗孫傳芳的統(tǒng)治。31日，浙軍周鳳歧部在浙西衢州宣布起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26軍，并奉命由衢州向富陽推進，以掩護東路軍主力進入浙江。孫傳芳一面派兵進攻陳儀余部，一面以主力進攻浙西周鳳歧部。
1927年1月3日，兩軍在富陽遭遇，隨即展開激戰(zhàn)。孫軍人多勢眾，周鳳歧部戰(zhàn)斗力較弱，很快被擊潰，被迫放棄富陽，一路向西退往龍游、衢州間集結等待援軍。孟昭月乘勝分3路向浙西推進；孫傳芳還命皖南孫軍出動，夾擊浙西；從福建退入浙江的周蔭人部也逼近浙西。浙西北伐軍三面受敵，且兵力薄弱，處境非常危險。東路軍入浙部隊不得不電請蔣介石迅速增援。
1927年1月1日至7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軍務善后會議。在蔣介石的堅持下，會議決定對河南吳佩孚部暫取守勢，對長江下游的孫傳芳部采取攻勢。會議還制訂了肅清長江下游的作戰(zhàn)計劃，主要內容有：以第1、第14、第17、第19、第20軍組成東路軍，由何應欽任總指揮，白崇禧任前敵總指揮，以主力進至浙西，一部集中浙南，進取浙江。中央軍由蔣介石自兼總指揮，下分江左軍和江右軍；其中江左軍由第2、第6軍和獨立第2師組成，程潛任總指揮，由贛東北進取皖南配合東路軍進攻浙江；江左軍由第7、第10、第15軍組成，李宗仁任總指揮，攻擊津浦線，使敵不敢渡江南下。
以第8、第4、第11、第9軍及鄂軍第1師組成西路軍，唐生智任總指揮，牽制進入河南的奉軍，并以一部挺進皖北。
以第3軍為總預備隊，朱培德任總指揮，置于南昌、九江，居中策應。
此前浙西吃緊時，蔣介石非常著急，他對白崇禧說：何應欽在福建對付周蔭人，非半個月后不能調入浙江。東路軍在浙江已遭受失敗，勢不能久等。浙江戰(zhàn)事不利，不僅江西大本營根據(jù)地受影響，且使江右軍也受威脅。東路軍的失利并非兵力不足，而是指揮官指揮不當。因此，你我兩人應前去一人。白崇禧知道蔣介石的“雅意”是讓他前去，于是說：“總司令是全軍的統(tǒng)帥，豈可往局部指揮職，如果總司令不以我才能淺薄，我愿前往東路服務?！笔Y介石聽了十分高興，立即任命白崇禧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并在2天內為白組織了前敵總指揮部，調總司令部參謀處處長張定璠為白的參謀長，總部機要秘書潘宜之為政治部主任。張、潘二人后來成為白崇禧的得力助手。而東路軍既有何應欽的總指揮部，又有白崇禧的前敵總指揮部，白、何兩人開始了合作，并在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相互提攜。[4]
對于白崇禧就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李宗仁很為自己的助手能獨當一面而高興，他打算從第7軍中撥4個團給白崇禧，作為白以后發(fā)展的基本部隊。但白考慮到第7軍在北伐前線只有9個團[5]，若力量分散，將會影響戰(zhàn)斗力，因而他辭謝了李的好意，只是請李宗仁從第7軍中挑選300人作為他的衛(wèi)隊營。李宗仁立即照辦，并任命黃瑞華為衛(wèi)隊長。另外，蔣介石下令將新成立的第21師（師長嚴重）交白崇禧帶往東路作戰(zhàn)。
在長期充當參謀長后能夠有機會統(tǒng)兵作戰(zhàn)，獨掌方面，白崇禧也是很高興。在他被發(fā)表為前敵總指揮后，朱培德（第3軍軍長）、唐生智（第8軍軍長）、鄧演達（總政治部主任）等主要將領在南昌為白餞行，白氏心中高興，一口氣喝光了一瓶白蘭地。白氏生平是滴酒不沾的，一則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緣故，二是因為白氏8歲時，曾與私塾同學喝酒，喝得酩酊大醉，一晚毫無知覺，事后白母嚴厲訓斥了他，從此白氏謹奉母命，基本上滴酒不沾。此次飲酒算是破了戒。[6]
1927年1月中旬，白崇禧從南昌出發(fā)赴浙江前線。臨行前，白崇禧得知夫人馬佩璋已從武漢動身前來南昌。但前線危急，白崇禧急于前往，所以沒等與夫人到來見一面就離開了南昌。幾天后，蔣介石為此打電話給白氏：“兄出發(fā)之次日，嫂夫人即前來。夫婦不乃相見，此中正之過也。”[7]
注釋
[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第594，595，720，720頁。
[2]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蔣介石年譜初稿》，第594，595，720，720頁。
[3]參見金普森等著：《浙江通史?民國卷》上冊（總第1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310頁。
[4]蘇志榮等編：《白崇禧回憶錄》，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頁。
[5]關于李宗仁第7軍的兵力有不同的說法，此處是白崇禧回憶錄的說法。但1927年3月1日總司令部參謀處編制的兵力調查表卻寫著李宗仁的第7軍有2個師26個團（廣西省防軍在內）。參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4輯（2），第1048頁。
[6]蘇志榮等編：《白崇禧回憶錄》，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頁。
[7]蘇志榮等編：《白崇禧回憶錄》，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頁。
底定浙江淞滬要地
白崇禧率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從江西南昌出發(fā)，經(jīng)上饒、玉山，到達浙江境內的常山。此時東路軍前線的部分潰兵已退到了常山。白崇禧為穩(wěn)定軍心，便虛張聲勢，在途中拍電報到常山，聲稱大軍不日即將到達，令常山縣政府準備好能運輸兩萬余人的船只以備急用。白抵達常山時，得知浙江民間到處傳言，杭州西湖鎮(zhèn)壓白蛇精的雷峰塔倒了，白蛇出來了，老百姓把這個事件同白崇禧統(tǒng)兵入浙聯(lián)系起來，紛傳白崇禧會有神助，因為白崇禧姓白。
常山縣政府秘書千秋鑒在殷勤招待的同時，也告訴白崇禧，他此去一定能夠打勝仗。白氏問何以見得？他說，前一夜扶乩得詩一首云：
百萬雄兵胸中羅，大纛東來喜氣多。
天意也知歸黨國，皇圖一片白山河。[1]
不知道是不是這位秘書有意編造故事來逢迎軍權在握的白崇禧？不管怎么樣，白氏聽了總是很受用，他也有意利用這些傳說來鼓舞部隊的士氣，使前方將士因遭受失利動搖的軍心初步穩(wěn)定了下來。
白崇禧在前往浙西前線途中，接到何應欽的電報，告之他率領的東路軍主力須至2月初旬肅清福建殘敵后才能進入浙西，指示白在不得已時，可命前線部隊退守浙贛交界的仙霞嶺、常山、江山一線，擇要固守，待東路軍主力入浙會師后再發(fā)動進攻，以免被敵軍各個擊破。白崇禧接到電報后，即命已到浙西的部隊集中于龍游、衢州，從江西開赴浙江的第4、第21師集中常山附近，并電請何應欽率在福建的各縱隊火速前進。
1月20日，白崇禧到達浙西重鎮(zhèn)衢州，立即召開團級以上軍官會議。當時在浙江前線的北伐軍部隊有：第1軍第1、第2、第21師，分別由薛岳、劉峙、嚴重任師長；第2軍第4、第5、第6師，軍長魯滌平；周鳳歧的第26軍；陳儀的第19軍余部等。與會將領與白崇禧都認為：敵軍進占金華、蘭溪、龍游地區(qū)，迫近衢州，衢州無險可守，欲使東路軍主力集中安全，掩護確實，以及以后作戰(zhàn)容易起見，非占領嚴州（今金華）以西地段不可；否則固守衢州，久立于被動地位，前途不可預測。而且眾多部隊云集，曠日持久，給養(yǎng)負擔也日益沉重。白崇禧還考慮到北伐軍宜攻不宜守，攻則氣盛，守則氣綏。因而，白崇禧決定不等東路軍主力入浙，即主動進攻敵人。但何應欽是其上級，他的指示也必須尊重。此時，蔣介石電示白崇禧，聲明：“衢州為戰(zhàn)略要點，戰(zhàn)守由兄自決，中不遙制?！?sup>[2]賦予了白崇禧獨立指揮作戰(zhàn)的大權。同時蔣介石還告知，皖南的陳調元、王普已同北伐軍接洽改編，皖南側背的威脅減輕，可盡全力對付當面之敵。這更堅定了白崇禧主動進攻、先發(fā)制人的決心。
隨即白崇禧頒布了作戰(zhàn)計劃，規(guī)定作戰(zhàn)的總方略：東路軍前敵部隊為掩護主力集中蘭溪、衢州附近，以期規(guī)復浙省、進定淞滬、會師南京起見，擬進占嚴州、浦江之線，先以一部占領遂安、開化，牽制皖南之敵，一部沿衢江南岸進攻金蘭之敵，主力由衢江北岸掃除嚴州正面蘭溪、壽昌間敵軍，同時進攻嚴州。
具體部署為：以第1軍的第1、第2、第21等3個師組成中央軍，白崇禧自兼指揮官，第一期先肅清龍游再攻蘭溪，同時以主力肅清衢江北岸之敵；第二期順流直下，佯攻嚴州，誘敵出戰(zhàn)，分散敵人兵力，使壽昌方面的部隊能渡過新安江側擊敵人。以第26軍組成右翼軍，周鳳歧任指揮官，第一期沿衢江南岸向金華、蘭溪之間前進，一部擊金華，主力威脅蘭溪側背；第二期分兵兩路，一路向浦江，一路助中央軍由溪口方面威脅嚴州側背。以第2軍3個師為左翼軍，第2軍副軍長魯滌平任指揮官，魯未到任時由戴岳師長代理，第一期以一部占領開化、遂安，牽制皖南之敵，保護北伐軍側背，主力進攻壽昌、永昌、諸暨，使我軍攻蘭溪容易；第二期占領遂安的一部進至淳安，占領壽昌的主力渡過新安江，由茶園、洋溪協(xié)攻嚴州側背?？傤A備隊以李明揚的先遣隊及第21師一部編成，王俊任指揮官，暫時待命。[3]
白崇禧慣于兵不厭詐。在攻勢發(fā)動前，他故意令新開到的第21師在衢江南岸行軍，讓孟昭月的諜報人員看見，使孟誤認為北伐軍的攻擊重點在南岸，而把部隊調往南岸防守。但白崇禧在夜間悄悄地把南岸部隊調往北岸，在南岸僅留薛岳的第1師及李明揚部，命令他們若遇敵人進攻，一定死守，以牽制并迷惑敵軍。此計收到了預期的成效，待北伐軍攻勢發(fā)動后，孟昭月才發(fā)現(xiàn)北伐軍主力在北岸，但來不及調動部隊了。
1月27日，白崇禧命各部同時發(fā)起攻擊，在龍游附近同敵軍進行會戰(zhàn)。北伐軍各部斗志旺盛，右翼周鳳歧第26軍于29日攻占湯溪。中央第1軍向敵軍反復沖鋒，戰(zhàn)斗異常激烈，第6團團長郭俊陣亡，在付出重大傷亡后，中央軍占領了衢江北岸的洋埠、游埠。只有左翼第2軍進展不順，由于敵人主力被置于北伐軍左翼，敵軍白寶山、馮紹閔部由淳安向遂安方向進攻，因而第2軍與敵軍在永昌、壽昌之間對峙。于是白崇禧親率第1軍主力增援左翼，擊退了左翼敵軍。2月1日，中央軍一部占領蘭溪。2日，右翼軍攻占金華。至5日，各軍先后占領嚴州、浦江、桐廬等地，完成了最初的作戰(zhàn)計劃。
北伐軍能取得節(jié)節(jié)勝利，固然是因為將士用命，主帥指揮得當，而孫軍氣士低落，內部矛盾重重也是原因之一。浙江孫軍總司令孟昭月資歷淺，配合孟進攻北伐軍的其他部隊與孟不相統(tǒng)屬，不服從孟的指揮。由閩退浙的周蔭人部也有一定實力，但孟與周素不睦，因而周蔭人部也沒有赴前線作戰(zhàn)。軍閥之間的內部矛盾，同時也是整個北伐戰(zhàn)爭勝利的重要原因。
孟昭月從蘭溪敗退回杭州后，整飭部隊準備反攻，孫傳芳也不甘心在浙江失敗，從南京、寧波等地調集部隊增援。于是孟昭月親臨富陽督戰(zhàn)，指揮聯(lián)軍向諸暨、桐廬一帶發(fā)動反攻。此時白崇禧已將前敵指揮部移到了蘭溪。他接到了何應欽的電報，得知東路主力正分路進入溫州、永康一帶。白崇禧計算了東路主力的行軍速度、距離和時間，判斷若不占領諸暨、桐廬、分水一線，則難以掩護東路主力軍集中，因而必須發(fā)動進攻，擊退敵人的攻勢，才能確切保占領上述地區(qū)。從繳獲的孫軍作戰(zhàn)計劃中，白得知孫軍主力正由富陽進攻桐廬，鑒于桐廬位置十分重要，桐廬的得失關系全局，而守桐廬的北伐軍兵力不足。2月13日，白崇禧命第1師第1團連夜用船輸送，限天明之前趕到桐廬增援，并命中央軍各師向桐廬以西攻擊前進，第2軍向分水地區(qū)攻擊前進。
各部與敵接觸后，戰(zhàn)斗異常激烈，尤其是桐廬前線，自2月11日就同來犯的孫軍主力展開激戰(zhàn)，攻守反復易位，相持不下。15日，在桐廬戰(zhàn)局尚未明朗的情況下，白崇禧大膽地決定迂回敵后。他親率中央軍主力第1師薛岳部、第21師嚴重部及第2軍第5師一部，從左翼桐廬、浪石鋪之間渡河，對敵迂回攻擊。16日，在前進途中收到防守桐廬的劉峙發(fā)出的報告：敵新增兩旅擊我右翼，且向我右后迂回，“我第2師及第1師第1團連日作戰(zhàn)，損失甚大，孤軍撐持，勢甚危急”。請求白崇禧回師夾攻敵軍，或退到分水河岸與敵相持，待東路主力到來后，再行決戰(zhàn)。
在這攻守選擇兩難之時，白崇禧知難而上的性格使他對局勢有獨特的判斷，他認為只要迂回成功，摧毀了敵人的后方，敵人和前線自然會崩潰；北伐軍各迂回部隊正在急進，且進展順利，若突令退卻，必會影響軍心，恐怕反為敵所乘。因而，白崇禧當機立斷，命令劉峙率部死守桐廬，自己則督促迂回各部加速前進。
15日，第21師先頭部隊突襲新登縣城，此處是孟昭月的總部所在地。孫軍猝不及防，很快被擊潰，孟急忙退回杭州。桐廬前線的孫軍久攻不下，又聞后方有失，腹背受敵，遂全線崩潰，自相踐踏，紛紛逃向富陽。白崇禧即命令薛岳、嚴重等部向富陽、余杭方面追擊。16日占領富陽。同時，右翼周鳳歧等部占領諸暨、蕭山，左翼魯滌平部占領臨安、余杭。北伐軍幾路逼近杭州，這一階段，俘虜敵軍5000余人。[4]
桐廬、諸暨戰(zhàn)役中，白崇禧大膽地出奇兵，迂回敵后，大獲全勝。此役俘虜敵軍自孫傳芳的衛(wèi)隊旅長武銘以下官兵八九千人，繳械萬余，基本上打垮了浙江境內的敵軍。[5]
2月17日，孟昭月倉促撤離杭州，退往松江、嘉興。18日，第1師薛岳部進占杭州。老百姓簞食壺漿迎接革命軍，傷病官兵無不得到妥善照料。19日，白崇禧也進駐杭州，并向蔣介石、何應欽、李濟深等發(fā)送克復杭州的捷報。21日，國民黨中央給白崇禧發(fā)來慰勞電，電報全文如下：
杭州白總指揮、各將領、各兵士鈞鑒：
捷電傳來，我國民革命軍已于18日占領杭州，并肅清浙江全境，掃除孫逆?zhèn)鞣荚谡惴锤锩┝Γ鋈闳嗣裼谒鹬?，此皆我軍各將領、各兵士奮斗之力，在武漢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候補執(zhí)監(jiān)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深表慰勞及祝賀之忱，特此電達。
中央執(zhí)監(jiān)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擴大聯(lián)席會議。馬。[6]
2月23日，何應欽到達杭州，帶來了東路軍主力，與白崇禧部東路軍前敵部隊會合，而此時浙江戰(zhàn)事已在白崇禧獨自指揮下基本結束。
注釋
[1]蘇志榮等編：《白崇禧回憶錄》，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頁。
[2]蘇志榮等編：《白崇禧回憶錄》，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頁。
[3]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頁。
[4]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頁。
[5]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頁。
[6]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頁。
揮師進駐淞滬
攻占浙江后，北伐軍繼續(xù)向上海、南京等地進軍。孫傳芳率殘部集中在松江、青浦和吳興、宜興一帶，企圖與北伐軍作殊死較量。張宗昌的直魯軍進駐南京、上海及滬寧線，增援孫傳芳。不久，孫傳芳、張宗昌開會決定，孫軍調回后方休整補充，由直魯軍代替孫軍擔負松江前線防務。
2月25日，已到達杭州的東路總指揮何應欽召集軍事會議，白崇禧、蘇聯(lián)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以及各軍師長以上軍官參加。會上，切列潘諾夫主張杭州留少許部隊守衛(wèi)，北伐軍主力避開松江一線，繞道浙江長興、宜興，進入江蘇武進、吳縣、昆山，切斷京滬鐵路，斷絕上海敵軍的外援。與會者也大多認為，敵軍云集在滬寧線，可依托鐵路運輸?shù)谋憷?，首尾相應，如同江西?zhàn)場孫軍依托南潯線一樣。要取得滬寧戰(zhàn)役的勝利，必須首先截斷滬寧線，使敵軍首尾不能相顧，北伐軍即可對敵各個擊破，奪取上海、南京。因而與會者大多同意切列潘諾夫的建議。
白崇禧也同意以主力進攻滬寧線，但他還主張分一部分兵力沿滬杭鐵路前進，進取上海，因為北伐軍已經(jīng)占領了嘉興，正準備前進。此意見為切列潘諾夫堅決反對。切氏認為滬杭線上的松江易守難攻，江浙戰(zhàn)爭中孫傳芳進攻盧永祥，為了渡過松江，在此同盧軍相持數(shù)月。切氏和白崇禧相持不下，何應欽難以拍板決定，只好宣布暫時停會，以疏導雙方的意見。
散會后，白崇禧滿懷信心地對何應欽說：“我知道渡松江的困難，已令鐵路局準備好鐵篷車，前端載俄制七六二山野炮，敵人最堅強之陣地，莫如松江34號橋之橋頭堡，而此地也是我軍必經(jīng)之地。若鐵篷車能壓制敵人橋頭堡的機槍陣地，工兵即可破壞敵方防守的鐵絲網(wǎng)，我軍前進則無問題?！焙螒獨J見白崇禧如此有把握，也同意了白的意見。[1]
會議最后確定了進攻寧滬的計劃，以南京的上海為軍事要點，“擬以全力攻太湖南岸，進兵蘇常，截斷滬寧交通，使上海陷于孤立，自然不守”，決定由白崇禧率前敵總指揮部所屬的第1、第2、第3等3個縱隊沿滬杭線進攻上海；由何應欽率東路軍直屬的第4、第5、第6等3個縱隊進攻常州、鎮(zhèn)江、丹陽、截斷滬寧線，再分兵分向南京、上海進攻。
3月10日，何應欽赴前線督師，白崇禧也加緊進攻滬杭線敵軍的準備工作。15日，白致電北伐軍總司令部，指出敵軍的部署是向宜興、吳江方面取守，松江方面取攻，且有幾個旅開往淞滬一帶增防。因而他認為應迅速對滬杭線上的敵軍發(fā)起攻擊。但他沒收到何應欽的攻擊命令，焦急萬分。為了使東路軍主力進攻容易起見，他決定于當晚下令進攻，以一部對滬江、蘇州之敵佯攻，一部由平湖向張堰以北攻擊前進，以牽制浦南敵軍，以主力一部扼守滬寧鐵路的正面，余部向青浦方面進攻松江側背，使正面及右翼渡河相對容易。這是一個避開敵軍堅固防守的正面，兩翼突破包圍敵軍的計劃。
3月17日，白崇禧鑒于“上海為東亞商業(yè)的中心，全世界人民視線所及”，在進軍上海之前特別在嘉善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行營發(fā)布長篇《告上海民眾書》，就宣傳與民眾運動問題、外僑待遇問題、勞資斗爭問題，闡明他的政見主張?！陡嫔虾Ｃ癖姇纷詈笳f：“上海的民眾的過去的革命工作上，有過很光榮的歷史，我希望上海的民眾，在這個時期更要努力奮發(fā)，將組織擴大，將訓練加嚴，工友們更要齊集于上?？偣笓]之下，農(nóng)友們齊集于上海農(nóng)民協(xié)會指揮之下，學生們齊集于上海學生聯(lián)合會指揮之下，婦女們齊集于上海婦女協(xié)會指揮之下，商友們要齊集于商民協(xié)會指揮之下，總工會、農(nóng)民協(xié)會、學生聯(lián)合會、婦女協(xié)會、商民協(xié)會更要齊聽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指揮，稍微犧牲本身目前的利益，為國家及群眾的利益而奮斗，作成一種步伐齊整的行動，以謀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一切惡勢力，完成中國之國民革命、三民主義的社會建設。我因為奉著蔣總司令的命令，負了上海軍事上的責任，因此鄭重宣言，望我上海的民眾共體斯意，敬祝你們成功！”[2]
3月16日晚，白崇禧按計劃發(fā)起進攻，左翼進展較順利。3月17日，左翼的第1軍第21師占領吳江，并向蘇州進展。松江正面的北伐軍在第31號鐵橋遇到直魯軍畢庶澄部的頑抗，相持不下。按照白崇禧的指示，杭州鐵路技工已于10日之內，改裝了一列裝甲火車，裝載了大炮。21日，白崇禧親自指揮裝甲車猛轟對岸敵軍陣地，并用機關槍掩護步兵沖鋒。敵軍在北伐軍猛攻下支撐不住，向后潰退，北伐軍攻占了松江城。同時右翼第一師薛岳部在松江下游渡河進攻，在先遣隊、別動隊的響應下，占領了上海南部的龍華；第21師進占蘇州；第26軍一部占領梅隴，上海已近在咫尺。但白崇禧突然命令前線各部停止前進。
原來白崇禧早已有不戰(zhàn)而得上海的打算。當時駐守上海是直魯聯(lián)軍第8軍軍長兼渤海艦隊司令畢庶澄所部。但由于北洋政府海軍總司令楊樹莊已宣布起義，并命駐滬艦隊阻撓直魯軍南下，使畢部很有戰(zhàn)斗力的陸戰(zhàn)隊未能到達上海；3月初，駐防安徽的孫傳芳部將領陳調元、王普等也向北伐軍輸誠，并威脅津浦線，使直魯軍也不能大批南下；畢庶澄南下部隊駐防在滬寧線上，由于鐵路工人罷工，也不能首尾呼應。因而上海的直魯軍數(shù)量很有限。畢庶澄于是也派人同白崇禧等接洽改編的條件。雖然白崇禧懷疑這是畢的緩兵之計，沒有放松對滬寧線的攻擊，但兵臨上海城下時，白仍希望能兵不血刃地進入上海。因而，在北伐軍占領龍華一線后，白崇禧即命停止前進，等待直魯軍投降。
白崇禧以國民革命軍東路軍前敵總指揮名義發(fā)布的布告
在北伐軍節(jié)節(jié)進逼上海時，上海工人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發(fā)動了第3次武裝起義。此前，為了配合北伐，上海共產(chǎn)黨已于1926年10月、1927年2月舉行過兩次武裝起義，但都遭到軍閥的鎮(zhèn)壓而失敗。第3次武裝起義在周恩來、羅亦農(nóng)、趙世炎等領導下，吸取了前兩次失敗的經(jīng)驗教訓，作了周密布置、安排。這次起義仍沿用響應北伐軍這一口號，但中共中央和上海區(qū)委對蔣介石、白崇禧等有著警惕，擔心蔣、白等到上海后會同帝國主義和大資產(chǎn)階級聯(lián)合“反赤”。因而這次起義還有著發(fā)動和掌握民眾，建立由共產(chǎn)黨領導的市民政權，造成既成事實，以遏制蔣介石、白崇禧等反共的隱蔽任務。3月20日，在北伐軍逼近上海外圍時，中共領導下的上?？偣Q定于次日開始全市總罷工。
21日，上海80萬工人舉行總罷工，并很快發(fā)展為武裝起義。起義工人經(jīng)努力，于當天占領了市內7個區(qū)的警察署，肅清了除閘北區(qū)以外的直魯軍，并在閘北區(qū)同據(jù)守的直魯軍展開激戰(zhàn)。此處的直魯軍配備了機槍、大炮、裝甲車等重裝備，還有一支兇悍的白俄雇傭軍，而工人只有從警察署繳獲的輕武器。但工人還不畏犧牲，在周恩來的直接指揮下，先攻克了閘北火車站。至22日下午6日，終于擊潰敵軍，攻克火車站，敵軍殘部逃入租界。這樣，上海工人同敵人進行了28個小時的殊死奮戰(zhàn)后，全部控制了上海華界地區(qū)，取得了武裝起義的勝利。
22日上午，上海人民召開第2次市民代表大會，推舉白崇禧、楊杏佛、羅亦農(nóng)、汪壽華等19人為市政府委員，組成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下午2時，上海市民召開歡迎北伐軍大會，并推舉代表赴龍華，請白崇禧火速派部隊支援工人。此時上海工人正在閘北同直魯軍進行浴血奮戰(zhàn)。但白崇禧按兵不動，拒絕支援工人。受工人義舉感動的第1軍第1師師長薛岳主動請纓，率所部支援工人，參加了攻打火車站的戰(zhàn)斗。
這樣，在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支持下，北伐軍順利進入上海。3月21日，白崇禧致函上?？偵虝L傅筱庵、袁履登，聲稱：“上海為全國精華所萃，我軍進占后，對于商業(yè)金融自當盡力維護。先生商界領袖，群流仰鏡，務望共抒藎籌，多方資助，藉促滬局之早定，而利革命之進行，黨國前途，實深利賴?！?sup>[3]
事先與上海商界大亨通款曲再進上海灘。22日，白崇禧率東路前敵總指揮部進駐龍華。
在白崇禧所部進攻淞滬的同時，北伐軍其他各部也進展較順利。何應欽率東路軍主力先后占領溧陽、宜興，3月21日占領常州，切斷了滬寧線。隨后，何命一部向東進攻無錫、蘇州，配合白崇禧部進攻上海，主力向西，配合江右軍進南京。程潛指揮下的江右軍于2月25日開始出動，3月6日占領蕪湖，17日占當涂，20日會攻南京，24日占領南京全城。李宗仁指揮的江左軍于2月中旬向皖西進軍，3月4日，孫傳芳部陳調元、王普等宣布易幟，加入國民革命軍，北伐軍不戰(zhàn)而得安慶等地，江左軍乘機推進到皖中，奪取了合肥、蚌埠及津浦線南段，截斷了敵軍的南北聯(lián)系，為東路軍和江右軍奪取滬寧創(chuàng)造了條件。
至此，北伐軍取得了東南戰(zhàn)場的勝利，不僅打垮了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奪取了華中、華東廣大地區(qū)，將革命勢力控制的區(qū)域從珠江流域推進到長江流域，還沉重打擊了奉系軍閥。
在這段時間的北伐中，白崇禧首先是作為蔣介石的參謀長，在蔣介石身邊出謀劃策，蔣介石有時也讓白崇禧獨立地完成作戰(zhàn)任務，如江西戰(zhàn)場上，他派白氏協(xié)助指揮第2軍圍攻南昌，協(xié)助李宗仁指揮贛北作戰(zhàn)以及擔負追擊退敵的任務。東南戰(zhàn)場開辟后，白崇禧終于獨當一面，出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挽救浙江前線的敗局。白氏不負蔣的使命，憑借其豐富的軍事作戰(zhàn)經(jīng)驗和敏銳的判斷力，在沒同東路軍主力會合的情況下，果斷地以少數(shù)兵力主動出擊，取得了浙江戰(zhàn)場的勝利。隨后在滬寧戰(zhàn)場上，力主率一部進攻滬杭線，配合主力攻略南京、上海。實踐證明，這個建議是正確的，可行的。這一切，使得白崇禧“小諸葛”的名頭更為響亮，白崇禧也從一隅的廣西將領成為全國聞名的北伐名將。
注釋
[1]蘇志榮等編：《白崇禧回憶錄》，第30—31，32，34—35，38，38，38，39，40，40—41頁。
[2]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頁。
[3]黃嘉謨編：《白崇禧將軍北伐史料》，第2，1，4—5，6—7，19—20，23，24，26，28—3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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