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已集

題辭

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復逍遙，

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

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以上的八句話，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夜里，編完那年那時為止的雜感集后，寫在末尾的，現(xiàn)在便取來作為一九二七年的雜感集的題辭。

魯迅校訖記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

黃花節(jié)的雜感

黃花節(jié)⁽²³⁰⁾將近了，必須做一點所謂文章。但對于這一個題目的文章，教我做起來，實在近于先前的在考場里“對空策”⁽²³¹⁾。因為，——說出來自己也慚愧，——黃花節(jié)這三個字，我自然明白它是什么意思的；然而戰(zhàn)死在黃花岡頭的戰(zhàn)士們呢，不但姓名，連人數(shù)也不知道。

為尋些材料，好發(fā)議論起見，只得查《辭源》。書里面有是有的，可不過是：

“黃花岡。地名，在廣東省城北門外白云山之麓。清宣統(tǒng)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黨數(shù)十人，攻襲督署，不成而死，叢葬于此?！?/p>

輕描淡寫，和我所知道的差不多，于我并不能有所裨益。

我又愿意知道一點十七年前的三月二十九日的情形，但一時也找不到目擊耳聞的耆老。從別的地方——如北京，南京，我的故鄉(xiāng)——的例子推想起來，當時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沒有什么意見，若干人當作酒后茶余的談助的罷。接著便將被人們忘卻。久受壓制的人們，被壓制時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樂，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里的。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卻特別，當時雖然失敗，十月就是武昌起義，第二年，中華民國便出現(xiàn)了。于是這些失敗的戰(zhàn)士，當時也就成為革命成功的先驅(qū)，悲壯劇剛要收場，又添上一個團圓劇的結束。這于我們是很可慶幸的，我想，在紀念黃花節(jié)的時候便可以看出。

我還沒有親自遇見過黃花節(jié)的紀念，因為久在北方。不過，中山先生的紀念日⁽²³²⁾卻遇見過了：在學校里，晚上來看演劇的特別多，連凳子也踏破了幾條，非常熱鬧。用這例子來推斷，那么，黃花節(jié)也一定該是極其熱鬧的罷。

當三月十二日那天的晚上，我在熱鬧場中，便深深地更感得革命家的偉大。我想，戀愛成功的時候，一個愛人死掉了，只能給生存的那一個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時候，革命家死掉了，卻能每年給生存的大家以熱鬧，甚而至于歡欣鼓舞。惟獨革命家，無論他生或死，都能給大家以幸福。同是愛，結果卻有這樣地不同，正無怪現(xiàn)在的青年，很有許多感到戀愛和革命的沖突的苦悶。

以上的所謂“革命成功”，是指暫時的事而言；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不過，中國經(jīng)了許多戰(zhàn)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yǎng)，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xù)培養(yǎng)的人們少，而賞玩，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我并非說，大家都須天天去痛哭流涕，以憑吊先烈的“在天之靈”，一年中有一天記起他們也就可以了。但就廣東的現(xiàn)在而論，我卻覺得大家對于節(jié)日的辦法，還須改良一點。黃花節(jié)很熱鬧，熱鬧一天自然也好；熱鬧得疲勞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覺。然而第二天，元氣恢復了，就該加工做一天自己該做的工作。這當然是勞苦的，但總比槍彈從致命的地方穿過去要好得遠；何況這也算是在培養(yǎng)幸福的花果，為著后來的人們呢。

三月二十四日夜

革命時代的文學——四月八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

今天要講幾句的話是就將這“革命時代的文學”算作題目。這學校是邀過我好幾次了，我總是推宕著沒有來。為什么呢？因為我想，諸君的所以來邀我，大約是因為我曾經(jīng)做過幾篇小說，是文學家，要從我這里聽文學。其實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經(jīng)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自然，因為自己的嗜好，文學書是也時常看看的，不過并無心得，能說出于諸君有用的東西來。加以這幾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經(jīng)驗，對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講的文學的議論，都漸漸的懷疑起來。那是開槍打殺學生的時候罷，文禁也嚴厲了，我想：文學文學，是最不中用的，沒有力量的人講的；有實力的人并不開口，就殺人，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寫幾個字，就要被殺；即使幸而不被殺，但天天吶喊，叫苦，鳴不平，而有實力的人仍然壓迫，虐待，殺戮，沒有方法對付他們，這文學于人們又有什么益處呢？

在自然界里也這樣，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結果，還是只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吃掉。文學家弄得好，做幾篇文章，也許能夠稱譽于當時，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虛名罷，——譬如一個烈士的追悼會開過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傳誦著誰的挽聯(lián)做得好：這實在是一件很穩(wěn)當?shù)馁I賣。

但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家，恐怕總喜歡說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系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于八股，在文學中并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所以，我想：革命，倒是與文章有關系的。革命時代的文學和平時的文學不同，革命來了，文學就變換色彩。但大革命可以變換文學的色彩，小革命卻不，因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變換文學的色彩。在此地是聽慣了“革命”了，江蘇浙江談到革命二字，聽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實“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和猴子是沒有大兩樣的，人類和猴子是表兄弟?！钡珵槭裁慈祟惓闪巳?，猴子終于是猴子呢？這就因為猴子不肯變化——它愛用四只腳走路。也許曾有一個猴子站起來，試用兩腳走路的罷，但許多猴子就說：“我們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許你站！”咬死了。它們不但不肯站起來，并且不肯講話，因為它守舊。人類就不然，他終于站起，講話，結果是他勝利了?，F(xiàn)在也還沒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

大革命與文學有什么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說：

（一）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于種種社會狀態(tài)，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于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于革命沒有什么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并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盡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吃起它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于叫苦和鳴不平。例如人們打官司，失敗的方面到了分發(fā)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道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經(jīng)了結了；所以叫苦鳴不平的文學等于喊冤，壓迫者對此倒覺得放心。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什么聲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yōu)榕稹Ｅ鸬奈膶W一出現(xiàn)，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jīng)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fā)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復仇。蘇俄革命將起時，即有些這類的文學。但也有例外，如波蘭，雖然早有復仇的文學⁽²³³⁾，然而他的恢復，是靠著歐洲大戰(zhàn)的。

（二）到了大革命的時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大家由呼喊而轉(zhuǎn)入行動，大家忙著革命，沒有閑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面包吃尚且來不及，那里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fā)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fā)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把擔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時代忙得很，同時又窮得很，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爭，非先行變換現(xiàn)代社會底狀態(tài)不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做文章；所以大革命時代的文學便只好暫歸沉寂了。

（三）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會底狀態(tài)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這時候就又產(chǎn)生文學。這時候底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贊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于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面對于舊制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面對于新的建設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吊舊社會的滅亡——挽歌——也是革命后會有的文學。有些的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我想，倒也無須加以這么大的罪名。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著舊思想舊東西；環(huán)境漸變，影響到他們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于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舍，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這種文學都是悲哀的調(diào)子，表示他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見新的建設勝利了，一方面看見舊的制度滅亡了，所以唱起挽歌來。但是懷舊，唱挽歌，就表示已經(jīng)革命了，如果沒有革命，舊人物正得勢，是不會唱挽歌的。

不過中國沒有這兩種文學——對舊制度挽歌，對新制度謳歌；因為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青黃不接，忙于革命的時候。不過舊文學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足見中國革命對于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于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挽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不但如此，并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工會參加游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中國社會沒有改變，所以沒有懷舊的哀詞，也沒有嶄新的進行曲，只在蘇俄卻已產(chǎn)生了這兩種文學。他們的舊文學家逃亡外國，所作的文學，多是吊亡挽舊的哀詞；新文學則正在努力向前走，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沒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們已經(jīng)離開怒吼時期而過渡到謳歌的時期了。贊美建設是革命進行以后的影響，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樣，現(xiàn)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來，大約是平民文學罷，因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果。

現(xiàn)在中國自然沒有平民文學，世界上也還沒有平民文學，所有的文學，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人看的；他們吃飽了，睡在躺椅上，捧著看。一個才子出門遇見一個佳人，兩個人很要好，有一個不才子從中搗亂，生出差遲來，但終于團圓了。這樣地看看，多么舒服。或者講上等人怎樣有趣和快樂，下等人怎樣可笑。前幾年《新青年》載過幾篇小說，描寫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學教授看了就不高興，因為他們不喜歡看這樣的下流人。如果詩歌描寫車夫，就是下流詩歌；一出戲里，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戲。他們的戲里的腳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狀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歡喜，他們看了也很歡喜，下等人沒奈何，也只好替他們一同歡喜歡喜。在現(xiàn)在，有人以平民——工人農(nóng)民——為材料，做小說做詩，我們也稱之為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說的。眼前的文人有些雖然窮，但總比工人農(nóng)民富足些，這才能有錢去讀書，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說的，其實不是；這不是真的平民小說。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現(xiàn)在也有人寫下來，以為是平民之音了，因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們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他們對于鄉(xiāng)下的紳士有田三千畝，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紳士們慣吟五言詩，七言詩；因此他們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這是就格律而言，還有構思取意，也是很陳腐的，不能稱是真正的平民文學。現(xiàn)在中國底小說和詩實在比不上別國，無可奈何，只好稱之曰文學；談不到革命時代的文學，更談不到平民文學?，F(xiàn)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nóng)民不解放，工人農(nóng)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nóng)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有些人說：“中國已有平民文學”，其實這是不對的。

諸君是實際的戰(zhàn)爭者，是革命的戰(zhàn)士，我以為現(xiàn)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的好。學文學對于戰(zhàn)爭，沒有益處，最好不過作一篇戰(zhàn)歌，或者寫得美的，便可于戰(zhàn)余休憩時看看，倒也有趣。要講得堂皇點，則譬如種柳樹，待到柳樹長大，濃陰蔽日，農(nóng)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樹底下吃飯，休息休息。中國現(xiàn)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zhàn)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于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余裕的產(chǎn)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滿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我呢，自然倒愿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我的演說只有這樣多，感謝諸君聽完的厚意！

讀書雜談——七月十六日在廣州知用中學講

因為知用中學的先生們希望我來演講一回，所以今天到這里和諸君相見。不過我也沒有什么東西可講。忽而想到學校是讀書的所在，就隨便談談讀書。是我個人的意見，姑且供諸君的參考，其實也算不得什么演講。

說到讀書，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書來讀就是了，但是并不這樣簡單。至少，就有兩種：一是職業(yè)的讀書，一是嗜好的讀書。所謂職業(yè)的讀書者，譬如學生因為升學，教員因為要講功課，不翻翻書，就有些危險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諸君之中一定有些這樣的經(jīng)驗，有的不喜歡算學，有的不喜歡博物⁽²³⁴⁾，然而不得不學，否則，不能畢業(yè)，不能升學，和將來的生計便有妨礙了。我自己也這樣，因為做教員，有時即非看不喜歡看的書不可，要不這樣，怕不久便會于飯碗有妨。我們習慣了，一說起讀書，就覺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實這樣的讀書，和木匠的磨斧頭，裁縫的理針線并沒有什么分別，并不見得高尚，有時還很苦痛，很可憐。你愛做的事，偏不給你做，你不愛做的，倒非做不可。這是由于職業(yè)和嗜好不能合一而來的。倘能夠大家去做愛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飯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現(xiàn)在的社會上還做不到，所以讀書的人們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強強的，帶著苦痛的為職業(yè)的讀書。

現(xiàn)在再講嗜好的讀書罷。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強，離開了利害關系的。——我想，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xù)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后還是打。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贏錢，而在有趣。牌有怎樣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聽得愛賭的人說，它妙在一張一張的摸起來，永遠變化無窮。我想，凡嗜好的讀書，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他在每一葉每一葉里，都得著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擴大精神，增加智識的，但這些倒都不計及，一計及，便等于意在贏錢的博徒了，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過我的意思，并非說諸君應該都退了學，去看自己喜歡看的書去，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也許終于不會到，至多，將來可以設法使人們對于非做不可的事發(fā)生較多的興味罷了。我現(xiàn)在是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只將課內(nèi)的書抱住。但請不要誤解，我并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該在抽屜里暗看《紅樓夢》之類；乃是說，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yè)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這樣子，對于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現(xiàn)在中國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人們大概以為自己所學的一門是最好，最妙，最要緊的學問，而別的都無用，都不足道的，弄這些不足道的東西的人，將來該當餓死。其實是，世界還沒有如此簡單，學問都各有用處，要定什么是頭等還很難。也幸而有各式各樣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學家，到處所講的不是“文學的分類”便是“詩之構造”，那倒反而無聊得很了。

不過以上所說的，是附帶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讀書，本人自然并不計及那些，就如游公園似的，隨隨便便去，因為隨隨便便，所以不吃力，因為不吃力，所以會覺得有趣。如果一本書拿到手，就滿心想道，“我在讀書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勞，因而減掉興味，或者變成苦事了。

我看現(xiàn)在的青年，為興味的讀書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樣的詢問。此刻就將我所想到的說一點，但是只限于文學方面，因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學和文章。甚至于已經(jīng)來動手做批評文章的，也免不了這毛病。其實粗粗的說，這是容易分別的。研究文章的歷史或理論的，是文學家，是學者；做做詩，或戲曲小說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時候所謂文人，此刻所謂創(chuàng)作家。創(chuàng)作家不妨毫不理會文學史或理論，文學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詩。然而中國社會上還很誤解，你做幾篇小說，便以為你一定懂得小說概論，做幾句新詩，就要你講詩之原理。我也嘗見想做小說的青年，先買小說法程和文學史來看。據(jù)我看來，是即使將這些書看爛了，和創(chuàng)作也沒有什么關系的。

事實上，現(xiàn)在有幾個做文章的人，有時也確去做教授。但這是因為中國創(chuàng)作不值錢，養(yǎng)不活自己的緣故。聽說美國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說，時價是二千美金；中國呢，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給大書鋪，每篇賣過二十元。當然要尋別的事，例如教書，講文學。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靜的，而創(chuàng)作須情感，至少總得發(fā)點熱，于是忽冷忽熱，弄得頭昏，——這也是職業(yè)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處。苦倒也罷了，結果還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證據(jù)，是試翻世界文學史，那里面的人，幾乎沒有兼做教授的。

還有一種壞處，是一做教員，未免有顧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暢所欲言。這或者有人要反駁：那么，你暢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這是事前的風涼話，一到有事，不知不覺地他也要從眾來攻擊的。而教授自身，縱使自以為怎樣放達，下意識里總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國，稱為“教授小說”的東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說好，至少，是總難免有令人發(fā)煩的炫學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學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詢問：要弄文學，應該看什么書？這實在是一個極難回答的問題。先前也曾有幾位先生給青年開過一大篇書目⁽²³⁵⁾。但從我看來，這是沒有什么用處的，因為我覺得那都是開書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書目。我以為倘要弄舊的呢，倒不如姑且靠著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去摸門徑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學，則自己先看看各種的小本子，如本間久雄的《新文學概論》⁽²³⁶⁾，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征》⁽²³⁷⁾，瓦浪斯基們的《蘇俄的文藝論戰(zhàn)》之類，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覽下去。因為文學的理論不像算學，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議論很紛歧。如第三種，便是俄國的兩派的爭論，——我附帶說一句，近來聽說連俄國的小說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見“俄”字就吃驚，其實蘇俄的新創(chuàng)作何嘗有人紹介，此刻譯出的幾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邊都已經(jīng)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藝作品呢，則先看幾種名家的選本，從中覺得誰的作品自己最愛看，然后再看這一個作者的專集，然后再從文學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詳細，就看一兩本這人的傳記，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專是請教別人，則各人的嗜好不同，總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說幾句關于批評的事?，F(xiàn)在因為出版物太多了，——其實有什么呢，而讀者因為不勝其紛紜，便渴望批評，于是批評家也便應運而起。批評這東西，對于讀者，至少對于和這批評家趣旨相近的讀者，是有用的。但中國現(xiàn)在，似乎應該暫作別論。往往有人誤以為批評家對于創(chuàng)作是操生殺之權，占文壇的最高位的，就忽而變成批評家；他的靈魂上掛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論不周密，便主張主觀，有時怕自己的觀察別人不看重，又主張客觀；有時說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時將校對者罵得一文不值。凡中國的批評文字，我總是越看越胡涂，如果當真，就要無路可走。印度人是早知道的，有一個很普通的比喻。他們說：一個老翁和一個孩子用一匹驢子馱著貨物去出賣，貨賣去了，孩子騎驢回來，老翁跟著走。但路人責備他了，說是不曉事，叫老年人徒步。他們便換了一個地位，而旁人又說老人忍心；老人忙將孩子抱到鞍鞒上，后來看見的人卻說他們殘酷；于是都下來，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們了，說他們是呆子，空著現(xiàn)成的驢子卻不騎。于是老人對孩子嘆息道，我們只剩了一個辦法了，是我們兩人抬著驢子走。無論讀，無論做，倘若旁征博訪，結果是往往會弄到抬驢子走的。

不過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評，不過說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書，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磩e的書也一樣，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觀察。倘只看書，便變成書廚，即使自己覺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實是已在逐漸硬化，逐漸死去了。我先前反對青年躲進研究室，也就是這意思，至今有些學者，還將這話算作我的一條罪狀哩。

聽說英國的培那特蕭（Bernard Shaw），有過這樣意思的話：世間最不行的是讀書者。因為他只能看別人的思想藝術，不用自己。這也就是勖本華爾（Schopenhauer）⁽²³⁸⁾之所謂腦子里給別人跑馬。較好的是思索者。因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還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觀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

這是的確的，實地經(jīng)驗總比看，聽，空想確鑿。我先前吃過干荔支，罐頭荔支，陳年荔支，并且由這些推想過新鮮的好荔支。這回吃過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廣東來吃就永不會知道。但我對于蕭的所說，還要加一點騎墻的議論。蕭是愛爾蘭人，立論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為假如從廣東鄉(xiāng)下找一個沒有歷練的人，叫他從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問他觀察所得，我恐怕是很有限的，因為他沒有練習過觀察力。所以要觀察，還是先要經(jīng)過思索和讀書。

總之，我的意思是很簡單的：我們自動的讀書，即嗜好的讀書，請教別人是大抵無用，只好先行泛覽，然后決擇而入于自己所愛的較專的一門或幾門；但專讀書也有弊病，所以必須和實社會接觸，使所讀的書活起來。

扣絲雜感

以下這些話，是因為見了《語絲》（一四七期）的《隨感錄》（二八）而寫的。

這半年來，凡我所看的期刊，除《北新》外，沒有一種完全的：《莽原》，《新生》，《沉鐘》。甚至于日本文的《斯文》，里面所講的都是漢學，末尾附有《西游記傳奇》，我想和演義來比較一下，所以很切用，但第二本即缺少，第四本起便杳然了。至于《語絲》，我所沒有收到的統(tǒng)共有六期，后來多從市上的書鋪里補得，惟有一二六和一四三終于買不到，至今還不知道內(nèi)容究竟是怎樣。

這些收不到的期刊，是遺失，還是沒收的呢？我以為兩者都有。沒收的地方，是北京，天津，還是上海，廣州呢？我以為大約也各處都有。至于沒收的緣故，那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所確切知道的，有這樣幾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過一期，不過這還可以說，因為里面有俄國作品的翻譯。那時只要一個“俄”字，已夠驚心動魄，自然無暇顧及時代和內(nèi)容。但韋叢蕪的《君山》⁽²³⁹⁾，也被扣留。這一本詩，不但說不到“赤”，并且也說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紀一樣，是“青”的，而竟被禁錮在郵局里。黎錦明先生早有來信，說送我《烈火集》⁽²⁴⁰⁾，一本是托書局寄的，怕他們忘記，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將半年，一本也沒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沒收了，因為火色既“赤”，而況又“烈”乎，當然通不過的。

《語絲》一三二期寄到我這里的時候是出版后約六星期，封皮上寫著兩個綠色大字道：“扣留”，另外還有檢查機關的印記和封條。打開看時，里面是《猓猓人的創(chuàng)世記》，《無題》，《寂寞札記》，《撒園荽》，《蘇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會犯禁。我便看《來函照登》，是講“情死”“情殺”的，不要緊，目下還不管這些事。只有《閑話拾遺》了。這一期特別少，共只兩條。一是講日本的，大約也還不至于犯禁。一是說來信告訴“清黨”的殘暴手段的，《語絲》此刻不想登。莫非因為這一條么？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這莫明其妙的根源，我以為在于檢查的人員。

中國近來一有事，首先就檢查郵電。這檢查的人員，有的是團長或區(qū)長，關于論文詩歌之類，我覺得我們不必和他多談。但即使是讀書人，其實還是一樣的說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謂革命的地方。直截痛快的革命訓練弄慣了，將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顧不及增加營養(yǎng)。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畫一個工人，手捏鐵鏟或鶴嘴鍬，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風順，算是好的?，F(xiàn)在是要畫一個少年軍人拿旗騎在馬上，里面“嚴辦！嚴辦！”這才庶幾免于罪戾。至于什么“諷刺”，“幽默”，“反語”，“閑談”等類，實在還是格不相入。從格不相入，而成為視之懵然，結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亂七八糟，誰也莫明其妙。

還有一層，是終日檢查刊物，不久就會頭昏眼花，于是討厭，于是生氣，于是覺得刊物大抵可惡——尤其是不容易了然的——而非嚴辦不可。我記得書籍不切邊，我也是作俑者之一，當時實在是沒有什么惡意的。后來看見方傳宗先生的通信（見本《絲》一二九），竟說得要毛邊裝訂的人有如此可惡⁽²⁴¹⁾，不覺滿肚子冤屈。但仔細一想，方先生似乎是圖書館員，那么，要他老是裁那并不感到興趣的毛邊書，終于不免生氣而大罵毛邊黨，正是毫不足怪的事。檢查員也同此例，久而久之，就要發(fā)火，開初或者看得詳細點，但后來總不免《烈火集》也可怕，《君山》也可疑，——只剩了一條最穩(wěn)當?shù)穆罚嚎哿簟?/p>

兩個月前罷，看見報上記著某郵局因為扣下的刊物太多，無處存放了，一律焚毀。我那時實在感到心痛，仿佛內(nèi)中很有幾本是我的東西似的。嗚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游記傳奇》呵。我的……。

附帶還要說幾句關于毛邊的牢騷。我先前在北京參與印書的時候，自己暗暗地定下了三樣無關緊要的小改革，來試一試。一，是首頁的書名和著者的題字，打破對稱式；二，是每篇的第一行之前，留下幾行空白；三，就是毛邊?，F(xiàn)在的結果，第一件已經(jīng)有恢復香爐燭臺式的了；第二件有時無論怎樣叮囑，而臨印的時候，工人終于將第一行的字移到紙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你無可挽救；第三件被攻擊最早，不久我便有條件的降伏了。與李老板⁽²⁴²⁾約：別的不管，只是我的譯著，必須堅持毛邊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給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還確是毛邊。不過在書鋪里，我卻發(fā)見了毫無“毛”氣，四面光滑的《彷徨》之類。歸根結蒂，他們都將徹底的勝利。所以說我想改革社會，或者和改革社會有關，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頭瘟腦，躺在板床上吸煙卷——彩鳳牌——了。